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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中世界与中国大势是什么论文

发布时间:2024-09-05 17:25:43

百年大变局中世界与中国大势是什么论文

咸丰帝“任贤擢才,洞观肆应”,在面对太平天国运动与“三千年未有之政局”的内忧外患中,咸丰指挥若定,重用汉族大臣曾国藩人等组织团练来对付太平天国,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提拔行事果断的肃顺,并支持肃顺等人在朝政上推行的改革。为后来的同光中兴打下良好基础。但也因为采纳肃顺对英法两国强硬的做法,导致引发英法联军之役。

下面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杨院长从百年大变局的世界政治的角度为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杨光斌:各位早上好!很荣幸参加这样的活动。刚开完全国政协会,现在政协的读书活动,每个委员会大概读两三本书,其中《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阅读书,另外一本是《时间简史》,拟邀请张蕴岭老师和我给他们做读书分享。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我的题目是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政治。我想谈一下全球化的浪潮与退潮。世界政治这个概念怎么来理解?在科学技术发明到一定程度之前,“世界”是不存在的,都是各国、最多是地区,某种力量包括科技和资本把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才有了世界,进而导致世界政治。我们一般理解的世界政治或者全球化的推动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其次是资本的力量。这两股力量推动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向前,从大航海到蒸汽机的发明再到飞机和互联网,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的扩张,从欧洲到全世界,这些东西大家都明白。我想谈什么?当技术和资本成为全世界推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少数国家赢了,大多数国家输了,他们为什么赢他们为什么输?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我称之为政治思潮,这是理解全球化或者世界政治一个重要的研究单元或者变量。当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完成以后,大概到1875年在全球实现了资本主义化,那么英国首先开始倡导“光荣帝国”,从此以后世界开始掀起了帝国主义热,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争夺导致的一战,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帝国主义政治思潮引起的。关于帝国主义,现在国内谈得比较少,但是事实上它一直是影响世界政治最大的一种变量。8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替代了帝国主义理论。我们研究世界政治或者西方思想史都知道,最开始很多学者和思想家都是鼓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他们那儿就是其他民族不行,其他民族应该被统治,典型的白人优越论。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观点让位文化优越论。文化优越论是什么?这就是鼓吹韦伯鼓吹的新教伦理的优越性,其他文化都是劣质的。我觉得很难理解的是,到现在我们还把这样的书,就是文化优越论的当作经典必读推荐给大学生,这可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作品。这是第二波的帝国主义,第三波就是制度优越论,就是历史终结了,全世界都是美式的道路,这是历史的终点,大家都知道。关于帝国主义政治思潮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其结果是一战、二战。第二个就是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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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百年大变局与中国外交论文

我觉得这次疫情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疫情面前,我国展现了大国风范,全国人民同舟共济,鼎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觉得这个也是题写了我国的中国精神。 也说明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全是这应该是命运共同体。

当今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利益输送核心,大力巩固金砖国家外交。事实上形成了又一个集团有效的抗衡了北约,欧盟的垄断发出了中国自己的声音。弱国无外交,我们经济上的繁荣代表了我们国力的强盛!

发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

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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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形势与我国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论文,嗯,他是很应该是一种很端正的态度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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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推动事物发展。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相反相成”,而且表现为“相辅相成”。矛盾同一性所要求的统一体的稳定状态,是事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和谐是我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和谐是人类永恒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同一,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事物的发展。在矛盾推动事物发展中,同一性和斗争性各有其作用。其中,矛盾同一性所要求的统一体的稳定状态,是事物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促进事物发展、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我国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是自觉利用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作用的具体体现。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说明,事物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相反相成”,而且表现为“相辅相成”。这在方法论上的根本要求,就不是强调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使自身获得发展这一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是强调用缓和、化解矛盾的方法解决问题,努力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点,求同存异,兼顾各方利益,以达到互利共赢。 一、和谐是我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原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 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我国社会发展。 1、运用矛盾同一性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民主革命的胜利 运用矛盾同一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一切困难,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P60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团结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政治联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反封建的民主统一战线,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国民党的大一统,形成了工农民主的民主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最广泛的,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其他中间力量、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运用同一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使我们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而建立了新中国。 2、运用矛盾同一性实行以人为本,保持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的变革,不仅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且也带来了利益要求的复杂化。特别是由于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譬如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事业滞后问题等相继出现或加重,已经对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同的负面效应。运用矛盾同一性,坚持“以民为本”,从广大群众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一共性出发,关注弱势群体,解决三农问题,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改善就业环境,解决困难群体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逐步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权益,帮助落后的部门,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要,使每个公民在履行社会义务和责任时,享有法定的权益、合理的收益、均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待遇,调动每个社会成员、每个部门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使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党的一系列亲民、爱民、帮民的人性化政策,深得人心,一种五十六个民族心连心的大团结的局面日益加强,使人震憾。 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无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精神文明的进步,都是依靠人(但绝不仅仅是单个的人)来实现的。只有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们才能心情愉快,干劲十足,才能形成合力,也才能不断发挥创造能力,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和谐,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甚至发生持续不断的矛盾、冲突,人们就会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应付这些矛盾或冲突上,哪还有心情做好工作、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只靠少数人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形成全体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展其才、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又和谐相处于一个大家庭中的局面。 3、运用矛盾同一性锚定“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为我国取得了社会快速发展的和平外部环境 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外交上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和谐世界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和而不同”。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文化、种族之间和谐相处。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身的发展模式,不能“同而不和”,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将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和社会文明强加在别的民族和强行移植到不同社会中去。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保持全球社会、政治和文明形态之多样性,要承认和接受世界多极化,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继续遵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借鉴,相互包容,使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第二,通过对话求安全、通过合作谋发展。武力不能建立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和平。无论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带来的都只是灾难。人类只有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追求幸福生活。不同文化、地域、民族与国家之间应进行对话和加深理解,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纷争,通过合作与发展缩小差距、隔阂,求同存异。2005年中国与美国、欧盟关于纺织品的争端最终得以解决就是一个例证;第三,执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我们与俄罗斯、越南解决了边境纠纷问题,建议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南亚国家与我国联合勘察、开发中国南海的石油并已进入了实质性的行动,我们与东盟十国结成了战略伙伴,与非洲四十余国成了兄弟。地理位置虽然相距遥远,但已成了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和谐世界初露端倪,令人振奋;第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第五,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各国应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经济全球化,消除贫困,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努力缓解发展不平衡问题;积极推进区域和国家经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维护经济安全;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使所有国家都从中受益。 二、和谐是人类永恒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的科学理论认为,一个系统只有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能维持自己的有序性,增加“负熵流”,促使系统向更有序的方向演化。如果系统不与环境交流,处于封闭状态,系统内部的“熵”就会增大,系统就会无序化。 1、国与国的和谐相处,是各国求发展、谋和平之必需 从各国的发展来看,每个国家都必须对外开放,相互利用。邓小平一再提出,封闭必然导致停滞、落后,“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一国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双方利益仍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或交叉性,完全可以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相互利用对方的优势发展、完善自己。经济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优势等有利的方面,加快发展。 国与国之间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肯定会产生矛盾。但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和平模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的和最基本的模式。从1928年的《巴黎非战公约》开始,现代国际法逐步地、同时也是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这样一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一律处于平等的地位,平等地享受国际权利和承担国际义务,如果遇到争端,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禁止任何国家将争端诉诸战争或违背《联合国宪章》规定非法使用武力。世界和平是世界和谐的前提。只有世界各国都安宁了,然后加快经济与社会建设,和谐、幸福也就随之而至了! 因此,不同的国家、民族、人种,只有互视对方为地球村的村民,从大局出发,“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互相帮助、互相支持,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世代友好相处,才会维持世界的长久和平,共同消灭贫穷,使整个世界变成和谐的世界,人们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其乐融融。有政治家认为,这可能是真正消除恐怖主义的途径。 2、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之必需 首先,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2](P167-168)人的存在首要的就是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而不管是哪一个方面,都得依靠自然界。如人类食物的90%来自自然界中的20多种动植物,人类呼吸的空气、喝的水等是自然界给予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生产的对象来源最初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资源,人类的生产空间也是自然界提供的。因此,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P95) 其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自然界才能得以持续发展,人类社会也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前提。 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只有一个适宜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但今天的人类社会发展时期,正是物种灭绝的高峰期,物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界死亡的100-1000倍,一个物种消灭之后,就永远不能恢复了,它还导致邻近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3](P110)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能不作用于自然界,但是要想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在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考虑自然界的持续发展问题。因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必须以自然界持续不断地供应物质资源为基础。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时,自然界就能持续不断地向人类提供各种资源,人类的生产就能持续不断地进行,社会的持续发展也才有可能。如果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不和谐相处,在短时间内从自然界过量获取各种资源或者不顾后果的破坏自然,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或再生产的能力,自然界就不再能够提供丰富的资源,人类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无法进行,社会的持续发展就会受阻甚至不可能。所以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要意识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积极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化的是人,扭转人与自然紧张趋势的也只能是人。人们曾认为“人定胜天”,自然界完全受人类的支配,因此亳无顾虑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规模无序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对大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结果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如土地沙化、河流断流,沙尘暴频繁发生,这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4](P304-305)今天,我们已经无法为自己的为所欲为而沾沾自喜了,人类已清醒的认识到人在自然界面前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破坏自然原有的平衡状态时,一定要保护好自然,使自然恢复平衡;二要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用科学的认识指导我们的行动,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人类再也不能胡乱行动、不遵循自然规律。恩格斯说过:“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P305)自然界的很多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能再生的,一旦用完,人类就无法继续开发了,即使是可再生的资源,多数都需要有一个很长的恢复时期。所以,人类不能把自然作为任人宰割的对象,一定要把自己的行为控制在自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三是人类已经对自然造成了太多的破坏,单靠自然的自我恢复是很难的,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手段,科学地恢复自然。十多年前,1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呼吁:“人与自然正处于迎头相撞的险境,人类的活动为环境和资源带来无可逆转的伤害——人类必须彻底改变管理地球与生命的方式;才能逃过未来的苦难。”[5]总之,各种和谐的实现,有赖于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同一性的运用,有了人、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的每个系统才能得到良性发展,进而促进其他系统的良性发展。 和谐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矛盾同一性推动我国的持续发展、推动人类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落实科学发展观20题》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转引自曾迎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 .科学中国人

论文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

百年大变局中世界与中国的大大事当然是实事论文。

咸丰帝“任贤擢才,洞观肆应”,在面对太平天国运动与“三千年未有之政局”的内忧外患中,咸丰指挥若定,重用汉族大臣曾国藩人等组织团练来对付太平天国,咸丰帝颇思除弊求治,提拔行事果断的肃顺,并支持肃顺等人在朝政上推行的改革。为后来的同光中兴打下良好基础。但也因为采纳肃顺对英法两国强硬的做法,导致引发英法联军之役。

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演变给中国带来的不是机遇,而是挑战,因为中国站的位置已经是比较高了,随着国际秩序的崩坏,中国从全球化获得的好处将一去不返,以后更加靠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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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巨大变迁和国内治理出现综合难度的重大判断。1、首先,“大变局”是对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迁的重大判断。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老牌强国云集的欧洲已陷入老龄化深渊,社会结构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与中东涌入的数百万难民的冲击,经济增长长期乏力,领人类启蒙运动与工业现代化之先的欧洲日益成为暮气之地,甚至被称为人类“博物馆”。美国也不再是18世纪末《独立宣言》发表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美国出现式微之势。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会在2035年前后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等方式,试图力挽美国霸权之颓势。同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国际社会的行为体现出“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2、其次,“大变局”也是对国内治理出现综合难度的重大判断。互联网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出现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与即时化的管理挑战。中国数千年来一以贯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会结构面临冲击,数字化时代的信息拥有人与流量占有者逐渐取代职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一个新标尺。互联网使得均衡发展的迫切性急剧增加,但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面前却暴露无遗,节约型社会的创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对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极高,甚至是对数百年来发展哲学理念的突破。中国目前面对着颇大的贫富差距,全面消除贫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过的“奇迹般”任务。与此同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中国是否能够持续保持从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大国”纪录,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考验。3、最后,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反映在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注意事项:1、对于日本而言,中国的崛起使得日本自1968年以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终结,也改变了近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中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带来了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导致了日本对中国认知的变化,日本开始视中国为竞争对手。2、对于欧洲而言,欧洲在经历了几次格局变迁之后,对于自身实力地位和发展目标有了清晰的认知,对待中国崛起也比美国和日本更加坦然和务实。所以,欧洲一方面会跟随美国和日本压制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也会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这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顾美国劝阻而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中国倡导的绿色、和谐、发展、繁荣、共享等理念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称赞。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会成为全球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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