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怎么写的

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怎么写的

多年来不断地品味着《西游记》， 认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性格的某些要素，应当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究出这部巨著的核心思想来，尤其重要的是找出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作者吴承恩的主导思想以及心态意识。本文力争写出笔者更深入更逼近的认识：《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创作意识或者心态，是中国人特有的流氓无赖意识。而孙悟空则是一个典型形象--中国人争取个性自由的、野性未泯的、不规范、不科学、无明晰目标的流氓无赖意识所主导的象征形象。这里还需要分辨一下主导思想和主题思想。在笔者看来，《西游记》的主题意蕴是:追求超越、自由、自尊的人生大道及不能实现这种追求的迷惘。这种主题意蕴是作者主导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但这一表现与主导思想比较起来就单纯得多。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及其表现在作品中的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思想意识。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必然的做法是首先要作几部古典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依笔者浅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是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其主题意蕴则是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红楼梦》的这一思想核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高峰的思想认识水平，建立在对写作当时所有社会思想进行深刻总结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的结晶。从书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至于其它一些思想文化知识，更有不同程度的吸收，说明了作者文化根底的浑厚广博。然而，从这一思想核心自身来看，它的新颖进步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但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而且可以说是人类自古就有并且只有人类才有的对于自由的超越性追求意识的突出表现。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符合人类整体进步的思想主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可以称为"人学"。《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是尊刘抑曹以及天道循环的维护正统的儒家学说，可以称为"政学"。它的主题意蕴与主导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一治一乱的天道循环中维护正统王朝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水浒传》的主导思想是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教化的"灭心中贼&q uot;的封建伦理观念，可以称为"地学"。它的主题意蕴是：教化人民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还要坚持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而《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似乎偏向于道教的自由自在，可以称为"天学"。但是，笔者在思想深处却又不能这样简单地认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笔者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属于道学--从各种思想学派比较来看是中国人真正的思想根源。当然，这本书确实具有道学道教思想的极大因素。 一是孙悟空的本领是从道学道教得来的道术。孙悟空遍寻学问，四方求学，最后是在道家那里得到了真本领。二是《西游记》存在着道学的思想观念，例如灭人欲、存天理等。主人公孙猴子根本不像猪八戒那样要一个异性作押寨夫人，或者追求一种爱情。三是对于天宫的封建意识即儒家维护的那种秩序和佛教宣传的那一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却又无法选择以致于无可奈何地认可，然而此书没有怎么非议嘲笑道教本体－－尽管有对于假道学、真魔怪的揭发和斗争。四是以道教的术语及认识作为全书的基本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孙悟空有十万八千根毫毛，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如意金箍棒有十万八千斤等。不过，深入研读就可以发现，本书对道学仅仅是一种尊重和借用，而且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犹如对待佛教如来的神权统治和玉皇大帝的王权统治。道学虽然对个体生命及其发展抱有一定的慈悯之心，但是道学师傅却又宣布和徒弟孙悟空断绝关系，警告徒弟如果暴露师傅的名字就将给予毁灭性的无情惩罚。因而，孙悟空与道学的绝决是明显的。他和道学再无联系，更谈不上发展传播。所学也只是道学的皮毛之术，而不是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他的行为本质不是道学提倡的任其自然的无为而为的行为。即使是孙悟空所学的道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护秩序的正统道教。中国宗法意识的大而化之的真正的原始道学，是民间的、隐藏的，由孙悟空的师傅、又如鬼谷子等修养极深的学问家所传袭。而且，他们是超然隐遁、威严无情、广大无边的。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农村学子的态度很可探究。他们对各种关系如现实政治以及外国关系的处理，与老君的官方招安的道教不同。官方道教一点也不排斥肉欲在内的物欲，精研房中术。官方道学维护传统秩序，协助镇压动乱造反的社会势力，协调各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不是像孙悟空的师傅那样明知故犯地教练出一个破坏秩序的大闹天宫的动乱因子。更何况，孙悟空改换门庭，最终公开地投到了佛教的门下，拜唐僧为师，这就离道学道教更远了。那么，能不能从孙悟空最终皈依佛教这一点就说明此书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呢？不能。佛教思维和神通的广大，是孙悟空所无可奈何地承认的，但是他--折射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并不服膺佛教。佛教的严格等级制度，是孙悟空非常厌恶的。他进行了傲慢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接对准最高佛祖如来及其帮手观世音菩萨。佛教唯利是图、维护王权的虚伪本质，书中也进行了犀利的揭发。尽管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险途，管理经文的佛门弟子竟然还要索贿，而最高佛祖还以历史上的传教事例来包庇纵容。再从本性上说，孙悟空不习惯这种制度的束缚，念念不忘的是花果山野的山大王以及农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时已经不再存在反抗王权的思想意识了）。孙悟空存在着回归山野的农民田园意识。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只是不得已而在各种强大压力下皈依佛教而已。作者的思想意识正是如此。由政治的实践的抗争失败无奈之下转向了思想意识上深层的不满。一个圈子兜转回来，思想和生命已经趋向消极。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这样的。?非儒，非佛，非道，那么也许是个别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个人主义（无人性的人欲的平等的）吗？非也。个人主义，是建立在人的生理欲望的基础上的。而孙悟空则非常奇特，尽管似乎深明大理，理解他人私生活，却毫不以男女情爱为念。他云游四海，从来不想追求那种古今中外都有的异性爱。他模糊地存在一个念头，像猴子一样依样学人，只想钻进一个热闹去处。天宫在他看来便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并在那里像花果山一样称为大王。与该书同时产生的明代几部文学著作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相比，孙悟空这个形象没有那种情性、那种凡俗。倒是有一种小集体即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族所特有的高高在上、庇护属下的仁爱，可谓盗亦有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在做主导呢？《西游记》的主导思想《西游记》究竟以一种什么思想意识来作为主导呢？ 答曰：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一种中国早就存在的、被道儒法等思想流派所掩盖的流氓无赖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在作者笔下有意无意地折射了出来。首先， 孙悟空的奋斗一生是追求传统的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然而终于被压抑和扭曲的一生，这是自古以来大多数农村痞子的人生历程，还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孙悟空靠着泼皮胆量坐上了宗法自然村的家长地位。接着，他依靠求学得来的道家的一些法术，要钻进最高统治阶层中去，结果只是被愚弄蒙骗，当上了喂养马匹的最下层科员。得知真相后，他怒不可遏，反下天庭，又靠着法术，争上了看似较高但却没有实权的政治协商委员式的政治地位，号称"齐天大圣"。但"大圣"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传统规范世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最后，由统治秩序的精神教育文化维护集团－－佛教招为"保安处长"，取得"斗战胜佛"的职称。孙悟空不但到头来仍然不是统治的最上层，而且没有了一开始追求的那种无压抑的最高尊严，陷入一种如戴紧箍咒一样心态的等级秩序的黑洞中去。经过五百年漫长无望的重压，为了生活处境的改变--主要也出于现实中的孤独无助和思想上的悲观失望，竟然完全不顾自尊地归降了佛教师傅。这是职业性出路的投师，而不是自然本性的投师，更不是理想追求的投师。困境即降，没有什么主义可以坚持，不是流氓无赖意识是什么。中国人自两晋以来的思想轨迹不正是这样吗？！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下，恶性封闭式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国人产生不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萌芽，找不到思想和现实的出路，只好皈依了广大无边的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传播开来。但是，汉代封建大一统社会崩溃以后的几百年动乱分裂，使得中国人更多地接受了佛教，到了唐代就几乎成了国教。孙悟空不过是历史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而已。《西游记》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数量中国人的生长史、闯荡史。他们以政治自由为其明显目的，以出国为其终点，不甘心而又甘心地沉沦下去。而在近几百年来，这一部分人"政路"不通即成教民，投西方去也，在外国得寄终身而又失去本身或大道。不断地受到歧视和欺骗，不停地怀疑、批评和嘲笑，但还是屈膝投降外来势力（只是对本国的政治对手没有服软）。而外来的佛教等宗教强大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教化"即夺心的，就像压迫孙悟空的五指山一样，对中国政府则采取了威压下进行扶植的态度。知识分子中于是产生了真诚信服的"愚氓"唐僧，当然也有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像《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保持着高超姿态，怀疑、讽刺、叹服、探讨和吸收都兼而有之。而孙悟空则是只有一些谋生之术、不肯信服但被威服的一般社会下层人员。他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这个有着中小学文化程度和精练术数的乡村野小子，闯荡一生，最终没有实现自己朦胧的目标，没有逃脱缺少正确人生和社会理想思想主导因而投向西来宗教的命运。其次，孙悟空正和真正的流氓无赖一样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人所具有的社会性难不倒他，在小集体中他占据了王位。自然规律也难不倒他。他学会了高深的法术，在闫王殿中大展威风，勾去生死薄中的阳寿限制。对等级制度的反叛只是为了自己不可一世的自傲而不是大同或者理想社会的实现。他大闹天宫，叫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对佛教祖师，冷嘲热讽。对政治秩序蛮横地不服和蔑视，企图取而代之却不照这种统治的路子来。他对佛教采取了从实用角度的利用，同时又怀疑和嘲讽。参加取经队伍纯粹为了自身的"劳改""正果"。估计他在成佛后也不会丢失昔日在天宫中的散漫本性和浪荡作风。再次，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出自于人性的本能。佛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经常发泄并主宰着行为：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总是显得超人一等、逞强霸蛮的街头痞子孙悟空是这样，有猴气、猴性、野性的大人物也是这样。这种本能中的流氓无赖意识，是小气狭隘的、阴狠短见的，但同时又建立在追求人在世界上的无限自由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基础上。当然，这种本能所主宰的意识应在超我理性的辩证统一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最终被更高理想的人生目标所支配。看来，孙悟空远远没有达到如此"成佛"阶段。最后，与上述相联，流氓无赖意识是没有明确的最终目的的，只是追求最高统治地位－－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纯粹本性上的个人出人头地的一种本能要求而已。一味破坏的流氓无赖意识不是切切实实的战略战术。孙悟空空有夺取最高权力的叫嚷和蠢动，却没有按照封建正统的等级制的道路夺天下的理性及行为。他不以道为己任而以术为本，重术不重道，不以道对万物。流氓无赖正是这样的，他们是"道"所无法控制的混乱因子，对世界只破不立，对所学所宗只有皮毛之见，猴屁股一样坐不下来进行切实研究，更无创建，无修行。五百年的囚禁中，也只是图一个解脱，满足不甘寂寞的虚荣心。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流氓无赖意识。即是说，作者吴承恩是带着也许自己都没有确认的流氓无赖意识进行创作的。不过，要在这里多说一句。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在笔者的笔下并不是纯粹的贬意。如果进一步说的话，它的根源是生命本能意识；它是生命本能意识在社会历史上不断表现和积累而成的一种国民性以及人性。这就是下面所说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基础，有着广大的社会群体基础和绵绵不绝的思想基础，同时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心态思想和生命状态及其人生历程。从孙悟空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都存在的特定组成部分--流氓无产阶级。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特性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有所分析。该文特别对"流民无产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其实主要是流氓知识阶级）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其实一切新社会的创立者都是一样的，都利用这个阶级的革命性，而警惕和制约其破坏性。孙悟空正是流氓无赖意识的集中表现，是中国社会历史特定阶层阶级的象征。首先，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一是专心钻研政治并从事政治、不事生产、不搞生产力研究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教育越多越动乱的中国教育公式）。百家争鸣，都要游学，游士们都以说服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为唯一人生目的。很少人以研究中国社会实质上的突变为人生奋斗目的。孟尝君养士三千，看来只是对现实政治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世民喜欢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是以社会稳定即李唐王朝永保统治权为目的的。一到科举实行的时候，普天下便有秩序地游走着这种考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或者争夺者都要争取这部分"斗争性极强"、生命力旺盛的人。他们或者帮助宦官外戚，或者帮助军阀，或者自成军阀夺天下。夺得最高地位的刘邦（管理知识分子）的流氓意识，非常值得研究但却一直被忽视其代表性。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霸道和王道及相互结合，都从流氓无赖意识中产生。自汉代以后的所谓儒教人物，在《儒林外史》可以看到集中反映：口是心非，满嘴里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行为低贱阴恶，－－全都属于流氓无赖心态。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候"的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在《水浒传》中，高俅和宋江目的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遇和能力的不同罢了。贫民之子李逵一旦长成便苦尽甘来，凭着流氓无赖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即靠威压众人过活，到了夺取权力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地滥杀一气，终于争到了"不事生产（刘邦语）"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事生产者"，是"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无情倾轧，是对"事生产者"的剥削、迫害或残害，即吃人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分子，以政治为最高目的，四处流浪，寻找门径。也有人因为爬不上去而只能从事艺术创作，成就了文化事业，反映和表现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吴承恩就是这样。应该说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需要这种人，就连人类社会也需要这种极为活跃的因子。不少英雄人物也有这样的游民出身和生存经历，夏禹便是如此。?二是由于不搞计划生育而不断地循环地产生的流民流寇。历代农民，在封建家族观念支配下盲目地大量生育，社会也没有任何限制，往往在一个王朝初期还极力鼓励生育。于是，很快就以几何倍数地惊人数目涌现了富余闲散人员，大大超出了生产能力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加上，政治混乱，土地本来就日益见少而又无法限制土地兼并。失业者越来越多。这些人成为市井流氓，或者散兵游勇。阿q便是这样的可怜的人。于是，结成宗教式谋生团体如帮会势力。终至于啸聚山林，再遇到天灾人祸的导火索，正好燃起熊熊大火。历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恶性症状所促成的。整个社会于是停滞不前，待到战争及动荡削减了人口，降低了原有矛盾的刺激性，社会便在新王朝的统治下休养生息，进入又一轮生育--膨胀--危机--战争--安定的怪圈。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人数达到一定倍率时，社会就要动乱。三国时期，五千万人被战争夺走三千万生命。而到了封建统治最为完善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一下子达到了四亿。社会时时处处都像坐在火山口上。他们的生存意识和斗争意识达到极限。太平天国便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可以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一无所有也就无所畏惧，这就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能够造成社会结构的崩溃。孙悟空存在着这些人的特性。接着，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思想根源。第一层次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的内容。简要地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起源于人的本能意识，继之明显地起源于中国道家及百家学说，然而从实践来看应该说起源于民间和历史所有的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孙悟空的历程，同样可以说是人生历程的象征。孙悟空具有人的本性。少年时对人生的目的产生了迷茫，纯粹为了感官的乐趣而游玩。青年时人生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但也从鲜活走向僵化。上升交游，四方求学，打破死限，醉生梦死，扯旗造反，失败坐牢，悔过求经，终于从思想上接受"招安"，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行为、思想和追求，从此做了护法的"保卫处长"。几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历程，从怀有一种大而迷茫的志向到最后几乎都失落，最终在现实中被理性化地泯灭。生命就是痛苦，最痛苦的是人生最终价值破灭的痛苦！孙悟空所接受的理性化的道家思想，在其发展中曾经蜕变为墨家和武侠，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纵横天下，替天行道，为所欲为。孙悟空何尝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有这种思想意识。生存的艰辛使得国人如此短视和低贱。活下去，是最大的真理。就连作者心态也是这样的。作者只有经历了失落、迷茫、不平、空虚的追求历程，深明中国社会的思想真谛，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揭示 《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现实意义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根深柢固，绵延不绝，遍及九州，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到处充斥着流氓无赖意识。管理人民的官场，贿赂贪污比比皆是。而下层社会，盗窃抢劫令治安成为司空见惯的最大问题。生意场上，欺诈赖账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流氓无赖意识为主导来行事的人是不讲什么人格、精神的。他们不怕人看轻，品格低劣下贱，心地阴恶狠毒。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却深得奸诈的真传，满口里是仁义道德，无情地指责攻击他人。自古以来的中国普通人就缺少一种"君子"的风度和心胸。就连文学艺术中也在盛行"痞子小说"（尽管作者会是在一种过激心态下说的反话，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骂街确实风行全国，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要指斥和打击他人而不是宽容他人）。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和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精神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尽管也在发生着渐变。如此说来，流氓无赖意识正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点的变革上，以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文学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希望国人树立新的国民性。文学应当改造中国人心底处深藏的流氓无赖意识--"流氓鬼"。不能让这种低级生命存在的需要和阶段就像精神胜利法一样的流行精神病再来操纵中国人的灵魂。文学应该让中国人树立一种新的人生意识，那就是传统早就有过而被长期封建专制所压抑和扭曲的民族魂：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克己奉公，包容博大。让新的中华大道树立起来，这就是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利用现代民主政治为平等个性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条件；利用高科技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人们建立"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生活基础。既有社会正当约束的认可如计划生育政策，又有个体创造的极限发展。像孙悟空那样的盲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西游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通篇塑造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由此，笔者希望产生新的中华大道所主导的孙悟空形象。《西游记》这样一部哲理小说，作为中国人漫长发展过程中一段思想意识历程的记录，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1、滚滚长江水，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三国演义》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罗贯中。该书艺术地为人们描绘了三国时期的历史画卷。从东汉末年宦官之祸到黄巾军起义失败，直到魏蜀吴三国鼎立，终于西晋灭吴，统一中国，共约90年的烽火岁月，大体上分为军阀混战、封建兼并、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四个阶段。 《三国演义》之所以流芳百世，千古传诵，主要有赖于精彩惨烈的战争场面描写和对主要历史人物的个性刻画和他们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分析。例如：官渡之战，此战发生在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势之前，曹操不仅兵力少，且南面有荆州刘表，江东孙策与他为敌处于不利位置。但曹操客观地分析了局势（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威少，兵多而化分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决定以自己所能集中的近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元200年，袁、曹两军在官渡作战。在这场战斗中，曹操善于捕捉战机，能够跟据战场姿态的发展灵活地变换战术，以正兵抵挡袁军的进攻，以奇兵袭击袁军的屯粮库（乌巢），烧毁了袁军的全部粮草，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最后击败了袁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其间各人性格展现的淋淋尽致，战场画面的描述也可圈可点，不失为精典。 《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其中有不少不属实的记载，什么诸葛亮火烧博望、新野；关羽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美人计还有许多历史冤案：周瑜，“性度恢阔”、“曲有误、周郎顾”，与《三国演义》中周瑜完全相反；鲁肃本是一代英雄，结果被说成胆小怕事，唯唯诺诺。曹操…… 在我还未看《三国志》前，常为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沉吟良久，并为关公华容放曹、败走麦城而捶胸顿足，还对在彝陵火烧连营大败刘备的陆逊恨之入骨。先在回想，儿时美好的回忆被真实打碎，失望、后悔、伤心最后脸红。 而今吾已长大，理智少许，当我爱上“是非成败，转头空”后不再为得失而叹息。分久必和，和久必分。我开始钻研每一场战役的天时、地利、人和与人物间复杂的关系。于是我了解到了让国家强大不应只靠武力。在政治上，应联和其它势力，互相帮助。而对内在经济上应跟据民情收税，兴立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正所谓修内而安外。待时机成熟，再一鼓作气，完成霸业。这说起来很轻松，但要实施并完成，需要大家的不懈努力，并非易事。 其实每个人也是如此，故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行，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还46天就开学了，这个班里个个都是高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可不学，当效吴下阿蒙。2、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1万骑兵，以黎阳为大本营；命令颜良为先锋，渡河进攻白马。曹操用荀攸之计，扬言渡河抄袭袁绍后路，袁绍命令颜良分兵一半到延津阻击曹操渡河；曹操命令于禁固守延津，以张辽、关羽为先锋，自己亲自领主力直扑白马，与东郡太守刘延夹击颜良，颜良遂阵亡。袁绍大怒，命令全军渡河；又命另一心腹大将文丑与刘备为先锋，直扑白马。曹操放弃白马，向延津撤退，并亲自帅精锐殿后，并故意放辎重；文丑、刘备带6000多骑兵追击，四散抢辎重；曹操乘机命令攻击，袁军大乱，文丑本人也被杀；曹操为诱敌深入，退回官渡。袁绍又不听田丰的计谋，并将他押送到邺城。袁绍摆开联营，步步进逼；曹操作出反应，命令于禁、乐进攻击两翼，大胜。袁绍为赢得胜利，在南方向李通、刘辟策反；李通不背叛反而领兵消灭暗通袁绍的地方豪强；曹操又命令曹仁、徐晃带领骑兵星夜前往镇压刘辟、刘备。袁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写书让江东孙策北上偷袭许昌；曹操谋士郭嘉认为孙策过于轻佻，必死于刺客之手，果然不久，孙策受到仇人阻击，伤重而亡（一说乃郭嘉暗中派遣曹操手下猛士杀孙策）。曹操与袁绍相持日久，军粮不足，意欲退回许昌，荀文若力劝曹操坚守，并最大限度支援前线。公元200年10月，曹操命令曹仁、徐晃等偷袭袁绍大将韩猛，烧毁韩猛押运的几千车粮草。袁绍谋士许攸建议袁绍派偏师偷袭许昌，抢走汉帝，遭到拒绝后又因为家属被审配收监，许攸无奈投靠曹操，并建议曹操偷袭袁军粮草堆放地乌巢；曹操留下曹洪等守大营，自己领夏侯渊、张辽、曹仁等直扑乌巢，同时命令徐晃偷袭袁军另外一粮草堆放地故市；曹军假装袁军，骗过袁军的盘查，偷袭乌巢。消息传到袁绍耳中，袁绍不听从大将张合应重兵救乌巢的建议；却听从谋士郭图意见命张合、高览率重兵强攻曹军大营，只派出少量骑兵救乌巢。救兵到达乌巢，曹操先集中全力攻下乌巢袁军营，擒守将淳于琼，烧毁所有物资；再回头击败来救的袁军骑兵；同时徐晃也攻下故市，烧毁所有的物资。消息传到袁军大营，郭图为免获罪，造谣说张合为乌巢之败而幸灾乐祸，同时派人通知张合说袁绍要杀张合，张合无奈投降曹军。曹操遂大举反攻，袁军毫无斗志，大部分投降曹军；袁绍等人仅仅与800亲兵逃走；后7万多投降的士兵被曹操下令活埋，天才谋士沮授为曹操诚意所动而投降，后得知家属在河北安好意欲北逃而被杀；袁绍另一重要谋士田丰被听信谗言的袁绍所杀。官渡大战，可以说是三国时期最精彩的战役，也是战争史上著名的范例；它标志着曹操正式称雄于北方，为北方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赤壁之战 公元208年，刘表病重，孙权于是加紧时机向荆州进攻；投靠刘表、驻扎新野的刘备也借口抵御曹操和孙权，把所属军队扩充到几万人，并命令关羽于樊口大力训练水军，准备抢夺荆州；刘表长子刘倚为后母蔡氏家族所逼，进驻夏口。8月，刘表病死，次子刘宗在实力派舅舅蔡瑁兄弟、张允、蒯越等的支持下，任荆州牧。曹操于是率领大军迅速从叶、宛的小路南下，击败刘备守军，占领新野；刘宗在王粲、蒯越、蔡瑁等人的建议下投降曹操。刘备企图占领南郡（江陵），依靠那里大量的物资抵抗曹操；曹操得知刘备意图后，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锐骑兵星夜追击刘备，由于大量百姓跟随刘备南下，曹军于当阳长坂为追上刘军，而关羽、诸葛亮已经事先撤退到夏口，刘军大败，刘备、赵云等“仅以身免”；刘备无奈只好改变主意，退回夏口。曹操取江陵后，又攻取、招降了荆州8郡，受降刘宗水、陆军达10万人；刘备于是派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孙权在听取了周瑜、鲁肃、诸葛亮的分析后，决定抗曹，并命令周瑜、鲁肃、程普带3万多水军与刘备回合。11月，曹操率领10余万大军，进攻夏口的刘备；曹操水军在赤壁与孙刘联军遭遇交战失礼，曹操领主力到达后，大军在乌林驻扎；由于水土不服，曹军大量染上血吸虫病。为了克服曹军不适应水战的缺点，曹操命令把大部分船只用铁索连起来，形成为日后惨败致命的“连环船”。周瑜、黄盖等人发现连环船有不易躲避火烧的致命弱点，决定利用火攻；通常冬天吹北风，而江南由于气候问题，每年在12月有几天是反常吹东南风；为方便纵火，周瑜、黄盖使出“苦肉计”，曹操被蒙骗上当。在一个北风转东南风的夜晚，黄盖诈降，成功纵火，曹军大乱，联军乘机进攻；曹军大量烧死、淹死、投降，曹操在亲卫队的保护下，仓皇从华容道逃回江陵；为避免战船落入联军手中，曹操命令放火烧毁其他营寨的所有战船。同时孙权在南方进攻合肥，曹操无奈命令张辽、乐进、李典星夜驰援合肥；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自己退回许昌。一年后，曹操命令曹仁、徐晃退出江陵，防守襄阳、樊城，荆州大部分于是落入刘备、孙权手中。209年，孙权从东线进攻合肥，于合肥为刘馥所挡。曹操10余万大军，败给了只有5——6万的孙刘联军，主要的原因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和水土不服令北方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而曹操过于骄傲轻敌是主要的主观原因；而联军充分的利用了各个有利的条件，所以赢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赤壁之战，曹操的所有水军全部丧失，而刘备、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实力大大增强，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中国的机会，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大。 汉巴之战 公元215年，曹操以张合、朱灵为先锋，带5000兵马在前面开路，自己带领带领10万大军从陈仓出发。张鲁提议投降曹操，其弟弟张卫与大将杨昂等实力派坚决反对，张卫、杨昂率数万人坚守阳平关；曹军多次强攻不下，于是决定假装退兵迷惑张卫，张卫遂减少守军。曹操马上命令乘夜强攻，由于守军兵力薄弱并戒备松懈，阳平关于是失守，杨昂战死；曹军继续攻击其他的营寨，惊动了山上的几千只夜糜，夜糜冲进张卫大营，引起人喊马嘶，曹操以为张卫反击，于是命令夏侯敦、许褚等将领主力大举进攻，张卫不敌，遂投降，夺取阳平关集中体现了曹操的军事指挥艺术才华。张鲁再次提议投降，遭到阎圃的反对，张鲁于是封藏而前往巴郡。曹操知道张鲁有心投降，于是用高官收买了巴族七姓首领，张鲁无奈投降。曹操又命夏侯渊、徐晃、张合攻下三巴，同时关中的程银、侯选等叛将也投降曹操，曹操于是占据了汉中、巴郡。 刘备得知曹操平定了汉巴（其中巴东的首府为现在的重庆），对自己威胁极大，只好向孙权妥协，孙权也想借此在合肥发动攻势拿下淮南，于是双方中分荆州。于是刘备命黄权攻取三巴，杀投靠曹操的巴族首领杜获等人，曹操命张合反攻，攻下巴东、巴西，并迁移百姓往汉中，又与张飞大战50多天，被张飞所败。曹操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汉巴的措施后留下夏侯渊等人留守而自己班师回洛阳（继续进攻刘备是否合适后面有分析），并迁移8万多人民回关中。刘备集中力量后，先以张飞、马超、吴兰进攻武都，在下辩一带随时阻挡关中曹军增援汉中；自己领法正、黄忠、赵云等人率主力进攻夏侯渊据守的阳平关。曹操马上命令曹洪、曹休（本来是曹植当主帅，由于曹丕作怪——）增援汉中，在下辩与刘备军展开激战，破吴兰，吴兰逃入阴平，为当地人所杀，后击败马超、张飞，平定响应刘备的地方首领雷定等部。刘备向诸葛亮求救，诸葛亮号召“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最大程度集中力量支援前线，形势对曹操相当不利，曹操亲自驻军长安，并命令曹仁平定向关羽投降的宛城守将侯音。刘备亲用法正的计谋，调动夏侯渊的一半军队增援张合，然后乘夜偷袭夏侯渊，第二天凌晨，刘备派黄忠偷袭正在指挥修补鹿角的夏侯渊，夏侯渊遂被杀，张合被逼收集残兵回守阳平关。由于形势更加严峻，曹操于是亲自到汉中前线，命令徐晃偷袭陈式据守的马鸣阁，恢复了汉中与下辩的联系；刘备命令部下坚守阵地，同时袭扰曹操的补给线，又命令赵云、黄忠偷袭北山，烧毁了曹军万余袋粮草。曹操无奈，只好让曹真去下辩接曹洪，放弃汉中，同时迁移几万户百姓回关中。汉中之战的结果，基本决定了三国鼎立。 关羽失荆州 公元218年10月，南阳百姓因不堪剥削暴动，宛守将侯音乘机叛乱，致函关羽求助；关羽反映迟钝，侯音为曹仁所擒杀。219年7月，关羽受刘备取汉中胜利鼓舞，北上取襄樊；曹操以于禁为将，督7军救曹仁，同时命徐晃率军进驻宛城。8月，山洪爆发，淹于禁等7军，关羽乘机攻击，庞德不降被杀，于禁投降；曹仁沉白马坚守樊城。关羽以偏将攻襄阳，自己亲自攻打樊城，并于樊城北布下阵地，以防北方曹军援兵；同时派人向附近郡县策反，荆州刺吏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许昌以南部分官吏也暗中策应关羽；陆浑人孙狼聚众暴动，响应关羽，邺城魏讽乘机企图发动政变；即所谓“威镇华夏”。曹操听取司马懿、蒋济等人意见，与孙权结盟，同时命徐晃率军救曹仁，并命名将张辽火速援曹仁。孙权故意派陆逊代吕蒙，关羽大意，遂抽走荆州部分守军；闰十月，孙权令吕蒙为大督，率军袭取江陵，孙皎后继，另派右护军蒋钦督水军进入沔水(汉水)，防关羽顺流而下。吕蒙至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将战舰伪装成商船，兵士扮为商人，昼夜兼程。至公安，迫蜀守将傅士仁归降，继用傅士仁劝降了江陵守将糜芳，并厚待关羽将士眷属，释放关羽俘获的魏军将士，抚慰百姓。同时，令陆逊进至夷陵(今宜昌境)，西防刘备。徐晃到前线后，与曹仁取得联系，曹仁军士气大增；为离间孙刘，从中渔利，乃令部将将孙权来信射入关羽营中，关羽见后，犹豫不决，军心动摇。徐晃乘机大举进攻关羽据点，大破关羽，并乘机打通樊城路线。是时，洪水退，曹仁引军配合徐晃攻击关羽，文聘从水路短关羽粮道，关羽节节败退。关羽知荆州已失，急忙退军，士兵得知家属获厚遇，士气剧降；后关羽败亡麦城。 夷陵之战 公元219年，关羽被吕蒙擒杀，荆州为孙权所有，刘备在巴山以东的势力全部消亡。为挽回既得利益，并为关羽报仇，不顾大臣劝告，决意东出，令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今属四川)会师江州(今重庆)。张飞出发前被部将刺杀，刘备仍令诸葛亮留成都，赵云在江州为后军督，自统大军于七月东征。孙权向刘备求和不成，进一步与魏修好，八月再次遣使称臣。曹魏趁势封孙权为吴王，加紧离间孙、刘。孙权接受封王，同时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徐盛、韩当、孙桓等部5万人拒蜀军；令平戎将军步骘领兵万人守益阳(今属湖南)，企图阻止武陵(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一带)土著部族助蜀。当4万蜀军进攻巫(今四川巫山)、秭归(今属湖北)时，陆逊针对蜀军势盛、求胜心切以及地形于己不利的状况，采取先让一步、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令守将李异、刘阿率部退至夷陵成亭(今湖北枝城北，长江东岸)一带，据守有利地形，将几百里峡谷山地让给刘备，以疲惫蜀军。次年正月，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二月，亲率诸将自秭归南渡，经崎岖山道，进至夷陵、夷道(今枝城)一带连营，坐镇I亭指挥；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至夷陵北，与吴军相拒，兼防魏军袭击；派侍中马良进至武陵郡，接应反吴投蜀的部族首领沙摩柯，争取更大支援。当刘备遣前部督张南围孙桓于夷道时，吴军众将请求陆逊派兵救援，陆逊知孙桓得人心，且夷道城坚粮足，坚持不予分兵。蜀军频繁挑战，吴将急欲迎击，陆逊耐心劝止，坚守不出。有的老将和公室贵戚出身的将领企图各行其是，欲贸然出动，陆逊绳以军纪，严加制止。刘备埋伏8000蜀兵于山谷，派吴班在平地扎营，企图诱陆逊出战。陆逊识破其计，仍不与战。两军相持达半年之久。蜀军远道出师，速决不成，且营地分散，运输困难，兵疲意懈。时值暑热，刘备将水军移驻陆上，失去主动。闰六月，陆逊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由防御转入反攻。先以火攻破蜀军一营，继令诸军乘势进攻，迫使刘备西退。张南闻讯，亦弃夷道北走，受朱然、孙桓南北夹击，战死。陆逊即令水军封锁江面、孙桓等扼守夷陵道，分割蜀军于大江东西，进而各个击破，火烧连营，克营40余。蜀军死伤惨重，将领杜路、刘宁投降，大督冯习及沙摩柯被杀。刘备败退西北马鞍山，依险据守。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歼蜀军数万。刘备领余部趁夜向西突围，后卫将军傅肜等被吴军斩杀。刘备军退向秭归，并令驿人于险道上烧铙铠阻塞道路以断后。吴军将领纷纷请战欲大举追击。陆逊为防曹魏袭吴，仅派李异、刘阿跟踪至南山(指秭归南岸之山)。黄权因归路被吴军截断，率众投魏。刘备收集散兵后由秭归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李异、刘阿于八月还守巫。次年四月，刘备病亡。 诸葛亮北伐 公元228年，曹丕病死，诸葛亮乘机出兵汉中，自己带领大军直扑曹魏据守的祁山；同时派老将赵云、邓芝带领偏师从斜谷出发扬言攻打湄城，然后进攻曹魏中心城市长安；由于蜀军经过2年多的养精蓄锐、准备充分而曹魏准备不足，蜀军很快攻下祁山，曹魏的天水、南安、安定投靠蜀，曹魏朝野震动。魏明帝曹睿马上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万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湄城；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万精兵星夜截击诸葛亮部队；自己也亲自到达长安坐镇。诸葛亮以马谡为先锋，抢先占据战略要地街亭，马谡不听副将王平的苦告，把军队驻扎在附近小山，同时让王平在附近驻扎；张合到达街亭后，分一部分兵马阻止王平与马谡合兵，自己带领主力把马谡军队围在山上，同时命令放火烧山；马谡大败，不敢见诸葛亮，而逃回成都，后病死在狱中。蜀军失去街亭后，基本为张合所钳制，无法突破张合防线；而东线的赵云部也为曹真的优势兵力所败；诸葛亮无奈只得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在北伐前，大将魏延提出由他带领5000精兵从斜谷出发抄近路直取长安，为诸葛亮所拒绝。 当年冬天，曹魏大司马曹休在石亭为吴所败，关中主力东下救曹休。诸葛亮乘机杀出散关，包围战略要地陈仓；由于曹魏大将军曹真早料到诸葛亮必定会有此着，事先让智勇双全的将军郝昭领3000兵马守陈仓。由于陈仓地势险要，易守南攻，再加上郝昭在上任后准备了大量的滚石、油脂、火箭等物资，还加固了城墙。蜀军在强攻了20多天后还没有攻破，蜀军粮草不足，曹魏名将张合也带领大军前来支援；诸葛亮只得命令退回汉中，设伏兵杀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第二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公元229年春，诸葛亮派陈式（陈寿之父）取武都、阴平两个小郡。第三次北伐虽然是获得了两个郡，但无法扭转被动的劣势。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再次攻打曹魏据点祁山。曹睿命令司马懿、张合等带大军迎战诸葛亮；诸葛亮留下王平领一部分人马继续攻打祁山，自己率领主力与司马懿决战；在路上击败曹魏凉洲牧郭淮部，抢收当地小麦当军粮。司马懿知道蜀军远道而来，再加上补给线漫长而艰辛，于是坚守不出；后诸葛亮设计败司马懿，司马懿更是坚守不出。但蜀军由于负责后勤的第二号实权人物李严（李平）粮草供应不上，而假传后主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无奈只好退兵；司马懿得知诸葛亮退兵，命令大将张合追击，张合抗议，司马懿强行命令张合追击，张合为诸葛亮所置伏兵射杀；第四次北伐也是以失败告终。 公元234年，经过3年修养生产的蜀军，一改过去从祁山出发的老路子，从斜谷出兵，同时发函让孙权配合作战；曹魏也司马懿带领大军与诸葛亮对峙。诸葛亮到达五丈原后，为了和曹魏军队长期作战，在当地进行屯田；孙权军队也为魏明帝曹睿亲自带领大军击败，孙权退回建业；司马懿知道蜀军不可能长期作战，也采用坚守不出的老办法等待蜀军粮尽而退，不论诸葛亮怎样激将，还是坚守不出。由于军旅生活的艰辛和胜利遥遥无期，诸葛亮病重；诸葛亮抛开副统帅魏延与姜维、杨仪等商量后事。诸葛亮死后，以杨仪为主帅，让魏延殿后；魏延与杨仪不合，先南归烧阁道，为杨仪所败，和儿子逃回成都路上被杨仪派马岱所杀。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以失败便告终。在三国时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中，刘备一直是一个谜。这个谜，就像他的字一样，玄之又玄。刘备出道的时候，一无所有，一文不名，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然而他所到之处，总能受到尊重和款待，曹操甚至认为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真正的英雄。

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怎么写

必然的做法是首先要作几部古典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依笔者浅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是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其主题意蕴则是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红楼梦》的这一思想核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高峰的思想认识水平，建立在对写作当时所有社会思想进行深刻总结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的结晶。从书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至于其它一些思想文化知识，更有不同程度的吸收，说明了作者文化根底的浑厚广博。然而，从这一思想核心自身来看，它的新颖进步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但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而且可以说是人类自古就有并且只有人类才有的对于自由的超越性追求意识的突出表现。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符合人类整体进步的思想主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可以称为"人学"。《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是尊刘抑曹以及天道循环的维护正统的儒家学说，可以称为"政学"。它的主题意蕴与主导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一治一乱的天道循环中维护正统王朝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水浒传》的主导思想是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教化的"灭心中贼&q uot;的封建伦理观念，可以称为"地学"。它的主题意蕴是：教化人民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还要坚持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而《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似乎偏向于道教的自由自在，可以称为"天学"。但是，笔者在思想深处却又不能这样简单地认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笔者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属于道学--从各种思想学派比较来看是中国人真正的思想根源。当然，这本书确实具有道学道教思想的极大因素。 一是孙悟空的本领是从道学道教得来的道术。孙悟空遍寻学问，四方求学，最后是在道家那里得到了真本领。二是《西游记》存在着道学的思想观念，例如灭人欲、存天理等。主人公孙猴子根本不像猪八戒那样要一个异性作押寨夫人，或者追求一种爱情。三是对于天宫的封建意识即儒家维护的那种秩序和佛教宣传的那一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却又无法选择以致于无可奈何地认可，然而此书没有怎么非议嘲笑道教本体－－尽管有对于假道学、真魔怪的揭发和斗争。四是以道教的术语及认识作为全书的基本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孙悟空有十万八千根毫毛，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如意金箍棒有十万八千斤等。不过，深入研读就可以发现，本书对道学仅仅是一种尊重和借用，而且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犹如对待佛教如来的神权统治和玉皇大帝的王权统治。道学虽然对个体生命及其发展抱有一定的慈悯之心，但是道学师傅却又宣布和徒弟孙悟空断绝关系，警告徒弟如果暴露师傅的名字就将给予毁灭性的无情惩罚。因而，孙悟空与道学的绝决是明显的。他和道学再无联系，更谈不上发展传播。所学也只是道学的皮毛之术，而不是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他的行为本质不是道学提倡的任其自然的无为而为的行为。即使是孙悟空所学的道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护秩序的正统道教。中国宗法意识的大而化之的真正的原始道学，是民间的、隐藏的，由孙悟空的师傅、又如鬼谷子等修养极深的学问家所传袭。而且，他们是超然隐遁、威严无情、广大无边的。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农村学子的态度很可探究。他们对各种关系如现实政治以及外国关系的处理，与老君的官方招安的道教不同。官方道教一点也不排斥肉欲在内的物欲，精研房中术。官方道学维护传统秩序，协助镇压动乱造反的社会势力，协调各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不是像孙悟空的师傅那样明知故犯地教练出一个破坏秩序的大闹天宫的动乱因子。更何况，孙悟空改换门庭，最终公开地投到了佛教的门下，拜唐僧为师，这就离道学道教更远了。那么，能不能从孙悟空最终皈依佛教这一点就说明此书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呢？不能。佛教思维和神通的广大，是孙悟空所无可奈何地承认的，但是他--折射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并不服膺佛教。佛教的严格等级制度，是孙悟空非常厌恶的。他进行了傲慢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接对准最高佛祖如来及其帮手观世音菩萨。佛教唯利是图、维护王权的虚伪本质，书中也进行了犀利的揭发。尽管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险途，管理经文的佛门弟子竟然还要索贿，而最高佛祖还以历史上的传教事例来包庇纵容。再从本性上说，孙悟空不习惯这种制度的束缚，念念不忘的是花果山野的山大王以及农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时已经不再存在反抗王权的思想意识了）。孙悟空存在着回归山野的农民田园意识。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只是不得已而在各种强大压力下皈依佛教而已。作者的思想意识正是如此。由政治的实践的抗争失败无奈之下转向了思想意识上深层的不满。一个圈子兜转回来，思想和生命已经趋向消极。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这样的。?非儒，非佛，非道，那么也许是个别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个人主义（无人性的人欲的平等的）吗？非也。个人主义，是建立在人的生理欲望的基础上的。而孙悟空则非常奇特，尽管似乎深明大理，理解他人私生活，却毫不以男女情爱为念。他云游四海，从来不想追求那种古今中外都有的异性爱。他模糊地存在一个念头，像猴子一样依样学人，只想钻进一个热闹去处。天宫在他看来便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并在那里像花果山一样称为大王。与该书同时产生的明代几部文学著作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相比，孙悟空这个形象没有那种情性、那种凡俗。倒是有一种小集体即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族所特有的高高在上、庇护属下的仁爱，可谓盗亦有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在做主导呢？《西游记》的主导思想《西游记》究竟以一种什么思想意识来作为主导呢？ 答曰：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一种中国早就存在的、被道儒法等思想流派所掩盖的流氓无赖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在作者笔下有意无意地折射了出来。首先， 孙悟空的奋斗一生是追求传统的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然而终于被压抑和扭曲的一生，这是自古以来大多数农村痞子的人生历程，还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孙悟空靠着泼皮胆量坐上了宗法自然村的家长地位。接着，他依靠求学得来的道家的一些法术，要钻进最高统治阶层中去，结果只是被愚弄蒙骗，当上了喂养马匹的最下层科员。得知真相后，他怒不可遏，反下天庭，又靠着法术，争上了看似较高但却没有实权的政治协商委员式的政治地位，号称"齐天大圣"。但"大圣"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传统规范世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最后，由统治秩序的精神教育文化维护集团－－佛教招为"保安处长"，取得"斗战胜佛"的职称。孙悟空不但到头来仍然不是统治的最上层，而且没有了一开始追求的那种无压抑的最高尊严，陷入一种如戴紧箍咒一样心态的等级秩序的黑洞中去。经过五百年漫长无望的重压，为了生活处境的改变--主要也出于现实中的孤独无助和思想上的悲观失望，竟然完全不顾自尊地归降了佛教师傅。这是职业性出路的投师，而不是自然本性的投师，更不是理想追求的投师。困境即降，没有什么主义可以坚持，不是流氓无赖意识是什么。中国人自两晋以来的思想轨迹不正是这样吗？！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下，恶性封闭式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国人产生不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萌芽，找不到思想和现实的出路，只好皈依了广大无边的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传播开来。但是，汉代封建大一统社会崩溃以后的几百年动乱分裂，使得中国人更多地接受了佛教，到了唐代就几乎成了国教。孙悟空不过是历史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而已。《西游记》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数量中国人的生长史、闯荡史。他们以政治自由为其明显目的，以出国为其终点，不甘心而又甘心地沉沦下去。而在近几百年来，这一部分人"政路"不通即成教民，投西方去也，在外国得寄终身而又失去本身或大道。不断地受到歧视和欺骗，不停地怀疑、批评和嘲笑，但还是屈膝投降外来势力（只是对本国的政治对手没有服软）。而外来的佛教等宗教强大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教化"即夺心的，就像压迫孙悟空的五指山一样，对中国政府则采取了威压下进行扶植的态度。知识分子中于是产生了真诚信服的"愚氓"唐僧，当然也有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像《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保持着高超姿态，怀疑、讽刺、叹服、探讨和吸收都兼而有之。而孙悟空则是只有一些谋生之术、不肯信服但被威服的一般社会下层人员。他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这个有着中小学文化程度和精练术数的乡村野小子，闯荡一生，最终没有实现自己朦胧的目标，没有逃脱缺少正确人生和社会理想思想主导因而投向西来宗教的命运。其次，孙悟空正和真正的流氓无赖一样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人所具有的社会性难不倒他，在小集体中他占据了王位。自然规律也难不倒他。他学会了高深的法术，在闫王殿中大展威风，勾去生死薄中的阳寿限制。对等级制度的反叛只是为了自己不可一世的自傲而不是大同或者理想社会的实现。他大闹天宫，叫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对佛教祖师，冷嘲热讽。对政治秩序蛮横地不服和蔑视，企图取而代之却不照这种统治的路子来。他对佛教采取了从实用角度的利用，同时又怀疑和嘲讽。参加取经队伍纯粹为了自身的"劳改""正果"。估计他在成佛后也不会丢失昔日在天宫中的散漫本性和浪荡作风。再次，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出自于人性的本能。佛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经常发泄并主宰着行为：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总是显得超人一等、逞强霸蛮的街头痞子孙悟空是这样，有猴气、猴性、野性的大人物也是这样。这种本能中的流氓无赖意识，是小气狭隘的、阴狠短见的，但同时又建立在追求人在世界上的无限自由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基础上。当然，这种本能所主宰的意识应在超我理性的辩证统一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最终被更高理想的人生目标所支配。看来，孙悟空远远没有达到如此"成佛"阶段。最后，与上述相联，流氓无赖意识是没有明确的最终目的的，只是追求最高统治地位－－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纯粹本性上的个人出人头地的一种本能要求而已。一味破坏的流氓无赖意识不是切切实实的战略战术。孙悟空空有夺取最高权力的叫嚷和蠢动，却没有按照封建正统的等级制的道路夺天下的理性及行为。他不以道为己任而以术为本，重术不重道，不以道对万物。流氓无赖正是这样的，他们是"道"所无法控制的混乱因子，对世界只破不立，对所学所宗只有皮毛之见，猴屁股一样坐不下来进行切实研究，更无创建，无修行。五百年的囚禁中，也只是图一个解脱，满足不甘寂寞的虚荣心。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流氓无赖意识。即是说，作者吴承恩是带着也许自己都没有确认的流氓无赖意识进行创作的。不过，要在这里多说一句。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在笔者的笔下并不是纯粹的贬意。如果进一步说的话，它的根源是生命本能意识；它是生命本能意识在社会历史上不断表现和积累而成的一种国民性以及人性。这就是下面所说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基础，有着广大的社会群体基础和绵绵不绝的思想基础，同时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心态思想和生命状态及其人生历程。从孙悟空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都存在的特定组成部分--流氓无产阶级。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特性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有所分析。该文特别对"流民无产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其实主要是流氓知识阶级）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其实一切新社会的创立者都是一样的，都利用这个阶级的革命性，而警惕和制约其破坏性。孙悟空正是流氓无赖意识的集中表现，是中国社会历史特定阶层阶级的象征。首先，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一是专心钻研政治并从事政治、不事生产、不搞生产力研究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教育越多越动乱的中国教育公式）。百家争鸣，都要游学，游士们都以说服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为唯一人生目的。很少人以研究中国社会实质上的突变为人生奋斗目的。孟尝君养士三千，看来只是对现实政治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世民喜欢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是以社会稳定即李唐王朝永保统治权为目的的。一到科举实行的时候，普天下便有秩序地游走着这种考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或者争夺者都要争取这部分"斗争性极强"、生命力旺盛的人。他们或者帮助宦官外戚，或者帮助军阀，或者自成军阀夺天下。夺得最高地位的刘邦（管理知识分子）的流氓意识，非常值得研究但却一直被忽视其代表性。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霸道和王道及相互结合，都从流氓无赖意识中产生。自汉代以后的所谓儒教人物，在《儒林外史》可以看到集中反映：口是心非，满嘴里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行为低贱阴恶，－－全都属于流氓无赖心态。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候"的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在《水浒传》中，高俅和宋江目的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遇和能力的不同罢了。贫民之子李逵一旦长成便苦尽甘来，凭着流氓无赖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即靠威压众人过活，到了夺取权力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地滥杀一气，终于争到了"不事生产（刘邦语）"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事生产者"，是"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无情倾轧，是对"事生产者"的剥削、迫害或残害，即吃人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分子，以政治为最高目的，四处流浪，寻找门径。也有人因为爬不上去而只能从事艺术创作，成就了文化事业，反映和表现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吴承恩就是这样。应该说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需要这种人，就连人类社会也需要这种极为活跃的因子。不少英雄人物也有这样的游民出身和生存经历，夏禹便是如此。?二是由于不搞计划生育而不断地循环地产生的流民流寇。历代农民，在封建家族观念支配下盲目地大量生育，社会也没有任何限制，往往在一个王朝初期还极力鼓励生育。于是，很快就以几何倍数地惊人数目涌现了富余闲散人员，大大超出了生产能力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加上，政治混乱，土地本来就日益见少而又无法限制土地兼并。失业者越来越多。这些人成为市井流氓，或者散兵游勇。阿q便是这样的可怜的人。于是，结成宗教式谋生团体如帮会势力。终至于啸聚山林，再遇到天灾人祸的导火索，正好燃起熊熊大火。历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恶性症状所促成的。整个社会于是停滞不前，待到战争及动荡削减了人口，降低了原有矛盾的刺激性，社会便在新王朝的统治下休养生息，进入又一轮生育--膨胀--危机--战争--安定的怪圈。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人数达到一定倍率时，社会就要动乱。三国时期，五千万人被战争夺走三千万生命。而到了封建统治最为完善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一下子达到了四亿。社会时时处处都像坐在火山口上。他们的生存意识和斗争意识达到极限。太平天国便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可以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一无所有也就无所畏惧，这就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能够造成社会结构的崩溃。孙悟空存在着这些人的特性。接着，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思想根源。第一层次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的内容。简要地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起源于人的本能意识，继之明显地起源于中国道家及百家学说，然而从实践来看应该说起源于民间和历史所有的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孙悟空的历程，同样可以说是人生历程的象征。孙悟空具有人的本性。少年时对人生的目的产生了迷茫，纯粹为了感官的乐趣而游玩。青年时人生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但也从鲜活走向僵化。上升交游，四方求学，打破死限，醉生梦死，扯旗造反，失败坐牢，悔过求经，终于从思想上接受"招安"，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行为、思想和追求，从此做了护法的"保卫处长"。几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历程，从怀有一种大而迷茫的志向到最后几乎都失落，最终在现实中被理性化地泯灭。生命就是痛苦，最痛苦的是人生最终价值破灭的痛苦！孙悟空所接受的理性化的道家思想，在其发展中曾经蜕变为墨家和武侠，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纵横天下，替天行道，为所欲为。孙悟空何尝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有这种思想意识。生存的艰辛使得国人如此短视和低贱。活下去，是最大的真理。就连作者心态也是这样的。作者只有经历了失落、迷茫、不平、空虚的追求历程，深明中国社会的思想真谛，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揭示 《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现实意义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根深柢固，绵延不绝，遍及九州，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到处充斥着流氓无赖意识。管理人民的官场，贿赂贪污比比皆是。而下层社会，盗窃抢劫令治安成为司空见惯的最大问题。生意场上，欺诈赖账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流氓无赖意识为主导来行事的人是不讲什么人格、精神的。他们不怕人看轻，品格低劣下贱，心地阴恶狠毒。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却深得奸诈的真传，满口里是仁义道德，无情地指责攻击他人。自古以来的中国普通人就缺少一种"君子"的风度和心胸。就连文学艺术中也在盛行"痞子小说"（尽管作者会是在一种过激心态下说的反话，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骂街确实风行全国，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要指斥和打击他人而不是宽容他人）。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和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精神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尽管也在发生着渐变。如此说来，流氓无赖意识正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点的变革上，以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文学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希望国人树立新的国民性。文学应当改造中国人心底处深藏的流氓无赖意识--"流氓鬼"。不能让这种低级生命存在的需要和阶段就像精神胜利法一样的流行精神病再来操纵中国人的灵魂。文学应该让中国人树立一种新的人生意识，那就是传统早就有过而被长期封建专制所压抑和扭曲的民族魂：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克己奉公，包容博大。让新的中华大道树立起来，这就是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利用现代民主政治为平等个性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条件；利用高科技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人们建立"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生活基础。既有社会正当约束的认可如计划生育政策，又有个体创造的极限发展。像孙悟空那样的盲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西游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通篇塑造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由此，笔者希望产生新的中华大道所主导的孙悟空形象。《西游记》这样一部哲理小说，作为中国人漫长发展过程中一段思想意识历程的记录，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进入深秋，早上略显凉寒。10月12日上午9时，面对众多《水浒》爱好者，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首先说：提起《水浒传》中的人物，大凡熟悉《水浒》的读者都能连名带号地随口说出一连串名字，像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古上蚤时迁、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浪子燕青、行者武松、神行太保戴宗，等等。但要说最核心的人物，而且又引起褒贬争议的人物，恐怕就要属宋江了。今天的《品读水浒传》，就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俊先生为我们《话说“及时雨”宋江》。 大家好！宋江是《水浒传》贯彻始终的主角，也是小说的第一号人物，同时他又是争议最多的一个人物，现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我的水浒传》一百零八将每人都有一个绰号，如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等等，而宋江却有几个绰号。宋江，表字公明，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等，现以绰号出现前后次序予以讲解。 1、孝义黑三郎：这是从宋江对待家庭关系而讲的。宋江处理家庭关系是以孝义为本，特别对他的父亲，其他不详述了。 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在《水浒传》中有25次这样的叙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宋江的英雄本色。 3、呼保义：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做出圆满解释，据考证与宋代一个官名有关，大多学者认为这个绰号反映了宋江对朝廷的态度。 二、如何评价宋江的一生？ 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最早评价的要数金圣叹，他说宋江是下等人，贬斥得很厉害。宋江自己也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宋江，但我们评价宋江要从作品实际和理性出发，不以个人的好恶来断是非。现我从宋江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职业这三方面来分析他。 1、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 小说在宋江出场时介绍说，他和宋太公（宋江之父）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 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他的出身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养成一种办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喜欢玩权术。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遵守法度的习惯。宋江到梁山泊以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有人说他虚伪、玩权术，这是他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如俘获霹雳火秦明，让位卢俊义等。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2、宋江上梁山前是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宋江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3、宋江上梁山后，成为义军的首领。他自己说在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梁山泊的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战役，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4、受招安以后，宋江成为了一个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家出力，保人民平安。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起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以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起义军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热爱国家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起义军领袖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5、悲剧的结局。宋江带领众人征方腊以后，原本的108位好汉还剩下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再次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是悲惨的结局。 在《水浒传》第32回，说到招安起初是武松先提出的，宋江表示同意。历史上关于招安的记载是有其事，但不过100字左右，而小说有相当的发挥，情节也写得很具体。 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就有招安的记载，在民间传说故事中也有宋江等人招安的内容。 这与宋江矛盾的性格有关。一方面他是仗义英雄，义军首领，一方面又想报效朝廷，忠君安民。但宋江想招安是一贯的，不像武松虽然开始由他提出的，但宋江提出要招安时，武松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而宋江执意招安以报效朝廷，死而后已。 关于《水浒传》第39回，宋江题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湖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我认为这是他醉酒后信手而题，并不代表宋江的真实思想。 金圣叹把《水浒传》从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回，期间对原文作了大量的改动，包括对小说的增、删、改，应该说他对《水浒传》的传播有功，也有过。 宋江是《水浒传》里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多少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们痛恨宋江，批判宋江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宋江是《水浒传》中最为成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一个留有很大空间任后人评说的人物。 听众对张教授的演讲极以热烈的掌声，最后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说：听了张俊先生精到的剖析，能否使我们对宋江这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形象多一分理性的思考和理解。不过，无论你是以怎样的主观情感对宋江或褒或贬，或爱或恨，说他是打着仁义旗号的机会主义者，动机不纯的义军首领，出卖梁山投靠朝廷的投降派，还是具有革命者气质的农民领袖，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里一个异常成功的艺术形象。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怎么写才好

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0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n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社会生产方面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坊制0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0(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科学技术方面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0、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5洗冤录6。针炙有了很大发展。5经史证类备急本草6所收药物比5唐本草6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精神文化方面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0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制度文化方面 /以唐为鉴0，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0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0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经济方面 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两税法0发展而完善为/二税0。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交子0，又有/会子0、/关子0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政治制度方面 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道0而设/路0，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农民起义方面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0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0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我眼中的宋朝的论文你说下吧我看下我帮你弄。

多年来不断地品味着《西游记》， 认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性格的某些要素，应当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究出这部巨著的核心思想来，尤其重要的是找出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作者吴承恩的主导思想以及心态意识。本文力争写出笔者更深入更逼近的认识：《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创作意识或者心态，是中国人特有的流氓无赖意识。而孙悟空则是一个典型形象--中国人争取个性自由的、野性未泯的、不规范、不科学、无明晰目标的流氓无赖意识所主导的象征形象。这里还需要分辨一下主导思想和主题思想。在笔者看来，《西游记》的主题意蕴是:追求超越、自由、自尊的人生大道及不能实现这种追求的迷惘。这种主题意蕴是作者主导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但这一表现与主导思想比较起来就单纯得多。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及其表现在作品中的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思想意识。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必然的做法是首先要作几部古典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依笔者浅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是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其主题意蕴则是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红楼梦》的这一思想核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高峰的思想认识水平，建立在对写作当时所有社会思想进行深刻总结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的结晶。从书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至于其它一些思想文化知识，更有不同程度的吸收，说明了作者文化根底的浑厚广博。然而，从这一思想核心自身来看，它的新颖进步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但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而且可以说是人类自古就有并且只有人类才有的对于自由的超越性追求意识的突出表现。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符合人类整体进步的思想主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可以称为"人学"。《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是尊刘抑曹以及天道循环的维护正统的儒家学说，可以称为"政学"。它的主题意蕴与主导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一治一乱的天道循环中维护正统王朝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水浒传》的主导思想是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教化的"灭心中贼&q uot;的封建伦理观念，可以称为"地学"。它的主题意蕴是：教化人民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还要坚持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而《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似乎偏向于道教的自由自在，可以称为"天学"。但是，笔者在思想深处却又不能这样简单地认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笔者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属于道学--从各种思想学派比较来看是中国人真正的思想根源。当然，这本书确实具有道学道教思想的极大因素。 一是孙悟空的本领是从道学道教得来的道术。孙悟空遍寻学问，四方求学，最后是在道家那里得到了真本领。二是《西游记》存在着道学的思想观念，例如灭人欲、存天理等。主人公孙猴子根本不像猪八戒那样要一个异性作押寨夫人，或者追求一种爱情。三是对于天宫的封建意识即儒家维护的那种秩序和佛教宣传的那一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却又无法选择以致于无可奈何地认可，然而此书没有怎么非议嘲笑道教本体－－尽管有对于假道学、真魔怪的揭发和斗争。四是以道教的术语及认识作为全书的基本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孙悟空有十万八千根毫毛，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如意金箍棒有十万八千斤等。不过，深入研读就可以发现，本书对道学仅仅是一种尊重和借用，而且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犹如对待佛教如来的神权统治和玉皇大帝的王权统治。道学虽然对个体生命及其发展抱有一定的慈悯之心，但是道学师傅却又宣布和徒弟孙悟空断绝关系，警告徒弟如果暴露师傅的名字就将给予毁灭性的无情惩罚。因而，孙悟空与道学的绝决是明显的。他和道学再无联系，更谈不上发展传播。所学也只是道学的皮毛之术，而不是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他的行为本质不是道学提倡的任其自然的无为而为的行为。即使是孙悟空所学的道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护秩序的正统道教。中国宗法意识的大而化之的真正的原始道学，是民间的、隐藏的，由孙悟空的师傅、又如鬼谷子等修养极深的学问家所传袭。而且，他们是超然隐遁、威严无情、广大无边的。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农村学子的态度很可探究。他们对各种关系如现实政治以及外国关系的处理，与老君的官方招安的道教不同。官方道教一点也不排斥肉欲在内的物欲，精研房中术。官方道学维护传统秩序，协助镇压动乱造反的社会势力，协调各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不是像孙悟空的师傅那样明知故犯地教练出一个破坏秩序的大闹天宫的动乱因子。更何况，孙悟空改换门庭，最终公开地投到了佛教的门下，拜唐僧为师，这就离道学道教更远了。那么，能不能从孙悟空最终皈依佛教这一点就说明此书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呢？不能。佛教思维和神通的广大，是孙悟空所无可奈何地承认的，但是他--折射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并不服膺佛教。佛教的严格等级制度，是孙悟空非常厌恶的。他进行了傲慢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接对准最高佛祖如来及其帮手观世音菩萨。佛教唯利是图、维护王权的虚伪本质，书中也进行了犀利的揭发。尽管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险途，管理经文的佛门弟子竟然还要索贿，而最高佛祖还以历史上的传教事例来包庇纵容。再从本性上说，孙悟空不习惯这种制度的束缚，念念不忘的是花果山野的山大王以及农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时已经不再存在反抗王权的思想意识了）。孙悟空存在着回归山野的农民田园意识。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只是不得已而在各种强大压力下皈依佛教而已。作者的思想意识正是如此。由政治的实践的抗争失败无奈之下转向了思想意识上深层的不满。一个圈子兜转回来，思想和生命已经趋向消极。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这样的。?非儒，非佛，非道，那么也许是个别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个人主义（无人性的人欲的平等的）吗？非也。个人主义，是建立在人的生理欲望的基础上的。而孙悟空则非常奇特，尽管似乎深明大理，理解他人私生活，却毫不以男女情爱为念。他云游四海，从来不想追求那种古今中外都有的异性爱。他模糊地存在一个念头，像猴子一样依样学人，只想钻进一个热闹去处。天宫在他看来便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并在那里像花果山一样称为大王。与该书同时产生的明代几部文学著作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相比，孙悟空这个形象没有那种情性、那种凡俗。倒是有一种小集体即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族所特有的高高在上、庇护属下的仁爱，可谓盗亦有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在做主导呢？《西游记》的主导思想《西游记》究竟以一种什么思想意识来作为主导呢？ 答曰：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一种中国早就存在的、被道儒法等思想流派所掩盖的流氓无赖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在作者笔下有意无意地折射了出来。首先， 孙悟空的奋斗一生是追求传统的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然而终于被压抑和扭曲的一生，这是自古以来大多数农村痞子的人生历程，还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孙悟空靠着泼皮胆量坐上了宗法自然村的家长地位。接着，他依靠求学得来的道家的一些法术，要钻进最高统治阶层中去，结果只是被愚弄蒙骗，当上了喂养马匹的最下层科员。得知真相后，他怒不可遏，反下天庭，又靠着法术，争上了看似较高但却没有实权的政治协商委员式的政治地位，号称"齐天大圣"。但"大圣"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传统规范世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最后，由统治秩序的精神教育文化维护集团－－佛教招为"保安处长"，取得"斗战胜佛"的职称。孙悟空不但到头来仍然不是统治的最上层，而且没有了一开始追求的那种无压抑的最高尊严，陷入一种如戴紧箍咒一样心态的等级秩序的黑洞中去。经过五百年漫长无望的重压，为了生活处境的改变--主要也出于现实中的孤独无助和思想上的悲观失望，竟然完全不顾自尊地归降了佛教师傅。这是职业性出路的投师，而不是自然本性的投师，更不是理想追求的投师。困境即降，没有什么主义可以坚持，不是流氓无赖意识是什么。中国人自两晋以来的思想轨迹不正是这样吗？！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下，恶性封闭式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国人产生不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萌芽，找不到思想和现实的出路，只好皈依了广大无边的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传播开来。但是，汉代封建大一统社会崩溃以后的几百年动乱分裂，使得中国人更多地接受了佛教，到了唐代就几乎成了国教。孙悟空不过是历史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而已。《西游记》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数量中国人的生长史、闯荡史。他们以政治自由为其明显目的，以出国为其终点，不甘心而又甘心地沉沦下去。而在近几百年来，这一部分人"政路"不通即成教民，投西方去也，在外国得寄终身而又失去本身或大道。不断地受到歧视和欺骗，不停地怀疑、批评和嘲笑，但还是屈膝投降外来势力（只是对本国的政治对手没有服软）。而外来的佛教等宗教强大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教化"即夺心的，就像压迫孙悟空的五指山一样，对中国政府则采取了威压下进行扶植的态度。知识分子中于是产生了真诚信服的"愚氓"唐僧，当然也有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像《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保持着高超姿态，怀疑、讽刺、叹服、探讨和吸收都兼而有之。而孙悟空则是只有一些谋生之术、不肯信服但被威服的一般社会下层人员。他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这个有着中小学文化程度和精练术数的乡村野小子，闯荡一生，最终没有实现自己朦胧的目标，没有逃脱缺少正确人生和社会理想思想主导因而投向西来宗教的命运。其次，孙悟空正和真正的流氓无赖一样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人所具有的社会性难不倒他，在小集体中他占据了王位。自然规律也难不倒他。他学会了高深的法术，在闫王殿中大展威风，勾去生死薄中的阳寿限制。对等级制度的反叛只是为了自己不可一世的自傲而不是大同或者理想社会的实现。他大闹天宫，叫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对佛教祖师，冷嘲热讽。对政治秩序蛮横地不服和蔑视，企图取而代之却不照这种统治的路子来。他对佛教采取了从实用角度的利用，同时又怀疑和嘲讽。参加取经队伍纯粹为了自身的"劳改""正果"。估计他在成佛后也不会丢失昔日在天宫中的散漫本性和浪荡作风。再次，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出自于人性的本能。佛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经常发泄并主宰着行为：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总是显得超人一等、逞强霸蛮的街头痞子孙悟空是这样，有猴气、猴性、野性的大人物也是这样。这种本能中的流氓无赖意识，是小气狭隘的、阴狠短见的，但同时又建立在追求人在世界上的无限自由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基础上。当然，这种本能所主宰的意识应在超我理性的辩证统一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最终被更高理想的人生目标所支配。看来，孙悟空远远没有达到如此"成佛"阶段。最后，与上述相联，流氓无赖意识是没有明确的最终目的的，只是追求最高统治地位－－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纯粹本性上的个人出人头地的一种本能要求而已。一味破坏的流氓无赖意识不是切切实实的战略战术。孙悟空空有夺取最高权力的叫嚷和蠢动，却没有按照封建正统的等级制的道路夺天下的理性及行为。他不以道为己任而以术为本，重术不重道，不以道对万物。流氓无赖正是这样的，他们是"道"所无法控制的混乱因子，对世界只破不立，对所学所宗只有皮毛之见，猴屁股一样坐不下来进行切实研究，更无创建，无修行。五百年的囚禁中，也只是图一个解脱，满足不甘寂寞的虚荣心。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流氓无赖意识。即是说，作者吴承恩是带着也许自己都没有确认的流氓无赖意识进行创作的。不过，要在这里多说一句。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在笔者的笔下并不是纯粹的贬意。如果进一步说的话，它的根源是生命本能意识；它是生命本能意识在社会历史上不断表现和积累而成的一种国民性以及人性。这就是下面所说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基础，有着广大的社会群体基础和绵绵不绝的思想基础，同时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心态思想和生命状态及其人生历程。从孙悟空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都存在的特定组成部分--流氓无产阶级。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特性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有所分析。该文特别对"流民无产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其实主要是流氓知识阶级）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其实一切新社会的创立者都是一样的，都利用这个阶级的革命性，而警惕和制约其破坏性。孙悟空正是流氓无赖意识的集中表现，是中国社会历史特定阶层阶级的象征。首先，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一是专心钻研政治并从事政治、不事生产、不搞生产力研究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教育越多越动乱的中国教育公式）。百家争鸣，都要游学，游士们都以说服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为唯一人生目的。很少人以研究中国社会实质上的突变为人生奋斗目的。孟尝君养士三千，看来只是对现实政治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世民喜欢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是以社会稳定即李唐王朝永保统治权为目的的。一到科举实行的时候，普天下便有秩序地游走着这种考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或者争夺者都要争取这部分"斗争性极强"、生命力旺盛的人。他们或者帮助宦官外戚，或者帮助军阀，或者自成军阀夺天下。夺得最高地位的刘邦（管理知识分子）的流氓意识，非常值得研究但却一直被忽视其代表性。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霸道和王道及相互结合，都从流氓无赖意识中产生。自汉代以后的所谓儒教人物，在《儒林外史》可以看到集中反映：口是心非，满嘴里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行为低贱阴恶，－－全都属于流氓无赖心态。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候"的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在《水浒传》中，高俅和宋江目的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遇和能力的不同罢了。贫民之子李逵一旦长成便苦尽甘来，凭着流氓无赖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即靠威压众人过活，到了夺取权力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地滥杀一气，终于争到了"不事生产（刘邦语）"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事生产者"，是"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无情倾轧，是对"事生产者"的剥削、迫害或残害，即吃人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分子，以政治为最高目的，四处流浪，寻找门径。也有人因为爬不上去而只能从事艺术创作，成就了文化事业，反映和表现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吴承恩就是这样。应该说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需要这种人，就连人类社会也需要这种极为活跃的因子。不少英雄人物也有这样的游民出身和生存经历，夏禹便是如此。?二是由于不搞计划生育而不断地循环地产生的流民流寇。历代农民，在封建家族观念支配下盲目地大量生育，社会也没有任何限制，往往在一个王朝初期还极力鼓励生育。于是，很快就以几何倍数地惊人数目涌现了富余闲散人员，大大超出了生产能力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加上，政治混乱，土地本来就日益见少而又无法限制土地兼并。失业者越来越多。这些人成为市井流氓，或者散兵游勇。阿q便是这样的可怜的人。于是，结成宗教式谋生团体如帮会势力。终至于啸聚山林，再遇到天灾人祸的导火索，正好燃起熊熊大火。历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恶性症状所促成的。整个社会于是停滞不前，待到战争及动荡削减了人口，降低了原有矛盾的刺激性，社会便在新王朝的统治下休养生息，进入又一轮生育--膨胀--危机--战争--安定的怪圈。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人数达到一定倍率时，社会就要动乱。三国时期，五千万人被战争夺走三千万生命。而到了封建统治最为完善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一下子达到了四亿。社会时时处处都像坐在火山口上。他们的生存意识和斗争意识达到极限。太平天国便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可以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一无所有也就无所畏惧，这就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能够造成社会结构的崩溃。孙悟空存在着这些人的特性。接着，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思想根源。第一层次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的内容。简要地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起源于人的本能意识，继之明显地起源于中国道家及百家学说，然而从实践来看应该说起源于民间和历史所有的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孙悟空的历程，同样可以说是人生历程的象征。孙悟空具有人的本性。少年时对人生的目的产生了迷茫，纯粹为了感官的乐趣而游玩。青年时人生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但也从鲜活走向僵化。上升交游，四方求学，打破死限，醉生梦死，扯旗造反，失败坐牢，悔过求经，终于从思想上接受"招安"，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行为、思想和追求，从此做了护法的"保卫处长"。几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历程，从怀有一种大而迷茫的志向到最后几乎都失落，最终在现实中被理性化地泯灭。生命就是痛苦，最痛苦的是人生最终价值破灭的痛苦！孙悟空所接受的理性化的道家思想，在其发展中曾经蜕变为墨家和武侠，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纵横天下，替天行道，为所欲为。孙悟空何尝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有这种思想意识。生存的艰辛使得国人如此短视和低贱。活下去，是最大的真理。就连作者心态也是这样的。作者只有经历了失落、迷茫、不平、空虚的追求历程，深明中国社会的思想真谛，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揭示 《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现实意义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根深柢固，绵延不绝，遍及九州，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到处充斥着流氓无赖意识。管理人民的官场，贿赂贪污比比皆是。而下层社会，盗窃抢劫令治安成为司空见惯的最大问题。生意场上，欺诈赖账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流氓无赖意识为主导来行事的人是不讲什么人格、精神的。他们不怕人看轻，品格低劣下贱，心地阴恶狠毒。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却深得奸诈的真传，满口里是仁义道德，无情地指责攻击他人。自古以来的中国普通人就缺少一种"君子"的风度和心胸。就连文学艺术中也在盛行"痞子小说"（尽管作者会是在一种过激心态下说的反话，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骂街确实风行全国，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要指斥和打击他人而不是宽容他人）。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和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精神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尽管也在发生着渐变。如此说来，流氓无赖意识正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点的变革上，以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文学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希望国人树立新的国民性。文学应当改造中国人心底处深藏的流氓无赖意识--"流氓鬼"。不能让这种低级生命存在的需要和阶段就像精神胜利法一样的流行精神病再来操纵中国人的灵魂。文学应该让中国人树立一种新的人生意识，那就是传统早就有过而被长期封建专制所压抑和扭曲的民族魂：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克己奉公，包容博大。让新的中华大道树立起来，这就是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利用现代民主政治为平等个性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条件；利用高科技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人们建立"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生活基础。既有社会正当约束的认可如计划生育政策，又有个体创造的极限发展。像孙悟空那样的盲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西游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通篇塑造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由此，笔者希望产生新的中华大道所主导的孙悟空形象。《西游记》这样一部哲理小说，作为中国人漫长发展过程中一段思想意识历程的记录，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高清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宋代的散文、诗、词，继承唐五代的成就，继续有所发展。话本、戏曲、说唱文学更为元明以来小说、戏曲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欧、苏等人并不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这样，古文和骈文经过取长补短而各自获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　　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词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宋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了领域。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在中国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媲美的是宋词。词在宋以后并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但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清词的复兴，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宝石，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跟元曲斗妍，同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她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对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我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二．分类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按语言内容及抒情方式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煜、李清照、柳永、秦观等；中国宋词流派。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张詅。婉约，即婉转含蓄。词本为合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各具风韵，自成一家，但仍未脱离宛转柔美之风。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　　我国词坛是一个群芳竞艳，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多彩多姿、千娇百媚的婉约词，为我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无限光彩，也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首先是它具有“可歌性”。婉约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跟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旧唐书·温庭筠传》曾记载飞卿“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天才的作家们既有文学素养，又都洞晓音律。每填一阕，往往锤字炼句，审音度曲，把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音乐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悦耳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婉约词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曲新词酒一杯”，这些温柔香艳之曲，怀人赠别之调，又多是歌伎舞女们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一曲之后，余音绕梁，沁人心脾。“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便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这类“旖旎近情，铺叙展衍”的新曲，往往使闻者销魂。婉约词音节谐婉，“语工而入律”。情调柔美，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唐五代词早就具有这一特点。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两宋时期，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可见当时传播之广。直至近代，婉约词依然具有“可歌性”。这是它的突出特点。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它以情动人，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文采灿烂的《花间集》，就是一部言情之作。五代词人韦压，善于运用各种抒情手法，成功地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晏殊的《珠玉词》，抒情委婉。如明珠美玉，光艳照人。欧阳修是一位领袖儒林、肩负文统道统的中心人物。在他的诗文里，只能看到他严肃的护道面孔，而他的抒情小词，却写得婉媚轻柔，情致缠绵。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工文章，精骑射，而小词却委婉传情，凄恻动人。盖“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堂词话》）。作家们把肺腑中的真情，悲愁与欢愉，通过抒情的婉约词，曲折细腻地透露出来，赢得古今无数读者的同情与共鸣。　　爱情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抒写爱情，反映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遭到迫害、受到挫折时的悲愁与哀怨，也就成为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它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歌颂。敦煌曲子词《菩萨蛮》的作者，大胆坦率而又委婉曲折地写出“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表达了爱情永恒不变的心愿。冯延巳的《长命女》，写夫妻祝酒陈愿，地久天长，永不分离。韦庄的《思帝乡》“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歌颂了天真少女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对爱情的表露，抒写她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　　多情的词人，往往通过抒写离愁别恨，歌颂爱情的真挚。　　婉约词的又一特点是“以美取胜”。它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展观自然美与生活美，歌颂人物的心灵美。作家们把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李煜《浪淘沙令》）、“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晏几道《蝶恋花》）凡此，皆美妙动人，绚丽多彩。往往片时佳景，一语留住；万端情绪，一语吐出。一首词，可因一妙句而千古流芳。“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作者宋祁因而得到“红杏尚书”的美称！“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作者张先遂有“张三影”之称；“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贺铸因而被称为“贺梅子”。　　爱美是人之天性。美的艺术形式，是沟通人类感情的桥梁。创造美的意境，是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就是一幅优美的图画，把读者带入美的意境。“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创造了凄凉而又幽美的意境。“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黄庭坚《清平乐》），作者通过奇妙的想象，把惜春之情、寻春之意，熔铸在一起，意境极美。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全词绘出暮春景色，在美的意境中，蕴含着伤春情绪。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等．　　豪放派：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　　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　　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　　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　　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 “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　　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昨日春》、《青玉案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总之婉约派词是适合在花前月下浅吟低唱，而豪放派词更适合把酒临风、对酒当歌。婉约派词侧重于抒发离愁别恨的个人感情，而豪放派则侧重于抒发对事物的感慨。一个是小调，轻轻的哼出，一个是高歌，放声高歌。　　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但是这期间的词题材还仅限于描写闺情花柳、笙歌饮宴等方面，可以说还显得很“小气”。虽然艺术成就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是在思想内涵上层次还不够。宋代初期的词一开始也是沿袭这种词风，追求华丽词藻和对细腻情感的描写。像曾因写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了仁宗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志，一生就流连于歌坊青楼之间，给歌妓们写写词。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的词被认为是一种粗俗的民间艺术，不登大雅之堂，以至于宋朝的晏殊在当上宰相之后，对于他以前所做的词都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宋朝的艳妓之多，水平之高为其它朝代所罕有，她们和宋朝的才子们一起共同推动了词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　　但是，随着词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宫廷豪门、都市风情、脂粉相思之类的世人一新耳目。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和表达儿女之情的玩物，更寄托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时代、对人生乃至对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宋词彻底跳出了歌舞艳情的巢窠，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三．宋词的由来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隋，定型于中晚唐，盛于宋。隋唐之际，从西域传入的各民族的音乐与中原旧乐渐次融合，并以胡乐为主产生了燕乐。原来整齐的五、七言诗已不适应，于是产生了字句不等、形式更为活泼的词。　　四．宋词的发展历程　　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贤、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个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就其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况看，继承与创新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与欧阳修生当承平之世，二人喜爱南唐冯延巳词，而又无冯延巳的经历与感慨，其所作词，或“风流蕴藉”“温润秀洁”而多带“富贵气”，或“疏隽”“深婉”而兼有“鄙亵之语”，与西蜀“花间”并有许多共通之处。晏殊的《珠玉词》以及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内容上，未曾突破传统题材，在艺术形式上，也未见新的创造。在北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张先、晏几道的创作，则已稍露宋人特色。　　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歌词创作，宛转典丽，思想内容虽未曾突破“花间”范围，但他创制了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虽仍为“花间”式的令词小曲，但其“寓以诗人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黄庭坚《小山集序》），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不可视之为“追逼花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而已。宋词发展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然而，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宋词的变革已经开始。其中，第一位变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岁，比欧阳修大12岁，三人同属于北宋前期的歌词作家。但是，柳永的影响却不限于北宋前期，而波及于整个北宋词坛。柳永所走的道路与晏、欧完全不同。晏、欧是政界、文坛的显要人物，柳永却是个“失意无聊，流连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他的创作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部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因此，柳永的创作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把词当作“诗之裔”(《祭张子野文》)，在柳永开拓疆界、扩大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东坡乐府》中出现了〔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及〔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一类篇章，为北宋词坛增添异彩。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已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在欧、晏时，词的创作已不仅仅为了应歌，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志。苏轼的出现，促进了北宋词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柳永的影响极为深远，北宋慢词创作，自苏轼、秦观继起之后，更加兴盛；另一方面，苏轼同时及稍后，若干追随者学其作词，虽各有所得，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得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发展变革阶段中的北宋词，并非所谓“婉约”“豪放”两种风格、两种流派所能概括。在这一阶段中，除了柳永、苏轼的“变革”，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也为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的词“俊逸精妙”（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与苏轼并不相近。赵令畤为苏轼门客，学苏轼作词，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观所作〔调笑令〕10首（并诗），歌咏历史上许多美女的故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12首，将张生、崔莺莺的故事谱入歌词，构成了大曲的雏形，不仅为后世戏剧之滥觞，而且也为多种风格的北宋词增加了品种。此外，贺铸的歌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张耒《贺方回乐府序》），这同样也为发展中的北宋词增添了姿态。　　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歌词创作的思想内容上，周邦彦“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刘肃《片玉集》序），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周邦彦“多用唐人语檃括入律”（《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并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词体的蜕变南渡后，歌词创作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南宋时期的歌词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及蜕变，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南渡作家李清照与向子諲，由北而南，他们的创作是歌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　　李清照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徊惆怅、深哀入骨，但是，词的“本色”未变，她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向子諲于“靖康之变”前，过着闲适的和平生活，所作词多为“花间”“尊前”的娱乐品，是地地道道的酒边词；“靖康之变”后，他被卷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旋涡当中，其所作词，内容、风格都与前不同。向子諲将“江南新词”排列于前，而退江北所作于后，称之为“江北旧词”，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諲的创作，同样为大变革中的歌词创作提示了门径。　　南渡以后歌词作家，诸如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在“工”与“变”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　　辛弃疾生当衰世，“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他将自己无处发泄的“一腔忠愤”及其“抑郁无聊之气”寄之于词。不但在词中抒写抗金、恢复的大题材、大感慨，而且在词中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辛弃疾经过多种探讨与尝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但是，辛弃疾的某些作品，表现形式上“大声鞺鞳，小声铿鍧”（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着力太重处也不免剑拔弩张，这对于词体的蜕变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与辛弃疾同时代的作家陆游、陈亮、刘过，或者与稼轩“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者效法稼轩，“词多壮语”（黄升《花庵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五）;或者激昂感慨，有过于稼轩（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诗话》续集）。可以说是辛弃疾的“同调”或“附庸”。南宋后期及宋元间歌词作家刘克庄与刘辰翁，是辛弃疾的崇拜者，在南宋词坛上，称得上辛词后劲。陈亮、刘过以及刘克庄、刘辰翁等人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同时，对于辛词的缺点也有所发展。　　南渡以后作家陆游、辛弃疾等人的成就主要在于以歌词形式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成就则在于他们对于词的艺术表现所作的探讨与尝试。　　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姜夔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二》），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于清真、稼轩之外，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精通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所谓“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四库全书总目》）。其艺术追求也获得了较高的成就。　　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颇与姜夔为近。论者或以姜、史并称，或将史作为姜之羽翼。在艺术创造上，史词“妥帖轻圆”，“辞情俱到”，“有镶奇、警迈、清新、闲婉之长，而无訑荡、污淫之失”（张镃《梅溪词序》）。但因其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用笔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数”（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其成就仍逊于姜夔。　　姜夔之后，南宋词坛的另一巨擘当推吴文英。吴文英曾提出论词四标准：“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引）所谓协与不协，雅与不雅，直突与深长，狂怪与柔婉，相对立论，说明吴文英的主张是针对词坛现状而提出来的。吴文英“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其词“沈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扶潜，开径自行”(朱祖谋《梦窗词集补》跋)。应该说与这一主张相关。但是，吴文英过分强调内容上的“雅”，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协”与不露，其词“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沈义父《乐府指迷》）。这对于南宋词的衰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宋元之间，号称“乐笑翁”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张炎既“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艺概·词曲概》），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又“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词林纪事》卷十六引)，“研究声律，尤得神解”(《四库全书总目》)。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艺概·词曲概》），自成一家。但是，在“声音之道久废”的情况下，张炎“独振戛乎丧乱之余”（殷重《山中白云》序），终究无法挽救宋词的厄运。至此，宋词的时代已经结束。

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开头

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宋临川人（今 江西省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从青年时代起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居，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非常客气地将他比作李白、韩愈这样的顶级大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写诗与作文一样，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更为丰富。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中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或人生观念。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宋代文人喜谈佛释，大约始自王安石这一代人。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诗歌注重对仗、用典和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并以此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写景抒情的绝句，也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安石学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以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王安石不仅推动了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宋词在整个宋代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它是足以与唐诗媲美，并且代表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一代之文学”。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宋词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它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宋词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代表词人主要有柳永、张先、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北宋后期的词，最大的特色是词的诗化，主要词人有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南宋前期的词强烈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张元干等。南宋后期的词分为两派：一派以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多表现爱国精神；一派以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主要在艺术上精雕细刻。

我眼中的宋朝摘 要 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关键词 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前 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为什么会是宋朝？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宋朝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四、文化娱乐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五、飞速发展的科技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 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XXXXXXX年XX月于XXXX大学《我眼中的宋朝》xt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想它一定很忧伤，因为我把快乐都留在了前面。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人，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我眼中的宋朝宋太祖奋威自8 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ZG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整理:晓枫:279785430) 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ZG大分裂的开始，这是ZG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ZG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ZG（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ZG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之后，却担心从此之后他的部下也效仿之，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在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待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或多或少的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宋太宗犯傻宋初，辽宋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双方各有优势，也各自有各自的不足，总体上说就是谁也吃不掉谁。谁深入敌境都会失败，辽在真宗时也曾深入到黄河边，却也未克一城，只得谈和退兵，这也正合了宋朝皇帝的意，于是有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得以延寿，按照他的雄心壮志和战略计划，肯定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辽宋大战胜负难定，绝对不会如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军事才能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窝囊。宋代初期两次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马疲惫，未经休整，也不听左右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摆什么八卦阵，越级指挥，使得指挥系统混乱，甚至于导致众将不和。受祸唐末很多人都为唐的贞观开元所击节叫好，而不去理睬唐朝中后期的昏暗，而实际上是河朔被唐送给党项人，河湟被唐送给吐蕃人，关中自从连续遭到恶劣气候影响，使得生态破坏后，已经从肥沃之土变成贫瘠的穷苦之地，无处大量饲养战马。四川云南那些马用来搬运物资还行，在战场上拼杀，估计这些马匹冲出去没多久就会失前蹄。跟西夏做买卖而买来的战马饲养困难，后来金国也禁止西夏卖战马给宋。宋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契丹的儿皇帝石敬塘把幽云十六州孝敬了，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敞开了；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燕云十六州不在汉人控制之下，中原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要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处处设防，谈何容易，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往往都是无用功。要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物资，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面临的最大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之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政权，应该说辽已经成为一个兼游猎与农业并重的半文明国家，攻有铁骑，守有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岳飞时期的反攻可是依仗有上万骑兵，否则，也只得采取守势。宋的敌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里没有把大理算进去。我说的敌人，是指有战斗力和本身实力能征服别的国家（部族），而且能向中原王朝进攻的国家或者说是部族。看看这四个国家（部族），哪个是好惹的，哪个不是弯弓饮马数万人之众的。这里，可能会有人拿汉、唐来说它们当时也有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侵扰边境。而实际情况是匈奴只是纯野蛮民族，突厥也就最多算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如果匈奴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那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被中原王朝击败，与它们本身遭受恶劣自然条件而走向衰落不无关系。但是，到了宋的时代，这些半文明的人已经不再只是靠天吃饭了，农耕技术被他们所掌握，丰年之时可以储备，以应对荒年。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能长驱直入，封狼居胥，而宋的敌人已经修筑了坚实防御设施，差距立显。匈奴、突厥强大时，对中原王朝而言，它们也不过只是来抢劫的，最多掠夺人口、牲畜，而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的敌人却不大好打发，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不但对幽云十六州格外重视，而且还要求北宋割让土地，到了女真、蒙古的时候，他们可都想要四海臣服，已经有了并吞八荒、囊括宇内之意。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这些名字是匈奴、突厥之流只能梦寐的。对比盛唐唐的确有击败阿拉伯人的历史，而后阿拉伯帝国陷入分裂，甚至就与唐不接壤，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对唐有什么威胁。至于突厥、回纥，绝对和契丹、女真、蒙古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黑水、高句丽、吐蕃和后来的辽、金、西夏、蒙古一样，都是进化到了农业文明的蛮族政权。但唐朝的表现怎么样，陇右被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也丢了；对高句丽，唐太宗这个被毛老人家称道的圣明之主亲征，不也是失败么。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别国借兵镇压国内叛乱，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对付不了叛军了。这样一来，以前扩张的领土全部丢失不说，还把汉族产马的地方全弄丢了。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ZG也可能早就灭亡了。可以想象一下，盛唐经安史之乱就萎靡至终，两宋这个先天畸形儿的三百年江山岂又容易。宋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宋的军事实力骑兵严重不足，攻伐后勤运输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宋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它已经不具备那种以进攻立国的条件。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并不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当然，宋的军制也有弱点，但这已经不能避免了。“澶渊之盟”与宋真宗厌战有关，但毕竟保证了百年安定。“靖康之耻”给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方的确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来宋朝甚至略占上风，韩世忠、吴玠、刘锜、岳飞等率将士浴血疆场，重创金兵。沙场之上，一方几乎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另一方却是骑兵占多数的金兵。冷兵器时代的这种对阵，孰优孰劣，大家心里了然。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情况之下，一声号令，宋朝将领无一不争锋，士卒无一不向前，至死方休！怎么能说宋为软弱，难道那千年之前的汉人鲜血就没有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吗？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契丹、女真过后，又出个剽悍异常的蒙古，宋这个时期又是衰落得厉害，碰到宋度宗这个算是弱智的皇帝。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依旧没有腿软。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里宋也是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襄樊之战，外城被破，南宋将士依旧殊死抵抗，张贵、张顺皆力战而死，牛富率勇士坚持巷战，寡不敌众，投火殉职。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的英勇事迹，把宋代汉人的崇高民族气节演义的淋漓尽致。如果从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攻金算起，蒙古灭亡金国也只是用二十四年不到的时间，（后来蒙古向西发展，金还得以苟活近二十年），如果把蒙古向西发展的时间排除，蒙古灭金只用了五年，但灭已经可以说是半壁而没落的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在宽仁治世的宋朝，华夏经济文化科技得以相对飞速发展，民族文化也走向极盛。然而强敌屡出、三面受敌，宋未以尚武对野蛮，而科技还未能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亡实为世界文明的损失。

诗：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文：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