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历史论文范文参考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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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你是三十一中的吧

学习外国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交际的基础是文化。…交际的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通过外语这个桥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为我所用，提高本民族的素质，使之得以在世界之林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外语，将自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介绍给世界，为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加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学习和传播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悠久而富有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是我们几千年以来行为做事的基础。“中庸之道”、“与人为善”、“和睦相处”等价值观在我们的心里根深蒂固。近代以来，中国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接触增多，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价值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民族的人们喜爱中华文化，“华夏文化”受到了世人的注目和崇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深受欢迎，人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熏陶，受到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但是与这样的现状不吻合的是，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当中，中国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知识太少，几乎为零其结果就是，在年轻人当中，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而却不知“端午节”、“中秋节”为何物。据媒体报道，有的年轻人甚至将Mencius翻译成“孟休斯”。实在地说，大学英语教学经过多年的改革，大学生的英语能力的确有很大提高，与外国人的交流容易多了。但是，在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知识不够，表达不清。这与我国目前在世界所处地位是不符合的。英语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方面通过英语，吸收别国先进的东西；另一方面，将我国优秀的传统介绍到国外，使我国进一步融人世界，与世同进。就目前而言，外语教学的成就是前者优于后者。所以，大学英语教学要担当起加大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播的任务。 二、加强中国历史的学习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历史断层的民族。而真实地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进一步地了解目前的中国，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任何国家有害，只会有利。 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创建了辉煌的文明，为世界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进步，传统的中医学、哲学、文学、伦理学形成了“华夏文化”，长时间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宝库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是久经磨难、坚韧不屈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和平祥和的时代，也有过连绵不断的战争；有光辉灿烂的成功，也有忍受外来民族欺压的屈辱。当我们强大时，我们不欺负弱小；当我们被人蹂躏的时候，我们不屈不挠，坚守着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她的形成是和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分不开的。在中华民族长久的发展中，各民族的人民共同奋斗，团结一致，铸造出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历史。正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多样性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历史已是过去，它是今日的镜子。了解中国历史，有助于外国人民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作为向国外宣传中华文明的任务之一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论是教学任务、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上，都没有涉及有关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在学校没有学到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表达，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怎样主动向外国人宣传自己的文明历史呢?三、加强对中国现状的了解。传播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 目前，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事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出自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行为。 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对任何人和国家没有构成威胁，只能对世界作出贡献。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已经和世界接轨，基本实现了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在源于2008年底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崛起，从来就不是以霸权为目的的。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处的理念是和睦相处，共同发展。一些国家，出自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将中国的崛起渲染成是对世界的威胁，这是毫无道理的。在今日之中国发展之时，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增加这方面的教学内容，积极、主动地向外国介绍中国发展的意义，使人家能够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现状，了解中国发展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义。 四、加强教学内容的改革。勇于担当大学英语教学在对外宣传中的光荣任务 有鉴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大学英语教学任务的繁重性。针对大学生在语际交流时出现的“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教材建设 由于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教材对中华文化的介绍太少，教材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以，在教材建设上，一定要大力增加宣传中国文化的材料，增加学生主动运用的具有反映中国文化的词汇，形成语感，使学生能够用地道的英语来宣传中国文化。教材应开列中国文学与文化参考书目或编写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国文学文化教材，作为学生课后阅读之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内容的教材编撰可采用汉英对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 2．课程设置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主要分成读写和听说两个方面。要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教学课程应该形式多样，应该增添一些讲座或选修课。这样，一方面，课程要体现出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的特点，让学生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有一个了解；另一方面，配合该课程的改革，增设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对比，使学生在了解中华文化的同时，对比国外文化，培养他们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3．教学方法改革 将中国文化融人大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教学内容的增添问题，在教学方法上也应该做一些配套改革，使这项任务得以全面完成。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题目，在互联网上或学校图书馆去查资料，然后集中展示、成册。经常用英语开展有关中华文化的表演，将课堂生动化、趣味化。利用旅游参观的机会，到文化名胜地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鼓励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英文报纸、杂志及书籍，《中国日报》、《商业周刊》、《北京周末报》、《中国专稿》、《上海英文星报》、《21世纪报》、《广州英文早报》等十余种，对学生阅读极为有用。另外，在影视方面，CCTV9是一个面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很多中国电影和中国的电视节目也都配有中英文双语字幕。这些都是值得利用的学习资源。 4．教师素质 目前中国80％的英语教师的年龄在28~48岁之间，是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其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很不足，虽然英语功底都不错，但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要完成传播中国文化的任务，自己还要加强提高。因此，英语教师加强中国文化学习刻不容缓。大学英语教师首先必须具备英语语言知识、综合应用能力、专业基础知识，更需具有相当的双文化或多文化知识。其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了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识和中外文化评析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可运用比较法，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从而使学习者对两种文化产生直观感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对有关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介绍，并同母语文化进行适当的比较，以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现象的异同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识，让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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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雄关“东望武昌云历历，西连巫峡路悠悠”。江汉平原西南，九曲回肠的荆江北岸，坐落着铁壁铜关荆州城墙。荆州，是上古大禹治水时“割地布九州”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以当时境内荆山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荆州是楚国都城“郢”所在地，历经二十个楚王，达四百一十一年之久。公元前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置南郡于荆州，同时建江陵县。公元前206年，项羽建临江国，都荆州。汉初复置南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无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设刺史部，荆州刺史部为十三州之一。刺史部始为中央监察机构，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 ，刺史改为州牧，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刺史改变其监察职权，而为地方大吏。荆州地处荆江北岸，上镇巴蜀之险，下据江湖之会，扼守长江天堑，是连接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千百年来，荆州城墙饱劲战火洗礼，历尽时代沧桑，几度平毁，几度重建，荆楚风骨永存，仍然以其威镇八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荆江岸边。荆州城墙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现存明清重建城墙东西长75公里，南北宽2公里，面积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28公里，高9米。城墙现有八座城门，2座门楼。荆州古城分为三层，外面是水城，中间是砖城，里面是土城。水城（护城河）全长10500米，宽30米，水深4米，西通太湖，东连长湖，与古运河相连。明代时期建城时为防止城基下陷，洪水泛城，右城脚条石缝中浇灌糯米浆，因而城墙特别坚固。荆州城墙设有瓮城、敌楼、战屋、炮台、藏兵洞、复城门，防御体系完备，历来易守难攻，有“铁打荆州”之说。荆州古城不乏美妙佳话，传说当年三国蜀将关云长镇守荆州，忽遇九位仙女下凡，传王母娘娘旨意，说荆州刀兵频仍，民不聊生，欲收回置于神地，不准凡人争夺。关公忠于其兄刘备，不让荆州，于是想出一条妙策，说：“你们在西北，我在东南，各筑一城，城周五千步，天黑始，鸡鸣止，谁先筑好，谁就管理这个地方。”九仙女用衣裙兜土，关公伐芦苇筑城。关公城就，九仙女城差一隅，鸡尚未鸣。关公振动鸡笼芦席，公鸡啼鸣，九仙女羞愧地上天去了。这就是现在荆州城北门外九女琢的来历。又传说张飞也担土来帮二哥筑城，可是来晚了，便将土倒在东门外，现今人们都把这两座小山似的土堆叫“张飞一担土”。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然而关公为了防范东吴，在汉代旧城旁筑了一座新城，都是有史籍可考的。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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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妹妹，这个还是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写得再差，那也是自己的成就，别人写的，永远是别人的

中国历史上三次重要的税费改革及其启示我国行政性收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夏商两代，政简人稀，国用节俭，没有在正税之外另行收费。到了周代，因“政府组织扩大，职务亦较多，设官分职治军”，财政支出随之增加。兼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赋贡两项正税已不足支用，便在正税之外派征了“罚布”、“廛布”等10余种行政性收费，从而开启了我国行政性收费的先河。自古以来，行政性收费一直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行政性收费起初就带有税收的性质，实质上是税收的一种补充，但由于缺乏规范和有效的监督，乱收费、滥收费便相伴而生，往往遍及全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到明代，全国的苛捐杂税已不下千种。至于费大于税，费重于税的现象，历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即使在治理收费情况相对较好的“康乾盛世”时期，康熙皇帝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地方的“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历史上乱收费现象，有其体制上的原因：——财权与事权不统一。最典型的是明清时期，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一方面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按时足额完成朝廷赋税任务，另一方面本应由中央财政包揽的事务却要地方政府负担支出，这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税外收费来弥补。——地方势力的膨胀，迫使财权下移，诸侯自行控制地方税费大权，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典型例证是南宋王朝，其政权在兵荒马乱中建立起来，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而蜀州、楚州、鄂州等地的割据势力膨胀，财权甚重近乎独立。他们不但擅自截留国家正税，将应上缴税额及杂赋“留充赡军”，而且任意派征各种杂费，“殚竭民力”。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对此无可奈何，从而导致国力羸弱，最终被蒙古王朝所灭。——吏治腐败，无监督制约机制，收费者为所欲为，朝廷听之任之，中央与地方上下包庇，相互渔利，促使地方官吏肆无忌惮的苛派、勒索于民间。乱收费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民不堪重负，逃亡奔命，造成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田赋收入也随之减少；国家财力分散，扰乱分配秩序，终致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削弱中央集权，助长地方势力膨胀。唐代中叶以后，各地军政合一的藩镇群雄并起，不仅大量截留中央赋税，而且任意征收苛捐杂税，课无定额，无物不征，使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大为减弱。中央确定在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并选择部分地区进行改革试点，这是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上曾进行过若干次重要的税费改革。深入研究历史上的税费演变和改革，探讨其中的成因和经验教训，对当前各地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有所裨益。一般认为，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是历史上三次重大税费改革。一、唐代后期杨炎推行的《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实行“两税法”。两税法就是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为地税与户税两种税，所以叫两税法。其特点是：将过去以人丁为本征税、征收实物（产品）的税制，改革为以资产为本按照资产多寡征税、征收货币（钱）的税制。为了实施两税法，朝廷共采取了8条政策措施：一是按各户资产定等级，依率征税。首先确定户籍，不管原来户籍如何，一律按照现在居住地点定籍；同时取缔主客户共居，防止豪门大户荫庇佃客；然后按照各户贫富分别列入各等级（三等九级）依率征税；现任官吏亦按官品确定等级纳税。二是为平衡负担，经商户也要在所在州县按照资产征课，税率三十分之一。三是量出制入。先计算出各种支出的总数，然后把它分摊到各等田亩和各等户头上，统一征收。四是征税分夏、秋两委。五是两税都以钱作为计算标准，折合实物。六是田税以唐代宗大历14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为依据。同时保留丁额。七是租庸调及其过去的其他税赋项目全部废除。八是对多收滥征进行处罚。凡“敢在两税外加一文钱，以枉法论”。改革后，唐朝中央年财政收入由1200万贯猛增到3000万贯以上。以今天的视角看，两税法改革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可取的：一是对混乱繁杂的税收进行了整顿，归并了税收项目，统一了税种，简化了手续，集中了缴纳税赋的时间。二是扩大了税收面和税源，过去那些不纳租庸调的不课户和官吏也要纳税，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有积极的作用。三是按照资产多寡、贫富等级依率征税，有合理公平的倾向。四是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条款，符合制度建设的要求（没有惩罚规则，制度就不能称为制度）。二、明代后期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158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的新税制。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800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总体上看，“一条鞭法”改革的主要政策和措施有五条。一是量地计丁。清查土地与户丁，掌握基本税源情况。二是赋役合并。把原来田赋的正税、附加、各种形式的徭役、杂项等负担合并成为一项，折成银两，分摊在田地上，按田亩征税。改革了历朝历代赋与役平行征收的税制。三是取消力役。把原来按户丁征派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差役都由政府用货币雇佣。四是一律征银。用征收货币的税赋制度取代了以往征收实物和力役的赋役制度。五是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征税解运。“一条鞭法”的主旨是使多占田的人多交税，这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盛行、力役使用无度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对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的确减轻了负担。“一条鞭法”化繁为简，征收项目和数字简单明了、易知易晓。既规范了税收制度，同时对那些弄虚作假借权捞钱的官吏是一种限制，减少了乱征滥派的机会。新法还改过去由粮长、里长等民间办理税赋为官府直接办理，使那些仗势欺人的粮长、里长，不能再额外勒索贫苦农民。“一条鞭法”取消了力役，有利于农民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田地上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收入。“一条鞭法”是在清查土地和户丁的基础上实行的。田赋与役银都是按地亩分摊，土地多的人负担的田赋和役银也就愈多，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一条鞭法”对减轻农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一条鞭法”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围绕着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入、把“费”改成“税”而进行的，没有触动导致土地兼并集中、赋役负担不均的封建土地制度，再加上处罚监督不力，其结果还是弊病丛生，重演正税之外又加杂派，且愈演愈烈。到万历27年，“天下赋税之额，比二十年前十增其四”，明中后期全国到处有农民起义就很自然了。三、清代前期雍正推行的《摊丁入亩》清朝初期沿袭明代的税制，以田赋和丁役为主要的税赋收入。田赋即土地所有者按照占有土地的亩数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税，一般是征收实物。丁役即年满16岁到60岁的男子（也叫壮丁），每年每丁要向国家负担一定日期无偿的徭役，丁役原是征收劳役，后来征收货币，俗称丁银。清朝规定，丁役或者丁银按照户籍征收，凡在册的壮丁都沿袭旧簿，再加之户籍往往“老不除籍，壮不加丁，亡故者仍在册不减”，征收的丁银都加在了在册壮丁户的农户身上，农民负担沉重不堪，农民被迫逃亡。农民的逃亡使税源减少，税源的减少加剧了向在册农户收缴税赋的力度，从而导致农户逃亡更甚，于是陷入了恶性自欺欺人循环。到康熙执政的后期，河南、四川、湖北、山东的一些地方为了保证税收，已经不得不试行“丁随地派”、“丁银摊地”等办法。雍正皇帝继位后，于1724年（雍正2年）在直隶（今河北省）开始正式推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到公元1777年（乾隆42年）贵州省最后实行，其间经过了半个世纪。“摊丁入亩”的主旨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解决税赋不均。主要的政策措施就是“摊丁入亩，地丁和一”，即将各省的丁银之赋摊入地亩，随田赋征收。丁银摊入数额各省并不相同，如直隶是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山东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一钱一分五厘等。“摊丁入亩”的办法实际上是明朝“一条鞭法”税制改革的继续，它统一依据占田多少来征收税赋，这不利于占地多的地主，而有利于少地或者无地的农民，农民负担因而减轻；更重要的是对于清朝政府来说，摊丁入亩后能够保证国家税赋的增加，逃亡隐匿农户也大大减少，对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摊丁入亩”继承了“一条鞭法”中赋税征收简单易行等等切实可行的做法，彻底废除了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性质的丁役，使全国的税赋正式归并为单一的田赋，实现了税制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财政体制与统治政策，为后来所谓的“乾隆盛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摊丁入亩”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增加到6000多万两。四、历史上三次税费改革的启示归纳起来，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是改革的背景相似：大都是由于原有的财税体制弊病丛生，难以为继；收费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管理失控；贪官污吏滥用职权，坐收坐支，中饱私囊，国家财政状况危机日深；农民不堪重负，破产逃亡。其次是改革的内容相似，基本上是改费为税，统一税制，化繁为简，官收官解。第三是改革效果大体相似，既省费便民，规范了收费管理，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财权的集中统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权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有利于整顿吏治。然而，这三次税费改革由于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局限性和法制的不健全，加上改革措施本身的一些不科学性和不完善，最终都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和滥收费问题。反观我国当前现状，农村费改税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近几年来，面对农村，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现象一直十分严重，给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了消极影响。乱收费不治不行，费改税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认真研究其中的成败得失，对我们现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可以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启示之一：当正税之外的杂派已经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税费和财政制度，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秩序时，就必须下定决心进行整顿治理，实施税费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启示之二：历史上的税费改革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的目标，而我们现在的税费改革确定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这与过去有本质的不同，是非常正确的，为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既然税费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应该享有的利益，因此就必须斩断向农民的乱收滥征的魔手，给农民这一基本的社会细胞以稳定感。深刻地认识到，农民不仅是生活单元，同时也是生产单元；不仅是生产主体，同时也是财产主体。随意向农民伸手，岂止是多收少收钱的问题，主要的是打乱了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所以，减轻农民负担，给农民以稳定感，这是根本上恢复经济秩序，稳定社会秩序的要求；也是涵养税源、稳定财政收入的要求。考虑到当前国家总体的财政收入状况，更加不能把增加或者满足财政收入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基层政府财政不足问题应该通过其他途径或者办法解决。启示之三：历史上税费改革的方向都是按照财产的多寡分担税赋，既扩大了税基，也增加了税源。体现了公平赋税的原则，客观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特别是收入和财产都比较少的农民，负担更轻。而我们现在的改革设计以土地为依据，多多少少忽视了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财产占有不均的状况，造成了试点地区出现了部分种田农民负担反而加重、城郊收入高的地区赋税反而比偏远地区税赋轻的现象。我认为，税费制度的形成与土地制度和财产的产权制度以及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此税费改革要适应家庭承包制度，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有利于产权的明晰，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配置，有利于各产业间的协调和持续发展，有利于提升或者保护农业的竞争力（加入WTO就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应当特别重视税种的设计，要跳出按照土地或者人头征收固定税费额的框框。税种设计及其税费制度安排要符合现代经济运行规律，这是防止出现反复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以为至少要考虑几个因素：第一，增进秩序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因此新的税制必须能够维护经济秩序。第二，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选择发展的机会很多。决不会因为税收的理由而违背经济上有利的理由，就是说决不会因为要纳税而去做没有效益的事情，那种认为农民不会抗拒“皇粮国税”的想法是落后于时代的，因为农民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放弃农业生产来避税。因此，新的税制要能够在实施中不出现扭曲或者最少扭曲。第三，税收是政府得以运作的源泉，也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杠杆，因此新的税制要税率低、税基广，既要有利于税收的稳定，也要做到税赋公平，有利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从试点地区看，由于税费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实际上仍然延续了历史上固定于土地的思路，所谓农业税与历史上的田赋没有本质的区别，既不是现代意义的所得税，也不是现代意义的资源税或者流转税，因此出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就不足为奇了。启示之四：税费制度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制度，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完备的经济制度必须有严肃的惩罚规则和措施相匹配。这首先是因为惩罚规则是构成制度的要件，没有惩罚，一系列的政策设计充其量只能算是规则的罗列，而不能算作是制度（或者说至少制度上有重大缺陷）。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执行新制度中严肃的惩罚措施，才能消除旧制度下税外加征、税外杂派等“路径依赖”问题，否则只能“破旧”，却无以“立新”。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一定要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和规则，对实行改革后，在税外仍然巧立名目、乱收滥征的，必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规范并建立起新的税费制度，恢复经济秩序。启示之五：历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税费改革都辅之以吏治的整饬，因为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制度的落实维系离不开各级官吏。这个思路是对的，但不能仅仅限于对官吏违法乱纪的惩处。我认为，整饬吏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坚决遏制“委托——代表问题”中的“败德”现象。二是下决心精兵简政，精减机构和人员。三是要建立起与农村税费制度和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政府机构和运作模式。领导新西兰税制改革的前财政部长里查德森说，当你开始设计新的税制时，你的起点是要重新反思政府的角色。这话值得我们深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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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核心在于政策与命令，具体的体现是军事、行政、税收等，具体的目标是人、财、物的管理。在康乾盛世时期，皇权达到了高度的集中，任何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和决策都都皇权决定，而南书房和军机处严格角度说，只能算是皇上的幕僚或顾问，而议政王大臣会议还属于集体决策。康乾盛世之所以称得上盛世，一、时间长 从康熙22年（1683）收复台湾算起，到乾隆去世（嘉庆4年1799年）结束，约有116年，中间经历了4个皇上，其中的康熙大帝，文治武功，对内消除分裂，对外开疆拓土，对民修生养息。雍正帝兢兢业业。乾隆帝，十全老人。康乾盛世的标志就是圆明园，在一个皇权时代，万国来朝，四海升平，就意味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不用武力再去吓人，而是文化。圆明园无疑是那个时代世界级的瑰宝，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又一个高峰。看看现在的文物拍卖吧，仅乾隆屋中的一个大瓷瓶，就拍卖了2个亿。而在圆明园中的类似的宝物，风景那更是多的难以计数。没有了，不想多说了。至于早期的西学东渐，首先是认可，其次是影响重大。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正面的有，医学解剖，数学几何，玻璃冶铁等负面的有，鸦片麻醉、性泛滥梅毒、间接影响的有，基督教太平天国、伊斯兰教方腊起义等

宋代历史论文范文参考2000字

赵匡胤 （927～976）即宋太祖，著名军事统帅、军事家。祖籍涿州(今属河北)。后汉初从军，隶枢密使郭威帐下。郭威称帝建后周，为皇帝卫军东西班行首。显德元年(954)，於高平之战中，在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等畏战退却，后周帝柴荣亲自闯阵之时，随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各率骑2000，主动出击，转败为胜，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二年，后周攻后蜀秦(治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凤(今陜西凤县东北)等州，久攻未下。奉命前往察看地形、分析战势，言秦、凤可取。世宗从之，果败蜀兵。三年，后周攻南唐，率前锋军倍道奇袭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北)，断南唐军退路，大败数倍於己之南唐军，俘获皇甫晖、姚凤两员大将，并克滁州。不久，左翼军占领扬州，南唐军渡江反击，赵匡胤随张永德率兵近2000守六合(今属江苏)，后发制人，打退2万馀南唐军反扑，俘斩5000馀，升殿前都指挥使，后授定国军节度使。六年，随柴荣北上攻辽，迁殿前都点检，掌殿前司禁军。十月，柴荣病死，其子宗训七岁继位，改授归德军节度使。七年正月初，奉命率军出征，在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为巩固统治，逐步削夺禁军重将兵权，设枢密院掌兵籍和发兵之权，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兵，二者互相制约；将各地精兵锐卒选调京师，编入禁军，以强干弱枝，削弱藩镇势力；对禁军颁行更戍法，分戍各地，定期轮换，使将不得专其兵，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加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革新兵器，严格纪律，军队作战能力不断提高。同时，开始致力於统一战争。以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略，选派得力将领驻守边境，防御辽和北汉，派遣主力南征。宋建隆三年(962)九月至开宝八年(975)五月，先后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政权，基本结束自唐"安史之乱"以后延续2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开宝九年卒，终年50岁。在位16年，在建立军事集权、改革军事制度等方面都有建树。指导战争注重了解敌情，分化瓦解，以智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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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雄关“东望武昌云历历，西连巫峡路悠悠”。江汉平原西南，九曲回肠的荆江北岸，坐落着铁壁铜关荆州城墙。荆州，是上古大禹治水时“割地布九州”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一，以当时境内荆山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荆州是楚国都城“郢”所在地，历经二十个楚王，达四百一十一年之久。公元前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置南郡于荆州，同时建江陵县。公元前206年，项羽建临江国，都荆州。汉初复置南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公无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州，设刺史部，荆州刺史部为十三州之一。刺史部始为中央监察机构，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汉元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 ，刺史改为州牧，地方政权遂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刺史改变其监察职权，而为地方大吏。荆州地处荆江北岸，上镇巴蜀之险，下据江湖之会，扼守长江天堑，是连接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千百年来，荆州城墙饱劲战火洗礼，历尽时代沧桑，几度平毁，几度重建，荆楚风骨永存，仍然以其威镇八方的雄姿，巍然屹立在荆江岸边。荆州城墙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现存明清重建城墙东西长75公里，南北宽2公里，面积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28公里，高9米。城墙现有八座城门，2座门楼。荆州古城分为三层，外面是水城，中间是砖城，里面是土城。水城（护城河）全长10500米，宽30米，水深4米，西通太湖，东连长湖，与古运河相连。明代时期建城时为防止城基下陷，洪水泛城，右城脚条石缝中浇灌糯米浆，因而城墙特别坚固。荆州城墙设有瓮城、敌楼、战屋、炮台、藏兵洞、复城门，防御体系完备，历来易守难攻，有“铁打荆州”之说。荆州古城不乏美妙佳话，传说当年三国蜀将关云长镇守荆州，忽遇九位仙女下凡，传王母娘娘旨意，说荆州刀兵频仍，民不聊生，欲收回置于神地，不准凡人争夺。关公忠于其兄刘备，不让荆州，于是想出一条妙策，说：“你们在西北，我在东南，各筑一城，城周五千步，天黑始，鸡鸣止，谁先筑好，谁就管理这个地方。”九仙女用衣裙兜土，关公伐芦苇筑城。关公城就，九仙女城差一隅，鸡尚未鸣。关公振动鸡笼芦席，公鸡啼鸣，九仙女羞愧地上天去了。这就是现在荆州城北门外九女琢的来历。又传说张飞也担土来帮二哥筑城，可是来晚了，便将土倒在东门外，现今人们都把这两座小山似的土堆叫“张飞一担土”。这些都是神话传说，然而关公为了防范东吴，在汉代旧城旁筑了一座新城，都是有史籍可考的。

东莞黄旗山公园： 东莞黄旗山公园位于东莞大道和东城中路交汇处，占地面积243公顷，园内有黄旗山顶灯笼、黄旗古庙等景点古迹，及新建旗峰公园广场、门楼、旗峰湖景点、餐厅等设施。 东莞黄旗山又名祖山、主山、镇山、文笔峰、朝山。唐以前，曾是岭南第一名山。唐一后，一直是东莞人民春游、踏青、登高的圣地。明以后为东莞八景之一。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张家玉九岁凳黄旗山顶，誓作第一流人，并一自己的生命实现这一诺言，鼓励东莞人民上进、奋发、图强，为国争光，走向时代的前列。 宋代以后，黄旗山修筑了廉泉、廉泉亭、廉泉亭寺、泉亭庵、廉泉亭水成了"神仙水"。民间传说，人民喝一口廉泉水会保持廉洁。人们游黄旗山后，都爱汲一壶泉水回家，与家人分享，以求共同富裕。同时，提倡廉洁奉公，提倡保护廉泉、发扬饮廉泉水、追求全家廉洁的好风俗。 观音庙、寺、遍及全国各地，但从宋代创建、重修、保存至今的却不多，黄旗观音古庙实属凤毛粼角值得东莞人民珍惜、保护。 黄旗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亦是历代农民起义军进攻东莞城区的根据地。东江纵队游击队，也是先在唤起山设立据点。然后进军、解放东莞县城，使东莞县城免遭土匪的洗劫。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北接广州，南连深圳，毗邻香港。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东莞有港澳台同胞70多万，海外侨胞20多万，是广东著名的侨乡。1985年撤县建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 东莞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是珠江三角洲著名的“鱼米果之乡”。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国民经济保持年平均增长20%以上，2004年综合经济实力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12位、地级市第1位，并先后荣获十大“最佳中国魅力城市”和十大“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等称号。 东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威远炮台、沙角炮台等鸦片战争古战场以及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是东莞最著名的旅游景区。近年来，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加快使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增添了无限魅力。2004年由市民评出的“东莞新八景”和“东莞文物八景”集中展现了东莞悠久的历史和恢宏的现代气派，成为中外游客和市民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而绿色世界、同沙生态旅游区、黄旗山城市公园、水濂山森林公园等一大批生态旅游区的陆续建成又使东莞这座生态绿城更充满了生机，集旅游、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大型主题购物公园华南MALL和将于2005年底建成开放的岭南风格的古典园林——粤晖园为东莞旅游更添吸引力。 东莞经济发达，交通便捷，长年商务繁忙，会展不断。酒店业发展迅猛，全市现有星级酒店88家，其中五星级13家、四星级22家、三星级28家。商务会展、休闲度假和购物娱乐是东莞旅游的三大产品，东莞的城市休闲产业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正在逐步发展。 目前，东莞正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向着现代制造业名城、生态绿城和文化新城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