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鉴赏论文1500字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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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鉴赏论文以论文中心为基础，展开论述，主要阐明它的艺术价值重要性

我之前写了一个关于当代艺术认识的文字，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　　中国当代艺术小“拙”　　中国当下物质文化的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的极度匮乏，促使了中国当代　　艺术的跳跃式发展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极大的刺激了中国当代艺术部落的发　　展，出现了当代艺术家的众多云集，艺术上的”开元盛世”这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是艺术本质上走在社会前沿的必然；是文化匮乏下的迫切需要；是　　”天价”绘画市场的催化但朦胧状态下的当代艺术确存在着诸多弊病．关　　于当代艺术本人有以下拙见:　　一 发展不规范，有恶性发展之趋势，许多艺术家迷失方向　　”天价”当代艺术市场的刺激致使当代艺术家众多云集，其中不乏滥竽　　充数之士，当代艺术市场混乱，这种混乱不仅仅体现在价格上的恶意炒作，还　　表现在许多艺术家意识上的盲从，许多当代艺术作品片面注重所谓的”创意”　　所谓的”独树一帜”内容上苍白空洞，浮于表面，甚至肮脏不堪，毫无艺术性　　社会性可言成功者也仅仅是昙花一现　　所谓”当代艺术”一是要体现在”当代”上反映当下社会的现状，体现　　社会的现实，走在社会的前沿，体现当代艺术哲学之美；反映人类现实生活；　　为人类精神生活呐喊―――这是身为当代艺术家的一种历史责任．　　所谓”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是美化人类的生存空间．当代艺术家应　　该适应当代，学会发现美创造美．使艺术作品不仅仅追寻唯美而且上升到一　　定的当下哲学的高度．　　二．艺术的民族化尽失，缺乏生命力．　　真正的的艺术是根源于自己的民族；根植于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而并非盲从．正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许多”当代艺术家”　　并不了解艺术之哲学，不了解自己民族文化．中国必定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　　化的文明国度，我们常常会为古人的艺术文化哲学智慧而叹为观之任何一个　　细心去认识去了解去感悟她的人，都会被她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身为中国的　　艺术家应该了解自己的民族的文化，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去阐述描绘自己　　的民族．　　中国现在已经涌现出了众多在国际上顶级的艺术大师无不根植于自己的　　民族．如赵无极（法兰西院士）朱德群（法兰西院士）蔡国强（当代世界艺　　术家排名前100位）吴冠中（中国的艺术泰斗）他们都是世界当代艺术领　　域公认的艺术大师．他们都有留过洋，有的甚至久居国外．但他们的艺术无　　不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土壤．正如吴冠中老先生看到朱德群展览作　　品时说道的”乡音未改”对艺术的民族化世界化概括的是如此之精辟．　　三当代艺术收藏群体的盲目，缺乏艺术鉴赏力 艺术圈有点象娱乐圈　　当代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势力的艺术收藏群体不断壮大，这对当代艺术的　　发展有极大的催化促进作用，但他们大都是金钱有余，鉴赏能力不足，对当代艺　　术的鉴赏能力有限大多受一些艺术炒作现象的左右和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　　大嘴巴”左右　　部分艺术收藏群体收藏艺术品只是为了等待它的升值，以谋求利益，并　　非真正关切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当代艺术圈有点象娱乐圈，大量的包装炒作使一些似是而非的艺术作品在　　艺术市场飘荡作品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到包装炒作的影响，许多有志士的当代　　艺术家被埋没在没有硝烟的娱乐圈之中　　中国当代艺术起步晚，发展周期短．发展上的存在弊端这也是必然现象．　　随着当代艺术家们的不断规范，理性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之路也必然会在世　　界上利于颠峰之地．　　后记：金融危机来了，这也许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洗礼……（09年4月 于兆洋）　　祝福中国当代艺术之明天

1872年克洛德莫乃的这幅名为《日出印象》的油画首次展出，这幅画描绘了法国勒阿佛尔港口黎明时分的情景，港口作业区的大致轮廓--起重机、吐着烟的烟囱、建筑--透过浓密的晨雾和满画面的匪夷所思的破碎笔触，观者所能辨出的就是这些。这幅画儿当时在大多数人眼中简直是一团糟。批评家们更是大为恼怒，他们将这幅画的作者莫乃以及与之画风相近的画家的称为“印象主义”。指责莫乃画风太幼稚，其画作不过是小儿涂鸦而已，与勒阿佛尔港日出时的情景何尝有半点相似。几年后艺术评论来了个180度转变，好象莫乃好得不能再好了，仿佛印象派画家不仅长与用笔而且捕捉视觉真实的技巧已臻化境，令当代画家相形见拙。为何莫乃笔下的勒阿佛尔港先被说成一团糟，后来又被称为对港区日出情景了不起的再现？我们该如何理解此种戏剧化的转变。莫乃背弃了关于勒阿佛尔港传统的种种表达方法，而更趋向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感受，传达出自己对日出的鲜活印象，将常识之类搁置一边，竭力捕捉最初朦胧印象，并将其凝固在画布上。他试着画出的是我们打量世界时实际看到的一切，而不是我们料想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因此开始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抗拒，勒阿佛尔港的日出怎么是这样的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观察，人们发现，当船衬着城市的背景出现时，在特定的光线下从特定的角度看去，船似乎真的是在城里行驶，有时海天会浑然一色，我们实难分辨何为大海，何为天空。每件成功的艺术品不可或缺的东西究竟为何，那就是--一种能令我们重新发现现实中遭歪曲、忽略的一面的能力。

现代艺术鉴赏论文1500字开头怎么写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红、黄、蓝的构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画，45x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里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象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律性来起作用。”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他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净而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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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鉴赏论文1500字开头的作品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红、黄、蓝的构成》，蒙德里安作，1930年，布上油画，45x45厘米，苏黎世私人收藏。  在《海堤与海》组画中，所有曲线的痕迹都消逝殆尽，直线统帅了画面。虽然，形式因素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生命力，然而蒙德里安并未感到满足。他后来曾这样写道，“看着大海、天空和星星，我通过大量的十字形来表现它们。自然的伟大深深打动我，我试图表达那种浩瀚辽阔、宁静和谐、协调统一……但是，我感到我仍然象一个印象派画家那样，表现的是某种特殊的感受，而不是真正的现实。”   他的所谓“真正的现实”，就是隐藏在自然表象之下的“纯粹实在”。对于热衷通神论的蒙德里安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物象，无论是山水、树木，还是房屋建筑，都有其潜在的“纯粹实在”。虽然自然物外观各有差异，然而其实质却是相通的。画家的任务就是在画中把那隐秘的纯粹实在和普遍的相通性揭示出来。   他的这种思想，随着他与荷兰数学家、哲学家苏恩梅克尔的交往而日益成熟起来。  1916年，蒙德里安在拉伦偶然遇上苏恩梅克尔。此后，二人便经常会晤，并热烈交流思想。苏恩梅克尔是一位曾做过天主教牧师的通神论者，他提出了一种新柏拉图体系的哲学思想，称作“实证神秘主义”（PositiveMysticism，亦译为“积极神秘主义”）或“造型数学”（PlasticMathematics）。对于这两个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名词，他这样解释道：“造型数学以创造者的观点看，意味着真正的有条不紊的思想。”而实证神秘主义则指出一种创作法则：“我们现在研究着把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转变成可以为理性所控制的结构，以便随后在'一定的’自然现实之中重新发现这些相同的结构，从而凭借造型视觉去洞察自然。”苏恩梅克尔称，他的新哲学体系能够使人们”通过冥想深入自然，透察现实隐秘的内在结构。”他说，“大自然虽然在变化中显得活泼任性，基本上总是以绝对规律性来经常执行任务的，意即以造型的规律性来起作用。”关于造型的规律，他指出，自然中相互对立的一对对要素，如积极与消极、男性与女性、空间与时间、黑暗与光明，等等，都可以通过简化而压缩为水平线和垂线。在他看来，这两种线与宇宙的力量是相通的——垂线与太阳的照射有联系，水平线则与地球绕太阳的不变运行相关联。苏恩梅克尔对色彩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仅有三种原色存在，而三原色均具有象征的意义——黄色象征阳光的四射运动，蓝色象征着天空的无限延展，红色则是中性和搭配色，是“黄和蓝晨曦时的细语交谈”。  苏恩梅克尔的思想，对于蒙德里安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提供了所有其他抽象艺术的先驱者都未能发现的东西，即一种途径，一种使一幅画被赋予精神意义，而与外在世界毫无瓜葛的途径。抽象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使它与装饰图案迥然不同，这也是作品自身所固有的特质。根据苏恩梅克尔的思想，这是因为精神可以“通过纯造型的因素，诸如原色，以及黑暗与光明、水平线与垂线的对比，而得到最佳的表达。”  蒙德里安用了一两年时间，把这些思想运用于他自己的绘画实验，创造了独特的几何抽象的绘画语言。他排除了所有的曲线而起用直线。他把有色的长方形置于白底上，并以一种覆盖整个画面的直线网格把它们框起来。到1921年，他最终发展出那种简化和提炼到极致的几何抽象图式：三种原色、三种非色（黑、白、灰），以及“水平线——垂线”的网格结构。通过这种图式，蒙德里安寻求诸视觉要素之间的绝对平衡。其作品的每一构成要素都经过精心推敲，被谨慎安排在适当位置，显得恰到好处。  这幅作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是蒙德里安几何抽象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见，粗重的黑色线条控制着七个大小不同的矩形，形成非常简洁的结构。画面主导是右上方那块鲜亮的红色，不仅面积巨大，且色度极为饱和。左下方的一小块蓝色、右下方的一点点黄色与四块灰白色有效配合，牢牢控制住红色正方形在画面上的平衡。在这里，除了三原色之外，再无其他色彩；除了垂直线和水平线之外，再无其他线条；除了直角与方块，再无其他形状。巧妙的分割与组合，使平面抽象成为一个有节奏、有动感的画面，从而实现了他的几何抽象原则，“借由绘画的基本元素：直线和直角（水平与垂直）、三原色（红黄蓝）和三个非色素（白、灰、黑），这些有限的图案意义与抽象相互结合，象征构成自然的力量和自然本身。”  蒙德里安将他的新型绘画称作“新造型主义”，并专门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诠释这个名词。他是从苏恩梅克尔那儿借用的这一术语。在他看来，新造型主义比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优越，因为它使艺术超越个人，而蒙德里安的主要宗旨便是在艺术中消除自我。艺术所表达的东西，应是艺术家对其所处世界的不自觉的反应，是那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灵深处的宇宙之力。新造型主义艺术的宗旨，便是获得和谐与平衡；失去和谐与平衡便会产生悲剧，而这是“对人类的诅咒”。从而，蒙德里安的艺术必然显示出一种乌托邦的色彩，正如他所说：“新的观看方式……犹如其导向新的艺术那样，必须导向一种新的社会；一种兼具两类等值因素（即物质与精神）的社会，一种和谐而平衡的社会。”他的绘画，提供了这—宇宙和谐的完美范例。它们平衡、有序，乐观，展示了非躁动的、宁静而清澈的人类本性。“在充满生机的抽象的现实中”，蒙德里安称，“新的人类发展已超出了怀旧、欣悦、狂喜、悲伤、恐惧等感情的作用范围：美使感情永恒，在这感情中，这些情感被表现得纯净而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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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鉴赏论文1500字开头

鲁迅，现代作家，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罗马雕刻家除了表现统帅、英雄人物、全家群像、夫妇合像、单人墓碑像外，还在罗马的建筑、广场、纪念柱等上面装饰了许多圆雕和浮雕。三世纪较有名的建筑为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凯旋门和卡拉卡拉的公共浴室。古罗马雕塑是西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现实主义雕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历史上一般称欧洲的封建社会为“中世纪”，艺术史上把古罗马以后到文艺复兴前这段时间的西方艺术称为“中古世纪的艺术”，它延续了1200年左右。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成为封建统治的有力支柱。因此，欧洲中世纪的雕塑主要为基督教服务。中世纪盛期的文化艺术，经历了罗马式时期和哥特式时期。教堂建筑成为当时主要艺术载体，许多优秀雕刻家从事教堂建筑的装饰雕塑和内部陈列的圆雕工作。法国的安高莱姆教堂，康城的三圣教堂，德国盖因拉德的圣基列阿教堂中的许多雕刻，都具有代表性。 罗马式教堂以其坚厚、敦实的形体显示教会的威力，哥特式教堂以其灵巧、尖挺的上升力量控制观者的精神感情。教堂建筑中彩色玻璃窗画的明暗变化，各色各样轻巧玲陇的雕花图案和壁上的雕塑，都有助于加强宗教神秘的气氛。哥特式教堂代表了中世纪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沙脱尔教堂、理姆斯教堂等，都是哥特式教堂。而哥特式雕塑则基本上代表了中世纪保守落后的宗教艺术。 14世纪的法国雕塑中，哥特式艺术反映现实倾向增强，对人物姿态、表情、形体等方面开始夸张强调，为宗教服务的哥特式雕塑开始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艺术的萌芽。中世纪的雕塑有精华有糟粕，许多作品中充满迷信、荒诞的宗教内容，但从艺术遗产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雕塑家们也创造了不少属于人民的、有积极因素的好作品，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一直16世纪，文艺复兴文化在欧洲许多国家产生和形成。在欧洲的许多先进国家里，文化艺术达到了高度繁荣，文艺复兴掀起了欧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文艺复兴文化是反对封建宗教的文化，提倡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起领导作用的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继承并发展了希腊、罗马雕刻艺术的传统，使雕刻艺术达到了高度繁荣，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雕刻家，差不多都集中在佛罗伦萨。最先出现的雕刻大师是季培尔蒂，佛罗伦萨洗礼堂的两扇青铜大门上的装饰浮雕是他的代表作。伟大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把这两扇大门赞誉为“天堂之门”。同一个时期的伟大雕刻家还有多那泰罗、委罗齐奥等。而米开朗基罗的出现，则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艺术发展到了最高峰。他们以写实的手法，用准确的人体解剖学，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的形态有很强的力度感，以雕刻的艺术语言塑造传神的形象和高度的技巧手法。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艺术对后期的雕刻家有极大的影响。 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油画多有于取材古希腊神话(及其发展--古罗马神话)的，而在西方雕塑发展史上，古希腊雕塑代表着一种美学高度。希腊艺术家确立规范和原则，对后世西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和新古典主义的雕塑艺术就以其为标杆。古希腊的艺术家确定了最美的人体的原则。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古艺术家波利克里托斯是第一个“规范”了“美”的艺术家，他从纯数学理论角度，计算出一个做为人类身材范本的男士应该具有的身材比例。他是“黄金分割律”的鼻祖。并且，评判他人、修炼自己的身材仪容也成为古希腊人的习惯。“苏格拉底一贯认为：凡是身材不佳、仪容不整的人都是没有公共精神、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在苏格拉底的眼里，公民身材肥硕问题属于公共事务的范畴，而肥胖也是政治问题。”尼采就曾说过，要在“身体上做一个古希腊人”。有意思的是，如果不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侵印度，将雕塑艺术带到恒河流域，恐怕流传到东方各国的佛教也就不会有后来繁荣不已的造像艺术(云冈，龙门，莫高窟，巴米扬大佛)，甚至在佛教、道教(借鉴了佛教的传教形式)的寺庙里也不会供奉着偶像。因为，古印度的宗教传统里是不崇尚偶像崇拜的。坦胸露乳的佛像，恐怕也只能来源于古希腊的文明吧！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五光十色，斑烂绚丽。近百年间政治文化的日益革新 ，社会制度的频繁更迭， 意识形态的纷纭多变， 使得20世纪的数代学者在运用不同的 历史观、文学观及文学史观，对1840—1919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予以观照、阐 释、评价时，显示出极为明显的认识差异。这些认识差异的存在，使得20世纪中国中国 近代文学的研究，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20世纪前20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一时期。此20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正经 历着由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鸦片战争以来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孰短孰长的文学批 评，对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文学革新见仁见智的评论，便形成了最为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 研究。初期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在成果形式上，以传统的 序跋、评点、诗话、词话等文学批评方式为主。 关于龚自珍、宋诗派、桐城派、维新文学改良和五四文学革命等问题的讨论，构成 了世纪初前20年文学研究的热点。 龚自珍学宗公羊，好杂家言，诗文ｃｈù＠①诡连＠②，危言警世，为维新派思想 家、南社诗人所喜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 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维新派推尚龚氏，多从思想启蒙处立论；南氏诗人推尚龚氏，则主要 追寻其歌哭无端的诗风。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注：《柳亚子诗词选 ·定庵有三别好诗……》。）南社流行学龚诗、集龚句的习尚。与维新派、南社的推誉 相反，贬抑龚氏的也大有人在。张之洞认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 龚定庵”，是社会纷乱的学术根源，（注：《太炎文录·说林下》。）章太炎认为：“ 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注：《张文襄公诗集·学术》。）褒扬贬抑，相 去可谓悬殊。 宋诗派与桐城派，是鸦片战争之后仍十分活跃并得到一定发展的传统诗文流派。宋 诗派以杜、韩、苏、黄为诗学风范，力图以援学问入诗的努力，别辟诗歌发展蹊径。桐 城派以唐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自居，其清淡雅洁、言简有序的散文风格，颇得有抒情言 志之好文人的青睐。进入20世纪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文界、小说戏曲界革命风头正 健。出于破旧立新的需要，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清代学术概论》等论著中对宋 诗派，桐城派的复古摹古倾向提出批评。稍后的南社，提倡革命，思振“唐音”，斥责 宋诗派中的同光体诗人多为清朝之罢官废吏，其诗多是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 ，以文浅陋之作。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说林下》、《辨诗》等多篇文 章中，对宋诗派、桐城派有所针砭。章氏谓宋诗派自曾国藩诵法西江诸家，矜其奇诡， 天下鹜逐，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③谶辞相等。后期桐城派视严复、林纾的 翻译，是替古文开疆辟域者，章氏认为实际上严复充其量是俯仰于桐城派之道左，而未 趋其庭庑者；林纾较之严复，又等而下之。 在维新与革命派学者口诛笔伐之际，宋诗派、桐城派也预感到韶华将逝，而匆忙为 自己作着总结。自1912年起，同光体的诗论家陈衍先后在《庸言》、《东方杂志》、《 青鹤》上刊载《石遗室诗话》，除评品前代诗人外，主要揄扬同光体诗，描述近代诗派 的发展过程，为同光体“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论张目。不久又辑《近代诗钞 》二十四册，收入道光以迄民初三百七十位诗人的作品，多为近代各种学古诗派之作， 与《饮冰室诗话》立意截然相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教授生员为生路的桐城派 人物开始将桐城义法搬上大学讲台。1914年，姚永朴著《文学研究法》，1912年，林纾 著《春觉斋论文》，不约而同地将桐城派只言片语的古文辞理论系统化，力求存古文一 线于纷纭之中。 至五四新文学时期，宋诗派、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受全面的讨伐和批判。以 《新青年》为阵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纷纷著文，“桐城谬种，选学妖 孽”之类的称谓不胫而走。自此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有关宋诗派、桐城派的研究中 ，一直是将二者作为新文学诞生的祭物和新诗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看待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 的转换，却是以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为先导的。三界革命服 从于新民救国的主旨，遵循‘求俗’与‘变雅’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改变了传统观念 ，解放了旧式文体，发展了文学语言，这些都为新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梁启超有关 文学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 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黄遵宪称梁氏文 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注：《 致梁启超》，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严复称梁氏之文，“一纸风行，海内观听 为之一耸”。（注：《严复集·与熊纯如书札》。）南社、五四《新青年》在政治观念 上与梁启超多有抵牾，但对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都是颔首称道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同载道的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走出，以 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表现手段，创造出新鲜活泼的白话诗、白话文、白话小说，近代 文学在这里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是与近代文学的发展同步进行的。这个时期的 研究者并没有完整的“近代”观念，他们对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还很难上升 为“史”的认识，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介绍、评论，形式仍以序跋、诗话、论文、书信等 传统批评方式为主。在初期研究中，新与旧的文学壁垒已经明显存在。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第二时期。这三十年间的研究工作，在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可以称作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时期。随着五四新 文学序幕的揭开，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段相对固定的历史。五四之后的学者对这 段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思考，逐渐摆脱了传统的序跋、诗话、论文的评论方式，而推出 了一系列的研究论著。在这些论著中，史的意识得到强化，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在这一 时期得以奠定。 吴汝纶1898年为严复所译《天演论》作序时，曾区分集录之书与自著之言两个著述 概念。吴氏认为：集录之书，篇各为义，不相统贯：自著之书，建立一干，枝叶扶疏。 汉代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书。吴氏感叹我国学界自唐宋后少有自著之书，而倍 加推誉《天演论》一干众枝的著述体系。我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著之书，在20世纪的20 年代后陆续出现。1922年，为庆祝《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写

论文-《西厢记长亭送别》借景抒情艺术赏析　　[摘要]本文从《长亭送别》的景物描写入手，以文本细读的鉴赏方式，深入细致的探讨了景物描写的特点和作用，总结了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写情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借景抒情 情境交辉 乐景写哀 化腐朽为神奇 过渡、引起情节　　引子 借景抒情或曰借景写情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手法。然而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借景抒情也十分常见。以《西厢记》为例，曲词中就有景物描写的唱词。虽然不多，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就具体探讨《长亭送别》中几处写景的作用。　　《西厢记》是古典戏曲中情境交辉的最好的典范，尤以《长亭送别》为最。写情而能“沁人心脾”方为最佳。情因景生、境因情现，二者不能割裂。其写景虽少，却对表“情”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体看来，这出戏中的景物主要是造境，它把莺莺的离愁别情放在四种不同的环境（即下文谈到的景一、景二、景三、景四）中作了境异情殊的描写，为角色的喜怒哀乐创设一个特定的环境。这种环境的确立主要作用是使情与境融合，避免了刻意写情产生的浮泛。从而使人物具有生活的具体性和真实感。《长亭送别》总是在情节转折之处，用秋景显现环境。　　景一：这是赴长亭前之景。这样就把莺莺在途中的离情别绪，包笼在一径秋光之境中了，形成了情与境的交融。　　景二：这里写得是秋郊长亭的离筵。不是小庭深院的团聚，所以首先渲染出暮秋凄苦之情，把整个离筵用秋的萧条气氛笼罩起来，使秋境和离情统一，愈显悲苦。　　景三：这一景语，把上面全部形象都包容在苍山落照的秋境之中了。金圣叹评之为“笔力雄大”。　　景四：此又一境，又一情。景随人远，情随恨长，情境关合，丝丝入扣。　　《长亭送别》是一首真挚的抒情诗，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是一支撩人的离歌，给人以深沉的美感享受，凄艳动人。　　景一：十里长亭路，相思慢慢行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这支曲词是历来公认的写景名句。相传王实甫写完此句后，思虑殚尽，扑地而死（晕厥）。曲子写的是秋景，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是通过萧瑟的景物烘托了人物悲凉的心情，这值得商榷。我认为这幅秋景的基调不是悲凉萧瑟的，此曲所本的范仲淹的《苏幕遮》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这里，碧云，黄叶，绿波，翠烟，构成一幅的美丽画面。最能代表秋之萧瑟的“黄叶”在范仲淹的笔下尚且不悲，何况是色彩更加绚丽的“黄花”呢？因此，“碧云天，黄花地”二句一高一低，一俯一仰，展现了际天极地的苍莽秋景。再加上漫山的红叶，真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是一幅由蓝、黄、红构成的立体感极强的绚烂秋光图。　　那么，怎样理解此处景物在表现人物心情方面的作用呢？其实，范仲淹的词上阕的景物虽然色彩斑斓，但还是为了表现的悲凉的思绪，这是以乐景写哀情。此手法在古典诗歌中是很常见的。如杜甫《绝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抒发了伤感的思乡之情，而前两句却勾画了一幅幅浓丽的春日画面，极言春光融洽。这是以乐景写哀情。“端正好”曲词用的也是这种手法。曲词中的一个“晓”字告诉我们，长亭送别是从早晨开始的。“碧云天，黄花地，雁南飞，霜林醉”正是刚走出家门的崔莺莺去长亭的路上看到的景色。坐在车里，看到这大好的秋光，莺莺无限惆怅。自然的美景和人生的美景从此都不会属于她。“北雁南飞”，那南飞的大雁，是要回到自己温暖的家的，而她崔莺莺的家呢，那是一个没有自由、讲求门第、热衷功名的深宅府第。况且此时她是客居途中，丧父的悲伤尚在。和张生“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的温存稍稍使自己的心情得到些许宽慰，没想到……她甚至更会想到，假如张生此时不是上京赶考，而是与她去郊外游玩，那该是何等的惬意和幸福啊！没想到母亲却对张生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母亲啊，你为什么要逼张生求取功名，世人啊，你们为什么重利轻情？”这是此时此刻崔莺莺在心里的呐喊。由此，在她的眼中，那枫林自然就洒满了离人的红泪。这幅画面，色彩热烈。热烈的色彩下，一对儿恋人踯躅于即将分手的路上。自然景境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这是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　　正因为他们的“马儿迍迍的行”，因此，快到长亭时，已是“疏林挂着斜晖”了。“端正好”和“滚绣球”这两支曲子一个早上，一个晚上，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作者用心良苦。十里长亭路，这对儿小夫妻从早晨走到了晚上，足见难舍之情。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夸张的成分。　　景二：短暂饯行宴，有言难表白　　[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　　这是第二幅画面：西风，黄叶，寒烟，衰草。夕阳西下，西风渐紧，“黄叶纷飞”，叶子落得又多又急，不是“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的温柔状态，而是肃杀的，是秋风扫落叶，一股冷嗖嗖的感觉袭上身来。再笼以寒烟、缀以衰草，一动一静，愈觉凄冷。饯行之宴就在这样一个冷风冷色的场景中开始了。　　这是通过莺莺眼看到的秋景。这是一场沉默的晚餐，除了几个人物应酬性的对话外。在即将分别的筵席上，二人有多少知心宽慰的话要向对方表白啊，可是一切都是沉默，只剩下两个人的叹息声。这沉默和叹息埋藏着莺莺心中无限的“怨”。目睹眼前瑟瑟的西风、黄叶、寒烟和衰草，莺莺的怨情滚滚涌出。　　“幺篇”曲词怨张生“轻别离”“情薄”，甚至不希望他进京赶考。“满庭芳”曲词怨母亲“供食太急”，在本已很短暂的饯行宴上居然还不肯回避，弄得莺莺和张生不能温存话别，只能“暗送秋波”。“朝天子”曲词中莺莺痛斥世人追逐名利的心态，充分表现了她珍视爱情、鄙视功名利禄的思想。极目是黄叶纷飞，眼前老夫人面沉似水。西风瑟瑟之中一片沉寂。“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这恰恰是莺莺怨极产生的幻觉。　　“霎时间”言筵席时间很短，可是读者却同曲中二人一样感到这场沉默的饯行宴是那样地漫长。而他们在赴长亭的路上，走了一天却显得时间那么短，这也许就是情人心中的时间辨证法。　　景三：把酒相告别，情殷意切切　　[四边静]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　　[四煞]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宴席结束，余人散去，唯有一对恋人和红娘。“两意徘徊”言二人依恋难舍，但“落日山横翠”，又不得不分手了。看到眼前的横山，又心里不禁一沉，因为没有山的阻挡，分手之后，还能以目相送片刻，使思念之情得到慰藉。　　莺莺再也无法沉默了，刚才筵席上被压抑的情感此时一下子释放了出来——用泪。莺莺“把酒”向张生告别。她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能在这即将分别的瞬间全部倾吐出来，一时语塞的莺莺有的就是泪。一个“哭”字确实胜过千言万语。“哭”中甚至有些绝望的成分，“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莺莺觉得自己剩下的只有梦，她寄希望在梦中与张生相见。果然，下一折戏（第四折）就写了莺莺做梦追张生到草桥店要与其一起上京的情节。然而，一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对即将远行的丈夫，确实是不能“一个'哭'字了得”，如此岂不太“低俗”了。所以当莺莺心情平静下来时便有殷殷的嘱托。尤其“五煞”曲词的嘱托，说得多么一往情深！情意切切，让人不忍卒读。此时的莺莺，她是那么地软弱、孤独、无助、温柔又伤感，让人挥之不去。　　而当她莺莺连梦也没有的时候，或曰梦也不能圆她见张生一面的时候，她就只有望眼欲穿了。于是便有了“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的描写。这个场景说不上新颖别致，在古典诗词中很常见。可用在这里却化腐朽为神奇，十分真切地表现了莺莺的孤独思念之情，这是莺莺的大痛苦和大悲凉，也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大痛苦和大悲凉。　　一个女子，西楼独倚，怅望古道衰柳，心上人迟迟不归。这个形象很使人想起古代的弃妇。从而自然带出“二煞”曲词中莺莺对张生些许的请求，或曰乞求。莺莺害怕自己倾心的爱全部付出后被玩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出身名门的崔莺莺未必不懂得这个道理，张崔的“两情”，在莺莺看来，就怕不是“久长时”，那么她就更要在乎朝朝暮暮。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悲剧可见一斑。　　景四：独自长徘徊，心愁车难载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　　这是后两只曲子。这个场景写莺莺送别张生后，迟迟不肯归去，怅然若失、徘徊反侧的情景。精彩之处是情景交融，细腻地刻画了莺莺几起几伏的思念之情。　　“青山”三句写莺莺刚刚送走张生后，始终目送他渐行渐远。直到张生转过一片山，山、树和暮蔼淹没了张生。此时莺莺转过眼睛，西风之下，她看到的是夕阳古道，只剩自己孤独地站着。“无人语”有二说，一是古道无人，寂静荒凉；一说张生已去，再无人与莺莺知心相谈。总之，这句是写莺莺思念的心情开始渐渐平缓下去了，就要回家了。可就在这时，她却突然听到了一声“马嘶”。这马嘶无疑告诉莺莺她的心上人此时就在路上，这使她已经平静了的心骤然又涌动起离别的悲苦之情。她又不忍心马上回家了，这才有了“懒上车儿”的想法。这是“一伏一起”。　　随着马嘶声的渐渐远去，莺莺的心情又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再加上红娘在一旁的催促，莺莺要动身走了。当她就要抬脚登上车子时，下意识地再一次环顾四周，也许她在寻找什么，而她看到的只是四面暮蔼沉沉的青山。她也下意识地望了一下张生离去的远方，那里是一轮如血的残阳即将没入山巅。而突然间，“一鞭残照里”，这是莺莺万万想不到的。残阳的余晖中瞬间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起马人的剪影。他正跃马扬鞭，他是谁？是张生。莺莺两度平静下去的心情再一次空前地激荡不已。这是“再伏再起”。本已相思之极的她此时真是“遍人间烦恼填胸臆”，眼前的车子是如何也载不起的了。　　关于“一鞭残照里”，也有二解。一说写实，即如上文所言；一说写虚，即莺莺幻觉。二说均可，幻觉亦表明莺莺的思念之切。或许，被莺莺误看成的残照中的“一鞭”，就是一头暮归的牛呢！　　结论：以景造境，情境交辉　　《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不是零散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秋景。从时间上说是从“晓来”之晨到“疏林挂着斜晖”，再到“落日”，最后至“残照”；就空间而言是起于“长亭路”，继而是长亭外的近景，然后是亭外远山、古道、田野，最后终于“残照”的天边。正因为景物之间具有纵的和横的关联，所以既独立又作为整体一部分的几幅清秋图便构成了秋的整体意境，又兼过渡、引起情节的作用。　　《长亭送别》中的景物描写，又围绕着一个“情”字展开，以景造境，情境交辉，反复烘托渲染人物心理，十分生动细腻地刻画了崔张二人尤其是莺莺依恋、哀伤、悲苦、关切、忧虑、孤独等复杂的心理。这折戏把男女之情写到了极致，崔张二人就是在长亭这样的意境时空下“话别”，从而演绎了一曲“两情若是久长时，也在朝朝暮暮”的情爱恋歌

大学艺术鉴赏论文1500字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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