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论文题目

隋唐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论文

隋朝时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分为三个方面：1、政治方面：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2、教育、社会风气方面：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3、文学艺术方面：科举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

影响：科举制度在隋唐成熟与完善后，对其后的数百年，为中国历代的统治阶层培养、奉献了一大批官僚和士大夫，丰富并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其最终达到繁荣的顶锋；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由于封建制度的不断衰落，清朝的统治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撞击下，风雨飘摇，逐步走向覆灭。科举制度此时也已经无法被改革、突破从而与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灭亡的命运。扩展资料：隋唐科举制度主要内容：1、隋文帝时分科考试，隋炀帝时设进士科；2、唐太宗时以进士科明经科为主；3、武则天时设武举和殿试；4、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科举考试。

影响了之后的人才选拔制度的，让很多的读书人有了一些路途了，人们也愿意去读书了，是利于社会公平的发展，让很多朝代发展的更加顺利一点。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利，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此后，科举制成为历朝选拔官吏的重要制度，一直维持了约1300年。

隋唐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论文题目

1、隋文帝时分科考试，隋炀帝时设进士科。2、唐太宗时以进士科明经科为主；武则天时设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科举考试。影响科举制度在隋唐成熟与完善之后，对其后的数百年中，为中国历代的统治阶层，培养、奉献了一大批官僚和士大夫，丰富并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统治，使其最终达到了繁荣的顶锋。然而，在其后的几百年中，由于封建制度的不断衰落，清朝的统治在国内外各种力量的撞击下，风雨飘摇，逐步走向覆灭，而科举制度此时也已经无法被改革、突破，从而与封建制度一起走向了灭亡的命运

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也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特别公平的就业和竞争机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利，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此后，科举制成为历朝选拔官吏的重要制度，一直维持了约1300年。

积极影响：（1）政治方面：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2）教育、社会风气方面：科举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士人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3）文学艺术方面：科举制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进士科重视考诗赋，大大有利于唐诗的繁荣。消极影响：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

隋唐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论文摘要

1、网址： 2、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 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在唐代，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明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 元代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伯虎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清代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3、隋唐以来，绝大部分历史名人都是进士出身，比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牛僧如、李林甫、苏轼、黄庭坚、于谦、袁崇焕、洪承畴、纪晓岚、刘墉、曾国藩、李鸿章等等，不过也有许多人非进食出身，比如：赵普、和绅、左宗棠等等。

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隋炀帝设置进士科唐太宗扩充了国学规模唐玄宗时期，诗赋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考试内容武则天创办了武举、殿试科举制度改善了用人制度，科举制度促进了用人制度，科举制度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末年才停止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利，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此后，科举制成为历朝选拔官吏的重要制度，一直维持了约1300年。

（一）科举制的创立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央集权的需要，是选士制发展的结果。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首先着手的就是官制和与官制密切相关的选士制度的改革。因为：第一，要加强中央集权，必须把选用人才的大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第二，要巩固统治，必须最大限度地网罗和笼络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参政的机会；第三，全国统一，封建官僚机器日益完备，必须选拔大量的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来充任各级吏员。这样，被地方官员操纵的察举制和被士族所操纵的九品中正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隋文帝正式废“九品中正制”。至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置进士科，一般认为，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到唐代，科举逐渐成为定制，宋、元、明、清，历代相袭，在中国历史上推行1300年之久。（二）科举的科目科举与以往的选士制度有承袭关系，但又有重大区别。最突出的区别是，以往的察举和九品中正制都是以主管官员的推荐作为选士的关键，所以又统称荐举；而科举则是以统一考试的成绩作为选士的基本依据，所以考试是科举的核心。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常科是固定时间举行的固定科目选士，制举则为皇帝临时根据需要下诏开科选士。通常所说的科举，指的是常科。参加科举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两类。“生徒”即各类官学的学生，“乡贡”即“生徒”以外的在地方报考的读书人。获得准考名额的比例，“生徒”要大大高于“乡贡”，这是官学吸引学生的主要动因。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区别。唐代科举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学、童子等科。实际上，经常举行的是前六科。秀才科注重博学才高。唐以此科最高，考选较严，宁缺毋滥，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很难考取。太宗贞观以后，此科便名存实亡了。明法、明书、明算科选的人数量不多。因而学子们热衷的只有明经、进士两科。所谓明经，即通晓儒家经典。明经科又有通二经、三经、五经之别。唐代把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考试的过程是先帖经，每经10帖，每帖3字，通6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10条，通10为上上，通8为上中，通7为上下，通6为中上，皆为及格。然后，答时务策3道，通2为及格。三试皆及格为及第。总之，明经科考试比较容易，只要熟读经书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及第也比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经”的说法。明经科主要是为官员贵戚子弟提供科举出身的机会。进士科最初主要是向平民出身的才士开放的，及第者即跨进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常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美称。进士科曾一度只试策、帖经。试时务策5道，帖1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681年）加试杂文两篇，即一诗一赋。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唐代进士科大约每百人中只能有一两人及第，而明经则每十人就能有一两人及第。因此，进士科的竞争相当激烈，考取也很难，故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三）科举的考试项目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还有应用文体的写作。其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帖经相当于填空题。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其左右两边盖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帖盖3字，令应试者填出来。这种考试方法很简单，只要熟读经书、注疏即可应付。帖经是一种简单考查对儒家经典熟悉程度方法。　墨义是关于经文内容的小问答题，只要按原文对答即可，所以也是考查熟悉儒经的功夫。所以试题出得很多，少则数十道，多则数百道。墨义有时也采用口试方式，叫口义。策问是从西汉沿袭而来的，是有关时事政治的系列问答题。答卷叫做“对策”，归总回答策问，形成一篇文章。对策要求考生通晓经史，熟悉时政，能提出合理和有效的见解，是考查政治才能较好的方法。但好的策问题目不易大量找到，亦容易犯忌，久之则造成题目落入陈套。考生为应付策试，则编辑旧策背诵，遇到类似试题，便依样套用，造成学生“不学史传，唯读旧策”的学风。另外，对策的成绩等次评定缺乏客观标准，受阅卷官本人思想好恶的主观影响较大。诗赋，即命题创作诗赋。主要考查考生的文化修养和写作水平。与帖经墨义相比，作诗赋需要文采；与对策相比，诗赋有严格的格律声韵要求，评定成绩也可以较为客观。但是，与三者相比，诗赋又是与治国实际最脱节的，所以被务实派斥为“雕虫小技”。（四）科举及第后的荣耀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是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士人改变社会身份的根本途径。一旦进士及第，那通往官场的门就打开了，当时就有“登龙门”之誉，一“举”成名也是由此而来。新科进士聚会于曲江亭，是长安的第一胜景。公卿王室也多有参加者，有的当时就从中选了女婿。曲江会后，进士们前往位于现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题名，取流芳百世的纪念意义。统治者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唐太宗一次见到新科进士鱼贯而行，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唐代科举尚属于初级阶段，取士规模很小，只占官员任用的5%左右，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还要和其他途径获得作官资格的人一样，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所以只能算是给寒士开了一条挤入官场的门缝而已。 三、科举的作用和影响科举制是选士制度发展到高级程度的表现，它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主观随意性大、易营私舞弊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科举面向全体士人公开招考，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科举通过严格的考试，以统一的标准选拔人才。尽管考试的内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它毕竟有力地保证了选拔的质量。科举制的实行，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重大的。科举制的创立和实施，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国家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选士任官大权由朝廷掌握，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第二，科举制向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士人开放了入仕的门径，有效地笼络了广大知识分子，加强了统治基础；第三，使官员队伍可以有效地补充新生力量，为国家的运转增添了生机活力；第四，规范了广大士人学习和修养的内容，促进了思想的统一。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实施，就像一根指挥棒一样，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一方面，科举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科举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兴学设教的热情。据《全唐文》记载，当时“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学术文化的地位大大提高，因为它意味着锦绣前程。所以连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也养成“敬惜字纸”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又使得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教学的直接目标就是为了通过科举。科举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怎样考，学生就怎样学，学校就怎样教，完全成为科举的应试教育。造成学生学习的动机狭隘，知识和能力片面，思想僵化，不利于人才的健康成长。所以科举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批评，但科举毕竟从根本上适应封建时代的社会政治的需要，所以一直延续下来。

隋唐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论文研究

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影响，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也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特别公平的就业和竞争机会，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科举制的创立，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大变革，加强了皇帝在选官和用人上的权利，扩大了官吏选拔的范围，使有才学的人能够由此参政，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同时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此后，科举制成为历朝选拔官吏的重要制度，一直维持了约1300年。

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影响了当时的考试，也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多机会，也帮助很多的平民子弟发展，也让很多人获得了发展的道路，给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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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其影响论文

科举制产生的目的、演变过程及评价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演变过程：①隋文帝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②唐太宗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③武则天时，大量增加科举考试的人数，还首创了武举和殿试；④唐玄宗开元年间，由高官主持考试，以后成为定制；⑤北宋时科举制发展，主要表现在：严格考试程序，考试分三级进行，殿试成为定制；减少科目，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完善方法，实行糊名法；增加录取名额。王安石变法废除明经诸科，进士科不再考诗赋；太学成绩优秀者可以直接为官。⑥明清时，演变为八股取士，考试内容限于四书五经，形式上严格分为八个部分。⑦1898年戊戌变法时，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设经济特科。⑧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评价：科举制度作为一种以考试选拔人才为官的制度，在明清之前，积极作用占主导地位，明清时期，消极作用占主导地位。积极作用：①抑制门阀。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改变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了抑制门阀的作用。②扩大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科举制使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了政权，扩大了官吏来源，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③提高了官员的素质。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④加强中央集权。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手中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⑤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朝科举制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到明清时其积极作用消失殆尽。消极作用：①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②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③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④科举制不利于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的出现。

这个问题是很扯的，各个朝代他们的给个制度都是不一样的。影响也不一样

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　　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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