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域文化论文选题意义与价值

巴蜀地域文化论文选题意义与价值

选题目的和选题意义的区别 ：选题的目的:（1）课题的延续。我校在“九五”“十五”期间，一直从事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整合研究，成效显著。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其实就是课堂教学资源的组成部分。“十一五”期间，我们拟定将课堂教学资源研究泛化深化，所以将课题定为：课堂教学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2）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了课堂教学新的价值取向，即由统一和求同指向尊重多元和个性差异，由预定性和封闭性指向生成性和开放性，由知识本位指向学生发展本位。这一切，都需要教师更新资源观念，增强资源意识。（3）解决存在的问题：各门学科都有着广泛的可待开发和利用的教学资源。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带有共性的问题是教师对课堂教学资源的地位和作用重视不够，资源意识较为淡薄。不少教师将教科书视为教学资源的全部，近而把教学过程窄化为“教教材、学教材、考教材”。这不符合学习的规律，也阻碍着着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掩埋着课堂中生命的灵性。也是由于资源意识淡漠，一些很好的课堂教学资源被闲置、浪费，从而影响课堂教学效率。例如，课堂中学生偏离教师“预设轨道”的个性化发言，课堂中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等，这些都是宝贵的教学资源。然而，他们被漠视的现象比比皆是。缺乏发现教学资源的“慧眼”，当然也就没有利用教学资源的“慧心”了。因此，增强教师的资源意识，研究如何充分合理的利用课堂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选题的意义：（1）增强教师的资源意识，改变教师落后的教学观念，转变教与学的方式，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和谐发展。（2）提高教师充分合理利用课堂教学资源的能力，提升课堂效益，提高教学质量。一、选题能够体现论文的价值和效用论文的成果与价值，最终是需要根据论文的完成客观效用来进行评价的，但是论文的选题对其有重要作用。选题不是给论文定一个题目和规定一个范围，选择论文标题是初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一个好的标题，需要经过作者深思熟虑、互相比较、反复推敲、精心策划才进行敲定的。论文选题好了，也就表示作者已经大致形成了论文的轮廓。二、选题能够提前对文章做出估计好标题能够对论文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这是因为在确定题目之前，作者一般是经过整理资料、并进行分析整理后才能进行论文标题的敲定。在论文写作的时候，我们所找到的客观事物或资料中所反映的对象与作者思维不断碰撞并产生共鸣，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中，使作者产生了认识上的思想火花和飞跃。一般选题来源于自选课题，上级主管部门指定课题与横向联系单位委托课题(包括联合攻关课题)三种形式。无论那种形式的课题都来自两大方面：（1）引领：解决社会实践的紧迫需要。这是一种直接性来源。例如：《北京古树神韵》图书，献给第29届北京绿色奥运的一份特殊礼物 。（2）总结：从查阅文献资料，了解研究领域最新的成果和有关学科发展的趋势及前沿中挖掘课题。这是一种间接性来源。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即从前人的理论总结基础上派生、外延与升华出来，从而选出具有更高价值的能充实、完善甚至能填补其空白的课题。如“中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工程建设系列著作”出版工程，是“中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工程建设”等系列研究的成果集成。按国家精品图书出版的要求，以打造国家精品图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与实践。

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同时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对于创作上的问题可以来职称驿站网看看。

首先纲领性把握两者区别：目的——重在阐述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要论述出什么东西。意义——重在表明论文选题对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或对实践具有哪些帮助和指导。在明确两部分的区别之后可以对选题的相关领域进行搜索，明确当下该选题有哪些研究成果，还有哪些部分是你的选题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对选题的价值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最后进入实战部分：可以先简单叙述该课题的起源或者发展状况，然后阐明选题着重解决哪些问题（讨论范围）。最后对你的选题进行价值性评估，说清楚这篇论文将对理论产生哪些推动作用，或者对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就可以了。PS目的和意义可以分开写，也可以合并写，看个人爱好以及资料的详实程度。希望对你有帮助~祝论文顺利 O(∩_∩)O

看你研究的方向，具体是哪个方向

巴蜀地域文化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

选题决定着论文的价值也关系着学术研究的成败，有人说，选对了题等于完成了一半，“选对了”包涵两层意义：①选题与客观需要相符合；②选题与主体状况的适应。选题为科学研究活动确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选题是研究者才学知识的集中体现。

1、选题的大小一定要适中，难易要适度 选题的方法。注意两点：一是选题的大小一定要适中，难易要适度。我们从本科生写论文的实践上看，主要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一种是选题比较小。因为自己的资料积累的少，视野比较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自己所学的知识的概括还不够。所以选题呢，比较小。选题小就撑不开。有些学年论文一般3000字，这个训练习惯了，选题一选就选小了。你选题8000字到10000字的，大小要适中，另外难易要适度。就是说你不要选难度特别大的，你自己控制不住。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种情况是选题过大。选题过大的情况，一般是搜集的材料特别丰富，一下子就觉得什么也要说，就选了个大题目。当然有的同学并不知道什么样的题目叫大，什么样的题目叫小。脑子里有个题目就马上出来了。或者是他脑子里什么题目都没有就盲目的去搜集材料，这就更危险。比如有个学生，他写的一个题目叫《WTO与保密工作》，这个题目太大，完全可以写出一个博士论文了。WTO是个大架势，保密工作没有时间限制，到底从哪里开始呢？如果是当代，那你就应该说当代保密工作或者说近几年的。所以我让他换题目。因为他是个自考学生，他的题目给我的时候就已经连论题、提纲和论文就都出来了。他们以为写了论文稿给老师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你们以后选了题目以后，一定要注意先跟老师沟通一下。老师对题目的大小、难易都把握好，通过以后，你们再去列提纲，再去写论文。

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同时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对于创作上的问题可以来职称驿站网看看。

开题报告一般要总结意图，主要运用什么理论，要达到的目的。 说明主题选择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介绍应该简短而简洁，围绕主题。说明调查的原因或目的、时间和地点、对象或范围、过程和方法以及工作人员的构成，从中引出核心问题或基本结果。 明确调查目标的时代背景、总体发展趋势、实际情况、关键考试成绩、突出情况等基本情况，明确提出核心问题或主要意见；直接总结调查结果，如肯定实践、指出问题、提示影响、解释中心内容等。序言具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应简洁总结，直接切割主题。 论文主题选择的关键取决于澄清论文主题选择对理论基础研究的贡献，或对实践活动的帮助和具体指导。简要描述问题的起源和未来的发展，然后显示主题应该处理什么问题，即讨论的范围。最后，对您的主题选择的使用价值进行评估，以显示本文对基础理论的基本促进作用和具体指导的意义。

巴蜀文化论文选题意义与价值

那里的居民是从来都不会外出的，不跟外界交楼，任何商品也不往外国流通，仿佛跟这个世界不融，是非常神秘的。

巴与蜀，是今四川地区古老的称呼。它们既是地域名．又是部族名，还是古国名。从地域上讲，巴蜀以今四川为中心，包括陕南、鄂西及云贵的部分地区巴蜀文化，从地域上讲，是指古代以巴蜀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即以当代四川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从时间上讲，是指从远古时期巴蜀先民直至近代四川人所创造的文化。巴蜀传统文化是指近代以前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古老文化。巴蜀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表明，春秋战国时代，巴蜀地区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自成风格的地域文化。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成都十二桥建筑群、成都“羊子山巨型祭祀用土台”的发掘，都确证着古蜀城市文明的规模巨大。“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出土，更是震惊着世界，其中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和工艺的先进，造型的独异，种类和数量的浩瀚，还有“巴剑蜀戈”上留下的“巴蜀图语”文字，都标示着巴蜀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发达的高度成就。秦并巴蜀，为巴蜀地区与中原文明的经济文化交流敞开了大门。生活在巴蜀大盆地中的先民，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生产，使巴蜀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同时，又保持强烈的地方特色，在特定的地理地貌、水土气候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其思想意识必然地被烙印着所在环境的鲜明印记，他们的生产劳作和生存方式，就正是所形成的意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外化和物化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怎样写?不了解一下历史，怎写?想天马行空不成?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４５００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 （《衡州上元记》）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 奉献。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 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禹兴于西羌”，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浙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诡异特色，主要表现在具有地方性的礼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则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这说明它善于在创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创造体现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神器的基础上，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为其特征，表明长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这是彼此开放交流的结果。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是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汉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诺音乌拉和朝鲜的乐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谑称“李波斯”。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 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闭板结和落后保守的一面，这是自然经济带来的必然的特 征；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采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掌握这一矛盾运动的特征，充分利用其开拓性、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对于推动今天四川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经验。 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语）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 在巴蜀文化体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 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 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地方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我们仍然可以细致区分出：重庆人开拓进取性强，成都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重庆人善于创业，成都人善于守业，二者又常常在生产、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显出四川人共同的个性来。 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所以，从西晋裴度的《图经》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直到１９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内隐的心态和价值系统具有巴蜀的个性。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这对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整合不同心态， 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 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 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治的精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贬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转，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 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承传巴蜀文化的特征， 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 认识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三大特征对于培育四川人的改革开放意识、改革大局意识和开创跨越意识有着极大的作用。 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对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 则要善于发掘和积聚。只有这两方面研究和认识深入了，工作扎实了，解放思想，勇于开放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文化的整体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对于巴蜀文化特别突出。举例来说，巴界的方位观念就与北方和中原不 同。远在古代，中原人是东、南、西、北的观念顺 序，而蜀人所著《山海经》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方位顺序观念则是南、西、北、东，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直到现在 ，成都人与北方人的方位观念也有明显差别。北方人习惯用语是向南向东来指示方向，这是以宇宙为坐标体系，人是服从于这个坐标体系的，所以用东南西北的坐标来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头语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拢倒拐”等话来表示方向，这是以 人的身体为中心，人是座标体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体的前进方向来指示道路。这种人本思想十分可贵。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结构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趋同化、单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态与城市文态被建设性的破坏所消极影响的今天，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搞好环境配置，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对于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处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县级经济改革、扩权试点、股份制试点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这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往往单个超前多，整体超前少，且不易持 久，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是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开创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建设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通过巴蜀文化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的研究得出来的一些认识。

巴蜀地域文化论文选题意义

今天的四川简称“川”。古代的四川简称“蜀”，而不是“巴蜀”。因为秦汉以降，重庆一直只是四川地区一个普通小城。在古代，四川地区从没有“巴蜀”，更没有“成渝”这种叫法。直到近代，重庆被迫开埠，经济得到发展。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重庆才开始“以巴文化中心自居”。抗战时期，卫聚贤先生首次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新地域文化”概念，原意也只是“指先秦之前的一段早期四川文化”，即所谓的“早蜀文化”，并没说“整个四川历史都是巴蜀文化”。事实上，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四川地区曾先后历经多次人口大迁徙、民族大变迁，不断汉化胡化，根本不存在什么巴蜀文化。 但后来，一些文盲学者却误将“巴蜀文化概念”扩大至整个四川历史，甚至直接把“巴蜀文化”等同于“四川文化”，这才导致今天许多人误以为“四川自古都是巴蜀文化”，这就好比说“美国自古都是印第安人文化”一样，荒唐可笑！以“巴蜀”取代“四川”概念，等于彻底曲解和误导了整个“四川文化”的本质内涵。这才让人误以为四川自古就是成、渝2大中心，误以为“四川文化”就是成、渝文化，就是巴、蜀文化。《古代没有巴蜀文化，直到抗战时期，四川才开始出现“巴蜀文化”这一新概念》

地域文化意义　　第一，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地域文化首先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在文化形态上的不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呈现多样化，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和行政区域的相对独立性，使各地的文化形态也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风格，一地有一地的特点，如汉文化、关陇（三秦）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松辽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　　第二，地域文化形成过程的长期性。中华民族形成，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各地的文化形态也在几千年演化中形成各自的特点。一个地区历史遗存越多，它的地域文化就越发达。大多地域文化的命名就是源于二三千年之前的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名如上述的“秦”、“巴”、“蜀”、“荆”、“楚”、“吴”、“越”等，这些诸侯国虽然不存在了，但作为各自的文化形态却延续了下来，长期影响着这个地区的人们。　　第三，地域文化具有相互渗透和包容性。任何形态的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尤其在我国古代，大多数时期是统一政权，各地人群的相互流动，自然使文化习俗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作为宗主区域的文化，自然就包容了外来的文化；尤其在几个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更形成了兼具几种地域文化特点的特色文化，如地处汉水上游的陕西汉中地区，就兼有北部的关陇文化、西部的氐羌文化、南部巴蜀文化、东部的荆楚文化的特点，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汉文化。第四，地域文化表现形式的广泛性。作为大概念意义上文化，它包含了从社会意识形态到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同地域的人们，其生产生活习俗语言都表现出别处的不一样。

巴蜀文化论文选题意义及价值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高潮。“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著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然相异。杨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是的，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五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字，长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浓厚关系。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上，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更以“蜀学比于齐鲁”誉之。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原本指儒学传播之意，后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广泛的认同。再经过发展演变，最后终于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统称，凡是蜀人所创造的学问都可以统称为蜀学。蜀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摄取着新的营养，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北宋时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蜀学，名扬天下，与王安石的“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抗衡。正因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蜀学，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是一面足以振奋蜀人精神的旗帜，所以，在近代维新运动中，一些进步的四川学者纷纷打出“蜀学”牌，给蜀学注入时代新意，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以宣传变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写的《议蜀学》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重整蜀学”的口号和设想。从不同时代蜀学的广泛流传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 《华阳国志》对先秦至秦汉间蜀人生活方式由简朴趋向奢侈的巨变，作了简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时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汉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响，蜀人在衣冠、嫁娶、丧葬等各个方面，开始向奢侈看齐。“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典而羊豕夕姓，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蜀人养成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相作用的结果。古代蜀人对音乐十分喜好，而巴人则以善于击鼓唱歌跳舞而著称。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巴蜀人歌舞娱乐，主要是通过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动以起到娱人娱神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相对丰盛以后，这种对歌舞娱乐的爱好，很容易发展为对于享乐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原丰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先进完善，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此区自然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为滋生奢靡风俗的土壤。对此，《汉书》作者云：“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隋书》作者也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迨人宋世，“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大抵时代不同，俗亦微异。然其人易于满足，追求享受，“溺于逸乐”的习性和传统，则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来，在宋代蜀人中产生的日益强烈的怀乡恋土，“罕趋仕进”的观念，以及“宴安于富饶，不求宦达”，醉心于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来就“地狭人伙”，耕地面积有限，人们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以扩大经营规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购大量土地，于是，整个社会财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于游乐消闲之中。这也是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独立的鬼神思想系统。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都变成了神仙，其民亦随王变成了仙。与古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不同，蜀族则有魂魄归岷山之说，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是有区别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表明，当时蜀人对自然、神灵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天、地、山、河的崇拜，并且有了巫术思想。战国时，道家思想传进巴蜀，开始与蜀地原有的巫术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讲灾祥、律历、占卜和神仙学的学派。西汉时，成都人严君平著《老子指归》，影响及于东汉，为道都创始人张道陵所吸收，在其《想尔注》中，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指归》的思想，把《老子》一书从人学变成为神学，为道教正一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至于正一道用作解除、压胜、镇邪等方术的符录，其形式、构成、用法、意义，甚至方术仪式，也都是在“巴蜀符号”、“巴蜀符号印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滥觞于蜀地，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统文化相揉合的结果。由此可见，蜀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纵贯古今，而且还覆盖了蜀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长的蜀文化，不断辐射于整个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们代代传承，逐渐凝聚成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代历史上，经常可以发现启用“蜀”的名号作为政治号召和舆论宣传的现象，如三国时刘备的‘蜀汉“政权、五代时的前后蜀政权、宋初李顺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权，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独立后建立的“蜀军政府”等。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领域深化的表现。凡此中以证明，源远流长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奋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帜。正确认识蜀文化的历史地们，有助于增强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励四川人民继承和发扬蜀文化的创造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辖境内，聚居和杂居着汉族和藏、彝、土家、羌、苗、回、纳西、傈僳、布衣、满、蒙族 等14个少数民族。汉族构成巴蜀地区人群的主体，主要聚居于四川盆地内。而盆地四周的高山、高原区则主要 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或生活区。西部高原和山地主要是藏、彝、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盆地东缘山地主要是 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其它人口较多的10多个少数民族则散居于四川和重庆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有 300万 。 四川和重庆这种民族分布格局是经过几千年的交流融合、迁徙定居、相互依存、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形成的。在 长期的民族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地方特色和巴蜀人的特色。这一过程同中华民族形成和 发展的过程与规 律是一致的，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过程的一部分。从古及今，凡从外地入蜀的文化 人最强烈的直观感受，就是蜀人、蜀地均与其它地域有所不同。西晋裴秀的《图经》说巴蜀是“别一世界”， 杜甫人蜀称蜀人为“新人民”，认为蜀地“异俗嗟可怪”。抗战时期入蜀的学者有感于古蜀国文化遗物的特异 ，提出了“巴蜀文化”的专门概念。这些都说明组成巴蜀人的民族成分和它们的习俗确有其特异之处。对巴蜀 人而言，这叫做“个性”，对文化习俗而言，这叫做“川味”。 今天四川盆地内的汉民族已经过历史上多次的变易，它的最初来源可追溯到古蜀人和古巴人。古蜀人，特别是 古蜀国的主体民族蜀族，很早即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世本》、《史记》和 《华阳国志》等史籍 均认为蜀之先源于黄帝，是黄帝族降居若水（雅砻江）和岷江上游的昌意——高阳一系的后裔。岷江上游乃至 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 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黄帝之子昌意是同这一带的蜀 山氏联姻的。氐羌系的夏禹也是高阳氏之后，“禹兴于西羌”，也是兴起于这一带而同巴地的涂山氏联姻的， 直到夏末，桀还与岷山二女碗和琰保持着部族联盟关系。蜀的始祖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也是在阳山上 游兴起的。汉代的蚕陵县，即今叠溪，就是蚕丛氏的根据地。根据史书的说法，蚕丛氏逐步南迁，到灌口（今 都江堰市）出现了第二个蜀祖柏灌氏。发展到鱼凫氏时代则已进人成都平原，今温江县有鱼凫城故址。取代鱼 凫氏的杜宇氏 大概是南方朱提（音si，今云南昭通）的濮系族北上与江源（今崇州市）土著结合而成的。开明 氏则是荆楚人溯江北上到成都平原，因善于治理洪水而以禅让方式取代了杜宇氏。由此可见，古蜀人族团的形 成是岷江上游的氐羌系与南方成都平原的濮越系长期交融的过程。秦灭巴蜀以后至秦汉之际，蜀人又逐步融入 到了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中来。 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伟大创造的结晶。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上戴冠。据研究，其体质形象与青铜人面像B、C两型的“ 棱形鼻梁”形象，具有 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属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氐羌系的民族。从它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看，它应 是蜀国境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蜀族的形象。而以“蒜头鼻”为体质特征的青铜人面像A型，则具有南蒙古 利亚小种族的体质特征，应是蜀国境内与蜀族结盟的民族抑或被统治民族的形象，应当是属于现今壮侗语族的 先民濮越系的民族。直到成汉时期，成都出土的成汉墓陶涌，其面像仍与三星堆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有机联系。 巴人与蜀人同囿，亦是黄帝之后。巴人中居统治地位的王族宗姬之巴，是中原华夏族系的一支。其它则有濮、 等属于百濮系统的少数民族服属于宗姬之巴，故而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贾，绵亘百濮。”左思《蜀都 赋》说：“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 巴人中的凛君蛮、板循蛮来源很古，也应属于百濮系统，后来都逐步融人盆地的汉族中，其中的一大支则成为 今土家族的先民。 大约在隋唐时期，今天四川地区各民族大体形成。他们与汉民族一样，都是巴蜀地区历史文 化的创造者。到明清时期，四川盆地内的汉族与盆地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居的格局逐步突显出来，成为今日四川 和重庆民族分布布局的雏型。 藏族在四川境内有80多万，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和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来 源于古代的羌人。今川西北高原上，从汉到唐有越 羌、白马羌、广汉羌、参狼羌、武都羌、旄牛羌等大小不 同的羌族部落，是四川藏族的主要族源。四川藏族地区称为东部康区。“康”是藏语“喀木”（即“边地”） 的音译。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核心地区，是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枢纽。由于康区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使它成为汉藏文化接触交融和 内地与西藏经济贸易频繁往来的通道，是甘、青、川、滇通行的民族走廊中众多民族南下北上迁徙的必经之地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康区位于东部巴蜀文化与西部西藏文化交汇的位置，因而又构成了四川藏族在经 济、语言、文化上不同于其它地区藏族的特点。这里，历史上有过数度繁荣的“茶马互市”，被誉为第四条丝 绸之路——“麝香——丝茶之路”。这里的宗教文化也很有特色，喇嘛教的各种教派并存，有寺庙800多个。既 有驰名中外的格鲁派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又有本波（黑教）的最高寺院和学府的土多寺、著名的宁 玛（红教）寺院噶拖寺、噶举（白教）寺院八帮寺。这里藏族的民居和服饰，既与西藏藏族有共通性，又带有 自己的特色。牧区有广阔的草地，还有锅庄和牦牛群，农区则有田野中的青棵和酥油茶。举世闻名的《格萨尔 王传》长篇叙事诗就流传于四川藏区。锅庄舞和弦子舞是十分优美的舞蹈，唐卡壁挂是绘画艺术的精品，藏戏 更是独具特色。这里的康巴人养成了刚悍、粗扩、豪迈、勤劳的性格特征。 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52万，大多居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的峨边与马边。彝族的祖先是从 西北高原南迁的羌人与本地的古老部落融合而成。汉代的窄都夷、斯榆、冉 、昆明，唐代的白蛮和乌蛮，与 后世的彝族有渊源关系。安宁河谷是四川境内彝族长期的活动中心。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在建国前还比较完整地 保存着奴隶社会形态，建国后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彝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住房多为土木结构，一般房层低矮无窗，不过，其高楼式民居与瓦板式民居也很有特 色。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装和多拓宽脚长裤，头顶留二三寸头发一小块，称“天菩萨”。头上裹 以数丈长的青兰布包头帕，名日“英雄结”。男子以无须为美，左耳带耳珠穿丝线。女子穿多褶长裙。男女外 出皆穿“擦尔瓦”披风，形如斗蓬。宗教祭祖活动由毕摩主持。彝族有自己的音节文字，称为 文或罗罗文、 毕摩文。彝族有自己的历法和天文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彝族有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勒俄特依》（创 世纪）、《玛木特依》（训世经）、《阿姆尼惹》（哭嫁歌）等均流传至今。 四川土家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县，人口总数在100万左右。其族源来源于古 巴人，主要是巴郡南郡蛮中的广廪君之后和被称为长沙武陵蛮的盘瓠之后。由于他们居位在西、辰等五溪之上 ，故古时又称为五溪蛮。土家族近代的风俗习惯大体与汉族相同，崇拜祖先，信仰多神，特别崇拜土王。土家 族有语言，但无文字。土家族能歌善舞，他们传统的摆手舞、龙灯、狮灯、花灯、跳香、民歌、号子、打闹等 均享有盛名。传说土家的摆手舞来源于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军队的“前歌后舞”，即汉代著名的巴渝舞。土家族 文学上的成就是有名的“竹枝词”，曾对盛唐以后的中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土家族戏剧也很有特色，在酉 水流域，流传着土家族的傩愿戏（又叫傩堂戏）；在石柱一带流行着一种源于傩戏而又不同于傩戏的“土戏” 。 在四川土家地区，往往土家与苗族、汉族交错而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则是 土家族和苗族联合组成的自治县。四川的苗族源于古代的“五溪蛮”和“黔中蛮”，和土家族、汉族长期和睦 相处，创造出了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干栏式的“吊脚楼” 民居和建于江河上的风雨桥、土花被面 、蜡染织品、油茶汤、糯米糍粑、油香粑、极酸的泡菜，以及苗家的“踏月”歌舞，都有独到的特色，享有盛 名。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是河煌地区的牧羊民族，以后向东向南迁徙，是华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也是古代蜀族和今天藏族、彝族的主要族源。它们大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中，只有在四川的岷山 地区保留了全国唯—一块羌族聚居区，这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 。其中以茂县羌族集中聚居最多，占全部羌族人口总数的60％。 羌族具有独特的物质文化成果和民族风情，绵延几千年而不间断，被称为中国各民族演化史上的一个“活化石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楼、栈道和溜索等建筑形式。碉楼在羌语里叫做“邛笼”，“皆依山居止 ，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著名的有茂县黑虎乡的群碉、明嘉靖年间修筑的桃坪碉。栈道在羌族地区的特 色是险峻，茂县较场一带的栈道遗迹，传为是蜀人的祖先蚕丛氏的遗作。溜索古称“窄”，是用于渡河的竹 索 ，羌族中心区茂县古有“绳州”的设置，其名称即来源于古羌的绳桥。 现存的历史文物中，以横架于滔滔服江 之上、长达100多公尺的茂县石鼓 “鸳鸯溜”最为著名。 羌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有蚕丛和大禹的遗迹。“禹兴于西羌”， 汶川刳儿坪和茂县石鼓乡（原名石纽乡）以及北川的石纽，都有大禹诞生的纪念地。茂县县城名“凤仪镇”， 也是源于歌颂大禹的“凤凰来仪”的古语。在茂县维城乡有蜀汉大将姜维修筑“维城”的遗说。叠溪本为古蚕 丛重镇，因地震而变成今日风光秀丽的地震湖。 羌族的民俗亦很有特色，至今保留着白石崇拜习俗，户户羌寨庄房都供奉白石。羌笛传自远古，各种歌舞欢快 多情，羌族服饰有独特的魅力。其民族著名节日有羌历年、祭山会、牛王会，娱乐活动有跳莎朗舞、爬天杆、 射兽馍、放索套。其它如挑花刺绣、云云娃、喝咂酒等，都可令人享受羌族文化的独特风情。羌族地区盛产花 椒，“茂椒”至今仍是烹好川菜的重要调味品。 在川滇交界的高原上，有一片秘境似的地方，叫泸沽湖。围绕泸沽湖生活着古老的摩梭（么些）人。十多年前 他们还保留着古老的母系大家庭和走婚制的习俗。“舅掌礼仪母掌财”，子女不归父系，而归母亲和舅舅抚养 。母亲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子女永远生活在母亲身边，夜晚才接待自己的“阿注”即情人。这种走婚制叫做 “阿夏婚”。摩梭人每年最隆重的是朝山节，朝拜湖中最高的神山---格姆女神。摩梭人的族属还无定论，可能 源于古羌族中的旄牛羌。新旧《唐书》有“东女国”的记载，就是今天摩梭人的祖先。沪沽湖至今是环境未受 污染的自然奇景，永远湛蓝的天，永远碧绿的水，穿梭自如的猪槽船，夜晚山月下走婚的阿注，构成静秘的“ 母系王国”风情画，被人们称为“人类母系社会文化的活化石”，是“至少生活在创世之梦中的世外桃源”。 白马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坪县以及甘肃文县部分地区，总计1万余人，平武县白马乡是最大的聚居区 。这一带也是大熊猫和金丝猴的故乡，置有王朗、白河等自然保护区。白马人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 仰。男女老少都头戴白色盘形毡帽，上插白鸡毛或锦鸡毛，其服饰较羌族绚丽得多。住房大部分是板屋土墙， 其丧葬仪式是夏秋土葬，冬季火葬。每逢年节或喜庆日，要跳“十二相”，头载牛、马、羊、狮、虎、鸡、孔 雀、狗等木雕面具，锣鼓伴奏，载歌载舞，意在祈求平安，这是白马人最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白马人现族 属为藏族。但学术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从其族源看，与古老的氐羌系有渊源关系，很有可能是古老的氐族先 民留存在今天的唯一的尚能聚居存俗的后裔。 在古今都是多族共居的巴蜀地区，若干古老的风习一直流传至今，各种古风余韵成为了如今巴蜀风情的组成部 分。 传说蜀国望帝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所以在巴蜀地区长期有 “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不少农村建有 “杜主庙”。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杜宇失国后，隐居西山，其魂魄化为杜鹃鸟，常因思念故国而 啼叫出血来，以至洒满了山野的杜鹃花。这个“杜鹃啼血”的故事一直在蜀人中流传，李商隐有“望帝春心托 杜鹃”的名句歌吟这个故事，而蜀人拜杜鹃的习俗至少在西汉以前就已经存在。唐代杜甫在四川也记载了对于 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的习俗。至今仍完整保存在郸县近郊的望丛词，是蜀人祭礼望帝杜宇和丛帝 鳖灵的场所。 崇拜白虎是巴人禀君蛮遗留下来的习俗。《后汉书》说：“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食人血，遂以人 饲焉。”《蛮书》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这种以人来祭祀白虎，把白虎当做祖神的习 俗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相沿甚久，从汉代以来就已流传了。源于巴人的土家族长期保留着白虎崇拜之 俗，称为“坐堂白虎”，是土家族不可战胜的保护神。至今四儿童爱戴虎头帽，就是这种崇拜的流风遗韵。考 古发掘也有印证。三星堆遗址出土有金虎饰和铜虎饰，巴蜀铜兵器上的巴蜀图语符号常常有虎形和虎纹，著名 的传世铜器虎纽于，其纽为虎形。由此看来，不仅巴人视白虎为主神，连蜀人也有虎崇拜之习。 川西地区还普遍流行着石崇拜，石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羌人的白石神崇拜。据传羌戈大战时，羌人先祖受到 天神的指点，以白石打败了彪悍的戈基人，使羌族得以有生息繁衍的环境，故把白石视为天神加以崇拜。这种 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另一种是古蜀人的大石崇拜。从蚕丛居于限山石室起，石头就与蜀人有不解之缘。“石室 ”乃垒石而成，至今眼山地区仍有石垒碉房和高大石碉，因而古蜀先民对服山之石有一种大石崇拜。成都平原 上不产巨石，多从服山运来作为蜀王墓前的墓志石表，杜甫有《石笋行》专门说明石笋的来历和用途。至今成 都平原上尚有支机石、天涯石留存，还有五块石、五丁担、石镜、飞来石等遗迹，均是大石崇拜的遗物。今天 在重新修饰过的成都府河和南河岸边，亦特地从岷山运来几吨重的巨石 100个，上携吟咏锦江诗词百首，置于 片片绿地之中，就是为再现古蜀大石文化，承袭其传统特色而有意识设置的，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景观。 四川盆地内的最流行的年节古俗是汉族的习俗，它与中原地区的民俗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但也有它的不同 之处。由于巴蜀从来是四方移民移人之地，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移民，特别是“湖广填四川”，使四川盆地内 的民俗带有兼容南北，并蓄东西的复合型特点。所谓“一方之会，风俗分杂”（《周书·辛庆之传》），正是 巴蜀民俗特色的生动说明。 岁时节令有春节过年、清明上坟、灯会、花会、端午食棕子、划龙舟、中元祭祖、 中秋吃月饼等等，均与中原地区相似。但其中也有巴蜀自己的特色。例如，春节贴春联之习就起源于巴蜀。后 蜀时，孟超自吟“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贴在宫门上，代替过去贴桃符、郁垒，这是我国春联之始。 大年初一到成都武侯词游喜神方，烧第一柱香，称为“头香”，即以为吉利，这也是成都特有之俗。正月初七 人日游草堂是从晚唐兴起的巴蜀特有习俗，其俗源于杜甫与高适之间的人日诗话。上元二年（761 年）高适寄 诗杜甫说：“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为纪念杜甫，人 们便选择人日这一天游览杜甫草堂。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为草堂撰有一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 来”，就是记人日游草堂的习俗。 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 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宋陆游曾有诗写成都灯会盛况：“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作为古俗， 成都的灯会与灯市都在元霄前后，灯市的繁华不亚于灯会的璀灿。清人有竹枝词写灯市：“城隍庙前灯市开， 人物花枝巧扎来。高挂竹竿求主顾，玲戏机巧斗新裁。”又有竹枝词写灯会：“看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 竹 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惟有彩莲船。”灯会与灯市相结合是成都 独有的特色。除了成都之外，四川各地 几乎都有灯会，发展到今天，已经 以其多姿多彩驰名海内外。四川灯会以成都灯会历史最悠久，以铜梁灯会的 纸扎龙灯工艺最精湛，而自贡市的“国际恐龙灯会”则以其规模大、门类多、花样新而为四川之冠，已在海内 外多次展出，为四川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成都花会源于唐代的花市，以后历代相沿。赵祥《成都古今集记》说： “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圃卖花， 陈列百卉，蔚为香国。”到明清时，花农逐渐集中于青羊宫，每年二月十五日定期开市，至今犹然。 端午节龙舟之习，巴蜀与中原相同。但在唐宋时期，蜀地的划龙船是在三月三日，后来才改为五月五日。 清明上坟之俗起于西汉，巴蜀一直流行至今。过去西蜀地区在这一天要卖欢喜团，小商贩以各色炒米作团，用 线贯串，叫“欢喜团”，这是巴蜀不同于中原之处。 巴蜀节令习俗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俗好众人参加的游乐，“西蜀游赏之盛甲于天下”，并且其游赏习俗常常同各 种艺术表演相结合，“倡优歌舞，娥瞄靡曼”，体现了蜀人重文学儒雅之风的特色。例如每年四月十九日院花 夫人诞日举办“浣花大游江”，这就是自唐代以来成都独有的习俗。这一天倾城出动，锦江舟接樯衔，两岸彩 棚连座，十里不断。地方官带头出游，叫做“邀头”，百姓人家则自带座具“邀床”，因此这一活动又叫“邀 游”。 巴蜀地区从来就是多族共居，故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葬俗，而且至今可见。 中国境内为巴蜀所独有的船棺葬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古巴蜀人所实行的特殊葬俗，都是以实用的或仿制的独木舟 为棺，在盆地内从东的重庆到川西的蒲江、川北的广元，包括成都市内，都有发现。在这些船棺葬中所发现的 丰富遗物是研究巴蜀先民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资料。 石棺葬是指竖穴土坑中用石板或石块砌成的棺状墓 葬，分布于四川省西部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雅等江、金沙江流域，滇西和西藏东部也有发现。其时代 大约相当战国秦汉时期。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独特的内涵。根据文献记述加以对照，石棺葬应是以窄都 夷和冉 夷为主的西南夷系各族的墓葬。 在川西南安宁河河谷盆地一带分布着一种用巨大石块修筑的墓葬，称为大石墓。其时代相当于战国到汉初，应 是邛都夷的墓葬。 在山崖或者岩层中开凿洞穴为墓室的崖墓曾经十分广泛地流行于四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一个特色。俗称“蛮 洞”，往往是几十座聚集在一起，分布密集，错落有致，有多重墓室。墓门、墓壁、墓棺上往往雕刻画像和图 案。其时代从东汉至明清历代都有，主要在汉代。最著名的是乐山市凌云山的麻浩崖墓，其画像石反映汉代蜀 地生活习俗，有极高价值。 悬棺葬是利用岩壁裂缝或在岩壁上凿孔架设棺木，离地面悬空放置，临崖望之，危乎殆哉，十分险峻。悬棺葬 从我国东南江浙到西南四川、贵州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分布。但无论从分布面积之广、时代延续之长、类型之丰 富复杂、保存之好这几个方面来看，四川的悬棺葬在我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四川悬棺葬早的从战国时期开始， 晚的一直到明代，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三峡区域，其族属与古代的巴人和僚人有关。另一片分布于珙 县、兴文一带，系古代的 人墓葬，属 人系统。珙县悬棺至今保存完整，蔚为奇观，已经成为巴蜀旅游文化 中的一个著名景区。

巴与蜀，是今四川地区古老的称呼。它们既是地域名．又是部族名，还是古国名。从地域上讲，巴蜀以今四川为中心，包括陕南、鄂西及云贵的部分地区巴蜀文化，从地域上讲，是指古代以巴蜀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即以当代四川地区为中心的文化。从时间上讲，是指从远古时期巴蜀先民直至近代四川人所创造的文化。巴蜀传统文化是指近代以前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的古老文化。巴蜀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表明，春秋战国时代，巴蜀地区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自成风格的地域文化。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成都十二桥建筑群、成都“羊子山巨型祭祀用土台”的发掘，都确证着古蜀城市文明的规模巨大。“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出土，更是震惊着世界，其中青铜器的冶铸技术和工艺的先进，造型的独异，种类和数量的浩瀚，还有“巴剑蜀戈”上留下的“巴蜀图语”文字，都标示着巴蜀文化的辉煌和文明发达的高度成就。秦并巴蜀，为巴蜀地区与中原文明的经济文化交流敞开了大门。生活在巴蜀大盆地中的先民，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生产，使巴蜀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同时，又保持强烈的地方特色，在特定的地理地貌、水土气候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其思想意识必然地被烙印着所在环境的鲜明印记，他们的生产劳作和生存方式，就正是所形成的意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外化和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