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和方言的论文摘要怎么写

关于语言和方言的论文摘要怎么写

论文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关键词：语言 方言 语言习得 意义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录一、解析语言习得二、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一）方言对母语习得的影响（二）方言对外语习得的影响1、缓解学习者的文化紧张心理2、缩短学习者的文化适应过程3、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衡阳方言特点：生动　　摘要：衡阳方言在湘语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通过了解衡阳方言形容词的组合特点和句法功能，在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中，认识衡阳方言形容词的语言事实和语言规律。　　关键词：普方比较；形容词；方言　　一、关于衡阳方言的研究　　衡阳因地处南岳衡山的南面而得名，它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地处东经111°32′16″～113°16′32″。北纬26°07′05″～27°28′24″，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除部分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外，大部分为岗峦起伏的丘陵地，总面积1，531万平方公里，林地面积894，1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42，44％，湘江纵贯全境，纳祁水、春陵水、耒水、蒸水、沫水等一级支流水21条。衡阳是湘南的中心，向来与省会长沙和西北部的常德在地理位置上和经济文化上互成鼎足之势。　　衡阳人使用的方言，主要有湘语和赣语，邳耒阳话、常宁话属赣语区，其它属湘语区。其中祁东话属娄邵片，市区、衡南县、衡山县、衡东县属长益片。作为长益片，其主要特征是古全浊声母基本清化，逢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不论平仄都不送气，虽然同属长益片，衡山、衡东话在语音上与市区、衡阳、衡南话不同，一般人所说的衡阳话，指的是以衡阳城区为中心的包括衡阳县和衡南县在内的方言。　　衡阳方言在湘语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对衡阳方言的研究论著，最早有李永明的《衡阳方言》(1986)，这部专著对衡阳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都进行了论述，语音部分从各个方面进行细致分析，在语音变化方面提出音素和音节的同化、增加、缩减等现象；在比较音韵方面，从衡阳话出发同古音、北京话比较，又反过来从古音、北京话出发同衡阳话比较。词汇部分搜集了不少方言特殊词语，使词汇本身就如同一部方言小词典。语法部分没有作全面系统的论述，但充分注意到了方言语法特点，在和普通话作比较中，主要从词法、名法、虚词和部分实词的用法三大部分来分析。对衡阳方言进行专门的语法研究，主要有彭兰玉的《衡阳方言语法研究》(2002)。其论著主要探讨衡阳方言的语法特点，其主要内容有二个方面：一是共时语法系统的描写，包括语缀、状态词、代词、介词、语气词、体貌表达、程度表达、疑问句等。这些描写反映出衡阳方言语法系统中词类、句法等方面的基本特点。二是历时和共时的比较研究，主要从语言发展的角度，通过与汉语史料以及其他相关方言的纵横比较，来认识语言事实，反映了衡阳方言受周边方言的影响以及它本身的发展和创新。　　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一样，在衡阳方言词类系统中，形容词是较为活跃的一类词。我们知道，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作谓语和定语，但它也可以充当句中的任一成分，谓语、定语、状语、补语、主语、宾语位置都可出现形容词。我们从形容词的句法功能角度出发，将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二大类，比较衡阳方言形容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形容词的区别，有助于加深对衡阳方言语言事实和语言规律的认识。　　二、性质形容词的差异性　　(一)衡阳方言性质形容词的组合特点与句法功能 衡阳方言性质形容词的基本组合特点是：①能前加“很”、“蛮”、“特”等表示程度；②能前加“不”表示否定。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如：“活(机灵)、倯(庸愚)、懒、蠢、痞、妖(指女性作风不正派)、吊(顽皮)、恶、车(风骚)、怪、壮、朦濮糊)”等等，双音节性质形容词如：“歪孽(调皮)、餍气(贪婪)、辣毒、稳当、暖烘(暖和)、打眼(显眼)、活趟、麻溜(利索)、拐场(糟糕)、崭劲(刻苦)、神棒(有精神)、包相(人长得好看)、划得来(合算)”等等。　　衡阳方言性质形容词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一样，几乎能充当所有的句法成分，但其主要的句法功能是作定语和谓语。书面语大量使用修饰语，所以形容词被广泛作为定语；在口语中，因为句子简单，很少用修饰语，所以形容词主要的句法功能是作谓语。　　(二)性质形容词程度表达的差异性　　1、后附式的表达形式　　普通话前加的“很”，可以用“得”提到谓词后，作为后附成分，如：“好得很、坏得很、大得很、小得很”，几乎所有的性质形容词都可以这样。单音节可以这样，双音节也可以。如：“清楚得很、干巴得很、肥胖得很、弯曲得很、正直得很、公道得很、正派得很、狡猾得很、空洞得很”，衡阳话也可以这样说，但这种说法极少，是方言引进和融合了普通话或外区词语。　　普通话的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其形象化或具有性质特征的修饰语，除前头加上程度副词“很”、“极”、“最”、“特”、“更”、“稍”、“略”、“多”、“多么”、“比较”、“相当”、“非常”等等组成偏正结构词组之外，还可以后附。如：“光溜溜、光秃秃、香喷喷、冷冰冰、瘦丁丁、红艳艳、黄橙橙、灰蒙蒙、绿油油、热辣辣、静悄悄、空荡荡、深幽幽、轻飘飘、慢腾腾、软绵绵、湿漉漉、乱糟糟、肥胖胖、恶狠狠”等，这些都是不用“得”带起，而直接后附的。象这种情况，衡阳土话是没有的。如果有，是受外来影响，把普通话或其他方言区的词语引进来，不是本地词汇。　　2、“副词前加式”的表达形式　　衡阳话有不少单音节性质形容词，可以加上多种多样的副词性前加成分，成为偏正结构词组，这和普通话无异。如：　　好：蛮好　猛好　最好　特好　　坏：好坏　蛮坏　很坏　最坏　特坏　　难：好难　蛮难　很难　最难　特难　　易：易得　　但“易”一般只说“易得”，即相当于普通话的“容易”，而不说“好易”、“很易”、“最易”、“特易”等等。这些偏正结构词组，尽管所用的副词性前加成分不尽相同，但语法结构和普通话是一样的。　　三、状态形容词差异性　　(一)衡阳方言状态形容词的组合特点及句法功能　　状态形容词的组合特点与性质形容词相比较而言，有三个方面的区别：①不能前加“很”，如：不说“很铁紧、很皱巴巴”；②不能与“不”组合，如：不说“不雪白、不妖里妖气”；③与名词组合时一般都要加“咯”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少数的可以不加“咯”，如“铁紧咯手”、“宝里宝气咯人”。　　衡阳方言状态形容词形式上按构成音节的多少，可以分为BA式、AABB式、ABB式、AXAY式等。它们的句法功能不尽相同。BA式如：铁紧、梆老、雪白、共黄、亲甜、拍抱、绷紧等，其句法功能总的来说有：可进行ABAB式重叠；不受程度副词修饰；除“飞快”等外，大部分不能作状语；必须加“咯”才能作定语；重叠式加“咯”可以作谓语，原形可以在主谓谓语句中作小谓语。AABB式如：臭臭刮刮、勒勒刮刮、偷偷摸摸等，其句法功能与“形容词+词缀”式状态形容词相同：不受程度副词修饰；必须加“咯”才能作定语、谓语和状语。ABB式如：皱巴巴、苦滴滴、辣唆唆等，其句法功能是多样的，但不论作什么成分它后面都必须出现“咯”，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或“地”。BBA式：拍拍满、墨墨黑、雪雪白等，其句法功能在于作谓语、补语，但不能象BA那样做定语。AXAY式如：蠢里蠢气、妖里妖气、宝里宝气等。其句法功能是：可以自由地作谓语；加“咯”作定语，只能修饰“样子”；很少作补语，作补语时表示变化结果；还可以作“有点”的宾语。　　(二)状态形容词结构意义的差异性　　在衡阳方言状态形容词的四种形式中，我们发现，BA式状态形容词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与普通话在结构意义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通过BA式第一音节的不同语素来进行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比较。　　1、第一音节是可独立的名词性语素　　如：笔直、雪白、秧嫩、冰冷、板酽、墨黑等。　　象这一类词，普通话里也有一些。如：蜡黄、雪白、冰冷、冰凉。但普通话的这些词和衡阳话这一类词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最根本的不同是，普通话的这些形容词虽也含有某些“很”的意思，但主要侧重于形象化和性质特征方面，有的第一音节就完没有“很”的意思；而衡阳话这类形容词的第一音节，不管是否具有形象性和性质特征，都含有“很”的意思，而且主要侧重于“很”的意思。尽管两者有些词字面完全相同，如“笔直”、“雪白”、“冰冷”，说起来含义完全一致，但衡阳话这些词第二个音节极少单说，除非在“直不直?”“白不白?”的格式里，一般都和别的词素结合在一起说。　　2、第一音节是形容词性的语素　　如：寡绿、精酸、死懒、焦干、瘪淡、凄臭等。　　这类词普通话也有。如：死硬、碧绿、闷热、绯红、清凉等。普通话这些词，除了“死硬”是偏正结构外，其余均可看成并列结构的双音节词。因为“绯”也是“红”，“碧”也是“绿”，象“闷热”、“清凉”这类词，它们所表达的，已经不光是“热”、“凉”或“很热”、“很凉”的意思了。而衡阳话这类形容词则均为偏正结构，且第一音节含有“很”的意思。　　3、第一音节是动词性的语素　　如：飞恶、通亮、绷脆、拉扁、喷香、包粉等。　　这类词普通话也有。如：透亮、刺痛、逼真、赶快等。普通话的这些词第一音节多半是本义或引申意义，没有虚化。而衡阳方言中这类形容词显然不是动宾关系，而是偏正结构，不能扩展，第一音节不管能否独立，基本都已虚化。　　总的来说，衡阳话BA式状态形容词中的第一个音节，除了那些有色、香、味或具体形象、性质特征者，其余象“飞红”的“飞”，“寡绿”的“寡”，“拉扁”的“拉”，“袅清”的“袅”，“死涩”的“死”，“稀乱”的“稀”，“绷硬”的“绷”，“眯痒”的“眯”，“捞松”的“捞”，“瘪淡”的“瘪”，“凄臭”的“凄”，“包粉”的“包”，“拍满”的“拍”……等等，都已虚化了，已不具备它本来的意义，而只表示一个“很”的意思，真可谓是琳琅满目，品类繁多了。但这些都表示“很”义的字，是不可以跟普通话中的“很”字一样，随便与什么形容词搭配的，衡阳方言中这些字谁跟谁搭配，都是受习惯规定的，不能乱套。如我们可以说“寡绿”、“寡蓝”，但不能说“寡青”，“青”只能说“袅青”。　　四、结语　　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反映了语言的多样性，我国语言(或语言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汉语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普通话、各汉语方言的共同参与，和谐发展。衡阳方言作为汉语方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语言形式丰富多彩，是衡阳地域文化的基础和重要载体，从形容词角度看普通话与衡阳方言的差异性，只是我们对衡阳方言的一个单点性研究，如何从自身语言发展、语言融合和语言使用等方面来认识衡阳方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关于语言和方言的论文摘要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这儿有很多地方方言的论文，随便一篇就可以吗？

唐代中原文化的播迁与闽粤台闽南语的崛起　　摘 要： 中原古音随着唐军南下平乱播种在闽粤，加之中原语音和闽粤土著语音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方言。本文从中原文化的播迁，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及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进行综合探讨，力求阐明闽南语对唐宋古音的继承与发展并形成自己的方言特色。 　　关键词： 中原文化 唐宋古音 闽南语 继承与发展 　　一、中原文化的播迁，促成闽南语方言的形成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特别是唐宋时代建都长安、开封等中原地区，使唐宋古音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标准语音。作为闽南语系的主要区域闽东南、粤东、台湾及南洋地区，相距中原地区万里之遥，又是土著部落杂居，言语交流十分困难，不利于交流和发展需要。据《漳州府志》[1]所载，由于闽南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那些来自中原的将士逐渐把中原地区的家眷迁入闽越，有的和当地土著百姓通婚，从此在这片温暖而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大多数闽南百姓的祖先。他们还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把中原地区的母语——唐宋古音播种在闽粤，而且这种中原语音和当地土著语音随着时代推移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来众多方言中独具特色的“闽南语”。据《泉州史志》记载，他们“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他们对中原地区流散的人才和北方避难入闽的文人均能包容接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较为优厚的待遇，并设立了书院，教化中原文明，培养人才，促成了民族的大融合。当年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将士后来大都定居于泉州周边，他们也把中原语音传入福建，进一步扩展了闽南语的流通范围。据《云霄厅志》载：“盗起，攻南海边邑，循州（今广州惠州）司马锭受命专征，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南悉平，还军于漳。”[3]在陈元光初任刺史时，“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攻朝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漳州府志》）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平獠宴喜”诗句：“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4]当时一位将领许天正也唱和吟诗：“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和陈元光平潮寇诗》）[5]所有这些无不记叙了入粤平乱的情形。由于粤东区域辽阔，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民穷则生变，寇乱频繁。陈元光“兵革徙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6]的政治理念，“伦理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7]的施政主张，被当地百姓接受，中原文化、礼仪也得到重视和崇尚，开漳史料《忠毅文惠公行状》中就有“潮人以事闻，请乞陈元光兼戍朝阳”[8]的记载。在陈元光的统辖下，随着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漳州、潮汕之间的语言不断地交流和融合。至今粤东一带的方言基本纳入闽南语系，同属闽南语范畴，从此往后，无论是闽南地区的“芗剧”，还是潮汕地区的“潮剧”在语言表达上都为两地民众所理解和喜闻乐见。 　　台湾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有漳、泉一带的百姓前往定居垦荒了。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开辟纪》中记载：“历更五代，终极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台湾为垦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之至者已数千人。”他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9]这些记载，体现了明代闽南一带百姓已经跨过海峡，到台湾去开拓创业了，而闽南语方言因此移植台湾，并且在岛上扎下了根。《台湾通史·户役志》所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乾隆元年（1736）诏曰：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10]于是有大批福建、广东民众迁入台湾定居。如此往来闽台之间，闽南语就成为台湾岛上最主要的日常交流工具，始终维系着闽台两地的宗族情感。 　　大概也在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闽南、粤东百姓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当时被称为“过番”。据《漳州简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之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及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咋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11]其余如印度尼西亚的旧港（当时称“三佛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当时称“大泥”）、文莱（当时称“婆罗”），大都有闽南、粤东人聚居的记载。这些勇敢的拓荒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在当地开发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家园，定居下来繁衍后代。他们的后代子孙成了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而他们的祖先当年带往南洋的家乡母语——闽南语就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域传播世世代代，永不泯灭。 　　二、唐宋古音潜移默化，孕育着闽南语方言的萌生 　　探究闽南语的诸多因素，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与唐宋古音有着千丝万缕的特殊关系。由于汉语的发音通常离不开声、韵、调三要素，即“声母、韵母和声调”。古代称声母为“声”或“母”，宋人有三十六母的提法。依据发音部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和喉音五类。现代唇音又细分为轻唇、重唇；舌音也细分为舌头、舌上等等。比较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唐宋古音无舌头、舌上之分。舌上音即现在所说的“翘舌音”，如zh、ch、sh、r；舌头音即现在的“舌尖音”，如d、t、l。在唐宋时代，这两类音读是分不清的，这正好与闽南语发音相吻合。闽南语中几乎没有翘舌音，普通话里许多翘舌音，在闽南语都读为舌尖音。例如“蜘蛛、踌躇”，普通话读为“zhīzhū、chóuchú”，而闽南语则读为“dīdū/tiútú”。再注意下列汉字，普通话中声母都是zh，读翘舌音，在闽南语中却读为d：如“重、逐、侄、值、植、朝、张、摘、展、致、直、兆、罩、镇、珍、郑、阵……”二是唐宋古音无轻唇音，即没有现在的唇齿音f。这个特点与闽南语相符。在闽南语中，没有上齿摩擦下唇这个发音动作，也就没有了f这个声母。凡f声母的音节，或读为重唇音，即上唇摩擦下唇爆破发音动作。如“飞、肥、分、富、幅、蜂”等；或读为舌根音h，如“发、翻、反、丰、扶、服”等。闽南语方言区人们学普通话，总是把“繁、凡、烦……”读成“还”；把“泛、犯、范……”读为“换”；把“非、妃、飞……”读成“辉”；把“福、扶、浮……”读成“胡”，诸如此类造成了许多交流困扰，给当今工作、生活、学习带来了诸多不便。　　关于ū韵母，唐代的韵书《切韵》分韵母为206部，后来改称为《唐韵》[12]。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试贴诗”的科目，写诗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去押韵，因此《唐韵》成为官书，成为各时学子考举写诗用韵的绝对标准。《唐韵》至少有两个地方和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是唐代的撮口呼韵母尚未形成，虽然韵目有“鱼”、“虞”之名，但实际上与合口呼u混在一起。例如“书、初、除、猪”和“余、居、渠、徐”同属“鱼”韵部；而“扶、朱、胡，儒”和“区、娱、渝、须”同属“虞”韵部。可见，在唐代语音中ü和u是混在一起的，当时人们发音也许并没有明显的撮口动作，就这一点与闽南语正好相同。在闽南语中，至今找不到有撮口发音的音节，漳州人读ü为i；厦门及泉州地区则读ü为u；诏安及潮汕地区读ü则近似于-i（后）。如“居、区”两个词，漳州人读gī、kī；厦门及泉州人读gū、kū；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出现有撮口呼韵母。二是鼻辅音m、n、ng充当韵尾的问题。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n、ng充当韵尾，分别组合成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而m只当声母，不能充当韵尾了。但在唐代语音中，这三个鼻辅音却都能充当韵尾，例如《唐韵》中的“侵、覃、盐、咸”四个韵部，收录的就是以m为韵尾的字。例如“林、临、阴、心、琴、今、金、音……”为“侵”韵部；“潭、参、南、男、庵、涵、含、甘……”为“覃”韵部；“檐、严、帘、帘、嫌、蟾、添、尖……”为“盐”韵部；“咸、函、缄、衔、杉、监、岩、谗……”为“咸”韵部。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朗读上面的例字，那么第一行的韵母都是in，本来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真”韵部的“因、辛、亲、邻、津”等字分开。而其他三行的韵母都是an或ian，本来也不应该和属于《唐韵》中“寒”韵部的“寒、安、丹、残、刊”等字分开。但是在当年，这两者之间的读音那是决然不同的，试着用闽南语读读这些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归入《唐韵》中“侵”韵部的字，韵尾都是m，例如“林”，闽南语读为līm；“邻”，闽南语读为līn，其实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韵部。归入“覃、盐、咸”韵的字，韵尾也都是m，例如“含”，闽南语读为hām；“寒”，闽南语读为hān，它们应属于不同的韵部。由此可见，闽南语比较完整地继承了唐宋古音中鼻辅音充当韵尾的语音特点。唐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落成会咏”诗句：“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海船近通盐。龙泽覃江浦，螭坳耀斗蟾。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13]全诗共用八韵，依次是“瞻、炎、盐、蟾、签、兼、拈、廉”，全属“盐”韵部之韵，假如用闽南语读之，全是m收尾的鼻韵母。而且这种语音现象持续到元代，元代以后，大概由于北京成为国都，北方话成了“官话”广泛流传，北方方言取得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大部分地区以m为韵尾的字音逐渐消亡，最终归并到以n为韵尾的字音中去了。 　　至于声调，古人把它分为“平、上、去、入”四调，且以平为“平”；以上、去、入为“仄”。“平”者不升不降，其音轻扬；“仄”者或升或降，如山路之起伏。古代格律诗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替，构成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到了近代，入声渐渐分化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后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去了，因此现代汉语语音中已经没有了入声这个声调了。据说现在的北方人学诗词格律，辨别平仄时，古入声字这个部分总是把握不好，也许他们会感到困惑，一些明明现在读起来音调属于阴平的字，为何要把它们归入据说是急迫而短促的入声调里去呢？在通行闽南语一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因为在闽南语里，至今仍然顽强地保留着入声这种声调。试以普通话朗读下列例字：“剥、削、卓、踢、逼、突、出、发、一、膝、屋、督、约、缺”；“德、国、竹、笛、学、习、集、合、值、得、独、逐、敌、革”。很明显第一部分为阴平调，第二部分为阳平调。可是改用闽南语读之，它们就变成一种又急又短的入声调了。原来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在诗词格律中属于仄声字。 　　综上所述，说明闽南语仍然保留了唐宋古音在声、韵、调方面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中古音的活化石”了。拥有一口闽南语，伴随着这一群华夏儿女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足迹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见证多少悲欢离合，创造了多少辉煌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会继续发扬艰苦拼搏的开漳精神，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朝着祖国强盛、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朝着民族大团结的明天奋勇前进。

教师要讲好普通话“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推广和使用好本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是能够发挥语言交际功能的保证。语文教学作为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主要渠道，提高教师队伍普通话水平，尤其是提高语文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和教学能力，是搞好语文教学的重要基础和保证。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该怎样认识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性，怎样讲好普通话呢？充分认识语文教师讲好普通话的重要性。语文教师讲好普通话，是为祖国培养四有新人的需要。学习语言，要从普通话普及抓起。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其中的“说”就是要求学生能用标准的普通话与他人交流思想、表情达意。作为承担具体语文教学任务的教师，应该清楚地知道运用好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教学，提高语文教学水平，对于学生掌握语文知识，将来踏上社会后的再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此外，语文教师讲好普通话，也是推进社会文明的需要。教师讲好普通话，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有其独特的作用。在当今信息时代，无障碍的交际显得愈来愈重要。我们经常听到因为语言沟通障碍闹笑话的事，轻者造成误会，重者耽误大事。因此，教师讲好普通话，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是促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需要，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推广和使用好普通话是语文教师的重要责任。语文教育的老前辈叶圣陶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就是说，语文课就是语言课，其中所学的文字、文章都是为语言的理解和表达服务的。语文教学作为普通话普及的最前沿，赋予了语文教师普及和推广普通话的神圣重任。尤其是小学阶段，小学生模仿力最强，因而小学语文教学要求教师必须讲好普通话，这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教师语文素质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要切实从自身做起，规范使用普通话。要认真说，不但在课堂上说，在办公室说，还要在家里说，在公众场合说，到社会上说，人人说、时时说、处处说，切实承担起推广和普及普通话的神圣重任。怎样提高语文教师运用普通话水平。“学”和“练”是提高语文教师讲普通话水平的关键。一是要学好拼音字母，掌握发音部位，对于局部个别的发音要反复练习直至完全到位为止。此外，多读些拼音报上的文章，锻炼说普通话的感觉，并注意与方言音的对应关系，举一反三。二是不懂就查。要养成查字典的好习惯，尤其要注意一些字的多音与多义等。三要注意多听一些省级、国家级播音员的发音，并与自己的发音习惯相对照，找出差距，弥补不足。有人说：语言取决于环境。只要我们教师一齐努力，加强学习和练习，提高讲普通话水平，带头讲好普通话，必将会成为学生学习、模仿的对象，成为一名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语文教师，为培养祖国“四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做出应有贡献。

关于语言和方言的论文怎么写

先搜集方言，占有基本素材然后根据材料的蕴含，结合自己的所长，选择有关方言的一个方面来写如方言溯源、方言演变、方言的分类、方言蕴含的文化、从方言看生活变迁、方言中的精华与糟粕……还可以写农谚与生产、气象谚语与天气等等

古代2000年官方方言是洛阳读书音，到南京形成金陵雅言六朝隋唐宋国语，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国语南京官话，普通话是满族方言

在山西的晋中、晋西北一代有很多土语是很古老而优雅的：“居舍”－－就是屋子、“家里”；“箸秸”－－一种灌木，秸杆很直，质地坚硬，过去老乡很少用竹筷，就是用“箸秸”杆来作筷子的。箸是筷子，秸是秸杆，箸秸是作筷子的秸杆。现在山西人没有“箸”的说法了，但是“箸秸”的名称一直没有变；3“参差不齐”－－不识字的农民都有这样的口头语，而且读音绝对正确：“cencibuqi”。只有上过学的人才可能读成“canchabuqi”“兀”－－一种方形的凳子；“兀的”－－语气助词，意思比较宽泛，类似“那么”、“当然”、“可不是嘛”等意思。例：“你会唱京剧？”“兀的哩！”这个词在元曲里经常看到，现在仍然是当地人的口头语。“舁”－－抬的意思。这个字似乎很古老了。《说文解字》解释是：“舁，共举也”。“荷”－－承担、搬动的意思，也引申为一般的“拿”、“携带”。这是非常普遍的口头语。“荷不动”，就是拿不动的意思。这个用法也很古老，汉朝张衡《东京赋》有“荷天下之重任”句。“恶色”－－就是垃圾。这也是很古老的用语。色，是种类的意思。恶，是“丑恶”，“卑劣”的意思，和“美”、“好”反意。现在台湾人讲的“国语”中把“垃圾”读作“lèsè”和山西方言接近。“恶水”――是指脏水、污水，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穷山恶水”的“恶水”。说“恶”而不说“脏”，是不是也很文雅？“巡田”――就是秋天看护庄稼。别的地方叫“看秋”，“护秋”，远不如“巡田”富有韵味。每到秋天，村里会指定专人担负巡田的职责，担负这种责任的人被称为“巡田的”。“巡田的”很厉害，一般都会几下拳脚。基本的装饰是，腰里缠一条长长的蓝布作的腰带，腰间别一个小小的“马床”。所谓马床，是一种三条腿的袖珍小凳子。马床有两个用途，一是巡田的累了可以随地坐下休息，更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打人――打那些偷庄稼、蔬果的大人小孩。一般是打屁股。据说打上很疼，但是又不至于打坏筋骨。1“胡阑”――圆圈、环的意思。引申为“那一片地方”。元曲《高祖还乡》有云：“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胡阑”是环的意思，曲连是圈的意思。现在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也还是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单字复音的语言现象。胡阑，取“胡”字的声母，和“阑”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就近似于是“环”；曲莲，取“曲”字的声母，和“连”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也就近似于“圈”。在山西中部、西北，以及内蒙古西部的方言里，这样的现象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圪劳”是“角”的意思，山西民谚：“得过且过，阳圪劳劳暖和”，“阳圪劳劳暖和”就是靠着墙角晒太阳；不阑，是“拌”的意思。山西有一种面食，是用莜麦面拌成小块状然后蒸熟，称为“不阑子”；再比如，木板受潮变形，普通话谓之“翘”，山西方言说“圪料”等等。据有的语言学者说，这种单字复音，是更加古老的一种语言现象。据说，有很多单音的词汇，本来就是复音，比如上面说的“环”、“圈”等，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古人为了减少刻、写文字的工作量，就尽可能地用单音的字来表达，这就是“胡阑”变成“环”、“曲莲”变成“圈”、不阑变成“拌”的原因。1网友心行先生问：“这个‘兀’。真的不是那个‘杌’吗？你描述的就是我印象中的‘杌子’”。兀子，就是“杌子”，兀是本字，木字边是后来加的。汉字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的历程。现在有的人以为汉字越是繁体越古典优雅，其实不是。山西方言说“兀”，不会这样“突兀”，口语里是说“兀兀”或“杌子”。假如再进一步地分析，“兀兀”和“杌子”也是有区别的。兀兀是指小的那种，可以随意搬动；兀子，是指大的一种，不可以随意搬动的。顺便说一下，山西方言里的字词的组合结构是很有意味的，不但有感情色彩，也有概念的区别。比如说“牛”，一般不会说这一个字，而是说“牛儿”，这是指大的牛。说小牛，不说小牛，说“牛牛”，就有了可爱的情感色彩。但是“牛牛”还有另外的意思，是指那些可爱的小虫子。再比如“狗”，也是这样，称大狗为“狗儿”，称小狗为“狗狗”。狗狗也有另外的意思，是父母对年幼的孩子的最亲切的称呼。再比如，吃饭用的勺，山西人说“勺子”，是指用来从锅里往碗里舀饭的大勺，至于放在碗里碟里的小勺，山西人称之为“勺勺”。山西有很多人的小名叫“狗狗”，假如是排行老二，往往叫“二狗”，老三就叫“三狗”。都是昵称，爱称。我们老家村里叫二狗三狗的很多，为了区别，就在前面冠以姓氏曰“张三狗”“李二狗”。当然，他们都有正式的官名，但是除了村上开会，一般不用。假如这“二狗”“三狗”的有什么特点，就在前面加以标记，比如叫“疤三狗”－－是说脸上有麻子的。说到名字，也透露着山西地方的文化底蕴。前面说的“二狗”“三狗”之类，仅仅是一种类型。还有不少是以出生年的天干地支来称呼。比如，有叫“甲午儿”的，是在甲午年出生，加“儿”字尾音，也是表示亲切。类似的有：“甲戌”、“辛未”等。1“恓惶”――山西人不说“可怜”，说“恓惶”。查《辞源》，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有三个――“恓惶”、“栖遑”和“凄惶”。据辞源的解释，“恓惶”为烦恼不安貌，例如：唐人韦应物诗句：“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栖遑”是奔忙不定的意思，如，晋人陆机：“德表生民，不能救栖遑之辱”；“凄惶”为悲伤惧怕，举例：金董解元《西厢》：“两口儿合是成间别，天教受此凄惶苦”。结合例句理解，这三个词语的不同的解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奔忙不定是指行为，烦恼不安和悲伤惧怕是由这种行为导致的心理状态，而这三种含义假如用一个意思来概括，那就是值得同情，可怜。所以我猜测也许这三个词其实是一个的词语的不同写法，或者是由一个词语演变而来。而山西口语中的“恓惶”所表达的含义和情感，就包含了上述三个词语的意思。比如：“看那孩子哭得真恓惶哩”――意思就是说那个孩子哭得很“悲伤”；“那年月，日子过的真恓惶”――是说为生活奔波不定，受苦受难的意思。不过，山西话里的“恓惶”可能比字典上的解释有了更加丰富的感情色彩。比如，母亲说儿子“俺孩恓惶的可是个好孩！”――是说自己的孩子孝顺、听话、辛劳，言语中饱含了母亲的对儿子的疼爱之情。对别人谈论自己的朋友或相识“某某恓惶的可是个好人”――就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赞赏了。要饭的假如在山西乞讨，不说“可怜可怜吧”，说“咳，大爷大娘，恓惶的给上些吧”，这里的恓惶就是“可怜”的意思了，不过语法结构和现代普通话还是不尽相同。1“咥”――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方言，写下来却是一个古的不能再古的字眼。猛吃猛喝，在北京的俗语中，大概是“甩开腮帮子狠吃”之类，在山西太原、榆次、祁县、太谷一带，说法就简单多了：“咥吧！”“咥”，读“die”，阳平，吃的意思，但是不是一般的吃，是指老虎、狼等猛兽的咬嚼，如《易经˙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又如明朝马中锡《中山狼传》：“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今反欲咥我。”不咥人，就是不吃人，“咥我”就是吃我。“咥”，就是狼吞虎咽似地大快朵颐。说打某人的秋风，吃他一顿，也说：“咥他一顿”。1“窈窕”――说来你也许不信，这个几千年前的“艳词”至今仍然活活泼泼地保持着青春的魅力，她不仅存在于那些引经据典的文字里，而且就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晋中一带的人评价一个妖艳的年轻女子的时候，会这样说：“那妮子，可‘yāodiào’哩。”这“yāodiào”该怎样写？是“妖调”吗？读音差不多，可是意思似乎不是很准，而且也不是一个规范的词汇啊。这需要以晋中方言的发音为依据来分析。在这一带，许多声母为“T”的字，读如“D”，比如“柳条”不是“liǔtiáo”是“liǔdiáo”，说“桃子”不说“taozi”，说“dao’er”。那么，窈窕，用晋中方言说，就是“妖调”，倒过来，现在人们形容女人说“妖调”，很有可能就是诗经里的“窈窕”。当然，我这里有推测的成分，但是又有那种考古能避免推测呢？1“倒插插”――这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不说，让你猜，不是山西人的恐怕很难猜到：是指衣服上的口袋！“倒插插”，也简称“倒倒”，这是晋中一带的方言。为什么把口袋说成倒插插？这也是有些来历的。大家都看过古装戏。所谓古装，实际上大体是明朝的服装样式，它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袖子普遍很宽。到了清朝，推行马蹄袖，袖口变窄了，就没有这么宽了。明朝以前的衣袖和现在相比，不仅宽敞，而且多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装一些小的物件，如手帕之类。戏曲里也会看到这类细节。袖子里怎么能装住东西呢？原来，袖口里面缝有口袋。这口袋的口子和袖口的方向是倒着的，装东西要倒着插进去，所以就叫“倒插”。晋中人讲话，凡是指称小一些事物的名词喜欢用叠音来表示，这种缝在袖口的口袋当然不会有多大，所以就说叫“倒插插”。到了清朝，改穿满式的马蹄袖，袖口变窄了，不便装东西了，口袋就不再缝在袖口，改在衣襟底下了，方向也不是倒着的，但是“倒插插”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了。可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倒插插”是明朝以前的服饰，满清人从关外来，不是这种装扮，人家也没有这种说法。统治者的语言总是时代语言的主导，京城地方的说法当然也就随着变了。京话历来是官话的基础，“倒插插”被满清人挤出京话，不入流了，渐渐地就边缘化了。至于山西，不知道是因为闭塞，还是山西人执拗，不会在“倒插插”问题上与时俱进，抱着这个这个很古老而悠久的名称不放，但是究竟时代在变化，语言在变化，于是“倒插插”就退化为土话

关于语言和方言的论文怎么写初中

论文摘要：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方言繁杂，有着自己的特征，人们在交际中用不规范语言交谈极不方便。而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民族共同语，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通话作为人类思维、交际的工具，具有基础作用。所以要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推进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是保证社会协调运转的必要条件。方言不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而且还是负载情感文化的纽带。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文章首先对我国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议予以解析，然后分析了方言对于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提出几点建议。笔者认为，只有重视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跨际文化交流。关键词：语言 方言 语言习得 意义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现人们相互之间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动作的。人类语言既有其共同的规律，又根据民族、地区、国家的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语言的亲缘性极其强烈，任何民族、地区、国家的语言对自身而言可称为主体语言或母语；反之，则称为客体语言或外语。一般情况下，人类对母语的掌握是习得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母语的自然环境中无意识地学成的，而对外语来说则是学来的，即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有意识地学成的。其发展未达到标准化的语言变体。方言是一种交际功能受到地区限制、它通常与地域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人们操着南方方言，而北部人则操着带有儿化音的北方口音。但大多数情况下，相邻地区的地域方言较为相近。方言对语言习得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鉴于语言学界对“语言习得”理论的争论颇多，所以笔者认为深入解析语言习得对研究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录一、解析语言习得二、方言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一）方言对母语习得的影响（二）方言对外语习得的影响1、缓解学习者的文化紧张心理2、缩短学习者的文化适应过程3、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在山西的晋中、晋西北一代有很多土语是很古老而优雅的：“居舍”－－就是屋子、“家里”；“箸秸”－－一种灌木，秸杆很直，质地坚硬，过去老乡很少用竹筷，就是用“箸秸”杆来作筷子的。箸是筷子，秸是秸杆，箸秸是作筷子的秸杆。现在山西人没有“箸”的说法了，但是“箸秸”的名称一直没有变；3“参差不齐”－－不识字的农民都有这样的口头语，而且读音绝对正确：“cencibuqi”。只有上过学的人才可能读成“canchabuqi”“兀”－－一种方形的凳子；“兀的”－－语气助词，意思比较宽泛，类似“那么”、“当然”、“可不是嘛”等意思。例：“你会唱京剧？”“兀的哩！”这个词在元曲里经常看到，现在仍然是当地人的口头语。“舁”－－抬的意思。这个字似乎很古老了。《说文解字》解释是：“舁，共举也”。“荷”－－承担、搬动的意思，也引申为一般的“拿”、“携带”。这是非常普遍的口头语。“荷不动”，就是拿不动的意思。这个用法也很古老，汉朝张衡《东京赋》有“荷天下之重任”句。“恶色”－－就是垃圾。这也是很古老的用语。色，是种类的意思。恶，是“丑恶”，“卑劣”的意思，和“美”、“好”反意。现在台湾人讲的“国语”中把“垃圾”读作“lèsè”和山西方言接近。“恶水”――是指脏水、污水，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穷山恶水”的“恶水”。说“恶”而不说“脏”，是不是也很文雅？“巡田”――就是秋天看护庄稼。别的地方叫“看秋”，“护秋”，远不如“巡田”富有韵味。每到秋天，村里会指定专人担负巡田的职责，担负这种责任的人被称为“巡田的”。“巡田的”很厉害，一般都会几下拳脚。基本的装饰是，腰里缠一条长长的蓝布作的腰带，腰间别一个小小的“马床”。所谓马床，是一种三条腿的袖珍小凳子。马床有两个用途，一是巡田的累了可以随地坐下休息，更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打人――打那些偷庄稼、蔬果的大人小孩。一般是打屁股。据说打上很疼，但是又不至于打坏筋骨。1“胡阑”――圆圈、环的意思。引申为“那一片地方”。元曲《高祖还乡》有云：“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胡阑”是环的意思，曲连是圈的意思。现在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也还是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单字复音的语言现象。胡阑，取“胡”字的声母，和“阑”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就近似于是“环”；曲莲，取“曲”字的声母，和“连”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也就近似于“圈”。在山西中部、西北，以及内蒙古西部的方言里，这样的现象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圪劳”是“角”的意思，山西民谚：“得过且过，阳圪劳劳暖和”，“阳圪劳劳暖和”就是靠着墙角晒太阳；不阑，是“拌”的意思。山西有一种面食，是用莜麦面拌成小块状然后蒸熟，称为“不阑子”；再比如，木板受潮变形，普通话谓之“翘”，山西方言说“圪料”等等。据有的语言学者说，这种单字复音，是更加古老的一种语言现象。据说，有很多单音的词汇，本来就是复音，比如上面说的“环”、“圈”等，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古人为了减少刻、写文字的工作量，就尽可能地用单音的字来表达，这就是“胡阑”变成“环”、“曲莲”变成“圈”、不阑变成“拌”的原因。1网友心行先生问：“这个‘兀’。真的不是那个‘杌’吗？你描述的就是我印象中的‘杌子’”。兀子，就是“杌子”，兀是本字，木字边是后来加的。汉字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的历程。现在有的人以为汉字越是繁体越古典优雅，其实不是。山西方言说“兀”，不会这样“突兀”，口语里是说“兀兀”或“杌子”。假如再进一步地分析，“兀兀”和“杌子”也是有区别的。兀兀是指小的那种，可以随意搬动；兀子，是指大的一种，不可以随意搬动的。顺便说一下，山西方言里的字词的组合结构是很有意味的，不但有感情色彩，也有概念的区别。比如说“牛”，一般不会说这一个字，而是说“牛儿”，这是指大的牛。说小牛，不说小牛，说“牛牛”，就有了可爱的情感色彩。但是“牛牛”还有另外的意思，是指那些可爱的小虫子。再比如“狗”，也是这样，称大狗为“狗儿”，称小狗为“狗狗”。狗狗也有另外的意思，是父母对年幼的孩子的最亲切的称呼。再比如，吃饭用的勺，山西人说“勺子”，是指用来从锅里往碗里舀饭的大勺，至于放在碗里碟里的小勺，山西人称之为“勺勺”。山西有很多人的小名叫“狗狗”，假如是排行老二，往往叫“二狗”，老三就叫“三狗”。都是昵称，爱称。我们老家村里叫二狗三狗的很多，为了区别，就在前面冠以姓氏曰“张三狗”“李二狗”。当然，他们都有正式的官名，但是除了村上开会，一般不用。假如这“二狗”“三狗”的有什么特点，就在前面加以标记，比如叫“疤三狗”－－是说脸上有麻子的。说到名字，也透露着山西地方的文化底蕴。前面说的“二狗”“三狗”之类，仅仅是一种类型。还有不少是以出生年的天干地支来称呼。比如，有叫“甲午儿”的，是在甲午年出生，加“儿”字尾音，也是表示亲切。类似的有：“甲戌”、“辛未”等。1“恓惶”――山西人不说“可怜”，说“恓惶”。查《辞源》，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有三个――“恓惶”、“栖遑”和“凄惶”。据辞源的解释，“恓惶”为烦恼不安貌，例如：唐人韦应物诗句：“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栖遑”是奔忙不定的意思，如，晋人陆机：“德表生民，不能救栖遑之辱”；“凄惶”为悲伤惧怕，举例：金董解元《西厢》：“两口儿合是成间别，天教受此凄惶苦”。结合例句理解，这三个词语的不同的解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奔忙不定是指行为，烦恼不安和悲伤惧怕是由这种行为导致的心理状态，而这三种含义假如用一个意思来概括，那就是值得同情，可怜。所以我猜测也许这三个词其实是一个的词语的不同写法，或者是由一个词语演变而来。而山西口语中的“恓惶”所表达的含义和情感，就包含了上述三个词语的意思。比如：“看那孩子哭得真恓惶哩”――意思就是说那个孩子哭得很“悲伤”；“那年月，日子过的真恓惶”――是说为生活奔波不定，受苦受难的意思。不过，山西话里的“恓惶”可能比字典上的解释有了更加丰富的感情色彩。比如，母亲说儿子“俺孩恓惶的可是个好孩！”――是说自己的孩子孝顺、听话、辛劳，言语中饱含了母亲的对儿子的疼爱之情。对别人谈论自己的朋友或相识“某某恓惶的可是个好人”――就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赞赏了。要饭的假如在山西乞讨，不说“可怜可怜吧”，说“咳，大爷大娘，恓惶的给上些吧”，这里的恓惶就是“可怜”的意思了，不过语法结构和现代普通话还是不尽相同。1“咥”――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方言，写下来却是一个古的不能再古的字眼。猛吃猛喝，在北京的俗语中，大概是“甩开腮帮子狠吃”之类，在山西太原、榆次、祁县、太谷一带，说法就简单多了：“咥吧！”“咥”，读“die”，阳平，吃的意思，但是不是一般的吃，是指老虎、狼等猛兽的咬嚼，如《易经˙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又如明朝马中锡《中山狼传》：“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今反欲咥我。”不咥人，就是不吃人，“咥我”就是吃我。“咥”，就是狼吞虎咽似地大快朵颐。说打某人的秋风，吃他一顿，也说：“咥他一顿”。1“窈窕”――说来你也许不信，这个几千年前的“艳词”至今仍然活活泼泼地保持着青春的魅力，她不仅存在于那些引经据典的文字里，而且就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晋中一带的人评价一个妖艳的年轻女子的时候，会这样说：“那妮子，可‘yāodiào’哩。”这“yāodiào”该怎样写？是“妖调”吗？读音差不多，可是意思似乎不是很准，而且也不是一个规范的词汇啊。这需要以晋中方言的发音为依据来分析。在这一带，许多声母为“T”的字，读如“D”，比如“柳条”不是“liǔtiáo”是“liǔdiáo”，说“桃子”不说“taozi”，说“dao’er”。那么，窈窕，用晋中方言说，就是“妖调”，倒过来，现在人们形容女人说“妖调”，很有可能就是诗经里的“窈窕”。当然，我这里有推测的成分，但是又有那种考古能避免推测呢？1“倒插插”――这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不说，让你猜，不是山西人的恐怕很难猜到：是指衣服上的口袋！“倒插插”，也简称“倒倒”，这是晋中一带的方言。为什么把口袋说成倒插插？这也是有些来历的。大家都看过古装戏。所谓古装，实际上大体是明朝的服装样式，它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袖子普遍很宽。到了清朝，推行马蹄袖，袖口变窄了，就没有这么宽了。明朝以前的衣袖和现在相比，不仅宽敞，而且多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装一些小的物件，如手帕之类。戏曲里也会看到这类细节。袖子里怎么能装住东西呢？原来，袖口里面缝有口袋。这口袋的口子和袖口的方向是倒着的，装东西要倒着插进去，所以就叫“倒插”。晋中人讲话，凡是指称小一些事物的名词喜欢用叠音来表示，这种缝在袖口的口袋当然不会有多大，所以就说叫“倒插插”。到了清朝，改穿满式的马蹄袖，袖口变窄了，不便装东西了，口袋就不再缝在袖口，改在衣襟底下了，方向也不是倒着的，但是“倒插插”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了。可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倒插插”是明朝以前的服饰，满清人从关外来，不是这种装扮，人家也没有这种说法。统治者的语言总是时代语言的主导，京城地方的说法当然也就随着变了。京话历来是官话的基础，“倒插插”被满清人挤出京话，不入流了，渐渐地就边缘化了。至于山西，不知道是因为闭塞，还是山西人执拗，不会在“倒插插”问题上与时俱进，抱着这个这个很古老而悠久的名称不放，但是究竟时代在变化，语言在变化，于是“倒插插”就退化为土话

关于语言和方言的论文怎么写高中

简单说：先要想好自己选择这个方向的意义是什么？价值在哪里？换句话说，你的论文对社会、对学术是“有用”的。从而坚定“论”的信心。然后，要想好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建立一个鲜明的、站得住脚的“论点”。论文是对中心论点的反复论证过程，用大量的、经筛选的材料，来阐述你的观点。可以说，写论文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事先对材料的收集、整理、归纳和发现、提炼，需要经过认真细致搜集，研究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在时间（历史沿革）、空间（地域条件）上的联系。假如说，前面的“想”是设计过程，收集材料就是备料过程，只剩下施工了。一篇论文容量有限，不能做广泛的探讨，可以只研究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千万不能扯得太多。例如，我只说南方方言中的“企”。因为北方人大多不明白它的本义，研究就会有意义。通过收集材料，知道哪些方言把“踮起脚跟站立”说成“企”，由“企”生发出企图、企望、企待、企鹅、企及、企慕、企盼、企求、企足而待等等。再引证《说文解字》等权威材料，反复论证，先使得论点站得住。然后由此推演，得出“方言与普通话是一个融合的过程”的结论，稍作展开，引证一些有关史料，让读者深信不疑，那么，你的论文就成功了！

在山西的晋中、晋西北一代有很多土语是很古老而优雅的：“居舍”－－就是屋子、“家里”；“箸秸”－－一种灌木，秸杆很直，质地坚硬，过去老乡很少用竹筷，就是用“箸秸”杆来作筷子的。箸是筷子，秸是秸杆，箸秸是作筷子的秸杆。现在山西人没有“箸”的说法了，但是“箸秸”的名称一直没有变；3“参差不齐”－－不识字的农民都有这样的口头语，而且读音绝对正确：“cencibuqi”。只有上过学的人才可能读成“canchabuqi”“兀”－－一种方形的凳子；“兀的”－－语气助词，意思比较宽泛，类似“那么”、“当然”、“可不是嘛”等意思。例：“你会唱京剧？”“兀的哩！”这个词在元曲里经常看到，现在仍然是当地人的口头语。“舁”－－抬的意思。这个字似乎很古老了。《说文解字》解释是：“舁，共举也”。“荷”－－承担、搬动的意思，也引申为一般的“拿”、“携带”。这是非常普遍的口头语。“荷不动”，就是拿不动的意思。这个用法也很古老，汉朝张衡《东京赋》有“荷天下之重任”句。“恶色”－－就是垃圾。这也是很古老的用语。色，是种类的意思。恶，是“丑恶”，“卑劣”的意思，和“美”、“好”反意。现在台湾人讲的“国语”中把“垃圾”读作“lèsè”和山西方言接近。“恶水”――是指脏水、污水，不是我们一般说的“穷山恶水”的“恶水”。说“恶”而不说“脏”，是不是也很文雅？“巡田”――就是秋天看护庄稼。别的地方叫“看秋”，“护秋”，远不如“巡田”富有韵味。每到秋天，村里会指定专人担负巡田的职责，担负这种责任的人被称为“巡田的”。“巡田的”很厉害，一般都会几下拳脚。基本的装饰是，腰里缠一条长长的蓝布作的腰带，腰间别一个小小的“马床”。所谓马床，是一种三条腿的袖珍小凳子。马床有两个用途，一是巡田的累了可以随地坐下休息，更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打人――打那些偷庄稼、蔬果的大人小孩。一般是打屁股。据说打上很疼，但是又不至于打坏筋骨。1“胡阑”――圆圈、环的意思。引申为“那一片地方”。元曲《高祖还乡》有云：“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这里“胡阑”是环的意思，曲连是圈的意思。现在的山西中部和北部也还是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单字复音的语言现象。胡阑，取“胡”字的声母，和“阑”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就近似于是“环”；曲莲，取“曲”字的声母，和“连”字的韵母，连在一起快读，也就近似于“圈”。在山西中部、西北，以及内蒙古西部的方言里，这样的现象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圪劳”是“角”的意思，山西民谚：“得过且过，阳圪劳劳暖和”，“阳圪劳劳暖和”就是靠着墙角晒太阳；不阑，是“拌”的意思。山西有一种面食，是用莜麦面拌成小块状然后蒸熟，称为“不阑子”；再比如，木板受潮变形，普通话谓之“翘”，山西方言说“圪料”等等。据有的语言学者说，这种单字复音，是更加古老的一种语言现象。据说，有很多单音的词汇，本来就是复音，比如上面说的“环”、“圈”等，但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古人为了减少刻、写文字的工作量，就尽可能地用单音的字来表达，这就是“胡阑”变成“环”、“曲莲”变成“圈”、不阑变成“拌”的原因。1网友心行先生问：“这个‘兀’。真的不是那个‘杌’吗？你描述的就是我印象中的‘杌子’”。兀子，就是“杌子”，兀是本字，木字边是后来加的。汉字的发展，是由简到繁的历程。现在有的人以为汉字越是繁体越古典优雅，其实不是。山西方言说“兀”，不会这样“突兀”，口语里是说“兀兀”或“杌子”。假如再进一步地分析，“兀兀”和“杌子”也是有区别的。兀兀是指小的那种，可以随意搬动；兀子，是指大的一种，不可以随意搬动的。顺便说一下，山西方言里的字词的组合结构是很有意味的，不但有感情色彩，也有概念的区别。比如说“牛”，一般不会说这一个字，而是说“牛儿”，这是指大的牛。说小牛，不说小牛，说“牛牛”，就有了可爱的情感色彩。但是“牛牛”还有另外的意思，是指那些可爱的小虫子。再比如“狗”，也是这样，称大狗为“狗儿”，称小狗为“狗狗”。狗狗也有另外的意思，是父母对年幼的孩子的最亲切的称呼。再比如，吃饭用的勺，山西人说“勺子”，是指用来从锅里往碗里舀饭的大勺，至于放在碗里碟里的小勺，山西人称之为“勺勺”。山西有很多人的小名叫“狗狗”，假如是排行老二，往往叫“二狗”，老三就叫“三狗”。都是昵称，爱称。我们老家村里叫二狗三狗的很多，为了区别，就在前面冠以姓氏曰“张三狗”“李二狗”。当然，他们都有正式的官名，但是除了村上开会，一般不用。假如这“二狗”“三狗”的有什么特点，就在前面加以标记，比如叫“疤三狗”－－是说脸上有麻子的。说到名字，也透露着山西地方的文化底蕴。前面说的“二狗”“三狗”之类，仅仅是一种类型。还有不少是以出生年的天干地支来称呼。比如，有叫“甲午儿”的，是在甲午年出生，加“儿”字尾音，也是表示亲切。类似的有：“甲戌”、“辛未”等。1“恓惶”――山西人不说“可怜”，说“恓惶”。查《辞源》，读音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有三个――“恓惶”、“栖遑”和“凄惶”。据辞源的解释，“恓惶”为烦恼不安貌，例如：唐人韦应物诗句：“恓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滨”；“栖遑”是奔忙不定的意思，如，晋人陆机：“德表生民，不能救栖遑之辱”；“凄惶”为悲伤惧怕，举例：金董解元《西厢》：“两口儿合是成间别，天教受此凄惶苦”。结合例句理解，这三个词语的不同的解释，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奔忙不定是指行为，烦恼不安和悲伤惧怕是由这种行为导致的心理状态，而这三种含义假如用一个意思来概括，那就是值得同情，可怜。所以我猜测也许这三个词其实是一个的词语的不同写法，或者是由一个词语演变而来。而山西口语中的“恓惶”所表达的含义和情感，就包含了上述三个词语的意思。比如：“看那孩子哭得真恓惶哩”――意思就是说那个孩子哭得很“悲伤”；“那年月，日子过的真恓惶”――是说为生活奔波不定，受苦受难的意思。不过，山西话里的“恓惶”可能比字典上的解释有了更加丰富的感情色彩。比如，母亲说儿子“俺孩恓惶的可是个好孩！”――是说自己的孩子孝顺、听话、辛劳，言语中饱含了母亲的对儿子的疼爱之情。对别人谈论自己的朋友或相识“某某恓惶的可是个好人”――就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赞赏了。要饭的假如在山西乞讨，不说“可怜可怜吧”，说“咳，大爷大娘，恓惶的给上些吧”，这里的恓惶就是“可怜”的意思了，不过语法结构和现代普通话还是不尽相同。1“咥”――一个土的不能再土的方言，写下来却是一个古的不能再古的字眼。猛吃猛喝，在北京的俗语中，大概是“甩开腮帮子狠吃”之类，在山西太原、榆次、祁县、太谷一带，说法就简单多了：“咥吧！”“咥”，读“die”，阳平，吃的意思，但是不是一般的吃，是指老虎、狼等猛兽的咬嚼，如《易经˙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又如明朝马中锡《中山狼传》：“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今反欲咥我。”不咥人，就是不吃人，“咥我”就是吃我。“咥”，就是狼吞虎咽似地大快朵颐。说打某人的秋风，吃他一顿，也说：“咥他一顿”。1“窈窕”――说来你也许不信，这个几千年前的“艳词”至今仍然活活泼泼地保持着青春的魅力，她不仅存在于那些引经据典的文字里，而且就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晋中一带的人评价一个妖艳的年轻女子的时候，会这样说：“那妮子，可‘yāodiào’哩。”这“yāodiào”该怎样写？是“妖调”吗？读音差不多，可是意思似乎不是很准，而且也不是一个规范的词汇啊。这需要以晋中方言的发音为依据来分析。在这一带，许多声母为“T”的字，读如“D”，比如“柳条”不是“liǔtiáo”是“liǔdiáo”，说“桃子”不说“taozi”，说“dao’er”。那么，窈窕，用晋中方言说，就是“妖调”，倒过来，现在人们形容女人说“妖调”，很有可能就是诗经里的“窈窕”。当然，我这里有推测的成分，但是又有那种考古能避免推测呢？1“倒插插”――这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不说，让你猜，不是山西人的恐怕很难猜到：是指衣服上的口袋！“倒插插”，也简称“倒倒”，这是晋中一带的方言。为什么把口袋说成倒插插？这也是有些来历的。大家都看过古装戏。所谓古装，实际上大体是明朝的服装样式，它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袖子普遍很宽。到了清朝，推行马蹄袖，袖口变窄了，就没有这么宽了。明朝以前的衣袖和现在相比，不仅宽敞，而且多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装一些小的物件，如手帕之类。戏曲里也会看到这类细节。袖子里怎么能装住东西呢？原来，袖口里面缝有口袋。这口袋的口子和袖口的方向是倒着的，装东西要倒着插进去，所以就叫“倒插”。晋中人讲话，凡是指称小一些事物的名词喜欢用叠音来表示，这种缝在袖口的口袋当然不会有多大，所以就说叫“倒插插”。到了清朝，改穿满式的马蹄袖，袖口变窄了，不便装东西了，口袋就不再缝在袖口，改在衣襟底下了，方向也不是倒着的，但是“倒插插”这个名字还是保留了下来了。可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倒插插”是明朝以前的服饰，满清人从关外来，不是这种装扮，人家也没有这种说法。统治者的语言总是时代语言的主导，京城地方的说法当然也就随着变了。京话历来是官话的基础，“倒插插”被满清人挤出京话，不入流了，渐渐地就边缘化了。至于山西，不知道是因为闭塞，还是山西人执拗，不会在“倒插插”问题上与时俱进，抱着这个这个很古老而悠久的名称不放，但是究竟时代在变化，语言在变化，于是“倒插插”就退化为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