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6000字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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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正文】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本文来源于文秘114-www，，找范文请到文秘114网]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一、解释的需要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胡塞尔(EdmundHusser 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二、批判反省的需要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四、结论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电大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浅谈服务行政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　　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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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一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希望对你的写作有所帮助　　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探讨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行政管理中注重对现代技术的运用，通过将网络技术运用于大学行政管理中，不仅改变了大学行政管理模式，还提升了大学行政工作的管理效果。互联网背景下，为了稳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及时采用网络技术、信息化手段改进管理方式，积极应对互联网环境下对大学行政管理带来的挑战，促进行政管理变革。　　关键词：互联网环境；行政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对措施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中，严格遵照《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导意见》的规定，及时明确互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必要性。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及时认识到将信息技术运用于行政管理环节的重要作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体现互联网在大学行政管理过程的战略地位和指导作用。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及时了解当前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行政管理模式，提高大学行政管理能力。　　1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　　1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技术　　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中，管理人员逐渐意识到将互联网技术引入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渗透途径和主要方法。互联网背景下，在某大学行政管理环节中，先了解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主要途径和具体过程，促进学校行政管理过程的流程化和规范化，便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互联网的运用为大学行政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促进大学行政管理质量的稳步提升。　　2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新的管理手段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先分析如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问题，仍实际情况出发，注重改进行政管理手段。现阶段行政管理过程中，某些人员及时借助互联网背景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运用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手段，由此推动大学行政管理活动的高效开展。　　3 互联网的运用有助于提升行政管理效率　　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活动中，相应人员从思想上意识到：互联网技术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必要性，高度重视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方案的优化工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行政管理中关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借助互联网背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这有助于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2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　　1 行政管理中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比如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不合适追，行政工作信息的发布不及时，不能及时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某大学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作为保障，现行制度无法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平台信息的发布布不及时，无法及时体现互联网时代行政部门信息传播的特点和优势，还是以官方网站发布为主，未能展示出行政管理制度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作用。　　2 管理人员对互联网技术的掌握不够　　互联网技术能够促迚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稳步开展，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互联网背景，某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提高行政管理速度方面，缺乏对互联网技术运用方面的了解和掌握。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不够、没有及时把握互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有效途径，部分人员自身掌握的互联网技术有限，这无法为行政管理提供准确、科学的参考信息，影响学校行政工作的高效运行。　　3 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还意识不到个人能力与行政管理效果的直接联系，认识不到个人能力提升的必要性，现阶段工作中，对行政管理工作内容及管理任务的掌握不够，某些人员的专业能力无法满足岗位工作需求。由于个人工作能力不够，某些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高，无法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专业的参考意见，个人能力不够，仍而影响整体工作的有效进展。　　3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的应对措施　　1 完善行政管理信息　　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互联网背景发展自身，扩展行政管理的服务渠道，保证行政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克行政管理信息失真。为了扩大行政管理工作信息的传播渠道，管理人员提出将云联网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创新思路，注重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为行政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行政管理人员积极发挥个人的职能，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帮助决策人员实时掌握行政管理信息，根据行政管理现状，改善行政管理斱案，借助云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地采集行政部门信息。行政管理人员高度重视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信息完善中的运用，仍而确保行政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完善性。　　2 创新行政管理斱式　　大学行政管理环节，管理人员首先仍思想上意识到，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的必要性，并加强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补充，平时工作中以改变行政管理模式为主。改变行政管理斱式的环节，及时渗透互联网技术，借助云联网背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模式，增强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敁。鼓励行政部门人员参与其中，扩大学校行政管理队伍，提高云联网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服务范围，便于增强学校全体人员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全面认知。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广泛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学校的行政部门工作信息，改变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方式和工作进度，保证行政部门人员对相应信息的知情权，积极发挥互联网在行政管理环节的指导性作用。　　3 建立并健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过程中，相应人员及时将大数据运用于行政管理中，根据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及时考虑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利用大数据加快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及时建立并健全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完善、有效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有效约束并规范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为行政部门人员提供真实、完整的工作信息。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及时考虑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作用，在互联网辅助下，部门人员逐渐意识到行政部门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保证行政部门信息的透明化和真实性，实时把握行政部门工作内容，进一步提升学校行政管理质量。　　4 提高行政部门人员的综合能力　　学校行政部门人员主动参与到集体培训中，借助统一培训的机会提高自身，在培训环节主动接受专业知识和行政部门工作模式创新的有效方法。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培训机会增强专业技能，在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主动掌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以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为主，将个人工作目标融入行政管理中，利用云联网技术广泛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在培训的过程中注重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的相互结合，采取融合形式改变行政管理模式，将大数据、多媒体等广泛运用于行政管理部门培训环节，由此创新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斱式，增强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质量，便于增强大数据在行政部门知识培训中的渗透效果。　　4 结束语　　本文以某大学的行政管理为例，分析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有效的改善策略，注重对互云联网技术的学习和吸收。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云联网背景发展自身，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提高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效，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重视大数据在行政管理培训中的运用，由此提升大学行政管理质量。　　参考文献：　　[1]罗睿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16）：126-　　[2]张琳，曹卫，刘真，等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的挑战、机遇和发展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4-　　[3]陈媛媛互联网+政务服务：现状、挑战及发展思路[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88-　　[4]刘广基于云计算的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2）：156-　　[5]杜汉东浅谈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中的不足和改善措施[J]智富时代，2018（4）：239-　　[6]邓文，潘君放管服视域下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及出路[J]当代经济，2018，474（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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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正文】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本文来源于文秘114-www，，找范文请到文秘114网]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一、解释的需要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胡塞尔(EdmundHusser 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二、批判反省的需要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四、结论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行政审批制改革探索——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问题浅析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城市”的思考论以能力为基础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矛盾及其对策科举制与公举制的比较及其启示论西部地区城镇化的阻碍因素及路径选择论政府调控对缩小区域几经差距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我国公共体育场管理的创新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实施绩效考核问题探析城市社区中贫困人口的现状、原因及对策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利弊分析浅析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府职责改善劳动关系建设和谐私营企业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责任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问题研究论转型时期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困境及路径分析电子政务发展困境的行政学分析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困境及对策初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途径探讨家族经营与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研究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城乡贫富分化及对策探析创新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方式的思考论和谐社会视野中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服务型政府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以宁波市为例的分析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地方政府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功能分析当前城市农民工权益保护探析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析试论贫富差距扩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及对策政府在网吧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分析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与对策论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

行政管理论文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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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广义上解释，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也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狭义上解释，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自从产生国家以来，就有了行政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形成为一门学科。它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时期：传统管理时期、科学管理时期、系统管理时期。1、一切行政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与国家权力相联系，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2．行政管理是根据国家法律推行政务的组织活动。在执行中又能动地参与和影响国家立法和政治决策，制定政策是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活动方式。3．行政管理既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又执行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4．行政管理要讲究管理的效能和效率。它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监督和改革等方式，最优地实现预定的国家任务，并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5．行政管理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特定领域，有它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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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正文】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本文来源于文秘114-www，，找范文请到文秘114网]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一、解释的需要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胡塞尔(EdmundHusser 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二、批判反省的需要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四、结论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行政管理论文6000字范文高中

【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正文】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本文来源于文秘114-www，，找范文请到文秘114网]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一、解释的需要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胡塞尔(EdmundHusser 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二、批判反省的需要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四、结论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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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实践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条件下，行政管理理论中出现的解释方法和批判方法对推动行政管理学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对建筑在实证主义认知论之上的传统研究方法，尤其是结构一功能主义方法的局限性进行检讨的同时，提出解释理论和批判理论对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吸收与借鉴，并共同促进行政管理理论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特别是对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以及改进行政管理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关键词】实证论/解释视维/批判视维【正文】当今的行政管理理论取向从功能主义和制度主义到解释视维(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视维(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现代的视维发展变化着。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士的支持。在库恩(ThomasKuhn)看来，当今行政管理领域正是缺乏一个我们这个学科大多数人认同和支持的典[本文来源于文秘114-www，，找范文请到文秘114网]范（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领域，学者们经常使用“典范”(Paradigm)这个词，也许是作为引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方法，此词经常出现在各类专著和文章的标题中。但是，由于缺乏创造性，许多学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构常令人失望。这类典范通常是一些旧的观念的再包装，再加之植根于传统的结构一功能主义、开放系统理论（或新系统理论），因此，只注重于对人的行为和组织现象做一种决定论的阐释。这类典范之认知力实质是一种实证论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们的组织经历加以客观化，由此来证实科层制的工作绩效。需要说明的是，该文在此决不隐含这样的意思：观念重组和经验资讯的呈现在本质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够对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类涵义予以清晰划分，只要能够对人类的沟通、管理活动和公共福祉进行改善的话，那么这类工作就是重要的。尽管存在着理论视维的分裂状态，但是可以说，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现象研究中的以宏观或中观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导地位，因为其范围和方法能够为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所接受。事实上，实证论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说中是显而易见的。更进一步说，这类思想方式与主流行政管理中的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论取向乃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某种经验性的阐释，或设定一些原则来寻求组织的秩序、效率、绩效、理性和客观的职业责任。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讨论解释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研究中的显著意义。解释视维是一种理解行政管理中复杂现象成份的选择性方法。批判理论视维是许多解释传统，如现象学、诠释学、象征互动主义和心理分析等理论方法的继续或延伸。尽管解释研究在交叉社会科学领域中享有极强的知识影响力，但是仅有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解释研究方法来探讨民主行政管理的主体性和主体互动性的本质。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够在整个20世纪普遍流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层制的强大影响力及其在公众中的需求。柏瑞奥(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认为，解释方法是与功能主义典范抗争时独立出来的典范。然而，解释方法并不是一个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说，它尚没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设用于对社会现象进行阐释和预测。相反，解释视维只是一些观念和方法，对各层级的组织分析进行含蓄的说明。一、解释的需要行政管理学者迫切需要一种认知基础，由此对行政管理的本质提出新洞识，从而不仅能够思考人们所关切的政治、经济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够从人本主义和文化层面上来思考社会现象。当一种实证主义的认知论受到批判的时候，人们总是批驳其基本理论内含的假设（譬如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科层制、偶然论或系统论）。从一种选择性视维（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视维）来批判一个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构建过程。这种批判假定：人类的理解和行动过程不能仅仅被简化成科学（或实证论）的探究。而且，为了恰当地把功能主义理论置于范围更广的行政文化视域中，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个一般性的人类理解理论，并将几乎从每个点上与普遍接受的或经典的理论进行对比。德国哲学家狄尔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绍过一种研究社会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强调，从学者们用以探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之处。自然科学家运用普遍法则来试图阐明某种现象；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则试图通过一些确定的经历，并依赖研究目的，来理解某种现象。如此一来，狄尔塞就把诠释理论带进了“历史知识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境界”，其中阐释人类活动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觉的。胡塞尔(EdmundHusser l，1859-1938)则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科学）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观主义”（或现实主义）来看待社会现实。他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经验主义或实证论）在哲学探索中企图建立真理持否定态度。胡塞尔强调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强调通过观察体验认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经历的重要性。这个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尘嚣的世界，胡塞尔将其形容成并赋予了这样的内涵：我们人类正经历变化着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观念等等。这个尘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内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们必须做如此理解：这个尘世赋予在其中发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经验世界以意义。狄尔塞和胡塞尔作为诠释学和现象学哲学家，对进一步推进解释视维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他持解释视维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过批判自然科学式探究的预先假定，以及通过提倡发展总体上理解历史、文化、语言、传统和人类现象等的新兴方法，来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但是近年来，解释实践活动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现代思想家如罗蒂(Rorty)和德瑞达(Derrida)的非议。使解释成为独一无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与行政管理紧密相联的正是解释视维对社会现象持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t)的立场。这种构成主义立场强调辩证法以非决定论（非因果关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标、规划、方案则被视为通过参与者们所持有观念和经历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动得以合法化。解释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观念和假设帮助我们来理解社会现象和行政管理现象，现可把这些相互联系的观念列举如下：第一，解释视维，特别是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解释视维，通过社会情境的参与者角度来寻求理解和阐释社会现实。解释视维在个人的意识和主体性领域中，是通过参考行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的框架来探求解释。解释视维把社会现实看成是由那些对社会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发的突发社会过程。人类是社会真实的创造者，他们通过社会互动来建立社会现象的意义，通过社会互动和观念的分享，一个修正（妥协）意义的活动就出现了。第二，理解社会现实开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释活动。正如塞尔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释的任务在于理解被解释者，创造解释在于提供对被解释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沟通，现象学（或诠释学）解释就会关注借助于去解释沟通内容的活动，来理解并得出沟通者之间沟通经历的意义。因而，从解释者和内容（或资讯）关系的角度，意义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层面而言，解释是一种定性的描述。从这种联系可以看出，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第三，由于个人不仅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为其他人的共同体而存在，因此理解构成各类组织和共同体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与他人之间时常存在着冲突。譬如，在工作场所，人们不仅有着个人利益，而且还必须同他人进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会交往描述为“我们的关系”(We-Relationship)，即当两个人处于面对面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相互觉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经历。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反省和对话，他们可以对某种情境的意义得出一致看法。要实现主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关系”必须是互动性的社会过程：两人必须接触、扩大和丰富彼此之间的理解。在组织中，主体间相互理解使得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成为可能。第四，解释理论家认为，功能主义对人类行动的阐释忽视了对实证论和经验论的认知论之理论预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审视。功能主义的根本失误在于其对人类和行动所做的假设。功能主义关于人的内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说，人是消极被动的客体，屈从于象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解释理论家则把人定义为积极、有目的和创造性的主体。人们之所以使其行为与法律或职业规章等组织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为这是替政府组织工作的任何人无法逃避且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是，对于行政官员和管理者来说，迫使组织成员应有一定行为，人们应顺从与合作，这些规范所要求的正当理由必须能够被从事实际活动的成员个人所理解。假如成员们深信，为了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必须坚持统一的规章和制度，那么，从成员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自身的行为才能被证明是绝对正当的。因此，相信和行动的理由同行动者对义务所做的解释以及对组织规范和目标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不考虑个人对于规范要求所做解释的组织义务，将仅会变成具体化的组织需要。正如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指出的：“当并且在行动者个人赋予行动以主观意义的限度上，行动就包含着所有的人的行为。”第五，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异常复杂、常无定所、非理性以及总体上不具体的，所以就必须以非决定论的（非因果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行动，即必须从主体者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论来决定的，而是经由研究者对主体的情景移植(empathy)来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释人的表现、情感、交谈、人造物和象征符号。正如解释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学把重点放在对日常世界中人的经历进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这个日常世界中，动态的行政管理过程得以产生。通过行动和相互影响，人类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听、观察和解释主体各种经历的意义来研究这个流动的人类世界。作为主流行政管理基础的功能主义和实证论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得到显而易见的而不是定性、隐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识来阐释和预测社会现象。因为各种各样的组织问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行政组织文化，所以就有必要运用这样一种方法：它有助于使我们关注在社会内容条件下人们所发觉的根本性问题。事实上，解释和批判方法较少地关心得到或验证经验知识，而更多地则是关心理解各种意义。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现场观察研究和访谈分析方法，其目的是从涉及人类行动、象征符号、沟通、经历、价值观念、情感、历史、传统、文化、语言等社会内容中得到学习。为了去理解一个社会情境，研究者必须使用一些朴实无华的方法收集信息，这样才能够向主体学习，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设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释研究方法中理论联系实践，并非实证论和经验论研究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地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的以及通过社会实践学习的过程。总之，解释方法旨在寻求理解为什么事件会这样发生以及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会怎样行动的共享假设（尽管通常是不明确的）。梅洛—庞蒂指出：“理解最终总是此时此地构建、建立、导致对客体的综合。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身体和感觉时，其实揭示着比此过程更为深刻的我们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对于解释理论家来说，从主体看法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现实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并且借助这个手段社会生活和集体行动得以实现。二、批判反省的需要在现代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理论观念经久不衰，这就是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和组织理论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理性主义在制度性活动和人类活动中被广泛讨论的踪影。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尼采(Nietzsche)和当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现。反理性主义者承担反传统的任务，但是并没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义所易犯的理论错误，反理性主义者不对构成主义感兴趣，而是把纷繁复杂和破碎不整的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它就无法在处理组织基本问题，如社会秩序、效率、产出能力、沟通、组织变迁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尽管后现代主义者是以针对理性主义而进行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他们主要关心在解释过程中诸如内容分解和解释说明等问题上面。相反地，批判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制度主义和构成主义等所有理论视维之间跨学科的对话上面，以及为管理活动提供报告方面。批判理论已成为一支批评主流社会理论预先假定的重要知识力量，并且批判视维的争论理由显而易见地得到后构成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持。正如凯尔纳(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会学领域，批判理论（包括当初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为行政管理理论带来了多学科的研究取向，从哲学、社会学、政治理论、心理学、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中介绍了研究视维。批判理论（并非没有争议）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为改革现今的制度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人员基于集体理解采取民主行动而提供新的理论选择，批判理论更是有力地推动着变革。尽管批判理论还没有得到完全发展，但是这些被许多理论家如阿德诺(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贝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尔(Schroyer)等所坚持的观念与理解行政管理中的问题直接相关。建筑在批判理论视维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响根本性制度的变革，提倡对制度问题和人的价值观念问题、主体和客体、经验分析科学和诠释（历史的解释）科学、价值中立立场和价值涉入立场以及人的本质中积极能动的方面和消极被动的方面等进行批判性综合。批判理论反对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或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进行本质性的区分。批判理论对进行行政管理研究持价值批判态度。例如，由于选择或设计一个理论架构和对事实知识进行分析这两者都受到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并且最终使社会现实客观化，那么就有必要对理论（或假设）试验和经由客观研究而得到的经验数据的局限性进行解释，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验所假定的价值中立观（如韦伯所指出的）。为此目的，解释视维和批判视维为选择性地研究行政管理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批判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去认识众多阐释视维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们融入为一个范围更广阔的解释架构中。从这方面说，批判理论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的方法。通过摒弃制度对人类非人道的统治以及行政人员惯常性的行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论根据行为如何符合伦理道德和行动怎样负有责任，来理解和解释所存在着的行为和行动。通过新旧解释方案相互影响、综合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而使变革得以产生。假如人们要开放地面对不同理论视维的批判性分析和选择性地变革制度和行动，那么他们必须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运用自觉意识，点燃理智之光，照亮个人知识所基于的内在化假设，从而构建个人关于社会秩序、合法行为意识方面的社会知识以及理解和行动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监视自我内心生活的流动，为的是清醒地认识有意识的目的性行动同那些行动中所反映的不明显的、深层心理构想之间的联系”。哈蒙强调行政管理者必须通过自我反省和对他人所承担的义务使责任重新个体化。自我反省意味着，行政管理者在实现角色任务时去积极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得到”或“接受”责任。由我们所认识并体现在我们行动中的组织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主体性和相互主体性的组织管理世界，其终极本体论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个人意识活动的历史累积。它是一个相互主体性地分享着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这样，在这个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体现，它为理论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会现实之间相互构成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方法，它是理解意识的神秘本质、自我、现实、意义和秩序的人道主义手段。自我反省仅是赋予人类的实践，它是面向意识基础并面向社会秩序预先假定基础所进行的激进的内心理智活动。一个自我反省的人着眼于这种判断基础，为的是通过信念使他的观念有意识地得到坚持，或是为了使观念更适合人类的需要而改变它。三、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解释和批判理论，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运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有：一、术语的非普遍性；二、对待行政管理现象的习惯（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论联系实践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即这两种理论视维其术语的非普遍性，是学者们对所用理论词汇和抽象隐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数学者不是很通晓解释理论的文献，他们对某些所介绍的语言感到陌生。要试图对某一理论的理论假设以及对社会和行政管理实践进行批判，那么专业术语的使用或新隐喻的创建则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当今行政管理理论现状的僵局特征。激进的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并非要使人们确信理论假设的缺点（或弱点），而是用辩论去证明选择性的观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为一种结果，分裂化的学术努力还会继续下去。另一个困难来自于人们通常对熟知的理论假设和活动持非批判态度而形成的习惯思维定势。大多数行政管理学者和实践者习惯于在关注制度的、功能的、经济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层面的理论架构下工作，并且大多数这类学者和实践者对不符合熟知架构的认知选择方法不感兴趣或不予注意。譬如，当我给自己的研究生或学期培训小组的实践者指派诸如新组织设计这类问题解决的任务时，他们经常把应用诸如描绘层级结构、勾勒权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员的功能责任等这类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作为开端。通常，有些人会关注与传统组织方法相关的问题，并且坚持应从人道主义、学习、变革、文化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讨论组织活动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假设。最后，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论观念的效用落到其与行政管理者实践考虑的相关性上面，诸如提高效率、绩效和产生能力的问题。大多数行政管理研究者关心通过演绎理论而得到事实资料和通过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设来阐释行政管理的现实；在进行实证论研究时，为了阐释和预测行政管理现象而采纳一种独特的理论视维。大多数解释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发现对于大多数持经验取向的行政管理学者来说不是太令人信服。尽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论视维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学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业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动，但是，当今行政管理的范围要比政府组织做什么和怎样做大得多。从该领域绝对地必须从广泛的内容——人类、共同体、社会和世界等层面——去看待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管理的今天与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假如我们作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复杂的关系，想承担起提倡的角色并与社团内外的人们一道工作，那么我们就必须超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性的发现。批判性地说，许多行政管理中传统的和狭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实质。作者并非暗示：针对眼前考虑，如效率、产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绩效评估、人类行为的阐释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该文趋向于认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学者应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琐碎观念和知识的紧迫感，并把他们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选择性的视维。四、结论现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层制管理所体现的，是由一系列规章和层级节制关系在决策及问题解决中的运用而决定的。管理过程总是由组织层面向个人层面流动。为领会行政管理中解释和批判理论的要点，行政管理研究者个人需将他或她的理智视维做至少是暂时的分类，应试图从人类视维（人类活动或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或行政管理）现实。研究行政管理的学者有必要把管理过程和社会互动看成是由个人层面向组织层面的流动。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足够理解，管理（来自上层）和社会互动（来自下层）之间有意义的平衡（基于批判综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通过组织和共同体成员（理智的）合理的沟通，解释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义地在行政管理内部严谨地得到实践。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态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仅有必要批判地审视产生行政管理知识所使用的认知假设，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结构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预先假定基础。解释和批判研究的显著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行政管理现实。解释视维尽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预先假定的问题层面，它触及到知识的基础和行政管理的实践。在这里，实践永远使程序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不再是绰绰有余的。

目前人们对知识管理的普遍概念是：知识管理是当面对日益增长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包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这两方面进行有机的结合。这一概念首先从行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同时指出知识管理包括人和信息技术两方面内容，它以知识创新为直接目标， 使行政管理在非连续变化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最终目的。因此，人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信息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决定了“知识管理”是一种对人与信息资源的动态管理过程。我们理解“知识管理”应是以“人”为中心，以信息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目标，将知识看作是一种可开发资源的管理思想。简单地说，“知识管理”就是人在行政管理中对其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与运用的过程。从结构上看，它可分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两个方面。其目的就是努力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结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 赢得竞争优势：从信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转化，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蹦人为本”的管理主线的进一步体现。知识管理有助于信息处理能力与行政人员创新能力相互结台．进而增强行政单位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　　在行政决策上实现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转变　　网络技术不仅能提高行政决策的透明度且能对决策的执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有效的监督是政策如实执行的保证，但要对政策进行监督必须先了解政策的制定缘起、内容和执行中的有关规定。过去，由于群众不了解政策出台的过程，无法对政策执行进行比照，即使政策执行中存在扭曲、变形也不知道，监督从何谈起。监督的不易和不力，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广泛存在。问题出现并不说明我们没有监督体系，而是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上下级间的互相包庇堵塞了正常的监督渠道，公众想监督又怕报复或苦于没有直接的监督渠道，外部监督形同虚设。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行政决策的网络化成为可能。行政决策的网络化大大提高了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人们通过网络就可轻易揭开行政决策的帷幕，把决策方案的选择项与个人利益作对照，确定自身立场，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决策由封闭的暗箱操作过程，变为下级、民众可以参与的开放、民主的过程。民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同时也更好地了解了政策，为监督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条件。此外，网络技术简化了监督反馈的传输环节。只要政府有“越轨”行为，民众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监督部门举报。同时网络以“秘密”方式进行投标，消除了民众的顾虑，大大提高了民众监督的积极性。　　以人为本的管理　　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知识将日渐成为行政管理中的重要资源，人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政管理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另一方面，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自主性，个性化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望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释放，这些都是促使行政管理中把对人的关注推到空间的中心地位，以此借鉴和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二、行政管理的信息化　　知识经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 二是以较高的加速度发展，创新越来越快。知识经济导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的生产、占有和利用的竞争。要提高竞争力， 行政管理单位必须在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应用知识方面加以提高。所以管理者必须把信息的获取、提炼， 知识的研究、创新， 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些行政管理单位已设专门的“知识主管”， 其职能是创造、使用、保存并转让知识。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领域，实际上有许多新的技术手段引入，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技术都没有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中被广泛运用，拿网络技术来说，虽然有些政府部门开始上网，可绝大多数基层政府部门连上网是怎么回事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让人们树立起网络的概念。因此，从目前水平来说，对行政管理人员应加强现代管理技术和新兴科学技术教育，培养最起码的管理技术知识。行政管理者要终生学习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知识的领导，没有知识就无法胜任工作。我们的领导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须认真地学习好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学习依法治国所必须的法律知识，学习领导科学，学习管理社会和行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基础知识。同时我们还要学习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 以适应履行职责的需要。现在知识更新速度难以想象，必须坚持终生学习，补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学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忌摆花架子、卖弄知识、名词堆砌和脱离实际。如果只把学习到的知识作为自己的讲话和修辞，那么我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行政绩效管理　　行政绩效管理是通过绩效评价对被评价对象按照制定的指标，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对比分析，对被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进行考察、评定、奖励和相关培训的活动；探索和创造可以反响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的新视野；依次建立起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其管理思想的完善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前提，对被评对象激励与约束的依据来自于对其所进行的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是绩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有人直接称其为绩效管理。绩效评价是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一定的评价标准，运用一定的数理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从主观愿望上是要实现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业绩和效益，找出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距和优势，帮助组织成员了解他们对于实现组织目标的理解与贡献。据此扬长避短，优胜劣汰。但传统的绩效评价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组织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对知识资产的创新应用和管理，绩效管理的评价重心也必须转移到知识创新能力与效益方面来。知识经济环境下的绩效评价必须包括知本含量。知识经济的运作使知本的地位跃居于资本的前列，知识的拥有量、拥有类型以及知识的运作方式，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组织管理者面临着在知识方面把战略与运作结合起来的高层需求，组织自己必须根据知识要素和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力量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调配；组织的竞争对手不仅应该知道对手的物质竞争力，而且应该知道对手的知本竞争力。并且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个人知识组织化，组织知识社会效益化、商品化。　　三、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机遇、富有诱惑力又具有挑战性的时代，我们只有搏击进取，开拓创新，凭借对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的高度重视，有效地运用各种措施与手段，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增强竞争实力和综合国力，从而踏上持续、协调的发展轨道。　　尽管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并不完整和丰富 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往管理理论报难适应新经济的变化发展。因此，知识管理的产生是必然的。不过．作为一种新的、更高的管理形式，知识管理是在传统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本身要有一个成熟和完善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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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行政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浅谈服务行政　　摘要：政府的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这就决定了行政管理的服务性质。21世纪，服务将是行政管理职能的必然选择。为公民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将是行政服务的主要对象；而效率与效益，将是行政服务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行政服务的标准，则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国家的综合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最终依据将是用“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为公民服务 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 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为社会服务 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　　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 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