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研究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

古代汉语研究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

首先纲领性把握两者区别：目的——重在阐述论文要解决的问题。即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目进行论述，要论述出什么东西。意义——重在表明论文选题对理论研究有哪些贡献，或对实践具有哪些帮助和指导。在明确两部分的区别之后可以对选题的相关领域进行搜索，明确当下该选题有哪些研究成果，还有哪些部分是你的选题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对选题的价值有一个综合性的判断。最后进入实战部分：可以先简单叙述该课题的起源或者发展状况，然后阐明选题着重解决哪些问题（讨论范围）。最后对你的选题进行价值性评估，说清楚这篇论文将对理论产生哪些推动作用，或者对实践有什么指导意义就可以了。PS目的和意义可以分开写，也可以合并写，看个人爱好以及资料的详实程度。希望对你有帮助~祝论文顺利 O(∩_∩)O

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同时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对于创作上的问题可以来职称驿站网看看。

研究意义是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研究背景的交代，简单来说就是文章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已经存在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今后的本学科或者本研究领域的发展有何影响，这就是研究意义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其实就说明文章的研究内容是有价值的，但是研究意义的写作也是应当有所侧重的，意义的写作应当更加倾向于体现研究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和推动作用，这里需要作者注意区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的不同之处，研究目的主要交代清楚做这项研究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对研究成果的预期，研究目标则更为具体一些，如通过研究构建某种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方法，获得某某规律，揭示某某机理等等。作者写作研究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把握，一个是研究的理论意义，另一个就是研究的实际意义，常见的研究意义可以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理论意义就从本学科理论发展角度来阐述，实际意义既要从工作实践的角度阐述，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等等，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其中。研究意义的写作也会在开题报告中用到，因此把握研究意义的写作至关重要，以上对研究意义的写作要点汇总，希望对广大作者的写作有所帮助。

发表论文研究意义写作技巧如下：写作研究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把握，一个是研究的理论意义，另一个就是研究的实际意义，常见的研究意义可以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理论意义就从本学科理论发展角度来阐述，实际意义既要从工作实践的角度阐述，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等等，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其中。论文研究意义写作的重要性研究意义是论文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研究背景的交代，简单来说就是文章为什么选择研究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和已经存在的研究成果，以及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今后的本学科或者本研究领域的发展有何影响，这就是研究意义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其实就说明文章的研究内容是有价值的，但是研究意义的写作也是应当有所侧重的，意义的写作应当更加倾向于体现研究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和推动作用，这里需要作者注意区分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的不同之处。研究目的主要交代清楚做这项研究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对研究成果的预期，研究目标则更为具体一些，如通过研究构建某种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方法，获得某某规律，揭示某某机理等等。

古代汉语研究论文选题意义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许慎六书说论评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形声字起源试论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主谓间“之”字探源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一、文字部分 《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 《说文》部首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 《说文》重文研究 《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 《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 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 假借字与通假字 古今字和异体字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 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 说会意 说假借 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形声字起源试论 形声字声符说略 形声字义符说略 许慎六书说论评 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二、词汇研究 《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 《论语》常用词汇研究 《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 《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 《诗经》叠音词研究 《诗经》连绵词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 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 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 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 先秦偏义复词研究 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专书的词汇研究 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 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 《韩非子》中的被动句 《老子》（某种）句型研究 《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 《孟子》中的“其”字 《孟子》中的“之”字 《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 《荀子》副词研究 《战国策》中的“是”字 《左传》“焉”字研究 《左传》“之”字研究 《左传》被动句研究 《左传》判断句研究 《左传》祈使句研究 《左传》疑问句研究 《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 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 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 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 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 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 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 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 古代汉语词序研究 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 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 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 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 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 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 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 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 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近代汉语代词研究 近代汉语量词研究 秦双宾语句的类型 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唐诗句法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主谓间“之”字探源 专书的语法研究 四、音韵研究 专书的用韵研究 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 陶渊明用韵研究 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 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 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 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 古代韵文用韵考察 五、方言研究 方言词汇研究 方言语法研究 方言音系研究 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 六、训诂学研究 标点研究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 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 校勘研究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注释研究 反训研究 七、修辞研究 《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 杜甫诗文修辞研究 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 《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 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 《孟子》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 八、其他相关研究 辞典学理论研究 中学文言教学研究 《说文》释义方式研究 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 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提供一些简单好写的古代汉语论文的选题，供参考。论汉字的性质 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许慎六书说论评 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 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 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 汉字考释方法述评 汉字析形方法研讨 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 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 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 汉字起源研究述评 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 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 形声字起源试论 甲骨文形声字研究 《说文》省声研究 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 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 汉字前途讨论述评 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 论汉字的音义联系 江永“女书”源流研究 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 主谓间“之”字探源 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 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选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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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越细越好，古汉的话，可以写关于音韵的，研究的人比较少，有写的空间。其他其实研究的很透彻了已经，或许可以结合具体作品，针对某个字或者点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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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研究论文选题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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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古音韵发展流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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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论文选题意义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一、古今词义没有变化。如：人 手 口 梦 日 月等。占少数，　　二、古今词义变化。　　1、词义扩大。如“江河”原指长江、黄河，现指一切较大的江水和河流。“ 皮”原指鸟兽身上剥下的皮，现泛指事物的表面。　　2、词义缩小。“子”，原为孩子的总称，不分男女，现专指儿子。”丈人“，原指一般年长的人，今指岳父。　　3、词义转移。如”走‘，古代指跑，今指步行。“去”古指离开某地，今指到某地去。　　4、感情色彩变化。如“爪牙”原指勇士、武将，今指帮凶、狗腿子一类的坏人。“卑鄙”原为地位低下，见识浅陋，今之品质恶劣。　　5、名称说法改变。如“目”，今改称眼睛；“足”今称为脚。　　6、词义弱化。原来的“很”，就是凶狠的“狠”；“普遍”原为无一例外，现在是例外不多。　　7、词义的消亡。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古代的词语逐渐消亡，如“朕”“寡人”之类。　　8、单音词变为复音词。如“耳”——耳朵；“眉”——眉毛；“鼻”——鼻子；“敌”——敌人等。　　另外，学习古汉语还要注意两种语言现象：　　1、偏义复词：昼夜勤作息，强调“作”，“息”作陪衬。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只取“远”的意思，“近”作陪衬。　　2、同形异义。因古汉语单音词多，有时两个单音词连在一起跟今天的某个词正好同形，其实，它还是两个词，这就是同形异义。如:　　子布、元表诸人各顾妻子。妻，妻子；子，子女。不同今天单指男子的配偶。　　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其实，其代词，它；实，果实。合起来是“他的果实”。　　另外还有一种其实就是词义转移。如：“肃奉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殷勤，文中为关切、问候；今指热情、周到。再如“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何苦”。文中为哪怕、怕什么、怎怕，没有今天不值得做，犯不着的意思。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又必须承认语言的继承性，看到古今汉语相同的方面；但是更应该重视语言的发展，看到古今汉语相异的方面。继承和发展，是矛盾的统一，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对的。语言的各方面，词汇变化最快。旧词不断消亡，新词不断产生，词义不断演变。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意义直到今天仍旧是几千年前的意义，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的呢？有的。例如“鸡”、“牛”、“大”、“小”、“哭”、“笑”等，它们所指称的仍旧是几千年前的同一概念。这些是属於基本词汇的词，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语言的继承性、稳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但是，像这种意义几乎没有变化的词，在汉语词汇中只占少数。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它们的现代意义和古代意义是毫无关系的呢？也是有的。例如“该”字在上古和中古都只当“完备”讲（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古代汉语，传统上都以字为单位。本书为了行文的方便，沿用了传统的办法，在论及某个具体的单音词时，往往不称“某词”而称“某字”，如不说“‘该’这个词”，而说“‘该’字”，以下皆同此（只是行文上这样，但我们实际上还是以词为单位）。），宋玉《招魂》：“招具该备，永啸呼些。”王逸注：“该，亦备也。”到了中古以后才有“应当”的意义，在这后起的意义和“完备”的意义之间，我们看不出继承的关系来（注：《说文》：“该，军中约也。”段玉裁注：“凡俗云’应该’者，皆本此。”但是“军中约”的意思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又如“抢”(qiǎng)字，现代是抢劫的意思；《庄子•逍遥游》中“抢(qiāng)榆枋”的“抢”，是“突过”的意思，《战国策•魏策四》中“以头抢(qiāng)地尔”的“抢”，是“撞”的意思，都和“抢劫”的意义无关。再如寻找的“找”(zhǎo)。《集韵》有个“找”字，那是“划船”的“划”(huá)的异体字，和“寻找”的意义无关，读音也完全不同。像这样使用同一形体而古今意义无关的词，在汉语词汇中更是少数。这少数字，有的只是同一个字，古今用法不同，表示不同的词；有的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不够，它们的来历还没有被发现罢了。　　就一般情况来说，古义和今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由于语言的继承性，今义从古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今古之间必然要发生关系。有些关系是比较明显的，有些关系是比较隐晦的。有些关系非常密切，竟致使一般人分辨不出古今词义的细微区别；有些关系比较疏远，却又令人误以为没有关系。我们对於古今词义的关系，不管是密切的还是疏远的，都应该加以注意。　　在异同的问题上，难处不在同，而在异；不在“迥别”，而在“微殊”。　　假使古代汉语的词都像“鸡”、“牛”、“哭”、“笑”等一样，古今词义相同，我们读古书的困难就会小得多。假使古代的词是死去了的，现代罕用的，当然对阅读古书会带来一定困难；但我们一查字典，也就解决了问题。例如“傩”(nuó)字，《辞海》说是“驱逐疫鬼”，我们一看也就懂了。又如上文所举的“该”（又写作“赅”）字，我们知道它在古代只有“完备”的意义，和现代“应当”的意义截然不同，那也好办，我们很容易就把古今词义分辨得清清楚楚。只有在古今词义“微殊”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误解，例如“劝”字，我们读到《左传》成公二年的时候，很可能把“以劝事君者”了解为“以此规劝事君的人们”。事实上，上古的“劝”只有“勉励”和“鼓励”的意思，这里的“劝”，只能作“勉励”讲。至于“善言规劝”和“劝解”的意义，那是很晚才有的。我们如果把古今词义之间这种细微的差别忽略过去了，那就没有真正地读懂古书。　　又以“给”字为例。当我们读《战国策•齐策》，读到“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一句的时候，很容易把“给”字解作“给与”（给予）。的确，这样讲似乎也讲通了。为什么说“也讲得通”呢？一则因为现代“给”字所具有的“给与”的意义本来就是从古代“供给”的意义发展来的，所以二者自然能有共通之点；二则因为这样讲也能适应上下文。但是，这一句话的“给”字绝对不能解作“给与”，因为在那个时代“给”字还没有这种意义。　　又以“再”字为例。“再”字在上古只有“两次”（或“第二次”）的意思。《左传》庄公十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这些“再”字都只能解作“两次”（或“第二次”）。要注意“再”和“复”的分别：“再”字表示动作的数量，它代替了“二”（古人不说“二而衰，三而竭”，也不说“一之为甚，其可二乎？”），“复”字只表示行为的重复，不表示数量。例如《战国策•赵策》：“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这里是“重复”的意思，所以用“复”，不能用“再”。现代汉语的“再”相当於古代的“复”，假如拿“再”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古书中的“再”（特别是上古），就会产生误解。　　总之，词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能不加考察地以今义去理解古书中的词汇。学习古代汉语，必须在字、词、句方面狠下功夫，有一个“求甚解”的态度，认真学会辨析古今词义的异同，进而还应该对先秦、两汉和唐宋以后的词义差别给予高度的注意。　　在解释古代词义方面，《说文》所讲的词义基本上是可靠的。例如许慎在“再”字下面说：“一举而二也”，意思是说“同一的动作进行两次”。这是非常恰当的解释。《辞海》根据别的书把“再”字解作“重也、仍也”，已经不够确切，假定有人在解释先秦的作品时，把“再”解作“复也、又也”，那就完全错了。　　我们要正确地了解古代的词义，就必须依靠比较好的字典和辞书。《辞源》、《辞海》在字义的解释上比较慎重。试看《辞海》对“劝”字的解释：　　【劝】去怨切，音券，愿韵。（一）勉也。礼表记：“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此为劝勉他人；又论语为政：“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此为受教而知所劝勉。（二）俗谓以言说使人听从曰劝。（一）是“劝”的古义，（二）是“劝”的后起意义，《辞海》把它们分得清清楚楚，这对我们了解古代词义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辞海》却往往把古今词义混在一起，容易令人发生误解。试看《辞海》对“给”字所下的解释：　　【给】基揖切，音急，缉韵。（一）足也。孟子梁惠王：“秋省敛而助不给”。（二）供也。左传僖四年：“敢不共给”，给亦供也。汉书张汤传：“用善书，给事尚书”，谓供给书写之事。（三）赐与曰给。晋书舆服志：“四望三望夹望车，形制如皂轮，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之。”按凡与人以物亦曰给。（四）言辞捷给也。参阅口给条。口给的“给”是特殊的意义，这里不讨论。（一）（二）两个意义是上古的意义，本来都不错。（三）“赐与”和“与人以物曰给”，则是后起的意义，混在一起就分不清时代了。我们看《辞源》、《辞海》的时候，自己要下一些判断。从所举的例子来看，还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里（一）（二）所举的是《孟子》《左传》的例子，可见它们是上古的意义；（三）“赐与”的意义举的是《晋书》的例子，《晋书》是唐代的著作。至于“与人以物曰给”，未举出古代的例子。可见是后起义，至少在上古不是常用义。但是《辞源》、《辞海》在古今词义异同方面还做得很粗疏，不能单纯依靠它所举的例子来断定词义的时代先后。　　有些文字学家的专著，对古今词义的异同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没有将古今的词义混为一谈。他们或者只指出词的古义，例如许慎《说文》对“给”的解释是：“给，相足也。”段玉裁在注解“给”字时说：“相足者，彼不足，此足之也，故从合。”“对不足者供给”，这是“给”的本义，他们的注解都只解释了“给”的本义。另外，他们还往往指出古今词义的不同，如徐灏在他的《说文解字注笺》里，对“两”字的解释是这样的：　　引申之，凡双行者皆曰两。故车两轮，帛两端，屦两枚，皆以两偁（称）。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两犹耦也，重也。许训为再，再亦重也。今直用为一二之数，非古义矣。徐灏的意思是说，今天“两”字当“二”字讲，不是古代的意义了。他的意见是对的。　　但是，古人由於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解释不能像现代人在词典里给词下定义那样富於科学性。他们虽然心知其意，由於当时字书的体例不够完善，只知道用同义词解释，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同义词的时候，就只能得其近似了。许慎在“两”字下面不写“二也”，而写“再也”，已经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两”字不等於“二”。他写一个“再也”，表示“重”的意思，因为他找不到更合适的同义词了。　　汉语词义的研究，过去长期停留在古书训释的阶段，虽有不少成果，但目前还没有一部字典或任何别的著作解决了词义的时代差别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在阅读古书时，除了查阅字典和文字学专著之外，有时还需要自己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比较归纳，解决古书中遇到的词义问题。词义在古书中的应用，是带有普遍性的；因为词义是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对它有共同的理解。例如《左传》“再”字共见四十七次，都是“两次”（或“第二次”）的意义，没有一次是“复”的意义的。再拿《公羊传》、《谷梁传》、《墨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等书比较，也都没有例外。这样，我们就用确凿的事实证明了《说文》“一举而二也”的解释是不错的。有些事实甚至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只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必然续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