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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路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20 16:41:38

关于道路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

时间就是生命。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就在于我们领悟人生哲理的多少,在于我们在人生中为什么去拼搏,在于我们怎样在人生中悟出真谛。人生路的起始点是我们出生的那一瞬间。这条路是漫长的,坎坷的,难行的。在这漫长的人生路中,有许多十字路口。着每个路口有着他们各自的终点,并且他们互不相通。他们有着另一个名字叫做“转折点”。面临这些转折点,我们会迷茫。因为人生这条路,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说都是陌生的。行走在这条陌生的道路上,我们要谨慎的去思考该怎样走,因为人生路的每个路口都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人生中我们都有许多表情,如高兴,快乐,忧伤,绝望,希望等。这些表情都是在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高兴犹如一片春天的新叶,是那样的柔嫩,却经不起挫折的吹打;因为挫折犹如一场猛烈的暴雨,是那样的强大,却经不起拼搏的袭卷;因为拼搏犹如一阵狂烈的秋风,是那样的萧索,却也经不起绝望的抵抗;因为绝望犹如一个寒冷的冬天,是那样的严寒,却也经不起希望的征讨;因为春天犹如一个春天的花朵,是那样的芬芳,使人生陶冶在春的花香里。 人生是深奥的,是浩瀚的,是庞大的。他的深奥在于他那深不可测的心理,他的浩瀚在于他那无边无垠的广阔,他的庞大在于他那许许多多的坎坷。正因为他的心计,他的庞大,他的浩瀚才会导致他去被别人领悟。对于人生的心计,我们只要乐观,就不会畏惧他。毕竟人生如水,只要你有耐心,再大的波浪,再大的挫折,这些也只是时间的概念。一段时间过后自然是风平浪静。对于人生的浩瀚,我们只要有耐心,自然会走到他的终点。对于人生的庞大,我们只要有信心就不会败与他。因为,人生如斗争,二者间自有一人失败。但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会战胜他。对于人生的深奥,,我们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悟出他的深奥,得到人生的真谛。人生中也有一些不应出现的表情,如愤怒,悲伤,痛苦,这些表情都是由于挫折引起的。人生就是如此。生命的意义在于领悟,而人生的意义在于被领悟。 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坎坷的路途中充满泪水。虽然人生路是难行的,但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去奋力的拼搏,去努力的领悟人生的真谛,把这人生的哲理铭刻在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完人生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人生中的坎坷减少,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不在人生路中成为风雨断肠人。所以我要说:“人生路,独徘徊。说坎坷,话孤独。单行走,行走一条痛苦路。痛苦路耐心走,人生漫长且难行”。给你参考下!

哈哈,我也要写啊,这么巧啊,你大二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中国通过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我们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  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包含着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飞跃为标志的,这样一个带有民族复兴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中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这个任务已经很重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决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当然,在这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仍然要始终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也是列入100年不动摇范畴的。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中国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努力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第五,中国这条道路的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与庄严承诺。  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源于中国核心领导层治国理政科学理念作出的理性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曾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更谈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对持久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积极倡导并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在维护国际安全上,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对外,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深邃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已经体现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部署之中。  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作出的自觉选择。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始祖孔子,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这一思想,表现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就是“布恩信,怀远人”,实现“以德服人”;表现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可以讲,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关于“和”的思想生发得最早、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第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作出的科学选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农村尚有2300万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近2400万人就业,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关爱和帮助,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  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政府对全球化进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从而选择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积极主动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  第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融汇于当今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发展大潮流作出的明智选择。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机遇,世界各国也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惠、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汇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在深刻认识时代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永远地走下去。  三、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这一发展模式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一发展模式的理念独一无二。纵观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与战争扩张如影随形,战争崛起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模式、基本道路、通常选择。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保证。  第二,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政府已使大约2亿人初步摆脱了贫困,为2205万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对6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目前,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9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作出了贡献。  第三,这一发展模式的方式独一无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中国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正因为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事实上也已经有机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进程,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成了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直接贡献。  第四,这一发展模式对国际共运的贡献独一无二。中国既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有益探索。只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成功了,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无疑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第五,这一发展模式的影响独一无二。随着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全世界,尤其对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既不对外输出革命、意识形态,也不输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只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绝对化、固定化,否则就会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要打破僵化的“模式论”,对他国模式,该借鉴的要借鉴,当汲取的要汲取,不能横竖挑错,更不能照搬照抄;对本国模式,该坚持的要坚持,当调整的要调整,不能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到处推销,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希望你满意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没有革命,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十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近日,记者就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解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张海鹏: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也经过长期的辩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时,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必然性吗?张海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和观点都碰壁了、破产了,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不能随意假设的问:有的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会发展得更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假设?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随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就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暂且认为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呢?我看也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首先看日本。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看印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来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在内部四分五裂下,发展状况还会好吗?问: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张海鹏: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在18世纪发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独立,才使生产力获得解放,进而在19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历史不能重头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观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振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就会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政府,操纵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而假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颜晓峰:从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结合进入新的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这三大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应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度如何把握?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交往、借鉴中不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

关于道路的论文2000字

汗~~ 这个问题是我等能写的出来的嘛 题目这么大 不抄书都不行

哈哈,我也要写啊,这么巧啊,你大二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中国通过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我们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  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包含着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飞跃为标志的,这样一个带有民族复兴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中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这个任务已经很重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决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当然,在这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仍然要始终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也是列入100年不动摇范畴的。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中国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努力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第五,中国这条道路的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与庄严承诺。  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源于中国核心领导层治国理政科学理念作出的理性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曾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更谈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对持久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积极倡导并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在维护国际安全上,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对外,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深邃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已经体现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部署之中。  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作出的自觉选择。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始祖孔子,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这一思想,表现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就是“布恩信,怀远人”,实现“以德服人”;表现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可以讲,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关于“和”的思想生发得最早、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第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作出的科学选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农村尚有2300万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近2400万人就业,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关爱和帮助,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  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政府对全球化进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从而选择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积极主动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  第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融汇于当今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发展大潮流作出的明智选择。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机遇,世界各国也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惠、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汇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在深刻认识时代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永远地走下去。  三、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这一发展模式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一发展模式的理念独一无二。纵观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与战争扩张如影随形,战争崛起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模式、基本道路、通常选择。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保证。  第二,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政府已使大约2亿人初步摆脱了贫困,为2205万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对6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目前,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9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作出了贡献。  第三,这一发展模式的方式独一无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中国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正因为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事实上也已经有机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进程,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成了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直接贡献。  第四,这一发展模式对国际共运的贡献独一无二。中国既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有益探索。只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成功了,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无疑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第五,这一发展模式的影响独一无二。随着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全世界,尤其对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既不对外输出革命、意识形态,也不输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只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绝对化、固定化,否则就会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要打破僵化的“模式论”,对他国模式,该借鉴的要借鉴,当汲取的要汲取,不能横竖挑错,更不能照搬照抄;对本国模式,该坚持的要坚持,当调整的要调整,不能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到处推销,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希望你满意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如何看待历史研究中的假设?没有革命,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十个结合”与中国特色是什么关系?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近日,记者就读者提出的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颜晓峰,请他们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解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问:在近代中国,救国强国的思潮非常多,为什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救国强国的梦想?张海鹏: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在近代中国,各种救国思潮很多。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道德救国等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实业家那里是十分笃信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一定市场;君主立宪、共和制度,也经过长期的辩论。国家主义、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乡村建设等各种政治主张,有人提出,有人实践,但很快就烟消云散。最重要的思潮或者主义是两种:三民主义,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的传播和实施,都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国际国内情势下提出来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这种主张或者纲领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孙中山的重新阐述,反映了当时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要求。基本上说,反映孙中山社会改造思想的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民生主义思想首先来自19世纪末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在一定意义上还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孙中山在阐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时,内心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好感。孙中山去世后,随着中国国民党的分裂,三民主义思想也被不同的政治家所篡改。篡改后的“三民主义”违背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反对并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国民党、蒋介石脱离人民大众的利益,违背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彻底败北。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就在这样的大决战中被证实了。能够救中国的只能是经过大决战检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过的。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必然性吗?张海鹏: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人运动成熟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推动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还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迟早都要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在清朝的最后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已经出现在中文刊物和著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思考;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就是说,五四运动后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考虑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必然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上的,是建立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弱小的基础上的。而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这个政党的理论终于掌握了人民大众,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颜晓峰: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作过精辟的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也充分促进了民族先进分子救亡图存的觉醒。中国封建文化不能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武器,于是就转向西方寻求强国崛起之道,形成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入的局面。经过历史检验,这样那样的学说和观点都碰壁了、破产了,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解决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毛泽东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汇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是不能随意假设的问:有的人认为,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或许会发展得更好。请问专家,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假设?张海鹏:首先必须指出,后人对历史发展过程所做的随意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允许这种假设,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将变得毫无意义。以前就有人说过,中国如果当上300年殖民地,早就现代化了。这样的说法如同梦呓。说者至少是出于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无知,也是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无知。假设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暂且认为这样的假设有某种意义,中国是否会发展得更好呢?我看也不尽然。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中来求证,因为中国发展道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地球上类似国家的状况。首先看日本。日本在140多年前实行明治维新,走了“脱亚入欧”的发展路线,是继欧美国家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是日本却是一个靠军国主义、靠战争、靠掠夺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和亚洲国家吃它的苦,还需要在这里细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日本后,如果不是出于冷战需要,扶植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基地,日本的战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再看印度。印度早于中国差不多200年成为殖民地,其独立时间和中国差不多。印度是一个大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今天被称为“金砖四国”之一。这60年来,印度的发展状况和人民的富裕程度,是不是比中国更好呢?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再看俄罗斯。俄罗斯是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搞了70来年,1991年选择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俄罗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军事、经济实力均可抗衡美国,而今天的俄罗斯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却是相差甚远。亚洲的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大陆等许多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今天的情况如何,恐怕不需要多加引证了。环顾世界各国,相比较之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家的整体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不是更好些呢?如果中国当初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假设可以成立的话,我们也不难想象,在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下,在内部四分五裂下,发展状况还会好吗?问:中国是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观点?革命与社会主义以及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张海鹏:说到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来说,当旧的社会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革命,以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这样的障碍一旦扫除,社会就会获得大的发展。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起到了推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在18世纪发动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国家独立,才使生产力获得解放,进而在19世纪末以后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则是在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有人认为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10多年前,有人发表“告别革命”的说法,就提出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这是一种随意的假设,假设者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换句话说,你用什么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历史不能重头来过一次,否则还可以检验一下你的观点是否有可行性。其次,任何社会的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环境逼迫出来的。有一句话说,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大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可能发生。这时候,革命党振臂一挥,人民就会跟从,革命就会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如果没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任何人、任何政党凭空呼唤革命,是制造不出革命来的。第三,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统治形态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略,用战争、不平等条约等多种手段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中国政府,操纵了中国经济。在这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面临着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因而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怎么能不顾这样的基本史实,而假设中国如果没有革命会发展得更好些呢?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否可以认为,“十个结合”就是中国特色?颜晓峰:从方法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关键在于“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使这一结合进入新的阶段。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探索结合的新对象新内涵,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法论的精髓是“结合”,这是由我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状况决定的。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照搬本本。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表现在政治原则上,就是既不能僵化也不能西化,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表现在实践关系中,就是这种结合是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的结合。结合是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取向的结合,是整合优势、产生新质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一些原以为绝对对立的事物有效结合起来了,发挥了极大效能,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一些原以为顾此失彼、替代选择的价值在结合中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扎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土壤,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反映这三大规律的综合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寻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得以实现的特殊形式和特殊途径。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任何一种发展道路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一成不变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做法?如果要借鉴,应该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度如何把握?颜晓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关键看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促进社会发展,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当然,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封闭发展,都要在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中得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资本主义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历史性创造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和社会不公进行了严厉批判。借鉴什么,就是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解放思想、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一些思想理念和具体制度。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交往、借鉴中不能没有原则。一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就要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二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国情只能在实践中导致失败。

关于铁路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保护铁路,人人有责 铁路是人民经济的动脉,它在我国建设中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爱护我们的铁路,如果没有这些动脉,我们的生活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穿的、用的、玩的、吃的都离不开火车运输,我们出去旅游时,也要乘坐火车,所以铁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能经常听到许许多多的在铁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例如:在1993年4月30日,044次货 物列车与一违章抢越无人看守道口的满载春游学生的大客车相撞,造成30余名花季少年死于非命;在1998年8月5日,徐某在调车场穿越轨道时,被解体作业的流放车轧断后腿,造成终生残废;在2000年8月13日20时,王某等六名少年进入某车站3站台玩耍。21时许,王某爬上车站5道停留的客车顶部时,被机车牵引用的带电接触网电击身亡。有些人,为了贪图小便宜,而破坏铁路,比如拧铁路轨上的镙丝钉,造成了交通事故,这样造成的后果不单单是火车被毁,还会造成受伤或死亡,就为了那点小便宜而造成的伤害、死亡值得吗?就因为那些人的一、二元钱,而造成了国家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损失值得吗?所以,破坏铁路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这些事故都是因为人们不爱护铁路而造成的。 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的工业原料、生活用品都是靠铁路源源不断地运至祖国的四面八方,如果没有铁路,我们的生活将无法想象,煤炭运不出去,使得炼刚厂不能生产,工人叔叔就只好下岗待业,生产不出钢铁,我们就制造不出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一些武器,没有武器解放军叔叔拿什么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呢?离开了煤,很多火力发电厂就不能发电,没有了电,我们的很多行业都不能正常运转……所以,我们必须爱路、护路,这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同学们,保护铁路,人人有责,让我们行动起来,参与到爱路、护路的行列中吧!让我们树立一个爱路、护路的良好气氛,使列车畅通无阻地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吧!

说得好泛泛,百度文库里好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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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简称EE)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之一,更是当今高新技术 电气工程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学科。例如正是电子技术的巨大进步才推动了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并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工作模式。电气工程的发展前景同样很有潜力,使得当今的学生就业比率一直传统的电气工程定义为用于创造产生电气与电子系统的有关学科的总和。电气系统所在领域是一个充满希望且具有挑战性的领域。 说电气系统属于工程专业,是因为工程学的挑战在于要设计所有电路系统,并把它们聚类成一个整体。Cyber-physics system是最有代表性的前沿电路系统,包括物联网、普适计算、传感器。美国大学电气工程学科在机构名称上有的学校称电气工程系,有的称为电气工程与信息科学系,有的称为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等等。该学科(系)在科研、教学及学术组织形式上与国内电气工程学科有较大不同。了解国外学科状态及教学、科研方向,对调整我们的学科方向、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本思路:电气专业知识技能涵盖很广希望在掌握综合知识技能的基础上,学术有专攻,力求某一个专业方向的精专水平同时,需要考察了解就业岗位的实际工作需求,也就是相对于学校课程的外延知识与技能也要有所准备再者,需要有应对专业与岗位需求错位的心理准备,并从知识储备上早做功课,以防措手不及最后,建议最好找一个提前见习的机会或者找一个行业工作者为师傅。

向姐,先写一些套话,比如家庭电路在生活中很常用等等,电可以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能源等等 第二段就切入正题家庭电路一般由进户线(也叫电源线)、电能表、总开关、保险设备、用电器、插座、导线、开关等组成 电源线又分火线和零线。 首先将线接进电能表,闸刀开关设有保险丝,可以防止漏电,保险丝一般是由电阻率大、熔点低的铅锑合金制成的,所以当电流过大时能自动熔断电路,它应串联在电路当中。然后就可以接家庭用电器了;不过要注意,家用电器是并联的。因为这样如果其中一个用电器坏了,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用电器,也就是说其他用电器还能正常运转。每一个用电器所在的支路上都有一个开关。可以控制所在支路的通断,开关应和被控制的用电器串联。在家庭电路中插座是为了给可移动电器供电,插座应并联在电路中,分为固定插座和可移动插座,其又分为两孔插座和三孔插座。三孔插座规范插座左接零线,右接火线(左零右火上地,熊扬扬原创),另一孔是接地的,这样在把三脚插头插入时,把用电器的金属外壳和大地连接起来。我们中国的家庭电路是220v,其他国家都不同。 第三段就写如何正确使用家庭电路,注意事项。人的安全电压是不高于36v的电压。可以写什么不要接触火线,不要靠近高压带电体有很多,都是常识(在这一段多凑点字) 最后一段与第一段前后呼应,什么什么电有好处呀,能造福人类呀,要正确用电呀,学好电学呀(这一段也多写点废话)其实熊扬都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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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家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

〖在此录我耿阁自己的三篇小文章面世敬世〗哲学鼎端:LV2 1 分钟前【道可道非常道】的终极意义的真正真实的真谛定义是什么?的问题之终极答案耿阁(鸣天士君)著题记:《诗论题记》无有大道至极简,道德共存最理边。唯道是从德互贯,道德经谛玩尽显。道可道非常道嵌,惹得灵类愁破天。今日耿阁履聃意,咿呀学语奉人间。【用诗再解题记诗】:“(第一首):“老子先生不简单,只语遍润万慧山。道可道来非常道,所有仙凡顶礼玩。耿阁九死问阳聃!为何一慧如是演?能否让人通晓去?李耳答曰已讲完。”(第二首):”诗赋文篇千万言,桂月忘却十五盘。昼夜不知春冬味,半打字数闹瞎眼。神亦纠兮鬼也缠,魂曾伤兮魄矣残。辞情总为心影转,撹得梦幻欠蝶安。”(第三首):“为报临世碧草颜,又观祖先奉献甘,帝恩赐游哲殿慧,岂能不度肺腑肝!泪洒华夏人文巅,思化春雨荷露参。大仁无缘恩天冠,唤赢道理本性染。”正文:【道可道非常道】的终极意义的真正真实的真谛定义是什么?耿阁(鸣天士君)著涉及问题:【道可道非常道】的终极意义的真正真实的真谛定义的答案是什么?终极答案:“即“——【道可道非常道】的终极意义的真正真实的真谛定义按其老子先生的本然的本意所言所示的终极意义的之其答案就是:“作为道理虽是可以说的然我这部《道德经》中所要说的道并不是一般的普通的道理而是说的是一种特殊到极致又特别到极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道理。”(此处一字半字都不能赘言多说 )特注说明:需要破天荒式的特别说明和特殊标明的是:“这个终极定义的前提只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六个字的终极定义的之其结论的认知。”涉及到“道”的道理的成千上万的其它所有的问题则属於另外的另题的内涵和外延的逻辑范畴。”在这个特注说明里需要再补充一句话:即:以老子先生的本意所认为的口吻来说应该是这样表述的“老子先生认为我这部《道德经》所要讲的道理是关于【有和无】并【无和有】这两个字的最彻底最至简最深奥又最完整最完真最完美最完善最系统的一种至臻至奂至广至极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无所不奂无所不尽其所物所事所情所理的那种无所不尽其所极致的那种道理的。”固辞:“无和有”并之“有和无”的问题是老子先生《道德经》从头至尾要告诉人类的人们的一个最是最后也是最是最终的整个《道德经》始终中的一种大道大德同时至简的简直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的‘有无’这两个字的境界层次的了进而竟然还有一种更高层级的境界状态那就是:因为有是无生的且又是‘有生於无’‘有无相生’的所以当其涉及到“道”的终极的真谛定义时也就唯能只剩下那么一个字的那个“无”字了的之其:“无之无极之宇宙”或之“无之宇宙之无极”的了”!!!!。耿阁:草於晚上55分结束。本文原创。本文题记诗文的用时时间是:2018年10月3日下午1点10分至2018年10月3日下午1点55分。“本文所成是在很多篇理论论文的基础上的一点小小的体会所形成的结果。”附文:【在数百篇论道的文章中随摘一篇而略示之】《完整版》赋诗评论《“道”的四种失量属性之一“大”》之文的哲理性 人民网已发耿阁(鸣天士君)著老 子 先 生 最 自 谦 ,总 然 不 敢 天 下 先 。实 质 道 谛 名 解 断 ,弥 漫 道 德 经 里 篇 。人 类 悟 道 理 无 边 ,各 抒 己 见 岂 不 偏 。吾 未 知 其 名 何 显 ?字 之 曰 道 定 论 言 。强 字 为 名 之 曰 大 ,接 下 筮 远 反 相 连 。劝 君 第 一 章 中 看 ,无 名 天 地 之 始 嵌 。此 话 到 底 何 意 捡 ,无 是 道 名 真 面 脸 。道 名 谛 无 已 确 定 ,有 无 本 然 理 道 间 。无 乃 道 名 始 终 冠 ,绝 非 解 始 天 地 先 。人 家 老 子 本 心 意 ,天 地 有 无 道 母 兼 。道 姓 无 极 宇 宙 鉴 ,此 乃 唯 一 正 理 典 。其 悖 亿 万 论 道 撰 ,既 便 次 理 绿 叶 添 !复 归 无 极 大 远 反 ,宇 宙 规 律 理 尽 填 。别 说 老 聃 道 名 暗,分 明 诸 仙 悟 太 浅 。八 首 小 诗 十 分 掂 ,三 恭 智 仁 万 善 年 。老 子 道 德 规 律 映 ,妩 媚 永 恒 照 阳 天 。题记特注:关于“失量”一词之示略:“失量”是自然科学术语,“是一种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数学术语称之为“向量”。倘或用作於哲学术语的话其之则可称之为“质量能”(或之“物质质量能”或之“物质场能量”或之“质场效能量”)。在本诗文中需要再重复解释的问题是:“第一章”中的“无名天地之始”和“第廿五章”中的“先天地生”这两句话的老子本意说的是:★ 无名天地之始也!-----“无”作为“道”的名字并不是自有天地开始就有就存在的而且也是不存在天地开始不开始的问题的进而又是其其“道”作为“无”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地开始不开始的问题的且也是更没有天地开始不开始这一说的。” “道” 作为“无之宇宙之无极”或之作为“无之无极之宇宙”她生养渗透代替并齐蕴含孕育同存共寓於一切事物之中不仅统御凌驾於所有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始终中的全过程之中的全部的始终中的整个过程之中而且所有的一切的事物都寓於其中而被寓其中之其无一所遗无一所漏也!固辞:“无之无极”是作为“道”的本质本性本名本姓本心本命本意本能的之“道同无极道化无极”之“道即无极道合无极”之“道与无极是并然共有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功能本能的理寓规律的“之”又之是”道和无极之间是“整体无间无间整体”的通然统一的本来之面目的而再又之其是那些被曰之为“大”“筮““远”“反”“逝”“玄牝”“谷神”等等的这些所需要表述的思想理论道理理念和观念观点都只不过是“道”的别名次名或之是其“道”的所属的属性而已。” ★ 先天地生(这个“生”字是有是存在的意思是无极宇宙客观存在的意思)“老子先生自己的思想理论的本意说的是:---- “作为“无极的道”不管你天地是否形成不形成开物不开物”她都是永恒地自然而然地与客观存在同时存在的。”(在这里一字都不能多说)。特意说明:尊敬的人民网的编辑编审的审核管理员先生们您们辛苦了!我耿阁非常感谢感恩您们审核通过并发表面世了我耿阁所撰写的几篇不成体统的小文章。由于我耿阁太粗心太疏忽大意了,以至于在:“赋诗评论《“道”的四种失量属性之一的“大”》之文的哲理性”这篇文章中竟然能把“少了一句话”的未改稿给发布了。当看到发表文时我耿阁确然是彻底的傻眼了,明是选定好了的确点击错了。虽有唯恐发错唯恐发错的意识然最终还是发错了,真是痛心不已呀!因为您们太忙了!我耿阁非常不愿意给您们找麻烦。于是决定错就错了吧!不再重发了。然当每每看到这篇文章时我又心动心灰意冷了。这是因为文中“少了的那句话”在文中非常重要也非常精要,倘或没有“少了的这句话”那则可就是使文章的文理哲理的内涵逊色的多了,说的重一点的话来说那可就是:“这篇文章就可能几乎要成为了废篇了。因此我还是决定再发一次来弥补这个缺憾。敬望您们费心过目予以权衡成全为盼了。” 耿阁:著於夜11分中国合肥《道德经》的定义是什么?又名《能试说:“《道德经》的定义”的问题之点滴吗?》耿阁(鸣天士君)著题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道简而天下之真得也!德简而天下之善得也!天地人道德之美得也!【百家号:历史人闻先生:“您说了人类所有人之中的其中的一个人(您自己)的观点或之想法】特注:本文是在历史人闻百家号08-19 01:18:“国学:《道德经》的精髓是什么”一文下的留言评论 ——耿阁《能试说:“《道德经》的定义”的问题之点滴吗?》耿阁(鸣天士君)著关于“《道德经》的定义”问题的浅识略示:“——老子的《道德经》堪然是:“道德科学”“人文科学”“文明科学”;定然是:“宇宙规律学”“天地人道学”“易道共根学”;概然是:“自然社会学”“终始生命学”哲理唯质学;常然是:“天道学”“地道学”“人道学”“人性学”等之“万教万道”“万规万律”的“百学之父或之百律之母”的万学之学或之万学的智慧学问之科学;”老子先生的 “道法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德”之思想理论这个仅用约八百汉字所组构成的五千字文的《道德经》就绝然般地将其整个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之天然法则之客观真理及之万事万物万理万情的道理都演绎待尽而且是完全可以统然宣之为无所不包而无所不极且又无所不奂的;故言其思想理论可曰谓之为:“她凌驾於物事理情之上并施寓於物事理情之中”;噫吁其之几近乎美奂善然完整臻罕化玄易幻统御百端理妙无限之极致也!;他的宇宙观是整个人类美善的心灵灵魂并整个人类人文的文明灯塔;伟大的哲圣老子以天言志以地寄情以人恩善以道命德以德普世的道德观的大智慧使之其天下的所事所物所情所理无不言之而极尽也。!”《道德经》的定义——简言之就是:“《宇宙学》《人类学》《万经学》《万道学》《宇宙人类道德学》《宇宙人类平衡学》《宇宙人类真理学》《宇宙人类文明学》”。“”唯其此之这个《八学之学》的定义才能彻底地标明《道德经》的真正的本来面目或之本然面貌”。注:本文这一句话是择录於:人民网发布过的《《妩媚永恒的春天·统御世界的美奂》之“简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中国大易经》”并“彻悟世界文明中最伟大的《中国道德经》》这一篇约有两万字的文章中的一句话。”郑重声明:“我耿阁所发表发布的几近成万的诗首文篇都是在《人民网》《中国诗歌网》《东方旅游文化网》等几近乎数十家的著名网媒已经显示过的。”无论任何人任何机构不经本人同意不得转载引用;倘或引用既不得随意改动也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窃为己有;必须保持字词(或段落)样式原有的本然面貌。”

老子与道家  现今讲“道”首先想到的是身穿道袍手持宝剑的道教道士形象。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略感兴趣,你就会想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无论道教还是道家论起理论起源都绕不开《老子》,这部又名《道德经》的经典。而这部经典的作者就是东周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老子。  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生于公元前571年,长于孔子。孔子曾求道于老子,论语记载:“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汉初道家皆称”黄老“,黄帝与老子并称,共被世人推崇。魏晋玄学兴盛共推庄老,老子又与庄子站在时代的顶端。唐初帝王家以老子为祖先,老子被王室推崇备至,以入神坛。  老子在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所著5000字《道德经》更是流传广泛。现代通行版本多源于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大家王弼所注版本。近年随着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出土,给我们展现了更古老的《道德经》版本。虽细微处略有不同,但主体内容大致相仿。谈及老子思想,王弼《老子指略》言道:”《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崇本息末就是要从本源解决问题,从根本杜绝危害的发生。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实崇本的思想也被孔子所推崇”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由此也可见,先秦诸子虽各有所见,但很多思想还是互通有无的。老子为了”崇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或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再或“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等等。这种以退为进的处理方式确实从理论上可以杜绝“争”,“盗”,“心乱”,“争贤”,“轻死”等问题,但毕竟处理方式过于消极。不至天下无可救药的地步道家难得昌盛。南怀瑾先生谓道家为“药店”,正是因为道家这种崇本息末之极致的地步可以救世,可以在死地求生。东晋十六国五胡乱华之际,北方处于异族统治,民不聊生,但当时北方的世家大族没有以身殉国,而是自保以图强。外于异族周旋,内修自身,终于最后以盛唐再临华夏。抗日时期,面对强大的对手我党没有力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保全主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终于重创其根本,取得最后的胜利。可以说在特殊的环境下,崇本息末,有所保有所舍,是可以起到起死回生,力挽狂澜的所用的。  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只在这一点上管中窥豹。其书博大精深,若精读细读,一生未必可以致极。但仅略有所得,就可令人豁然开朗,有所顿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谈到国学,我们还有太多的道路要走。

道家以道、无、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据此提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因俗简礼、宽刑简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国等政治、军事策略,以及逍遥自在、见素抱朴等生活方式,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历史发展1、起源:《汉书·艺文志》曾记载,道家书籍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暗示道家思想与黄帝、伊尹、姜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有关。另外,与儒家文化起源于周文化不同,道家学者多出自宋、楚、秦、齐等国,暗示道家思想与殷商文化密切相关 老子画像。2、成型:春秋末年,以老子《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成型。3、兴盛:战国时期,道家形成三个派别,杨朱派、黄老派和老庄派,除了老庄派外,杨朱派和黄老派都曾兴盛一时,其中以黄老派最盛,其时,黄老思想不但成为田齐的治国思想,并通过百家争鸣对诸子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楚国和吕不韦统治时期的秦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4、挫折: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吕不韦组织人员编撰《吕氏春秋》,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显然,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5、辉煌:汉朝建立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在反思秦统治思想的基础上,开始选择道家作为治国思想,并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6、压制:汉武帝执政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家罢黜百家”,道家的发展暂时受到压制。7、复活: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道家思想重新复活,不过这一次的重点不是黄老,而是对老庄的重新阐释,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8、潜藏:魏晋南北朝后,虽然道家思想屡次成为大乱之后治国的急救包,也是部分士大夫失意之后的精神寄托,但它绝大多数时候处于边缘化状态,只能在文艺科技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另外,道家思想曾和佛教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而道家对儒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9、复兴:晚清,随着西方的冲击,儒家统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再加上道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等观念多有相合之处,故道家思想再次复兴。1991年,董光壁先生首先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并得到陈鼓应等人热烈响应,此后有唯道论、道商、天道自由主义、自化论等新的理论出现,其中像道商这样的理论还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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