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学论文2000字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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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补”政策实践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8-28 16:05:00 ] 作者:王雅鹏 编辑:studa0714 -内容摘要:直接补贴是农业支持的世界性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实施的直接补贴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从直接补贴政策实践看,地方政府的补贴负担与其粮食安全不对称,补贴模式存在着农户补贴所得与粮食生产不对称,农户补贴所得与优质品生产不对称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直接补贴政策的非公平性。补贴政策的非公平降低了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调整补贴政策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特别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从补贴资金筹集和使用制度入手,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的组织系统、选择与粮食安全高度相关的农户即期粮食生产补贴模式、适度地增加补贴投入和扩大补贴范围是提高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和效率的关键。 关键词:直接补贴 公平 效率 受WTO农业协议的约束,直接补贴政策已经成为农业保护政策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我国农业保护政策重大突破就是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实施直接补贴政策。我国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提高农户种粮收入、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安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实践的角度对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中的公平与效率进行尝试性探索。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直接补贴政策的公平一是指一个生产年度内,凡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粮食生产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二是指地方政府负担的直接补贴资金与其辖区所需要的粮食安全程度成同方向关系。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则是指直接补贴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程度和推动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表现之一是补贴资金发放公平有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公平能够促进政策效率的提高。如果补贴政策实施公平,农户的生产项目只要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收入,不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生产项目就不能够获得补贴收入,为了获得直接补贴收入,农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与直接补贴范围高度一致。这样,农户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政策的初衷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农户的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范围的一致性首先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生产量。生产粮食越多,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其次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深化粮食的“清洁生产”。农户生产的优质品越多,获得的补贴也多。为了获得优质品补贴,农户不仅会自觉地增加优质品生产,减少劣质品生产,而且还会自觉地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实施“清洁生产”。由此可见,直接补贴实施公平,能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从而有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要引起特别重视。 直接补贴政策中公平与效率关系表现之二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非公平性,会极大降低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阻碍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非公平导致政策效率下降。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的非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直接补贴资金来于粮食风险基金。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1999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5,缺口部分按1:1分担。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二是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安徽、吉林所代表的模式是或者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计税土地面积发放、或者是按照农户以往几年交售的粮食数量或计税常产发放,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如果按照计税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直接补贴的范围是粮食生产。种粮食有补贴,不种粮食就没有补贴。上述补贴模式所选择的补贴方式实施的结果就是补贴发放了,但没有按照直接补贴政策所设定的补贴范围补贴给应该补贴者。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三是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整和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非公平性对直接补贴政策目标实现的效率有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和运行中所出现的非公平性,力求公平,并尽可能地提高政策运行效率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改革直接补贴基金制度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性地方概念。所以,粮食风险基金就要按照国家整体性原则统一筹集和使用。首先是中央政府把我国的粮食安全总量按照各地方政府辖区人口数量分解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其辖区粮食安全数量所决定的直接补贴资金上交到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下拨直接补贴资金到直接补贴政策执行机构,由执行机构根据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率实际具体地发放补贴资金。生产粮食多的主产区多发放,生产粮食少的非主产区少发放。直接补贴资金制度这样设计,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保证粮食风险基金数量安全,并进而彻底地克服直接补贴资金安全问题;也克服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不公平问题,充分地体现粮食生产中的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从根本上克服粮食安全贡献率与补贴资金负担责任的不对称性。 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效率 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以及效率的重要组织保障。一般而言,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从2002年以来直接补贴政策实践过程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不完善最突出表现是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二个方面。执行系统具体地操作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高低。信息反馈系统负责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所存在问题的及时监测,以便于提高直接补贴决策系统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执行系统的不完善对直接补贴政策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各地区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系统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税收、物价(计划)、农业和粮食等多部门联合、县乡村三级干部全体出动模式。虽然这些部门确实都涉及到直接补贴政策,但涉及到并不一定都要参加。有一些部门是不适合承担直接补贴主体资格的。在具体实践上,由于各参加部门更多地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因此,这种模式运行效率偏低,运行成本十分不经济。所以,建立科学、高效的执行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直接补贴资金的特殊性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由农村信用社为依托的直接补贴政策执行系统是比较可行而又经济的。信息反馈系统则由目前的统计机构执行则是比较合适的。 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项目 直接补贴范围的大小既取决于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也取决于补贴能力。就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而言,直接补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但就我国直接补贴能力而言,直接补贴的范围又不可能太大。在这二方面条件约束下,结合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直接补贴范围还是有扩大空间的。在可扩大的直接补贴范围中,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是应该首先选择的。理由有五:一是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直接补贴目标的实现。二是直接原因就是农户实施“亲环境”粮食生产必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农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后,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农户粮食生产收入因此而降低。如果不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所减少的收入予以适当补贴,农户就不会继续粮食的清洁生产,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质量安全需求就不能满足。三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是国际上直接补贴最新趋势。四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符合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要求。五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我国耕地中因工业和化肥农药污染的比重已占全国耕地的20%多。在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中,农业生产自身污染已经占35%-40%。在国际绿色壁垒日益趋升的形式下,粮食继续污染生产,别说是难以提高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难以维持。对农户“亲环境”生产补贴,从即期看既给农户增加了收入,又有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从远期看则有助于保持农业生产潜力,防止未来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农户收入的下降。 选择体现农户即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实际贡献率的模式 直接补贴方式的选择对补贴政策的公平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实施的直接补贴方式概括起来基本上是二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一种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比较这二种补贴模式的结论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公平现象。按农户计税面积补贴的结果是不管耕地是否种植粮食都可以获得补贴。按照只有粮食生产农户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原则,这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而按种植面积补贴时,农户即期实际种植粮食面积与所得补贴的面积不一定完全一致。得补贴的不种植粮食,不得补贴的反而种植粮食。这对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户也不公平。按以往几年交售粮食量补贴时,农户即期交售的粮食量大于补贴数量得不到直接补贴。补贴获得量与其粮食生产数量不对称,真正生产粮食的农户收入不能提高。这些农户因应得而得不到补贴收入会减少未来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政策效率也因此而受到了冲击。而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则比较好地实现了直接补贴政策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至于补贴是按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面积,还是按农户实际交售粮食数量则可以视具体情况确定。所以,应该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尽量选择与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模式,以便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作用。 在可能的空间内增加直接补贴投入,减少农民 直接补贴改善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的程度取决于补贴力度的大小。补贴力度越大,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改善程度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补贴力度越大对提高粮食生产农户收入越有利。如果按照1998-2001年我国粮棉油价格补贴平均数3775亿元为补贴资金。设补贴效率为10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78241万计算。这些直接补贴资金能够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7元。直接补贴收入占该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如果把“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平均增长和直接补贴收入加一起也不如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5%的增长率。事实上我国每年的直接补贴资金并没有达到3775亿元。要实现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就直接补贴而言,还需要加大直接补贴投入,提高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从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看,适度提高直接补贴力度可行也可能。但提高直接补贴的收入效率的根本还在于减少农民。不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增加直接补贴支出的收入效率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已有或增加的补贴支出都要适应直接补贴范围变化新趋势,尽量地提高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王来保我国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目标模式探讨[J]宏观经济研究,2004 卢良恕,孙君茂从食物安全高度审视粮食问题[N]农业经济导刊,2004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中国农业国内支持的背景[J]经济研究参考,2003 王晓辉“直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J]农业经济导刊,2003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论我国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政策作者:陈享光 来源:66wen 更新时间:2010年04月18日 编 辑:admin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过程被分为微观收入分配和宏观收入调节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从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看,尤其要强调微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需要把对生产条件分配的调节与收入分配的调节相结合。关键词: 公共产品供给 收入分配差距 公平与效率 公平原则 生产条件 实现社会 收入调节 公平分配 三农 收入再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过程被分为微观收入分配和宏观收入调节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既相联系,又相对独立,共同作用和影响着收入分配的总过程和收入分配的结果。收入分配政策涉及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只有把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一、微观收入分配政策:实现生产条件和收入的均衡分配市场经济微观层次上,收入或产品的分配直接取决于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包括生产的物质条件即客观生产条件和生产的劳动力条件或主观生产条件。生产条件的分配不仅包括生产条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而且包括生产条件在不同生产部门和领域的分配。生产条件这两方面的分配都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分配的结果。因为谁拥有生产条件,谁就能以生产条件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市场的收入分配过程。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拥有的生产条件多,获取的收入就多,反之就少。生产条件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状况。生产条件通过市场机制在各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把生产条件的分配与收入的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各种生产要素和资产都有了自己的价格,从而使收入与生产要素价格相联系,而且生产条件在各部门之间分配比例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的结果。因为只有生产条件在各部门之间均衡配置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收入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而不同部门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均衡和公平分配。如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中,存在阻碍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制度性障碍和市场垄断,不仅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衡,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的微观收入分配是由双重意义上的生产条件分配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微观收入分配过程与宏观收入调节过程逐渐分离开来,微观收入分配通过市场机制与生产条件的分配直接相连,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和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增加要素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应当看到,伴随这种变革,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扩大。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有一些是正常的,合理的,但也不容否认的是,有些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是与公平原则不相容的,甚至也不是追求效率的结果,而是生产条件两方面的分配失衡和扭曲所导致的结果,生产条件两方面的分配失衡和扭曲导致或加剧了国民收入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平衡。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公有客观生产条件通过委托代理制实现市场化分离。公有生产条件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形式,公有资本又通过不同的委托代理制进行资本化运作,从而获得了独立的资本收入形式。这种分离虽然不同于私有制意义上的分离,但由于劳动者难以成为现实的所有者,从而使其代理者得以控制客观生产条件和客观生产条件带来的收入。一些部门之所以能够持久性地保持高收入,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之所以长期居高不下,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不仅会造成收入在公有资本代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而且造成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初次分配建立在市场交易的基础上,这种交易可能是劳动交换,如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也可能是非劳动形式交换,如产权或生产条件拥有者之间进行的产权或权利交换。虽然两种交换形式上都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非劳动形式的交换对收入分配结果产生不同于劳动交换的结果,非劳动形式的交换对收入分配结果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同交换主体拥有的权利,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对比。显然,在非劳动形式交换的情况下,即便交易双方的权利是平等的,如果没有形成均衡的社会力量,国民收入分配将会发生倾斜,我国近些年来,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下降,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由于通过市场进行的微观收入分配和生产条件的分配是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分配,而收入的分配也影响生产条件的分配,并通过生产条件的分配再反过来影响收入分配。例如城乡之间,由于农业和农民的相对收入低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市场化分配必然造成生产条件不利于“三农”分配,造成资源配置的“脱农”现象,即各种资源配置过程中脱离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现象,包括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金融资源等等在市场化配置过程中都在向城市、非农产业倾斜,进一步加剧了生产条件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无疑会加剧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上述情况表明,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微观收入分配不仅不能有效协调和平衡收入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公有资本代理者与劳动者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和扭曲。而避免和防止这种收入分配失衡,是微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要旨之所在。二、宏观收入调节政策:调控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微观收入分配过程只是收入分配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收入分配总过程还需要宏观的收入调节政策。微观层次的收入分配过程和宏观层次的收入调节过程是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两个过程。宏观收入调节过程是建立在微观收入分配过程基础上并独立于这一分配过程的再分配过程,既是收入分配过程的继续,同时也是对微观收入分配过程的补充和纠正。宏观收入调节,要考虑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的平衡和社会整体、长远发展需要,对不同部门(包括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之间)、不同领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调节,避免微观收入分配造成的收入分配过分悬殊,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别,特别是把由劳动者自身条件差别以外差别引起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宏观收入分配的调节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从收入方面进行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等形式进行调节;一是从支出方面进行调节。在宏观收入调节过程中,所得税居于重要地位。一般而论,所得税的设置既要能体现社会公平,满足低收入者基本的生活需要,避免形成低收入者对再分配收入的依赖,又要体现效率的要求,避免影响纳税人的积极性,造成无效替代。因此,在收入调节过程中,要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税收制度。从支出方面进行的调节,最为直接的是转移性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通过转移性支付、社会保障支出,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着平衡社会成员实际可支配收入差别的作用。不过,政府从支出方面进行的调节远不止这些,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投资支出等,事实上都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从公共产品来看,政府能否按照公平原则提供公共产品,不仅影响不同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且影响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经济环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要有效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政府应按均等化原则,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包括就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方面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是指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就政府投资来看,虽然不属于收入调节的范畴,但这种投资直接影响部门、地区的产业发展,直接影响不同地区和部门生产条件的改善,从而对不同部门、地区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因此,政府投资也具有收入调节的功能。 论文论我国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收入分配政策来自66WENCOM免费论文网O -vob2Fw82hSi; b@RciPdZ|AD=ehE'w}[,P:g'*P`T4=CJDnA我国目前无论是收入方面的调节还是支出方面的调节都存在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难以对市场化的微观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调节。这一方面是因为体制或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如城乡税制不统一和差别性国民待遇体制,造成社会范围内进行公平再分配的限制,甚至导致收入分配的逆调节;另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导致再分配收入向强势部门、利益集团或阶层倾斜,同时一些权力主体或官员利用掌握的再分配权力进行损公肥私的交易,贪污腐败,不仅严重影响国家通过收入的集中和支出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而且使再分配本身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原因。显然,不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宏观收入调节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将难以进一步改善。三、把收入分配的微观政策和宏观政策结合起来收入分配涉及微观收入分配和宏观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政策因此应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不考虑微观收入分配层面,仅仅把收入分配调节局限于政府收入再分配,难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因而,我们需要把收入分配的微观政策和宏观政策结合起来。从我国收入分配实践看,尤其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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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大拆大建到解决员工居住问题再到以人为本,跨学科研究等一系列发展不但使交通、土地、人口密集问题得到解决,更是起到了促进就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等积极应影响。另外,考虑到城市更新起源于西方并历史悠远,经验丰富。为了节省资源,少走弯路,我国很有必要在分析、对比中西方在城市更新方面的始末中找到差距、探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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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 ——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 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 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 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 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 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 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 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 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 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 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8万,中层8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社会科学前沿这本刊的要求如楼下说的一样,要求正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建议字数5000-8000,当然不同期刊有不同要求,这个仅供参考
管理会计小论文2000字数要求
以国际会计前沿这本期刊的投稿要求为例,他们要求正文字数不少于3000字,建议字数5000-8000,初稿需包含中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
摘要:事业单位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企业会计都是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互联系。笔者通过多年在企业和机关从事会计工作而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与企业会计进行简要对比,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和掌握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和企业会计的精神实质,并利用它来管好各项会计事务,对不断提高会计工作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并希望通过该对比对在企业和机关之间互换工作的会计人员有所帮助。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说的会计都是指企业会计,而很少人会想到事业单位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统称预算会计),这与我国的体制有关,社会上企业的数量和事业单位的数量有天壤之别。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20多万个事业单位及有限的行政单位,而企业的数量则不计其数,但是随着这些年国家在预算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这让社会各界对政府部门的支出有了更多的关注,自然事业单位的会计向更加透明的方向转变中。与事业单位会计相比,企业会计更多地受到社会的关注,企业的效益直接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事业单位会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其本身发生的业务的一种记录,并没有对后期的业务有多大的影响。首先谈一谈事业、行政单位会计和企业会计的不同: 一、定义不同 事业单位会计是以事业单位实际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为对象,记录、反映和监督事业单位预算(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执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专业会计,是预算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行政单位会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行政机关和实行行政财务管理的其他机关、政党组织等行政单位核算、反映、监督本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及其结果的专业会计。 毕业论文网 企业会计是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核算和监督企业资金运用、资金来源、企业的成本和费用,以及经营所得的财务成果,借以分析得失,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其具体内容随企业的性性质和经济业务的繁简而异。按企业的性质,有商业企业会计、工业企业会计、农业企业会计、施工企业会计和交通运输企业会计等;按会计内容和侧重面,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二、核算特点不同: 事业单位会计的核算特点: (1)一般不进行成本(或完全的)核算。事业单位开展经济业务活动,从总体上讲,不以营利为目的,重视社会效益。不计算盈亏,一般不进行成本核算或完全的成本核算。外界对事业单位的投入一般情况下应当是无偿的,不求回报,也不存在业主权益问题。(2)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会计核算组织结构。事业单位的组织结构本身具有多层次的特点,按照机构建制和经费领报关系,事业单位会计分为主管、二级和基层单位会计等几级;同时,就单个事业单位来看,资金来源渠道较多,支出方向也不单纯地用于本单位的支出需要。(3)资金(经费)来源多渠道,要为多方面提供会计信息服务。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渠道增多,会计信息的需求者也在增加,除财政及上级主管部门外,还有投资人、债权人及消费者等。(4)资金来源多样化,决定了往往不能单纯以一个事业单位作为会计主体,有时要以有特定来源、同时有特定作用的基金作为会计主体。(5)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虽然任何一种会计的结账基础都不可能是固定的、排他的,但应该有一种是基本的。少数实行权责发生制的单位在某些业务核算上采用收付实现制,或者是少数实行收付实现制的单位在某些业务核算上采用权责发生制的做法,在现实中并不鲜见,但这主要由主管部门在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作出统一的规定,不能由单位自行其是。而作为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在会计制度中加以明确规定,是事业单位会计的一大特点。 毕业论文网 企业会计的核算特点是: (1)企业的获利能力与偿债能力必须提供方面的信息,以满足投资者与债权人的决策需要。(2)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资源使用的效益变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服务。既要为企业管理提供有关的信息,还要进行经济预测,制定经济计划和预算,参与经济决策。(3)用权责发生制作为记账基础,正确核算盈亏。 三、核算的一般原则有所不同 除客观性原则、相关性原则、一贯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明晰性原则、历史性及重要性原则等相同的会计核算原则外,事业单位会计和行政单位会计还强调可比性原则、收付实现制原则和专款专用原则,而企业会计核算会计还注重统一性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谨慎性原则、划分权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
近年来,随着现代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战略管理的广泛推行,战略财务管理的地位不断提高,但与相对成熟、繁荣的战略管理学科相比,战略财务管理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战略成本管理、战略管理会计和战略财务管理这三门学科间,不论是在研究目标还是研究方法体系上都存在着较明显的界限,分别研究,可以拓展看待财务与会计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但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战略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会计和战略成本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基于学科间的紧密联系,有必要考虑这三门学科间的整合,共同构成一个企业战略管理系统中的职能战略,即战略财务管理,为企业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系统化的支撑。1、战略财务管理学与战略管理会计学的联系财务管理学与管理会计学在研究目标、内容、方法上有明显区别。财务管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研究资金的筹集、运用和分配等财务决策活动;管理会计则是实施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责任考核评价等职能的内部会计,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预测分析、决策分析、全面预算、成本控制和责任会计。由于二者在投资决策、预算管理等研究内容上的重合,理论界曾经设想进行两个学科间的整合,但由于困难重重,最终难以实现。然而,两学科发展至今,战略层面上的理论框架已基本形成,曾经的学科界限在战略层面上已日趋模糊,重新考虑学科间的整合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二者都是在生产力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企业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传统的管理方法受到极大挑战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并且,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为两个学科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共同的基础。其次,两学科的研究内容已超越了传统上管理会计和财务管理的研究范畴。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内容向企业经营环境、价值链分析、战略业绩综合评价转变,不仅是对传统管理会计职能的战略性调整,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最后,战略财务管理以一种综合性的财务视角研究企业战略中的相关问题,完全可以囊括战略管理会计中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因此,在战略层次上两学科的整合,不仅能够以综合性的财务与会计信息为企业战略目标服务,而且,可以避免由于两个学科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上趋同而产生的重叠现象。2、战略财务管理学与战略成本管理学的联系成本管理与财务管理都不是新兴领域,早在19世纪工业经济萌芽时期就已存在,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但随着战略成本管理学科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战略措施已难以使企业在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开始关注战略措施背后的战略思想和理念,并逐渐融入到战略管理系统中的职能子系统中,这也为战略成本管理与战略财务管理的融合提供了条件。首先,战略成本管理是战略财务管理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战略财务管理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而成本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企业财务战略决策的选择、制定、实施、控制、计量和评价,都离不开成本信息的支持。其次,在竞争市场中,当产品的功能大致相同时,成本便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成本控制水平成为衡量管理绩效的主要尺度。因此,战略层面的成本管理有助于企业在动态环境下降低成本,使企业的战略财务管理得以“通过价值管理支持技术增长,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最后,从竞争的角度看,战略成本是连结企业财务战略与竞争优势的桥梁和纽带,战略财务管理是为形成和维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而存在和发展的。作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战略成本管理的效果直接影响着财务战略的成败和竞争优势的存在与否。虽然战略成本管理、战略财务管理、企业竞争优势在理论上是相互独立的,但在实施中却是“三位一体”的。战略成本管理的成败对企业财务战略及企业战略有着直接的影响。3、战略层次上相关学科整合后的展望财务战略作为企业战略体系中的职能战略,具有其他两门学科无法比拟的综合性,因此,建立基于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和成本管理一体化的战略财务管理学科体系,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发展的现实选择。将战略成本管理、战略管理会计纳入企业战略财务管理的学科范畴,不仅将极大地丰富和深化战略财务管理的内涵,为形成和构建充满活力的战略财务管理体系提供重要的动力来源,实现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而且可以避免三门学科间的理论重叠,形成企业战略管理体系中惟一的、不可替代的、更具有系统性的财务职能战略,为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中财务与会计综合作用的发挥提供重要的系统支持和保证。
社会管理学论文2000字开头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管理活动自有人群出现便有之,与此同时管理思想也就逐步产生。事实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均可以找到古代哲人在管理思想方面的精彩论述。而现代管理学的诞生是以泰罗(F .W. Taylor)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 1911年)以及法约尔(H.Fayol)的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至今不过经历了80多年。80多年来,管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管理学的研究者、管理学的学习者、管理学方面的著作文献等等均呈指数级数上升,显示了作为一门年轻学科勃勃向上的生机和兴旺发达的景象。然而,管理学仍然需要发展,因为人类将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需要管理学。 管理学的规定性 管理学的规定性是指管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而管理学的规定性又取决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即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哈罗德•孔茨( H Koontz,《管理学》): ——“本书目的是阐明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的基础知识”。换句话说,孔茨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或者说管理学就是这两部分的组合。 詹姆斯•H•唐纳利(J. H. Donelly,《管理学基础》): ——“讨论只与某一待定的(虽然也是相当广泛存在的)事例有关的管理过程。我们将就有限的资源(包括其他人的力量)的管理展开我们的讨论”,即管理学说是研究有限资源的管理。 罗纳德•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企业的性质》) —— “经营意味着预测与通过签订新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管理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之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 罗纳德•科斯教授对经营与管理的界定尽管是从契约、价格应变角度出发,但把握了管理的本质:即经营是与市场打交道,它利用价格机制使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市场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而管理则是一个组织内部如何用行政命令机制调配组织有限资源而获得最佳配置效率的过程;管理不与市场打交道,尽管它要对市场上价格作一定的反应。 如果按照科斯的定义,那么管理学就应该以这么一个规定性的管理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就应该是两大方面: 组织本身包括组织的动力学机制、组织的构造及运行等等; 组织内依靠行政机制运作的各种管理方式方法包括对资源配置的整体性系统方法和针对局部问题的各种职能性方法。 事实上大多数著名的管理学著作和教材,尽管其章节安排、行文方式、观点采纳均有各自的特点,但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事实上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唐奈的《管理学》也是如此。 管理学的定义:研究和探讨组织及组织内资源配置的构造、过程、方式、方法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理论学科,是管理学科群中最为基础的学科。 对管理学的这么一种规定原本是美国管理学界的看法,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的学者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把管理局限于企业时,认为管理学还应该包括经营这一内容,于是便有了经营学一说,之后在我国便有经营管理学的称法。 管理学的流派及构成 1、管理学的流派 20世纪初诞生的管理学随着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努力,理论与实践均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流派叠出,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产生,人才辈出。哈罗德•孔茨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61年)和《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80年),对1980年前的管理学领域内精彩纷呈的理论、主张等作过一个精辟的归纳与分析。他认为到1980年为上,管理学至少已发展有十几个学派,典型的有: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 2、各流派研究的内容这些流派尽管各有自己对管理的看法,各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从内容上来看不超出三大内容:即组织、管理方式以及经营。 科学管理原理代表人物泰罗,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管理方式或方法,因为人的科学工作和协作及对人的激励与效率关系的研究实为发展出相应的管理方式方法而已。 古典组织理论法约尔和韦伯的典型的组织研究成果。 行为科学学派代表人物有梅奥(E.Mayo)、马斯洛(A.H.Maslow)、麦格雷戈(D.MeGregor)、卢因(K.Lewin)以及穆顿(J.S.Mouton)等,他们有的研究人际关系,有的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关系,也有的探讨人的本性及相应管理的问题,还有的研究正式组织中非正式组织问题以及双因素模式、管理方式方法等。前者可归结为组织的动力学过程,后者可归结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方式的探讨。 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CI.Barnard),其研究成果不过是从经理人员在组织中的作用角度看组织如何有效运作。 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西蒙(H.A Simon)(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决策贯彻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组织就是决策,组织是由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然综观其著作,除上述观点为组织方面的外,其余主要是发展了决策的科学方法体系。 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等等研究内容不过是组织及组织内管理的科学方式方法。 经营管理学派是专门研究经营理论及经营中的管理问题。 3、各流派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另一个方面来看,20世纪的管理理论学派尽管派别林立,实际上从分析方法来看,每个学派均有那些代表人物习惯的学科分析方法来对管理进行研究。 行为科学学派是用典型的心理学知识、行为分析方法来研究组织、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人际关系; 系统管理学派用系统理论和观点来考察企业组织,分析组织的构造; 经验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为德鲁克(P.Drucker)、戴尔(E.Dale)等,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实证的、案例分析性的,对象直接是组织、组织中的管理问题。 管理科学学派数理分析方法 组织行为学派群体心理学分析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狭义的管理学主要由组织研究和管理方法研究两块内容构成;广义一点的管理学则还要加上经营领域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与经济学相关。这三个方面的演进在过去5O多年中,基本上遵循了下述路径。 3、管理学各流派的演进路径 (l)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 古典组织理论(古典理论、20年代)——组织行为学(组织行为、40年代)——组织(社会技术系统60年代)——领导科学(经理角色,7O年代)——组织文化(企业文化80年代)——?(90年代) (2)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科学管理理论(泰罗20年代)——行为科学(梅奥30年代)——管理科学理论(伯法50年代)——决策理论(西蒙60年代)——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7O-80年代)——?(90年代) (3)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厂商理论(2O年代)——产业组织(贝恩、40年代)——市场学(科特勒60年代)——消费者理论(70年代)——策略学(战略管理)(波特80年代)——?(90年代)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演进路径中,90年代管理学的进展均为空白,这并不说明90年代管理学在上述三个方面无进展,而是难以将90年代管理学的进展分类,进而填入上述三个方面的空白之处。不过仍可以一试, 管理方式研究领域哈默(M.Hammer)和钱比(J.Champy)的《企业再造》; 组织理论研究领域彼得•圣吉(P. M.Senge)的《第五项修炼》。 经营管理理论研究领域哈默尔(G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的《竞争大未来》、波特(M. E. 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 21世纪管理学所面临的课题 1、组织的资源由以劳动力、土地、资本为主向转以知识与信息为主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上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20世纪的发展。但有人说,到21世纪,知识与信息将成为发展的最大资源。假定这一说法成立,现行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否应该放弃,未来的资源配置模式又应该如何? 90年代风行欧美的组织改造理论与实践,似乎是先知先觉者的先行行为,然而确实有其历史的背景和未来的呼唤。 2.组织的成员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转变在物质不甚丰富而又在逐步丰富的20世纪中,大众迫于生计更多地像一个追逐利益的经济人,经济学家们以此构造了他们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经济体系,然而在物质甚为丰富、人类生活有了大步提高之后,人们也许开始摆脱经济人的头衔,此时不仅经济体系需要重构,对人们工作努力的驱动源恐怕也需要重构。现在不也有许多管理者在号称进行“以人为本”的管理,似乎在寻找一种未来的范式吗? 3.组织内外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加速发展的环境变化速度愈来愈快,一些巨大的僵化的组织已不能敏捷地变化自己以适应环境,从而导致衰落乃至消亡。新世纪的到来使得一些肩负组织重托的人不得不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担心,于是便有“第五项修炼”一说,以针对现时组织。然而使组织真正成为有学习能力,有超然思维的有机体又谈何容易。21世纪中有哪些组织能真正成为这样的组织,从而保持不败的地位呢? 4、21世纪人们的伦理将发生全新的变化 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然而,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现在开始探讨未来的管理伦理也许会给从今天走入未来的管理者以莫大的帮助。 5、信息爆炸将导致自信息搜索的困难 21世纪是信息的世纪,是信息爆炸的世纪,信息越是充分越是丰富,人们就越难及时搜索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除非有比现今更为有效的信息搜索方法与技术。信息社会中的人就像一艘孤立无援的船独自在大海中寻觅。从所需信息的角度来看,一个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不充分信息的拥有者,如何在他们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可能是21世纪市场营销全新观念和体系的拓展方向,整合抑或是分工?渠道抑或是媒体? 6、组织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谋求整体而不是局部的利益人类只拥有一个地球,21世纪的人们将更多地体会世界的渺小、地球的可爱,人们将更多地超越自己的国界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人类是一个整体,他们将没有国界,人类的经济行为将从全球的长远角度来考察。如果说20世纪的那些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时还仅仅从比较利益、突破市场壁垒、谋求更大利益的角度出发,那么21世纪的跨国企业也许应为全球经济的发展、人类福利的增长而设想,这是否是天方夜谭? 7.组织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21世纪也要发展。然而 20世纪的人们在发展时竭泽而渔,使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候反常等等,这一切给21世纪的发展带来困难,人们不禁要大声地问:人类社会还能持续发展吗?21世纪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支撑这个社会经济支柱的企业也应有自己的答案。企业首要的是生存,就像人类一样,然后才能有发展。21世纪中企业应以什么方式发展,才能与可持续发展的命题相一致,这应该是未来管理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8、组织内部由分工走向综合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专业化分工大发展的世纪,人类从专业化分工获得了巨大的收益,20世纪的文明可以说是专业化分工的文明。然而分工愈深愈细愈有可能偏离本原要旨,使综合性的问题难以处理和解决,如大至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变薄的问题,小至一个企业拓展新市场的问题。21世纪可能是重返综合的世纪,人类或许可从综合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企业或许能在综合中获得新生,管理学或许要创造综合性的理论与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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