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初中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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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介】国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简称:朝鲜(조선 DPRK)其他称谓:日本的官方称谓:北朝鲜(きたちょうせん)欧美、南洋、港台、韩国的官方中文/韩文称谓:北韩(북한 North Korea)国名由来: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朝鲜”之名由此而来。二战后,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于朝鲜半岛建国时,采用了“朝鲜”这一称呼,定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朝鲜王朝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朝鲜王朝”,又称“李氏朝鲜”。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3] 古朝鲜时代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古朝鲜时代,包括箕子朝鲜、卫氏朝鲜箕子朝鲜,中国先秦时代东北地方政权;卫氏朝鲜,中国汉代地方政权。“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虽然当时存在,但这两个名称却是后人追加的称呼。 附:韩民族的迁徙朝鲜族原本不是跨国民族,高丽人迁徙到中国来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96年,朝鲜公民大量移民中国,促进朝鲜半岛与中国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二是近代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高丽人为了躲避战争而迁徙到中国东北边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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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介】国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简称:朝鲜(조선 DPRK)其他称谓:日本的官方称谓:北朝鲜(きたちょうせん)欧美、南洋、港台、韩国的官方中文/韩文称谓:北韩(북한 North Korea)国名由来: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朝鲜”之名由此而来。二战后,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于朝鲜半岛建国时,采用了“朝鲜”这一称呼,定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 朝鲜王朝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朝鲜王朝”,又称“李氏朝鲜”。1392年,“高丽王朝”三军都制使李成桂废除了亲蒙古帝国的高丽王朝第三十四代王,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明太祖)取“朝日鲜明”之意,赐国号“朝鲜”,史称“朝鲜王朝”。[3] 古朝鲜时代指朝鲜/韩国历史上的古朝鲜时代,包括箕子朝鲜、卫氏朝鲜箕子朝鲜,中国先秦时代东北地方政权;卫氏朝鲜,中国汉代地方政权。“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虽然当时存在,但这两个名称却是后人追加的称呼。 附:韩民族的迁徙朝鲜族原本不是跨国民族,高丽人迁徙到中国来的时期有两个。一是1996年,朝鲜公民大量移民中国,促进朝鲜半岛与中国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二是近代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高丽人为了躲避战争而迁徙到中国东北边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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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匙箸、饭汤的摆法都有固定的位置。如匙箸应摆在用餐者的右侧,饭摆在桌面的左侧,汤碗摆在右侧,带汤的菜肴摆在近处,不带汤的菜肴摆在其次的位置上,调味品摆在中心等。朝鲜族的“花甲宴” 朝鲜族人民非常注重礼节,尤其崇尚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晚辈对长辈必须用敬语,吃饭时长辈动筷后其余人才能就餐。父母诞辰60周年这一天,女子们还要为老人举办“花甲宴”(也叫花甲礼)。花甲宴上,子女亲戚欢聚一堂,老两口穿上新衣端坐正中,身穿盛装的子女以辈分长幼为序,依次向老人敬酒。礼毕后子女们盛情款待亲朋好友。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有较多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遭受大灾难,一些苦难的朝鲜农民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沿岸一带开垦,同汉族、满族等人民杂居共处。但此时迁入人数还不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 随着日本在朝鲜侵略的加剧,大批居民为寻找生路,不顾清政府禁令,纷纷徙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定居下来,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清光绪七年(1881)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族农户。
哇 你们比我这个地地道道的朝鲜族人还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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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匙箸、饭汤的摆法都有固定的位置。如匙箸应摆在用餐者的右侧,饭摆在桌面的左侧,汤碗摆在右侧,带汤的菜肴摆在近处,不带汤的菜肴摆在其次的位置上,调味品摆在中心等。朝鲜族的“花甲宴” 朝鲜族人民非常注重礼节,尤其崇尚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晚辈对长辈必须用敬语,吃饭时长辈动筷后其余人才能就餐。父母诞辰60周年这一天,女子们还要为老人举办“花甲宴”(也叫花甲礼)。花甲宴上,子女亲戚欢聚一堂,老两口穿上新衣端坐正中,身穿盛装的子女以辈分长幼为序,依次向老人敬酒。礼毕后子女们盛情款待亲朋好友。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有较多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遭受大灾难,一些苦难的朝鲜农民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沿岸一带开垦,同汉族、满族等人民杂居共处。但此时迁入人数还不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 随着日本在朝鲜侵略的加剧,大批居民为寻找生路,不顾清政府禁令,纷纷徙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定居下来,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清光绪七年(1881)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族农户。
在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前,朝鲜与韩国就是一个国家,是斯大林的军队把朝鲜分成两半,斯大林把苏军占领的地盘交给了他培植的代理人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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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历史与文化论文范文初中版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朝鲜历史,主要指朝鲜半岛范围内的历史。 古朝鲜 中国史籍中有“东夷”,意即东边的弓箭手。他们遍布于满洲、中国东部沿海、长江以北、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现代朝鲜人可能是东夷的一支朝鲜半岛具有五千年历史,最远可以追遡至檀君建国。但其实早在数十万年前,朝鲜半岛之上已有人居住。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始於公元前70万年,公元前10世纪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到了公元前4世纪进入铁器时代。朝鲜人原来是生活在亚洲北面大陆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逐渐迁移到朝鲜半岛,从公元前4世纪,在北部形成了一个奴隶制国家,史称古朝鲜。半岛南部形成几个部落联盟,沃沮、濊、马韩、辰韩、弁韩。后来马韩统一三韩,称辰国。 檀君朝鲜 相传前2333年,天神桓雄和“熊女”(本意是熊变成的女子,可能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女子)所生后代檀君王俭於今日的平壤建立王俭城,创立古“朝鲜国”,意思就是“宁静晨曦之国”。檀君统治朝鲜1500年之后退位成为山神。此传说记载於《三国遗事》之内。 箕子朝鲜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兄弟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根据韩国人的历史书《三国遗事》所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著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做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对此段历史的存在有一定争议,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 卫氏朝鲜 燕国的将军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并成为箕子朝鲜的宫相。于公元前194年在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推翻了箕子朝鲜的政权。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二个王朝,称“卫氏朝鲜”。 汉四郡与三韩时代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中北部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在东汉末年,辽东的公孙氏(《三国演义》中有公孙瓒)在乐浪郡南部又设带方郡,南迁的古朝鲜人,包括了卫氏朝鲜的遗民及其他部族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以辰韩、马韩和弁韩为中心的辰国,同时存在伽倻等小国。 三国时代 由于汉朝解体,无力北顾,前1世纪中叶,辰国开始解体。新罗、百济日渐强盛,公元4世纪,朝鲜形成 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 在公元前后(《三国史记》记载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三大政权:新罗(前57年-935年)、高句丽(前37年-668年)、百济(前18年-660年)。在半岛南端还有伽倻等政权。各国互相攻伐,同时也出现了朝鲜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百济是由马韩部落-{}-发展起来的,新罗是辰韩中一个小部落形成的。百济依靠中国南朝各代,从中国吸收文化并向日本传播。 关于伽倻/任那日本府 在日本方面,有学者认为位于朝鲜半岛南端弁韩(今庆尚南道)地区的伽倻等政权是当时日本大和朝廷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任那日本府”。半岛三国中的百济为抵御高句丽和新罗的侵攻而接近日本,想借由日本牵制两国。日本则企图利用此一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势力。由此导致了四世纪时大和朝廷出兵新罗,占领弁韩,设置日本府进行统治。 512年,百济遣使要求大和朝廷割让任那四县以补偿被高句丽占领的北部领土。当时的大和朝廷因无力继续统治朝鲜南部地区,不得不答应百济的要求。562年,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所灭。 而在朝鲜和韩国方面,很多学者否认当时在朝鲜半岛存在日本殖民地任那。相反的,他们认为在日本列岛上存在着许多被百济,伽倻和新罗统治的小国,在半岛各国相互争雄之时也曾竞相利用其在日本列岛各属国的力量。 日朝韩三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一个可以为各方接受的结论,某一年的微软百科全书即因为此一问题而招致部分韩国学者的抗议。同样的三国关于高句丽“好太王碑”碑文的解读也存在很多争论,甚至有朝鲜学者指好太王碑碑文曾遭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篡改。 统一新罗时代 新罗则和新兴的唐朝结盟,高宗在位时,于公元660年和唐朝联合灭百济,于668年和唐朝联合灭高句丽,但唐朝却派大将薛仁贵在高句丽与百济旧地建立安东都护府。由於当地人民反抗,以及当时唐朝还要防御西突厥的威胁,676年唐军撤退,新罗最终统一朝鲜半岛,定都庆州,采取唐朝的国家制度。 9世纪,各地农民起义,900年部队将领甄萱称王,建后百济国,定都光州;903年起义僧侣金弓裔称王,于新罗北及西北建泰封国(先号摩震国),定都铁原,918年王建建立高丽王朝,此后定国号“高丽”;和原新罗并称为后三国时期。 新罗935年亡于高丽,新罗时代结束。某些朝鲜学者将渤海国也纳入本国史范畴,故将此时代称为南北国时代。 高丽王朝 918年,后高句丽的弓裔王的部将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迁都至自己的家乡开城(松岳),改国号为“高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建立高丽王朝。993年被辽国击败,被迫断绝和宋朝关系,向辽国称臣,1127年被迫臣服金国。在抵御契丹和女真期间,军人势力大增,1170年和1173年,以武将郑仲夫为首,发生两次政变,政变军人废立国王,大杀贵族文官,最终建立了武将崔忠献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1258年崔氏政权跨台,国王投降蒙古。成为元朝属国,达鲁花赤驻开城监督国政。1280年,成为元朝一个行省(征东行省)。 李氏朝鲜 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1387年朱元璋要收复原东北元朝属地,高丽国王仍然依附蒙古残余势力,拒绝归还,派都统使李成桂进攻辽东,李成桂反对出兵,发动政变,1392年废黜国王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城。此时代被日本称为“李氏朝鲜”,这个名称在多数的历史界一直沿用至今。对此朝鲜和韩国的学者认为应该称朝鲜时代,但此名称很易混淆,少被人接受。 1443年,世宗大王创立朝鲜语字母“训民正音”。 1469年完成的《经国大典》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 李氏朝鲜实行推崇儒学、排斥佛教的政策。 1591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率兵20万侵入朝鲜,一度占领平壤。中国明朝派军援朝,1598年日军被中朝联军击溃,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此段历史史称“壬辰倭乱”,现代中国称为“万历援朝战争”。 1618年明朝和后金作战,朝鲜出兵援助,1636年清军攻占朝鲜,国王投降朝贡,成为清朝的册封国。 1863年国王哲宗死后无嗣,由王族李昰应之子即位为高宗,李昰应为“大院君”摄政,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封建势力,对外闭关锁国,放火烧毁进入朝鲜抢劫的美国军舰,并多次击退美国军舰的进攻,击毁三艘美国军舰。 1873年 高宗成年亲政,大院君停止摄政,闵妃外戚集团掌权,日本军舰进入汉江口,迫使朝鲜签定不平等江华条约,1882年由于闵妃外戚克扣军饷,因而发生壬午兵变。兵变中起义士兵杀死日本公使馆官员,攻入王宫。闵妃化装宫女逃走,大院君重新掌政。在闵妃请求下,清朝派吴长庆率三千兵入朝鲜镇压兵变,囚禁大院君,闵妃外戚集团重新掌权。从此日本和清朝均在朝鲜驻军。 朝鲜贵族分化成要求改革的“开化派”和以闵妃为首的“守旧派”,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和日本公使一起策划,依靠日本军队发动政变,杀死守旧派官员,宣布和清政府断绝关系。是为“甲申政变”,袁世凯统率的清军应守旧派要求,于6日开进王宫,击败日军,杀死开化派首领,部分开化派首领逃往日本,守旧派重新掌权。 1894年朝鲜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6月6日清军在牙山登陆,日本军队立即于7月6日在仁川登陆,并发动壬午事变,占领汉城,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的《济物浦条约》(济物浦即今天的仁川)。并且组织亲日派政府,镇压了农民起义。 1894年日本和驻朝鲜的清军展开甲午战争。 1895年4月,清军失败,签定《中日马关条约》,朝鲜宣布终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成为近代国家。日本暗杀有反日倾向的明成皇后。 1896年高宗称帝登极,成立大韩帝国,从此朝鲜改为韩国。日俄战争后,俄国战败。 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被日本至此,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1906年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 1907年日本强迫高宗退位由皇太子继位。 1909年日本第一任统监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 日本统治时期 日韩合并 日本于1910年8月迫使韩国政府同之签定《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将韩国王室封为日本贵族,让高宗退位,拥立顺宗。 临时政府 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因日本禁止在学校内使用朝鲜民族语言,展开大规模反抗活动。柳宽顺等青年学子在今日汉城钟路区的塔洞公园发表“三一独立宣言”,并把独立宣言传遍全国。这些独立活动引起国民的反抗,并冲击各地的日本警察机关,而引致日本警察的暴力镇压。史称“三一运动”。同年,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先后在海参崴、上海、汉城成立临时政府。最后,三处临时政府并于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获得中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以及法国、波兰等国的承认。1939年上海沦陷后,临时政府几次迁移,最终于1940年9月迁至当时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临时政府于12月9日向日本宣战。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1945年11月2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国内,光复军也于次年返国。 朝鲜共产党武装 从1932年起,朝鲜共产党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金日成抗日部队曾在1937年占领朝鲜北部的普天堡镇,1941年被迫退出到苏联。 现代 1945年日本投降,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由苏联和美国军队接收。在美苏支持下于1948年8月成立大韩民国,1948年9月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50年6月25日双方爆发朝鲜战争,中国和美国分别介入,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1953年7月27日以临时分界线(三八线)为界,中朝联军同联合国军签定停战协定,并由联合国指派永久中立国瑞士及瑞典驻军於共同警备区域,以监察两国在边境的军事行动。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目前美国仍有部分军队驻扎在韩国。 文化 朝鲜文化深受中国影响。13世纪时,朝鲜人在中国的雕版印刷基础上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1441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测雨器。 宗教 在韩国,人们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其中既有朝鲜本土产生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宗教,又有外来宗教。 萨满教 萨满教是韩国最古老、最原始的一种宗教,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对自然和鬼神的崇拜。朝鲜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信奉泛灵论,认为山川、天体、岩石、树木等自然界万物皆有灵魂。而且他们认为人类也有灵魂,并且永不消亡。他们想念善良的神灵会给予人带来吉祥,而邪恶的神灵则会带来恶运。至今,萨满教仍是韩国人的基础宗教,部分人仍保留着萨满教的信仰。而对现代人来说,萨满教仪式中富有表现力的驱妖降魔的内容,则成了音乐、舞蹈、戏剧等现代艺术中一个多姿多彩的组成部分。 佛教 佛教是公元4世纪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佛教作为韩国历史悠入的宗教教派,一直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现在韩国佛教共有26个宗派,9,200多座寺庙和1,100多万名信徒,是信徒最多的宗教。 儒教 儒教是公元前6世纪孔子创立的伦理和宗教信仰。儒教的基本伦理思想为仁、义、礼、智,是用于齐家治国的一种伦理体系。 公元初期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千百年来,儒教的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哲学一直影响着韩国。时至今日,儒教思想已经渗透、扎根于韩国社会之中,这尤其体现在教育、礼仪等方面。同时,它在韩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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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你们比我这个地地道道的朝鲜族人还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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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文化是朝鲜民族自古不断演化发展形成的民族思想、理念、风俗和习惯。虽然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早在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人就开始使用陶器。新罗时期陶瓷技艺在朝鲜半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高丽王朝时期,青瓷的制造技术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并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李氏朝鲜时期,白瓷取代了青瓷。朝鲜陶瓷在世界的欢迎度也有所下降。朝鲜王朝中期,蓝白相间的陶瓷后又成为主流。万历朝鲜战争,倭从朝鲜半岛掠去大量的瓷器和工匠。日本的陶瓷因此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许多日本的知名陶瓷体系都是源于万历朝鲜战争被劫去的瓷器和工匠。
餐桌上,匙箸、饭汤的摆法都有固定的位置。如匙箸应摆在用餐者的右侧,饭摆在桌面的左侧,汤碗摆在右侧,带汤的菜肴摆在近处,不带汤的菜肴摆在其次的位置上,调味品摆在中心等。朝鲜族的“花甲宴” 朝鲜族人民非常注重礼节,尤其崇尚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晚辈对长辈必须用敬语,吃饭时长辈动筷后其余人才能就餐。父母诞辰60周年这一天,女子们还要为老人举办“花甲宴”(也叫花甲礼)。花甲宴上,子女亲戚欢聚一堂,老两口穿上新衣端坐正中,身穿盛装的子女以辈分长幼为序,依次向老人敬酒。礼毕后子女们盛情款待亲朋好友。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有较多的朝鲜人从朝鲜半岛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来源。由于当时朝鲜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特别是1869年朝鲜北部遭受大灾难,一些苦难的朝鲜农民越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来到中国,在两江沿岸一带开垦,同汉族、满族等人民杂居共处。但此时迁入人数还不很多,大多数春来秋去,居住尚不稳定。 随着日本在朝鲜侵略的加剧,大批居民为寻找生路,不顾清政府禁令,纷纷徙入中国东北边疆地区定居下来,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清光绪七年(1881)延边地区朝鲜族已达1万多人。1883年在集安、临江、新宾等县的朝鲜族居民已有7万多人。同一时期,乌苏里江沿岸一带也移入为数不少的朝鲜族农户。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