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社会科学论文范文大全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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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享乐主义 一、内容摘要：因为我们生活中具有快乐和痛苦，我们就采取相应的行为，我们追求给予我们快乐的事物，而避开引起我们痛苦的事物。——亚里士多德。 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高的善。但是，应当区分不同的快乐。解除对神灵和死亡的恐惧，节制欲望，远离政事，审慎地计量和取舍快乐与痛苦的事物，达到身体健康和心灵的平静，这是生活的目的。伊壁鸠鲁强调，在我们考量一个行动是否有趣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在追求短暂快乐的同时，也必须考虑是否可能获得更大、更持久、更强烈的快乐。——伊壁鸠鲁 满足那些残忍的冲动本身就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冲动存在和要求得到满足。——　德·萨德 事实表明，极端享乐主义不符合人的本性，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那样，享乐主义使“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孤独、恐惧、抑郁、具有依附性和破坏性。”现实生活启示我们：“只有那些能够将其不断节省下来的时间成功地‘消磨’掉的人才是快活的。” ——康德 高生产和高消费处处都成了最终目的。消费的数字成了进步的标准。结果，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成了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马尔库塞。二、享乐主义的定义享乐主义是指把追求一切能够引起自己各种感官快乐的刺激看作是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思想观念这种人一生都是在极力追求最大限度的感官享受中度过的由于感官刺激只能由本人来体验因此与享乐主义并存的是自我中心主义。“享乐主义”是指把享受玩乐作为人生的根本欲望和追求，并且不择手段地去实现和占有“享乐主义”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奢侈思想的色彩。享乐主义是指那种把享受快乐(包括感官快乐、物质的肉体的快乐)当作人生唯一目的，并以此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标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三、享乐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享乐主义产生于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是人们受到诋毁最多的一种哲学。伊壁鸠鲁是一位无神论者，“人们认为他是淫逸行为的辩护人”，他提倡人们要追求感官的享乐；“而他在生活中却始终行为高尚，特别是能够做到自我克制。”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又一次明确提出了享乐主义。这一时期，以霍布斯、拉梅特里、德·萨德、边沁穆勒为代表。　德·萨德，法国作家，对人的变态心理做了大量的描写。他所描述的人物被称为Sadist，即施虐狂患者，他的非道德论对后来的存在主义影响很大。他认为，满足那些残忍的冲动本身就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冲动存在和要求得到满足。在现代社会中，高度的物质文明，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日益方便的社会生活和日益多样的满足人的需求的手段等等，已经使现代人普遍地享受到了。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政要还是普通群众。 资本主义社会在使人们物质生活日益富有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其固有的统治方式，他们通过广告宣传、大众媒介把人的需求完全歪曲了，使人完全变成了“商品饥饿者”，使人们往往不是真的因为自己需要某种东西，而是因为别人有某种东西；不因为自己喜欢某种东西而去吃它，而是因为广告说应该吃这些东西。四、享乐主义的危害1、造成人们的精神颓废。享乐主义使人们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2、造成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人们用一切手段进行享受，用一切办法刺激自己的感官，必然造成人们的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更加紧张。3、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人们都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就必然各自为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狼。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会难以建立起来。近来，有人主张“重新定义享乐”，“给享乐松绑”；声称要“摈弃那些虚伪的文明，进入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说什么“社会进化的历史，就是享乐的发展史”，“享乐主义是进取精神的亲儿”，“享乐的人不迷茫，不懂享乐的人才迷茫”，等等。这种论调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时代在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在提高，人民生活日益富裕，但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始终是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动力，是我们党克难履险的法宝。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今后面临的任务更艰巨，问题更复杂，挑战更严峻，我们一点也不能松懈，更不能有丝毫骄傲自满、停止前进、追求享乐的念头。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经济、科技等许多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如果贪图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就会严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享乐主义是一种颓废腐朽的思想，是与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任何为享乐主义张目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脚踏实地，扎实工作，自觉抵制贪图享乐、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开拓进取。五、我们要如何看待和面对1、 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创造必要的主观条件实现人生价值需要一定的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是指社会历史条件，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个人生存条件等。这些条件既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提供前提和基础，又对人生价值的实现起着一定制约作用。承认人生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客观条件，这是坚持唯物论。实现人生价值还受主观条件影响。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人们对社会的贡献不同？解释这一现象，仅从客观条件说明是不够的，还需要从主观条件方面来认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的主观因素的差异，使人生价值有了很大的差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的两项基本活动。这是人的能动性的突出表现。正是在这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生的价值得以体现，人生价值得到实现。所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要条件。面对客观事物，如何正确认识事物，正确利用客观条件，必须依靠主观努力。主观努力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因此，创造必要的主观条件，这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强调人生价值的实现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主观条件，这是坚持了辩证法。创造必要的主观条件，主要包括：第一，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第二，脚踏实地，埋头实干。第三，顽强奋斗的精神。上述这三条是相互联系的。第一条更多的侧重于“认知”方面，第二、三两条侧重在“践行”方面，即如何“做”。人生价值的实现最终靠自己的“做”来实现的，没有实实在在的实干精神，没有奋斗精神，再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变为现实。青少年对人生都有美好的向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要从青少年时代起，不断积累积极的主观因素，以便在步入社会以后，在社会实践中，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谈到人生价值的实现时，有些人往往总是强调客观条件。确实客观条件对人生价值实现有影响。但必须看到人的能动性，看到有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走出困境，成就一番事业。如果一味强调客观条件，放弃主观努力，人生就难有作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观条件做为学习的重点。2．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怎样看待金钱在人生中的作用，这是一个人对整个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认识？没有人能否认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我们说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并不是否认金钱的作用。关键是要认识到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人们也不是用金钱来评价人生的价值。比如：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处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对被感染的危险，与病毒进行斗争，不少医务者被感染，其中也有不少人被病毒夺去了生命。对于广大医务工作者来说，救死扶伤是“白衣天使”神圣的职责，他们义无反顾走向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对于他们的行动，显然不是金钱能够解释的。因为金钱与一个人的生命之间，永远是一个不等式。如果有人用金钱来解释抗击非典的英雄们的行为，那是对生命最大的亵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如果同学们能够真正懂得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么，就可以在生活中给金钱以正确的位置，既承认金钱对人生的重要性，又不做金钱的“奴隶”。对金钱采取“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态度。在人生的道路上，追求更高的理想，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用正确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人生，要求我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应当遵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则。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积极认真，努力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他人为社会作贡献；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丰富和发展，也为我们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同时，我们也只有在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通过为他人创造幸福，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幸福，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生价值。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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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初中开始就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我的敏感脆弱，我生活在一种规范性逼近（我应该成为什么）与生成性逼近（我怎样成为什么）之中。我毕恭毕敬地成长，不间断地做三好学生，朝“理想”一步步地迈进，直到“理想”实现――我考进了中师，为许多同龄人羡慕。但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的声音存在，到了中师，这种东西全面爆发，青春期里布满了荒唐迷惘，多年以后我明白，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而我在中师的第一篇作文，就是通过一篇无厘头式的对话追问：人为什么要活着？ 这种追问使我在不同的存在哲学中摇摆，形成了我称之为“哈姆雷特”性的东西。许多时候我之所以对于名利不过分地执着，就是源于内心深处的存在追问而非道德品质。这种追问让我特殊迷恋现代派文学，让我外表平静，内心却经常饱受折磨。 我一直认为自己特殊适合从事简单单调的工作，以平衡内心的丰富敏感。比如图书治理员，流水线上的工人等，把肉体交付给程序化的工作，让灵魂在另外的地方飘逸。但是遗憾的是，我成了一名教师，从此走上了一条永远不能安妥的道路。 简单单调的工作其实很轻易提供稳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与专业化有关。但当我踏入教师这个行业以后，我沮丧地发现，教师成为一个真正专业化的职业在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了，这个职业专业性非常模糊，是一片由许许多多琐事的事件填充而成的虚空。更可怕的是，我又重新回到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之间，而规范性逼近与生成性逼近又由于缺乏专业标准而变得十分随意，让人无所适从。 真正的专业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包括与其他职业的界限，与自我生活的界限。但对教师而言，与其他职业的界限其实并不清楚，一个非师范类的学生可能比师范类的学生更适合教师岗位。与其说与专业有关，不如说与性格有关。最可怕的是，教师的职业生活无边无际地漫延，浸透了24小时――许多个夜晚，梦里我都站在讲台上，战战兢兢。这种无边无际经常让人感觉到惧怕，感觉到职业生活之外别无生活，你无处可逃，没有人告诉你“下班了”，你永远都在上班状态。我相信，许多教师既在逃逸，又无处可逃，因此事实上处于一种存在性尴尬，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漂浮状态，直至生命结束。因此教育界，乃是犬儒哲学最发达的场所。 我缺乏一种坚定的信仰，我的理想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存在性焦虑上生长出来。因此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诉求，不如说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寻求，是为了在不断地寻找中解决“我”的问题。 因为这种立场，在每一次面临抉择的时候，我总会回归自己的内心：我到底需要什么？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我会因这种选择而找到生命的意义吗？人，总是被许多机会所左右所俘获，从而迷失了自己。 朋友问我为什么加入新教育，我说是因为“不忍”。我从农村走到县城再走到都市，从西部走到南部再走到东部，从小学走到初中再走到高中，从教学走到公益再走到研究，在这种旅程中，中国的师生所遭遇的种种困惑，无奈，旁徨，是我所切身体验到并深入我生命深入构成存在焦虑的一部分的，而不是那些专家学者从外部的观察。 一年多以来，我亲历了新教育深刻而又痛苦的裂变，看到了未来可能的前景与困难，这让我振奋，让我对中国教育还抱有一线希望。 因此我经常想，或许所有新教育共同体成员都有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存在性焦虑。当这种存在性焦虑纠缠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存在性追问，才会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才会明白生命不应该是位子、帽子的附属品，而应该是它自身。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朱老师所说的“对于新教育，每个人都是过客”才显示出其意义。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奉献与牺牲，这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重新书写，只有在这种书写中，我们才能够摆脱名与利的枷锁，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否则，我们的人生便面临危险。 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新教育。 作为一个组织，也有可能在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中迷失自己。过多吸纳外在的项目、机会会让自身不堪其负并且最终崩溃，因为这只是外在的堆积。在无穷无尽的暗礁中航行，很轻易受到诱惑而迷失方向。 要不断地拾取一些东西总是轻易的，这是人的天性，也是许多组织的天性，但要学会丢掉一些东西则是困难的，然而，只有敢于丢掉一些东西的人或者组织，才可能获得真正实质的进步。只有从加法思维变为减法思维，新教育才能够触摸到自己的“存在”，并获得真正的解放。 2 我是谁--人的解读（罗索） 我认为人有四种属性，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性，思维性每一属性又分五层空白处为我还没想好 自然属性 表我: 自我受外界刺激而变，如生病（下同） 自我: 肉体 真我: 生理心理需求 本我: 新陈代谢 原我:基因 社会属性 表我: 朋友 组织(党派) 集团(公司) 自我: 家庭 国家 阶层 真我: 家族 民族 阶级 本我: 血缘 种族 原我: 意识属性 表我: 性情 情绪 潜力 自我: 人品 脾气 能力 真我: 人格 性格 天赋 本我: 人性 气质 兴趣 原我：自私 任性 思维属性 表我: 表象 观点 自我: 抽象 观念 真我: 形象 意志 思想 本我: 印象 逻辑 理想 原我: 人的所有事情都能在这里找到。自我是随时随外界刺激而变的。自我也是变的，但有一个过程。真我就需要自我调节了，但只能表面压制或激励，但不能从改变上改变，属于治标不治本，一不小心就回去了，叫屡教不改，也叫执着。自我就更难了，不能变，想变也变不了，如果硬要变，不是疯就是死，叫病入膏肓，或烂泥扶不上墙，死猪不怕开水烫，不见棺材不掉泪，当然你也可以叫它宁死不屈。至于原我，你摸都摸不到。这就是它们的区别，你可以对照自己试试，特别是意识属性。 下层的内容会影响上层的内容，但似乎并不能决定，互相影响。 本我的内容在每个人的身上是不谎模诵砸苍谡獠悖虼巳诵允遣煌模褪撬涤猩贫裰帧O衷谝话闳衔诵允亲运降模运绞遣皇粲诙竦模巧锏谋拘浴5谡饫铮锏谋拘裕ㄗ运剑┦窃遥诵裕ū疚遥┦怯猩贫竦摹5胰衔贫癫皇谴骋庖迳系母拍睿Υ哟嬖诘慕嵌热ブ匦露ㄒ澹热缍袷恰捌苹荡嬖凇保比徊荒苷庋虻ァO质抵杏幸恢秩讼不陡伤鹑瞬焕旱氖拢热缥蘩碛傻钠苹倒铮残砭褪恰岸瘛钡娜耍残碚庵秩舜硬换嵘比朔呕穑踔猎诩依锘故呛煤⒆印1疚沂歉牟坏舻模哉庵秩说拇死嗝∈歉牟坏舻模憧梢栽谙质抵泄鄄煲幌隆?/FONT>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到了没有，社会和思维属性的原我是没有内容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主观存在，而自然和意识属性是客观存在。这是推导出来的，也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这可就严重了。有可能存在“意识子”，灵魂是有家的，我否定不了它的存在。在这里我还要做一下科普，中国人对于人的精神有两个认识，一个叫魂，一个叫魄。魂是人的清醒一面，魄是人的原始一面，如古人认为僵尸就是魂飞魄不散的人，此种人六亲不认，力大无穷，但有基本生理欲望，包括谈恋爱。用现在话讲，魂就是思维，魄就是意识，相当科学，可见咱祖先多厉害。 现在科学虽很牛了，但距离清楚认识人的意识还是很远。但可以肯定，魂绝对随人死而消失的，但魄却不好说。也许魄和肉体化为泥一样，会死，但构成魄的物质却不会消失。当然魄和肉身的构成物质有什么区别就等科学的发展了。 我还想说一下人学。一直以来人学给人的印象就是讲人生观，价值观的，且多是充满教导口吻，给小孩子看的。但我理解人学应该是很全面的，所有的关于人的学问都应该归于它。包括灵魂，道德，认识论，价值论，审美等以前是哲学的范畴的。人学应该从哲学里独立出来。很多的哲学家其实是人学家，最典型的就是尼采。康德说他就回答了三个问题，都是关于人（我）的，所以本质上康德也是人学家。黎鸣说他开创了哲学向人学的转型，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没研究。但这种说法不对，没有啥比哲学还大了。无数学科脱离了哲学，似乎哲学越来越窄了，但这只是表面的狭义的哲学概念。哲学是研究存在（运动）的，无论它多么独立，它永远是存在（运动），它永远也逃不掉哲学的魔掌。哲学家常常清贫，没有工作，但也可以讲，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可以过时，只有哲学家永远不会失业，永远，永远，永远。。。。。。。。即使死了，还要被后人研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剖析当代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依据。只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问题，才能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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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自己而存在，因别人而轮回。

试论科学的精神古希腊科学----理性自由近代西方科学----意志自由科学的精神----自由

写一下神话和民族潜意识之类的如何？佛洛依德什么的不过有人写过希腊神话的论文了（其用的是实用主义哲学）那不如写一下中国神话的论文吧把它和哲学结合在一起。

正确、鲜明阐述作者观点的句子，是一篇文章的灵魂、统帅。任何一篇文章只有一个中心论点，一般可以有分论点。论点应该正确、鲜明、概括，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句，绝不可模棱两可。①正确性：论点的说服力根植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而这又取决于作者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是否正确，如果论点本身不正确，甚至是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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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不同于片面的“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社会唯名论”以及“社会唯实论”等社会哲学，它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而社会同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基础及其相互作用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实践是这种双重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人的活动既改造着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又要受到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制约，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因而现实的社会既类似于自然又不完全相同于自然，既超越个人的特性又基于个人及其活动，它是自然和精神、客观与主观、客体和主体、整体与个人相统一的完整而全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基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以这种全面而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不仅能消除以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对立(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之间的对立)，而且能使得这些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融合起来。 　　总之，我们所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史上一种真正独立、科学而完备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它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必将推动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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