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绘画艺术鉴赏论文范文高中生

现代绘画艺术鉴赏论文范文高中生

线，或称线条，是一种存在于现实生活或者美术作品中的视觉形态要素，由于它们往往是和形、体、色、光等视觉翌累同时并存的，所以，造型观念中的线，往往和视觉上的概括提炼与抽象相联系，然而这些能力的形成，又必须通过美术欣赏和美术创造的实践去训练。如何加深对“线”的概念的认识并在实践中艺术地去运用，是中学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 一、欣赏以线造型的中外美术作品，提高学生对“线”这一艺术形式的审美能力。 线条是美术最基本的造型手段，是构成视觉艺术形象的一种基本因素，无论平面的还是立体的作品；不论是写实，还是装饰；不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在长期的美术发展过程中．“线”作为美术家创造形象和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艺术语言，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越来越显示出丰富的表现力及艺术美感。中国著名绘画大师吴冠中的《山水》一画，皴染不多，主要以毛笔线条勾勒，但其中线条流畅自由，轻重虚实的变化，随意性较强，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和鲜明的时代感。法国后期野兽派大师匀蒂斯的《红沙发上的注女》（油画）以简洁概括、富子感情色而又极富装饰件的线，极为和谐、简练地勾画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少女形象。 二、重点强调中国传统美术中线的作用。 中国画的线，可以追溯到仰韶时代的彩绘画，晚周帛画，楚器漆画和汉唐壁画。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是中国最早用线的作品，鲜明、生动、挺拔的线条，描绘了漩蜗纹、弦纹以及人的面形、虫鱼、鸟兽等形象，体现了原始艺术朴素、稚拙的美。唐宋以来，随着人物画创作的兴盛，线描艺术发展到厂一个高潮。吴道子是唐代的线描大师，人们称吴氏的线条为“吴带当风”，他画中的人物，衣袖飘动，生动异常，体现了高度的“运动感”和“节奏感”，充分发挥了线描艺术的效果。南宋画家梁楷的《元祖斫竹图》是一幅“写意”线描的人物画，画中人物元祖为佛教禅宗六世祖慧能．画家用寥寥数笔，把一个正在劳动中的老翁刻画得十分生动，中国画家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从“文人画”“院体画”到民间画，对线的运用各具风采（在表现物象的同时，还传达出入的情绪），传统技法——十八描，即是各种线的生动画法。 三、东西方绘画用线的异同。 由于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东西方绘画的线在形式美感上各不相同：东方绘画中的线注重表现情感，富于韵律感和装饰美；西方绘画中的线具有较强的理性特征，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应该指出线造型在东西方美术作品中是相通的，同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多彩的艺术美盛，只是由于欣赏习惯，绘画造型的传统观念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表现方法和民族风格。从具体的作品来分析，东西方绘画线的表现特点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如二十世纪初法国的马蒂斯的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作品既有西方绘画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东方艺术的特点，给人一种新的美感享受。在我国，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国传统美术有厂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这一点更加突出，如：吴谥械淖髌吩谙叩运用上有新意，线的节奏和韵律美十分强烈和鲜明。对中外美术作品的优良传统，都应认真研究继承，在学好我国传统绘画课的基础上，还需了解西方美术。“西为中用用”，使我们民族的绘画艺术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

在20世纪初，西方出现前所未有的艺术变革，那就是——西方现代主义。其风格流派有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风格派、抽象表现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等。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有着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特征，他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和极为重要的审美思想。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人们带着精神的创伤和扭曲的心理状态，去表现强烈个人主义和精神虚无的艺术作品，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博大精深、辉煌崇高的审美理论予以颠覆。当时的人们包括那些艺术家们对待客观中的自然、社会和人以及自我关系上是失去平衡的，也同时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悲观失望和忧患恐惧。因此，作为空前浩大的现代美术变革，对传统的审美理论强力地批判和猛烈地冲击，是具有一定的鲜明性和深刻性。在高等美术教育实践中所常用的《外国美术简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被泛称为‘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的美术，包括20世纪初以来具有前卫和先锋特色，与传统美术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思潮和流派。18世纪以来欧洲哲学中重视个人人格、尊重个人创造和主体性格的‘主体论’，在进入20世纪之后得到更大的张扬。”　　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结构以及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改变，是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作为20世纪初的西方现代主义美术，人们对其看法可以说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但不管如何，从艺术的生命宗旨来看，它的创新精神和敢与上千年的传统给予颠覆的勇气还是值得学习的。　　首先，现代前卫美术在艺术思想上与传统作出决裂。不管是野兽派、表现主义还是达达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等艺术派别，都有自己的艺术主张，都是在不满传统的情况下作出强有力的反映，在作品上标新立异、另辟蹊径。因为它们都看到了传统的不足，都意识到一味地传承传统意味着艺术生命的完结。奥·佩特罗丘克在评论未来主义时这样写道：“在自己对于‘工业世纪’的陶醉中，资本主义最积极的集团和它们的思想家们，竭力摆脱许多社会、伦理和美学的准则，摆脱与它们相联系的传统及不过是在挑衅的、一往直前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习惯。”这样看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想与传统的审美理论的决裂有着必然的发展趋势，决定这种趋势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早就意识到，传统的审美规则和伦理道德，是不能使人们摆脱社会生活和精神所带来的恐惧和压力。因为所谓的古希腊罗马崇高美学精神、中世纪神性美学精神以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美学精神，对他们来说就是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就像是一头沉睡了上千年的狮子，也做着上千年的美梦，来到20世纪，被突然一声巨雷所惊醒，便迅速回到了现实。　　作为哲学大家黑格尔似乎成了预言家，持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招牌，来到了20世纪是西方现代，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承续的作用。在现代审美意识刚刚觉醒的时候，黑格尔的预言美学和“艺术科学”必将史无前例地大发展，现代审美体系和表现形式以及艺术批评从此伴随着艺术作品，也同时解释和证实这些前所未有是现代前卫美术作品。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出现，将达达主义的怪诞、荒谬引往至超现实主义的虚无梦幻之中。也就成了当时人们一时所依靠的精神武器。这样看来，现代前卫美术作品在还没到来的时候， 在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里早已孕育了。　　其次，现代前卫美术在表现形式上与传统作出了决裂。在形式上的革命，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前卫美术颠覆传统最重要的创举，也是现代主义各风格流派最具共性的一个特征。就艺术的“形式革命”，法国著名艺术理论家马克·西门尼斯在《当代美学》这样说道：　　“我们以形式革命来表现各种运动、潮流和艺术趋势，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些运动、潮流和艺术趋势就与西方几个世纪以来遵循的严格的惯例和规范体系走向了分离。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在绘画、雕塑、建筑，还有音乐艺术中，艺术家们试验着、寻找着革新和新颖的东西，他们与陈旧的教条决裂，试图从学院主义中解放出来。同样的，绘画抛弃了神圣的模拟原则，否决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自然的教条，抛弃了被文艺复兴运动确立起来的惯例所束缚着的造型艺术。”　　其实，在艺术形式的革命方面。印象派最早撼动传统绘画法则的艺术运动。可以说这种运动对现代主义有着传承的影响作用，印象派巨匠毕沙罗对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有着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塞尚那赋有哲学家的思维，为现代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的艺术贡献主要是“用色彩造型”、“艺术变形”和“几何程式”，对近百年来的现代美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对毕加索、布拉克、格里斯和蒙德里安等以形式、构成为主的画家影响最大。可以说，塞尚的出现，一切模仿自然或再现自然的艺术已经划为永恒的过去。所谓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等，乃至印象主义、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统统被颠覆了。　　那么，现代主义所追求的艺术形式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到了后来现代艺术不断地发展，艺术家们在表现艺术作品时，强烈地突出艺术的个性张扬和表现内心虚无的精神世界。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等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典型。当达达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塞尔·杜尚将工业产品小便器创作出作品《泉》的时候，在艺术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可以说他是现代艺术的先锋。对于马塞尔·杜尚艺术的影响，马克·西门尼斯同样在《当代美学》中评论道：“实际上，这一行动引发的思考至今仍然存在，在当代艺术出现危机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但是这一行为可以让人们超越那些生活习惯了公共空间。杜尚希望对画架上的绘画、视网膜艺术和二维艺术作出致命一击。无论这些制成品是否贴了标签，无论其状态是修正过还是处于自然状态。一件工业制成品或者是手工艺作坊的制成品突然入侵艺术圣殿，这不仅仅是扰乱日常美学认知，还是在和西方数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来的艺术表现体系分道扬镳。如果说艺术表现体系受到了冲击，还不如说是艺术的传统定义被押上了解剖台。”　　不难看出，在现代前卫美术作品中，传统的影子早已受到致命的一击。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美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美学观点本身的意义上来说，它最大的进步性与其价值程度，完全在于参与和发展了20世纪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它作为西方的一种艺术现象，既然存在过，并轰动一时，我们完全应该持肯定的态度来看待它并分析和研究它。　　最后，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赞美一下现代主义，它如同它的艺术形式，给人们留下的是“永恒然而又瞬息即逝”的美。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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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莫奈 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1840年生于巴黎，童年在阿佛尔渡过。他没有按照画家的常路走，而是以画漫画起家，在画漫画方面有了一些名声，并受到欧•布丹(Eugène Boudin， 1824-1898)的注意。布丹曾对莫奈说“当场画下的任何东西，总是有一种以后在画室里所不可能取得的力量、真实感和笔法的生动性。”莫奈在他今后的绘画生涯中也是按布丹说的话去做的，因为在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不久，莫奈又被荷兰的画家约翰•巴托尔•德•琼康的创作所吸引。这位画家以动荡、兴奋、活泼而且比他同时代的法国人更为活跃的笔触画小桥、村景、河岸和破旧的茅草屋。莫奈就是从布丹和琼康那里接受到了基本艺术修养的。1859年，莫奈来到巴黎，在那里见识到了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以及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的创作。他认真鉴赏了他们的绘画长处，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运用了他们的成就。但莫奈并不是他们的追随者，而是一个反叛者。莫奈并不想在学院完成他的学画过程，他只在1863年在格莱尔学院的画室里呆了一段时间。当他遇到了巴齐依（Bazille）、阿尔弗莱德•西斯莱(Alfred Sisley，1839-1899)和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以后，他便劝说他们也放弃那些学字派课程。当格莱尔学院的画室停办后，他便把他的伙伴们带到枫丹白露林边的一个小村庄——舍依，在那里画户外写生。当莫奈离开了格莱尔学院画室后，他并没有去充实他那相当贫乏的艺术修养，而是怀着火热的信念投入了自然生活的纯直觉观察；他根本不买各种理论学说的帐，而是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绘画方法。莫奈一生对造型漠不关心，他关心的是正确的层次关系。正是因为莫奈对造型格格不入，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表现出他所确实看见的事物，但也正因为此，他却表现不出事物的幻觉真实感。莫奈不只满足于能够画他所看到的事物和按照他所看见的那种方式来做画；他想要创造一种独特的效果，达到一种在绘画上似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他喜欢所有使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他描绘的河水、天空、房屋和树木都洋溢着非同寻常的生命感。他的内心满怀着难以遏止的激动；从他的观念看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然而从他本性看，他却是一个幻想家。1864年，莫奈完成了“翁费勒的塞纳河口”，此画是1865年的官方沙龙上展出，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评论家评论此画时说：“用调子所组成的和谐色彩……颇能吸引观众们的大胆感觉”。这表现出官方对人们很喜欢这幅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油画表现了丰富的中间调子和那种暗淡、沉着的色阶。向深处展开的空间，通过河岸线而处理得十分成功按照传统，河岸线标志着中景和远景。在这幅画上，出于莫奈自己的东西，就是表现在前景水的笔触和云的笔触上的“颇能吸引观众的大胆感觉”；这些笔触加强了画面的传统效果。在1866年，莫奈用了几天功夫完成并展出了他未来夫人的肖像“穿绿衣的女士——卡美伊”。这幅肖像引起了争论，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有人甚至把它同马奈的肖像画相媲美。这幅肖像充分显示出了莫奈的个性：他对造型的淡漠态度，以及这个女人的动势和她的裙子上颤动的光都赋予整幅画特殊的说服力；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动力感和生动性。同年，莫奈展出了“圣日尔曼•俄塞罗瓦教堂”一画，这幅画对于他未来风格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油画是他从罗浮宫的一个阳台上画的，这幅画是要表现树叶上的反光。并排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空气的振动，依靠这些笔触的结合而取得了绿黄色的光和绿黑色的影的生动效果。这里的用笔方法已经省印象主义①的了，但色彩还不够透明，甚至蓝色的阴影也还是浑浊的；它们画得就像是黑色。教堂和房子在颤动的树叶相比之下显得过于密集了。画中没有整体的形象，但树叶的画法却给我们透露出一点莫奈的色彩理想来“穿绿衣的女士——卡美伊”是在画室里完成的人物画；“圣日尔曼•俄塞罗瓦教堂”是在外光下画成的风景画。“花园中的女人”一画把这两种观察方法结合起来了。这里的画面基本上是根据一幅照片安排的，这说明莫奈并不介意使构图服从了自然景物的偶然性。照片本来也该使莫奈想到空间的深远效果的，然而，莫奈对此也并未介意。使他感兴趣的仅仅是平面和色彩对比而已。正因为这幅画的人物没有立体感和起伏，色彩才能在这里大放其光彩和充分显示其多样性。妇女衣裙上的花饰，草坪上的鲜花，突出在大片浓绿之中的叶子，从树叶的空隙之间透露出来的天空，穿透阴影的光线，这一切造成了一幅色彩妍丽的镶嵌画的效果。但这幅油画缺乏色调效果：光线和阴影落在了人物所占据的同一个平面上，因此，光线不能渗透人体，不能成为形的实体。大片固有色起了过多的作用。所有这些合在一起，与其说是真实表现了所见的事物，不如说是一种公式，但这种公式正是一个空前大胆的纲领。这一纲领的公式化一旦消失，光线便将渗入中间调子，生命也将渗透每一个笔触，而整体的统一也就将要形成，那时，艺术就会变得花团锦簇，印象主义就要完全成熟了。 1872年，莫奈创作了扬名于世的 “印象，日出”。这幅油画描绘的是透过薄雾观望阿佛尔港口日出的景象。直接戳点的绘画笔触描绘出晨雾中不清晰的背景，多种色彩赋予了水面无限的光辉，并非准确地描画使那些小船依稀可见。这幅画在1874年3月25日开幕的印象派画家第1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这幅作品是莫奈画作中最具典型的一幅。莫奈在视觉观察方面无疑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他善于从光与色的相互关系中发现前人从未发现的某种现象。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光与色上，从而找到了最适于表达光与色的明度差别变化的形式，他把这种光色明度差别变化从绘画的各种其它因素中抽象出来，把它提到了不可攀登的高度。莫奈的视觉观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非凡的，可是在这种观察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他所看见的东西同他所感觉和他所想象的东西之间关系又是如何的呢？莫奈在1874-78年间在阿尔让特依所画的一些画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如创作于1872年的“阿尔让特依的帆船”。在这幅图里中间调子代替了色彩对比，但不是借了色彩的混合，而是通过形成一种光的综合作用的色彩分解或组合。黑色已不再出现于画家的调色板，剩下的只是造成明与暗的光谱色彩，它们形成了形的实体。统一的色彩风格很自然地遍及整个画面：远景和近景，物体、水和天空，把这一切改造成为一种美妙动人的景象，而浑然一片、不分层次的空间透视，则把这远景和近景联成一个整体。紫色和黄色的调子同河水和天空的蔚蓝色交织在一起，这些颜色的调子差别把这些自然现象区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平静如镜的河面，仿佛就成了天穹的基础。几何学的透视已被忘却；它已让空气的不断运动代替了。每一种颜色单独看来十分柔和，它们的整体却又是强烈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天边焰火弥漫，白昼即将消逝的图景，一条大帆船静静地停在一片灰色的半阴影之中。这是一个幻想家的直观，在这烟雾缭绕、夕阳西下、一片忧郁的气氛之中，莫奈仿佛就是那光的生命，直接参与着它的逐渐熄灭。这是莫奈创作中的丰收时期，是他创作了色彩的传奇。 圣拉查尔火车站绘于1877年的“圣拉查尔火车站”是一幅表现巴黎火车站的画，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场面的实际“印象”。莫奈神往于光线穿过玻璃顶棚射向蒸气烟云的效果，神往于从混沌之中显现出来的机车和车厢的形状。莫奈相信光线和空气的神奇效果是最为重要的，他巧妙的平衡了画面的调子和色彩，这幅画出色的表现了力量、空间、对比和运动。 1883年莫奈过日维尔尼定居，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小花园，以便在那里画画；他在池溏里种了许多莲花，这使他发现了实现他纲领的主题：画一些坚硬的形体、水和空气，尽量使它们融合在一起。这便产生的组画“睡莲”，“仙女池，玫瑰色的和谐”就是这组画其中之一。这幅画反映了莫奈一种物我两融的愿望，但它没有一点悲怆的情调。每一个研究莫奈创作活动发展的人都会发现，如果说最初的命运促成了莫奈的发展趋势，那么后来就是他自已创造了他的命运。之所以莫奈成为“印象主义”风格奠基人、被他的朋友公认为“班首”，是因为莫奈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从所周知，印象主义意味着感觉和观察方式的变革，它不仅改变了绘画，而且改变了雕塑、音乐、文学，就是到了今天，它也没有失去影响力，仍然改变着我们。简历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 1840年2月14日生于法国巴黎。父亲库路多•阿多洛夫•莫奈是位商人。 1845年 来到法国北部港口阿佛尔，在那时上学。在上学期间，莫奈唯一的爱好就是绘画，故此学习成绩不佳。 1855年 莫奈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他的漫画在文具店里展出并出售，价格为每幅20法郎。由画商介绍结识风景画家欧•布丹（Boudin），受布丹影响莫奈对大自然充满着热爱，开始学习用油画和素描来画风景。从1858年 莫奈开始从布丹那里接受了不同于学院派的绘画思想，学习并动笔画外光画，并鲁昂的展览会上展出一幅作品。 1859年5月 来到巴黎，在巴黎他见识到了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让-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罗（Jean B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以及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的创作。 1860年 莫奈进了斯维赛学院，练习人体写生。在这里，他接触了后来成为印象派的一些画家，比如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等。同年秋天，莫奈被编入法国的非洲军团到阿尔及尔服兵役。在服兵役期间，部队允许他作画，在那里，他曾为队长的夫人画了肖像。 1862年初 因为贫血，莫奈从军营回到阿佛尔家里养病。这时，他认识了荷兰画家琼康，并与琼康及布丹（Boudin）一起从事创作。 1863年 借复活节的休假之机，莫奈将同窗的画友带到了巴黎南郊巴比松村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在那里进行创作。在外光下，大家创作了一批具有巴比松风格的作品。 1864年 莫奈来到了昂弗勒作画。在这里，莫奈的两幅描绘塞纳河的风景画《落潮的埃沃海角》与《昂弗勒港》被选入1865年的官方沙龙。 1866年 以恋人卡缪为模特的、全身大幅肖像画《穿绿衣的女仕》在沙龙展出，该画受到了评论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l841-1902）的好评。同年夏天，莫奈创作的《庭院里的女人们》，在1867年的沙龙中落选。1866年的秋天，为了避开讨债的人，莫奈自毁了约200幅作品后，回到阿佛尔。 1867年 怀孕的卡缪为莫奈的父亲所不容，留在了巴黎，莫奈住在姑母家。7月卡缪生下第一个孩子，只好请在巴黎的巴齐依作教父代为照顾。此后的几年中，莫奈始终在阿佛尔及其附近，与布丹、琼康，有时与库尔贝一起作画。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与父亲的关系紧张，经济拮据、生活艰难。为此，莫奈曾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 1869年 他回到巴黎，参加了"盖尔波瓦咖啡馆"里艺术家的聚会。可能因为很早就离开了学校，自感在受教育方面的不足，故而很少参与争论。这时他已经非常穷困。 1870年6月 莫奈与卡缪正式结婚。9月，莫奈将妻、子托付给布丹照顾，只身一人去了伦敦。在那里与杜比尼（Charles-Francois Daubigny，1817-1878）、毕沙罗相会，然后，和毕沙罗一起在泰晤士河及公园中作画。在参观美术馆时，英国画家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1775-1851）、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的作品，使其为之倾倒。为了给莫奈的作品找到销路，经杜比尼介绍，在这里认识了画商丢朗•吕厄。此人对于穷画家们表示了同情，在经济方面从此一直在支援着他们。 1871年初 莫奈的父亲去世，他离开英国。在杜比尼的动员下，到了荷兰并滞留到年底。1872年 莫奈创作了日出后扬名于世的《日出•印象》，并在1874年3月25日开幕的印象派画家第1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 1873年 回到巴黎后，在马奈的帮助下，莫奈在巴黎以北的阿让特伊定居。并在塞纳河上建造了船上的画室。此时，与他一起创作的还有阿尔弗莱德•西斯莱(Alfred Sisley，1839-1899)、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 1875年 莫奈在经济上再次跌入窘境的。 1876年 在第2次联合展览会上，展出莫奈作品18件。 1877年 第3次联合展览会在丢朗•吕厄的画店中举办，展出莫奈作品30件。 1878年3月 下第2个孩子，莫奈又面临困境。1879年 卡缪生去世。1880年 大海成了莫奈新的创作源泉。此后的几年当中，在英法海峡的海岸、埃托塔等地，莫奈多次捕捉光与影的瞬间效果，创作了一批较之以前更富有冲击力的作品，为此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作莫奈的"埃托塔时代"，《埃托塔的崖》、《埃托塔的曼努普特》是这个时期作品中的两件。1882年3月1日 第7次联合展览会开幕，这次展览会中有莫奈作品35件。 1883年 莫奈开始在日维尔尼定居后，再也没有迁居。画家晚年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886年 第8次联合展览，也是最后的一次，莫奈没有参加。它标志着印象主义运动的解体。 1889年6月 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莫奈与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两位大师举办了作品的联合展出，其中包括1864－1889年莫奈的作品66件，博得了好评。 1890年后 莫奈创作了若干组作品，即"组画"。1890-1891年间 创造了"干草垛组画"。 1891-1892年间 同样的作法创作了"白杨组画"。 1890-1894年间 创作了"伦敦风光组画"。 1892-1894年间 创作"鲁昂大教堂组画"。1900年11月 在丢朗?吕厄的画廊展出莫奈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作的《池中睡莲》组画26件，获得极大成功。1904年 又在该画廊展出了刚刚完成的有关泰晤士河风光的组画。1908年9-12月 莫奈与夫人阿里斯一起前往威尼斯旅行。在那里他创作的作品达30多件。1911年5月 莫奈的第2位妻子阿里斯又先他而去。莫奈深陷于悲痛之中，视力也随之下降。 1914年 47岁的长子在长期患病后不幸亡故，已是高龄的莫奈更是形单影孤。莫奈在自己的庭院中建成了长23米、宽20米、高15米的大画室，并着手创作大型装饰画《睡莲》系列。1922年3月 他决定将完成后的该大型装饰画捐给自己的祖国。4月12日，他在"赠与书"上签了名。不久，由于白内障，画家几乎丧失了视力。9月，被医生禁止作画。转年后，经过手术，视力有所恢复。1925年 85岁的老画家独自一人，又在画室、室外投入了大型壁画的创作之中。2月4日，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大型壁画《睡莲》终于完成。 1926年2月6日 就在这件巨作完成的第2天莫奈永远地告别了人间。

摘要 ：论文摘要应概括地反映出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内容、方法、成果和结论。摘要中不宜使用公式、图表，不标注引用文献编号。摘要以300～500字为宜。关键词：关键词是供检索用的主题词条，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通用技术词条（参照相应的技术术语标准）。关键词一般为3～5个，按词条的外延层次排列（外延大的排在前面）。目录：目录应按章、节、条三级标题编写，要求标题层次清晰。目录中的标题要与正文中标题一致。目录中应包括绪论、论文主体、结论、致谢、参考文献、附录等。 论文正文：论文正文是毕业设计(论文)的主体和核心部分，一般应包括绪论、论文主体及结论等部分，论文的正文部分根据专业特点由系主任做出具体要求。 致谢 ：致谢中主要感谢导师和对论文工作有直接贡献及帮助的人士和单位。 参考文献：按论文正文中出现的顺序列出直接引用的主要参考文献，毕业设计(论文)的撰写应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凡有引用他人成果之处，均应按论文中所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参考文献中。并且只应列出正文中以标注形式引用或参考的有关著作和论文。一篇论著在论文中多处引用时，在参考文献中只应出现一次，序号以第一次出现的位置为准。 我有范文

现代绘画艺术鉴赏论文范文大全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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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美术鉴赏美术鉴赏课是给学生介绍美术知识、剖析美术作品、揭示美术规律、指导美术欣赏的课程。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认知技巧，提高他们辨别、分析、反省、判断的能力并开阔知识视野，陶冶情操。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如何上好美术鉴赏课。一、让学生多欣赏优秀的美术作品正如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所说的：“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只有学生多看、多思考，对一些艺术语言（如点、线、面、体、空间、光、色、材质、肌理）和艺术流派（如现代中国的岭南派、西方的印象派）等美术知识才能逐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可通过欣赏展子虔的《游春图》、阎立本的《步辇图》、韩滉的《五牛图》、徐渭的《杂花图卷》、蒋兆和的《流民图》等众多名家的作品体会中国画融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印章于一炉，诗、书、画、印相映生辉，这也是任何绘画艺术都没有的独特艺术形式。另外中国画的墨色变化和以线条为主的勾、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多种表现手法，具有高度的提炼概括技巧，充分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因而成为光辉灿烂的民族绘画艺术。中国画线条的美感是油画所没有的。二、多给学生介绍美术的类别及基本知识给学生介绍美术基本知识，特别是有关美术的分类和各类美术的主要特点，以及美术的主要艺术语言以及作用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各类美术的特点和美术的主要艺术语言，去理解各类美术作品，真正领会各类美术作品各自不同的艺术魅力。例如，从大的方面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和设计美术以及建筑和园林艺术等四大类。也可将书艺（书法、篆刻等）和摄影艺术归入美术的范围共六大类。绘画艺术，从绘画的社会功能和表现形式来分，绘画可分为招贴画、年画、连环画、漫画、组画、插图等。从绘画的题材来分，绘画可分为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风景画、静物画等。从绘画使用的工具、材料和技法来分，绘画分为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粉画、版画、壁画、素描等画种。其中一些画种根据使用的材料和工具的不同，又可分为更细的艺术样式。如版画又可分成木刻、铜版画、石版画、丝网版画、胶版画等。其中木刻又可分成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套色木刻等。三、多介绍艺术作品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给学生介绍美术作品时，多介绍一些美术作品的作者及历史文化背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来理解和体会作者特定生活经验和生活阅历。例如，罗中立的《父亲》是1980年根据画家在大巴山生活的体验以及与农民结下的深情，创作了这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中的艺术形象来源于一位淘粪的农民“。20世纪70年代农民进城主要是淘粪，把粪作肥料。为了这个肥料，生产队、公社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就是为了这个肥料，画家附近的厕所里都有农民住在里面，那时候城里面每一个厕所都有农民住在里面。农民过年的时候也守在那个地方，年三十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团圆，那个农民家就住在那个厕所，一年四季都住在那个地方，吃饭烧火都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那个神态和姿势引起我很大的震动，这个农民一年四季都没有回家。”画家罗中立回忆说：“我的一生跟农民肯定是分不开的。《父亲》这幅画创作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会引起社会上这样大的反响，《父亲》这幅画实际上是宣告一个神的时代结束，一个人的时代开始……《父亲》画了近30年了，它的主题概括了我们民族的历史、沧桑，绘画语言和表现手法上首次借用了西方超级写实主义（照相写实）手法，所以当时会引起那么多关注。但它持续引起关注许多年，我想是因为那件作品内含的主题，它已是一个时期的文化符号。”只有让学生了解《父亲》的创作背景，才能更深刻地了解长期的艰辛岁月造成父亲这一形象的一条条皱纹、柴耙似的双手，以及缺牙的嘴巴，为什么会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一代人的形象。四、多讲解美术史方面的知识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产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其作品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和明确的倾向性。在当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情况下，鲁迅先生介绍欧洲版画，组织木刻青年和提倡新兴木刻运动，其目的是将木刻作为有力的武器向敌人发动进攻。用刻刀和生命坚持其主张，为了精神和理想，这些木刻家们不仅仅是艺术家，更主要的是革命的斗士。他们用自己手中的刻刀直接介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以至于被查封展览，或是被捕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捣练图》系唐代画家张萱之作。此图描绘了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络线、熨平、缝制劳动操作时的情景。画中人物动作凝神自然、细节刻画生动，使人看出扯绢时用力的微微后退后仰，表现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其线条工细遒劲，设色富丽，其“丰肥体”的人物造型，表现出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格。 《捣练图》工笔重彩，亦系宋徽宗摹本，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捣练图》描绘了从捣练到熨练各种活动中的妇女们的情态，刻画了不同人物的仪容与性格。表现的是妇女捣练缝衣的场面，人物间的相互关系生动而自然。从事同一活动的人，由于身份、年龄、分工的不同，动作、表情各个不一，并且分别体现了人物的特点。人物形象逼真，刻画维肖，流畅，设色艳而不俗，反映出盛唐崇尚健康丰腴的审美情趣，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物造型的典型时代风格。 执绢的妇女身躯稍向后仰，似在微微着力；熨练妇女认真专注的表情，端丽的仪容，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温厚从容的心情。在绢下好奇地窥视的女孩，以及畏热而回首的煽火女童，都生动引人。画家表现妇女捣练活动，不只是描绘捣练、络线、织修、熨烫等的活动过程，他既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又注意刻画某些富有情趣的细节，使得所反映的内容，更具有生活气息。 唐代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发展到繁荣昌盛的时代。当时的绘画兴旺鼎盛，产生出近四百名有史可查的优秀画家，遗留下诸多异彩焕发的艺术杰作。现在让我浅释张萱及传其所绘的《捣练图》。 张萱（公元713—741年），京兆（陕西省西安）人，开元时曾任史馆画直。“善起草”，对亭台、树木、花鸟、皆穷其妙，尤擅长仕女画。在《宣和画谱》所载绘画作品中，有不少是描绘贵族妇女游春、梳妆、鼓琴、奏乐、横笛、藏迷、赏雪等悠雅闲散生活场景的画迹。画中的贵族妇女大都具有曲眉丰颊，体态肥硕、服装头饰繁缛华丽的突出特点，被称做“绮罗人物”。在他之前，以妇女为专题的绘画不多，专画妇女现实生活的就更少见，象顾恺之《女史箴图》一类的画，大都是和宣扬封建道德戒规相联系的。从这一角度看张萱画现实生活中的妇女题材，有一定进步意义。当然他画妇女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地主阶级填补精神空虚服务的。 在仕女画发展的早期——汉魏晋时期，画家笔下的仕女多是秀骨清相，薄衣广袖。在这一时期绘画理论著作中称仕女画家为“青工绮罗”。到仕女画发展到中期的唐五代时期，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始有“仕女’”之称。画家创作的仕女形象也演变成张萱画中所描绘的形象，以求更加符合于当朝统治者的审美趣味。在唐代，精工仕女的画家有张萱、周肋等，张萱是周昉的的老师，其工细妍丽，代表了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格。但因时代久远，张萱的绘画作品多数都散佚无存。现存的《捣练图》卷、《虢国夫人游春图》卷和《武后行从图》虽或为后人摹本，但仍可令人窥见其绘画技艺之一斑。 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捣练图》卷是一幅工笔重设色画，表现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练”是一种丝织品，刚刚织成时质地坚硬，必须经过沸煮、漂白，再用杵捣，才能变得柔软洁白。这幅长卷式的画画上共刻画了十二个人物形象，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织线、熨烫三组场面。第一组描绘四个人以木杵捣练的情景；第二组画两人，一人坐在地毡上理线，一人坐于凳上缝纫，组成了织线的情景；第三组是几人熨烫的场景，还有一个年少的女孩，淘气地从布底下窜来窜去。。画家采用“散点透视法”进行构图，把整个捣练的劳动场面分三部分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他不单纯图解劳动的程序步骤，而是注重对劳动场面中流露情绪的细小动作的描绘，似求得更好地展示出笔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如捣练中的挽袖，缝衣时灵巧的理线，扯练时微微着力的后退，几个小孩的穿插，一女孩在煽火时以袖遮面及另一女孩出神地观看熨练等，使画面中的人物与场景真实生动，充满生活情趣。显然，这是画家熟悉生活、认真观察的结果，体现了唐代仕女画在写实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画家以细劲圆浑、刚柔相济的墨线勾勒出画中人物形象，辅以柔和鲜艳的重色，塑造的人物形象端庄丰腴，情态生动，完全符合张萱所画人物“丰颊肥体”’的特点在技法的运用上也与之相差无几，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张萱、周昉仕女画及唐代仕女画成就的重要参考资料。 米勒于1857年完成的《拾穗者》，本来是一幅描写农村夏收劳动的一个极其平凡的场面，可是它在当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却远不是画家所能意料的。 这幅画原来的题目是《八月》。表现的是一个收获场面使富饶美丽的农村自然景色与农民的辛酸劳动形成了对比。接近米勒的几位社会活动家看到了这幅画中可贵的真实，建议画家修改构图直至最后前景上只剩下三个拾穗粒的农妇形象。这一修改，竟使作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 这幅表现农民境况的《拾穗者》在沙龙展出后，引起了资产阶级舆论界的广泛注意。一些评论家写文章说：画家在这里是蕴有政治意图的，画上的农民有抗议声。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说：“这三个拾穗者如此自命不凡，简直就象三个司命运的女神。”《费加罗报》上的一篇文章甚至耸人听闻地说：“这三个突出在阴霾的天空前的拾穗者后面，有民众暴动的刀枪和1793年的断头台。” 发人深思的是，《拾穗者》何以能产生如此大的震动？米勒的一位艺术辩护人朱理·卡斯塔奈里曾这样来描述这幅画：“现代艺术家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下的乞丐的确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当远处主人满载麦子的大车在重压下呻吟时，我看到三个弯腰的农妇正在收获过的田里捡拾落穗，这比见到一个圣者殉难还要痛苦地抓住我的心灵。这幅油画，使人产生可怕的忧虑。它不象库尔贝的某些画那样，成为激昂的政治演说或者社会论文，它是一件艺术品，非常之美而单纯，独立于议论之外。它的主题非常动人，精确；但画得那样坦率，使它高出于一般党派争论之上，从而无需撒谎，也无需使用夸张手法，就表现出了那真实而伟大的自然篇章，犹如荷马和维吉尔的诗篇。” 《拾穗者》是米勒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是一幅十分真实的，亲切美丽，而又给人以丰富联想的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从中不难看出画家对劳动的甘苦，特别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意义是有着切身的深刻体验的。整个作品的手法极为简洁朴实，晴朗的天空和金黄色的麦地显得十分和谐，丰富的色彩统一于柔和的调子之中，它像米勒的其它代表作一样，虽然所画的内容通俗易懂，简明单纯，但又绝不是平庸浅薄，一览无余，而是寓意深长，发人深思，这是米勒艺术的重要特色。米勒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在师，他的大量的以农民题材为主的油画、素描、版画至今仍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与鼓舞。 《拾穗者》描写了一个农村中最普通的情景：秋天，金黄色的田野看上去一望无际，麦收后的土地上，有三个农妇正弯着身子十分细心地拾取遗落的麦穗，以补充家中的食物。她们身后那堆得像小山似的麦垛，似乎和她们毫不相关。我们虽然看不清这三个农妇的相貌及脸部的表情，但米勒却将她们的身姿描绘有古典雕刻一般庄重的美。三个农妇的动作，略有角度的不同，又有动作连环的美，好像是一个农妇拾穗动作分解图。扎红色头巾的农妇正快速的拾着，另一只手握着麦穗的袋子里那一大束，看得出她已经捡了一会了，袋子里小有收获；扎兰头巾的妇女已经被不断重复的一上一下弯腰动作累坏了，她显得疲惫不堪，将左手撑在腰后，来支撑身体的力量；画右边的妇女，侧脸半弯着腰，手里捏着一束麦子，正仔细巡视那那已经拾过一遍的麦地，看是否有漏捡的麦穗。农妇们就是如此往复地劳动着，为了全家的温饱，怀着对每粒粮食的感情，耐心而不辞辛苦地拾着麦穗。 画面上，米勒使用了迷人的暖黄色调，红、蓝二块头巾那种沉稳的浓郁色彩也融化在黄色中，整个画面安静而又庄重，牧歌式地传达了米勒对农民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和米勒对农村生活的特别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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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一是他通过他的地位组建了翰林书画院，是的宋朝的书画发展。对于宋徽宗本人，一是他的绘画作品，一是他的书法作品分开论述。理解与认识一定要结合他对整个时代风格的引领作用。材料如下：一、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 作为一代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画家，在历史上有“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见邓椿《画继》卷一）的美誉。他天资聪颖，擅诗词、通音律，对书画极富于鉴赏力。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崇尚道教，自称“道君”，但他“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所以他在位上，“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见《画继》）并且把上至曹不兴，下至黄居采的画集为100帙列14 门，总1500件，又把自己以及画院画家的写生画，集合成册，“累至千册”，命名为《宣和睿览集》。他对花鸟静物的观察十分认真细致，精审物理物性。在艺术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对于不同风格都能兼收并蓄，从他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史载，宋徽宗画学吴元瑜，作为崔白画派的重要画家吴元瑜，以崔白画派精神、薛稷秀骨书法影响宋徽宗是很自然的。崔白、吴元瑜的花鸟画是继“黄荃富贵”勾勒填彩画法之后的一种新画风，在技法上有大笔挥洒的成份，画面重视意境的营造，景物与自然环境谐和统一。而宋徽宗的花鸟画，正是有崔、吴一路画风的遗意。但宋徽宗也不是专师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在前代画家中，五代花鸟画家唐希雅对宋徽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徽宗对唐希雅的绘画情有独钟，不仅对他的作品极力推崇，而且还用心追摹，把唐画的题材、技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予以自由的运用。北宋画坛，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表现主观情趣，注重水墨技法和笔墨趣味的文人画兴起，重视诗画一体，表现文人情怀。宋徽宗受文人画家影响，把水墨画引入宫廷画院，所以他的画既有宫廷画物象造型的严谨写实和雍容气质，又有文人抒情写意的放纵简淡，改变了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为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书法入画，也是宋徽宗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书法用笔学薛稷、薛矅和禇遂良的挺瘦劲利秀润，可以称得上铁画银钩。在结构笔势上取黄庭坚的舒展挺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号称“瘦金体”。其书法的线条细瘦刚劲，用笔的爽快洒脱，笔势的圆转流畅，显得自由活泼、精致优美，很有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这种书写的风格又与他的画风是统一的。他能用自己特有的笔调生动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宋徽宗能够在花鸟画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与他对花鸟画意义认识的深度也是有关的。在体现宋徽宗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太平，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认识到在自然界的花鸟也有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指出花鸟是“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者，所以才“葩华秀茂”。花鸟的形象自古以来为圣人所用，认为花鸟画中的自然“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正是基于对花鸟画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鸟语花香图》纸本，设色，纵 2厘米，横3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签押，钤双龙御玺。明清内府鉴藏玺“广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和其它收藏印共16枚。 此图是一幅精心巧制的工笔花鸟画佳作，构图安排主次分明，疏密有致。整幅画面的色彩虽红绿搭配，但对比调和。绿叶采用花青，有的叶色彩偏黄，因而显得并不过火，沉稳而又艳丽。花枝迎风摆动，花瓣亦使人感到随风吹拂而微微摇动，生意盎然。两只安逸的麻雀敛羽憩息，神姿灵动，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文雅秀美的意趣。宋徽宗的花鸟画，虽然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而又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古梅锦鸡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款押，钤双龙玺印。有“广运之宝”、“乾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1枚。 画面的上部由老梅新枝分割填充，老树粗干屈曲干枯、瘦硬洞裂，其中一枝如虬龙探水，直伸下部。其它梅枝则弯曲纠缠，或昂扬上冲，或把臂交错，颇具拟人色彩。枝头白梅绽放，浓香四溢，引得一只山雀俯身下冲，为枯干增添了生气。两只锦鸡相向而对，栖息在老梅的粗干上，其中一只画得完整无憾，生动传神，从转侧的头部到长长的雉尾，都传达了生动的姿态和准确的头、颈、身躯的关系。另一只锦鸡虽画得简括，但也十分准确，头、颈以短线以示轮廓、毛质，显得蓬松实在。同样两只锦鸡详写略写都活灵活现，切合情理。不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充分显示了作者注意写生和深入观察的立足于生活的艺术观。此图的土坡、树木等处的皴法，是较为随意地拖带擦染，生动熟练地表现了土坡的体量感，透视层次和树木的枯荣，形体变化。为了丰富画面，作者在左中部位画了一簇红花绿叶，面积虽小，都引人注目，打破了整个画面偏灰的调子，由此可见画家的艺术匠心。《彩羽鸣春图》（图11），纸本设色，纵8厘米，横6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另有元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题：“宣和妙笔、希世珍品，得者宝之，柯九思题。”上有“广运之宝”、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8枚。 两株前后交错的巨松苍老古奇，画法具有挺健苍劲的笔感，顿挫有力，从大处把握了古松的动态与雄姿。以虚爽的用笔圆松皮，大小相连，取形圆中带方，给人以刚毅之感。圈皴偏于两侧而中间虚空。在勾皴之后渲染以淡赤者，松干有爽健硬朗，深厚滋华的状貌。松针以平饰松针法用扇形展开，极具装饰意味。这是宋代宫廷花鸟画往往注力于自然花木的人工雕凿与美化，带有玩物观赏的意味，作者这样处理，正反映了宫廷绘画审美的好尚。 两只锦鸡运用精细的勾勒法，羽毛的勾线细如毫发。雄雉雪白的背羽和尾羽，雌雉的彩色羽翅和顶羽，都用极细腻的晕染手法，美观出片片羽毛递盖的质感和色感。状物写生的精工，代表了宋代院体画周密不苟的写生传统的精髓。在准确描写物态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意的表达，两只悠闲俊逸的锦鸡亲慝相依的神态，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情感色彩，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愉悦。 在艺术形式，松树的硬健而带有金石意味的笔法，与锦鸡柔和细致的笔调形成一种对比，以刚济柔，以粗衬细，从而使画面主体的锦鸡格外引人注目，而不致于被繁琐的背景所淹没。这一方面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处理繁简、刚柔的艺术构思和创意才能。《春枝鸣禽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上有“广运之宝”、“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7枚。 画面描写古梅翠竹中，有群山雀栖息翔集，噪声满纸，展现了一幅春光烂漫的动人景色。山雀的造型，准确生动，或相互偎依亲昵，或相互对鸣呼应，形态、神态一一具足。梅树和翠竹，用双勾渲染，略施浅色，用笔较为奔放，具有跌宕之势。但整幅图总体上看，法度谨严，起笔收笔之间，形象与形象转接之间，稳健沉着，气脉连贯，加强了整体浑然统一的效果。这是一幅工丽精致的佳作，显示出画家精深扎实的艺术功底。三、宋徽宗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天纵其才，当干戈扰攘，万几倥偬之际，爱画之心仍不稍懈。中国历代帝王中精于绘画者不少，但能象宋徽宗这样如此精妙绝伦，实在是绝无仅有。既使是专门的大画家，也达不到宋徽宗绘画成就的高度。所以，宋徽宗在绘画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1、精工写实 宋徽宗嗜画，自谓“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画风严谨，长于摹写物态，体物之工，描写之精，前无能比。 绘画创作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再现和摹仿，绘画作品是对事物进行再次和摹仿的结果。所以，美术创作及其作品的产生、意义、评价标准，都理所当然地要到这个被再现、被摹仿的世界里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美术基本特征的一个朴素学说。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的《易经•系》中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说的是八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与绘画之源是对世界的模仿。天地山川、万物生灵，都是先人模仿的对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有西晋文学家、书画家陆机所言的“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论说，明确提出了绘画是客观世界的再现。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被张彦远阐述为“夫象物必于形似，形似湏全其骨气”，其意也是绘画必须做到再现事物的形状。这个观念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所以宋徽宗的绘画对客观事物细微的认识体察和描绘再现，获得了当时及后世一致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的画能存世流芳的重要原因了。 张怀邦云：“画，造手理者，能画物之妙；昩手理者，则失物之真……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引自韩拙《山水纯全集》张怀邦《后序》）宋画以象真为基础，但也不是为物所构的忠实的写真，而是经过画家性情陶溶的物象和自然。上引所说的宋画是“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这个“物之微妙”就是物的“理”，理者，有条不紊，有绪不杂，各有神明，即是物的基本法则。所以宋人的绘画特色是抽象的写真，是哲学化的，艺术化的绘画。宋画虽以象真为贵，但其所象的真乃是抽象的而非是具体的，集中的而非普通的，具有以一个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美学与意境》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再现理论作过这样的结论：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心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真实的生命。所以有种美术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的坐骑（韩干），画鱼则能吹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不敢再来，以针刺像可使邻女心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美术家的最高任务在于能创造真实，创新生命。美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真实。（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以上观点来看宋徽宗绘画的本体内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真实的再现，成了宋徽宗绘画活动本体规定的第一途径。观月季的“四时朝暮”心、蕊、叶的不同，察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精微细致，只有这样的体察和认识才是绘画创作的终极来源。宋徽宗的对绘画精神的这一把握，成了当时的主导潮流，并贯穿古今，并决定了一定美术活动的本体内容，使得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代。宋徽宗可谓功莫大焉！虽然以后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明、清三朝强调绘画是感觉、情思、内心情绪表达的表现观念，但绘画是再现自然和生活的基本性格和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宋代的主流画风以画院画风为主，其成熟也就在宋徽宗时期。从徽宗皇帝画院画风来看，集中了这样三个传统，一是黄家富贵，赵佶的画精工绮艳，就属于黄派传统；二是崔白，吴元瑜传统。崔白、崔悫兄弟、吴元瑜等继承了徐煕的水墨渲染、色彩淡泊。但徽宗皇帝更强调“写生”，对客观对象仔细观察，赵佶的画把讲究法度、谨细拟物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描画对象上不许有姿态、数目、季节上的差错，如前所述的“日中月季”、“孔雀登墩”。在画院教学中，要求先有起稿构图和稿样，满意了，然后上真，在这严格的过程中，“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别令他思。”（见邓椿《画继》）以保证绘画的法度之精。三是郭煕、苏轼、黄庭坚的文人传统，讲究学养胸襟，强调画外之意。特别看重画与诗的汇通，注重画的诗意。这三个传统构成了赵佶绘画的艺术成就；讲究法度，谨细拟物，形神兼备，意在画外。所以画史上总是从法度之精和传神之妙这两方面来评价宋徽宗的画： 游戏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过人。（见《可斋续稿》前卷四） 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见汤垕《画鉴》） 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五） 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几欲活动……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天下之至神圣精也。（见邓椿《画继》） 宋徽宗画风的谨细拟物、至神至精，一方面是朝廷秩序、社会伦常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反映。由此而来的“神”，应该说是既有旧的传统的沉淀，又有新的内容的开拓。 2、形神兼备 在中国绘画史上，“神品”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社会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界，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作纯粹审美对象来把玩、鉴赏。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和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性改造成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从顾恺之到宋徽宗都是如此。他们创作的绘画神品，有助于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人的情操，养成向上的人格精神，在审美上偏重于政治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社会化特点。 宋徽宗的院画神品，是以形写神，以形开始，由形而神，这个形基本上就是外物之形，必然要求谨细拟物。但他也注重绘画的神韵，讲究情趣与品味。把这种神韵意味落实到技术层面，就是画面的尚简。画面之简，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空白意味，“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境。”（见苏轼《送参廖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审美心理本来就有自身的完美机能，对于画面的空白，观者自己会按照一种最美的方式去填补。这样，画的空白不仅带来一般的余味，而且产生使各种类型的观者都满意的余味。宋代画院的画中，宋徽宗是深得绘画的尚简之妙的。 画院代表一种皇家的审美趣味，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画院的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圈和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和变化也反映到画院里面来，从而引起全社会的注目。画院既是一个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又是一个服从权威的中心。画风以帝王的确认为标准，以帝王的爱好为转移。宋徽宗曾特地把逸神关系重排，让神品第一、逸品第二。宋徽宗大力倡导绘画的“神品”，具有这样一些含义： 1、神品的“神”的绘画艺术，能力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只有才智出众，经过良好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社会的接受层都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作品。 2、神品贯彻儒家的审美思想，重视体现人际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紧密相连。美必须从属于善，是“仁”与“礼”的外在形式和手段，要求作品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艺术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两者和谐统一，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神和致福等社会理想，作为审美意识的中心，使绘画作品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3、以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作为评定和检别艺术表达情感的尽度，也作为艺术在道德精神和情感方面符合“仁”与“礼”的标准。所以在绘画的艺术表现时要讲究分寸，注意克制。这种尺度和标准，既符合统治的政治要求，也符合审美的、艺术的规律。使绘画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更好地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谐之美的理想。 4、神品所采用的艺术策略是人化自然、人化社会、人化万物，达到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描摹自然万物，表现心中理想。 作为一代帝王的宋徽宗，出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绘画的内容必须是帝王意志的体现，为皇帝歌功颂德，教化人心，这样神品艺术对个体多少有强制性的限定，在个人意志的实现上有所欠缺。但宋徽宗毕竟是一个精通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帝王，也有高超的画艺，当他的意志在绘画中呈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3、水墨写意 宋徽宗十分重视墨法，对水墨一道非常精通。他对第二个儿子、喜欢绘画的恽王进呈的花鸟画：“御批其后曰：览御近画，似觉稍进，但用墨稍欠生动耳，后作当谨之。”（见汤垕《画鉴》）用墨要生动，这对于中国水墨画太重要了，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墨法的理解是那样的具体而透彻了。所以他能画这样纯水墨的作品是不难理解的了。 宋徽宗传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水墨花鸟画，风格朴拙简率、意境清幽雅逸，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如《琼枝高楼图》、《禽鸟飞来图》等。关于徽宗墨笔花鸟的渊源，是与北宋中期逐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韵味，追求萧散淡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宋徽宗本人曾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上不免受其熏陶，而宋徽宗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情怀，所以很乐意创作这一类具有简淡意味的野趣之作。 宋徽宗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可以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有这样一个关于宋徽宗的传说，位于河南禹州的钩窑场内，有一窑正住火停烧，窑工们拉开窑门，炉火通红。忽然，天上雷雨大作，倾泻到窑内，只见窑的一阵阵水气冒出，断裂声不断，窑工们心也随之凉了。雨停后，人们失望地看到，瓷器釉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此事传到宋徽宗那里，他要了几件破器，竞然大加赞赏天下无双。据说这就是冰裂纹的由来，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其中却寄寓着中国艺术的重要思想，人工难为，天工赐巧，自然的创造具有无尚的美感，水墨晕化就具有这种非人工的技巧。宋徽宗对水墨画的情有独钟，应该与他这种艺术的敏感是有关系的。 4、诗画融合 宋徽宗的花鸟画具有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上，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北宋开始，画家自己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并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宋徽宗是首开风气的第一人。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来说，题款是作品内容，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宋画中，绘画作品的内容、意境，主要还是由画面的笔墨形象来构成的，一般只是仅署年月、姓名小款、仅起标记的作用。从宋徽宗开始，在画面上加题诗款，使作品的意境、内容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上述的宋徽宗作品《锦鸡牡丹图》、《翠竹灵禽图》、《春枝春禽图》等，不仅画有诗意，而且画上直接题诗，加上他那一笔飘逸道劲的瘦金体，诗书画合而为，当然还有“宣和殿御制，天下一人（押印）”，这种款、印、诗、书齐全的现象，在以前似乎不曾有过，是宋徽宗的一个创举。这种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格式，由于一个皇帝来开创，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宋徽宗题的款诗还属于草创阶段，无论是小款还是长款，不是以题款作为作品形式的构成材料，作品的形式构成，主要是由画面形象的章法、笔法来完成的，题款是作为一点点缀，而书风则以端谨为主，块形也以方形或基本方形为主。题上的诗句的主要意义也是在内容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因为款没有侵入到画面的笔墨形象中去，如果在画面上去掉款诗，往往不影响作品形式构成的完整性，至少是影响不大。这说明宋徽宗还是以画面形象的完整性作为创作的根本，不象以后的写意画，如果从画面上去掉题款，作品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就不存在了。宋徽宗的这一草创，意义不凡，这位丹青天子引诗入画，合皇帝、画家和诗人三位于一体，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宋徽宗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具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此过程中，宋徽宗当为首异风气的第一人。 中国艺术一直有一种超越具体门类的局限而拓宽表现，绘画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本来就是画趣之所在，直截了当地把诗写入画面，就进一步深化了画意，拓展了情趣。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这对于画工和画院人员来说，这是很难具备的条件，画工，画可以画得很好，但书法不一定好；画院中人，书法或许行；因为有专门训练，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仅是把诗随便写入，而是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问题。这是一种多层次融合，从构图到笔法、意境。这都对实践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徽宗皇帝学养全面，天资过人，所以在他的画上达到了诗书画的汇通，提高了他的画作的艺术深度。在他的这几幅题诗的画来看，诗境与画境互为补充，诗加深了对画的理解，画直现了诗的韵味，通融天碍，相益得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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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弗朗索瓦米勒 油画，5×111厘米，1857年， 巴黎 卢浮宫藏 　　《拾穗》是米勒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是一幅十分真实的，亲切美丽，而又给人以 丰富联想的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从中不难看出画家对劳动的甘苦，特别是“汗滴禾下 土，粒粒皆辛苦”的意义是有着切身的深刻体验的。整个作品的手法极为简洁朴实，晴 朗的天空和金黄色的麦地显得十分和谐，丰富的色彩统一于柔和的调子之中，它像米勒 的其它代表作一样，虽然所画的内容通俗易懂，简明单纯，但又绝不是平庸浅薄，一览 无余，而是寓意深长，发人深思，这是米勒艺术的重要特色。米勒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在师，他的大量的以农民题材为主的油画、素描、版画至今仍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与鼓舞。 　　《拾穗》描写了一个农村中最普通的情景：秋天，金黄色的田野看上去一望无际，麦收后的土地上，有三个农妇正弯着身子十分细心地拾取遗落的麦穗，以补充家中的食物。她们身后那堆得像小山似的麦垛，似乎和她们毫不相关。我们虽然看不清这三个农妇的相貌及脸部的表情，但米勒却将她们的身姿描绘有古典雕刻一般庄重的美。三个农妇的动作，略有角度的不同，又有动作连环的美，好像是一个农妇拾穗动作分解图。扎红色头巾的农妇正快速的拾着，另一只手握着麦穗的袋子里那一大束，看得出她已经捡了一会了，袋子里小有收获；扎兰头巾的妇女已经被不断重复的一上一下弯腰动作累坏了，她显得疲惫不堪，将左手撑在腰后，来支撑身体的力量；画右边的妇女，侧脸半弯着腰，手里捏着一束麦子，正仔细巡视那那已经拾过一遍的麦地，看是否有漏捡的麦穗。农妇们就是如此往复地劳动着，为了全家的温饱，怀着对每粒粮食的感情，耐心而不辞辛苦地拾着麦穗。 　　画面上，米勒使用了迷人的暖黄色调，红、蓝二块头巾那种沉稳的浓郁色彩也融化在黄色中，整个画面安静而又庄重，牧歌式地传达了米勒对农民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和米勒对农村生活的特别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