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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析

发布时间:2024-07-19 08:29:17

西方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析

哲学家帕斯卡尔曾有一句名言:“对于人 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态更为重要的了。”这也许可以说是哲学智慧关照,人生与关照自我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又一证明。因而对人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必须对自我的人生存在进行哲学思考,于是,我们把人生哲学的旨归指向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境遇。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是生活着,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思考人生。正如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样,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自我。所以,每一个自我在展开自己人生历程的过程中无疑会显示其不同的个性风采。这似乎是对哲学思考所要求的普遍性原则的一个否定。但哲学的理性与智慧却可以舍弃这其中的个性而抽取其共性的东西进行思考,这其中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把自我人生作“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这样一个三阶段的划分,而哲学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则贯穿于其中。认识自我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他的后继者柏拉图进一步发挥道:“我们知道许多外部世界的知识,但我们却很难认识自己。”所以,千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都在探究人类自身,企图认识自己。就在人类的理性迈过了无数沟壑,走过了无数夜路中的迷途之后,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人,并在高举起大写的“人”的理性旗帜时,“斯芬克斯之迷”仿佛被破译了。然而,人类理性马上便又发觉,“斯芬克斯之迷”并未真正破译,而是在跨过了俄狄浦斯的悲剧之后以另一种形式提出这个迷。于是,“人是什么”便又重新困惑着人类。古希腊的一座圣庙,一进门的门柱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警世之言:“发现你自己!”当今社会,信息的充斥使人们失去了必要的思考能力,太平盛世的浮华使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白日里为各自的名利奋斗,夜晚被各种娱乐生活引诱,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我,找不到自我,甚至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在脑海荡不起一点涟漪。时代的变化太快,走着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跟着感觉跑吧!“不经思考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现在,信息时代的大潮正把社会推向一个“自我迷失”的时代。看看你的周围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北了。电视电影看多了,在生活里就像是在表演;够档次的人见多了,也会在圈子里装装优雅做做秀,把自己扮得很清高;语言技巧学多了,说了一箩筐话却没有一点真实的感觉。很多人现在说话做事是在模仿别人中生活,而不是在做自己。很多年轻人自以为很个性、很叛逆,标榜自我,其实并不是做真实的自己,而是在追逐新潮,抄袭别人的生活。现在就是一个做秀的时代,不仅名人会做秀,商家会做秀,官员也会做秀,老师也会做秀,据报道,在今年儿童节,在广州的一个六一庆典活动,领导、老师、嘉宾一个一个接着在台上长篇大论做报告,学生在台下个个眉头紧皱、酷热难耐,如受酷刑,大人们把儿童节变成了显示领导“重视”、实现宣传最优化、利益最大化的秀场,这哪是为儿童过节日!成人世界的“做秀文化”已经开始从娃娃抓起,不断熏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秀才”。现在一个五岁的儿童上台表演节目,也会打出大人们惯用的手势,煽动台下观众“给我点掌声啦!”,每当看到这类情景,我脑子里就自问:这真是孩子真实的心声,还是大人教好的?在这种迎合心理下成长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他自己吗?现在大学校园里的杀人、自杀、跳楼、卖淫、包养等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其自身根源只有一个:迷失自我。

哈 最近刚好在看《西方哲学史》。可惜明儿个要上班 要是明天下班楼主还需要的话 明天晚上就给楼主弄一篇。

西方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读

康德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的精神救赎意识 包括文德尔班、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将西方古典哲学理解为某种远离日常生活、拒绝世俗功利的智慧。但是,当心灵真正浸润于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时,我们却在令人赞叹的智慧背后领悟到一种对人类精神深沉而执着的救赎意识。从古希腊的知识哲学、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到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可以说,精神救赎意识始终贯穿在西方古典人本哲学之中。作为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创始的康德哲学,其救赎意识上承古代传统,下开当代哲学精神救赎之先河,意义十分重大。 一、知识、信仰与灵魂救赎 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哲学以探寻自然到思索人本的重大转型。在苏格拉底看来,确立人之为人而不是自然应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人所以不同于自然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的基本规定性是理性。这就决定了追求真理应成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一个人只有用理性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才能够正确地行动并在正确的行动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生成理性、不断确立灵魂,从而卓立于自然之外。古希腊思想大师柏拉图认为,灵魂作为人的本质是客观的,但又是潜在的。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能发现客观存在着的灵魂并将灵魂从潜在状态变成明确而现实的理念。因此,柏拉图反复强调人类最大的善行就是认识理念、塑造灵魂,否则人将沉沦于动物之中。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光大了前辈们的思想,更明确地指出,没有灵魂的人就不是真正的人,灵魂是人的本质界定。而人要想获得灵魂就必须依靠知识,知识是人获得灵魂的唯一途径。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高度关注知识问题,最终完成了古希腊知识哲学的建造。从上可见,古希腊知识哲学重视理性、关注认识的动因之一就在于试图通过设立灵魂,拯救人类于自然之中。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当时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中更关心人类灵魂问题,虔信人类的苦难源于灵魂的失落,唯有拯救灵魂才能在苦难中救赎人类。但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不相信理性、认识、知识可以找回灵魂。在基督教哲学看来,灵魂的失落正是人类滥用理性而导致“原罪”的结果。灵魂的复归、人类的救赎只能依靠对上帝坚定信仰和对教规的严格遵守。正是在这其中,精神救赎变成了灵魂再生,哲学成为神学。 二、普遍立法与道德救赎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社会逐渐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在康德之前,一方面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的工业化背景中,西方近代人本哲学集中体现为理性主义哲学。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恢复了古希腊哲学传统,重理性、重逻辑、重知识。但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未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性正日愈沦丧。同时,康德意识到传统宗教信仰由于不能给人类以实际的知识,无异于同义反复、自言自语,所以他断定传统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问题。而古希腊知识哲学和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倚重的理性、认识、知识,只能在人的现象界中发挥作用,而在人的本体界中无效,同样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在康德看来,人性的修复只能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 康德要求人们将在现实世界所遵奉的道德视为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它与日常伦理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道德的“普遍立法”出自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显现,是真正的心声。而日常伦理则是外在的,是父母、教会、国家和公众舆论等权威意志投诸内心中的反应。真正的道德是自主的,依据自己对生命、社会、历史的理解、体验,而决不是履行某一权威的命令、承诺。这样,道德便成为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成为对属人的自由的召唤和实现,而不是自我本质的疏远与异化。在道德的普遍立法下,人避免了把自己的存在与本质依附到外在于自己的他物上去,成为他物的奴隶而失去自由。每个人通过道德把握到自己,从而也就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现象界无休止的因果联系的一部分,意识到自己属于理性世界或理想世界,洞达到自己正从感觉的现象中发现了本体的自我。世界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不可把握的物自体,而成为我的亲和的无机身体,成为确证我成为自由人的对象。 道德必定化为行为。只有行动才能最后实现人应做什么的真理,行动的依据决不是幸福而是义务。康德将这义务视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价值的宝库,它为人的行动规定了范围,并使人们的行动符合道德。义务的意志自律不存在假设,也不会造成按意志自律行动的人的压抑。相反,意志自律是实现自由的关键。每个人只有实行自己的义务,才能真正地成为自由人。而人们的自由所以能导致普遍的立法,正在于人们永远不奴役他人、无视他人的自律。在这里,对他人的义务指明了人性存在的可能性,对自己与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尊敬与忠诚成为道德。尊重的对象不再是物化的功利和幻想的上帝,而是铭刻于心的责任品格。康德批判哲学中涌动着的这种道德救赎意识,在扬弃了古希腊、中世纪人本哲学灵魂救赎意识中朴素、迷信因素的同时,保留了它们的人道主义传统,并对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萨特等当代哲学家的生存救赎意识产生了强烈影响,甚至深深地感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艺术活动与审美救赎 无论古希腊还是近代,西方古典人本哲学都十分重视艺术活动,把艺术活动看成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将艺术理解为对人类实行审美救赎的第一人却是康德。 康德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在有限的形态中生成着无限的本体。当人们处于审美中时,时刻体偿并拥有着全部生命力的洋溢和灵魂的升华,具有着解放的性质。审美不服务于任何具体功利却内在地指向某种总体性目的。这个总体性目的就是人的自由。正因为此,审美对人的生存而言具有必然性,它必然地使人产生审美愉快。这种审美愉快是人在现象界中显现了本体自由的欢悦,是对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物的束缚与遮蔽的人的解放的肯定。因而,艺术不是自然的产品,它是人类有目的性活动的成果,它在现象的、感性的具体经验中显现并确证了本体的自由。康德指出,艺术活动与科学不一样。科学是人类认知能力对经验的建构。科学活动必须以经验为界域,一旦超越了这个界域,科学便失去真理性而成为谬误。所以科学根本上是现象的、有限的,不可能表达本体的自由而只能揭示自然的必然。同时艺术也不同于一般的手工活动。手工活动是为挣得报酬,而艺术仿佛是一种游戏,不象手工活动那样被迫、痛苦。艺术的活动是真正非异化的活动,它的全部意义寓于整个过程之中,而这个过程正是通过现象的创作冲动和审美意象表达着主体的自由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的审美意象只可体悟、领会而不能分析、言达。正是在领会、体悟的创造性活动中,有限的现象显现了无限的本体,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自由的拥有、享受。 在康德审美救赎意识的直接启发下,席勒创立了著名的审美教育学说,而且康德的审美救赎意识也深刻地触动了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引发他们在审美的维度上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无疑,康德开启的审美救赎意识已成为西方近现代人本哲学文化精神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西方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

世界是可被认识的,认识事物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真理是不断积累和完善的,有条件的。楼主这是作弊啊。就算我们真有人找到一千字的了,也是复制来的,何苦呢。没有人会在这里为了这个分而帮你写一千字的啦。去论文网看看吧。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马原的题目好好写吧233333

西方美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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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特色、与传统文艺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又称现代派。发展状况 现代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印象主义。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们提出的“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绘画不作自然的仆从”、“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是现代主义美术体系的理论基础,所以,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P塞尚这位在作品中追求绘画语言的几何结构和形体美感的画家,被人们称作“现代绘画之父”。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首先是在法国野兽主义画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的。以H马蒂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画家,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了一批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表现力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野兽群”,由此“野兽主义”得名。1908年,另一群年轻画家以P毕加索、G布拉克为代表,在法国推出立体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的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中。这幅画被认为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表现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是立体主义追求的目标。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都从非洲雕塑中吸收了养料,它们的艺术语言与传统法则相去甚远,标志着现代主义已进入自我确立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德国1905年组织的桥社、1909年成立的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社团崛起。它们的美学目标和艺术追求与法国的野兽主义相似,只是带有浓厚的北欧色彩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特色。如果说表现主义受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那么在意大利兴起的未来主义则在现代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他们还热衷于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交错与组合,并且试图用线来描绘光和声音。蒙克:《圣母》上述思潮和运动,特别是未来主义,在雕塑领域内均有所反映。未来主义的画家和雕塑家U博乔尼于1912年4月签署关于雕塑艺术的宣言,并把未来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代表作为《在空间连续的形》(1913)。相应的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在20世纪初的俄国也相当活跃。除了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产生的一些社团外,俄国的构成主义对现代艺术探讨如何表现工业美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抽象主义的美术作品最早于1910年前后产生。首先从事抽象主义艺术创造的是参与德国青骑士社活动的俄国画家W康定斯基。他用点、线、面的组合、构成,参照音乐的表现语言,用绘画来传达观念和情绪。他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1912)、《点、线、面》(1923)等奠定了抽象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实践家,他主要从事抒情抽象绘画的创造,但同时也在几何抽象方面有所探索。俄国的画家KC马列维奇于1913年左右创建的至上主义,属于几何抽象的范畴。至上主义在平面构成上的努力,在探讨艺术的虚、空、无方面的尝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真正奠定几何抽象主义理论基础和在艺术实践上有突出贡献的是荷兰画家P蒙德里安创建的风格派(或称新造型主义)。在整个20世纪,抽象主义基本上遵循着抒情的抽象和几何的抽象两个方面发展,只是在各个阶段有所变化而已。康定斯基:《第一抽象水彩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苏黎世出现的达达主义社团,影响波及欧美各国。在法国、德国都有达达美术社团。达达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权威和反对传统,同时也反对艺术,反对一切,作为社团它必然要走到自我否定的境地。达达的虚无主义和反传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的进程之中。在平面的绘画中采用拼贴手法,把偶然性、机遇性运用在美术创作中,是达达对现代美术的贡献。超现实主义的社团是从达达内部分化出来的。它用建设性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以取代达达主义的破坏和挑战。它直接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中汲取思想养料,并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这一艺术运动的指导思想。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家们从儿童、精神病患者、梦境中汲取灵感,致力于探讨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试图突破现实观念,把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相糅合,以达到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者常常采用出其不意的偶然结合、无意识的发现、现成物的拼集等手法。写实与抽象的语言在他们的作品兼而有之。从1924年以后到30年代末,是超现实主义美术的活跃期。30年代以后,作为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逐渐冷寂,但许多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仍然活跃于欧洲和美国画坛。波伊斯:《向兔子解释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在美国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又称行动绘画或纽约画派),是集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成的流派,也是重视个性、重视风格的现代派绘画顶峰。抽象表现主义强调创作者行动的自由性、自动性和无目的性,把创作行为本身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已经孕育着以创作者的行动作为艺术传播媒介的因素。杜尚:《干燥的便盆》继抽象表现主义之后产生的硬边抽象、后绘画性的抽象是几何抽象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和发展,也说明艺术从强调主观感情到侧重于客观表现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与抽象表现主义完全相悖的波普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波普艺术的兴起,说明西方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西方美术史论家们的论说很不一致。首先在建筑中使用的后现代主义,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充满着争论的概念。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是不能与现代主义截然分开的。后现代主义加以弘扬的许多方法与原则,在现代主义的美术中已经尝试过、试验过,只是在后工业社会里把个别的方法和原则加以极端的发展和夸张。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是现代主义的反拨。然而,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当代西方的美术家们。新表现主义、新超现实主义、新抽象等流派在80年代的兴起,多少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变化中,似乎可以看到,艺术中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共性、风格特征的加强与消失、人性与机械性、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艺术的审美与反审美,永远是使艺术家困惑并驱使他们去不断探索的课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常常会产生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状况,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状况更是常见。观念艺术及其他后现代派思潮之所以那末惊世骇俗,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和传统艺术背道而驰,而且在向现代主义挑战。但是,历史本身似乎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艺术的本身进程犹如社会本身的进程一样,本身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它要在上述列举的种种两极之间寻求平衡。当然,平衡是短暂的、临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永久的。唯其不平衡和充满着矛盾,艺术才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曲折,整个趋势则是向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艺术应该被认为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有力补充。或者说现代主义是一个新的艺术表现体系,它有别于现实主义,更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节奏相吻合。至少它已经获得了与现实主义共存的力量。雷斯:《法国式的场景》特征 既然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主义时代以后产生的,是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极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是,现代主义的美术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是扭曲的。这样,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似乎是超脱社会、超脱自然的人,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 对现代主义美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们对待现代科学和机械文明的心理和态度是复杂的。在有些艺术家的实践(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中,试图反映社会的这一深刻变革,而在大多数美术家的作品中,对工业文明采取回避和超然的态度。他们对工业社会人性的贬值、机械的升值表示不满。但这丝毫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美术的主流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反。事实上,工业、科技文明剧烈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貌,从精神上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艺术的迅速变化。现代主义艺术最早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武库中汲取了养料,同时又受到现代哲学思潮,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萨特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的强烈作用。尼采的学说,不仅对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起过推动作用,也对整个现代主义的文艺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否定权威,主张发挥以人的意志、本能为基础的创造力,蔑视中产阶级的文明和虚伪道德,对无意识和本能的推崇,对世界前途的悲观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反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他的“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支柱,正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引导下,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美术家们用多种手法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其后果是一方面开拓新的艺术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使艺术语言趋向荒诞和怪异。自然不少作品创造了荒诞、怪异的新境界。 现代主义美术比起以写实和模仿为基础的传统美术来,具有象征性、表现性和抽象性的特点。现代主义多流派标榜自己是反传统的,实际上它可能完全抛弃传统。它竭力否定和排斥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含有学院派特征的写实主义传统。在对待历史遗产方面,它们更重视对原始社会艺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美术、希腊古风时期美术、欧洲中世纪美术的研究。自印象主义之后,西方美术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绘画、工艺品的表现语言上,探索写意的表现手法。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的美术家们直接受益于非洲雕塑。同时,中东的伊斯兰教美术和大洋洲的艺术遗产,也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研究的对象。上述人类历史上的美术遗产均为现代主义美术家们提供了有益的养料。 总的说来,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主义美术,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创造了一批可以列入人类经典文化的作品,但远非所有流派和思潮的理论都是无可非议的,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倾向颇值得研究。对于现代主义美术不加分析地一味赞扬是不可取的,而视现代主义为洪水猛兽、拒之于门外,不让人们接触和了解更是愚蠢和可悲的。中国80年代以来艺术创造和理论的繁荣、活跃,除了社会、经济的推动这些主要因素之外,与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在内的外国文艺提供的可用来参考、借鉴的丰富资料不无关系。

科技哲学论文1000字内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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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全球变暖  最近这几年,大家觉得天气一下子就变热了,原本凉爽的秋天现在几乎要到10月下旬才开始,8月份最热的天居然达到了40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人类自己惹的祸。  随着人类高科技发展进程越来越快,科学随之产生的副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全球变暖就是一个例子。天气炎热,在酷暑里泡空调成为了一项新的“业余爱好”,但人们可曾想过,空调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空调排放的气体中含有大量的甲烷,输送到外面,甲烷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同时,空调还会浪费掉许多电,所以要尽量避免用空调,适当即可。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汽车尾气与工厂废气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最可能导致温室效应(即全球变暖)现在汽车逐渐增多,据有关方面统计,到21世纪,汽车在全世界已有7亿辆,大量的尾气严重影响着我们,咳嗽,喉咙发炎……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有人统计,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了20吨一年!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排放量也有51吨一年!我们周围的环境在恶劣地变化。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森林锐减,水资源破坏,生态链严重被破坏,大量土地贫瘠,水污染严重,据统计全世界10%的河水被污染,新鲜的淡水供应成了问题,同时由于矿物质被大量使用,燃烧出的CO2气体导致了大气污染,同时臭氧层被严重破环,南北极出现臭氧层洞,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样恶性循环的话,最终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被严重影响。  这样一来的悲剧是什么呢?当然是显而易见了!天气加热,海平面上涨,南北极冰川融化,海滨城市,岛国被淹。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实验证明,以后300年,海平面将上涨半米多,这还是最乐观的数据。再过7年,全球变暖将会无可逆转地持续。更可怕的是,由于北极冰融化,降雨量加强,大量淡水汇入北大西洋,破坏了墨西哥暖流,一旦墨西哥暖流被切断后,欧洲西北部温度将会下降5—8度之多,从而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引发新的冰河时期!想必大家一定看过《后天》这部电影,剧中的情景正是几百年后对我们地球的一个真实写照:龙卷风,冰层断裂,温度急剧下降,冰风暴,冻雨,地震,洪水,海啸……这并不是疯狂的幻想,如果人类不停止毁坏环境的话,这将成为现实!全球变暖不仅仅是天气变热,更会牵连出许多负面影响!  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应该尽量做到:不开空调,使用回收环保纸张,舍弃肉类(牛排)食品(牛消化中含有一氧化二氮,如果你转为素食主义者,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减少5吨!)不用塑料袋,乘公交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环保并不难,只要你支持环保,就是你给这个星球的最好礼物,不需要太多言辞,只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就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今,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纷纷行动起来,我们虽然也采取了行动,但,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这一点,还是不够的。  所以,警惕全球变暖,是全人类为了挽救地球的唯一方法,有人也许会说:我们不是可以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吗?答案虽是肯定的,但那又能容纳多少人呢?有人说:治理温室效应的资金太大了,对金融来说是天价。但,如果一直拖延,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地球面目全非,别说金融,就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保啊!所以环境保护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真正付之与行动了。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浅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中“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摘要每个民族都会拥有其本民族所特有的自然观。本文主要从历史和传说,辅以地理及考古学的角度,加以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研究探讨两种中国人传统自然观:“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关键词:人定胜天,道法自然,自然观前言现在如果用著名的网络搜索工具Google Search来查找“人定胜天”一词,可以得到一个47,300条符合的网页;而“道法自然”还要更多,为63,000条;都要比“自然观”的22,000条多很多。显然很可能在我们的中国人心中多数还不明白什么叫自然观,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会知道“人定胜天”,“道法自然”。什么是“人定胜天”?荀子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即可“制天命而用之”9,后人多解为人定可征服自然之意;什么是“道法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其为法者,效仿也。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中相当重要的两条,这两条自然观几乎影响了三千年。可以当作例证的是我们语言中“人定胜天”,“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因势利导”等词,甚而包括以前曾用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不受到两种自然观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从源头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一、史前的萌芽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中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动力,便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当人类的祖先不再能不费力气便能在森林中饱暖无忧时,为了生存,“它们”终究被迫离开了森林;而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们”成了“他们”,接下来,他们构筑社会,他们形成了文明。什么是文明?辞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上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和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为了这个“文明”,人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那便是一个庞大具有相当劳动力水平的社会存在基础。对于古代史上主要文明——农业文明来说,他们最起码需要一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及充沛的水源。于是,最初人类的伟大文明都会选择在大河流域绽现它们自己夺目的光芒,所以这些文明所形成的民族自然观中,这些大河所带来的因素在其中必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之所以称为古代史上的主要文明,是因为现今能遗留下证据的几乎所有伟大古文明全部都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对自然灾害的强抵抗性而对比游牧文明有更强的适应性而更具有种群的竞争力。每年春季当天狼星和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旁常年驻守的官员就会测量到尼罗河水位的上涨,在官方的组织下,古埃及的人民纷纷离开河谷,等待尼罗河 “温和”的泛滥,待尼罗河水退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田地,因为埃及所处的气候带一年几乎没有什么雨水,所以随着每日的太阳升落,加之上涨的尼罗河留下来的肥沃泥土以及尼罗河充沛的河水已经预示着埃及今年的丰收了。而正因为太阳每日升落,尼罗河每年几乎永恒不变的定时泛滥,而这年年日日的轮回反复,让他们不仅把太阳和尼罗河当作了埃及的神;也让他们非常乐观地笃信前生来世的往复不息,于是他们便能完全带着一种快乐的心情,为法老建设金字塔去供奉他们来生的法老。1,2而在两河流域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两河地区与尼罗河流域虽然一样是少雨型气候。但致命的问题在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长度过短,幼发拉底只有2,750公里,底格里斯河甚至只有1,950公里;与尼罗河的6,695公里一比短了很多,这就使得同样规模的水量增加的洪水泛滥在这两条河中就显得“难以琢磨而极其浩大”。一旦泛滥,便是洪水滔天,无可收拾(同时还有其沙质土壤,含水层较浅,难以蓄水的原因)。这使得古巴伦人形成了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性格,以及自然不可征服的自然观。他们相信人类受制于天上的星宿,而且不可抗拒,他们试图建立巴别通天塔,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心声让天上的神知道。在七大奇迹中唯一属于巴比伦人的奇迹,只是一个为了供帝王享乐的“空中花园”。而很快古巴比伦的“堕落”和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1古代印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的雨量远比前两个文明充沛,它也有两条大河——恒河(2,700公里)和印度河。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力为之的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它的洪灾的损害也是完全无法避免。当真正的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灾的泥砂湮没后,它的继任者,无论是原本黝黑皮肤的土著民还是后来从西北而来白皮肤的印欧人,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对自然忍耐的方式。于是,苦苦修道的人在恒河边竖起了木桩,在上面站了一天又一天,他们克制自己欲望,以苦修的方式感动上苍,以期上天的惩罚不再降临。佛教也就在这个土壤中产生了。他们以今生的苦来祈求来世的福,他们情愿放弃和自然争斗的任何方式。1古代中国人面临与古印度人和古巴比伦人类似的问题。首先,我们都傍着大河,而同时,这些河都经常泛滥,喜怒无常。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又有着先天的优势,第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5,500公里)虽没有尼罗河长,却比其他两大文明的母亲河长了一倍以上;第二,我国黄河的地形相对其它几条大河的要远为复杂;或许还可以加上中国在所有古文明当中是唯一的处在温带气候环境下的,这就使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严酷的冬季可以用来磨练意志。123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从骨子里就有了一种“人定胜天”的自然观。但是人力毕竟是可以起作用的。古巴比伦人把“混沌”称为水,因为水是他们无法征服,是令他们无比恐惧的。而中国人把混沌描写成没有人前的天地状态,而称水是柔弱的,是可以疏导的。这个分别就是因为中国有了一场大禹治水。而鲧和禹的淤塞和疏导两种治水的故事抑或传说,也自然给了我们另一个“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见解。或许用这些来说明这两种中国人的特殊自然观的产生或影响有些证据不足或者牵强附会,但毕竟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最初的旁证。因为对于神话和传说,创造它们并流传它们的人毕竟是确切曾经真实生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二、神话时代所有文明历史记载的前端,几乎都是以神话和传说作为这个文明的序言的。(也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仅仅有些惧怕“天”这个非常模糊笼统的概念)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神话中,天地都是神创造的,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古埃及就有四种说法,或人神,或兽神,或男神,或女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们手一挥,或者挥都没挥,世界便有了,简单地如同埃及人的自然观。巴比伦人比较血腥些,一个硕大的女神被活活破开,一半成天,一半成地,而这个破开别人的人就是他们的主神,他也被称为“混沌”,或者水神,这份凶残的创世说完全能体现巴比伦人的对洪水的恐惧。印度神话有一说是讲一个梵天的神创造的,吹了一口气,天地便产生了。还有 “金蛋创生”一说,创世神Prajapati 摆脱金蛋而出世后,想开口出声,结果第一声便生成了地,第二声化成了天,第三声则有了四季。唯独中国的创世神话及传说似乎都有着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首先创造我们天地万物的也是一位神;但我们创世的神似乎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最初的他被封在了一个叫混沌的“蛋”中,他无法挣脱,无法可想之间,却不知从何处提起一把斧子,这一斧劈下去, 混沌的“蛋”便被劈成两半,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巴比伦的神话有些像,只是作为天地“原料”的,一个是“蛋”,一个是一位女神;但是下面人力的作为便出现了:巴比伦的主神劈完天地便算大功告成了,可我们的盘古还依然站在那里撑着天地,为了便是防止天地再合起来,每日盘古都会长一些,为得便是把天撑高,地踩实。直到三千年后,天已经很高,地也很实,他也觉得天地再也合不上的时候,盘古认为这样可以了,他便死了,或者更好的说休息了。毕竟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喜欢绝对的悲剧。可是他“休息”前,还让他的骨骼变成山脉,血液变成江河,一只眼睛变成太阳,一只眼睛变成月亮,毛发变成森林,于是为后面的女娲造人完成了所有的“物质基础”。3每次读到这样的情节,虽然明知这是传说,也不免感慨,再读完后面女娲造人,炼五彩石补天这些情节,以至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我无法不感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大都有着一种令人激昂的元素:那就是一种奋斗不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于是,作为这样一种传说的传承者的中国人便一直有一种在自然界的面前绝不低头,绝不退缩的精神,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而在这种传说中成长的中国人,他们便几乎天然有了这种最为单纯的自然观。再于是,我们可以打开吉尼斯世界纪录查到这样的纪录:人类最长的行军: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1,801公里;世界最大工程:中国长城,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不断修筑和重建,所有时代的长城段落加在一起,共有50,000公里,所有的土方加在一起可以建一条十厘米厚,两米高的标准围墙绕地球赤道25圈以上。4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包括中国,甚至以后亚述、希伯莱、希腊文明的神话或者传说中,似乎都牵扯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时间大约在4000至5000年前左右。现在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暖,在第四次冰川纪中间的间歇暖期,造成大量冰川融化的缘故,不过这不是对于这篇文章很重要的地方,而关键在于当时的人类对这场大水的处理态度。对于这场大水,相对中国而被我们称为“西方”古文明的这些国家民族空前一致,大家解决的立场和方式都差不多:以船逃命。这些故事分别被记入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中,以至《圣经》这样的宗教法典中;而最出名的也正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5 但这时中国人再次与众不同,他们决定治水,这一番轰轰烈烈,前前后后治了22年,大水才被平息下去,服服帖帖地在古代中国人脚下被送入了大海。而记载这件大事情的却是两本在经史子集的四库中算作经部的史书:《尚书》《史记》。67这里似乎也有中国的地形远比上述这些文明所在地点的地形复杂等因素,但不可否认,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人终究选择了向无情而令人恐惧的自然宣战的道路。那么其中“道法自然”的因素又体现在哪里呢?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英雄都不是万能的,他们需要工具的力量——盘古的斧,女娲的五彩石,夸父的拐杖,精卫的石子;所以作为神或者英雄他们更接近于人,他们有人的感情和精神。所以,相对那些喜怒无常,无所不能的创世神,我更愿意把我们的神当作“神”。而由于他们无法随由自己的想法来肆意改变这个世界,犹如盘古没有继续支撑的天地;女娲未补完的天;夸父永远追不上的日;精卫填不平的海;它们不由这些英雄、这些神的影响,他们依旧会每日东升西落,潮涨潮落。诚如老子所言:“可以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里荀子的意见显然和老子有些相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1他们都认为存在这样一种东西,老子命名其为“道”。它不由你去规定,它只会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行事。这便是“道法自然”。而同样是这场洪水中作为治水领袖两个古代英雄的成败可以说明:鲧的失败正是最好的只考虑“人定胜天”而罔顾“道法自然”的反面教材;而禹的胜利则同时兼具“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光芒。下面一章,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历史中去寻找各种证据,来阐述这两种思想的形成和影响。用历史,是因为它是确切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三、青铜时代我完全是带着一种骄傲在这里叙述着下面的内容。因为只有中国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开始)后有了每年都有的历史记载,公元前770年(东周春秋开始)后有了精确到每个月的历史记载。这让我很是方便地找到很多历史的记述,来描述那个远在两千年前的时代。虽然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已经掌握炼铁,但我国的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有学者认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能称之为是封建时代,而是“后封建时代”,或者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时代,我们科大的李志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依旧是由青铜武器打下的江山。这可以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得到证明。那么当时炼铸的铁,都用到哪里了呢?考古学可以给我们答案:农业,绝大部分在关中发掘出的当时的农具几乎都是铁质的。而如果知道在秦灭六国之前秦朝的人口为500万,却要常年供给20至100万的常备军,比如王翦伐楚时便带了60万军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后几百年西方的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同时,也只供给四十万到一百万的军队。1这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比西方早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我把在秦灭六国此前直到上古的尧舜禹“神话传说”时代之间的时光,称之为青铜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提出这两条思想的提出,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道法自然”,“人定胜天”这两条自然观对中国的影响。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全世界其他同时代的古国所一致奉行的奴隶制似乎已经不太适合中国了。让我们稍微用一些篇幅来简单解释描述一下为什么奴隶制在那时就已经不适合中国了。与希腊的多山崎岖,以及中东被沙漠分割开的各个小王国相比,中国的周朝中央分封的国家太多却又靠得太紧密了,同时这些国家又有一些共同的外来敌人,从早期的猃狁到后来的匈奴,这就使得这些分封国家的内部之间和外部的战争要远比希腊和中东为频繁。史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2,在晁福林的《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中把这个问题细化,有这样一个统计表:齐国吞并35个小国,晋国吞并19个小国,楚国吞并36个小国,还和吴国一起瓜分了24个小国;这些所谓“小国”也许就是那些被概括在“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中的了,于是我们可以随便计算一下: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共计296年,只算这几个大国吞并的结果,那么平均下来,三年不到就至少要有一个小王国被吞并。是什么促使这些国家大肆的吞并呢?周王室暗弱自然算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理由只是当时一个大环境,而这个环境并不具有任何约束性。如果没有这些诸侯国本身的原因(亦即哲学中的内因),这类侵吞、兼并事件本也就不会发生了。客观的说,经济学中自然要说顺应支持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所需。但从主观方面,我们则要这样描述:对于那些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大国来说,他们需要战争带来的大量奴隶和土地来满足越来越贪婪的奴隶统治阶级以及各种对外战争的物资要求。而这不仅最终带来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其间也还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内部革命。让我们继续推演那个侵吞兼并的故事,那么当有一天,天下已没有几个小国可供这些大国随意攻伐,周围的邻居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在旁虎视眈眈,而自己的奴隶数量开始减少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不得不找寻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内忧外困,甚而发动更大的吞并。而必然,这种被逼的革命不会首先发生在那些实力雄厚,依然有足够实力完成兼并而不需要触动整个经济基础的大国身上。而最终选择了靠在齐国身边而一直遭到强大齐国“欺负”的鲁国。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要求已经不允许生产关系的倒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8,于是随着鲁国公元前596年“初税亩”的施行,各国的争相仿效,这场自鲁国开端,魏、楚、秦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的风潮宣布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了。封建制刚建立时就极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各国变法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蓬勃向上时期。“百家争鸣”就发生那一个时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中国人都犯了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错误。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气候,他认为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温暖的大气候环境下,这种气候下中国春秋时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草木茂盛,禽兽逼人”的类原生状态。根本不存在很严重的水土流失,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为主体的个体经济也使得普通百姓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劳动“大众化”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被奴隶制压抑已久的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时,由奴隶转变成的农民(或者农奴)首次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那么即便不为了国家考虑,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而不考虑其他非法行为,最终他们也必然会开始考虑开垦新田地,而且是“主动而积极”的。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鼓励,如时任魏国相的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提出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律为垦田的范围。于是“人定胜天”的大规模的垦荒就从封建制在全华夏的建立而开始了。作为中国人完全以“人定胜天”指导的垦荒方法相当简单,原始:放一把火烧掉山林草原,然后利用那些灰烬作为肥料,进行种植粮食植物。必须承认,这种方法是在当时没有除草剂和现代机械,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方法也不是当时人所创,而是前人为之。《孟子∙滕文公下》这样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既然是古圣先贤的方法,自然会被一代代恭谨的中国人使用。比如,《韩非子》中就有“焚林而田”的记载。而且一烧就是三千年,直到清朝都有“凡乡人垦种,必举火焚之,然后播种,名曰开荒”14的纪录。显然,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淡化“道法自然”,而只注意“人定胜天”。不过公正地说,这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完全遗忘“道法自然”。甚至在战国的法律条文《月令》(令,古代一种法律形式)中有“(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秦汉的律令20,21中也有相关的条文。而且秦时的中国人按照“道法自然”和“人定胜天”一起作为指导思想所完成的工程都要比这种只注重“人定胜天”,“焚山林而为田”要有名很多: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叫都江堰,一个叫灵渠。而自秦以后,中国人的很多土木工程也是同时兼顾这两种思想,包括汉时治理黄河、西北建设坎儿井、依地势建设蓄水陂,以及很多现存纯木制古建筑。但这毕竟不是涵盖全历史和覆盖全民的,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也就是“好”事只是“地方性”“政策性”“阶段性”的,而“坏事”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性”的,虽然“道法自然”始终存在,且有相当的影响,但与“人定胜天”相比却一直处于下风。比较科学地为更多人接受的解释是: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当然这样“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18这就是“人定胜天”而非“道法自然”。我认为一方面,这是生产力和当时社会需求的决定,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忽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我的父亲谈到中国这两种自然观地位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民族思想根源:我们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和提出这两条自然观的哲学家有一定关系。老子的消极避世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5的政治构想在那个时代,包括以后直到现代都没有什么市场;而荀子却有两个和秦朝灭六国息息相关的大名鼎鼎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当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茂密森林能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爆发前时,我们的祖先却早早决定把它们白白烧掉以便用来种各种粮食并付诸实行达三千年时。这不得不说明那时普遍的中国人当真已经太自信了,完全没有把大自然放在眼里。若不是当年孔子提出切勿“竭泽而渔”,而孔子又被尊为圣人,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以后的历史中找到大自然对那时及以后“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人的惩罚。四、(后)封建时代汉初,全国只有600万人口,而到西汉末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人以上。16,17所以,对应着种人口的几乎爆炸地增长,垦田是一项必要而且必然的社会性工作。而实际上,在那段时期,全国土地的增长数竟还要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关于上述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提高:牛耕的普及,鉴湖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耧车的发明,这都使得原本一个劳动力能耕作的土地更多了;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地被焚烧为农田。至于说明汉朝的赋税增加,并用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占有,是题外话,本文不予讨论。还得感谢我们详尽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自己稍微计算一下当时这场向自然“索要”的田地有多少。从《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汉初,晁错曾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也就是说,一家平均五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劳力,可耕一百亩地(当时行小亩,约合192平方米),那么假设全国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那么当时的耕地约为23,040,000,000平方米,亦即23,040平方公里(曾有文献论证当时的耕地约为一亿小亩,即19,200平方公里,但暂已不可考证出处,目前依然还没有查到原文,故自己构筑模型,作者注),还没有中国最小的省区——海南省大。而到公元2年(汉元始二年),亦即圣子耶稣一岁的时候,当整个耶路撒冷还在古罗马帝国的皮鞭下颤栗,基督徒们依旧被随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活活烧死的时候,罗马的斗兽场中角斗士仍然在殊死搏斗求得生存时。统一的(后)封建王朝中国汉朝的耕地已经增加到八亿二千七百万亩(大亩,约合461平方米),亦即381,247平方公里,几乎是四个江苏省的面积了。二百年内中国人开垦出将近一个日本、一个德国,一点三个新西兰、一点五个英国或者九个荷兰的面积的土地,而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和外敌(匈奴等)内患(七国之乱,南越之乱等)打了上百年的仗。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很难为此而骄傲。因为那时中国人依然是采用“焚林以为田用”的方法,所以这个代价必然就是自然灾害的频繁暴发,大自然终于开始决定向过于自信的无畏而无知的古代中国人报复了!“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6%。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剧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18这期间,“人定胜天”渐渐全面压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渐渐开始全面反击人。作为结果,人没有真正胜天,天也没有真正胜人,但不能算平手,也许可以说成是两败俱伤。六、尾声:近代到现代中国人不仅有一个相对短很多的奴隶制时代,还有一个几乎短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可以戏称中国的社会有“跳跃性”,虽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中国缺乏一个真正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倒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资本原始“被积累”的过程,自1840年开始,腐败的清廷签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割了十几块地,赔了大约13亿两的白银。19整个国家也乱了一百多年不得安生。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这些事情一一说来,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刻上耻辱的印记;此后军阀混战,两次大战,好好一片华夏壮美山河,却活脱脱只剩下残垣断壁,十室九空。无论后人中有谁对这个人有何反对意见,因为曾经的“疯狂”的六十到七十年代而把很多事情怪罪他,但是他在民族的史册上必然是要填上自己的光辉而不朽的名字的: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毕竟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人让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让已经饱受磨难的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可以真正挺着腰板和别人说话。而接着,中国人在真正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的基础上建设到现在的我们可以提出“中华复兴”的口号。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可以吹出来的,这是真正的“人定胜天”。当一些人在八十世纪说:“中国不行了,你看人家外国……”等等之类的时候,真正的中国人一起向这些人表现了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勇气以及决心。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有这种自卑的话语了。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例子的是:笔者曾到过意大利,生活了数月,这个发达国家的普通人民生活其实已经没有在笔者生活的城市合肥里月薪拿一千多元,同样普通的职工的能享受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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