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史论文一千字以上有哪些

中国农业史论文一千字以上有哪些

当今中国农村人口膨胀，农民生活条件急需提高，如何处理好“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走向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回顾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历程，结合农业发展的现状，谈谈你的看法和建议。　　 因地制宜，发挥各地特色优势；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必须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3．完善水利设施，政府重视　　 精耕细作和现代科学相结合　　5、政府应减灾减负　　（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奠定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古代中国取得了农耕文明（包括发达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辉煌。　　（二）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工业文明兴起，而中国在明清以后，虽然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但因封建制度的保守与封闭严重阻碍了新经济因素，造成中国经济迟滞，中国农耕文明逐渐落后世界发展潮流。到近代中国农耕文明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造成了落后挨打局面。

提供一下有关重农抑商的材料。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帮助。 “重农抑商” (l)原因：社会上出现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等问题。根本原因：适应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需要。 (2)根本目的：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确保赋税征派和地租征收， 巩固封建统治。 (3)产生：战国时期， 商鞅在秦国首倡。 (4)发展：①西汉：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等，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②明清：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 继续实行专卖制度， 对民营商业加征商税， 危害：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如何理解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的原则，这一政策长期得到继承。 中国古代王朝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专制主义王朝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治国主张。 3、评价认识：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 4、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富民”措施。(1)“民本”思想：商鞅变法提出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孔子主张统治者要爱惜民力，行“德政”；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唐太宗提出“存百姓”的思想等。(2)“富民”措施：这表现为多种形式，如政治上的开明之举与轻刑罚，或经济上的完善制度与轻徭薄赋，或民族关系上的华夷一体与重交往等。最突出的事例如隋唐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有意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改革，放松了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等。 5、注意教材上提到的“抑商”措施：西汉时汉武帝开始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对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唐朝政府设置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管理，并对市的买卖规模和时间都有限定；明中后期，政府设立众多关卡，对商业收重税；明清政府海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详见必修二第17——18页） 6、另外要注意重农的表现：农业专著 ①《夏小正》：夏朝历法中最早纪录农事等内容； ②《范胜之书》：西汉范胜之撰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 ③《四民月令》：东汉后期关于农事活动安排的专书； ④《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⑤《农桑辑要》：元朝向全国颁发指导农业的书籍； ⑥《农政全书》：明末徐光启著，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并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 ⑦《天工开物》：明末宋应星著，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技术，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7、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下，中国古代商业为什么还会取得发展。 （1）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商业的发展。 （2）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 （3）政府的政策，统治者的需要，政策有放宽的趋势。 （4）交通的便利。 （5）商人的作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洋务运动在中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但是，在李鸿章等人轰轰烈烈地搞了三十多年“洋务”之后，在北洋水师已经建成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之后，中国还是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不得不再次签订屈辱条约，割地赔款。甲午海战失败及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 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性质的改革。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为此，他们开始实行所谓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方面企图通过与西方搞好关系，以争取军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此举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些想法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一开始，洋务运动就在体制和技术之间出现了脱节的现象。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即坚持大清帝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学习他们船坚炮利的一面。岂不知，“体”和“用”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分离的。正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自强”无补，正如将马腿强行移到牛身上一样，两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扞格，双双失效。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证实了严复的判断，“体”、“用”之间的严重脱节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洋务运动以它的失败告诉后人，没有体制变革的足够配合，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实业发展是走不远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脱节之处是：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强”，这本身没有错误。可问题是，洋务派口中的“自强”，一直就是以国家为本位而非以民生为本位的，所以，洋务运动从启动之日起就没有把民生问题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加以重视。他们建军械所也好，制造军火和轮船也罢，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清廷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对于普通百姓能否从这场变革中获得好处，他们考虑不多。甚至，为了所谓的国家富强，他们还不惜侵害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 洋务运动大力修建铁路、建造轮船、发展机器制造业和采矿业，这些产业当然是中国所需要的，可是，产业的升级换代往往会让一些底层劳动者失业。因此，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企业在推行技术变革，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底层民众的承受力，不能让最底层的百姓生活得更加悲惨。可洋务运动不是这样。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让大量的“船户”、“车户”和“脚夫”失业。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被洋务运动挤出了旧业，却又难以进入新业，在他们赖以谋生的低级手段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先进机器所取代之后，伴随他们的只有每况愈下的困顿和日复一日的怨恨。针对这种情况，湖北巡抚奎斌曾记述：“以湖北一省而论……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洋务运动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也”。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承认：“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洋务运动既然“隔阂”于民生，甚至还“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所以，它得不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离开了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焉有不失败之理？ 最后还得说一说洋务运动中的用人问题。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提拔使用的“干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简单地说，具体经办洋务的人在事功和道德之间严重脱节。一方面，这批洋务分子买船造炮、开矿练兵，积极地为中国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这批人也借经办洋务之际中饱私囊，大搞腐败。对此，辜鸿铭曾有过论述，他说，李鸿章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这就使得一批奔竞之徒聚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之下，而有理想有操守的正直之士因耻于与小人为伍而日渐疏远洋务，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事现象：洋务运动本为当时一股先进的力量，可是，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却多是追名逐利、没有道德操守的“腐败分子”。当时，就有人批评说“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这一点，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不讳言，他说：“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梁启超后来总结历史，更是称洋务中人为“一世鄙夫”。 一项从理论上讲绝对先进的事业，最终却落到了一批“营私渔利之徒”的手里，历史的诡谲在此暴露无遗。理论上的先进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暴露出了洋务派在做事与做人之间的严重脱节。李敖曾说：“与什么人一起奋斗有时比为什么奋斗更重要。”既然搞洋务运动的“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所以，它最后以失败收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2、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消极：1、有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2、经营管理腐败。够经典了吧！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作为一段历史，洋务运动离今人已经很远了，可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却并不过时，它的教训依然值得今人深思，汲取。 摘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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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洋务运动在中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但是，在李鸿章等人轰轰烈烈地搞了三十多年“洋务”之后，在北洋水师已经建成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之后，中国还是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不得不再次签订屈辱条约，割地赔款。甲午海战失败及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 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性质的改革。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为此，他们开始实行所谓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方面企图通过与西方搞好关系，以争取军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此举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些想法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一开始，洋务运动就在体制和技术之间出现了脱节的现象。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即坚持大清帝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学习他们船坚炮利的一面。岂不知，“体”和“用”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分离的。正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自强”无补，正如将马腿强行移到牛身上一样，两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扞格，双双失效。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证实了严复的判断，“体”、“用”之间的严重脱节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洋务运动以它的失败告诉后人，没有体制变革的足够配合，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实业发展是走不远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脱节之处是：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强”，这本身没有错误。可问题是，洋务派口中的“自强”，一直就是以国家为本位而非以民生为本位的，所以，洋务运动从启动之日起就没有把民生问题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加以重视。他们建军械所也好，制造军火和轮船也罢，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清廷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对于普通百姓能否从这场变革中获得好处，他们考虑不多。甚至，为了所谓的国家富强，他们还不惜侵害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 洋务运动大力修建铁路、建造轮船、发展机器制造业和采矿业，这些产业当然是中国所需要的，可是，产业的升级换代往往会让一些底层劳动者失业。因此，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企业在推行技术变革，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底层民众的承受力，不能让最底层的百姓生活得更加悲惨。可洋务运动不是这样。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让大量的“船户”、“车户”和“脚夫”失业。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被洋务运动挤出了旧业，却又难以进入新业，在他们赖以谋生的低级手段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先进机器所取代之后，伴随他们的只有每况愈下的困顿和日复一日的怨恨。针对这种情况，湖北巡抚奎斌曾记述：“以湖北一省而论……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洋务运动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也”。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承认：“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洋务运动既然“隔阂”于民生，甚至还“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所以，它得不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离开了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焉有不失败之理？ 最后还得说一说洋务运动中的用人问题。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提拔使用的“干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简单地说，具体经办洋务的人在事功和道德之间严重脱节。一方面，这批洋务分子买船造炮、开矿练兵，积极地为中国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这批人也借经办洋务之际中饱私囊，大搞腐败。对此，辜鸿铭曾有过论述，他说，李鸿章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这就使得一批奔竞之徒聚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之下，而有理想有操守的正直之士因耻于与小人为伍而日渐疏远洋务，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事现象：洋务运动本为当时一股先进的力量，可是，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却多是追名逐利、没有道德操守的“腐败分子”。当时，就有人批评说“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这一点，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不讳言，他说：“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梁启超后来总结历史，更是称洋务中人为“一世鄙夫”。 一项从理论上讲绝对先进的事业，最终却落到了一批“营私渔利之徒”的手里，历史的诡谲在此暴露无遗。理论上的先进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暴露出了洋务派在做事与做人之间的严重脱节。李敖曾说：“与什么人一起奋斗有时比为什么奋斗更重要。”既然搞洋务运动的“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所以，它最后以失败收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2、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消极：1、有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2、经营管理腐败。够经典了吧！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作为一段历史，洋务运动离今人已经很远了，可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却并不过时，它的教训依然值得今人深思，汲取。 摘抄来的

依托数学教育对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影响研究--评《农业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作者:邓大翠　　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历来重视农业的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农业也面临着走科学化、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异常重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科学种植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引进技术和人才，取得一定成绩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秉承"高产、质优、高效、低耗"的原则提高农业的总量供给在农业部和财政部组织实施的农业科技跨越计划下，我国先后实施了数十个现代化种植项目，通过水稻和小麦的产业化生产，有效实现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关键词:农业科技跨越计划 跨越式发展 数学教育 农业现代化 产业化生产 科学种植 种植项目 农民增收　　年份:2019　　(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内容)

提供一下有关重农抑商的材料。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帮助。 “重农抑商” (l)原因：社会上出现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等问题。根本原因：适应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的需要。 (2)根本目的：保护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确保赋税征派和地租征收， 巩固封建统治。 (3)产生：战国时期， 商鞅在秦国首倡。 (4)发展：①西汉：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等，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②明清：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 继续实行专卖制度， 对民营商业加征商税， 危害：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强化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如何理解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的原则，这一政策长期得到继承。 中国古代王朝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专制主义王朝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治国主张。 3、评价认识：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 4、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富民”措施。(1)“民本”思想：商鞅变法提出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民本”思想的倡导者孔子主张统治者要爱惜民力，行“德政”；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唐太宗提出“存百姓”的思想等。(2)“富民”措施：这表现为多种形式，如政治上的开明之举与轻刑罚，或经济上的完善制度与轻徭薄赋，或民族关系上的华夷一体与重交往等。最突出的事例如隋唐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措施(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有意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改革，放松了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等。 5、注意教材上提到的“抑商”措施：西汉时汉武帝开始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加重征税，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对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唐朝政府设置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管理，并对市的买卖规模和时间都有限定；明中后期，政府设立众多关卡，对商业收重税；明清政府海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详见必修二第17——18页） 6、另外要注意重农的表现：农业专著 ①《夏小正》：夏朝历法中最早纪录农事等内容； ②《范胜之书》：西汉范胜之撰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 ③《四民月令》：东汉后期关于农事活动安排的专书； ④《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⑤《农桑辑要》：元朝向全国颁发指导农业的书籍； ⑥《农政全书》：明末徐光启著，综合介绍了我国传统农学成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并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 ⑦《天工开物》：明末宋应星著，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还收录了一些国外传来的技术，国外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7、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下，中国古代商业为什么还会取得发展。 （1）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必定会促进商业的发展。 （2）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 （3）政府的政策，统治者的需要，政策有放宽的趋势。 （4）交通的便利。 （5）商人的作用。

中国农业史论文一千字以上怎么写

杜青林：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非常高兴参加世界经济宣言组委会主办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并与大家一起解读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这里我就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向大家做一些简要的介绍。介绍三个问题，一，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成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13亿人口，多数在农村，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三农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农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到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解决了全球近21％人口吃穿的问题，不仅为中国改革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也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把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了一系列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粮食水平有所恢复，去年早稻、夏粮增长，主产区、非主产区大多增产，粮食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同步增加。粮食总产的增量和单产平均的水平创历史最高水平。当前秋冬种粮食面积，特别是小麦的种植面积又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二是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去年是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增收形势最好的一年。重量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同时也是近五年来农村贫困人口数下降最多的一年。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新的进展，四大粮食作物优势产业带已初步形成，三大优质棉区，使棉面积和总产占全国的99％左右。两大优势苹果产区的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东北地区牛肉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6％，西北等四个肉羊产区占全国总产量的81％，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产品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98％，农产品的品种和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优质农产品快速发展。畜牧业产值首次突破了万亿元的大关。防禽流感取得了重大胜利，订单农业持续发展，初步形成多层次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农产品进出口和农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全面增长的良好势头。四是农业科技进步明显加快，超级稻研究取得了新成果，产品优、抗病强的新品种。去年在科技提升行动示范区，水稻平均亩产提高了10％。冬小麦亩产提高了15％，农业作业水平明显提高。五是农村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农村的税费改革进入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和配套改革的新阶段。农业税收制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土地专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市场化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对农业配置机制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六是农村社会作业取得重要进展，各项投入开支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积极变化，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加快。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形势为稳定国民经济全局作出了好的贡献，成为这次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这些新成就的取得最关键、最具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央出台一系列扶持农业措施的巨大效应。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根本性，务实管用成效显著。特别是各地农业部门在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措施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和深刻启示。主要表现在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在工作的全过程。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落实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为发展动力，通过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坚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围绕这两大目标来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坚持创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思路和机制。适应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更新观念、转变思路、改进方法、方式，切实增强各项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时效性。增强解决农村工作新矛盾、新问题的能力，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强化法制手段，推动上下连动，全力解决好工作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包括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二，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对农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粮食生产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十分匮乏，耕地面积扩大的潜力有限，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潜力有限，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粮食科技短期内难有突破性、重大成果。单产提高的潜力有限，粮食产量波动较大。去年粮食总产与1998年历史最高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短期内难以根本奏效。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的难度很大。二是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尚未建立。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有限，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各种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限，农民就业渠道难以拓宽。总体上来看，资源增收持续增长的障碍还没有消除，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很大。三是农业发展面临着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某些方面还不适应经济快速增长和人们消费快速变化提出的更高要求。农业投资投入不足，农村资金短缺，生产要素持续外流，农业推广体系和动物防疫体系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都不完善，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后过渡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市场资源约束机制加剧，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进一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难度很大。解决好上述这些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第三个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也处在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胡锦涛主席指出纵观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支持农业带有普遍的趋向，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深刻贯彻胡锦涛主席两个趋向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方略，大力加强农业综合能力生产建设，深入推荐农业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继续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本目标是粮食产量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具体有以下几项工作，一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大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认真贯彻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实处，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用地养地，构建耕地质量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快国家优质粮食产业的建设。重点抓好主产区的生产，稳定加大粮食面积，努力提高粮食单产，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增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深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秀产品结构，重点发展生态、高效、安全的农产品。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全面推进优质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进一步改善农民外出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多渠道转移就业。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大力增强农业科技的市场作用，加大技术研究，重点搞好超级稻的攻关，推出一批有主导技术。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的工程，组织重大科技推广的行动。在粮食主产区建设主导品种及配套技术的示范区，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和农业机械化等推广，围绕主要品种、主要技术采用多渠道的培训。四，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完善、扶持龙头企业，继续发展订单农业，健全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利益连接机制，按照民办民营民收益的原则，积极推进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加强农产品的营销，建设绿色通道，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综合示范区、出口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全面开展质量监管。突出抓好种子市场、农药饲料市场的监管。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动植物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农业社会化服务于管理等农业七大体系，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新兴农业保障体系，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七，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确保农业税的减免落实到户，推动粮食生产体制的各项改革，发展农村新兴医疗，在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推动农村先进文化发展、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坚信经过中国政府和亿万农民的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将稳步提高，中国农村社会将更加繁荣，中国农民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谢谢大家。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中国农业史论文一千字以上怎么写的

太多了，是不是到什么地方去找的啊，我还是跟提问者则说一句，这是作业吗？那就得自己做，他们给了你的一些资料，这可以采访他们的了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从中得到启示。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1]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原始农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2]受此影响农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3]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说来，天和地对于作物的影响是不同的。古人将它归纳为“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地，即土壤。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先为人所注意。古人认为作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桔逾淮而北为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4]“菘菜不生北土。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有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5]前者说“此地气然也”，后者说“土地所宜”。地气和土地，指的都是土壤。土壤是导致变异的根源。[6]在土壤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土壤上生长的植被。《师旷占术》曰：“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孔子也说：“平原大蔽，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植被不仅是土壤状况的标志，同时还可以用作改善土壤的物质。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并将“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称为“草粪”。还有意识地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充当绿肥。民族学调查表明，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而在林地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的是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其次是土壤的性状（颜色、手感、水份、土壤中的生物活动等）。禹平洪水之后，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九州的土壤，各不相同，《尚书·禹贡》言之凿凿。不同的土壤进而有不同的农产品，《周礼·职方氏》记载甚详。《管子·地员》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书中还具体指出了九州土壤性状及适宜种植的作物。被李约瑟等称为是最早的地植物学著作。由于决定适宜作物的是土壤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元代孟祺在《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又做了这样的发挥：“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坟、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也。”再次是地势。或认为《禹贡》中的“厥田中中”、“厥田中下”等，指的就是地势。“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植物的垂直分布也直接影响到了作物的分布，古人说：“三农生九谷”[7]，所谓“三农”，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三农生九谷”，正反映了环境因素中地势对于作物的制约。水流径于地。和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水，有时水甚至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如《禹贡》中所说的“涂泥”，其中的“泥”，实际上就是水和土的混和物[8]。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发生变异的根源，所以古人又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9]今人有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水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如水稻，《天工开物》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水成为发展水稻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发生。上述因素，古人统称之为“土”，“土气”或“地气”、“水土”。不同的土壤是有不同的物产，它们之间的引种是不可能的。即使强行为之，不是死亡，就是变异。于是有“桔逾淮而北则为枳”，“芜菁南种则为菘”的说法。狭义的天，指的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气候随季节而变化，故称之为天时，用之于农业称之为农时。《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更从“得时”和“先时”、“后时”对六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不同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来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宋人将地势引入到农时之中，提出天时有“地势高下之不同”[10]，认为“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11]元代农学家更将时与地（纬度和海拔高度）结合起来。不仅指出了气候寒暑与纬度高低的关系，而且强调共性之间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在选择农时的时候，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就叫做“因地为时”。[12]古人尽管对农时重视有加，但是他们对天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古人只是注意到了气候对于作物生长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气候对于作物分布的影响，他们把各地作物不同的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土壤的不同的结果，尽管元代引入了风土的概念，部分地考虑到了气候的因素，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将土壤看作是根本的原因。只是到了明末，这种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徐光启认为作物栽种中的地区差异性，在引种的过程中“亦有不宜者，则是寒暖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是以“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13]徐光启明确提出了气候是引起作物分布差异的原因的观点。

杜青林：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非常高兴参加世界经济宣言组委会主办的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并与大家一起解读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这里我就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向大家做一些简要的介绍。介绍三个问题，一，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成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13亿人口，多数在农村，人多地少是基本国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坚持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三农工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农民长期的艰苦奋斗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到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解决了全球近21％人口吃穿的问题，不仅为中国改革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也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针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把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了一系列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力的措施，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粮食水平有所恢复，去年早稻、夏粮增长，主产区、非主产区大多增产，粮食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同步增加。粮食总产的增量和单产平均的水平创历史最高水平。当前秋冬种粮食面积，特别是小麦的种植面积又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二是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去年是1997年以来中国农民增收形势最好的一年。重量农民的收入明显增加，同时也是近五年来农村贫困人口数下降最多的一年。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新的进展，四大粮食作物优势产业带已初步形成，三大优质棉区，使棉面积和总产占全国的99％左右。两大优势苹果产区的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东北地区牛肉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6％，西北等四个肉羊产区占全国总产量的81％，沿海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产品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98％，农产品的品种和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优质农产品快速发展。畜牧业产值首次突破了万亿元的大关。防禽流感取得了重大胜利，订单农业持续发展，初步形成多层次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农产品进出口和农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全面增长的良好势头。四是农业科技进步明显加快，超级稻研究取得了新成果，产品优、抗病强的新品种。去年在科技提升行动示范区，水稻平均亩产提高了10％。冬小麦亩产提高了15％，农业作业水平明显提高。五是农村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农村的税费改革进入了取消农业特产税，减免农业税和配套改革的新阶段。农业税收制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土地专项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市场化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对农业配置机制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六是农村社会作业取得重要进展，各项投入开支越来越多地向农村倾斜，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状况有了积极变化，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发展加快。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农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农村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形势为稳定国民经济全局作出了好的贡献，成为这次国家宏观调控的突出亮点。这些新成就的取得最关键、最具决定性因素的是中央出台一系列扶持农业措施的巨大效应。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根本性，务实管用成效显著。特别是各地农业部门在认真贯彻中央各项措施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和深刻启示。主要表现在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全局，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在工作的全过程。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落实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为发展动力，通过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坚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围绕这两大目标来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坚持创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思路和机制。适应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更新观念、转变思路、改进方法、方式，切实增强各项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时效性。增强解决农村工作新矛盾、新问题的能力，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强化法制手段，推动上下连动，全力解决好工作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包括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二，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对农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粮食生产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十分匮乏，耕地面积扩大的潜力有限，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的潜力有限，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粮食科技短期内难有突破性、重大成果。单产提高的潜力有限，粮食产量波动较大。去年粮食总产与1998年历史最高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短期内难以根本奏效。进一步扩大粮食生产的难度很大。二是农民持续增收的机制尚未建立。农产品价格上升的空间有限，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各种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有限，农民就业渠道难以拓宽。总体上来看，资源增收持续增长的障碍还没有消除，确保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很大。三是农业发展面临着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某些方面还不适应经济快速增长和人们消费快速变化提出的更高要求。农业投资投入不足，农村资金短缺，生产要素持续外流，农业推广体系和动物防疫体系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都不完善，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后过渡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着市场资源约束机制加剧，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进一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难度很大。解决好上述这些问题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第三个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中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也处在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新阶段。胡锦涛主席指出纵观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支持农业带有普遍的趋向，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处在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深刻贯彻胡锦涛主席两个趋向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方略，大力加强农业综合能力生产建设，深入推荐农业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继续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基本目标是粮食产量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具体有以下几项工作，一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建设，大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认真贯彻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实处，继续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用地养地，构建耕地质量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快国家优质粮食产业的建设。重点抓好主产区的生产，稳定加大粮食面积，努力提高粮食单产，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增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深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秀产品结构，重点发展生态、高效、安全的农产品。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全面推进优质农产品产业带建设，大力发展畜牧水产业，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进一步改善农民外出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多渠道转移就业。三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创新，大力增强农业科技的市场作用，加大技术研究，重点搞好超级稻的攻关，推出一批有主导技术。深入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的工程，组织重大科技推广的行动。在粮食主产区建设主导品种及配套技术的示范区，加强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和农业机械化等推广，围绕主要品种、主要技术采用多渠道的培训。四，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完善、扶持龙头企业，继续发展订单农业，健全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利益连接机制，按照民办民营民收益的原则，积极推进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加强农产品的营销，建设绿色通道，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综合示范区、出口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全面开展质量监管。突出抓好种子市场、农药饲料市场的监管。六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动植物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农业社会化服务于管理等农业七大体系，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备、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的新兴农业保障体系，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七，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确保农业税的减免落实到户，推动粮食生产体制的各项改革，发展农村新兴医疗，在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农村普法教育、推动农村先进文化发展、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们坚信经过中国政府和亿万农民的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将稳步提高，中国农村社会将更加繁荣，中国农民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谢谢大家。

中国法制史论文三千字以上有哪些

通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bai，对中国法du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中国法制zhi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dao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这是上百度查的，最好是先对法制史有一个总体的框架，再下笔。我也是学法学的，我的文笔不好，所以只好介绍别人的文章了，O(∩_∩)O哈哈~） 20

同学，我不清楚你们最近学习的重点，我想还是你自己找资料写的会更好一点~要侧重你们老师最近讲的重点。我能帮你的是，建议你去 中国知网上 搜“中国法制史”有关的已发表论文，找其中的精华为你所用~

第一讲 中国历代立法制度　　一、中国法制的起源　　二、中国法制的类型中国法制史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每一时期，出现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类型的法制。　　三、中国历代法制的思想法制思想指导了某一个时代的法制，也就指导了某一个时代的立法和司法，所以应对其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一）夏、商、西周的法制思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命神权的思想。夏朝，“奉天罚罪”，商朝，除此还有“君权神授”，在西周，出现新的天命观，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同时还加上了宗法思想“亲亲、尊尊”。　　（二）春秋春秋时期是过渡时期，这时期的法制思想特点用夫子的话来讲，就是“礼崩乐坏”，从礼制思想向法制思想过渡。　　（三）战国及其战国以后的秦朝这个时期的法制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观点为“重刑轻罪”，“刑无等级”，“事断于法”，等等。这一时期，列国争雄，由于法家思想是积极进取的思想，讲耕战，依法治国，刑无等级，所以被采用。　　（四）西汉及以后（重点）　　1．西汉初期不再采用法家的法制思想，改用黄老思想（黄帝，老聃），也就是道家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这时期的法制思想为“轻徭薄赋，约法省刑，安定百姓，与民休息”。因为用法家思想取天下，是可以的，而无法用以守天下。而且，经过秦末战乱，土地荒芜，百姓不堪重负，所以要用黄老思想安定百姓，巩固统治。这一时期，经历了高祖，文帝，惠帝，景帝几代帝王。　　2．西汉中期汉武帝当政的时候，汉武帝希望建立大一统的局面，需要大一统的思想。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时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孟之儒。按照宋朝的儒生的观点，称此为杂儒。这时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家的德、礼、教和法家的政、刑、罚等思想，还搀杂了阴阳家等其他的思想。所以这时的法制思想可以概括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这一思想对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影响深远。　　四、中国历史上的各类法律形式（主要介绍1840年以前的法律形式）　　（一）习惯法　　（二）刑、辟、法、律、条画、条例（可以归到法一类）　　夏、商、周三代用“刑”，有时用“辟”，还有时“刑辟”连用；春秋时期用“法”；战国商鞅时，改“法”为“律”，对后世影响深远；元朝称为“条画”；明清时期把单行的法称为“条例”。　　（三）誓、诰、命、遗训、令、制、诏、敕、条格、谕（属于令的一类）　　（四）课、科、格（指具体的法律形式）　　如牛羊课，讲如何养牛羊的具体规定。秦有课，汉有科条，南北朝时期有麟趾格。　　（五）程、式战国时秦国和秦朝时开始有，如《工人程》、《封诊式》，也是官府的具体法规。　　（六）典、会典、则例（属于行政法一类）　　（七）故事、廷行事、比、例、断例、判例（指的是各个时期对判例的不同称谓）　　西周称故事，秦称廷行事，汉朝称比或决事比，例是泛称，宋朝称为断例，近代称判例。　　（八）法律解释秦有法律答问；汉朝的大杜律，小杜律，郑氏章句；晋朝的张杜律；唐朝称为律疏。这个作为知识，一般掌握。　　掌握几个朝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如汉朝的律、令、科、比；唐朝的律、令、格、式；宋朝的敕、令、格、式。　　五、中国历史上的立法机关　　（一）古代法自君出　　（二）近代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　　第二讲 中国历代主要法律　　一、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法律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此外，注意郑国铸刑书；竹刑。　　二、封建社会的主要法律　　（一）战国时期——《法经》掌握其作者、篇目、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系统的封建法典。　　（二）秦朝——《睡虎地秦墓竹简》　　（三）汉朝——约法三章的原始意义；九章律；其余作一般性了解。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主要是分裂割据的时期，但法制建树较大1．魏律注意改具律为刑名2．晋律又称泰始律，分刑名为刑名和法例两篇。　　3．南朝法律沿用晋律　　4．北朝律　　5．麟趾格改科为格　　6．大统式提高式的地位　　7．北齐律定律12篇，影响深远；合刑名、法例为名例律；规定重罪十条；规范刑罚。　　注意从战国法经的具法；战国秦以及秦汉的具律；到曹魏时改为刑名；到晋律中分为刑名和法例两篇；北齐律又合为名例律的发展过程。　　8．北周律建树不大（五）隋　　1．开皇律定十恶；定五刑（笞、杖、徒、流、死）　　2．大业律（六）唐（七）五代（略）　　（八）宋掌握宋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刷的法典；编敕；编例（九）元　　1．《至元新格》元朝第一部法律2．《风宪宏纲》有关纲纪、吏治3．《大元通制》元朝比较完备的法律4．《元典章》地方官府所汇的法律5．《至正条格》最后一部（十）明1．《大明律》改篇目为7篇，被后世沿用。　　2．明大诰重典治民，重典治吏的体现3．大明会典（十一）清1．《大清律例》共7篇，436条2．《大清会典》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太平天国1．《天朝田亩制度》体现平等、平均的思想。　　2．《太平刑律》主要规定太平天国所定的一些罪名和一些刑罚。　　3．《资政新篇》超前的成分很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战乱的环境下，无法实现。　　（二）清末（1840——1912年）　　1．宪法性法律钦定宪法大纲；十九信条　　2．刑法大清现行刑律的特点：根据大清律例删改而成；对民事条款予以分出，不再科刑；解除同姓相婚的禁令。它是过渡性的刑律。　　大清新刑律是新型刑律。分总则和分则两编；规定了新式的刑法原则；规定新刑罚，区分主刑，从刑；规定了一些新罪名。这些内容要重点掌握。　　3．民律草案共五编，1911年完成，未及公布实行。　　4．商律（略）　　5．《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　　6．《法院编制法》规定各级审判厅的设置，实行四级三审制。　　（三）南京临时政府　　1．宪法性法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重点掌握：背景，公布时间，五点内容，三个特点，意义；　　（2）不要认为是孙中山亲自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孙中山没有亲自制定；也不是第一部正式宪法（尽管革命派说相当于宪法，但毕竟不是宪法）。　　2．其他法令：保护人权，保护私产，废除陋习，保护华侨，废除刑讯逼供，废除体罚，反对株连等。（大体上看一下）　　（四）北洋政府（1912-1928）　　1．宪法性法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草）　　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　　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1923年10月10号）：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正式宪法——虽然在程序上是贿赂的结果，但在形式上和名称上，并非一无是处。　　2．刑事法律暂行新刑律：基础是《大清新刑律》，其刑法原则，刑罚制度都一样，仅仅把一些帝制下的用语，改成民国下的用语。　　（五）国民政府1．宪法性法律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党治下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虽于1936年5月5号公布了，但没有实施，理由是日本侵华使得没有条件实施。　　中华民国宪法：了解基本内容及条文。　　2．民法五编。注意与清朝的五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不一样，而是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采取国家本位主义和民商合一制，大量抄袭外国的。　　3．刑法1928年和1935年两部。新的内容主要是规定了保安处分。　　4．民事诉讼法注意其当事人进行主义。　　5．刑事诉讼法注意自由心证原则。　　其他如行政法和法院组织法，一般性了解。　　（六）人民民主政权　　1．工农民主政权时期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法律文件，其特点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规定的政治制度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主要掌握它反映了一些左倾的影响，即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2．抗日民主政权时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代表规定的参议会制。　　3．人民民主政权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最大的建树是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奠定了以后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第三讲 中国历代刑事法制一、罪名　　1．昏、墨、贼、杀（夏）　　2．寇攘奸宄（西周）　　3．五过之疵：审判官在五等过失免人之罪时所出现的五种弊病：惟官（旧僚属）　　惟反（恩人）　　惟内（亲属）　　惟货（行贿）　　惟来（故交），从而把不该开脱的人开脱了，这要以开脱之罪治之。（西周）　　4．漏泄省中语：泄密（汉）　　5．重罪十条（北齐）　　6．十恶（隋开皇律）　　二、刑罚旧五刑；新五刑（笞、杖、徒、流、死）；清末过渡刑罚（现行刑律规定的：罚金、徒、 流、遣、死）；近代刑罚（主刑：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　　三、刑法原则　　1．区分过失和故意：惟眚和非眚（眚即过失）（西周）　　2．区分偶犯和惯犯：惟终和非终（西周）　　3．区分主犯和从犯：造意和非造意（汉）　　4．罪疑惟轻（吕刑）　　5．株连：缘坐（株连亲属）；连坐（株连非亲属）　　6．赎：也可以认为是刑罚，区别罚金　　7．宽严适中　　8．诉讼时效和法律时效　　9．因时因地制宜：“刑罚世轻世重”（因时）；“三国三典”（因地）：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10．老幼残疾犯罪减免刑罚　　11．据实定罪和论心（动机）定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至唐朝之前的春秋决狱，特别强调当事人的动机。　　12．考虑犯罪的情节和认罪的态度　　13．类推：吕刑中的“上下比罪”，一直沿用到新刑法的颁布前。　　14．正当防卫原则：最早可以推到西周　　15．诬告反坐：最早起码可追溯到战国的秦国　　16．更犯（累犯）加重　　17．数罪并罚　　18．自首减刑或免刑　　19．上请（请）：某些人的犯罪和某些情况下的犯罪必须报请皇帝裁决的原则，起源于西汉汉高祖刘邦，一直到清朝。　　20．议（八议）：周礼中有“八辟”，三国《曹魏律》始入律；八种贵族官僚犯罪可免死，一般犯罪可减等；亲故贤能功勤贵宾。重点　　21．亲亲得相首匿（汉）和同居有罪相为隐（唐朝及以后）：后者的范围更大，甚至包括部曲和奴婢。其共同的理论源头：孔子的父子相隐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重视伦理的特点　　22．五服治罪：晋律首先将服制作为定罪量刑的规定。　　23．区分公罪和私罪（唐律）：前者是官吏因公事而犯，可以从轻处罚，保障官吏积极履行公务；后者是官吏因私事或因假公济私而犯，要从严惩处，打击官吏徇私枉法和贪赃枉法。　　24．官当：用官品抵销刑罚。最早由南朝的陈律规定下来，在后来唐律和宋律中也有反映，但在明清律中就没有了。因为当徒刑的比较多，故又称“以官当徒”，但不仅仅是这样。　　25．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处理原则：唐律：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表现了既尊重外国习俗和法律的友好态度，又坚决维护主权的精神。原因在于唐的强大。）明朝：化外人犯罪以律拟断。清末：《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首先攫取领事裁判权；大清新刑律第八条承认了领事裁判权；1943年才真正废除。　　26．同罪异罚：在我国存在了很久，从奴隶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甚至民主政权时期，都有此类规定。　　27．罪刑法定：最先由大清新刑律规定　　第四讲中国历代民事法制　　一、所有权制度（主要是土地所有权问题）　　（一）奴隶制时期土地王有制，土地不可以买卖。　　（二）封建制时期私田可以买卖，国家保有一部分官田。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在民法的物权编里具体规定。　　二、契约　　（一）奴隶制时期西周时期买卖契约：质，剂；借贷契约：傅别　　（二）封建社会（略）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略）　　三、婚姻制度历史上变化不大掌握内容：六礼的内容和影响。在这部分，教材上的第七到第十二部分属于误印，应删去。同姓不婚的内容和目的。目的:生育健康的后代；附远，扩大本家族的势力；厚别，严格区别同宗，防止紊乱纲常。这一规定影响深远，到大清现行刑律才开禁。七去和三不去的具体内容。　　四、家庭制度：父权制、夫权制五、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始于西周成王后），与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婚姻家庭制度有关。　　第五讲 中国历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一）奴隶制社会传说的成分较重。西周的内容较肯定，西周的大司寇，小司寇，士师。　　（二）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秦的廷尉；齐的大理；楚国的廷理。　　秦朝至南北朝的北齐前：基本上是廷尉。　　北齐改为大理寺。在隋、唐、宋时期，主要是三法司，大理寺负责审判，刑部负责复核，御史台负责监察。元朝较特殊。在明清时期，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负责审判，都察院负责监察。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主要类型：清末，中央刑部改为法部，负责司法行政；大理寺改为大理院，负责审判。地方省设高等审判厅，府设地方审判厅，县设初级审判厅。审级制度为四级三审。与此相对应，设立了四级检察机关，分别是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北洋政府普通法院的设置与清末相同，北洋政府实行审检合一制，在各级审判厅设立各级检察厅。在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审判机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市设地方法院，实行三级三审制。人民民主政权时期设置较复杂。　　注意隋唐和明清三法司的区别；廷尉到大理寺的变化；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变化。　　第六讲中国历代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二、诉讼制度　　（一）奴隶制社会重点掌握五听　　（二）封建制社会重点掌握：秦的公室告和非公室告。汉朝的秋冬行刑，春秋决狱。登闻鼓制度确立于西晋。北魏开始实行死刑奏报制度。明清时期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热审，秋审，朝审及厂卫制度。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重点掌握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　　此外掌握马锡五审判方式。　　中国古代主要立法思想概述　　一、夏商时期　　1、“天讨”、“天罚”的神权政治法律观　　二、西周时期　　1、“以德配天”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2、“明得慎罚”的法律主张。　　三、秦朝　　1、法自君出，君主独断。　　2、以法为本，严刑峻罚。　　3、统一法律法令，注重法律宣传。　　三、汉朝　　1、“与民休息”、“宽省刑罚”的指导思想。　　2、“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　　四、隋初的立法思想　　1、 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以轻代重，化死为生。）　　2、 严格执行法律，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也是隋初君臣的法律思想之一。　　五、唐朝　　1、“德本刑用”的指导思想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2、立法要求宽简、稳定、划一的思想。　　3、严格守法与执法的思想。　　六、宋代　　1、 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　　2、 强干弱枝，集权中央。　　七、元代　　1、 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　　2、 沿用本民族习惯法。　　八、明代　　1、 朱元璋重典治乱的思想。　　2、 “重典治吏”与“重典治民”的思想。　　3、 礼法并用的指导思想。　　九、清代　　1、清初“详译明律，参与国制”的立法思想。　　2、“参汉酎金”的立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