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题目
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题目
晋商不仅是一个时代和地域的代名词,更是一个民族和一种精神的至关反应,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学习,大到企业管理甚至是国家治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解读晋商精神一个甲子前倨后恭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先看前之倨: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当今的理念,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可惜,那近30年中计划几乎天天伴着没完没了的政经运动和上下左右的社会折腾,疗养至今也未必结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出现大寨这样的农村榜样还真不是偶然。再看后之恭: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从前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更重要的是旧的设备无法得到更新升级,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政界官场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注2】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三晋大地上空漂浮的悬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时间,竟然把晋商五百年的历史的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图片说明:山西灵石晋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躬身探究晋商精神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狭隘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注3】。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有如在相当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一些极抽象又被滥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而来,甚至是靠“半夜鸡叫”般的荒唐,刘文彩、南霸天之类的残暴获得的,其谬音流布,虽于今尚有余韵,但因其弄公权以欺世人的太过拙劣,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偐:“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铁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晋商售茶作为诚信的化身和代表。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是味良药,日久见真心,由此而来。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注4】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读书。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注5】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并不逊色。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共产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著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这是我理解的晋商精神,她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自洽体系。这真是:五百年经商义制利 一世纪动荡戾毁德
晋商文化的内涵 00晋商始于宋代,称雄于明清,衰落于20世纪初。考察其数百年的发展图景,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诚实守信、义利并举就是其中最为本质的两个内容,它们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00诚实守信:为商做人之本00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诚”这一哲学范畴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来的:“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战国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讲“诚”,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的理论至宋代周敦颐而有大的总结,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通书》)。这就是说,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而无其实。00“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主要是指诚实可靠,守信用。作为人所应有的优秀品质和做人的伦理规范原则,“信”在儒学精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孟子开始信成为人伦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汉代董仲舒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宋代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信是以诚为基础的,是对道德原则信念的坚持以及执行时的不做假。00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他是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特别是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祁县乔氏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私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虽然经济受损,但是从此信誉昭著,近悦远来。00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诚实(守信)的表现还有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拆借”,叫做“相与”,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他们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了解,认为对方重信守约,才与之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其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00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票号是山西商业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一纸汇票千里传,万两银子立刻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说晋商是以诚实守信为根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贯穿整个商业活动的始终。00义利并重:经商致富之道00“义利”之辨是讨论伦理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儒家思想重要争论之一。义主要是指思想、行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00晋商兴起于明清之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已有了裂痕,出现了许多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颜元。他吸收先秦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义利统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义利兼有,以义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谋利计功是正义明道的目的,也是正义明道的动力,正义明道是谋利计功的手段。这就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思想。00受当时先进的商业思想的影响,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00商业经营活动中的义,在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应该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一、晋商建立了具有强大动力、很强的平衡约束力的商业经营机制,把权、责、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财东一般不直接参与商号的经营管理,而是选用自己信赖,又熟悉业务、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放手让其经营。为了避免各商号造成脱节,晋商通常运用大号管小号,总号统支号的方法,层层节制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条不紊。各个商号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纵向管理,横向联系”的制衡式的经营管理模式。00二、提高商号素质,增强内在活力。晋商号的机构精干,在人员设置上的原则是:“因事设人”。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精干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商号的办事效率,减少了人员重叠造成的拖泥带水。晋商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严格,狠抓业务,让自己的职员练到嘴稳手勤。在职业道德方面,要求人员重信誉,贵忠诚,鄙利己,喜辛苦,戒奢华。制定出许多规定,如果违反开除出号,永不续用。晋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00三、把握信息,预测行情,审时度势,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多变。晋商从商业竞争中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柜必须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出奇制胜。晋商在竞争中知于前,行于先,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服务民生,富足家业,在商界纵横500余年。
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选题
山西是国家确定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承担着保障党和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任,也承担着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探路的历史使命。准确把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的时代属性,对标对表对接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好示范区、当好排头兵、做好新高地,三晋大地就要传承弘扬晋商汇通天下的金融创新精神,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践中,把在复工复产中饱受煎熬的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这个老问题,通过数据资源资产化的方式,将中小企业的数据资源变成能够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数据资产,以此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现刊发太原市智库研究会会长、太原市委党校范富教授的这篇文章,旨在准确把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的时代属性,探究数据资源转化成数据资产的可行性及其路径,供读者朋友参阅、供各级领导参考。图片2019年11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并列为构成要素,明确了数据这一新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方向。《意见》共8章32条,为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支持构建规范化的数据开发利用的场景指明了方向。图片01 准确把握战略意图山西是国家确定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承担着保障党和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重任,也承担着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探路的历史使命。跟进党和国家的战略决策,对接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持续深化“三篇光辉文献”的学习,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思路和要求,坚持转型为纲、项目为王、改革为要、创新为上,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出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在高水平崛起中提升山西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核心创新力;在高标准保护中绘就三晋大地黄河流域身披绿装、奔腾不息,长城内外牛羊成群、风吹草低,太行山脉层林尽染、峰峦胜意的壮美风光;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中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唱好新时代的幸福礼赞。图片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的总体思路和工作要求,推进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建设,就要将转型综改进行到底,就要像楼阳生书记指出的那样——既要有借鉴他山之石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气度,又要有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气魄和胆略,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这方面,楼阳生书记的思考是很多的:比如,2019年5月,楼阳生省长在山西大学调研大数据产业时,指出:实施大数据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要牢牢抓住重要窗口期和难得机遇期,在补考中同步赶考,在并跑中力争领跑,推动大数据产业集群发展、快速壮大。比如,2019年12月初,上任伊始,楼阳生书记就把调研的第一站放到转型综改示范区,指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的金光大道,转型综改区是习近平总书记授予我们的金字招牌,这条金光大道要坚定地走下去,坚实地走出来。图片再如,12月16日,楼阳生主持召开创新生态专家座谈会。强调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全面构建有利于创新活力充分涌流、有利于创业潜力有效激发、有利于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创新生态,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12月20日,楼阳生书记与来晋投资兴业的IT企业负责人会谈时,特别指出: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对标对表对接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好示范区、当好排头兵、做好新高地,就要准确把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国有资产、战略资源”的时代属性,在补考中同步赶考,在并跑中力争领跑;就要走好金光大道、擦亮金字招牌,全面构建“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业潜力有效激发、创造动力竞相迸发”的一流创新生态;就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归根到底,在落实《意见》的实践中,我们山西一定要以敢为人先的气魄,先行先试的胆略,传承弘扬晋商汇通天下的金融创新精神,直道冲刺、弯道超车、换道领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实践中,把在复工复产中饱受煎熬的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这个老问题,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5G,将中小企业的数据资源变成能够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数据资产,就像我们通过微信、支付宝一样可以轻松付款一样,切切实实在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创新性实践中,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图片0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富商大贾甲天下,彰显的就是开放的精神。总书记讲的这种开放,就是对国家战略的开放。图片大明王朝成立时,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与被徐达大将逼退到大阴山北面的蒙古人的入侵。为了防止北方这股势力南下,沿着大阴山南麓,从山海关到嘉峪关一线,朱元璋派了16个儿子、近百万兵、36万马,屯田垦荒、修筑长城。当时,大明王朝的首都在南京。从南京到太原,现在坐高铁的话,也需要近10个小时才能到达。其时,百万兵每人每天需要1斤粮食,36万匹马每匹每天也需要1斤粮食,每天下来120多万斤粮食。这对于刚刚立国的大明王朝,其困难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朝副丞相、刘伯温的弟子、山西阳曲人杨宪紧紧围绕抗击外敌这个国家民族最大的战略意图,提出了让山西商人为边疆战士提供粮草、换取盐引的战略构想,由此开启了晋商300年的盐路;300年后,一个在皇帝身边的安徽籍的近臣,对皇帝说,不能光让晋商发财啊。我们徽商把钱交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组织军马粮草供应也可以呀。晋商一看,明知道他们做不好,明知道有人捣乱,但晋商不懈怠、不折腾,更不抱怨、不放弃,在已有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纵横欧亚九千里”的茶路之旅,300年盐路+200年茶路,铸就了晋商500年的辉煌。之后,“富商大贾甲天下”的晋商,面对巨额财富在长途运输中的种种风险,在镖师的基础上,创新管理模式,创造了近代商业史上最早的货币银行学——票号,开启了世界银行业的新纪元、新模式。300年盐路+200年茶路+100年票号,都是在准确把握国家意图的基础上,在对国家战略开放中实现的求变、应变、顺变。图片时下,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以“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为主导的新四大发明,正在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成为我们谋划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在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两项工作的大视野中,观照奋力前行的中小企业,我们认为:赓续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山西、赓续变革精神创新理念的山西,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出新步伐、踏上新征程、走出新路子,开创示范区、排头兵、新高地的新境界,就要传承晋商精神弘扬晋商使命,在金融创新上有所作为、有所前进、有所变革——即,要让广大的中小企业共享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共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5G的创新成果,彻底解决它们面临的融资难特别是贷款难的问题。03 大数据里找答案彻底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特别是贷款难的问题,答案就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5G里,简约地讲:答案就在大数据里。图片目前,在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相关政策措施的引领下,在“三对六最”政策环境的营造下,一大批拥有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布局山西——这里面,代表性的国企,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电科、中科曙光,也有百度、龙芯、百信等民营,还有上海银韬上海银韬数据科技(兼山西锐思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董事长、中国支付集团首席架构师、中国银联的顾问、金融科技专家檀晓阳先生。图片 (檀晓阳)檀先生早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是富有实战经验的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规范数据开发利用新场景的创新实践领军人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职于工商银行,为首批信用卡业务拓展的先行者,该行人才库成员。先后担任多家商业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和中国银联数据业务总监等职务。在中国银联主管对200余家区域性银行卡业务推广应用的管理工作,设计和构建多家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管理机构,有效推动业务高速发展,使得信用卡业务收入成为银行新的增长点。为商业银行打造新型的信用卡业务发展管理、运营实施理念与核心体系的建立健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信用卡业务发展理念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区域性商业银行发展战略指导思路。接受指导的多家银行成为银行部门收益“亿元俱乐部”理事会的主要成员。图片作为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先期引领者,檀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金融等网络数字平台的研究,一手创立了新能源汽车的区块链网络平台,成为工信部三十二家区块链创始成员之一。创建上海银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网络平台企业,在原有金融业务模式的基础上,采用领先的科学技术,为产业提供完整的金融解决方案,精耕细作多方合作产业金融保险和绿色金融,在创新领域做出具有前瞻性的业务布局。他辅导的金融机构包括: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天津银行、上海农商行、河北银行、安徽农信、浙江农信、山西农信、江南银行、泰安银行、常熟农商行、阳泉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04 机器不会撒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必须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将深度融合。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大数据战略,出台了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智慧山西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得人心。省委在补考中同步赶考,在并跑中力争领跑的超前部署,打破信息“孤岛”,拔掉数据“烟囱”,打通信息“脉络”,释放数据活力的前瞻决策,与檀晓阳先生的纾困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想法和探索不谋而合。图片正是这些因缘聚合,檀晓阳认定了山西、认定了转型综改示范区,决心在这个全国唯一的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转型综改示范区来一次先行先试。作为上海银韬的董事长,中国支付集团的首席架构师,中国银联的顾问,檀晓阳常讲: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我们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在危机中,有的人在布局,有的人在做事,有的人在睡觉。看中了,他就坚定干——不仅在示范区注册了山西锐思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而且亲任董事长,更经常深入各地企业调研,印证自己的创新思考。他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能及时给中小企业贷款或融资,对银行而言,没有错——因为银行有自己的风险监控体系,但很可能直接的后果就是失去马云、失去阿里巴巴。当年马云也一样,常吃闭门羹。怎么避免类似马云的问题呢?得用大数据。就是说,中小企业不能及时融资贷款,因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有门栏——即要贷款,就得抵押;抵押就要有货币存款或者土地等不动产。中小企业,这些基本没有。但资质好、市场好、经营好、前景好的专特精新企业,如何才能跨越这道门坎儿呢?
晋商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力度弘扬晋商精神,对于山西破解发展难题,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动力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创造一流业绩,再创山西辉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为中国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那时曾引发了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华大地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龙游(浙江西部)商帮、宁波商帮、洞庭商帮、江右(江西)商帮、广东商帮等。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被称为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晋商既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种典范而奇特的商业现象,又是一个能够以其强势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庞大商人群体。晋商的范围以晋中和太原为中心,波及整个山西省,人数远逾万千,商业范围遍及长城内外。晋商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宅院,更有其文化所在和精神所在,晋商精神不仅是近代山西商人的精神支柱,更是当代为商者传承的文化内核。一、崇商为本建大业。在山西民间,尤其晋中和太原一带,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崇商重商建业的浓厚意识,明清时期尤甚。老百姓将从商作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去做,苦心经营,将从商致富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努力追求着。纵然眼前道路坎坷,也坚持不忘初心,坚定不移。晋商这种重商的使命感并非偶然。当时,票商被推为“第一商人”,一家人如果有子弟在票号当差,那会被认为是前世积德、今生走运的一件大事。所以家长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票号、商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晋商凭着这种信念,足迹遍及天涯,把皇权社会中被视为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的风生水起。他们走到哪里,就将生意做到哪里,哪里的商业就随之繁荣发达起来,甚至某些城市就是由晋商创造出来的。二、诚信经营走大道。从古至今,商人的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赚取利润,晋商也不例外。但如果过分重利而忽视了道义,无疑是饮鸩止渴,不仅不能维持其经营活动,甚至会因丧失信誉而将百年字号毁于一旦。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教化与敬仰,晋商把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讲求“以义制利”,并将其演变为经商处世的准则:“平则人易近,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凡事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终身不渝。可以说,诚信是晋商的精髓和灵魂。晋商精神讲究行大道、重仁义,这样才能有更多朋友、顾客,生意才能越做越大。晋商不仅讲“钱”,更重“义”,不仅创造物质财富,更有精神财富作为支撑。诚信进取的晋商精神是山西人的品德,也是华商精神的精髓。确实,诚信是晋商发展和兴盛的根脉,融入血脉崇尚信义的精神一直被传承下来。
作者:刘海鸿 郭玉兰 晋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史壮举,创造了地处黄土高原而成为“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独到之处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被称作开创事业的“利器”,被称作“失落在大院深处的商业文明”,是晋商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晋商创造的物质财富如今只剩下几座大院,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高的研究、品味与继承的价值,对于我们从本质上高角度、深层次地认识晋商、把握晋商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是指晋商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文精神、组织制度以及经营理念,内容主要包括晋商精神、家族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扬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晋商精神。一、商的做人哲学:中庸、和谐与低调 笔者认为,晋商的做人哲学与做人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中庸、和谐与低调来概括,其中中庸与低调是他们自身做人的基本方法,和谐是他们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其弟子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时间已经很久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中庸其实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适可而止,都知道要把握好“度”,关键是“度”在哪里,这就涉及水平素养问题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当今,有人提出中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有道理的。 1、晋商家族文化中的中庸、和谐与低调。常言“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很多家族是子承父业,孙承子业,持续旺盛一二百年不衰,成功地跳出了这个周期律,这和晋商底蕴深厚的家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做人,晋商家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教、重和。 晋商是著名的儒商,读书是晋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商”就是说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育的严格培育,不是学业出众是没有资格进入商号继承祖业的。晋商的教育不仅包括伦理道德教育,而且更包括行业技能教育、家规号规教育等方面。晋商家教关于做人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以德立身;影响到晋商做人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含蓄内敛。如乔家乔致庸教育儿孙有“三戒”、“五不准”,即首先要戒三个字:骄、贪、懒;并规定五不准: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乔家治家严谨,根本没有江南商人那种灯红酒绿、妻妾成群的景象。乔致庸本人因为寿命长一生娶过几个妻子,但无一妾,有一个新的分号建立,乔家大院就添一盏红灯笼来表示庆祝,取红利见增的吉祥之意,表达方式吉祥而又含蓄,红灯笼在此的含义和作用并不是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那样。重和是中庸的体现,晋商重和,首先是家和,即“家和万事兴”,如乔映霞家有九子,他就用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而九双筷子就无法折断的事实来教育开导他们众兄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保住家族利益,乔映霞客厅对联的横批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四个字“一团和气”。 2、晋商相与关系中的中庸重和风格。晋商重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顾客和气,即“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与同行和气,即“慎待相与”,具体表现为:慎待相与,不打官司。“相与”就是有来往业务的其他商号,“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关系,一旦建立关系,就要善始善终。如乔氏财大气粗,但要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详细了解,确认可靠才交往,否则就婉言谢绝,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一旦建立业务关系,又舍得下本钱支持帮助,多行方便,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逼债,更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关系并汲取教训。晋商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也决不把钱花在打官司上,有时一笔欠债只要债务人给债权人磕个头就了事。同舟共济,群体发展。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扩大业务与商业竞争的需要。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表现在家族经营上,此外,更表现在群体经营上,他们实行“联号”经营,用关公作为统一的商业宗教,而关公起初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义气的象征。他们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3、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灵魂,是晋商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晋商坚持以德立身的中庸之道的最好表现。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主要表现在:(1)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这是晋商的经营原则。晋商认为诚信是经商取得长久胜利的基本因素,所以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允许自己的商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晋商认为商业赢利要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赢利要受道义的制约,一旦丧失信誉,必然招致失败。晋商有句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晋商中讲信誉的商人商号比比皆是,如乔致庸把经商之道归结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胜。(2)克制欲望,薄利多销。这是晋商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业务,但是靠勤快、辛苦挣钱,讲究的是赢取回头客,晋商还有句著名的商谚:“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要薄利多销必须克制欲望,不能狠赚一笔,晋商从不一刀子把客人宰死,做一锤子买卖。二、晋商的经商之道:拼命、创新与极致 晋商做人喜欢中庸,以中庸为原则,但做事却又往往喜欢做到极致,所以在晋商的行为中又总是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拼命精神和对于极致境界的追求。 1、晋商创业守业中的拼命精神。晋商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的过程都体现了其拼命与执着的精神,即为事业竭尽全力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晋商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等方面。(1)创业精神:山西人喜欢创家业,置家当,置家建屋,这一点在晋商身上表现突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山西人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把经商作为一生的大事业来看待,通过经商来实现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2)敬业精神:敬业就是要以工作事业为重,勤劳、刻苦、谨慎,尽心尽力。晋商的敬业精神是突出的,他们信奉天道酬勤,如“都一处”烧麦馆的来历传说就典型地体现了晋商的敬业。(3)吃苦精神:晋商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甘冒风险,创业初期走西口,旅蒙商拉着骆驼,走沙漠,冒风雪,斗盗匪,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 2、晋商管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极致精神,晋商管理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上。(1)经理负责制: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德才兼备,多谋善断,有所作为,可担重任,便以重礼聘用,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不干预一切经营活动,对于日常盈亏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2)学徒制: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学徒须年在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家世清白,举止大方,有礼貌,会珠算、书法,能吃苦,还要有人担保。入号前要考试,入号后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商谚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徒制执行严格,为晋商培养了不少骨干人才。(3)股份制:晋商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顶身股、干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入股方法,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3、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境界。晋商有时表现为中庸,有时又表现为极致。中庸和极致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中庸与极致的矛盾体现了晋商的矛盾人格,而这种矛盾又有现实合理性,在现实中又是相统一的。晋商做人喜欢中庸,做事却往往喜欢做到极致。做人讲究中庸其实就是低调做人,做事追求极致其实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但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晋商基本上做到了中庸做人,极致做事,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精神比如他们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要做就做最大,要做就做最好,晋商身上又有一种偏执、极端、痴狂,有一种“破”局的激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惜打破现有的宝贵的平衡,比如乔致庸的梦想,“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晋商有祖训,不允许做霸盘生意,但是他们在经营的竞争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搞起了霸盘。 极致精神容易让人成功,但也容易因为偏执而导致失败。正是极致精神使晋商后期出现了过分倚重信用金融、内部管理失控、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等现象,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但山西票号在这些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得太远了。三、晋商的为官理念:务实轻官与官本情结 1、晋商重商轻官的一般倾向。重商是晋商家族文化的核心。人们一直用“学而优则商”来概括晋商家族的重商倾向,对于晋商来说,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子弟是去经商,家人把天资最好的孩子送进商号去学经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是相反的,“士农工商”,首业为官,末业为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晋商能有这样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晋商中有不少中途弃官从商的,如渠本乔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官从商。 2、晋商重官迷官的文化情结。从一般意义上讲,晋商重商轻官,以经商的成功而不是做官的成功作为人生进取的目标。但是,晋商的“官念”决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晋商对于“官”的态度是既复杂微妙又矛盾统一的。商与官的关系是晋商文化中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关系之一。有重商轻官,有弃官从商,有结交官员,有花钱捐官,晋商始终徘徊在官与商之间,与“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就是晋商发展得比较顺利的时期,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晋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的“官念”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官本商末的局限,又不可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 3、晋商与官府的关系解析。晋商与官的关系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重商轻官,不入科举,甚至弃官从商。如前文所述。其二,结交官员,打通关节,谋求方便,甚至密揽特殊业务。结交官员起初只是晋商的一种生存需要;后来,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从而谋求种种经营特权,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展到后期,甚至商号的竞争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晋商在此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极尽笼络结交之能事。其三,以钱捐官,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明朝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有鬻官制度,按捐资数目授予一定的官职。晋商一般不热衷于读书仕进,但却对朝廷的卖官趋之若鹜,一般大户都捐过大大小小的顶戴。晋商后期尤其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晋商重商,但并不绝对地排斥出仕。“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最理想的是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其四,结托朝廷,追求特权,享受特殊待遇,走暴富捷径。清政府在统一中国的历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过晋商不少的资助。早在清代开国之初,晋商就有一些人被封为“皇商”,后来的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政府命名为皇商的晋商。晋商在财力上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给予晋商一定的经商特权,使其获利,清政府与晋商形成了一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这种结托关系互为帮助,互为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商参与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赔款业务,为日升昌日后谋取特权打下了基础,后来晋商票号渐渐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 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 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一条由发展捷径到终被拖垮的道路。结托封建政府既是晋商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是晋商衰败的自身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也是晋商在这条道路上未能处理好极致与中庸关系的一个最终教训。
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论文题目
作者:刘海鸿 郭玉兰 晋商创造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史壮举,创造了地处黄土高原而成为“海内最富”的奇迹,也创造了既有中国特色又有独到之处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被称作开创事业的“利器”,被称作“失落在大院深处的商业文明”,是晋商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晋商创造的物质财富如今只剩下几座大院,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依然有很旺盛的生命力,有很高的研究、品味与继承的价值,对于我们从本质上高角度、深层次地认识晋商、把握晋商具有重要意义。 晋商文化是指晋商在几百年的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人文精神、组织制度以及经营理念,内容主要包括晋商精神、家族文化、管理文化等方面。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扬了一种精神,这就是晋商精神。一、商的做人哲学:中庸、和谐与低调 笔者认为,晋商的做人哲学与做人风格基本上可以用中庸、和谐与低调来概括,其中中庸与低调是他们自身做人的基本方法,和谐是他们所看重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 中庸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其弟子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培养理想人格。“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一方面肯定中庸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同时又认定人们缺少这样的道德时间已经很久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中庸其实讲的是一个“度”的问题,人人都知道适可而止,都知道要把握好“度”,关键是“度”在哪里,这就涉及水平素养问题了。中庸作为一种德性,它所表明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的一种道德动机,一种道德情感,或说一种行为取向。当今,有人提出中庸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是有道理的。 1、晋商家族文化中的中庸、和谐与低调。常言“富不过三代”,然而晋商很多家族是子承父业,孙承子业,持续旺盛一二百年不衰,成功地跳出了这个周期律,这和晋商底蕴深厚的家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做人,晋商家族文化的特点是重教、重和。 晋商是著名的儒商,读书是晋商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而优则商”就是说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育的严格培育,不是学业出众是没有资格进入商号继承祖业的。晋商的教育不仅包括伦理道德教育,而且更包括行业技能教育、家规号规教育等方面。晋商家教关于做人的精神实质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以德立身;影响到晋商做人的风格也可以概括为一点,就是含蓄内敛。如乔家乔致庸教育儿孙有“三戒”、“五不准”,即首先要戒三个字:骄、贪、懒;并规定五不准:不准吸鸦片、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冶游、不准酗酒。乔家治家严谨,根本没有江南商人那种灯红酒绿、妻妾成群的景象。乔致庸本人因为寿命长一生娶过几个妻子,但无一妾,有一个新的分号建立,乔家大院就添一盏红灯笼来表示庆祝,取红利见增的吉祥之意,表达方式吉祥而又含蓄,红灯笼在此的含义和作用并不是像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的那样。重和是中庸的体现,晋商重和,首先是家和,即“家和万事兴”,如乔映霞家有九子,他就用一双筷子很容易被折断而九双筷子就无法折断的事实来教育开导他们众兄弟必须团结互助才能保住家族利益,乔映霞客厅对联的横批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四个字“一团和气”。 2、晋商相与关系中的中庸重和风格。晋商重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顾客和气,即“和气生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与同行和气,即“慎待相与”,具体表现为:慎待相与,不打官司。“相与”就是有来往业务的其他商号,“慎待”就是不随便建立关系,一旦建立关系,就要善始善终。如乔氏财大气粗,但要与其他商号交往时却要详细了解,确认可靠才交往,否则就婉言谢绝,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但一旦建立业务关系,又舍得下本钱支持帮助,多行方便,即使对方发生变故,也不轻易逼债,更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关系并汲取教训。晋商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人占了便宜,也决不把钱花在打官司上,有时一笔欠债只要债务人给债权人磕个头就了事。同舟共济,群体发展。群体精神是商业活动中扩大业务与商业竞争的需要。晋商的群体精神首先表现在家族经营上,此外,更表现在群体经营上,他们实行“联号”经营,用关公作为统一的商业宗教,而关公起初并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义气的象征。他们广建会馆,用宗法社会的乡亲感情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加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通过讲亲情、讲乡情、讲交情来互相支持,互相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关系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晋商文化认为匹夫之勇不足取,他们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很多晋商家族祖训中都有一条戒律,就是不许做霸盘生意,要给别人留有余地,共同发展。 3、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诚信是晋商文化的灵魂,是晋商经营理念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晋商坚持以德立身的中庸之道的最好表现。晋商经营理念中的中庸之道主要表现在:(1)诚信为本,以义制利。这是晋商的经营原则。晋商认为诚信是经商取得长久胜利的基本因素,所以把信誉看得高于一切,绝不允许自己的商号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晋商认为商业赢利要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赢利要受道义的制约,一旦丧失信誉,必然招致失败。晋商有句商谚:“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晋商中讲信誉的商人商号比比皆是,如乔致庸把经商之道归结为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胜。(2)克制欲望,薄利多销。这是晋商的经营方法。薄利多销有利于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业务,但是靠勤快、辛苦挣钱,讲究的是赢取回头客,晋商还有句著名的商谚:“生意没有回头客,东家伙计都挨饿。”要薄利多销必须克制欲望,不能狠赚一笔,晋商从不一刀子把客人宰死,做一锤子买卖。二、晋商的经商之道:拼命、创新与极致 晋商做人喜欢中庸,以中庸为原则,但做事却又往往喜欢做到极致,所以在晋商的行为中又总是表现为一种极端化的拼命精神和对于极致境界的追求。 1、晋商创业守业中的拼命精神。晋商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的过程都体现了其拼命与执着的精神,即为事业竭尽全力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晋商的创业精神、敬业精神、吃苦精神等方面。(1)创业精神:山西人喜欢创家业,置家当,置家建屋,这一点在晋商身上表现突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评价山西人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积蓄有资,始归纳妇。”山西人把经商作为一生的大事业来看待,通过经商来实现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抱负。(2)敬业精神:敬业就是要以工作事业为重,勤劳、刻苦、谨慎,尽心尽力。晋商的敬业精神是突出的,他们信奉天道酬勤,如“都一处”烧麦馆的来历传说就典型地体现了晋商的敬业。(3)吃苦精神:晋商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甘冒风险,创业初期走西口,旅蒙商拉着骆驼,走沙漠,冒风雪,斗盗匪,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挣钱。 2、晋商管理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其实也是一种极致精神,晋商管理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体现在他们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上。(1)经理负责制:晋商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德才兼备,多谋善断,有所作为,可担重任,便以重礼聘用,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不干预一切经营活动,对于日常盈亏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2)学徒制:店员、学徒的录用也十分严格,学徒须年在15~20岁之间,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家世清白,举止大方,有礼貌,会珠算、书法,能吃苦,还要有人担保。入号前要考试,入号后要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商谚曰:“十年寒窗考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学徒制执行严格,为晋商培养了不少骨干人才。(3)股份制:晋商实行股份制,又称股俸制,股份有银股、身股(顶身股、干股)二种,凡投资者为银股,不出资本出人力“顶生意”、凭资力、能力代替投资者为身股,银股、身股都可按股分红。人身顶股制是晋商在人事劳资上首创的一种入股方法,是一种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好办法。凡商号中的掌柜、伙计无资本顶银股即可以自己的劳动力入股,而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分红,身股的多少按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年限来确定,这种做法把店员个人利益与商号利益、财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3、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境界。晋商有时表现为中庸,有时又表现为极致。中庸和极致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中庸与极致的矛盾体现了晋商的矛盾人格,而这种矛盾又有现实合理性,在现实中又是相统一的。晋商做人喜欢中庸,做事却往往喜欢做到极致。做人讲究中庸其实就是低调做人,做事追求极致其实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做人做事的理想境界,但这个尺度很难拿捏,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晋商基本上做到了中庸做人,极致做事,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晋商经营文化中的极致精神比如他们的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产业经营到极致,开票号成为晋商的有意识行为,晋商只有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货通天下的抱负。要做就做最大,要做就做最好,晋商身上又有一种偏执、极端、痴狂,有一种“破”局的激情,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不惜打破现有的宝贵的平衡,比如乔致庸的梦想,“我要是能够通过票号在天下建立一张无形的大网,让所有的商人都能够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四处做生意,那我的生意该有多大?!”晋商有祖训,不允许做霸盘生意,但是他们在经营的竞争中又总是身不由己地搞起了霸盘。 极致精神容易让人成功,但也容易因为偏执而导致失败。正是极致精神使晋商后期出现了过分倚重信用金融、内部管理失控、与朝廷关系过于密切等现象,这些方法本身没有错,但山西票号在这些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得太远了。三、晋商的为官理念:务实轻官与官本情结 1、晋商重商轻官的一般倾向。重商是晋商家族文化的核心。人们一直用“学而优则商”来概括晋商家族的重商倾向,对于晋商来说,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子弟是去经商,家人把天资最好的孩子送进商号去学经商,“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是相反的,“士农工商”,首业为官,末业为商,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晋商能有这样的理念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了不起的。晋商中有不少中途弃官从商的,如渠本乔中进士,后任日本横滨领事,却时时关心商务,最终弃官从商。 2、晋商重官迷官的文化情结。从一般意义上讲,晋商重商轻官,以经商的成功而不是做官的成功作为人生进取的目标。但是,晋商的“官念”决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晋商对于“官”的态度是既复杂微妙又矛盾统一的。商与官的关系是晋商文化中的几个耐人寻味的关系之一。有重商轻官,有弃官从商,有结交官员,有花钱捐官,晋商始终徘徊在官与商之间,与“官”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好的时候就是晋商发展得比较顺利的时期,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往往就是晋商陷入危机、走向衰败的时期。在那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晋商的“官念”既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官本商末的局限,又不可能不或浓或淡地带上传统文化的浓厚色彩。 3、晋商与官府的关系解析。晋商与官的关系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其一,重商轻官,不入科举,甚至弃官从商。如前文所述。其二,结交官员,打通关节,谋求方便,甚至密揽特殊业务。结交官员起初只是晋商的一种生存需要;后来,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十分善于用金钱贿赂官员、结交权贵,从而谋求种种经营特权,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发展到后期,甚至商号的竞争成败直接取决于是否买通、谁家买通了有关官员。晋商在此方面有独到之处,他们极尽笼络结交之能事。其三,以钱捐官,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明朝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有鬻官制度,按捐资数目授予一定的官职。晋商一般不热衷于读书仕进,但却对朝廷的卖官趋之若鹜,一般大户都捐过大大小小的顶戴。晋商后期尤其喜欢通过捐输买官,他们捐官有时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而有时则醉翁之意不在官,而在涉足政界,以官商身份谋求更大经济利益。晋商重商,但并不绝对地排斥出仕。“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最理想的是亦官亦商,鱼与熊掌兼得。其四,结托朝廷,追求特权,享受特殊待遇,走暴富捷径。清政府在统一中国的历次大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过晋商不少的资助。早在清代开国之初,晋商就有一些人被封为“皇商”,后来的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政府命名为皇商的晋商。晋商在财力上支持清政府,清政府给予晋商一定的经商特权,使其获利,清政府与晋商形成了一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这种结托关系互为帮助,互为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晋商参与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赔款业务,为日升昌日后谋取特权打下了基础,后来晋商票号渐渐打进了清政府的金融活动中。晋商是以诚信、勤劳、节俭而著称的,应当说这也是晋商前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晋商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却渐渐地发现一条谋取暴利、快速发展的捷径——拥有特权。 晋商对于特权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由偶然、无意地享受到 自觉、刻意追求的过程,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走过了一条由发展捷径到终被拖垮的道路。结托封建政府既是晋商暴富的一条捷径,但也是晋商衰败的自身原因之一,可以说,这也是晋商在这条道路上未能处理好极致与中庸关系的一个最终教训。
山西靠的是煤矿,古时候靠的是银票
解读晋商精神一个甲子前倨后恭晋商曾经的辉煌让一个甲子以来总是在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上前倨后恭的山西人可以说一句:咱祖上也阔过,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阔啊,是横穿明清两个朝代五百多年、跨越欧亚美非数大洲的商帮之首富呢!之所以说是前倨后恭,也确有原因。先看前之倨:首则那能源重化工基地先前是国家计划下不可或缺的。在共和国的60年历程中,前一半,山西的日子较之全国其他地方,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当今人们的理念是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话语权,可这是当今的理念,那个时代是计划经济,资源给山西带来的是大投资,但利润并没有留在山西,如若能平平和和地“计划经济”倒也真是山西人的福气,可惜,那近30年中计划几乎天天伴着没完没了的政经运动和上下左右的社会折腾,疗养至今也未必结束【注1】;但因了那重型基地,还是建成了重型机械、钢铁、军工、铁路机车、化工、水泥、电力的倚重型的工业格局,城市的居民确是“被分配”就业相对较多,待遇也是有保障的;次则山西的农村虽然一如其他地方贫穷,但其地理纬度适中,自然条件虽然不好,可是十年九旱,却较之动辄水虫雹冻的难以预见尚未到更坏,加之山西历史上即人文积淀深厚,儒释道荟萃,尤其两千年的崇公(关公)尚义和佛教文化的影响,整体上民风淳朴,注重亲缘关系,相对暴戾之气较少,人际合作的基础较好,出现大寨这样的农村榜样还真不是偶然。再看后之恭:这个甲子的后30年,山西先是惯性地被罩在了从前中央政府五年计划的投资阴影下走不出来,但渐渐品出些改革滋味的山西人发现这个真是不大灵光了,山西廉价出卖的是自己脚底下优质的资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定价话语权和资源补偿费用,更重要的是旧的设备无法得到更新升级,体制转型中许多既有的规范难以适应新的关系的调整,在种种追求急切改变困境的浮躁心绪支配下,不规范的运作、不安全的开采不仅导致矿难不断,竟使山西政界官场一片惶惑,不知道“心在哪里安放”?【注2】山西的民众包括那些“煤老板”也同样惶惶然摆脱不了资源的梦魇。制度转型中的种种欠缺,使山西的财富分配畸形,不仅贫富严重不均,而且先富者也缺少先祖们的精神涵养和修行。他们成了发山西煤财、炒北京别墅、飚越野悍马的暴发户。三晋大地上空漂浮的悬浮煤灰,在不到百年时间,竟然把晋商五百年的历史的辉煌遮蔽得如此严密?(图片说明:山西灵石晋商大院——“王家大院”石雕)躬身探究晋商精神随着这后30年的恭(躬)下身来近距离分辨,穿越厚黑的煤灰幕帐,跨越狭隘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藩篱,不断有学者探究着晋商的种种足迹事迹事业视野。虽然躬身有些许被迫之意。在改革开放初期,即有日本学者对山西商人的研究成果震动了在山西的金融经济史学者【注3】。建筑学家阮仪三先生铲下救出平遥古城,否则,余秋雨先生就不知道在哪个真实可触的地方去“抱愧山西”了。但是后来一些影响巨大的影视文学作品却恰恰曲解了真实的晋商精神。譬如著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当然用不着苛求文学、小说。有如在相当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一些极抽象又被滥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凡是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而来,甚至是靠“半夜鸡叫”般的荒唐,刘文彩、南霸天之类的残暴获得的,其谬音流布,虽于今尚有余韵,但因其弄公权以欺世人的太过拙劣,在残存的晋商史料记载面前,已成为令人宽容大度哑然失笑的证伪例证。那些浩如烟海的林林总总的史料里发掘到的晋商共有的品质灵魂有哪些?尽管见仁见智,但晋商那些共同的精神可以由少到多由简入繁地来概括:义——即崇尚正义,以义制利,义乃正当正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制度中的从不强迫他人清欠、但底线即商务绝交,仅此而已,并不断人其他生路,这虽是没有武力保障,缺少公共权力维护下的不得已,但在冷兵器时代的这种以自己承担“无限责任”风险的商人,可以当得起义薄云天了。古代罗马法庭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背后刻有一句古老的法偐:“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新旧文明尚相益,东西义理本自同。价值的普世性就在于即使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同样可以读懂义为何物?诚信——即古往今来海内境外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民商事法律(且不论其习惯还是成文)“帝王原则”。如果说义是做人的底线,诚信则是商人的底线操守,这其实并不需要多少聪明智慧去判断,在熟人社会也是容易做到的,而晋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不断开辟着新的商业道路,五百多年的历程中保留这样的铁律,并使之成为桑梓地经商处世代接替的社会遗传密码,以至于海外的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度至今都以晋商售茶作为诚信的化身和代表。家传的口述的书载的史记的不可枚举。谨防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晋商的诚信是味良药,日久见真心,由此而来。重商业——以商为业,重商立业,襟怀坦荡,对外圆融称作儒商(此处儒字泛化为读书修文之意,并非仅仅属于某流派学说),对内直接纯粹,就是以商为本业,为职业,为事业,没有低人一等、二等公(臣)民,或等外臣民的羞愧和矫饰。这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挑战,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他们不在意,倒是影响巨大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隐隐约约掺进去些不大纯粹的官本位和读书做官理想。其实晋商真是把皇权社会中官家士族文人雅士视作末流的商事活动,演绎得风生水起,令距其百多年后的人们看得感慨唏嘘叹为观止!勤俭律己——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克勤克俭,律己以严、宽以待人等等,几乎是所有兴盛数代的晋商的家训店规章程中的题中必有之义。无须四处搜寻翻检,随便打开一本晋商史料,都能找到这类大同小异的“章程”“规范”。“齐家务要严肃应事务要和缓”“居室务要兼用知过务要即改”【注4】至于什么赌钱嫖妓、纳妾包二奶更在禁止之列。当然规定是规定,但违反者总是存在,甚至很严重的,但规则的制定就是被违反的,否则规则即失去了规范定则之义。所有的规范可能都意味着不容易做到,明清晋商的身体力行之普遍世所公认。奠定了在皇权专制社会下不啻最高道德群体——官宦大夫科举士人。故而才有所谓雍正皇帝之叹:山右之人一等者经商,次者力农,再次者方去读书。乡缘和为贵——所谓乡缘地缘是晋商规模拓展的规则。譬如在“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注5】和为贵本就是儒家和谐文本的基础,也是经商之人崇奉和气生财、互利多赢,不然则商战不断、内讧纷起、煞星戾气、不剩赢家。但是,有原则的和方为尊贵。晋商普遍的用人原则为“用乡避亲”,有人谴责这种用人方法的封闭性。其实第一,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迟缓的农耕皇权社会下,公共服务保障匮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具有乡(地)缘的熟人,对自己的商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考核和监督成本,对本乡而言正是惠及乡里的根本举措。第二,用乡而避亲(如通常不用少爷、姑爷和舅爷)既避免了最常见的角色冲突,又能更大限度地发挥职业经理人(掌柜)的积极作用。这较之现代企业的人际管理并不逊色。第三,这种由乡缘地缘关系缔结的互助合作模式,担纲了皇权社会下基层社会公共产品匮乏的自治管理和基本互助,也是晋商能在五百年间和谐发展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这种运作不独晋商,其他商帮也多少都是实行类似的社区关怀,包括儿童的教育、失去劳动力的鳏寡孤独的“五保”,只可惜未能发展出现代西方家族企业的托拉斯(Trusts,即信托基金),或假以时日有所镜鉴,尚可期待?第四,晋商和谐发展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是其著名的学徒年资身股分红制,更是西方上世纪30年代之后方出现的“人民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职业经理人期权激励机制的古代中国版。仔细观察晋商的制度,发掘其精神,更能体味出那种千年易过而人性难变的普世沧桑。第五,晋商和谐发展的精神基础集中体现于崇公好义。其外化形式即关羽崇拜。关羽也起到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凝聚力图腾偶像的作用。时至今日,海外许多华人的商铺、店堂、甚至办公室都供奉关羽像,不时顶礼膜拜。对自己耳提面命:在商言商,但要以义制利,取财有道,谨记在心……虽并不一定有法律强制力,但日久成习惯,动辄就大喝:此是否不义之财?晋商的道德教化正是靠这样点点滴滴渗进经商人的头脑之中,逐步内化成为其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内地这样子的摆设开始是“港化”的时尚而已,是否也会由外而内,水滴石穿渗进心中,百年风尘洗涤干净,需要时日。这是我理解的晋商精神,她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自洽体系。这真是:五百年经商义制利 一世纪动荡戾毁德
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题目怎么写
学术堂整理二十个好写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 1、以《墨子》为例分析古代汉语中的"所"字结构 2、《马氏文通》中韵律影响句法现象研究 3、"道"的文化阐释 4、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 5、关于古代汉语绪论的几个问题 6、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 7、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 8、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张斯桂《使东诗录》浅论 9、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 10、当代文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11、《世说新语》中程度补语的句法和词性研究 12、浅析第三人称代词在汉魏以来的发展 13、成语、俗语--学习文言文的新途径 14、浅析《马氏文通》对"先置"现象的研究 15、浅谈汉语言文学的全球化发展 16、如何培养我校学生阅读古诗文的兴趣 17、古代汉语"远+N"和"N+远"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 18、《论语》同义词辨析 19、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 20、古代汉语字间关系考察--以"薄"与"迫""箔""簿"三字关系为例
1、晋商文化的八个字精髓是诚信、勤奋、坚韧、团结。2、晋商文化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母体下,在特殊时代和特殊的区域文化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指导晋商经营管理、发展和自我完善的文化思想和商业思想。3、晋商文化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驰骋欧亚的晋商举世瞩目,山西特别是以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为代表的太原盆地商人前辈,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世纪性繁荣,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的商业文化。晋商是中国较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晋商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题目的区别
晋商不仅是一个时代和地域的代名词,更是一个民族和一种精神的至关反应,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个人学习,大到企业管理甚至是国家治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500年之久。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晋商:由山西商人组成,主要贩卖粮食、食盐、绸缎等,到了乾隆时又专门经营汇兑、放款和存款业务,在全国各地开设“票号”,便于货币流通。徽商:由江南徽州府商人组成,主要从事食盐、典当、茶叶、木材、粮食、布绸等行业的经营活动,贾而好儒,富甲一方。
自古以来,会馆就是联络乡谊、聚会议事、沟通信息、维护同乡同行利益的处所。而山西会馆则是晋商的中心社团,是晋商的“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山西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同样,晋商在全国各地留下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也是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山西商人的生意在外面兴盛了多少年,那些建筑也修建了多少年。 一个山西籍的年轻摄影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历尽艰险,走遍大江南北,凭着一个执著的梦想,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晋商在全国各地修建的会馆。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见了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山西商人到底在全国建立了多少会馆?过去没有现在更难以有确切的统计。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 商人的锱铢必较本是善于经营的表现,厚道和忠诚更是经商的一种美德,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更是站不住脚的。在这里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会馆来说,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的会馆、戏楼,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难道不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拥资巨万的山西人凭藉着丰厚的资财,不仅将各地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山西,在自己的故里穷极土木,构筑起一座座精巧别致的民居建筑,同时,也把山西的优秀文化向外传送,在不断的认同和相互适应中,给多年经商的异乡,留下了上百座雕梁画栋的会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会馆建筑文化。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谈到苏州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时写道:“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全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 面对着数百张照片,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仿佛看到了晋商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也读到了他们的无奈与凄凉。历经百年沧桑而依然巍然屹立的会馆,尽管残破、尽管落寞,却依然散发着一种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追寻、向往。季风
晋商文化的内涵 00晋商始于宋代,称雄于明清,衰落于20世纪初。考察其数百年的发展图景,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诚实守信、义利并举就是其中最为本质的两个内容,它们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00诚实守信:为商做人之本00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诚”这一哲学范畴是儒家经典《中庸》提出来的:“诚者,天之道也”,“不诚无物”。“诚”的意思就是真心实意、真实不欺。战国末年,孟子和荀子都讲“诚”,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的理论至宋代周敦颐而有大的总结,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通书》)。这就是说,诚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不诚则一切德行皆属虚而无其实。00“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主要是指诚实可靠,守信用。作为人所应有的优秀品质和做人的伦理规范原则,“信”在儒学精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孟子开始信成为人伦之一,即:“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汉代董仲舒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宋代朱熹认为:“信便是真个有仁义礼智,不是假”(《朱子语类》)。信是以诚为基础的,是对道德原则信念的坚持以及执行时的不做假。00晋商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他是将做人的道理应用于买卖生意上,特别是将“诚实守信”的观念融入商业活动中,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是先做人,后经商。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的买卖。祁县乔氏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私利,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虽然经济受损,但是从此信誉昭著,近悦远来。00晋商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诚实(守信)的表现还有重信守约、有诺必践。经商过程中,商号之间资金经常相互“拆借”,叫做“相与”,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借贷款项。他们对待“相与”极其慎重,经过了解,认为对方重信守约,才与之银钱来往。既经来往,就是对方中途发生变故,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其指导思想是:利是商家之血,信为商家之命。00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票号是山西商业中极为独特也最具代表性的行业,一纸汇票千里传,万两银子立刻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的支撑,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可以说晋商是以诚实守信为根本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贯穿整个商业活动的始终。00义利并重:经商致富之道00“义利”之辨是讨论伦理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是儒家思想重要争论之一。义主要是指思想、行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00晋商兴起于明清之际,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的生产关系体系已有了裂痕,出现了许多反映商人阶级要求的思想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颜元。他吸收先秦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义利统一的思想,又汲取荀子“义利兼有,以义制利”的思想,提出“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谋利计功是正义明道的目的,也是正义明道的动力,正义明道是谋利计功的手段。这就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思想。00受当时先进的商业思想的影响,晋商挟信义而经商,不畏艰难,辗转千里,输万货以为人,赢百利而利己,逐渐形成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00商业经营活动中的义,在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应该还包含了三层含义:先进的经营机制、优良的企业素质、灵活的经营方针。一、晋商建立了具有强大动力、很强的平衡约束力的商业经营机制,把权、责、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财东一般不直接参与商号的经营管理,而是选用自己信赖,又熟悉业务、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放手让其经营。为了避免各商号造成脱节,晋商通常运用大号管小号,总号统支号的方法,层层节制使整个管理系统有条不紊。各个商号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相互制约,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纵向管理,横向联系”的制衡式的经营管理模式。00二、提高商号素质,增强内在活力。晋商号的机构精干,在人员设置上的原则是:“因事设人”。一般从业人员在10人左右,精干的机构设置提高了商号的办事效率,减少了人员重叠造成的拖泥带水。晋商对于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严格,狠抓业务,让自己的职员练到嘴稳手勤。在职业道德方面,要求人员重信誉,贵忠诚,鄙利己,喜辛苦,戒奢华。制定出许多规定,如果违反开除出号,永不续用。晋商也因此建立起了良好的商业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00三、把握信息,预测行情,审时度势,经营方式非常灵活,多变。晋商从商业竞争中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掌柜必须及时捕捉商机,制定经营决策,做到出奇制胜。晋商在竞争中知于前,行于先,在诚实守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商业价值观,服务民生,富足家业,在商界纵横50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