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应该怎么写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应该怎么写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如何写好历史论文　　写作的过程，我们练习写作，须先拟定计划。了解范围内的史料及其有关的问题。其方法有二：一、先知材料而后引起写作的兴趣，例如唐人李延寿参修晋、宋、齐、梁、陈、周、隋诸书，熟悉南北朝时期的史料，而后决定作《南史》。二、先有意作书，而后从事于搜集史料。例如徐梦莘欲作《三朝北盟会编》，而后搜集徽钦、高三朝与金人和战的史料。自古以来的著作家，皆无不出此二法。我们写作论文，固然也是这样，更必须先有理论基础，并能运用。且在写作动手之前，必须了解社会上对于这书的编写，是否需要，前人写作有何缺点，计划写作的史书。将有何补充或贡献等问题。否则徒耗精力和时间，所谓劳而无功。若作为锻炼，则无不可。　　著书或撰论文，或练习写作，必掌握材料，并先有一概念，作为写作的起始。概念的来源，或从实际斗争出发，或由于读书引起某种疑问，而欲作进一步的研究，或有心得，改正前人的错误，或比较某一事件各种不同的记载，而求得真相，或受师友的启发，而深入研究。我们有了概念，才能草定内容的大略及编制的形式。著作价值的高下，固决定于它的内容，而编制是否适当，也有一定影响。所谓编制，属于著作的外形，如章节的分配及组织的适宜等皆是。编制的重要，可从《汉书》见到，班固所作《汉书》，文笔变化不及司马迁《史记》。但《汉书》编制整齐，过于《史记》，是世人的公论。故著作如能编制合宜，读者常感觉便利，古人或不注意。今人必须重视，我们初从事于写作，更当这样。　　关于初学写作，我们应注意的，共有五项：一、选定题目；二、拟定大纲；三、搜集材料；四、抄写笔记；五、写作论文。这是历史写作的主要程序。至于史料的考证，及史料与史观的统一，还未提及，仅单纯的就写作而言。程序似很简单，但应用并非易事，兹作说明于下；　　一、选定题目。写作成绩的高下，常与选题有密切的关系。题目的范围，既不可太宽，也不可太狭。它的材料太多，将不易处理，太少将不够应用。所以选题之先，须先了解情况，例如预计材料的有无及工作的难易，更当了解前人已做成那些工作，有何成绩和缺点，是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若有疑问或不够了解，宜商于师友。这样的慎重考虑，才能选定合宜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拟定大纲。定题后草拟大纲，将为主观的想象，可能后来全不适用。最好对于范围内的材料，有相当的熟悉，并了解前人的工作，才拟定大纲。大纲既不可太详，也不可太略，只能作为努力搜集材料的临时计划。我们阅读的材料增加，了解事迹的情节较为深入具体，对于前人工作的估价将有不同，对于自己的工作重点，也将不同，当有修改大纲的必要。故可利用大纲而不可拘守。初学者，草拟大纲，宜请师友阅看，由其提出意见，供自己参考，修正。　　三、搜集材料。材料有相当的分散，例如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载，江苏各大城市都有一些收藏，不能满足于一二图书馆。材料丰富的图书馆，对于搜集材料最有帮助，但不可抹杀其他图书馆。书籍的检查，常依靠目录。一般情况，目录只有书名、著者、卷册、出版单位、年代及版本等，而书中内容，读者并不知道，南京图书馆库中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十分之七以上，都是没有什么声名的人的著作。而这些人的著作，却保存了更多真确的和重要的材料。详细目录和专题目录常有助于读者解决问题，还有稿本书籍及未经宣布的文件等，如有机会利用，当不可失去，我们不可以目录知识为满足。　　四、抄写笔记。阅读史料，其中所记情节，常为读者所不知，为避免读后遗忘，或便于重查，皆有抄写笔记的必要。笔记或由读者用自己的文字，撮要记录下来，或抄录记载内的重要文字，专供读者个人的参考，形式和内容，当由他自行决定。一般的说，摘录资料，宜于采用卡片，亦有用纸本者，为建立长期工作基础，每条资料宜自成独立单位，既不冗长，也不断章取义，并注明原书的页数，将来编立标题，即可归纳门类，便于查用。张穆作《癸已存稿·序》称俞正燮为学说：“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笑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理初为俞正燮字，平日积累材料，需要时便写文章，当不困难。　　五、写作论文。历史工作者搜集各种材料后，进行选择合宜的材料，用论点加以联贯，并将其安排在适当的地位，成为有组织的整体，然后写成论文或书籍。著作的长短，将决定于题目的大小及材料的多少，这是从形式而论。其实著作可分为二种：一、低级著作，抄袭前人所述，成为拼凑而成的写作，价值不高。二、高级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或为前人所不知，利用一切能得的材料，有新的观点或看法，并非好奇立，实欲根据真实可贵的材料，改正前人的错误，求出史迹过程的真相。我们初学立固当立大志，但不必期求在短期内写成一鸣惊人的著作，惟当实事求是的练习写作，积久自必能有所成。　　我们更当说明历史著作，不是堆积许多事实而成，事实之外，还有史观及史迹前后相互的关系，即所谓内在联系。史学家为不同的阶级服务，有不同的史观。我们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释史迹，并能贯穿于著作整体之内，成为全篇的论点，无论引用的事实多少，皆以证明论点为主。另一方面，作者应当注意因果的联系，在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人类社会各种事物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彼此的关系和相互制约，世上没有单独事物的存在。我们叙述历史事迹，无论引用多少事实，皆以表现联系为主。如能处处注意全文的论点及前后的联系，便成为有组织的著作。要之，著作为一整体，以有关的事实组织而成，绝不是堆积事实。我们搜集材料，必先辩别何项事实能为整体的部分及何项不能为整体的部分，适搜集事实足用之后，必须研究如何运用各部分，成为前后有联系、有组织的整体。　　应注意的事项：历史著作必须说明材料的来源，古人多未做到。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史注篇》称：“人心日漓，风气日变，阙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见闻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敷衍成书，古今皆所不免。章学诚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厚古薄今，但著作既须慎重，也当说明材料出处，却是重要的建议。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附著考异，表示材料来源及去取的标准，为作史者的正轨，乾嘉学派对于引用书籍，注明编卷。我们现当注明页数，及出版地点、年月。费林论及此事，并分为二类，兹介绍如下；　　甲：附注。指列在每页下者，可分三项：一、引用书籍的篇页；二、引用史料的原文；三、讨论的证据。　　乙：附表。指附在篇末或书末者，共有三项：一、参考书目；二、关系文件；三、重要的评论。　　费林根据西方近代著作习惯而有这建议。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既有附注，也有附录，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书籍中的一例，论文往往有附注而少附录，每一类未必尽有三项，当视需要而定，更有将附注列在论文篇末的，形式有种种的不同，但说明材料出处，实有必要。　　书中若有表图，对于读者将更方便。表的种类很多，作者把许多事实或数字列入表中，读者阅读费时少而收获大，印象深刻，而又具体，过于文字形容。图有图象及地图等。文字记载，对于文化物品形状，多不能详，若有图象，便有帮助。地图为读史不可缺少的工具，应当插入。又如古人著作，把目录列在书末，《史记》、《汉书》都是例证。后人始将目录放在书首，便于读者检查书的内容。前人不知道的，还有索引，近代西方著作，书首必有目录，书末必有索引，且有详细目录及详细索引，前者谓目录每项下又分细目，后者指索引每项下，又分细注之类，尤便于检查。最近我国刊印的书籍，也有末附索引的。　　如何写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我的家族近代史：那风雨飘摇岁月中的记忆回首我泱泱华夏数千年历史，其中最不乏的便是战争的岁月。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的土地上站着一群见证者，见证着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风雨的洗礼后真正地伫立在世界之林！中国也这在这一刻向世界证明，何为中华儿女的风骨、何为大国气概。中国的近代史，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也只能从课本上或资料上知晓一二，然而再完备的资料也不能描绘出那段历史的精彩与深刻。虽然我们没有经历，但我们的祖父祖母一代却是从那段日子生活过来的人，他们的记忆虽不如史书之缜密、资料之严谨，却可以更加形象生动的为我们阐释战争岁月的那段历史。他们的细致言传，使我产生了以此文详细记录的想法，并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在那段历史奋斗的先人崇高的敬意。此次记叙本文章的目的就是记录一下近代史中有关我家族的故事。所谓近代，便是从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所为近代史，便是在这段时间内无数革命先烈用泪水与汗水甚至生命铸就出的史诗般的华章。近代史是一部辛酸史，更是一部励志史，这是一段代表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与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铭记，这段历史需我们拿出最崇高的敬意来慢慢品读。近代史的开端便是那场臭名昭彰的鸦片战争，当鸦片被当做一种另类武器投入大清国的时候，一个王朝的恶覆灭亦或是一个民族的一场劫难的降临已是冥冥注定。当我问起祖父那是一个怎样的岁月的时候，祖父为我讲述了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对这场战争的描述。“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提起那段历史时他眼中复杂的神情，是恐惧？是愤怒？亦或是历经多年仍无法释怀的悲伤。你曾祖父告诉我，那时候全国上下都被这一种东西抢去了魂儿，这东西可碰不得，若是碰了，便会让人六亲不认，不出几日富人变穷，穷人更穷。那时候啊，鸦片像长了翅膀是的，几乎是有人的地方就能看见长长的烟袋，深陷的眼窝，还有鬼一样的人干儿。朝廷的老爷们对它爱不释手，普通百姓也是不受控制的去吸，甚至呀，保家卫国的将军们士兵们都抽了这个玩意儿。而那些个洋人根本不把人当人，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揣进自己的兜里，那死了再多的人也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听了这些话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听了爷爷对曾祖父神情着重的描述我没有一丝丝的怀疑，心里只有对这段沉重历史的震惊与无奈。鸦片战争，这是毁了无数个家庭的噩梦，更是清政府逐渐走向腐败的强力催化剂。一想到曾经无意看见的网络照片里面吸食鸦片的人们，便不难联想那是怎样一个灰暗的时代，似乎无边无际永无尽头。回想今天我们的幸福光景，心中莫名升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与其说是一种惭愧，倒不如说是对今日珍贵幸福生活的珍惜。而享受当代和平生活的我们，理应珍惜这些可以让人安逸奋斗的日子，可以说我们承蒙了先人的荫护，如若贪图享受无所作为，那便枉为青年，枉为我中华之青年。在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便打开了进入中国的大门，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便彻底的让中国沦为了人间地狱。清政府高层仍自顾不暇，又哪里会管那些底层平民百姓的死活。而我的族人，在那个时代便是并没有多大社会地位的劳动人民，他们饱经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害。我曾奶奶说过，那个年代并不是想着吃多少能不能吃饱，而是每天都在绞尽脑汁的想着什么东西能吃能填饱肚子不至于饿死。那时候的人们啊，活的都不如现在的一头牛，起码牛能吃饱，而那时候，人干的比牛多，吃的却连牛都不如。“你们年轻人在书本上学习到的那些洋人们干的事一点都没错，像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搬走了无数咱们国家价值连城的宝贝；签他们洋人自以为是制定的协议，说好听了是协议，说不好听就是明抢！让我们国家失去了多少土地！；还有那数不清说不尽的赔款，分明就是看我们好欺负。但你们年轻人了解的这些事，还不及那帮人做过的丑事的九牛一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什么是滔天的恨意。尽管现在我们的国家发展的这么好，和当初的那些个敌人们也搞起了合作，但在我们老一辈看来，这种恨意永远都不会消失，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历史能随时间淡去，但这些耻辱是怎么也忘不掉的。”听了这些话，我足足愣了有几分钟之长，爷爷告诉我这些都是出自曾祖父之口，我的震惊并不是仅仅因为曾祖父言语上的这些表达，更加震惊到我的是，曾祖父作为一个当时社会的底层人民居然对民族的仇恨有着如此深刻的执念，可想而知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怎样的存在。“铭记历史，不忘使命。”此刻牢牢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再往后，便是他日本帝国“堂而皇之”的的侵华战争。落后就要挨打，此为必然。中国在经历了之前那些沉重的打击之后已经变得残破不堪，而此时日本趁虚而入，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这次的这段历史，我问了祖籍山东的姥姥，而这次，姥姥非常平静的为我讲述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我记不起那段日子都发生了啥，但我一回忆起那段日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天空是黑的，从来都没蓝过。那时候日本人每次来到村子的时候，我们全村人都要不要命的跑出去躲起来，有的跑得慢的孩子就会爬上树藏着，可眼尖的小日本怎么会看不见，直接拿枪朝那树上扫去，把孩子打下来之后，再用刺刀一刀一刀的剜他的肉，孩子才那么小啊，他做错了什么，就这么被日本人折磨死。日本人走了之后，他爹娘看见这孩子死得如此模样，哪还能受得了，直接疯了去。”听完这些之后，我看见姥姥淡如止水的目光中，似乎涌出了几滴浑浊的老泪。解放以后，我们中国便迎来了新生。以前我对历史的作用也并非十分参透，但听了家族中老人们口中讲述的之后，我便知晓了了解历史的重大意义。历史的警示作用无论何时都不会消失，这就像华夏的风骨，不会消失也不被允许消失。文章接近尾声，我的内心却仍是思绪万千，但最清晰的仍是那句话：历史会随时间淡化，但却永不会被忘记。铭记历史，是我们的责任，亦是对无数先烈最崇高的敬意。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应该怎么写啊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

如何写好历史论文　　写作的过程，我们练习写作，须先拟定计划。了解范围内的史料及其有关的问题。其方法有二：一、先知材料而后引起写作的兴趣，例如唐人李延寿参修晋、宋、齐、梁、陈、周、隋诸书，熟悉南北朝时期的史料，而后决定作《南史》。二、先有意作书，而后从事于搜集史料。例如徐梦莘欲作《三朝北盟会编》，而后搜集徽钦、高三朝与金人和战的史料。自古以来的著作家，皆无不出此二法。我们写作论文，固然也是这样，更必须先有理论基础，并能运用。且在写作动手之前，必须了解社会上对于这书的编写，是否需要，前人写作有何缺点，计划写作的史书。将有何补充或贡献等问题。否则徒耗精力和时间，所谓劳而无功。若作为锻炼，则无不可。　　著书或撰论文，或练习写作，必掌握材料，并先有一概念，作为写作的起始。概念的来源，或从实际斗争出发，或由于读书引起某种疑问，而欲作进一步的研究，或有心得，改正前人的错误，或比较某一事件各种不同的记载，而求得真相，或受师友的启发，而深入研究。我们有了概念，才能草定内容的大略及编制的形式。著作价值的高下，固决定于它的内容，而编制是否适当，也有一定影响。所谓编制，属于著作的外形，如章节的分配及组织的适宜等皆是。编制的重要，可从《汉书》见到，班固所作《汉书》，文笔变化不及司马迁《史记》。但《汉书》编制整齐，过于《史记》，是世人的公论。故著作如能编制合宜，读者常感觉便利，古人或不注意。今人必须重视，我们初从事于写作，更当这样。　　关于初学写作，我们应注意的，共有五项：一、选定题目；二、拟定大纲；三、搜集材料；四、抄写笔记；五、写作论文。这是历史写作的主要程序。至于史料的考证，及史料与史观的统一，还未提及，仅单纯的就写作而言。程序似很简单，但应用并非易事，兹作说明于下；　　一、选定题目。写作成绩的高下，常与选题有密切的关系。题目的范围，既不可太宽，也不可太狭。它的材料太多，将不易处理，太少将不够应用。所以选题之先，须先了解情况，例如预计材料的有无及工作的难易，更当了解前人已做成那些工作，有何成绩和缺点，是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若有疑问或不够了解，宜商于师友。这样的慎重考虑，才能选定合宜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拟定大纲。定题后草拟大纲，将为主观的想象，可能后来全不适用。最好对于范围内的材料，有相当的熟悉，并了解前人的工作，才拟定大纲。大纲既不可太详，也不可太略，只能作为努力搜集材料的临时计划。我们阅读的材料增加，了解事迹的情节较为深入具体，对于前人工作的估价将有不同，对于自己的工作重点，也将不同，当有修改大纲的必要。故可利用大纲而不可拘守。初学者，草拟大纲，宜请师友阅看，由其提出意见，供自己参考，修正。　　三、搜集材料。材料有相当的分散，例如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载，江苏各大城市都有一些收藏，不能满足于一二图书馆。材料丰富的图书馆，对于搜集材料最有帮助，但不可抹杀其他图书馆。书籍的检查，常依靠目录。一般情况，目录只有书名、著者、卷册、出版单位、年代及版本等，而书中内容，读者并不知道，南京图书馆库中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十分之七以上，都是没有什么声名的人的著作。而这些人的著作，却保存了更多真确的和重要的材料。详细目录和专题目录常有助于读者解决问题，还有稿本书籍及未经宣布的文件等，如有机会利用，当不可失去，我们不可以目录知识为满足。　　四、抄写笔记。阅读史料，其中所记情节，常为读者所不知，为避免读后遗忘，或便于重查，皆有抄写笔记的必要。笔记或由读者用自己的文字，撮要记录下来，或抄录记载内的重要文字，专供读者个人的参考，形式和内容，当由他自行决定。一般的说，摘录资料，宜于采用卡片，亦有用纸本者，为建立长期工作基础，每条资料宜自成独立单位，既不冗长，也不断章取义，并注明原书的页数，将来编立标题，即可归纳门类，便于查用。张穆作《癸已存稿·序》称俞正燮为学说：“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笑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理初为俞正燮字，平日积累材料，需要时便写文章，当不困难。　　五、写作论文。历史工作者搜集各种材料后，进行选择合宜的材料，用论点加以联贯，并将其安排在适当的地位，成为有组织的整体，然后写成论文或书籍。著作的长短，将决定于题目的大小及材料的多少，这是从形式而论。其实著作可分为二种：一、低级著作，抄袭前人所述，成为拼凑而成的写作，价值不高。二、高级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或为前人所不知，利用一切能得的材料，有新的观点或看法，并非好奇立，实欲根据真实可贵的材料，改正前人的错误，求出史迹过程的真相。我们初学立固当立大志，但不必期求在短期内写成一鸣惊人的著作，惟当实事求是的练习写作，积久自必能有所成。　　我们更当说明历史著作，不是堆积许多事实而成，事实之外，还有史观及史迹前后相互的关系，即所谓内在联系。史学家为不同的阶级服务，有不同的史观。我们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释史迹，并能贯穿于著作整体之内，成为全篇的论点，无论引用的事实多少，皆以证明论点为主。另一方面，作者应当注意因果的联系，在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人类社会各种事物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彼此的关系和相互制约，世上没有单独事物的存在。我们叙述历史事迹，无论引用多少事实，皆以表现联系为主。如能处处注意全文的论点及前后的联系，便成为有组织的著作。要之，著作为一整体，以有关的事实组织而成，绝不是堆积事实。我们搜集材料，必先辩别何项事实能为整体的部分及何项不能为整体的部分，适搜集事实足用之后，必须研究如何运用各部分，成为前后有联系、有组织的整体。　　应注意的事项：历史著作必须说明材料的来源，古人多未做到。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史注篇》称：“人心日漓，风气日变，阙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见闻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敷衍成书，古今皆所不免。章学诚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厚古薄今，但著作既须慎重，也当说明材料出处，却是重要的建议。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附著考异，表示材料来源及去取的标准，为作史者的正轨，乾嘉学派对于引用书籍，注明编卷。我们现当注明页数，及出版地点、年月。费林论及此事，并分为二类，兹介绍如下；　　甲：附注。指列在每页下者，可分三项：一、引用书籍的篇页；二、引用史料的原文；三、讨论的证据。　　乙：附表。指附在篇末或书末者，共有三项：一、参考书目；二、关系文件；三、重要的评论。　　费林根据西方近代著作习惯而有这建议。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既有附注，也有附录，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书籍中的一例，论文往往有附注而少附录，每一类未必尽有三项，当视需要而定，更有将附注列在论文篇末的，形式有种种的不同，但说明材料出处，实有必要。　　书中若有表图，对于读者将更方便。表的种类很多，作者把许多事实或数字列入表中，读者阅读费时少而收获大，印象深刻，而又具体，过于文字形容。图有图象及地图等。文字记载，对于文化物品形状，多不能详，若有图象，便有帮助。地图为读史不可缺少的工具，应当插入。又如古人著作，把目录列在书末，《史记》、《汉书》都是例证。后人始将目录放在书首，便于读者检查书的内容。前人不知道的，还有索引，近代西方著作，书首必有目录，书末必有索引，且有详细目录及详细索引，前者谓目录每项下又分细目，后者指索引每项下，又分细注之类，尤便于检查。最近我国刊印的书籍，也有末附索引的。　　如何写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　　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　　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　　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　　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　　(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　　(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　　(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　　二、历史论文的范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 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摘要怎么写

浅谈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论文摘要：南昌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想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陷入了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最终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二是对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了战略决策的失误，未能及时创造深厚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 关键词：南昌起义、武装、斗争 一、 南昌起义概述 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已有多方面的评述，聂荣臻元帅曾撰文指出：“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①”当前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做了如下总结“由于缺乏在新形式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次北伐，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的错误，最后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②”还有一种意见是对今年来学术界把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南下广东的决策提出质疑，认为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其真正原因是南下途中的领导错误造成的：1、政治上：没有指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未能争取到广大农民对起义军的支持；2、军事上：首先是南下前的准备不足，起义后不到两天就主动撤离南昌，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其次爱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3、组织上：南征由于准备仓促，没来得及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然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③。 从当时的局势及南昌起义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意见。 与其时南昌甚至整个江西的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相比，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外部条件也非常有利，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声势震动全国，建立了较为雄厚的基础，广大那么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在南昌一带把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湘、鄂、赣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应是最为合理的选择，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次基础上，可以利用当时国民党内部不统一、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有利时机，各个击破敌人，发展壮大自己。 当然，之所以选择南下广东而非就近与江西、两湖的农民运动相汇合，当时来说是“中央的既定方针”④，是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但从广东当时的情况看，这一选择也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当时的广东，封建势力的基础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特别是四月十五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革命根据地已处于失控状态，单纯想依靠外援并且把希望主要依靠在外援上面而不是更多地考虑自力更生，应该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南下的过程中，部分革命立场不坚定的旧军队背离了革命道路，同时，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无法补充新生力量，给养困难，最终形成了孤军深入险地，给敌人造成许多围追堵截的机会，因寡不敌众而遭受了挫折。关于这一点，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17年后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把“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看作起义的错误⑤。 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笔者认为，起义军除南下广东或就地开展革命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以闽西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因此，人民军队要想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有足够的经济给养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而闽西则基本具备上述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在此不一一赘述。 另一个问题是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南昌起义虽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且对此集中进行过三次讨论，但组织者意见不统一，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土地革命“不仅仅是执行不坚决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执行。⑥”胡绳亦强调，中共只有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因而南昌起义“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⑦”这应该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要依靠农民；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要依靠农民。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起义军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也未能得到广大那农民的支持，这是一个战略性失误。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迅速在当地开展土地革命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国民党反动派急派重兵前往镇压，在敌重我寡的情况下，最好的战略选择应是避其锋芒，同当时已有不小规模的农民武装结合起来，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并深入到广大农村去，带领饱受压迫的贫苦那么进行土地革命，从而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南下广东造成了把主力部队暴露在明处，给了势力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的机会，客观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武装……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⑧”忽视了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也就造成了失败的必然性。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也是当时形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军虽然在局部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无论从总量还是武器装备情况看，当时反动派的力量是占绝对优势的。与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的有时相比较，我们的优势只能体现在群众基础上。而从当时起义军的构成看，这种优势很不明显，当时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20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不难看出，起义军的主体力量中，有不少是旧军队改编而来，甚至根本就是国民党部队，当然，这与南昌起义打国民党旗帜有关。在这些军队中，缺乏政治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坚强、富有战斗力的真正无产阶级成员，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蔡廷锴所部第10师在南下途中叛变开往浙江就是证明。因此，拥有一支由真正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能征善战的军队，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和平年代保障生产、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南昌起义的沉痛教训。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给了我们许多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在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研究其失败的教训，无论对史学还是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引注： ①《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 ②王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③刘松茂：《重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巩健芳：《南昌起义再探》，《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⑤郑传云：《南昌起义军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⑥林雄辉：《“土地革命”口号始于南昌起义说不能成立》，《争鸣》1989年第6期。 ⑦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出版。 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3、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4、《八一南昌起义》画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5、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自己看着删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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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是中国传统社会大众文化与生活特性的词语概括，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文化人出于各自的语境，对“风俗”进行着不断地解释与评论。在社会变革期，“风俗”尤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风俗”在传统社会，其政治文化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归纳起来风俗的作用有三：一、风俗具有较强的伦理品性。风俗有善恶之分，“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 风俗的教化是文化人的重要职责。一般传统士人认为自发产生的原生态的习俗是粗野、朴陋、杂乱、腐蚀人心的，“良风美俗”来自于上层的提倡与示范，因此“广教化，美风俗”成为自古迄今的政治目标。近代学人从遵从传统与变易传统两方面论述风俗，提出自己的救世方案，但无论其政治意见如何分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民众施行教化，正人心，以正风俗。“夫风俗盛衰之故系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存乎教化。”“故欲振国势，必先挽颓风，挽颓风必先从社会着手。” 二、风俗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又有着难于变化移易的凝固性。风俗是地方民众在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选择受特定时空的局限，但也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风俗形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它从不知不觉地细微处起步，逐渐向社会扩散，最终形成千万人的共识，世代传习，风俗一旦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即使它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要想变易它，也十分困难。首先，人们习惯成自然，人们难以觉察风俗之弊；其次，即使了解到风俗的不宜，也因恋旧的习惯，不想去改变它；最后，即使觉察到了风俗之弊，也想改变它，但风俗的习惯势力十分强固，要实现改易风俗的目的，需要持久艰巨的努力。三、风俗习惯虽然难于改变，但它还是能够移易。古今文人学士，都主张“移风易俗”，以适应社会伦理秩序与文化建设的需要。时移则俗易，“世异则事异”是古人早就有的说法， 韩非的民俗见解是：习俗因时而变，“古今异俗”。 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更是明确地指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在事物中只存在着变化程度大小、变化速度快慢的区别。对于风俗习惯的转变与改易，古代与近代学者也多所探讨。首先是时机的把握，在风俗兴起之初，因势利导，如黄遵宪所说：“故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 这样可以培植良好的社会风习；其次，在风俗既成的情形下，利用当政者的优势地位，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教化。教化手段的选择要考虑民众接受的习惯，如古代的风谣、变文，近代的小说、戏曲，以及风俗的表率等，“化民成俗”。“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是古今社会管理者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 风俗改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风俗事关国家民族兴衰。重视风俗文化建设是王朝政治的主要内容，尤其在社会发生变动的时代。保持文化传统与重振社会秩序都需要风俗文化的参与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选题怎么选

学术堂整理了15个好写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民间借贷中的暴力冲突:清代债务命案研究　　2、“冠带荣身”与明代国家动员——以正统至天顺年间赈灾助饷为中心　　3、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4、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5、先秦社会最高权力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6、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　　7、18世纪中国南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比较——利用清代粮价数据的研究　　8、逐鹿或天命:汉人眼中的秦亡汉兴　　9、明清时期嘉陵江流域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10、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　　11、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　　12、清代耕地数据恢复重建方法与实证研究　　13、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　　14、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15、秦军功爵制的经济学分析——兼论秦军功爵制功效何以远超六国

参考一下这几选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及其特点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何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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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文题目

辛亥革命不可能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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