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艺理论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西方文艺理论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论文一是看你自己想写什么,二是看那个题目的资料好找一些。其实这几个题目都差不多,傲慢与偏见。汤姆叔叔的小屋,你可以上网搜一下,看一下那个好找资料,就写那个,写论文关键看你的资料是否能找齐。其实这几个题目都应该很好找,都是英语专业论文经常的论文题目,一个是英国文学比较出名的,一个是美国文学比较出名的,都很好写,看你自己想写什么,别挑了一个自己不愿意写的,写到一半在写不下去。
无法给意见,只能说你总有几个大致的兴趣点吧。重点就是不要拖延,从研一就开始想,自己想写哪方面。然后看书,看作品,看论文,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缩小范围。到研二开题时,也就心里有谱了。来自一个开题一月前,才开始思考的学渣含着血泪的建议。
个人感觉 Pride and Prejudice 最好写,试想一下,目前全国各院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围绕 傲慢与偏见 写毕业论文的何止以万计啊,所以,以海量的毕业论文数据库资源做为保证,尝试写这个选题,不论是汉语的论述还是英文的论述,都是最充分的,这样选题,特别是你们老师给的以婚姻为主线的分析框架,都能查到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分析,这些分析能帮助你迅速确立自己的提纲,稍加分析并结合一点现实,就能写出自己的新意,当然了,选题最好不走前人路,但本科毕业毕竟与独立研究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不必忌讳重复选题,重在综合别人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语言(强调),做出自己的论文,这与照抄照搬是两回事。最后,祝你写作顺利,答辩成功!
浅谈奥德修斯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摘要】广义上的“人文主义”,是滥觞于古希腊的,“关心人、尊重人”的文化追求。所谓“关心人”的核心,是要关心人的精神生活;所谓“尊重人”的关键,是要尊重人的精神存在。狭义上的“人文主义”,则是繁荣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其核心思想不外乎重视人性、强调理性,反对以神性压抑人性、以神学贬低理性,主张以物质调和精神、以现世取代来生等。当这种文化传统落实到文学创作,相应的文学传统便应运而生——从最伟大的“悲剧”(《荷马史诗》),到最伟大的“喜剧”(《神曲》),概莫能外。 【关键词】奥德修斯;《荷马史诗》;《神曲》;人文主义 伊卡塔王奥德修斯是希腊联军的重要将领,是贯穿整部《奥德修记》始终的主要人物。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献木马计攻陷伊利昂城后,奥德修斯和同伴启航还乡,历尽劫难,终于在漂泊海上九年之后独归故土,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妻子、挥霍家财的无耻求婚者,终于合家团聚。而在《神曲·地狱篇》中,奥德修斯却作为犯欺诈罪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之中,遭受酷刑折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不同的作者竟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安排?既然观点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还说两部作品都秉承了“人文主义”的创作传统?且待下文分解。 一、“悲剧”与“人文主义”:《奥德修记》中的奥德修斯 悲剧是古希腊对人类文学的卓越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悲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 严格说来,《奥德修记》应该称为“史诗”。但是,《诗学》之中论及悲剧,多引《荷马史诗》为证。因此,史诗(尤指《荷马史诗》)与悲剧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共同因素。故笔者采用亚氏之说,以悲剧,或至少是“潜悲剧”论荷马。 亚氏认为,“史诗和悲剧……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则不是史诗里都能找到的。”对于荷马,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认为荷马是“真正最大最卓越的创作者”,“神圣般地超过其他人”,是“第一个人”,是“最大的一位”。为何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未能享此殊荣,而史诗作家荷马却能获得如此程度的赞颂?亚氏曾经指出,“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只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快感,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人(其他史诗作者)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记》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方面,作者瞩目于人,通过对人性的褒扬直接宣扬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脱离神,通过对众神的描写间接衬托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要求。 首先,奥德修斯与人和自然的奋力抗争是作者人文主义精神的良好载体。离开伊利昂后,他们先是踏上洛托法戈伊人的国土,洛托法戈伊人给他派出的三人吃下了洛托斯花,让他三人不知归返,奥德修斯果断地把“享用洛托斯花,完全忘却回家乡”的同伴缚在船上迅速离开;他们而后来到库克洛普斯的居地,面对震地神波塞冬的儿子波吕斐摩斯,奥德修斯沉着冷静、足智多谋,他先告诉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无人’”,骗过了巨人的同伴,接着灌醉并刺瞎波吕斐摩斯,把自己和同伴绑在公羊肚子下面逃出巨石封锁的洞穴;船队接着驶过特勒皮洛斯,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从崖顶向下抛掷巨大的石块”,“叉鱼般把人叉起带回作骇人的菜肴”,除了奥德修斯所在的船只外其余都惨遭不幸;侥幸逃脱后,他们又登上了海岛艾艾埃,可他派出的九名同伴又被美发的神女基尔克“变出了猪头、猪声音、猪毛和猪的形体”,赶进猪栏,幸而奥德修斯得到赫尔墨斯的晓谕,制服基尔克,使被施魔法的同伴复归人形,不过他们也因此在神女的宅邸居留了一年;而后,奥德修斯在基尔克的指点下,“前往哈得斯和可畏的佩尔塞福涅的居所,去会见特拜的盲预言者特瑞西阿斯的魂灵”;在冥府,他见到了死去的同伴、故去的母亲,见到了先知特瑞西阿斯,被告知归途的命运;从冥府归返后,他们从艾艾埃岛再次启程,沿途战胜了女妖塞壬的诱惑,躲过了卡律布狄斯悬崖的凶险。当然,他们也曾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代价,他的同伴趁奥德修斯熟睡之际偷偷打开艾奥洛斯赠予的皮囊,结果一行都被从伊卡塔的岸边吹回风神的岛屿。作者通过奥德修斯一系列的探险经历,展现了他在与敌人斗争中体现出的果敢和智慧,以及在与自然斗争中体现出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外界给予的一次次沉重打击与艰难困苦,奥德修斯没有放弃、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固守着重归故土的坚定信念。他把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与万物之灵的高度智慧相结合,战胜了诸多的磨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显示了人类的力量。通过第八卷到第十一卷中对奥德修斯行动的一系列摹仿,荷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全面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第一,是面对磨难与困厄时坚定不屈、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第二,是面对危难与困境时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的理性思考;第三,荷马同时又从反面抨击了自私、贪婪和猜疑等人性中的弱点,为人文主义的失控敲响了警钟。通过前两点,荷马正面赞扬了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通过后一点,荷马反面批判了自私、贪婪、猜忌等过分强调人文主义带来的问题。从而对人文主义做出了全面的阐释。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比较文艺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通过比较的方法从事文艺学的同质研究和异质研究,从而构成文艺学的人类整合形态和世界总体框架。它丰富和充实了文艺学的学科内容和研究空间,使文艺学研究拥有更多的试点和力点,对文艺学的深化发展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研究能使既有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获得一定程度的结构转型,并且这种转型将直接带来学理激活效果和学术增值效果。本研究方向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前者将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后者则在更广阔领域影响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和中国人的文艺生活质量。 北师大文艺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一、培养目标1、 博士生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遵纪守法、品德端正、具有扎实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基础知识与较高审美素养,系统掌握文艺学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士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毕业生应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文艺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国语查阅专业文献。2、 硕士生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丰富的文艺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为满足社会尤其是学校、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公务机关和文艺团体的需要,本专业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与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使之既掌握本专业特有的研究方法,又了解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立承担文艺学专业课题、独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的能力。另:考试小组如有三分之二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合格,即视作不合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会作出仲裁。本专业硕士生除了专业学习外,还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学习年限为三年二、专业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博士生方向中西比较诗学、文艺美学、中国文化与诗学、传播与文化研究硕士生方向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文艺美学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学与西方文论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前沿讲座(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本课程采取讲座和讨论两种形式,其内容分为两部分:先由文艺学专业的教师或国内外同行专家作主题报告,再围绕主题报告进行专题讨论。主题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涉及国内外有关文艺学专业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状况,并已形成正式的书面学术报告,要求论证充分,其观点具有新意,或是有所突破。主题报告的题目预先公布,使学生能有所准备。要求每个学生参加3次前沿讲座课。考核方式为提交主题报告的书面评论或相关的读书报告,字数不少于3000字。四、培养与考核方式1、硕士生培养与中期筛选的基本要求中期筛选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四学期。由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认定的三名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教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考核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考试应含一定比例的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专业的基本内容。综合考试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不合格者不具有申请硕士学位的资格。2、博士生培养与考核方式博士生综合考试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由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认定的三名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士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须进行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专业的基本内容。综合考试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综合考试不合格者,不具有申请博士学位的资格。五、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基本要求1、博士生科研能力熟知文艺学专业文献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文艺学基本资料,熟练运用一门外语查阅文艺学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掌握国内外文艺学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能够独立进行文艺学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论文;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上已发表两篇以上文艺学专业论文(或在文艺学权威刊物上发表一篇以上论文);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完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开设文艺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课。能够撰写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能够独立对文艺学专业著述撰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能够组织中国语言文学各专业范围内研究生学术活动。2、硕士生科研能力了解文艺学专业文献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文艺学基本资料,运用一门外语查阅文艺学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掌握国内外文艺学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上已发表一篇以上文艺学专业论文;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完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士学位论文。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开设文艺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果。能够撰写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能够独立对文艺学专业著述撰写有见解的评论文章。能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能够组织文艺学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标准1、博士学位论文在确定论文选题前须经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文艺学专业的主要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状况。应选择文艺学专业内重要且研究较弱的问题(含思潮、人物、概念等)。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阶段,该计划和报告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应观点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章节就与本选题相关的文艺学学术动态、本论文的新贡献,作较全面而清晰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8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2、硕士学位论文在确定论文选题前须经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文艺学专业基本文献,了解国内外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选择文艺学专业内重要且研究较薄弱的问题(含思潮、人物、概念等。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阶段,该计划和报告均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其他专家审核通过。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文艺学研究领域的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论文应观点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流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与本选题相关的文艺学学术动态作一说明。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2千字。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博士级硕士论文的选择尤以那些能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借鉴的问题,作为论文选题 一、学科专业简介文艺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文艺学学科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5年与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联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独立获博士学位授予权。文艺学学科现有成员13名,教授7名,副教授6名,其中博士生导师4名,具有博士学位者10人。经过几代人努力,本学科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文学批评为重点,以文学基础理论、文艺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为支撑的研究格局和综合优势。二、培养目标培养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能够独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批评实践和高等学校专业教学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坚实的文艺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关于本研究方向的现状、历史和发展趋势;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从事文艺学科学研究、批评实践和教学工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反思能力和创新精神。三、研究方向简介文学批评:该研究方向为本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的性质、方法,同时关注当代文学批评前沿理论,并力求将理论研究成果向批评实践转化。,文学基础理论:该研究方向是文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文学的本质、起源、审美特征、流派、思潮、风格、创作、欣赏、批评、体裁、语言等等文学基础理论问题。美学: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美学的对象、美感、美的本质、美的形态、美的范畴、审美教育等美学原理探索问题,还研究西方美学史和东方美学史问题、影视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该研究方向是华中师大文艺学的特色之一,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西方文论: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西方传统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发展、西方文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西方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关系和比较。中国文学批评史: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殊的范畴、方法、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西文学批评比较等问题四、学习年限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2-3年。五、课程设置与学分总学分为37学分。其中:1、一级学位课程5门,15学分(公共课程3门,9学分;专业学位课程2门,6学分)。2、二级学位课程(通选课)中本专业以外课程任选2门,4学分。3、指定选修课课程5门,10学分。4、任意选修课课程任选3门,6学分。5、教学实践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已有三年相关工作经历的硕士生,可以免修教学实践。6、凡以同等学力、跨学科、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培养计划中增加补修本专业本科主干课程三门,并且考试须与本科生同堂同卷。要求通过考核,取得及格成绩,但不计学分。六、实践环节本专业教学实践以本、专科学生为对象,通过教学第一线的实践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能力。教学实践的主要形式有: 讲授本、专科生课程的某个章节或某个专题; 协助主讲教师辅导、答疑或评改作业; 主持课堂讨论; 指导论文写作等。 教学实践安排在第4学期,时间为4周,应至少完成8课时或相当此工作量的教学工作。教学实践完成后,学生填写《研究生教学实践考核表》,送导师签字后交院研究生秘书老师备档,方可获得教学实践的1学分。七、科学研究本专业硕士生在校期间应需导师指导下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和实践过程,提高其科学研究水平,至少完成4篇课程论文,2篇学年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论文在省级或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八、学位论文1、本专业硕士生至迟在第4学期确定学位论文题目,并在第四学期末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制订出学位论文写作计划。2、本专业硕士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学术水平的要求为:(1)论文选题要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同时又是研究生本人在学习和研究中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思考的问题;论文选题应与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紧密结合。(2)本专业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应结合本学科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形成系列化。学科与导师应通过本学科、本方向硕士生的论文写作,推动和深化某一领域、某个课题或某一问题的解决。(3)硕士生论文应在理论上有新见解,或在资料的占有与分析上有新发展。论文应能反映作者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硕士论文应达到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4)硕士论文如有任何形式的抄袭现象,即取消抄袭者当年的答辩资格。九、培养方式与方法本专业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与专业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教学工作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统一要求和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培养工作实行三个结合,即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结合、课程讲授与自学讨论结合、知识积累与思维训练结合。鼓励硕士生在学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拓宽视野、勇于创新,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强调学以致用,强化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指导教师要注意教书育人,充分调动硕士生的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做到教学相长。
浅谈奥德修斯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摘要】广义上的“人文主义”,是滥觞于古希腊的,“关心人、尊重人”的文化追求。所谓“关心人”的核心,是要关心人的精神生活;所谓“尊重人”的关键,是要尊重人的精神存在。狭义上的“人文主义”,则是繁荣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其核心思想不外乎重视人性、强调理性,反对以神性压抑人性、以神学贬低理性,主张以物质调和精神、以现世取代来生等。当这种文化传统落实到文学创作,相应的文学传统便应运而生——从最伟大的“悲剧”(《荷马史诗》),到最伟大的“喜剧”(《神曲》),概莫能外。 【关键词】奥德修斯;《荷马史诗》;《神曲》;人文主义 伊卡塔王奥德修斯是希腊联军的重要将领,是贯穿整部《奥德修记》始终的主要人物。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献木马计攻陷伊利昂城后,奥德修斯和同伴启航还乡,历尽劫难,终于在漂泊海上九年之后独归故土,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妻子、挥霍家财的无耻求婚者,终于合家团聚。而在《神曲·地狱篇》中,奥德修斯却作为犯欺诈罪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之中,遭受酷刑折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不同的作者竟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安排?既然观点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还说两部作品都秉承了“人文主义”的创作传统?且待下文分解。 一、“悲剧”与“人文主义”:《奥德修记》中的奥德修斯 悲剧是古希腊对人类文学的卓越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悲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 严格说来,《奥德修记》应该称为“史诗”。但是,《诗学》之中论及悲剧,多引《荷马史诗》为证。因此,史诗(尤指《荷马史诗》)与悲剧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共同因素。故笔者采用亚氏之说,以悲剧,或至少是“潜悲剧”论荷马。 亚氏认为,“史诗和悲剧……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则不是史诗里都能找到的。”对于荷马,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认为荷马是“真正最大最卓越的创作者”,“神圣般地超过其他人”,是“第一个人”,是“最大的一位”。为何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未能享此殊荣,而史诗作家荷马却能获得如此程度的赞颂?亚氏曾经指出,“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只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快感,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人(其他史诗作者)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记》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方面,作者瞩目于人,通过对人性的褒扬直接宣扬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脱离神,通过对众神的描写间接衬托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要求。 首先,奥德修斯与人和自然的奋力抗争是作者人文主义精神的良好载体。离开伊利昂后,他们先是踏上洛托法戈伊人的国土,洛托法戈伊人给他派出的三人吃下了洛托斯花,让他三人不知归返,奥德修斯果断地把“享用洛托斯花,完全忘却回家乡”的同伴缚在船上迅速离开;他们而后来到库克洛普斯的居地,面对震地神波塞冬的儿子波吕斐摩斯,奥德修斯沉着冷静、足智多谋,他先告诉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无人’”,骗过了巨人的同伴,接着灌醉并刺瞎波吕斐摩斯,把自己和同伴绑在公羊肚子下面逃出巨石封锁的洞穴;船队接着驶过特勒皮洛斯,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从崖顶向下抛掷巨大的石块”,“叉鱼般把人叉起带回作骇人的菜肴”,除了奥德修斯所在的船只外其余都惨遭不幸;侥幸逃脱后,他们又登上了海岛艾艾埃,可他派出的九名同伴又被美发的神女基尔克“变出了猪头、猪声音、猪毛和猪的形体”,赶进猪栏,幸而奥德修斯得到赫尔墨斯的晓谕,制服基尔克,使被施魔法的同伴复归人形,不过他们也因此在神女的宅邸居留了一年;而后,奥德修斯在基尔克的指点下,“前往哈得斯和可畏的佩尔塞福涅的居所,去会见特拜的盲预言者特瑞西阿斯的魂灵”;在冥府,他见到了死去的同伴、故去的母亲,见到了先知特瑞西阿斯,被告知归途的命运;从冥府归返后,他们从艾艾埃岛再次启程,沿途战胜了女妖塞壬的诱惑,躲过了卡律布狄斯悬崖的凶险。当然,他们也曾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代价,他的同伴趁奥德修斯熟睡之际偷偷打开艾奥洛斯赠予的皮囊,结果一行都被从伊卡塔的岸边吹回风神的岛屿。作者通过奥德修斯一系列的探险经历,展现了他在与敌人斗争中体现出的果敢和智慧,以及在与自然斗争中体现出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外界给予的一次次沉重打击与艰难困苦,奥德修斯没有放弃、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固守着重归故土的坚定信念。他把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与万物之灵的高度智慧相结合,战胜了诸多的磨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显示了人类的力量。通过第八卷到第十一卷中对奥德修斯行动的一系列摹仿,荷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全面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第一,是面对磨难与困厄时坚定不屈、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第二,是面对危难与困境时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的理性思考;第三,荷马同时又从反面抨击了自私、贪婪和猜疑等人性中的弱点,为人文主义的失控敲响了警钟。通过前两点,荷马正面赞扬了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通过后一点,荷马反面批判了自私、贪婪、猜忌等过分强调人文主义带来的问题。从而对人文主义做出了全面的阐释。
如果概括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它实际主要是由两个文学运动组成的。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扭转了从《诗经》到晚清文学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向,赋予了中国文学适应变革时代的现代化特征;另外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它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思想选择,而转向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我们现在称之为50~70年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实际是此前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发展。它的发展方向、文学原则和政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观,早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翻译和传播到了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规范了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值得提出的是,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在“文学接受”的方式上,又有着显著差别:五四文学革命的眼光是全球化的,它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因此它始终不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为目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其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左翼文学一开始就是以寻求和确立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为目标的,因而“批判”和“论争”成为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征,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本文无意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作比较,也不着眼于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考察性的清理。它感兴趣的,是居于左翼文学思潮核心地位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国现代性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认同,它又是怎样把这些因素带入当代文学中去的;当代文学核心概念中的“左翼”特征,以及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决定作用,等等。 一 “批判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有人把50~70年代文学概括为“战歌”和“颂歌”的文学,根据在于它对“旧社会”和“旧文化”所持有的批判色彩。实际上,“批判理论”正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中的“核心理论”。“批判理论”在其特定意义上,是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等现代思想后,扩充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它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姿态。但广义的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和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对古典哲学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哲学的分析,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弗洛依德对被文明压抑的人性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和对“技术”的敌意等,都属于批判理论的家族成员。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不仅选择了思想领域,而且明确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推行剧烈社会革命的主要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主要的结合点。 从晚清到辛亥革命,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开始了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但现代化造成的贫富悬殊,激烈而严重的阶级对立,却导致了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理想(实际就是“现代化”)的普遍幻灭。对“现代化”的失望,使左翼文学在历史关口与批判“封建传统”的五四文学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迅速汇合,从而形成了以“反现代性”为出发点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批判理论”。“反封”与“反资”并举,因此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郭沫若曾对鲁迅进行过否定性评价,认为他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1]冯乃超把“五四”以后的大部分作家都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指出:“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的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艺术社会生活》)30年代,周扬在其《论<雷雨>和<日出>》中,始终紧扣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主题,他看周萍,看出的是“他的血管里正流着他父亲的血统,他的性格里也有封建的性质”[2](P201-202)。40年代初,当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批判中国文学的“现状”时,显然充分吸收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他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3](P855)50、60年代,他又将清除这些“毒草”与建(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请保留此标记。)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直到文革前夕,毛泽东还在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号召对它们做坚决的斗争。他指责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是因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导致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到此,左翼文学思潮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当代文学的“规范”和渗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在这里,他把“现代性”与“西方性”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看待。富永健一是从“东亚文化”的语境中来认识现代性的。他说:“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传统社会的极强烈的危机意识。”虽然他不认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性就等于西方性,却承认“现代化”的内部是存在着“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西方标准”的。[4](P112-120)但是,阿维内里警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防卫性的现代化,或者像艾森斯塔特所说的‘分裂的现代化’深表怀疑。他们对普鲁士防卫性现代化的评论表明,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导致了德国社会的不平衡性质,致使市场经济忐忑不安地与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一起”,从而出现了“非欧洲社会”的那种“错层式的现代化”。[5](P23) 如果深入到当代文学的内部,会发现,左翼文学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本身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说有某种“分裂”和“错层”的现象。比如,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国家工业化)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展望,然而又呼吁人们警惕“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必要时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五六十年代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理论规范”和评论的时候,周扬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例如,他把“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思想观念上的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上的“纯洁性”,与这种文学对物质层面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歌颂”和“表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949~1976年间,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指责某些作家、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几乎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召广大作家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去表现新的时代,一年后却接连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呼吁人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但仅过去半年,就破坏了刚刚培育的良好的创作环境,把以胡风为代表的另一批左翼作家人为地置于死地;“双百方针”的实施还只起步,暴风骤雨式的“反右运动”便接踵而来;60年代初,文艺界的“纠左”恢复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然而,“两个批示”的严厉指责又把文艺带入到文革的深渊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都对“城市化”表现出羡慕与向往,“命运”却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夫妇之间》最初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文艺》上。进城之后,革命者“我”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分歧,丈夫感受到都市“强烈的诱惑”,而妻子却反应木然,变得愈加“狭隘、保守、固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羡慕城市生活的战士与坚持乡村朴素生活方式的“哨兵”作为“对立面”出现在人们面前,前者还成为被作品讽刺的对象。与《霓》剧受到赞扬的情形相反,《我们夫妇之间》被指责为“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反映了在进城之后,“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的不良倾向。(注:参阅陈涌《也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李定中(冯雪锋)《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1951年6月20日,第4卷第5期,《文艺报》。)从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高超策略,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化”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浅谈奥德修斯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摘要】广义上的“人文主义”,是滥觞于古希腊的,“关心人、尊重人”的文化追求。所谓“关心人”的核心,是要关心人的精神生活;所谓“尊重人”的关键,是要尊重人的精神存在。狭义上的“人文主义”,则是繁荣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其核心思想不外乎重视人性、强调理性,反对以神性压抑人性、以神学贬低理性,主张以物质调和精神、以现世取代来生等。当这种文化传统落实到文学创作,相应的文学传统便应运而生——从最伟大的“悲剧”(《荷马史诗》),到最伟大的“喜剧”(《神曲》),概莫能外。 【关键词】奥德修斯;《荷马史诗》;《神曲》;人文主义 伊卡塔王奥德修斯是希腊联军的重要将领,是贯穿整部《奥德修记》始终的主要人物。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献木马计攻陷伊利昂城后,奥德修斯和同伴启航还乡,历尽劫难,终于在漂泊海上九年之后独归故土,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妻子、挥霍家财的无耻求婚者,终于合家团聚。而在《神曲·地狱篇》中,奥德修斯却作为犯欺诈罪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之中,遭受酷刑折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不同的作者竟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安排?既然观点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还说两部作品都秉承了“人文主义”的创作传统?且待下文分解。 一、“悲剧”与“人文主义”:《奥德修记》中的奥德修斯 悲剧是古希腊对人类文学的卓越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悲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 严格说来,《奥德修记》应该称为“史诗”。但是,《诗学》之中论及悲剧,多引《荷马史诗》为证。因此,史诗(尤指《荷马史诗》)与悲剧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共同因素。故笔者采用亚氏之说,以悲剧,或至少是“潜悲剧”论荷马。 亚氏认为,“史诗和悲剧……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则不是史诗里都能找到的。”对于荷马,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认为荷马是“真正最大最卓越的创作者”,“神圣般地超过其他人”,是“第一个人”,是“最大的一位”。为何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未能享此殊荣,而史诗作家荷马却能获得如此程度的赞颂?亚氏曾经指出,“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只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快感,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人(其他史诗作者)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记》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方面,作者瞩目于人,通过对人性的褒扬直接宣扬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脱离神,通过对众神的描写间接衬托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要求。 首先,奥德修斯与人和自然的奋力抗争是作者人文主义精神的良好载体。离开伊利昂后,他们先是踏上洛托法戈伊人的国土,洛托法戈伊人给他派出的三人吃下了洛托斯花,让他三人不知归返,奥德修斯果断地把“享用洛托斯花,完全忘却回家乡”的同伴缚在船上迅速离开;他们而后来到库克洛普斯的居地,面对震地神波塞冬的儿子波吕斐摩斯,奥德修斯沉着冷静、足智多谋,他先告诉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无人’”,骗过了巨人的同伴,接着灌醉并刺瞎波吕斐摩斯,把自己和同伴绑在公羊肚子下面逃出巨石封锁的洞穴;船队接着驶过特勒皮洛斯,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从崖顶向下抛掷巨大的石块”,“叉鱼般把人叉起带回作骇人的菜肴”,除了奥德修斯所在的船只外其余都惨遭不幸;侥幸逃脱后,他们又登上了海岛艾艾埃,可他派出的九名同伴又被美发的神女基尔克“变出了猪头、猪声音、猪毛和猪的形体”,赶进猪栏,幸而奥德修斯得到赫尔墨斯的晓谕,制服基尔克,使被施魔法的同伴复归人形,不过他们也因此在神女的宅邸居留了一年;而后,奥德修斯在基尔克的指点下,“前往哈得斯和可畏的佩尔塞福涅的居所,去会见特拜的盲预言者特瑞西阿斯的魂灵”;在冥府,他见到了死去的同伴、故去的母亲,见到了先知特瑞西阿斯,被告知归途的命运;从冥府归返后,他们从艾艾埃岛再次启程,沿途战胜了女妖塞壬的诱惑,躲过了卡律布狄斯悬崖的凶险。当然,他们也曾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代价,他的同伴趁奥德修斯熟睡之际偷偷打开艾奥洛斯赠予的皮囊,结果一行都被从伊卡塔的岸边吹回风神的岛屿。作者通过奥德修斯一系列的探险经历,展现了他在与敌人斗争中体现出的果敢和智慧,以及在与自然斗争中体现出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外界给予的一次次沉重打击与艰难困苦,奥德修斯没有放弃、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固守着重归故土的坚定信念。他把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与万物之灵的高度智慧相结合,战胜了诸多的磨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显示了人类的力量。通过第八卷到第十一卷中对奥德修斯行动的一系列摹仿,荷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全面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第一,是面对磨难与困厄时坚定不屈、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第二,是面对危难与困境时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的理性思考;第三,荷马同时又从反面抨击了自私、贪婪和猜疑等人性中的弱点,为人文主义的失控敲响了警钟。通过前两点,荷马正面赞扬了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通过后一点,荷马反面批判了自私、贪婪、猜忌等过分强调人文主义带来的问题。从而对人文主义做出了全面的阐释。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 弥 沙1,李育红2 (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 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 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 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 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 MI Sha, LI Yu-hong (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 literature and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t brings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 serious limitation of Key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 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 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 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 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 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 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 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 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 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 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 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 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 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 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 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 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 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 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 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 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 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 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 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 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 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 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的工具。 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 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 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 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 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 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 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 “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 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 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 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 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 “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 和“非社会性”。 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 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 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 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 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 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 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 来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 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 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 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 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 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 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 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 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 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 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 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 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 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 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 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 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 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 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 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 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 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 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 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 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 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 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 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 方式和提问方式。 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 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 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 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 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 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 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 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 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 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 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 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 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 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 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 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 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 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 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 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 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 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 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 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 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 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 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 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 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 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 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 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 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 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 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 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 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 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 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 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 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 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 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 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 “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 “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22)在这种精神指 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 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 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 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 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 践。”[3](112-11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 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 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 个宇宙。”[4](421)。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 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 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 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 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 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 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 ‘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 面性。”[5](486-487) 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 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 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 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 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 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 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 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 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 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 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 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 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 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 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 球上连根拔起”[6](1305)。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 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 幸。”[7](1)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 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 的工具化”[8](136)。 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 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 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 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 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 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 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 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 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 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 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 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 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 干欺骗买卖的现实主义”[9](703)。他批判“文化工业” 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 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 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 “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 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 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 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 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 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 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 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 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 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 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 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 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 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 它们消灭。”[10](43)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 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 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 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 文化的准绳。”[11](30)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 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 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 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 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145-146)卢卡 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 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 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383)通过 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 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 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 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 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 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 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 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 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 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 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 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 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 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 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 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 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 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 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 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 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 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 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 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 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 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 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 判性的过度强调。 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 潮的影响 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 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 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 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 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 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 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 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 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 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 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 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 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 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 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 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 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 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 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 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 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 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 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 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 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 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 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 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 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 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 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 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 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 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 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 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 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 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 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 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 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 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 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 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 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 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 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 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 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 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 力的原因[14](252)。 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 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 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 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 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 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 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 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 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 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 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 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 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 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 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 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 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 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 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 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 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 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 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 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 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 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 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 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 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 以检视和反思。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 回顾建国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 可以说始终是同当代文艺学建设密切相关的。五十年代末周扬同志作为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度被冷落的古代文论重新受到学界的重视, 于是有《文心雕龙》热, 有“风骨”大讨论, 有《中国历代文论选》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两部高校教材的编写。可惜为时不久, 即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粉碎“四人帮”以后, 再度掀起古代文论研究的热潮, 其标志就是1979 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成立。在学会章程中明白揭橥建会的宗旨是∶加强古代文论研究, 普及古代文论知识, 培养古代文论研究队伍, 以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其后多次学会年会曾以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为中心议题。可见,古代文论研究要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服务的目标是明确的。应该承认, 自1979 年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 大大超过了前六十年(以黄侃1914 年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为起始) 研究成果的总和。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的任务却远远没有完成, 以致近来一些中国学者惊呼中国文艺理论患了“失语症”(即没有中国的“话语系统”) , 在世界上没有地位, 没有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八十年代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 西方文论著作的大量译介,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吸引了广大学人的注意力, 于是打破了苏联模式文艺学的一统天下, 取而代之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或新或旧的众多流派。文艺学研究取之于西方文论者多, 而与古代文论则相当隔膜,“言必称希腊罗马, 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 忘记了”这类状况还甚为普遍。同时, 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们对于文艺界的现状也关心不够, 往往埋头于古籍丛中, 而无暇顾及古代文论的普及和应用、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和文学评论实践, 既定目标并未落到实处。所以文艺学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这两支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是各行其道, 缺少沟通和协作。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学者在文艺学的中国化方面付出了努力, 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部文艺学新著较多地引用了古代文论的范畴、概念和例证, 但总体框架仍然是苏联或西方式的, 古代文论用作充填拼贴的材料, 处于从属的附庸的地位, 因而难以显示出中国的特色。现在反思这一段历时三十余年的漫长过程, 可以察觉除了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认识不足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症结点, 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这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关。难点就在于,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不仅是文论)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 今天要把这条断裂的线索再连接起来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而这种现象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却没有发生。因此, 我们不可能重走王国维那样不离传统、吸收西学、创造新学语的道路, 如今谁要用道啊、气啊、意啊、象啊这一套范畴概念来构建当代文艺学, 就会像突然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历史已演进到这个地步, 是不可能倒转回去的。记得七十年代末已故学者、出版家李俊民先生曾提仪编写一部以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为主体的文艺学, 而至今无人敢于膺此重任, 大概问题也在这里。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文艺学领域中存在, 恐怕首先是在哲学领域中存在, 不过哲学界没有提出而已。因此, 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 不是改头换面地恢复传统, 而是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拾洋人之牙慧不行, 守古人之衣钵也不行, 要立足于创新。这是我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以下再就几个目前尚有意见分歧的具体问题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以就教于专家们。研究和利用研究古代文论和利用古代文论, 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古代文论作为一宗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要开发, 二要利用。首先要开发, 开发就必须研究, 没有深入的研究就谈不上充分的开发。因此, 研究是利用的先决条件, 我们不能离开研究来空言利用。但研究和利用又不是一回事。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来说, 应该保持古人的本来面目,不能随意曲解或拨高, 务必遵循历史主义的科学原则。如果任意改铸古人, 在古代的范畴、命题、理论观点中注入现代人的意识或研究者自己的思想, 那末就会歪曲古人的原意, 由此作出的历史定位和价值评判也必然是与实际不符合的。当然, 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要对古代的范畴、命题、理论观点作现代转换, 即用现代语汇加以阐释, 就难免会发生变形、走样, 但必须认定我们的目的是“还原”, 不是“改造”, 应该联系历史文化背景力求准确地诠解古人用语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望文生义, 寻求一个大致相当的现代语汇来“对译”。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例如《文心雕龙·原道》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德”字, 从释为“文德”到释为“功用”、“属性”, 再到释为“道的表现形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钻研才厘清了其真正的涵义。可见, 对于古代文论原典的训读必须采取极其审慎认真的态度。而对于古代文论总体面貌的宏观概括, 也不能出于想当然的主观臆断, 如今那种大而化之的论断是屡见不鲜的, 貌似简明扼要, 却经不起与事实的仔细对勘。因此, 学风上的浮夸是应坚决反对的。然而, 就古代文论的利用来讲, 我认为原则是有所不同的。利用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来构建当代文艺学, 应该容许在古人的语言外壳中加入新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 对原典的误读或别解, 恰恰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发展。这就是所谓“六经注我”的方式。在学术史上, 这样的先例是不胜枚举的。古代学者就惯用注解典籍来阐发自己的思想, 较早的如《韩非子》中的《解老篇》, 便是通过解释《老子》这部道家经典来发挥法家的观点。在魏晋玄学中更是蔚成风气。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 以儒释道, 为道解儒, 借以会通孔老。最典型的是郭象注《庄子》, 实际上变成了《庄子》注郭象, 如果以研究的标准来衡量, 他是歪曲了庄子的原意, 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郭象的哲学思想的表述。在古代文论史上也不乏其例。如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 清代的王夫之的解释是∶“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尽矣。……“可以”云者, 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 其兴也深; 于所观而可兴, 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 怨愈不忘; 以其怨者而群, 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 以生起四情; 游于四情之中, 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 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诗绎》)黄宗羲的解释是∶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 引譬连类。”凡景物相感, 以彼言此, 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郑康成曰∶“观风俗之盛衰。”凡论世采风, 皆谓之观。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郊庙之类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宴、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遣谪、讽喻皆是也。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 而以此四者为统宗。古之以诗名者, 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 可以兴也; 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 可以观也; 善于风人答赠者, 可以群也; 凄戾为之骚之苗裔者, 可以怨也。(《汪扶晨诗序》)这两家的解释都大大越出了孔子的原意,加进了自己的见解。故作为孔子“兴、观、群、怨”说的诠释是不准确的, 但目之为王夫之、黄宗羲的“兴、观、群、怨”说, 却不失为精彩的论述, 而儒家诗学正是由此而得到更新和丰富的。再如王国维的境界说, 有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 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 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 写景则在人耳目, 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这样来说明境界或意境, 都突破了以情景交融为内核的传统意境论, 使原来主要适用于抒情诗的意境范畴也能适用于叙事文学。今天我们利用古代文论提供的理论资源来建设文艺学也不必要求“还原”, 而恰恰需要“改造”, 使之适应总结和指导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的需要, 这就是一种现代转换, 但与研究中对古人理论作现代阐释那种转换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指吸收融汇传统中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有现实价值的因素, 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古人。如果一定要保留古代文论的“原汁原味”, 也就不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了。关于体系研究古代文论研究, 从史的研究到范畴研究, 再到体系研究, 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进程。正是在史的研究中发现了范畴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说一部古代文论史就是一部范畴发展史,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范畴研究中又必然要从个别范畴的考察进而探索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求揭示出古代文论主要范畴的构成体系。从古代文论研究的历程来看, 史的研究(包括专人专书研究) 起步最早, 成果也最多; 范畴研究, 虽然开始也很早, 但限于少数重要范畴, 到近期才有长足的进展, 拓宽了研究的覆盖面, 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至于体系的研究, 目前尚处在初步摸索的阶段, 而意见分歧最大的也就是体系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体系?如果根本不存在体系, 那末体系研究就成了无的放矢、凭空杜撰了。的确,古代文论除极少数专著, 如《文心雕龙》、《史通》、《曲律》、《原诗》等有较严整的逻辑结构之外, 大量的是以诗话、词话、论文、序跋、书信、札记以至评点等形式出现的, 单篇文章固然构不成体系, 即使汇聚成卷成册, 也是点点滴滴、零章散句的集合, 或者仅以所论作家作品的年代、文体、品第等来排比, 或者是任意排列, 毫无条贯统序可寻。由此看来, 古代文论无体系可言。不讲究建构体系, 似乎是古代学术的传统习惯,不仅是古代文论, 古代哲学也是如此。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论语》、《孟子》是语录体,说不上有体系。《老子》五千言, 以“道可道,非常道”起首, 似有开宗明义之旨, 全书也可分解为道论和德论两部分, 但细究各章就很难寻绎其逻辑线索。《庄子》内七篇也许可以考出其逻辑联系, 但外杂篇就显得杂乱, 甚至一篇之中也没有一个中心论题。《墨子》有部分, 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是脉络分明的, 在各家中算是最讲逻辑编排的一种了。其后,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学者还比较注重著作的总体结构, 但也没有西方古典哲学那样严密的逻辑体系。降至宋明理学, 则多采用语录体, 理学大师如朱熹留给后人的一份主要遗产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朱子语类》。但是,能不能说这些大哲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体系的呢?我想, 不能这样看, 精要如《论语》, 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孔子的思想体系, 庞大如《朱子语类》, 我们更可以梳理出朱子的思想体系, 他们的思想具有整体性、系统性, 有纲、有目, 有主干、有分支, 是有机的构成, 不是无序的堆砌。因此, 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虽然没有提供现成的体系, 却实际上是蕴含着潜在的体系的。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 而有实质上的系统。”(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引) 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如此。历史上的主要文论家, 如刘勰、锺嵘、韩愈、白居易、苏轼、严羽、汤显祖、袁宏道、王夫之、叶燮等等, 都应该承认其文学思想是构成体系的, 不过有些人的理论不具备明显的体系形式, 而是一种潜在的体系罢了。因此,体系研究是有根据的。但因为是潜在的体系, 需要研究者的发掘、整合, 体系研究就带有重构的性质。重构的体系不可避免地会渗入研究者的主观成分, 因而见仁见智,未必能达成一致的定论, 如果起古人于地下, 也许他会不同意你替他重构的体系。然而也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就是无意义的向壁虚构, 只要是严肃的体系研究, 不是随意地强加于古人, 对于完整地深入地把握古人的文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还要看到一种情况∶古代文论所运用的范畴是极为繁富的, 这些范畴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有元范畴, 有子范畴,有核心范畴, 有外围范畴, 有基本范畴, 有派生范畴, 互相交叉钩连, 纵贯旁通,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网络系统, 这就是范畴体系。古代文论的范畴还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绝大多数范畴不专属于一家一派,而具有继承性、延续性, 它们为历代的文论家所沿用。因此, 范畴的理论内涵往往是不完全确定的, 使用者不断地改变或增加其涵义, 虽然语言外壳没有变, 而意义内核却在潜移默化。每一个重要范畴背后都包孕着一部或简或繁的演变史。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范畴体系构成的变化。古代文论的发展演进, 表现为新范畴的产生, 旧范畴的消失, 以及原有范畴的被赋予新义, 表现为整个范畴体系的扩大和完善。在演变过程中,某些文论家所创造的新范畴, 没有为后人所采纳, 成为昙花一现, 这现范畴未能在范畴体系中占据位置, 但也不等于毫无价值,也有一些范畴在某个时期衰歇之后, 又重新被起用, 所以范畴体系的变化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范畴体系的存在, 表明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一个并不专属于一家一派而为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共同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因其继承性、延续性而相对稳定,却又不是一成不变, 相反地经常在发生局部性的变化。这种理论体系又因其集体性,故很难考定创始于何人, 形成于何代。许多文论家, 他们的理论只限于一隅一曲, 或只留下片言只语, 形不成体系, 却可以融汇到集体的体系中去, 为理论大厦的构筑贡献一砖一瓦。因此, 范畴体系研究对于古代文论来讲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样的研究也有着重构的性质, 重构的体系也未必能达成共识, 但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思维方式, 范畴体系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我们也许可以从古代哲学范畴体系的研究中得到借鉴。早在三十年代, 张岱年先生就撰写了《中国哲学大纲》, 这部著作以哲学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以显示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近年来又陆续有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人道篇》) 等书问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中已有不少人致力于体系研究, 尤其是范畴体系研究。由此也足以印证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的必要性。而况中国文论范畴大都与哲学范畴有着渊源关系, 这两个领域的范畴体系研究正可以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现在再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 我认为,古代文论的体系研究, 特别是范畴体系研究, 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把个别的古代文论范畴如意境、神韵、形神、雅俗等等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来作为点缀, 而必须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传统文学艺术的根本精神, 了解决定文艺理论总体特征的哲学意识和思维方式, 如此才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要做到这一点, 不进行体系研究是不可能的。一些论者谈到的“话语系统”问题, 据我理解实质上就是范畴体系问题, 而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范畴体系, 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这个作为前提的环节也是不能跳越的。推陈出新之路前面谈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关键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那末怎样走这条推陈出新之路呢? 我认为范畴体系研究虽然重要, 却不宜从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范畴体系入手。因为我们不能照搬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 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已经陈旧了, 而要从整体上加以改造使之适用于当代,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 也很难统一认识。因此, 范畴体系的转换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只能定为长期的目标, 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先易后难, 选择便捷的切入口, 从局部的转换做起, 逐步积累, 达到全局的改观。翻阅现已出版的为数不少的文艺学著作, 可以发现古代文论资源的利用率是很低的。比如谈到文艺创作中的直觉或灵感,几乎都要引用列夫·托尔斯泰看到道旁的鞑靼花(牛蒡) 而萌发小说《哈吉·穆拉特》的创作构思的故事, 其实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典型事例, 却很少被采用。就征引纪事性资料而言, 我们尽可以把目光转向本土, 这是最容易着手改变的。至于有关艺术思维的理论, 古人也有丰富的遗产留存下来。过去我们只讲形象思维, 内容单薄得很, 却没有到古代的理论库存中去开掘。中国古代的艺术思维论, 来源于儒、道、禅, 儒家言“物感”和“兴”, 道家言“物化”和“忘”,禅家言“悟”, 都被用来阐明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 因而表现出与西方理论迥然相异的形态, 虽然探讨的是文艺创作中共同的现象, 却因文化背景的不同, 而采取了全然不同的说明方式。如果把这些理论加以改造和转换, 作出现代的阐释和科学的解析,就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思维理论, 以充实当代的文艺学。这种改造和转换的工作, 前辈学者早已在做了, 如钱锺书先生的著作, 便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钱先生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 他的理论却纯粹是中国式的, 发扬了传统的精华, 又有创造性的见解。这里且以艺术思维理论为例。艺术思维的中心问题是心物关系, 或曰物我关系, 也就是主客体关系。《谈艺录》中有“心与境”一节论及这个问题, 他的论述实际上是把物我关系分别为三个深浅不同的层次。一是“设想”∶象物宜以拟衷曲, 虽情景兼到, 而内外仍判。祗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 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 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 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 得吾心为映发也。这是说的文艺创作中的“移情”现象, 是主体情感的外射, 即刘勰所谓“物以情观”,“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 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虽然“物”已染上“我”的感情色彩, 但并不以为“物”也有自己的性情, 我是我, 物是物, 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境”仍判然有别。所以只是一种“设想”。二是“同感”∶即物见我, 如我寓物, 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 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 故物仍在我身外, 可对而赏观; 情已契, 故物如同我衷怀, 可与之融会。……《子华子·执中篇》曰∶“观流水者, 与水俱流, 其目运而心逝者欤! ”几微悟妙, 真道得此境出者矣。若以死物看作活, 静物看成动, ……祗是无生者如人忽有生, 尚非无情者与人竟有情,乃不动者忽自动, 非无感者解同感, 此中仍有差异也。这是说, 外物本来“自有其心”, 是有情感的, 因而与我发生“同感”。所以并不是主体把感情强加于客体。如王夫之所说∶“善用其情者, 不敛天物之荣凋, 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诗广传》卷三, 论《采薇》) 他在《周易外传》中说,“以人合天, 而不强天以从人”, 则是从哲学角度说明了“天人合一”是不可“强天以从人”的, 所以他主张“不于情上布景。”(《唐诗评选》卷一, 评李白《乌夜啼》) , 也不要使物变形, 而要以其本然状态呈现∶“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 固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 心目之所及, 文情赴之, 貌其本荣, 如所存而显之, 即以华奕照耀, 动人无际矣。”(《古诗评选》卷五, 评谢庄《北宅秘园》) 这就不是“移情”, 也不是“拟人”物与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钱锺书说∶“所谓我, 乃喜怒哀乐未发之我; 虽性情各具,而非感情用事, 乃无容心而即物生情, 非挟成见而执情强物。春山冶笑, 我祗见春山之态本然; 秋气清严, 我以为秋气之性如是。皆不期有当于吾心者也。”也是推明此意,而且着重指出是“即物生情”, 而非“执情强物”, 我与物是情感上的双向契合。但这种境界还是“情已契”而“相未泯”, 物我融会虽已达到情感的契合, 而形相的界限尚未泯灭, 外物依然是与主体相对待的可作审美观照的客体。所以称之为“同感”。三是“非我非物之境界”。钱锺书引了李白《赠横山周处士》诗∶“当其得意时, 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 安识身有无。”苏轼《书晁补之藏与可画竹》第一首∶“与可画竹时, 见竹不及人。岂独不见人, 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 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 谁知此凝神。”董?《广川画跋》卷四《书李营丘山水图》∶“为画而至相忘画者”; 卷六《书时记室藏山水图》∶“初若可见, 忽然忘之”; 又《书范宽山川图》∶“神凝智解, 无复山水之相”; 又《书李成画后》∶“积好在心, 久而化之。举天机而见者山也, 其画忘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曾无疑论画草虫∶“不知我之为草虫耶, 草虫之为我也。”然后作结语说∶曰“安识身有无”, 曰“嗒然遗其身”, 曰“相忘”, 曰“不知”, 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这种境界也可以说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但不是像邵维的“以物观物”那样排除主体情感, 而是物我情感的契合达到了更深的层次, 是“物我同一”, 主客体界限的消除。钱锺书不用“无我之境”的说法, 而说“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 则更准确地道出了这种境界的实质, 主客体并未消失, 而是融为一体, 分不清哪个是主体, 哪个是客体, 艺术思维已超越了主客体对立的局限, 进入了无意识状态, 这是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庄子》中曾提出“物化”和“坐忘”, 用以说明体道的境界, 而体道与审美有相通之处, 都是对主客体对立的超越。以上引文运用了“物化”、“相忘”、“遗其身”等说法, 其源均出于庄子哲学。可见古代的艺术思维论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意蕴的。钱锺书先生的著述, 既参照吸纳了西方的思想,又不脱离传统, 以古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为根基, 又能自出机杼, 发前人所未发。直至今天, 读来仍觉饶有新意。这样的转换,是很值得借鉴的。当然,《谈艺录》的撰写是在四十年代末, 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我们不可能再按钱先生的模式来解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 但我设想, 假如当初沿着钱先生的路子走下去, 五十年后, 文艺学的面貌也许就不会丧失中国特色, 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总之, 我认为,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先绕开范畴体系的建构这个难题, 而从局部性的理论入手, 这样推陈出新之路可能走得更顺利、更有效, 前辈学者的经验似乎也昭示了这一点。当代文艺学建设方向校正之后, 就应该迅速地从坐而论转为起而行, 在文艺学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这两支队伍的通力合作下, 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是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
西方艺术史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20世纪以来具有前卫特色、与传统文艺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又称现代派。发展状况 现代主义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印象主义。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画家们提出的“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绘画不作自然的仆从”、“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是现代主义美术体系的理论基础,所以,法国后印象主义画家P塞尚这位在作品中追求绘画语言的几何结构和形体美感的画家,被人们称作“现代绘画之父”。较为明显的现代主义绘画风格首先是在法国野兽主义画家们的作品中出现的。以H马蒂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画家,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了一批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表现力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野兽群”,由此“野兽主义”得名。1908年,另一群年轻画家以P毕加索、G布拉克为代表,在法国推出立体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的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中。这幅画被认为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表现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是立体主义追求的目标。野兽主义和立体主义都从非洲雕塑中吸收了养料,它们的艺术语言与传统法则相去甚远,标志着现代主义已进入自我确立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德国1905年组织的桥社、1909年成立的青骑士社等表现主义社团崛起。它们的美学目标和艺术追求与法国的野兽主义相似,只是带有浓厚的北欧色彩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特色。如果说表现主义受工业科技的影响,表现物体静态的美,那么在意大利兴起的未来主义则在现代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他们还热衷于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交错与组合,并且试图用线来描绘光和声音。蒙克:《圣母》上述思潮和运动,特别是未来主义,在雕塑领域内均有所反映。未来主义的画家和雕塑家U博乔尼于1912年4月签署关于雕塑艺术的宣言,并把未来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代表作为《在空间连续的形》(1913)。相应的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在20世纪初的俄国也相当活跃。除了受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产生的一些社团外,俄国的构成主义对现代艺术探讨如何表现工业美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抽象主义的美术作品最早于1910年前后产生。首先从事抽象主义艺术创造的是参与德国青骑士社活动的俄国画家W康定斯基。他用点、线、面的组合、构成,参照音乐的表现语言,用绘画来传达观念和情绪。他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1912)、《点、线、面》(1923)等奠定了抽象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实践家,他主要从事抒情抽象绘画的创造,但同时也在几何抽象方面有所探索。俄国的画家KC马列维奇于1913年左右创建的至上主义,属于几何抽象的范畴。至上主义在平面构成上的努力,在探讨艺术的虚、空、无方面的尝试,应该说是有意义的。真正奠定几何抽象主义理论基础和在艺术实践上有突出贡献的是荷兰画家P蒙德里安创建的风格派(或称新造型主义)。在整个20世纪,抽象主义基本上遵循着抒情的抽象和几何的抽象两个方面发展,只是在各个阶段有所变化而已。康定斯基:《第一抽象水彩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瑞士苏黎世出现的达达主义社团,影响波及欧美各国。在法国、德国都有达达美术社团。达达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权威和反对传统,同时也反对艺术,反对一切,作为社团它必然要走到自我否定的境地。达达的虚无主义和反传统的精神,贯穿在整个西方现代文艺的进程之中。在平面的绘画中采用拼贴手法,把偶然性、机遇性运用在美术创作中,是达达对现代美术的贡献。超现实主义的社团是从达达内部分化出来的。它用建设性的态度对待艺术创作,以取代达达主义的破坏和挑战。它直接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中汲取思想养料,并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为这一艺术运动的指导思想。超现实主义的美术家们从儿童、精神病患者、梦境中汲取灵感,致力于探讨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试图突破现实观念,把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和梦的经验相糅合,以达到一种绝对的和超现实的境界。超现实主义者常常采用出其不意的偶然结合、无意识的发现、现成物的拼集等手法。写实与抽象的语言在他们的作品兼而有之。从1924年以后到30年代末,是超现实主义美术的活跃期。30年代以后,作为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逐渐冷寂,但许多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仍然活跃于欧洲和美国画坛。波伊斯:《向兔子解释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在美国产生的抽象表现主义(又称行动绘画或纽约画派),是集表现主义、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成的流派,也是重视个性、重视风格的现代派绘画顶峰。抽象表现主义强调创作者行动的自由性、自动性和无目的性,把创作行为本身提高到重要的位置,已经孕育着以创作者的行动作为艺术传播媒介的因素。杜尚:《干燥的便盆》继抽象表现主义之后产生的硬边抽象、后绘画性的抽象是几何抽象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和发展,也说明艺术从强调主观感情到侧重于客观表现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与抽象表现主义完全相悖的波普艺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波普艺术的兴起,说明西方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当然,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西方美术史论家们的论说很不一致。首先在建筑中使用的后现代主义,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模糊的、充满着争论的概念。严格地说,后现代主义是不能与现代主义截然分开的。后现代主义加以弘扬的许多方法与原则,在现代主义的美术中已经尝试过、试验过,只是在后工业社会里把个别的方法和原则加以极端的发展和夸张。后现代主义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是现代主义的反拨。然而,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当代西方的美术家们。新表现主义、新超现实主义、新抽象等流派在80年代的兴起,多少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美术思潮的变化中,似乎可以看到,艺术中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共性、风格特征的加强与消失、人性与机械性、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艺术的审美与反审美,永远是使艺术家困惑并驱使他们去不断探索的课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常常会产生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状况,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状况更是常见。观念艺术及其他后现代派思潮之所以那末惊世骇俗,就是因为它们不仅和传统艺术背道而驰,而且在向现代主义挑战。但是,历史本身似乎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艺术的本身进程犹如社会本身的进程一样,本身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力量,它要在上述列举的种种两极之间寻求平衡。当然,平衡是短暂的、临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永久的。唯其不平衡和充满着矛盾,艺术才不断向前发展。即使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曲折,整个趋势则是向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艺术应该被认为是对现实主义的一个有力补充。或者说现代主义是一个新的艺术表现体系,它有别于现实主义,更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节奏相吻合。至少它已经获得了与现实主义共存的力量。雷斯:《法国式的场景》特征 既然现代主义美术是西方进入垄断主义时代以后产生的,是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就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变革,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极其复杂、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极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是,现代主义的美术在对待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上失去了平衡,关系是扭曲的。这样,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似乎是超脱社会、超脱自然的人,他们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但他们的作品影射着社会和人生,采用的语言是荒诞的、寓意的或抽象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艺术家表现了现代人们(包括艺术家们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感觉到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消极、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感觉到他们思想上强烈的虚无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的这些特征,使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历史的和审美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生活重要方面的写照。 对现代主义美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现代主义的美术家们对待现代科学和机械文明的心理和态度是复杂的。在有些艺术家的实践(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和构成主义)中,试图反映社会的这一深刻变革,而在大多数美术家的作品中,对工业文明采取回避和超然的态度。他们对工业社会人性的贬值、机械的升值表示不满。但这丝毫并不意味着现代主义美术的主流与工业社会的进程相反。事实上,工业、科技文明剧烈地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貌,从精神上有力地推动了现代艺术的迅速变化。现代主义艺术最早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武库中汲取了养料,同时又受到现代哲学思潮,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萨特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的强烈作用。尼采的学说,不仅对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起过推动作用,也对整个现代主义的文艺运动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他否定权威,主张发挥以人的意志、本能为基础的创造力,蔑视中产阶级的文明和虚伪道德,对无意识和本能的推崇,对世界前途的悲观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所反映。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他的“无意识才是精神的真正实际”,是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理论支柱,正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引导下,超现实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美术家们用多种手法挖掘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其后果是一方面开拓新的艺术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使艺术语言趋向荒诞和怪异。自然不少作品创造了荒诞、怪异的新境界。 现代主义美术比起以写实和模仿为基础的传统美术来,具有象征性、表现性和抽象性的特点。现代主义多流派标榜自己是反传统的,实际上它可能完全抛弃传统。它竭力否定和排斥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含有学院派特征的写实主义传统。在对待历史遗产方面,它们更重视对原始社会艺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美术、希腊古风时期美术、欧洲中世纪美术的研究。自印象主义之后,西方美术家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绘画、工艺品的表现语言上,探索写意的表现手法。野兽主义、立体主义的美术家们直接受益于非洲雕塑。同时,中东的伊斯兰教美术和大洋洲的艺术遗产,也是现代主义艺术家们研究的对象。上述人类历史上的美术遗产均为现代主义美术家们提供了有益的养料。 总的说来,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主义美术,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创造了一批可以列入人类经典文化的作品,但远非所有流派和思潮的理论都是无可非议的,更不用说其中有些作品的思想倾向颇值得研究。对于现代主义美术不加分析地一味赞扬是不可取的,而视现代主义为洪水猛兽、拒之于门外,不让人们接触和了解更是愚蠢和可悲的。中国80年代以来艺术创造和理论的繁荣、活跃,除了社会、经济的推动这些主要因素之外,与包括西方现代主义在内的外国文艺提供的可用来参考、借鉴的丰富资料不无关系。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论文选题方向是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 回顾建国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 可以说始终是同当代文艺学建设密切相关的。五十年代末周扬同志作为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度被冷落的古代文论重新受到学界的重视, 于是有《文心雕龙》热, 有“风骨”大讨论, 有《中国历代文论选》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两部高校教材的编写。可惜为时不久, 即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粉碎“四人帮”以后, 再度掀起古代文论研究的热潮, 其标志就是1979 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成立。在学会章程中明白揭橥建会的宗旨是∶加强古代文论研究, 普及古代文论知识, 培养古代文论研究队伍, 以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其后多次学会年会曾以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为中心议题。可见,古代文论研究要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服务的目标是明确的。应该承认, 自1979 年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 大大超过了前六十年(以黄侃1914 年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为起始) 研究成果的总和。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的任务却远远没有完成, 以致近来一些中国学者惊呼中国文艺理论患了“失语症”(即没有中国的“话语系统”) , 在世界上没有地位, 没有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八十年代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 西方文论著作的大量译介, 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 吸引了广大学人的注意力, 于是打破了苏联模式文艺学的一统天下, 取而代之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或新或旧的众多流派。文艺学研究取之于西方文论者多, 而与古代文论则相当隔膜,“言必称希腊罗马, 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 忘记了”这类状况还甚为普遍。同时, 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们对于文艺界的现状也关心不够, 往往埋头于古籍丛中, 而无暇顾及古代文论的普及和应用、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建构和文学评论实践, 既定目标并未落到实处。所以文艺学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这两支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是各行其道, 缺少沟通和协作。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学者在文艺学的中国化方面付出了努力, 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部文艺学新著较多地引用了古代文论的范畴、概念和例证, 但总体框架仍然是苏联或西方式的, 古代文论用作充填拼贴的材料, 处于从属的附庸的地位, 因而难以显示出中国的特色。现在反思这一段历时三十余年的漫长过程, 可以察觉除了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认识不足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症结点, 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这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关。难点就在于, 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不仅是文论)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裂, 今天要把这条断裂的线索再连接起来是有很大的难度的, 而这种现象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却没有发生。因此, 我们不可能重走王国维那样不离传统、吸收西学、创造新学语的道路, 如今谁要用道啊、气啊、意啊、象啊这一套范畴概念来构建当代文艺学, 就会像突然穿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帽一样令人无法接受。历史已演进到这个地步, 是不可能倒转回去的。记得七十年代末已故学者、出版家李俊民先生曾提仪编写一部以古代文论的范畴、命题为主体的文艺学, 而至今无人敢于膺此重任, 大概问题也在这里。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在文艺学领域中存在, 恐怕首先是在哲学领域中存在, 不过哲学界没有提出而已。因此, 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 不是改头换面地恢复传统, 而是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拾洋人之牙慧不行, 守古人之衣钵也不行, 要立足于创新。这是我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以下再就几个目前尚有意见分歧的具体问题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以就教于专家们。研究和利用研究古代文论和利用古代文论, 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古代文论作为一宗宝贵的理论资源, 一要开发, 二要利用。首先要开发, 开发就必须研究, 没有深入的研究就谈不上充分的开发。因此, 研究是利用的先决条件, 我们不能离开研究来空言利用。但研究和利用又不是一回事。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来说, 应该保持古人的本来面目,不能随意曲解或拨高, 务必遵循历史主义的科学原则。如果任意改铸古人, 在古代的范畴、命题、理论观点中注入现代人的意识或研究者自己的思想, 那末就会歪曲古人的原意, 由此作出的历史定位和价值评判也必然是与实际不符合的。当然, 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要对古代的范畴、命题、理论观点作现代转换, 即用现代语汇加以阐释, 就难免会发生变形、走样, 但必须认定我们的目的是“还原”, 不是“改造”, 应该联系历史文化背景力求准确地诠解古人用语的实质,而不是简单地望文生义, 寻求一个大致相当的现代语汇来“对译”。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例如《文心雕龙·原道》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的“德”字, 从释为“文德”到释为“功用”、“属性”, 再到释为“道的表现形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钻研才厘清了其真正的涵义。可见, 对于古代文论原典的训读必须采取极其审慎认真的态度。而对于古代文论总体面貌的宏观概括, 也不能出于想当然的主观臆断, 如今那种大而化之的论断是屡见不鲜的, 貌似简明扼要, 却经不起与事实的仔细对勘。因此, 学风上的浮夸是应坚决反对的。然而, 就古代文论的利用来讲, 我认为原则是有所不同的。利用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来构建当代文艺学, 应该容许在古人的语言外壳中加入新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 对原典的误读或别解, 恰恰可以成为创造性的发展。这就是所谓“六经注我”的方式。在学术史上, 这样的先例是不胜枚举的。古代学者就惯用注解典籍来阐发自己的思想, 较早的如《韩非子》中的《解老篇》, 便是通过解释《老子》这部道家经典来发挥法家的观点。在魏晋玄学中更是蔚成风气。王弼作《老子注》、《周易注》, 以儒释道, 为道解儒, 借以会通孔老。最典型的是郭象注《庄子》, 实际上变成了《庄子》注郭象, 如果以研究的标准来衡量, 他是歪曲了庄子的原意, 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郭象的哲学思想的表述。在古代文论史上也不乏其例。如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 清代的王夫之的解释是∶“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尽矣。……“可以”云者, 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 其兴也深; 于所观而可兴, 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 怨愈不忘; 以其怨者而群, 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 以生起四情; 游于四情之中, 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 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姜斋诗话·诗绎》)黄宗羲的解释是∶昔吾夫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孔安国曰∶“兴, 引譬连类。”凡景物相感, 以彼言此, 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郑康成曰∶“观风俗之盛衰。”凡论世采风, 皆谓之观。后世吊古、咏史、行旅、祖德、郊庙之类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后世公宴、赠答、送别之类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遣谪、讽喻皆是也。盖古今事物之变虽纷若, 而以此四者为统宗。古之以诗名者, 未有能离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处。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 可以兴也; 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 可以观也; 善于风人答赠者, 可以群也; 凄戾为之骚之苗裔者, 可以怨也。(《汪扶晨诗序》)这两家的解释都大大越出了孔子的原意,加进了自己的见解。故作为孔子“兴、观、群、怨”说的诠释是不准确的, 但目之为王夫之、黄宗羲的“兴、观、群、怨”说, 却不失为精彩的论述, 而儒家诗学正是由此而得到更新和丰富的。再如王国维的境界说, 有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 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 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 写景则在人耳目, 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这样来说明境界或意境, 都突破了以情景交融为内核的传统意境论, 使原来主要适用于抒情诗的意境范畴也能适用于叙事文学。今天我们利用古代文论提供的理论资源来建设文艺学也不必要求“还原”, 而恰恰需要“改造”, 使之适应总结和指导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的需要, 这就是一种现代转换, 但与研究中对古人理论作现代阐释那种转换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指吸收融汇传统中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有现实价值的因素, 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古人。如果一定要保留古代文论的“原汁原味”, 也就不可能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了。关于体系研究古代文论研究, 从史的研究到范畴研究, 再到体系研究, 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进程。正是在史的研究中发现了范畴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说一部古代文论史就是一部范畴发展史,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范畴研究中又必然要从个别范畴的考察进而探索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求揭示出古代文论主要范畴的构成体系。从古代文论研究的历程来看, 史的研究(包括专人专书研究) 起步最早, 成果也最多; 范畴研究, 虽然开始也很早, 但限于少数重要范畴, 到近期才有长足的进展, 拓宽了研究的覆盖面, 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至于体系的研究, 目前尚处在初步摸索的阶段, 而意见分歧最大的也就是体系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体系?如果根本不存在体系, 那末体系研究就成了无的放矢、凭空杜撰了。的确,古代文论除极少数专著, 如《文心雕龙》、《史通》、《曲律》、《原诗》等有较严整的逻辑结构之外, 大量的是以诗话、词话、论文、序跋、书信、札记以至评点等形式出现的, 单篇文章固然构不成体系, 即使汇聚成卷成册, 也是点点滴滴、零章散句的集合, 或者仅以所论作家作品的年代、文体、品第等来排比, 或者是任意排列, 毫无条贯统序可寻。由此看来, 古代文论无体系可言。不讲究建构体系, 似乎是古代学术的传统习惯,不仅是古代文论, 古代哲学也是如此。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论语》、《孟子》是语录体,说不上有体系。《老子》五千言, 以“道可道,非常道”起首, 似有开宗明义之旨, 全书也可分解为道论和德论两部分, 但细究各章就很难寻绎其逻辑线索。《庄子》内七篇也许可以考出其逻辑联系, 但外杂篇就显得杂乱, 甚至一篇之中也没有一个中心论题。《墨子》有部分, 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是脉络分明的, 在各家中算是最讲逻辑编排的一种了。其后, 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学者还比较注重著作的总体结构, 但也没有西方古典哲学那样严密的逻辑体系。降至宋明理学, 则多采用语录体, 理学大师如朱熹留给后人的一份主要遗产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朱子语类》。但是,能不能说这些大哲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体系的呢?我想, 不能这样看, 精要如《论语》, 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孔子的思想体系, 庞大如《朱子语类》, 我们更可以梳理出朱子的思想体系, 他们的思想具有整体性、系统性, 有纲、有目, 有主干、有分支, 是有机的构成, 不是无序的堆砌。因此, 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虽然没有提供现成的体系, 却实际上是蕴含着潜在的体系的。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 而有实质上的系统。”(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引) 中国古代文论也是如此。历史上的主要文论家, 如刘勰、锺嵘、韩愈、白居易、苏轼、严羽、汤显祖、袁宏道、王夫之、叶燮等等, 都应该承认其文学思想是构成体系的, 不过有些人的理论不具备明显的体系形式, 而是一种潜在的体系罢了。因此,体系研究是有根据的。但因为是潜在的体系, 需要研究者的发掘、整合, 体系研究就带有重构的性质。重构的体系不可避免地会渗入研究者的主观成分, 因而见仁见智,未必能达成一致的定论, 如果起古人于地下, 也许他会不同意你替他重构的体系。然而也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就是无意义的向壁虚构, 只要是严肃的体系研究, 不是随意地强加于古人, 对于完整地深入地把握古人的文学思想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还要看到一种情况∶古代文论所运用的范畴是极为繁富的, 这些范畴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有元范畴, 有子范畴,有核心范畴, 有外围范畴, 有基本范畴, 有派生范畴, 互相交叉钩连, 纵贯旁通, 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多层次网络系统, 这就是范畴体系。古代文论的范畴还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绝大多数范畴不专属于一家一派,而具有继承性、延续性, 它们为历代的文论家所沿用。因此, 范畴的理论内涵往往是不完全确定的, 使用者不断地改变或增加其涵义, 虽然语言外壳没有变, 而意义内核却在潜移默化。每一个重要范畴背后都包孕着一部或简或繁的演变史。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范畴体系构成的变化。古代文论的发展演进, 表现为新范畴的产生, 旧范畴的消失, 以及原有范畴的被赋予新义, 表现为整个范畴体系的扩大和完善。在演变过程中,某些文论家所创造的新范畴, 没有为后人所采纳, 成为昙花一现, 这现范畴未能在范畴体系中占据位置, 但也不等于毫无价值,也有一些范畴在某个时期衰歇之后, 又重新被起用, 所以范畴体系的变化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范畴体系的存在, 表明中国古代文论中存在着一个并不专属于一家一派而为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共同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因其继承性、延续性而相对稳定,却又不是一成不变, 相反地经常在发生局部性的变化。这种理论体系又因其集体性,故很难考定创始于何人, 形成于何代。许多文论家, 他们的理论只限于一隅一曲, 或只留下片言只语, 形不成体系, 却可以融汇到集体的体系中去, 为理论大厦的构筑贡献一砖一瓦。因此, 范畴体系研究对于古代文论来讲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样的研究也有着重构的性质, 重构的体系也未必能达成共识, 但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和思维方式, 范畴体系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我们也许可以从古代哲学范畴体系的研究中得到借鉴。早在三十年代, 张岱年先生就撰写了《中国哲学大纲》, 这部著作以哲学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以显示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近年来又陆续有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张立文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和《人道篇》) 等书问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中已有不少人致力于体系研究, 尤其是范畴体系研究。由此也足以印证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的必要性。而况中国文论范畴大都与哲学范畴有着渊源关系, 这两个领域的范畴体系研究正可以互为补充, 相得益彰。现在再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 我认为,古代文论的体系研究, 特别是范畴体系研究, 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把个别的古代文论范畴如意境、神韵、形神、雅俗等等吸纳到当代文艺学中来作为点缀, 而必须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传统文学艺术的根本精神, 了解决定文艺理论总体特征的哲学意识和思维方式, 如此才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要做到这一点, 不进行体系研究是不可能的。一些论者谈到的“话语系统”问题, 据我理解实质上就是范畴体系问题, 而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范畴体系, 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这个作为前提的环节也是不能跳越的。推陈出新之路前面谈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关键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那末怎样走这条推陈出新之路呢? 我认为范畴体系研究虽然重要, 却不宜从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范畴体系入手。因为我们不能照搬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 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已经陈旧了, 而要从整体上加以改造使之适用于当代,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 也很难统一认识。因此, 范畴体系的转换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只能定为长期的目标, 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先易后难, 选择便捷的切入口, 从局部的转换做起, 逐步积累, 达到全局的改观。翻阅现已出版的为数不少的文艺学著作, 可以发现古代文论资源的利用率是很低的。比如谈到文艺创作中的直觉或灵感,几乎都要引用列夫·托尔斯泰看到道旁的鞑靼花(牛蒡) 而萌发小说《哈吉·穆拉特》的创作构思的故事, 其实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类似的典型事例, 却很少被采用。就征引纪事性资料而言, 我们尽可以把目光转向本土, 这是最容易着手改变的。至于有关艺术思维的理论, 古人也有丰富的遗产留存下来。过去我们只讲形象思维, 内容单薄得很, 却没有到古代的理论库存中去开掘。中国古代的艺术思维论, 来源于儒、道、禅, 儒家言“物感”和“兴”, 道家言“物化”和“忘”,禅家言“悟”, 都被用来阐明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 因而表现出与西方理论迥然相异的形态, 虽然探讨的是文艺创作中共同的现象, 却因文化背景的不同, 而采取了全然不同的说明方式。如果把这些理论加以改造和转换, 作出现代的阐释和科学的解析,就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思维理论, 以充实当代的文艺学。这种改造和转换的工作, 前辈学者早已在做了, 如钱锺书先生的著作, 便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钱先生学贯中西, 博古通今, 他的理论却纯粹是中国式的, 发扬了传统的精华, 又有创造性的见解。这里且以艺术思维理论为例。艺术思维的中心问题是心物关系, 或曰物我关系, 也就是主客体关系。《谈艺录》中有“心与境”一节论及这个问题, 他的论述实际上是把物我关系分别为三个深浅不同的层次。一是“设想”∶象物宜以拟衷曲, 虽情景兼到, 而内外仍判。祗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 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 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 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 得吾心为映发也。这是说的文艺创作中的“移情”现象, 是主体情感的外射, 即刘勰所谓“物以情观”,“登山则情满于山, 观海则意溢于海”, 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 以我观物, 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虽然“物”已染上“我”的感情色彩, 但并不以为“物”也有自己的性情, 我是我, 物是物, 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境”仍判然有别。所以只是一种“设想”。二是“同感”∶即物见我, 如我寓物, 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 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 故物仍在我身外, 可对而赏观; 情已契, 故物如同我衷怀, 可与之融会。……《子华子·执中篇》曰∶“观流水者, 与水俱流, 其目运而心逝者欤! ”几微悟妙, 真道得此境出者矣。若以死物看作活, 静物看成动, ……祗是无生者如人忽有生, 尚非无情者与人竟有情,乃不动者忽自动, 非无感者解同感, 此中仍有差异也。这是说, 外物本来“自有其心”, 是有情感的, 因而与我发生“同感”。所以并不是主体把感情强加于客体。如王夫之所说∶“善用其情者, 不敛天物之荣凋, 以益己之悲愉而已矣。”(《诗广传》卷三, 论《采薇》) 他在《周易外传》中说,“以人合天, 而不强天以从人”, 则是从哲学角度说明了“天人合一”是不可“强天以从人”的, 所以他主张“不于情上布景。”(《唐诗评选》卷一, 评李白《乌夜啼》) , 也不要使物变形, 而要以其本然状态呈现∶“两间之固有者自然之华, 固流动生变而成其绮丽, 心目之所及, 文情赴之, 貌其本荣, 如所存而显之, 即以华奕照耀, 动人无际矣。”(《古诗评选》卷五, 评谢庄《北宅秘园》) 这就不是“移情”, 也不是“拟人”物与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钱锺书说∶“所谓我, 乃喜怒哀乐未发之我; 虽性情各具,而非感情用事, 乃无容心而即物生情, 非挟成见而执情强物。春山冶笑, 我祗见春山之态本然; 秋气清严, 我以为秋气之性如是。皆不期有当于吾心者也。”也是推明此意,而且着重指出是“即物生情”, 而非“执情强物”, 我与物是情感上的双向契合。但这种境界还是“情已契”而“相未泯”, 物我融会虽已达到情感的契合, 而形相的界限尚未泯灭, 外物依然是与主体相对待的可作审美观照的客体。所以称之为“同感”。三是“非我非物之境界”。钱锺书引了李白《赠横山周处士》诗∶“当其得意时, 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 安识身有无。”苏轼《书晁补之藏与可画竹》第一首∶“与可画竹时, 见竹不及人。岂独不见人, 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 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 谁知此凝神。”董?《广川画跋》卷四《书李营丘山水图》∶“为画而至相忘画者”; 卷六《书时记室藏山水图》∶“初若可见, 忽然忘之”; 又《书范宽山川图》∶“神凝智解, 无复山水之相”; 又《书李成画后》∶“积好在心, 久而化之。举天机而见者山也, 其画忘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曾无疑论画草虫∶“不知我之为草虫耶, 草虫之为我也。”然后作结语说∶曰“安识身有无”, 曰“嗒然遗其身”, 曰“相忘”, 曰“不知”, 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这种境界也可以说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 以物观物, 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但不是像邵维的“以物观物”那样排除主体情感, 而是物我情感的契合达到了更深的层次, 是“物我同一”, 主客体界限的消除。钱锺书不用“无我之境”的说法, 而说“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 则更准确地道出了这种境界的实质, 主客体并未消失, 而是融为一体, 分不清哪个是主体, 哪个是客体, 艺术思维已超越了主客体对立的局限, 进入了无意识状态, 这是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庄子》中曾提出“物化”和“坐忘”, 用以说明体道的境界, 而体道与审美有相通之处, 都是对主客体对立的超越。以上引文运用了“物化”、“相忘”、“遗其身”等说法, 其源均出于庄子哲学。可见古代的艺术思维论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意蕴的。钱锺书先生的著述, 既参照吸纳了西方的思想,又不脱离传统, 以古代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为根基, 又能自出机杼, 发前人所未发。直至今天, 读来仍觉饶有新意。这样的转换,是很值得借鉴的。当然,《谈艺录》的撰写是在四十年代末, 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我们不可能再按钱先生的模式来解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 但我设想, 假如当初沿着钱先生的路子走下去, 五十年后, 文艺学的面貌也许就不会丧失中国特色, 而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总之, 我认为,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先绕开范畴体系的建构这个难题, 而从局部性的理论入手, 这样推陈出新之路可能走得更顺利、更有效, 前辈学者的经验似乎也昭示了这一点。当代文艺学建设方向校正之后, 就应该迅速地从坐而论转为起而行, 在文艺学研究和古代文论研究这两支队伍的通力合作下, 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是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
比较文艺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通过比较的方法从事文艺学的同质研究和异质研究,从而构成文艺学的人类整合形态和世界总体框架。它丰富和充实了文艺学的学科内容和研究空间,使文艺学研究拥有更多的试点和力点,对文艺学的深化发展就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本研究能使既有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和研究体系获得一定程度的结构转型,并且这种转型将直接带来学理激活效果和学术增值效果。本研究方向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前者将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后者则在更广阔领域影响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和中国人的文艺生活质量。 北师大文艺学研究生培养方案一、培养目标1、 博士生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遵纪守法、品德端正、具有扎实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基础知识与较高审美素养,系统掌握文艺学专业知识和专业特长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本专业博士生的培养主要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毕业生应能够独立从事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能够胜任文艺学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本专业博士毕业生还应掌握电脑的操作和运用,同时至少能够熟练地掌握和使用一门外国语(包括阅读和直接交流),能运用第二外国语查阅专业文献。2、 硕士生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适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丰富的文艺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专门人才。为满足社会尤其是学校、新闻出版机构、政府机关、公务机关和文艺团体的需要,本专业注重培养硕士生分析与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使之既掌握本专业特有的研究方法,又了解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并能够灵活地加以运用。毕业生应该具有独立承担文艺学专业课题、独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的能力。另:考试小组如有三分之二成员认为考试成绩不合格,即视作不合格。考试小组成员之间对考试成绩评判产生重大分歧时,由学位分会作出仲裁。本专业硕士生除了专业学习外,还须注重其它知识与技能的学习,熟练地运用电脑,并且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学习年限为三年二、专业研究方向及研究生导师博士生方向中西比较诗学、文艺美学、中国文化与诗学、传播与文化研究硕士生方向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文艺美学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学与西方文论三、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前沿讲座(含讨论班)的基本要求本课程采取讲座和讨论两种形式,其内容分为两部分:先由文艺学专业的教师或国内外同行专家作主题报告,再围绕主题报告进行专题讨论。主题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涉及国内外有关文艺学专业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状况,并已形成正式的书面学术报告,要求论证充分,其观点具有新意,或是有所突破。主题报告的题目预先公布,使学生能有所准备。要求每个学生参加3次前沿讲座课。考核方式为提交主题报告的书面评论或相关的读书报告,字数不少于3000字。四、培养与考核方式1、硕士生培养与中期筛选的基本要求中期筛选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四学期。由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认定的三名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教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考核包括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考试应含一定比例的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专业的基本内容。综合考试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不合格者不具有申请硕士学位的资格。2、博士生培养与考核方式博士生综合考试一般在修完学位专业课和选修课之后进行,通常在第三学期。由中国语言文学学位分会认定的三名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其中至少有一名博士生导师,共同负责出题和实施考核。须进行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的考核。书面考试应含有一定比例的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专业的基本内容。综合考试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级。综合考试不合格者,不具有申请博士学位的资格。五、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基本要求1、博士生科研能力熟知文艺学专业文献的基本状况,能够熟练查找和阅读文艺学基本资料,熟练运用一门外语查阅文艺学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掌握国内外文艺学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能够独立进行文艺学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独立完成和主持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在核心刊物上已经发表论文;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上已发表两篇以上文艺学专业论文(或在文艺学权威刊物上发表一篇以上论文);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完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博士学位论文。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开设文艺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课。能够撰写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能够独立对文艺学专业著述撰写有分量、有独立见解的评论文章。能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发表有见解的报告和评论。能够组织中国语言文学各专业范围内研究生学术活动。2、硕士生科研能力了解文艺学专业文献的基本状况,能够查找和阅读文艺学基本资料,运用一门外语查阅文艺学专业文献。能够准确地运用中文、外文资料。及时掌握国内外文艺学学术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学术前沿的情况。前期检验标志:独立完成合格的个人培养计划书、开题报告;后期检验标志:在核心刊物上已发表一篇以上文艺学专业论文;参加省部级科研项目并且能够完成负责人安排的任务;独立完成符合本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标准的硕士学位论文。实践能力能够独立开设文艺学专业本科生的基础课,并有较好的教学效果。能够撰写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申请书。能够独立对文艺学专业著述撰写有见解的评论文章。能够参加国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讨论。能够组织文艺学专业范围内的本科生学术活动。六、 学位论文的基本标准1、博士学位论文在确定论文选题前须经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文艺学专业的主要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学术前沿状况。应选择文艺学专业内重要且研究较弱的问题(含思潮、人物、概念等)。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阶段,该计划和报告须经过导师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其他专家审核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时间不少于两年,用于直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少于三个学期。博士学位论文应在文艺学研究领域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的重大学术见解。论文应观点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流畅。博士学位论文应有专门章节就与本选题相关的文艺学学术动态、本论文的新贡献,作较全面而清晰的说明。博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8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水平,整篇论文经修改后应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2、硕士学位论文在确定论文选题前须经充分的调查研究,查阅文艺学专业基本文献,了解国内外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应选择文艺学专业内重要且研究较薄弱的问题(含思潮、人物、概念等。论文选题须经过填写个人培养计划和开题报告阶段,该计划和报告均须经过导师和所在专业其他专家审核通过。硕士学位论文必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用于直接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一个学年。硕士学位论文应在文艺学研究领域的某一问题或研究方法上,提出有别于现有学术成果的新见解。论文应观点鲜明,言之有据,结构严谨,行文流畅。硕士学位论文在引言或导论部分应对与本选题相关的文艺学学术动态作一说明。硕士学位论文的正文不少于2万字,注释部分不少于2千字。硕士学位论文应达到(或经过修改后达到)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博士级硕士论文的选择尤以那些能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提供借鉴的问题,作为论文选题 一、学科专业简介文艺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文艺学学科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5年与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联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独立获博士学位授予权。文艺学学科现有成员13名,教授7名,副教授6名,其中博士生导师4名,具有博士学位者10人。经过几代人努力,本学科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文学批评为重点,以文学基础理论、文艺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为支撑的研究格局和综合优势。二、培养目标培养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能够独立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批评实践和高等学校专业教学的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具体要求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坚实的文艺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关于本研究方向的现状、历史和发展趋势;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从事文艺学科学研究、批评实践和教学工作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反思能力和创新精神。三、研究方向简介文学批评:该研究方向为本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主要研究文学批评的性质、方法,同时关注当代文学批评前沿理论,并力求将理论研究成果向批评实践转化。,文学基础理论:该研究方向是文艺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文学的本质、起源、审美特征、流派、思潮、风格、创作、欣赏、批评、体裁、语言等等文学基础理论问题。美学: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美学的对象、美感、美的本质、美的形态、美的范畴、审美教育等美学原理探索问题,还研究西方美学史和东方美学史问题、影视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该研究方向是华中师大文艺学的特色之一,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西方文论: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西方传统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发展、西方文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西方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关系和比较。中国文学批评史:该研究方向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殊的范畴、方法、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西文学批评比较等问题四、学习年限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年限为2-3年。五、课程设置与学分总学分为37学分。其中:1、一级学位课程5门,15学分(公共课程3门,9学分;专业学位课程2门,6学分)。2、二级学位课程(通选课)中本专业以外课程任选2门,4学分。3、指定选修课课程5门,10学分。4、任意选修课课程任选3门,6学分。5、教学实践1学分,学术活动1学分。已有三年相关工作经历的硕士生,可以免修教学实践。6、凡以同等学力、跨学科、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均须在培养计划中增加补修本专业本科主干课程三门,并且考试须与本科生同堂同卷。要求通过考核,取得及格成绩,但不计学分。六、实践环节本专业教学实践以本、专科学生为对象,通过教学第一线的实践工作,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教学能力。教学实践的主要形式有: 讲授本、专科生课程的某个章节或某个专题; 协助主讲教师辅导、答疑或评改作业; 主持课堂讨论; 指导论文写作等。 教学实践安排在第4学期,时间为4周,应至少完成8课时或相当此工作量的教学工作。教学实践完成后,学生填写《研究生教学实践考核表》,送导师签字后交院研究生秘书老师备档,方可获得教学实践的1学分。七、科学研究本专业硕士生在校期间应需导师指导下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和实践过程,提高其科学研究水平,至少完成4篇课程论文,2篇学年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论文在省级或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八、学位论文1、本专业硕士生至迟在第4学期确定学位论文题目,并在第四学期末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制订出学位论文写作计划。2、本专业硕士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学术水平的要求为:(1)论文选题要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同时又是研究生本人在学习和研究中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思考的问题;论文选题应与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紧密结合。(2)本专业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应结合本学科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形成系列化。学科与导师应通过本学科、本方向硕士生的论文写作,推动和深化某一领域、某个课题或某一问题的解决。(3)硕士生论文应在理论上有新见解,或在资料的占有与分析上有新发展。论文应能反映作者较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硕士论文应达到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水平。(4)硕士论文如有任何形式的抄袭现象,即取消抄袭者当年的答辩资格。九、培养方式与方法本专业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与专业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教学工作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统一要求和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培养工作实行三个结合,即理论学习与科学研究结合、课程讲授与自学讨论结合、知识积累与思维训练结合。鼓励硕士生在学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拓宽视野、勇于创新,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强调学以致用,强化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指导教师要注意教书育人,充分调动硕士生的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做到教学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