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李鸿章历史论文600字

我眼中的李鸿章历史论文600字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清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我眼中的李鸿章历史论文200字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　　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著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是晚清名臣。他组建淮军；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说明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是他爱国的表现。但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新疆放弃疆防；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但总体评价是积极的。

评价李鸿章的历史论文600字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细数李鸿章的一生，他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什么黑锅总是让他背，就算说他卖国，也是光绪、慈禧他们逼他去卖的！如果朝廷的军费都到位，如果皇帝确实落实海防，那时日本鬼子会攻的进来吗？他们敢侵犯台湾吗？而后面签约都是别人逼他去的，清朝政府那么多文武大臣，哪位有能力去签？《马关条约》只是让他成了朝廷的替罪羊。换一句话说，如果清王朝统治者不同意割让台湾，李鸿章签不签约有用吗？看来看去，我感觉李鸿章真的很冤。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北洋舰队、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矿务局、派遣中国第一批学生留美等等。这些实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务运动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革开放。在外交现代化方面，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就是从李鸿章开始，历史上的中国外交都是进贡关系，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应该是从李鸿章开始，李鸿章应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他出使日本，晚年有周游列国，与各国政要交往，各国对李鸿章的评价都相当高。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天下惟庸人无咎可誉”这句话说得好，出错的人往往都是多作事儿的人，而不作事儿是不会犯错误的。“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历史与真实的差距确实很大，其实多做实事的人未必能流芳万世。李鸿章并不算是真的卖国贼，而是中国近代的一位很值得敬佩的伟人。我赞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对他的评价，说国人全体不努力，然后归咎于一人，这种劣根性至今未变。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写了这篇以我个人的看法对李鸿章的评价，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我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长期蒙受“卖国贼”之评价。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这位备受争议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渐获得一些较为公正的评价。 正面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负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李鸿章热中官场，亦深得朝廷倚重，历数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梁启超著 李鸿章的政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李鸿章对自己作为尝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1、评价：虽然李鸿章代表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正面来讲，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但是：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2、个人简介：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历史小论文600字左右评价李鸿章

从正面说，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从负面说，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后人也多对此诟病。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在那个时代里，李鸿章的思想，行为算的上是先进的

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　　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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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李鸿章历史论文3000字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很大的精力，表达再完善，也将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考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首先，要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和理论上，还要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要从寻找科学研究的空白处和边缘领域中选题，科学研究　　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缺陷和空白，这些都需要填补。应考者应有独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去思索，去发现，去研究。最后，要从寻找前人研究的不足处和错误处选题，在前人已提出来的研究课题中，许多虽已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有待于丰富、完整和发展，这种补充性或纠正性的研究课题，也是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