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

关于唐代文学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

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诗酒情——唐诗中的酒文化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历数之当以魏晋、唐宋为最。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也不乏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分别是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均为唐朝人）。杜甫在其《饮中八仙歌》中对此八人均有具体描述。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就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古之送别有酒，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古之相思亦有酒：范仲淹“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古之愁也有酒：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古之悲也有柳永“今宵酒醒何处？”古之壮怀也有酒，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至于《自遣》中著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是表现了抛却人生得失的旷达情怀。酒，有英雄之酒，如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酒，有莽汉之酒，如张飞牛饮，李逵豪灌。就连赵匡胤一代帝王，也借酒一用，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酒好，酒的佳话更好。汉之郦食自号“高阳酒徒”，为大汉建立，立下了杯酒功劳。卓文君当垆卖酒，可谓千古流传。“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并作《酒德颂》。而将诗与酒二者连为一体的，始于陶渊明，他以酒入诗，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梁萧统）。著名的“白衣送酒”更是体现了陶渊明对酒的如痴如狂。进入唐代，酒香之浓郁更是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及至。历数之，当有孟浩然、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李白常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倾饮三百杯”。《饮中八仙歌》这样称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世人皆知李白是诗中仙，殊不知他也是酒中仙。而杜甫也是如此，每做诗常借助酒力，自称“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对酒的痴狂钟情，到老年为甚，但常常因囊中羞涩，不得已典衣沽酒，其死说法之一，也与酒有莫大的关系。白居易是饮者之中长寿的一位，在诗酒方面，白居易几乎是陶渊明再世，著名的酒赋《酒功赞》便是他嗜酒如命的最好见证。他的《劝酒》之作，更是让饮酒之人酒兴倍增，不饮酒之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品尝酒味。至于张旭的醉中狂草更是少酒不可。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时过境迁，古人如此，那现代人又当如何看待酒，如何看待古诗中的酒意呢？ 又如何看待酒意中的情怀呢？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来源秋雁南回( ) 原文： _9_html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在唐诗中也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我觉得其中最出条而吸引人的就是酒文化了。 唐代诗人多嗜酒，杜就曾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而酒仙李白更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 说到酒，首先就要提到新丰酒。新丰美酒堪称酒中之冠，诗人们常常以此来代表豪纵风流的气魄。王维在《少年行》中就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新丰美酒，似乎天生就为少年游侠而增色。再者，传说古时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始醒，于是又有了中山浆。同现代人一样，古人也喝白酒，以及西域盛产的葡萄酒，而诗人皮日休在《春夕酒醒》中还提到过一种酃禄酒，据说是湘东酃县的酃水能酿出一种美酒，此酒酒气扑鼻，香味历时不散，因此得名。还有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而成的，带有醇浓的香味和金黄色如琥珀般的光艳，难怪李白喝过后要“不知何处是他乡了”。 喝酒、品酒，自然少不了酒器，唐诗中多把那些精致的酒器称为金樽，而事实上酒器的品种实在是种类繁多。最朴实的是葫芦，古诗文习称瓢。今人所知的比如白玉杯、白玉碗、白玉壶、琉璃锺能在品酒时衬托出酒的色泽，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犹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可谓白玉杯中的精品。李白在《襄阳歌》中也提到了很多酒器，如鸬鹚勺，这是一种形如长颈水鸟鸬鹚的长柄酒勺，还提到了形状和颜色像鹦鹉嘴的螺壳制成的鹦鹉杯及金雷等等。古代还有一种叫金屈卮的名贵酒器，用它敬酒，可以表示对人的尊重。 古人饮酒还有一些与今人不同的说法。比如，他们把饯别之酒称为别筵，把劝酒称为催，把酒肆称为旗亭，还有粕醅是指重酿而未过滤过的酒。诗人在诗句中有时也以绿来代替酒字，这是因为新酿的酒未滤清时，酒面浮着一层微绿色的酒渣，远看似蚂蚁，称为绿蚁，用得多了，就变成绿了。除此之外，当酒斟满时，捧觞必蘸指甲，故古人称斟满酒为蘸甲。那些不喝浊酒的人还被叫做避贤。这些词，在现代都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我以为，唐诗所包含的酒文化正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想让人永远探索下去，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也许通过多读多看，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很多珍贵的古文化，蕴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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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幽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子，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　　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连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乌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锐敏。“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霜华在地而不在天），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肌砭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孑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运思的细密。　　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径称“江枫”，也许是因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青枫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伴”的意蕴，不过不象“伴”字外露。这里确有孤孑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轻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幽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　　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一里，初建于梁代，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而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所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以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刘学锴）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象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李白杜甫白居易，就好象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慨，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　　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批追求仕途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济济仕途使那些文人墨客穷经皓首一个个把那些长长短短的格律诗打造得珠圆玉润灿烂辉煌。唐时的天空是诗的天空，诗人是最耀眼的星星，人们仰望星空无不为灿烂星空感到惊异。当我们遥望唐时的星空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星空不仅灿烂而且出现了诸多的星座，赫然排列，灼灼夺目。　　即使是今人我们还是把李白杜甫看成是唐代的最耀样眼的双子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老李老杜真好象是难兄难弟，在官场混得不如意，一个是彻底绝望，高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从此退出江湖，一个是且战且走，一把濞涕一把泪却又常怀千岁忧，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千古绝唱。作为诗坛比肩的兄弟，一个豪放旷达，藐视权贵，把诗的激情点燃，写出了自屈子以来最浪漫最灿烂的华章，一个执着内敛，朴实本色，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生命的篇章。李白的诗属于长空明月高山流水，属于风的呼啸和心的召唤，杜甫的诗则属于大地属于庄稼属于人民。有人说李白出世，属道，骨子里透出道风仙骨，为人狂放不羁，心地坦荡无拘无束，行文犹如天马行空，白发三千丈愁怨似个长。而杜甫入世，是儒，是儒中的大儒，为官，则能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为民，则能布衣粗食，体恤民间疾苦，杜甫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唐代的民间历史，《三吏》《三别》以及悲壮的《兵车行》，莫不活画了一幅幅戚戚惨惨戚戚的民间画卷。杜甫的诗是可以入史的，是诗中的历史，是历史中最耀眼的部分。如果说李白把诗的浪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杜甫则把诗的现实关怀推到了平常百姓之中，在唐时的灿烂星空中李杜这两颗双子星座，一儒一道，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本质的东西。　　其实唐诗中还有异类的东西，也是灿烂夺目的。王维就是唐诗中的异类，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异类。王维属禅，禅是佛道的结晶，是佛的中国化，王维的诗是入了禅境的。王维的诗空亮明静，表面淡然，而内含机趣和意味，粗看淡茶一杯，细品却意蕴丰厚绵长，真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把属于心灵的那份情趣融化到自然中，并通过清新的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读王维的诗就有一种置身鸟鸣山更幽的境地之感，可以一洗俗世的浮尘，使躁动的心灵得到休憩。王维的诗是人的心灵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所，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王维的诗就可以作为人的心灵的寓所，安妥我们日益躁动的灵魂。　　王维以其独特的诗意的书写，无可争比的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成为唐时灿烂星空的又一颗耀眼的巨星，与李白杜甫一道构成三足鼎立的巨星系。这样作为唐代艺术高峰的唐诗，就有了包蕴中国文化特质的三位诗坛巨星，这样当我们仰望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为那耀眼的诗坛巨星惊叹不已，为灿烂的唐代诗文化惊叹不已。当然好花需要绿叶扶，如果没有初唐四杰没有边关诗人没有那些宫厅写手没有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诗人诗作，李白杜甫王维也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耀眼了。　　200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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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之我见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盛唐气象最主要指的是盛唐时代的诗歌。雄壮浑厚确是盛唐诗的风貌特征。南朝以至初唐诗风，大抵绮靡柔弱，雕琢词句，缺乏雄浑之气，它被盛唐诗人扬弃了。盛唐以后的中晚唐诗，有的偏于平易柔弱，如大历十才子、白居易、贾岛、姚合等，缺乏雄壮；有的偏于雄健，如韩愈，但因刻意追求奇险，缺乏浑成自然，所以雄浑确是盛唐诗区别于初唐与中晚唐诗的突出特征。严羽最推崇盛唐诗，于盛唐诗中最推崇李白、杜甫两大家。《沧浪诗话•诗评》称道李杜等盛唐诗人诗“如金鳷〔鳷（zhī）传说中的异鸟、大鸟）擘海，香象渡河”，是赞美其雄壮。严羽又强调诗歌应写得浑然天成，不露文辞斧凿痕迹，即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诗辩》），并认为盛唐诗在这方面表现突出。严羽大力推崇提倡盛唐诗风，不但因为盛唐诗的确写得好，还有其时代背景。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其作品以杜甫晚年一部分刻意锤炼字句的篇章和韩愈、孟郊诗为学习对象，写得瘦硬刚健而缺乏自然浑成之美。南宋后期流行的永嘉四灵诗派，取法贾岛、姚合，气局狭小，缺乏雄壮阔大的气象。严羽竭力主张作诗应取法盛唐，寓有针砭当代诗风、补偏救弊之意。盛唐气象之所以被冠为一个“盛”字，不仅仅在于它经济实力之强大，军事武功之强盛，朝野政治之清明，律法制度之完善，更加在于它具有其他封建王朝所难以企及的文化张力。文化张力是一种对外扩张外向，对内兼收并蓄，并且将外向与内蓄相互融合、促进，以外向为主的一种文化扩张力。同时，对内的兼收并蓄是为了更加的外向扩张。但是，张而不破。文化张力使得某文化将自己的文化触角伸向其他文化，并将之转变为内部文化，并不全盘外化。就像是《天龙八部》中的北冥神功，将别人的内力吸去化为己用，而自己的内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文化也有这种吞噬吸纳的作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民族融合速度加快，汉族以自己的儒教文化为根基，逐步吸收外来文化并将之吸纳转换。其文化核心也在逐步多样化。由独尊儒术变成了儒释道的有机组合，外围又融入其它民族的文化，使得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转为新汉文化。由内敛含蓄变为外放扩张，同时唐朝吸收的文化包括了北边的匈奴鲜卑、西边的柔然吐谷浑、东边的高丽、南方的南越天竺，从而使得唐朝在文化在扩张时，兼容性加强。由于这种强有力的文化张力，让唐朝的文化显现出来一种独特的气质，就是极度外向。而外向的直接影响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让唐朝人都显现出来一种自信、雍容、大度、豪放、进取、无所畏惧和积极入世的心态。例如：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岑参“丈夫三十无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碛山西馆》。唐代的士人功名心极重，这种积极进取的心态，也就说明了唐代文化的张力之强大。第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其内部文化的融合也在悄然进行。从庾信开始，我国的南北文化逐渐合流，交融。形成了恢弘的大唐气度。而这种恢弘的气度和文化张力，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环境，史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等，都显现出来一种外放的气质。南北的统一，使得唐朝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在对外方面显现出一种主动的、炫耀式的气质。李白的诗歌，就是这种气质的完美体现。盛唐兼容并包、恢弘大气、开阔昂扬的气象，数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总而言之，盛唐气象的出现，是国力强大下的文化张力的体现，同时，由于产生的文化张力的足够强大，使得士人的心态变得积极，而积极的心态又使得唐人在对外对内显现出来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而这种不由自主的强势的进取，又使得唐人积极开拓他们的疆土，发展他们的经济，强硬他们的外交，从而使得国力进一步强大。这样形成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让盛唐展现出来一种千年不灭的气度——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关于唐代诗人的论文2000字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价值探究 在唐诗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李白的课题的评论资料和专著的相对匮乏。典型一点的就胡震亨的《李诗通》，杨其贤、萧士赟及王琦三家分别为《李太白全集》做的注本，以及薛仲邕做的《李太白年谱》等，到了近代，也只有郭沫若先生曾系统地研究过。与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相比，在专著的数量和质量上，可谓“扬杜而抑李”了。其实，更多的研究者却是，隐藏或者回避了更深的内涵和问题不谈，或者只是考证了一下诗的某句出典或者创作的年代，实在是离李白诗歌背后的人性挖掘很远，离浪漫主义精神的根源与神韵更远。 李白是中国这块汉语言文字沃土上滋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长期存在而且具有恒久的艺术和人性魅力，一定有自己不可复制和逆转的深层次原因。这当然需要我们对李白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文学进行本体上的考虑，这种考虑或者应以生命的存在为基础，这就是李白的价值重估的问题，我对李白的认识，在接近的程度上永远不敢说真正理解李白的精神神韵。加上我现在只有20岁的小小年龄，不敢也不可能陷入那细节上的研究，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我在玩味李白作品的时候，始终告诫自己一点：做人要做真诚的人，依照自己的本性，而不是世俗的理念，浪漫只能是以人的生命为主体的浪漫。下面就将自己的三个妄自菲薄的观点和体会谈一谈： 第一， 诗歌与人生合一。 人生应该是诗意的人生。所以浪漫主义诗人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把人的本真情感纯化，力图把人类从各种“非人化境遇”中拉出来，启迪异化现象日趋严重情况下芸芸众生那沉重的心灵。表现在李白身上，他是一个强烈的“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人。与李白同时代的其它诗人，根本无法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摆到李白这样的高度上。而其它诗人则是以天下为他人之私或以天下为天下共同之私。李白是皇室宗亲，使他能够摆脱一个穷酸读书人的孜孜以求的“暮登天子堂”的“田舍郎”梦想，他直到四十岁才应诏入朝，不是由于科举，而是玄宗的下诏相请。达芬奇一生最大的预言就是：人类定有飞翼！而且一生在致力研究飞行器。李白则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他就是人类性灵得以飞升之翼。李白在二十岁时就做《大鹏赋》，在临终前又写了《临路歌》，以及其它一些诗中始终以生有巨大翅膀的大鹏自比，以寄托他那“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以迅征”之志！他是以道家的天地人合一为目标和准则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展开“无往不到的想象之翼”。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足以使他把人的本真情感化，追思人生的诗意而不被异化。 其他诗人则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人生旅途看到什么景色就赞美两句，多献媚之词，而少由衷之意，即使偶而言由衷了，也缺乏李白那种以主人翁姿态吟唱出的“天地动、鬼神惊”之语？而李白是主人，他赞美时，自然而且放达，只是由于他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欢和钟爱。下面我们就一道去看一看，李白是怎样以整个生命的神奇力量，振动想象之翼飞翔的： 1、从青年起，李白就怀有“济苍生，安社稷”之宏大抱负，并为理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希望建立不世之功。他鄙视蓬间雀，没有凡夫俗子那种垂涎欲滴的权利欲，他政治视野开阔，正如大鹏的个性。正如陈胜所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他又不想一步步脚踏实地登上事业的顶峰，却想平交王候，一步凌云。他一生都怀有侥幸成功的心理，一举定邦，一言问鼎，西入长安，从永王嶙以及晚年想当一普通士兵进而建功立业的想法都是这“侥幸心理”的直接反映。这一点，正与大鹏捕捉猎物的方式相似，它在云端远远地看着猎物，一个俯冲便轻而易举地用爪子抓在手里。 2、在处世上，道家的思想支配他，他自由自在，毫无拘检，无为而达。他在茶楼酒肆“天子呼来不上马，自言臣是酒中仙”，他在金銮殿，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都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大鹏在飞翔之中，总是看似漫不经心，自由自在，但自有服不可撼动的活泼与强硬。 3、他以诗人的眼光观察政治人情世态，有时异常敏锐地看出本质的东西。但总的说来，未免失之浪漫。大鹏在云端向下俯啄，不再象在平地上看世界时那样孤立的静止的，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动态中把握，而抛开了颜色、声音、形状的干扰，更能抓住本质。 4、在艺术上，他继承了庄周、屈原以来的优秀浪漫主义传统，以囊括宇宙、席卷八荒的气概，以“惊风雨、泣鬼神”的笔姿表现出恢弘的志气和飘逸的风格。所谓“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在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中，有“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鳞”的诗句，俨然以新一代知识分子领袖自居。大鹏展翅飞翔眼天低，放眼天下时，飘逸正是大鹏飞翔的神态和风格。 5、李白正是因为以脱离现实的“以天下为一已之私”的想象之翼翱翔时，远离了社会的价值判断，这是造成其人生悲喜剧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又给他浪漫主义诗作注入超越时代的魅力。与一般诗人相比，太白诗几乎是用孤傲的自我串连起来的。“羞于世人同”，使他一生“傲岸苦不谐”，这种空前和孤傲包涵着世人对他的无法理解和他无法去理解世人的“双重苦恼”。但他对理想执著追求，对生命的极大热爱使他不肯屈服---“耻与鸡并食，长与凤为群”。杜甫也在诗中提到李白的不被人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大鹏的独与天齐的飞行本能，使他苦恼，但他绝不会轻易放弃。 6、李白能把不被世人理解的悲愤，体现在不入流俗的的气魄和狂歌的坦荡上。在剧烈的站突中，他能把极度的痛苦表现为极度的超脱各非凡的气势上：“庐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街挂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变不足悲！”“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候！”“东山高卧时起来，欲苍生未应晚。”大鹏能够在暴风雨中，笔直向上，直冲云宵，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这正是他孤傲冷俊的性格决定的。李白这种精神境界的超越性几乎是唐代乃至后代诗人无法比拟的。这种超越性使他的诗的力度空前，也使人的生命力各个性淋漓尽致展现。从这个意义让讲：李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以生命写诗的人。 诗例1《谢眺楼饯别授书淑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比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事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赠别诗占他诗歌的比便相当大，但可以说每一首赠别诗都不是为了写诗写诗，而是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他的诗句都是从他的肺腑里蹦出来的，跳跃着时代向上的脉搏。赠别诗中，他总是能够排除虚伪的感情各捧场，直抒胸意，痛快淋漓。如《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不仅没有应酬的痕迹，就是表达上也是感情充沛，妙手偶得，浑然天成。诗人忽喜忽悲，忽喜忽悲，情绪万变意象急剧跳跃。真实反映了一个满腹牢骚别恨的诗人复杂心情，李白之诗能从应酬诗的俗套中跳出来，因为他感情饱满真挚。使形不连而意连有一种合谐和美，所以杜甫评价其“飘然思不群”。 李白是一个能把外物随时随处为我所有、带着强列主观色彩的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以第一人称为视点”的歌行中。李白这种做法无疑给作品带来了不谐调的成分，或者说紧张感、跳跃感，而李白的不受内心束缚的浪漫主义诗情，只有通过大多数诗人认为“不可做诗的形式”中，才会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世界里展翅敖游。 第二，理性不能保证人的判断的正确性。人应以自己内在的的灵性作为外界的依据，以直觉各顿悟有所判断的依据。 李白是一个性灵派的诗人，他带有强烈的主观感受，重直觉。他的感情炽热，发为诗则一种天马行空的轻灵飘逸，以江河般的“恣态奔腾”气势来表现自己浩大不捐的力量；而杜甫则象海边的碓石，在岸边静静地矗立着以一种拙力来表现诗情。德国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论认为：“诗人希望在诗的国度里消除束缚，庸俗各一切对立，达到绝对自由。从而把诗的想像激情和幻想给有限的生命以出神的状态中，把握时间的永恒。”从东、西方关于诗的的本体的不同把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中国的诗歌创作，对于”志”的要求是很低的，只要是人的某种情感的抒发就可以了。具体地说，以何种形式是五言或七言，全凭诗人自己主观好恶，而实际上大多数诗人都自束手足，不仅格式工整，而且绝不逾平仄半步。至于说在鉴赏者那里所要求的也根本没有提出“出神”的状态各“时间的永恒性”。 从诗的概念的简单分析和比较，我们容易看出，诗的创作在各个时代有些共同特点在人的诗作和修行成佛上，都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孰优的争论：是顿悟的，还是渐修的，是要借用直觉直抒胸意和感受，还是借助理性观照勤修苦炼，是做道家的游方圣僧，还是做苦行僧。一者以酒肉穿肠过，一者以恪守五戒十律，问汝今能持否？这种争论，导致了佛教完派的分野，推而广之，在做人和做诗上也有南宗、北宗之分。北宗学问渊综广博，南宗学问清通简要。“北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北宗风格退敛，南宗风格肆纵。北宗重细节，南宗人重大概。”作诗也是如此。李白是一个性灵的诗人，他很崇拜谢灵运，他的心里时常是“空无一物”坦荡的，所以没有任何滞重的东西，他能抓住一刹那的感受，而不拘泥形式地表现内心的“志”这一点上。 在荡漾人类性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主体感受已经最大限度地溶在诗中，甚至可以活主体已消失在语言中，同时语言的形式语言的选择已成活主体已成极其次要的问题，只有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冲动在主体和鉴赏者中间，这种意识就下面第三点中谈及的宇宙意识。 读杜甫的诗和读李白的诗，我总是有二种不同的感觉，那就是杜甫是在静观人生，而李白则是挥霍人生。我们每一读者都是通过每一句单独的感觉与诗人交流的。另外，李和杜的诗有一个区别是，李诗中多采用过去时友人入蜀道还没有发生，李诗已出现了，而且每一读者读过后，好像旅游时结束后的轻松，而杜甫的则是雨已下过后，他与读者说，这雨是怎么下的。前者有畅想时的美感，后者有回忆时的欢欣。 第二， 追求与大自然的神秘契合交感，反对理性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 这一点是李白和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和文学家共同具备的，那就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庄周梦见蝴蝶，他分不清到是蝴蝶变成了庄周，还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屈原在《天问》中，一连串向天发问，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李白终身以大鹏自比，是他能够象大鹏一样在天空自由自在飞翔，还是大鹏能够像李白一样有放荡不羁的思想？！具有这强烈的宇宙意识的人，是不能为理性而牺牲自己内心的灵性的，他的灵性只能深深地来自于他强大的生龠，来自于他对生命对宇宙的神秘契合的强烈的爱。既然有白天存在，那么一定有黑夜存在，有“熵”存在，使我们的能量凝聚，既然生命是存在的，那么死亡也一定存在，生命是好的，那么死亡也一定是美好的，具有宇宙意识的人，能够超越事物偏执的两端，在两者这上静观两者的兴替变化，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李白就是这样一个人，能把生命中的得失、痛苦和欢乐，一起下酒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强烈的爱，而这种爱时来源于任何一个自然生命生存的全部认同。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焦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本真的焦虑，二，是道德上的焦虑。三，是精神上的焦虑，尼采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是他们共同的焦虑之声。具有了强烈宇宙意识的人，他们退了，退到山林做起了隐士，那里不再不会有政治战争的干扰和危胁其生命的存在，但他们为了摆脱精袖的无归依，他们向社会的道德进攻了，以获得人的精神生活的健全，李白是这样做的，庄子，嵇康，陶渊明都莫不如此。 现代派的绘画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画的整体效果，它看上去首先是一幅感人的画，然后细看却看只不过是一些色彩的点染和几何图形的罗列。这一点与古典绘画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些感人的细节，而后一幅画的意义才脱然而出。这就像李白的诗与杜甫的不同。 下面举一例：《观卢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整首诗没有固定的视点，不是一个“遥”反映出来的。诗人不是通常所说的站在高处，看瀑布的水向下奔泻，也不是仰视瀑布的水直从天上垂下，更不是一个为看瀑布，而找到一个相同高山头平视瀑布流淌的全过程。而是李白自己化做了瀑布的一滴水，在瀑布流下的过程中，恣意奔泻，他感觉到崖石的期待，这滴水不怕身体失重、生命失重的情况下，不管是那块岩在上面跌得粉身碎骨，他期待着这种辉煌。这滴水，用自己势能向下冲，而且越落越快，不可阻挡，这是他整个生命所蕴藏的最后的能量，那一滴水的重量不止是他生命的重量。这时，他不知瀑布是他，还是他是瀑布，天地晕眩了，岩石也模糊了，他也为自己的力量感觉陶醉了，三千里的长度对它来说太长又太短了，他有权利更深体味这种生活。 这首诗是与《卢山谣》先后写的，那时他六十岁，离他生命的终点只差两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有与天地合一的宇宙意识，梁实秋先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到了相当年龄，还不失赤子之心，方寸之间诗意盎然，方是诗人。”那银河，那瀑布的水，那崖石，已不再有最初的涵义，而是他浪漫主义诗情的一部分了。下面我谈一谈浪漫主义诗人之死 1老子之死（按一般说法，他不称浪漫主义诗人之列，但他是具有宇宙意识和人类性的人）。他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就消失了。他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而去，我们不得而知。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他抛弃了什么，但他和自己的形体合一，谁也干扰了他的心神，追寻他的大道去了。2庄子之死：林语堂《老子的智慧》中记载：“庄子快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但庄子说：“我用天地为棺木，日月做壁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很壮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3屈原之死：在端五节投汨罗江而死，他绝不是简单的为楚国而死，他超脱了形体，他是吟唱着《天问》而死的，他是涌颂着《离骚》而死的。任何人拥抱着本真的自己而死的。那死是一种宇宙意识的体验，他的死亡是他生命之后的生命。 4李白之死：投水。他是乘舟大醉后，为捕捉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他是吟着大鹏赋“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而死的，他是和自己心中的月亮一起死的。他投水时，月碎了，他成了水中的月亮，他寻到了月和生命的圆满和光亮。 每一个浪漫诗人都对自己生命赋予最大限度的认同。正是因为他最大的认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动赋于了永恒的生命力，连同他的死。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之死都是人类灵性的一次极大的尙失，又是人类灵性的一次圆满。这是人类诗化人生历史的一次涅磐。 以上谈了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诗歌和诗人？而真正的成为浪漫主义诗人，首先是又必须浪漫地做人。 浪漫地做人的基础是学会心理状态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特性，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性，如果没有外来的信息冲击，那么每个人会依照这种稳定性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他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早晨干什么晚上干什么会有条不紊。但人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易变性。当外来的信息量很大，他再继续按常规做事已成为不可能，他会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解放自己的苦闷。这时他对熟悉他的朋友说，会觉得他突变了一个人。而如果他觉察到周围人的因自己的心理状态而导致了对自己不利的看法，他会很犹豫彷徨，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到原来做事的方式中去，但这种情况正象“熵”一样有不可逆性，于是他留恋过去，他回忆过去，一直追塑到自己的童年，而否定了现在的一切失败和成功。 而浪漫主义诗人则不同。他们是善于改变自我的心理状态。而且会这种变化而由衷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又触及到更为崭新的生命内容。他还能保持那颗赤子之心，而不有损自己的灵性。所以他敢于让高力士脱靴，尽管他的同行会认为这是狂妄，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他行事的不便，而他则一如既往。所以他敢去投水而死去捕捉月亮，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喜欢有世俗所说的那种损失和意义。 确实，“诗言志”在心为心，在心为志，发而为诗。做人就像做诗一样，心里怎样想就怎样做，就是把人生的一切都转化成诗的意境了，行事的效果和其所想之间就达到了合一。不知他是做诗还是在说话，没有了世俗的理念。生命的过程中，每一改变所赋于的浪漫主义诗人感觉抓住了，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了，浪漫主义诗人高兴自己能够适应了所有的状态，而自由自在生活了。人的每一次心理状态改变都可以说是过去的自我的一次死亡，如果你为这种改变而有一种荣誉感，崇高感，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认同。而别人在一次活动中，打破了你的心理状态，给你一个崭新的思想，如果你有羞耻心恐惧心很焦虑，那你也同样是死亡了一次，如果你战胜了这种感觉，你会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生活，你会更强地自闭于自我。

盛唐气象在宋元明清时代是一个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指盛唐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特征。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最推崇盛唐诗，指出盛唐诗的特征是“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并对此在其诗话中多有阐述。以后明清诗论家承严羽之说，常把雄壮、浑厚二者（有时合称雄浑）作为盛唐诗歌的风貌特征，并称之为盛唐气象。后来林庚在论文《盛唐气象》中，正式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后来也被指为盛唐时代的整体风貌。

唐代大诗人 骆宾王 <<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 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 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 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 在我国古代，蝉被视为高洁的象征，因为它高居 枝上，餐风饮露，与世无争。因此古代很多诗人咏蝉， 有的借以歌颂高洁的品格，有的寓意感慨身世的凄凉。 如“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未上华冠侧，先惊翳 叶中。”（李百药《咏蝉》）“饮露非表清，轻身易知 足。”（褚澐《赋得蝉》）“ 烦君最相惊，我亦举家清。” （李商隐《蝉》），在不同身世经历的诗人笔下，平凡 常见的蝉各具性灵，仿佛是品格高尚的高士形象的化 身。而在历代鳞次栉比的咏蝉诗中，最受称颂、广为 流传的就数这道《在狱咏蝉》诗了。 《在狱咏蝉》诗，与一般的咏蝉诗不同，感情真 挚而充沛，不但没有无病呻吟，更非“贫士失职而志 不平”的平常慨喟。它抒写的是含冤莫辨的深切哀痛。 该诗是骆宾王于仪凤三年在狱中所作。他下狱的原因 尽管说法不一，然而多数认为是被诬陷的。例如有传 说，武后专政，排斥异己，严刑苛法，告密之风盛行。 骆宾王屡次上书讽谏，因此获罪撤了职，并以贪赃入 狱。也有人依据他的《狱中书情》，分析“三缄慎祸 胎”等语，认为他是言语不慎招来了莫须有的打击。 具有侠义性格的骆宾王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就借咏蝉 来替自己的清白申辩，宣泄心中激愤之情。诗的序言 中他写道：“仆失路艰虞，遭时徽，不哀伤而自怨， 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有声，悟平反（昭雪疑狱） 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 贻诸知己。”在狱中诗人触景生情作该诗，既向知己 的朋友诉说自己的冤屈，又表明了对昭雪信心不足。 序言的末尾说：“非为文墨，取代幽忧云耳。”由此可 见所写都是肺腑之言。 诗的首联点题，上句中的“西陆”，一方面表明 时令已是秋天，一方面又交待了诗人被囚禁的地点一 禁垣西。蝉声唱，指蝉的鸣叫。诗序里说：“余禁所， 禁垣西，是法曹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每至夕 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 于曩时，虫响悲乎前听？”诗人失去了自由，听了寒 蝉时断时续的鸣叫声，觉得异乎寻常，深感其中有一 种幽咽、凄楚的意味。这就自然地引出了下句：“南 冠客思侵”。蝉的哀鸣声唤起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无限 惆怅与悲戚。这个“侵”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人 忧心忡忡的心境和情境。 次联“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是紧承上联 进一步抒发诗人悲苦烦忧的心情。诗人仿佛是在对蝉 倾诉，又仿佛是自言自语：我本来就够痛苦了，哪里 还受得了你不断地向我诉苦呢！正所谓以苦引苦，人 何以堪！ 三联“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表面是写蝉， 实际是抒写自己境况。秋季露水凝重，打湿了蝉的翅 膀，使它难以飞行；秋风频吹，使蝉的声音传不到远 方。此处以蝉的困厄处境比喻自己仕途曲折，蹉跎难 进；受谗言诽谤良多，身陷囹圄，辩词无以传递。诗 句委婉，意在言外。 尾联为一句深沉的慨叹：“无人信高洁，谁为表 予心？”现在世上无人看重“高洁”，又能指望谁来 替我平反昭雪呢！这声哀叹，仿佛对苍天呼吁，又象 是控诉奸佞，满腔愤懑倾泄而出。诗人并没有言过其 实，残酷的现实正像他所预料的，尽管“平反之已 奏”，却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消息。直到调露元年， 高宗到东都大赦天下，骆宾王才得以出狱，但“坐赃” 的罪名却和他的“文名”连在一起永远地被载入史册 了。这愤恨如何能平消？到敬业起兵伐武，他积极参 与并起草了《讨武曌檄》，或许原因正在于此。 周颐曾经说过：“问咏物如何始佳？答：未易言 佳。先勿涉岂犬，一岂犬典故，二岂犬寄托，三岂犬 刻画，岂犬衬托。去此三者，能成词不易，矧复能佳， 是真佳矣。题中之精蕴佳，题外之远致尤佳。自性灵 中出佳，自追琢中来亦佳。”《在狱咏蝉》诗最为突出 的特点，正是“去此三岂犬”，用典贴切自然，比喻 精辟传神，寄情寓兴深远。这真正是深领题中之精蕴， 又兼得题外之远致，因此能够成为脍炙人口、千古传 颂的名篇。诗的首联，“西陆”对“南冠”，“蝉声” 对“客思”，“唱”对“侵”，对仗工整。次联则换以 流水对，上下连贯，前后两联错落有致。第三联含蓄 蕴藉，富于理趣。尾联用语犀利畅快。尽管有人认为 “未免太露”，但精通诗道的骆宾王却认为不如此难 以抒胸臆。这种“一吐为快”的风格，正是骆宾王诗 歌一贯的特色。陆时雍曾经说过：“照邻清藻，宾王 坦易。”这种“坦易”的诗风也表现了他倜傥不羁、 豪放脱俗的气质。骆宾王的诗虽然不能摆脱六朝遗习， 但不刻意追求形式。这首咏蝉诗，属对工整，句法善 变，语言精炼，音韵和美，格调深沉而不颓丧，给人 以整齐活泼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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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

诗酒情——唐诗中的酒文化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历数之当以魏晋、唐宋为最。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也不乏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分别是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均为唐朝人）。杜甫在其《饮中八仙歌》中对此八人均有具体描述。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就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古之送别有酒，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古之相思亦有酒：范仲淹“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古之愁也有酒：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古之悲也有柳永“今宵酒醒何处？”古之壮怀也有酒，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至于《自遣》中著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是表现了抛却人生得失的旷达情怀。酒，有英雄之酒，如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酒，有莽汉之酒，如张飞牛饮，李逵豪灌。就连赵匡胤一代帝王，也借酒一用，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酒好，酒的佳话更好。汉之郦食自号“高阳酒徒”，为大汉建立，立下了杯酒功劳。卓文君当垆卖酒，可谓千古流传。“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并作《酒德颂》。而将诗与酒二者连为一体的，始于陶渊明，他以酒入诗，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梁萧统）。著名的“白衣送酒”更是体现了陶渊明对酒的如痴如狂。进入唐代，酒香之浓郁更是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及至。历数之，当有孟浩然、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李白常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倾饮三百杯”。《饮中八仙歌》这样称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世人皆知李白是诗中仙，殊不知他也是酒中仙。而杜甫也是如此，每做诗常借助酒力，自称“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对酒的痴狂钟情，到老年为甚，但常常因囊中羞涩，不得已典衣沽酒，其死说法之一，也与酒有莫大的关系。白居易是饮者之中长寿的一位，在诗酒方面，白居易几乎是陶渊明再世，著名的酒赋《酒功赞》便是他嗜酒如命的最好见证。他的《劝酒》之作，更是让饮酒之人酒兴倍增，不饮酒之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品尝酒味。至于张旭的醉中狂草更是少酒不可。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时过境迁，古人如此，那现代人又当如何看待酒，如何看待古诗中的酒意呢？ 又如何看待酒意中的情怀呢？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来源秋雁南回( ) 原文： _9_html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在唐诗中也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我觉得其中最出条而吸引人的就是酒文化了。 唐代诗人多嗜酒，杜就曾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而酒仙李白更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 说到酒，首先就要提到新丰酒。新丰美酒堪称酒中之冠，诗人们常常以此来代表豪纵风流的气魄。王维在《少年行》中就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新丰美酒，似乎天生就为少年游侠而增色。再者，传说古时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始醒，于是又有了中山浆。同现代人一样，古人也喝白酒，以及西域盛产的葡萄酒，而诗人皮日休在《春夕酒醒》中还提到过一种酃禄酒，据说是湘东酃县的酃水能酿出一种美酒，此酒酒气扑鼻，香味历时不散，因此得名。还有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而成的，带有醇浓的香味和金黄色如琥珀般的光艳，难怪李白喝过后要“不知何处是他乡了”。 喝酒、品酒，自然少不了酒器，唐诗中多把那些精致的酒器称为金樽，而事实上酒器的品种实在是种类繁多。最朴实的是葫芦，古诗文习称瓢。今人所知的比如白玉杯、白玉碗、白玉壶、琉璃锺能在品酒时衬托出酒的色泽，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犹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可谓白玉杯中的精品。李白在《襄阳歌》中也提到了很多酒器，如鸬鹚勺，这是一种形如长颈水鸟鸬鹚的长柄酒勺，还提到了形状和颜色像鹦鹉嘴的螺壳制成的鹦鹉杯及金雷等等。古代还有一种叫金屈卮的名贵酒器，用它敬酒，可以表示对人的尊重。 古人饮酒还有一些与今人不同的说法。比如，他们把饯别之酒称为别筵，把劝酒称为催，把酒肆称为旗亭，还有粕醅是指重酿而未过滤过的酒。诗人在诗句中有时也以绿来代替酒字，这是因为新酿的酒未滤清时，酒面浮着一层微绿色的酒渣，远看似蚂蚁，称为绿蚁，用得多了，就变成绿了。除此之外，当酒斟满时，捧觞必蘸指甲，故古人称斟满酒为蘸甲。那些不喝浊酒的人还被叫做避贤。这些词，在现代都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我以为，唐诗所包含的酒文化正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想让人永远探索下去，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也许通过多读多看，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很多珍贵的古文化，蕴含其中。

小说通过描写误落风尘的下层女子杜十娘对爱情和幸福的热烈追求及理想破灭、悲愤自沉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对妇女的侮辱与残害，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冷酷。小说以精微的细节描写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成功地塑造了杜十娘这一典型形象。她饱尝人生的屈辱，倍加渴望获得纯真的爱情，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她天真善良、机智谨慎、知情重义、刚毅坚强，与懦弱自私的李甲和奸诈阴险的孙富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憎。小说情节跌宕，一波三折，写尽了杜十娘的人生悲观、爱情离合，特别是借银赎身、姊妹送行、泊船瓜洲以及抱匣投江等情节描写，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李甲是富家子弟。他虽然也曾对杜十娘真心爱恋，但他屈服于社会、家庭的礼教观念，再加上孙富的破坏，最终背叛了爱情，造成了杜十娘投江的悲剧。作品对杜十娘寄予极大的同情与赞美，对李甲、孙富给予无情的揭露和谴责。小说成功地运用对话表现杜十娘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活动。杜十娘在沉江以前向李甲所说的一席话，表现了她对幸福生活的热烈追求和这种理想破灭后的痛心，表现了她对“眼内无珠”和“负心薄幸”的李甲的鄙视和忿恨，对自己错误委身和“命之不辰”的无限感慨，集中地表现了她悲愤交集的复杂心情，杜十娘的悲剧发生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金钱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传统价值观念开始产生巨大转变的明代，小说是把主角杜十娘和李甲、鸨儿、众姐妹以及孙富等人的关系，立体地编织成一个社会生活的整体来加以表现的。它不仅描绘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内心活动、爱好习惯等，也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道德面貌，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具有典型意义。

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古代文明史上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民族大融合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广泛开展使社会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起来，乐舞文化在当时成为盛极一时的主要社会娱乐形式，这种文化不仅在宫廷极度奢华繁复，而且在民间也是遍地开花，雅俗共赏，成就了中华文化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璀璨奇葩。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她的多样性，据《新唐书》卷二十二载，周、隋以来，“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可见，正是四方之乐的大规模传入和她们与中原乐舞的融合才形成了唐代乐舞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的特色还表现在他的普遍性，虽然这些乐舞形式多来自于少数民族和民间艺人，但是，如果没有统治者的极力推动和精心研究，她是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的。据史料记载，一代暴君隋炀帝虽然治国无方，但在乐舞文化上却是颇有造诣，精通音律，擅长歌舞。一代圣祖唐太宗也在融会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基础上编创了宏大的唐代大型乐舞《秦王破阵曲》，而名曲《霓裳羽衣》也是唐代宫廷统治者编创的传世佳作，在唐代的宫廷舞台上，无论是唐明皇、武则天还是扬贵妃都是精通乐舞的高手，在当时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乐舞文化已经成了必修课。在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下，隋唐五代的乐舞文化蓬勃的发展起来，这种乐舞文化萌生于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民间，又经过宫廷乐舞艺术家的提炼发展，重新传入民间，形成了博大的乐舞文化宝库。 隋唐五代时期的乐舞文化对周边地区其他文化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乐舞文化不仅作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活动，还广泛深入地参与了各民族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韩国派遣的谴唐使都曾专门学习过中国的乐舞文化，并在本国传播发展。而乐舞文化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为雕刻绘画艺术提供了新的鲜活的文艺素材，使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也变得更加的生动多彩，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乐舞艺术被隋唐五代的各族艺术家以传神的笔触描绘勾勒在宣纸上、岩壁中、墓穴里，甚至轻薄柔软的绢纱上。可以说乐舞文化带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为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总而言之：“盛唐之音的美名，其强大的推动力，离不开各民族文化艺术的汇入和演绎。在多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和多元发展的唐代，乐舞文化的形成离不开“胡夷乐舞”的艺术营养的浇灌。可以说唐代乐舞的兴盛，是在一种互融互补、共生共荣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如果没有隋唐统治者的推崇与染指，没有从宫廷到民间众多乐舞艺人的继承与创新，没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竟纷泊”①的审美时尚，没有宏大的民族胸怀以及积极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态度，不但没有“盛唐之音”传天下的美名，恐怕“胡戎之伎”也不会走入中原百姓家，为人们带来新鲜的美感，推动社会艺术文化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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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的论文2000字怎么写的

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 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 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 《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汉乐府。 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