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旅游文化论文3000字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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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旅游资源�9�9Page 3 一些分布在交通可进入性差但草原景观很好、民俗风情等保存较好的地区,资源本身强烈地吸引着游客。相对而言,这些地区开发条件不好,区域经济水平不高,但突出特征是这些地区的资源品质极佳,因此这类地区可进行资源模式的开发,针对高消费市场,开展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产品。这种模式主要基于草原旅游资源的良好品质,如在锡林郭勒盟的西乌珠穆沁旗、呼伦贝尔草原盟的新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贡格尔草原可采取资源模式开发。在该模式的具体运营中,草原资源是核心吸引力,它的保护也成为至关重要的运营成功因素。这种模式更主要追求高消费、生态意识强的小部分客源市场。 3 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目前内蒙古草原旅游大部分还停留在观光游览的基本层次,因此要深入挖掘资源层次,进一步提升旅游活动的层次,实现游客的多种选择。依据内蒙古草原旅游资源,可开展草原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疗养蒙医保健旅游、节庆旅游、体育旅游、会议科考旅游、探险旅游、生态旅游、怀旧旅游、学艺旅游、野营旅游、特色购物旅游等多种旅游产品。表3 内蒙古草原旅游产品结构的深度开发趋势产品类型目前绝对量绝对量变化趋势份额变化趋势在旅游产品构成中的地位主要目标市场草原观光大上升下降主导产品(经济效益、形象、促销)大众市场休闲度假大上升上升主导产品,结构转型的目标,更高经济收益的来源大中城市和海外市场民俗风情大上升稳定主导产品,减小季节性,填充单调性,丰满旅游形象大众市场,尤其高学历人群疗养保健较大上升稳定专项旅游的拳头产品老年市场,职业康复疗养群体节庆旅游较大上升生长点专项旅游的拳头产品形象产品大众市场体育旅游小上升生长点专项旅游的重要产品专业选手,海内外度假游客会议科考小上升上升专项旅游的重要产品,减少季节性,增加旅游收益国际和国内专业、学术、公务会议,专业考察特色购物小上升上升辅助观光度假大众市场,尤其是女性市场探险旅游很小上升生长点特色产品探险精神的人群生态旅游很小上升生长点专项产品,形象产品大众市场和海内外专业,生态旅游者怀旧旅游很小上升生长点专项产品,培养市场对内蒙古草原的感情知青、曾经在内蒙古生活工作的人群学艺旅游—上升生长点辅助观光度假,专项求知欲强的群体野营旅游—上升生长点辅助观光度假— 4 深度开发下的区域联动战略由于内蒙古处于各条旅游线路的终端,所以在草原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受到其它线路中间草原旅游地对客源的“拦截和过滤”。内蒙古草原旅游深度开发需充分利用周边地区的波及效应,开发合作型旅游产品,注重和北京、河北、陕西、辽宁、黑龙江、吉林、宁夏、甘肃等省区的积极合作。可以考虑开发忽必烈草原避暑线路(北京元大都 —河北坝上元中都 —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避暑草原线路(哈尔滨 —扎兰屯 —呼伦贝尔草原)、古迹黄河草原线路(西安 —延安 —榆林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 —希拉木伦草原 —呼和浩特)等专题旅游线路。同时,内蒙古需在竞争中寻求资源特色,尤其要大力宣传内蒙古草原的博大和类型多样性、纯正的蒙古族风情,以大草原背景为基础在竞争中求得合作。 5 草原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中其它应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注重草原资源的保护,明确树立“环境就是资源”的观念。一方面在旅游项目建设前进行项目生态影响评价,并进行严格监控和生态环境抚育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游客的行为规范与引导。此外,严格监测各个草原旅游点,实行“休游期”和“休游区”。其次,与其它部门、行业协调发展。在内蒙古草原旅游资源开发中要有效协调和畜牧、林业、环保、农业等部门的关系,同时和交通、餐饮等部门协调发展,才能促进草原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第三,着眼于资源特色,从资源评价、开发环境分析、开发理念、开发模式、资源产品的合理转化,行业协作等方面进行研究,选择合适的开发理念与模式。参考文献:[1]蔚治国呼和浩特旅游区地域结构与开发模式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区域地理学硕士论文,[2]郝晓兰,李兰维呼和浩特旅游区资源的系统分析与评价[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1)∶120~[3]赵雪草地旅游在草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及其持续发展[J ]中国草地,2000 ,(5)∶68~[4]张竹如,唐波,蒋玺,等龙里高山草原形成机理与旅游资源初评[J ]中国岩溶,2001 ,20(1)∶53~[5]张凌,王向阳呼伦贝尔草原景观的单调性及其弥补[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2 ,10(6)∶37~39 ,[7]李远我国南方草原旅游开发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J ]生态经济,2004 ,(S1)∶197~[8]朱琳,赵英伟,刘黎明我国草地旅游资源及其合理开发保护[J ]商业研究,2004 ,(14)∶169~[9]钟林生,牛亚菲,刘家明,等内蒙古草原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 ,19(2)∶105~[10]额尔敦格日乐草原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几点思考[J ]内蒙古统计,2005 ,(2)∶24~[11]张自学 20世纪末内蒙古生态环境遥感调查研究[ 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132~[12 ] Towner J Tourism and Culture [J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4(4)∶1017~[13]刘家明,刘爱利旅游目的地开发手册[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52~�9�9093�9�9�9�9旅游资源�9�9 资源开发与市场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06 22(4)
这次是我们首次采取自助的形式出游,因此不像从前跟团那样省时省力,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好在有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快捷的帮助。首先我们通过网络查询了旅游当地的许多相关资料,如天气情况、景点分布,食宿介绍等等,然后再参考一些去过该地的游客所写的游记及相关书籍,再搜集几个旅行社的出行线路安排,对要去的地方在心中有个大致了解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好相应的出行工具,制定了具体的出行路线。并根据当地天气准备了所需要的衣物,带上充足的食品、水、现金和银行卡以及一此常用的如感冒、肠胃、跌打酒之类的药品。OK,一切准备就绪,炎炎夏日,开始我们期待的旅程。石林之旅我们这次的第一站是石林,从柳州到昆明我们先选定了两趟车,即上海----昆明,桂林北----昆明。前者从乘坐环境来说比较好,但相对较贵。从时间上考虑,我们选择了后者。由于当时正值学生放假,我们只买到了坐位票。上车时经过一番搏斗与混乱后方能安然就坐。而最痛苦的是上车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准备吃饭时才知道,因为人员太多,列车无法正常供应开水,这就使我们所准备的方便面成了摆设。(在此提醒各位,去的时候最好要买卧辅票,因为能休息一个晚上,精神状态会好许多。而且卧辅的服务条件相对好一些,另外,如果你不打算吃列车上难以下咽的盒饭的话,最好准备多元化一点的食品。)。忍受着饥肠辘辘,日晒雨淋的折磨,在穿越了无数个深远幽长的隧道,16小后,在隆隆声不绝于耳中我们终于到达了石林火车站。清晨5点的石林火车站静谧一片,我们的到来让它暂时的热闹起来。乘坐站外搭客的面包车我们来到了石林景区附近的青年旅行社的宾馆,稍事休息、填饱肚子、寄存好行李。等到7:30景区开门后我们便开始了今天的旅程。石林的天气要比柳州凉了许多,带来的厚衣服正好派上用场。在这里,我们结识了两个也是自助游的女孩子。特别有一个是从俄罗斯来的女孩子,在一句中文不懂的情况下居然独自游了中国的许多地方。真是不得不佩服外国人的独立性。石林号称天下第一奇观,俗称“李子箐”,整个景区包括大石林、小石林、外石林、步哨山、李子园箐等。游览此地也有一种套票(面值100元),可以游包括石林在内的三个景点,而且还包括一年的会员费(即你或者你的朋友在一年内持此票来游览石林就再不需要再购买门票了)。如果单游石林的话门票是80元,人多的话在石林湖畔的街上请个导游也是不错的选择,大约60元左右,保证让你在充分游览石林的同时少走不少冤枉路。石林以喀斯特地形为主,形成于古生代时期。但这对于我们生长于南方的人来说算不上是很奇特的地貌,只是这里相对集中一些。步行其间,四周怪石嶙峋,群峰壁立,造型千姿百态。峰回路转间,步步有景,或如利剑,或如母子同游,或如唐僧入定,令人浮想联翩,不禁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从高处望去,只见一只只巨大的灰色石峰、石柱拨地而起,直刺云宵,如一片莽莽森林,蔚为壮观。石林间不时有身着民族服装的导游在为游客讲解,为石林增添了不少民族风情。远处,似有若隐若无的歌声传来,让人不禁想起传说中美丽的阿诗玛和情深一片的阿黑哥之间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我们从望峰亭到双鸟渡食,穿大石林到小石林,反反复复,兜兜转转的花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出了景区大门。从石林到昆明白天有三趟火车经过停靠,最后一班是13点钟到。我们吃过午餐时间也就正好合适。因为听说这个期间昆明到大理的票非常紧缺。所以我们通过联网售票,直接在石林火车站就把车票买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最后的6张票了,而且还是昆明站因为旅客太多,加了一节厢的结果。
写论文的时候 应该时刻关注论文的重心;写论文的时候,有时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也要加进去,那个也要放进去,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论文的重点一定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前面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做铺垫,点到即可,不需要全面展开介绍,如果觉得需要介绍的话,可以通过标注参考文献的方式,千万不要放错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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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写一下“甘肃丝绸之路旅游开发制约因素分析”很有价值,下面有一篇文章看看。只希望借鉴,不要抄袭。 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成长研究 内容提要: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品位高、内涵丰富,是甘肃省旅游产品的代表,通过对该产品进行生命周期研究,有利于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更新,有利于带动甘肃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 1.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原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种产品从投入市场到被淘汰退出市场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该理论被引入到旅游研究领域从而形成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被学者们公认并广泛应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1980年由加拿大学者BRW提出的。Bulter根据产品周期的概念,提出旅游地的演化经过6个阶段: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1993年保继刚等在《旅游地理学》教材中最早向国内介绍了Bulter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思想。1995年保继刚、彭华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广东丹霞山的拓展开发中,新景区的开发对老景区的复苏起到较为显著的效果。1995年谢彦君发表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控制与调整》一文应用Bulter的理论,试图从需求、效应和环境这三个因素入手,分析对生命周期进行控制和调整的途径。 2002年赵西萍等编著的《旅游市场营销学》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分为投放、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在投放阶段,旅游产品还未被广大消费者所认识,产品在旅游市场上知名度较低;通过修建旅游设施、改善交通条件,加强宣传促销,市场逐步打开,游客增幅较快,从而进入到成长阶段;在成熟阶段,游客增长速度趋于平稳,对旅游的投入已开始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旅游产品的特色逐渐为更多的人所熟悉,其吸引力会逐渐减弱,游客人数达到峰值后开始出现缓慢下降趋势。旅游企业或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改善旅游设施,开发新旅游项目,扩大接待规模;在衰退阶段,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和环境承载力已达极限,由于市场竞争和新的旅游产品的吸引,加上环境和社会问题,游客人数会明显回落,特别是长线的团队游客下降,一些旅游设施闲置或挪作他用,这一阶段可采取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策略或更新策略。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一客观规律。任何一项旅游产品的吸引力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其市场需求也会发生变化,都有一个发现与开发、成长与巩固、衰退与复苏(淘汰)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只有了解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趋势,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措施,才可能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2.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的内涵 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主要指依托历史上著名的丝绸古道甘肃段所涵盖的厚重历史遗存、文化内涵、大漠戈壁、雪山草原等自然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整合出的各类观光、休闲、科考、健身、体育等旅游产品。历史上丝绸之路甘肃段包括陇右段和河西段两部分。陇右段又分为三条道,即回中道、陇关道(也称大震关道)和秦陇南道,从秦陇南道便可进入走廊道。走廊道即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的“河西走廊”。这些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区几乎占甘肃全境总面积的4/5,分布着甘肃省85%以上的旅游资源。由于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历史乃至世界交通、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享有的高知名度,丝绸之路甘肃段以敦煌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为龙头成为甘肃旅游的招牌,也是全国旅游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然而,囿于观念、区位条件、资金和人力资本供应不足等多元因素制约,与国际、国内旅游的高速发展相比,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发展缓慢,基本处于投入期和成长期,影响和制约着甘肃旅游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为更好地发展甘肃旅游业,有必要利用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做深入探讨和研究。 3.制约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成长的主要因素 1区位条件限制 丝绸之路甘肃段是一个东西长1655公里的狭长地理空间,主要处在温带季风气候带,景点分散,旅游费用较高,产品销售淡旺季明显,产品综合效益较低。因此,很多旅游产品的开发项目都得不到以寻求投入产出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 2观念落后制约 从政府到民间尚未普便树立起旅游产业是带动就业、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备乘数效应的先导产业的理念,更没有形成“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观念,所以政府主导发展旅游业的扶持政策和产业投入严重不足,制约了产业规模和效益的全面提高,产业创新和产品创新意识较差,无法完成与国际旅游活动中由大众产品需求向特殊性、趣味性和有益于健康和环保的个性化消费转移的对接和互动。 3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较低 旅游资源不等于旅游产品。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固然是一个旅游资源富集地区,但并不等于这些独特、优秀的资源已经是旅游成品,其间的转化须具备可进入性强,设施配置齐全等条件。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中涉及的相当一部分景区景点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低,设施配置条件差,管理、服务和接待能力有限,难以满足旅游者日益变化的需要。一味地销售这种资源型产品和低开发程度的产品,不仅影响旅游产品的整体形象和可持续发展后劲,也必然导致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未成长起来就被那些具备规划前瞻性、开发高品位、保护性建设、动态满足旅游市场需求的众多产品替代而“未老先衰”。 4缺乏按照市场运作模式的产品营销方式 与其他省份相比,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宣传投入和力度远远不够。云南、陕西、宁夏等省份近年来在旅游目的地形象和产品的广告宣传上都进行了较大投入,利用中央电视台各个频道收视覆盖率高、传播范围广、信誉指数高等特点,频繁播出旅游目的地产品广告,打开了较大的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增加了市场份额,也促进其产品进入快速增长期和成熟期。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用于促销宣传的费用严重不足,营销手段和营销组合较为单一,成为产品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5甘肃的各类旅游企业缺乏竞争力 甘肃各类旅游企业普遍规模小,管理体制较为落后,服务质量不高,竞争意识不强,竞争手段以“价格战”为主。他们缺乏与国际、国内发达地区旅游企业竞争的实力,所以,其产品研发、价格策略、销售渠道、促销方法等均无法使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快速成长为“明星型”和“奶牛型”的成熟期产品。 4.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进入成熟期及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对策 1树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场的观念 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必须依靠政府主导,重视市场研究,正确认识市场、自身条件优势,提高发展旅游业的信心,制定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优先、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宣传力度,为发展旅游业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吸引客源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涌入。由于丝绸之路与整个西北地区资源的高度关联性,故在做好本省工作的基础上,需要树立区域共同发展的观念,应加强与西北各省区的联合协作,确定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区域联动方案,围绕丝绸之路共同举办旅游宣传和促销活动,实现旅游业发展的区域良性互动和共赢格局。2可持续发展策略 1在世界遗产组织的指导下制定具有突出丝绸之路主题文化特色的、长远的、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规划中应坚持对丝绸之路文化遗迹开发与保护并举,突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优化,突出对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的保护性开发。 2在开发方式上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拥有众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资源吸引力强、同一资源的跨行政区管理等因素,易造成盲目开发、掠夺性使用资源的短期行为及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因此旅游开发应尊重现实,放眼未来,立足于现有技术条件和消费水平,遵循有序开发、重点开发的原则,加快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开发向精品质量型开发转变,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发展旅游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和粗放型增长方式,重视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确保产品质量及资源的永续利用,提高旅游资源利用的集约化水平和经济效益,建立起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的集约化和质量效益型经济体系。 3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增加旅游吸引物的使用寿命,减少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使用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和污染排放,减少各类设施报废后的处置工作,从而延缓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增加旅游产品的使用寿命,延长其生命周期。 3产品整合策略 延长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根本途径是使其根据市场上不断涌现出的新需求,做好旅游产品拓展开发工作,动态地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针对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资源的特点、现状,可以从产品的性质、主题、质量、功能和形态等方面进行产品整合。通过深度发掘景区内涵,提高产品服务质量内涵,改进旅游设施设备,提高景区的品位与档次,增加新的参与性、探险性和运动、娱乐性等旅游服务项目,开辟新的旅游景观、景点等形式,刺激新的旅游消费增长点,满足日益变化的旅游市场新需求,从而使旅游产品的成熟阶段早日到来并使产品生命周期得以延续。 4旅游市场拓展策略 既要寻找新的客源,开发新的市场,又是对老客户进行再开发。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发展旅游产品的新用途,即在原产品功能的基础上开发新的旅游功能,使老产品焕发新的生命力,如嘉峪关关城文化景区在原观光型产品基础上,新开辟探险、娱乐、体验等为主题的长城第一墩景区旅游项目, 与原景区形成互补,使产品具备新的功能而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二是开辟新市场,即为原有的旅游产品寻找新的使用者,使产品进入新的细分市场,如敦煌原来以日本为第一客源市场主营入境旅游产品,随着国内游的迅速发展,他们调整市场宣传方向和经营策略,开辟了较大的以华南、华东和东北地区为国内新客源市场。 5旅游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对产品、促销、渠道和定价这四个营销要素的组合加以合理的改进和重组,以刺激销售量的回升,如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改变分销渠道,增加直销,增加广告,确定出、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产品各异的营销组合策略,或在价格上加以调整等,以刺激销售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近两年针对国内客源市场组织的丝绸之路旅游大篷车促销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6广铸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策略 文化是人类旅行活动中主动探询和感知的永恒主题,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带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和十大石窟之一炳灵寺石窟等宗教朝觐旅游资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旅游资源,有保安、裕固、东乡三个特有的少数民族;有西部黄土高原民居、民风特色文化和大地湾、马家窑等人类早期文化遗址等,体现了甘肃丝绸之路古老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面貌。应充分发掘这些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文化旅游精品。只要打破常规的求同产品开发模式,铸造特色文化旅游精品,甘肃段丝绸之路旅游产品一定会焕发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龚羽飞,何效祖.甘肃旅游文化〔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 〔2〕赵西萍等.旅游市场营销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保继刚等.旅游开发研究——原理•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4〕江林,刘晓.2003年中国旅游管理研究综述〔J〕.旅游管理,2004,1. 〔5〕唐留雄.旅游产业经济学〔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
写论文的时候 应该时刻关注论文的重心;写论文的时候,有时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也要加进去,那个也要放进去,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论文的重点一定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前面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做铺垫,点到即可,不需要全面展开介绍,如果觉得需要介绍的话,可以通过标注参考文献的方式,千万不要放错重心。
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一) 旅游文化蕴含真实的历史文化。历(厯)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树林。汉代徐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便说:“历,过也,传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艺术、宗教、神话、法律、风俗以及其它社会现象。”(英国IB泰勒)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应该“真实”,这种真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靠拉几个“洋专家”,“土权威”捏造、篡改的历史。在这场“丝路起点”争论中。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大学易学考古研究所所长蔡运章在古籍《穆天子传》找到了佐证:西周时期穆天子从洛阳出发,西游到昆仑山会见西王母。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佐证”,只能是传说而已,笔者认为并不能构成历史文化的真实场景。获取历史本真的方法很多,特别是“丝绸之路”作为涉及气象、宗教、贸易、艺术等方面的特质“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更应运用现代的考古方法进行科学断定,通过多方面寻找史料,多方论证,才能还原其本真性。(二) 旅游文化的真实性也是相对的。要绝对复原“丝绸之路”是不可能的。在研究时,我们应尽可能的在现阶段考虑周全。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也有零碎的丝绸资料可走。蔡运章先生认为,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开通。商代时期,中原到西域就有一条“玉石之路”,安阳殷墟富豪墓以及洛阳一些富豪墓里出土的玉器有不少是来自新疆的和田玉。事实上,商州时期,直至张骞出使,长安以西是蛮荒之地,汉朝对此冷淡,甚至有放弃掉“凉州”的打算。我们研究问题,要用哲学的观点,应该分清主次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研究“丝绸之路”要首先确定其历史概念上的内涵和外延。唯有张骞是代表大汉政府主权国家出使西域的,这是其一;学术界认可研究丝绸之路的起止时间和起止路线已有定论,就应在这个范畴内深入研究,这是其二。丝绸之路陆路有三条,在历史中有过演变,但应有一个公认的界定。当然,我们不应反对历史的置疑和推敲,但任何一种颠覆是要有根据的。所以,旅游文化的本真性是相对的,应考虑旅游、历史、文化三者的最佳结合。这样才有研究价值和意义。一些考古的东西仅限于历史的范畴,对旅游文化的作用应有所选择。经过慎重考虑,中国专家目前侧重于主张以张骞出使西域时间为起点,清中期为时间终点,这一主张在“新疆会议”上基本被中亚沿线国家接受。(三) 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还表现在它的“真实性”不受政府及其媒体的歪曲。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意识或者为了迎合某种观点、理论,主导宣传、媒体轰炸,造成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在体验、传播中褪色或者变味。西安、洛阳媒体报道时各有偏颇,缺乏“中立”立场,这也许是为了制造新闻“卖点”。但有点“祸国殃民,贻误子孙”。洛阳媒体在对“新疆会议”上的《初步行动计划》表述有意篡改,这种“黑色幽默”有悖于职业良知。旅游文化主体从心理上需要真实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作为一种学术探讨,不应将民间调查上升到学术依据。旅游客体应反映客观的历史文化,旅游文化媒介需要掌握、了解真实、准确、最新的历史文化。我们应尊重旅游文化的历史本真性,探首溯源,赋于客观真实历史意义上的旅游文化,才能发展本地、本区域、本民族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市场商品性(一)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旅游主体、客体、媒介各种关系的总和,在初期表现为旅游资源,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旅游产品。一旦形成旅游产品,其市场商品性随之而来。“丝绸之路起点”之争,说白了是一种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与旅游文化之争,西安、洛阳两城市都想站在文化的“高地”,用“丝绸之路起点”这种旅游文化世界知名品牌支撑自己的城市文化,塑造城市良好的品牌形象,让城市在整体竞争中获胜。(二) 旅游文化应该在市场上商品化,但不能违背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西安、洛阳之争,不仅仅看到联合国对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经济援助,还在于旅游产品的进一步开发,城市文化内涵的提升。在今天,各个旅游城市利用文化品牌进行城市经营,加快国际化旅游城市进程中,应尊重旅游文化的真实历史,走市场化道路,不要大肆铺张,大建一些虚无的城市广场、城市标志等,违背商品的市场价值规律。(三) 旅游已成为城市的“名片”,旅游文化更是“名片”的“芯片”。西安、洛阳两城市渴望自己的城市明确定位,希望早日打造城市的旅游文化品牌,应该按照旅游、历史、文化的规律办事,并要分析、研究旅游文化的特殊性,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不要一方面大搞古城拆迁,一方面大搞新城建设。笔者看到西安、洛阳两个城市及两个城市在旅游文化经营方面旧城已经破坏十分严重,新城的快速建设让旅游文化消失殆尽。所以说,旅游文化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应统筹考虑,从城市的色彩定位、形象等各个方面来最终确定自己的特色。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等旅游文化内容(类别)应有选择性的接收或者传承。七、结尾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起点”这一事件,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个城市对旅游文化的重视,旅游文化已成为旅游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走向共赢”是最好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打着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旗帜,漠视旅游文化历史本真性的选择。也不是为了保住洛阳加入申遗名单,在“不影响西安”的前提下,将始点由西安东移至洛阳。丝绸之路在世界的商贸、文化、交流上是有重要作用,当前,商贸交易有“回潮”趋势,备受沿线各国关注。其申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巨大的工程,任何一国无法单独申报,申遗工作应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据悉,这个政府关于丝绸之路申遗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西安作为起点城市,在重新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汉长安城、唐大明宫、西安碑林等将作为丝绸之路的捆绑项目出现;丝绸之路在甘肃省全长1600公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组对天水麦积山、武威文庙、天梯山石窟、张掖大佛寺,以及嘉峪关和魏晋墓等文物点进行了重点考察,包括10处石窟、6处古建、7处古遗址、4处古墓葬在内的物质遗存,被列入了申遗保护方案;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由之路,新疆已经启动了近两年的对沿线遗址的调查、研究、保护工作除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三省,将河南(洛阳)也纳入了丝绸之路申遗项目单位,但并不是以“丝绸之路起点”的名义纳入的,主要还是考虑了其丝绸之路的遗迹。笔者考虑,可能是为了全面展示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甘肃在打“丝绸之路”品牌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如成立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办《丝绸之路》杂志,新疆,陕西也不例外。丝绸之路已成为一种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例如举办“丝绸之路国际模特大赛”等等,影响甚广。关于旅游文化及其历史所谓本真性和市场的商品性问题,笔者只是泛泛而谈,希望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师长们加入到研究旅游文化学科建设、基础理论、发展探究等等问题的队伍中来,不断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旅游文化尽自己一点心意。
草原旅游文化论文3000字题目
坝上草原 “坝上”是一地理名词,特指由草原陡然升高而形成的地带,又因气候和植被的原因形成的草甸式草原。现泛指张家口以北100公里处到承德以北100公里处,统称为坝上地区。就旅游地域而言,主要又分为丰宁坝上、围场坝上、张北坝上和沽源坝上。 坝上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交接的地方陡然升高,成阶梯状,故名“坝上”。平均海拔高度1500——2100公尺,所在纬度为41度——42度之间。年平均气温约4-5度,它西起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尚义县,中挟沽源县、丰宁县,东至承德市围场县。坝上的风景最为美丽;夏季,这里天蓝欲滴,碧草如翠,云花清秀,野芳琼香;金秋时节,万山红遍,野果飘香;冬季,白雪皑皑,玉树琼花,这里就如一首首优美的诗,一幅幅优美的画。 坝上草原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草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1486米,最高海拔约2400米;是滦河、潮河的发源地。置身于草清云淡、繁花遍野的茫茫碧野中,似有“天穹压落、云欲擦肩”之感。旅游季节平均气温为4℃,是理想的绿色健康旅游休闲胜地。 坝上天高气爽,芳草如茵,群羊如云,骏马奔腾,坝缘山峰如簇,碧水潺潺;接坝区域森林茂密,山珍遍野,野味无穷;上坝后,即可给您怡人的消暑之感。凉风拂面掠过,顷刻间钻进您的衣襟。环顾四野,在茂密的绿草甸子上,点缀着繁星般的野花。大片大片的白桦林,浓装玉肌,层层叠叠的枝叶间,漏下斑斑点点的日影。美丽的闪电河如玉带环绕,静静地流过您的身边。牛群、马群、羊群群栖 觅食,放牧人粗旷的歌声和清脆的长鞭声,融合着悦耳动听的鸟声,更给朴实的草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坝上草原夏季无暑,清新宜人。斑斓的野花,始于坝缘,有的灿若金星,有的纤若红簪,四季花色各异,早晚浓淡分明。夜幕之时,明月篝火,是诉说情话的好去处;你可以到篝火旁同南来北往的游客尽情的攀谈、跳舞、唱歌;还可以独自坐在草原上,享受独处的妙趣。清晨起床,你可以踏着软软的天然草毡,聆听百鸟清翠的歌声;也可去看看草原的日出。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绿叶上晶莹透明的露珠,立刻变成了闪烁的珍珠;各种植物转眼一片嫩绿;马群、牛群、羊群也在广阔的草原上开始蠕动,真是一片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胜景。以“走进绿色、相约草原”为主题的张家口坝上草原旅游月,于每年的7月-8月在河北张家口坝上草原举行。 该旅游节由河北省旅游局、张家口市政府主办,张家口市旅游局、张北县政府等机构承办。位于坝上的河北省张北县不失时机地推出草原旅游节,意在开发利用当地的草原生态资源和元中都历史文化资源,推出草原特色品牌,全力打造华北又一避暑胜地。 坝上草原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俗称“坝上”)。这里平均海拔一千四百到一千六百米,夏季气候凉爽,境内生态系统完善的中都草原是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组成部分和精华,依托蓝天白云、绿草如茵、树木森然的自然景观,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和旅游观光的好去处。这里也是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的融汇地,一三0七年建立的元中都与大都(北京)、上都(兰旗)齐名,元代中都遗址曾被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张北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把草原生态文化研究贯穿于旅游开发的始终,打草原特色牌,唱中都文化戏,全县草原生态旅游业蓬勃发展。目前,全县成规模旅游景点达十一处,年接待游客十五万人次。 为了集中展现坝上草原旅游的独特魅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现代理念的旅游文化品牌,河北省、张家口市和张北县有关部门联手推出了坝上草原旅游月。旅游月期间,主办者将举行大型篝火、焰火晚会和蒙族歌舞、地方戏、马术、摔跤等表演,以及旅游商品展示、旅游项目洽谈等活动,促进坝上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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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还真有人回答啊,早知道我也百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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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址,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眶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真入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风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奴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 “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茄、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疑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也就是游牧文化,如蒙古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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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旅游文化论文3000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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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旅游资源�9�9Page 3 一些分布在交通可进入性差但草原景观很好、民俗风情等保存较好的地区,资源本身强烈地吸引着游客。相对而言,这些地区开发条件不好,区域经济水平不高,但突出特征是这些地区的资源品质极佳,因此这类地区可进行资源模式的开发,针对高消费市场,开展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产品。这种模式主要基于草原旅游资源的良好品质,如在锡林郭勒盟的西乌珠穆沁旗、呼伦贝尔草原盟的新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贡格尔草原可采取资源模式开发。在该模式的具体运营中,草原资源是核心吸引力,它的保护也成为至关重要的运营成功因素。这种模式更主要追求高消费、生态意识强的小部分客源市场。 3 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目前内蒙古草原旅游大部分还停留在观光游览的基本层次,因此要深入挖掘资源层次,进一步提升旅游活动的层次,实现游客的多种选择。依据内蒙古草原旅游资源,可开展草原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旅游、民俗风情旅游、疗养蒙医保健旅游、节庆旅游、体育旅游、会议科考旅游、探险旅游、生态旅游、怀旧旅游、学艺旅游、野营旅游、特色购物旅游等多种旅游产品。表3 内蒙古草原旅游产品结构的深度开发趋势产品类型目前绝对量绝对量变化趋势份额变化趋势在旅游产品构成中的地位主要目标市场草原观光大上升下降主导产品(经济效益、形象、促销)大众市场休闲度假大上升上升主导产品,结构转型的目标,更高经济收益的来源大中城市和海外市场民俗风情大上升稳定主导产品,减小季节性,填充单调性,丰满旅游形象大众市场,尤其高学历人群疗养保健较大上升稳定专项旅游的拳头产品老年市场,职业康复疗养群体节庆旅游较大上升生长点专项旅游的拳头产品形象产品大众市场体育旅游小上升生长点专项旅游的重要产品专业选手,海内外度假游客会议科考小上升上升专项旅游的重要产品,减少季节性,增加旅游收益国际和国内专业、学术、公务会议,专业考察特色购物小上升上升辅助观光度假大众市场,尤其是女性市场探险旅游很小上升生长点特色产品探险精神的人群生态旅游很小上升生长点专项产品,形象产品大众市场和海内外专业,生态旅游者怀旧旅游很小上升生长点专项产品,培养市场对内蒙古草原的感情知青、曾经在内蒙古生活工作的人群学艺旅游—上升生长点辅助观光度假,专项求知欲强的群体野营旅游—上升生长点辅助观光度假— 4 深度开发下的区域联动战略由于内蒙古处于各条旅游线路的终端,所以在草原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受到其它线路中间草原旅游地对客源的“拦截和过滤”。内蒙古草原旅游深度开发需充分利用周边地区的波及效应,开发合作型旅游产品,注重和北京、河北、陕西、辽宁、黑龙江、吉林、宁夏、甘肃等省区的积极合作。可以考虑开发忽必烈草原避暑线路(北京元大都 —河北坝上元中都 —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避暑草原线路(哈尔滨 —扎兰屯 —呼伦贝尔草原)、古迹黄河草原线路(西安 —延安 —榆林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 —希拉木伦草原 —呼和浩特)等专题旅游线路。同时,内蒙古需在竞争中寻求资源特色,尤其要大力宣传内蒙古草原的博大和类型多样性、纯正的蒙古族风情,以大草原背景为基础在竞争中求得合作。 5 草原旅游资源深度开发中其它应注意的问题首先,要注重草原资源的保护,明确树立“环境就是资源”的观念。一方面在旅游项目建设前进行项目生态影响评价,并进行严格监控和生态环境抚育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游客的行为规范与引导。此外,严格监测各个草原旅游点,实行“休游期”和“休游区”。其次,与其它部门、行业协调发展。在内蒙古草原旅游资源开发中要有效协调和畜牧、林业、环保、农业等部门的关系,同时和交通、餐饮等部门协调发展,才能促进草原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第三,着眼于资源特色,从资源评价、开发环境分析、开发理念、开发模式、资源产品的合理转化,行业协作等方面进行研究,选择合适的开发理念与模式。参考文献:[1]蔚治国呼和浩特旅游区地域结构与开发模式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区域地理学硕士论文,[2]郝晓兰,李兰维呼和浩特旅游区资源的系统分析与评价[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 ,(1)∶120~[3]赵雪草地旅游在草地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及其持续发展[J ]中国草地,2000 ,(5)∶68~[4]张竹如,唐波,蒋玺,等龙里高山草原形成机理与旅游资源初评[J ]中国岩溶,2001 ,20(1)∶53~[5]张凌,王向阳呼伦贝尔草原景观的单调性及其弥补[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2 ,10(6)∶37~39 ,[7]李远我国南方草原旅游开发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J ]生态经济,2004 ,(S1)∶197~[8]朱琳,赵英伟,刘黎明我国草地旅游资源及其合理开发保护[J ]商业研究,2004 ,(14)∶169~[9]钟林生,牛亚菲,刘家明,等内蒙古草原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 ,19(2)∶105~[10]额尔敦格日乐草原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几点思考[J ]内蒙古统计,2005 ,(2)∶24~[11]张自学 20世纪末内蒙古生态环境遥感调查研究[ 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132~[12 ] Towner J Tourism and Culture [J ]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4(4)∶1017~[13]刘家明,刘爱利旅游目的地开发手册[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52~�9�9093�9�9�9�9旅游资源�9�9 资源开发与市场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06 22(4)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写论文的时候 应该时刻关注论文的重心;写论文的时候,有时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也要加进去,那个也要放进去,觉得什么东西都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论文的重点一定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前面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做铺垫,点到即可,不需要全面展开介绍,如果觉得需要介绍的话,可以通过标注参考文献的方式,千万不要放错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