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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初中

发布时间:2024-07-05 16:06:24

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初中

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社会,全世界人民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走向文明。具体如下:儒家的“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开辟了平民教育的先河,打破了阶级壁垒,废除了世袭贵族制度而建立了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之后掀起了推翻世袭制度的革命,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打破了神权至上、权力至上、资本至上的禁锢,开创了人本主义的新境界,成为了人权理论的渊源。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禅让思想,成为现代精英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的重礼轻刑理论,开辟现代司法的注重制度建设合理制定刑罚的理论基层,也是废除死刑运动的理论基础。儒家的合理税赋理论,促进现代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儒家的井田制理论,形成了土地公有制的发展。儒家的“术业有专攻”思想,形成了社会分工理论,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层。儒家的君子小人思想,形成了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各种理论。儒家的礼乐思想,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和绚烂多彩的诗歌舞蹈绘画书法艺术。

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 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其他形式都不适用都不合理。

孔子生于周代末期,祖上是周朝贵族,所以一直在试图恢复周朝礼制,但,周朝的礼制其实是奴隶制,我就想问,要是孔子祖上在周朝是奴隶,孔大圣人还会推行礼制么?:所以孔子这个人是极其自私的,杀少正卯完全是羡慕嫉妒恨,至于没记载,是孔子的门徒搞的鬼,许多历史文献都被儒家的人篡改过,不符合儒家思想的他们都改。:儒家是这样子的,分三派,完全不知道儒家是什么,就会两句不亦乐乎的。捧着孔子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捧着孔子。看穿孔子虚伪外表的,即使相隔两千年,我都能感觉到孔子的自私虚伪,误国误民,杀少正卯五条罪状用在孔子身上再合适不过。:很多对孔子崇拜不已的,说礼制多好多好的,我就问一句,你知道礼制本质上就是奴隶制不?周朝是有奴隶的,礼制是为了区分奴隶平民贵族而设立的,哪个阶层该用哪个阶层的礼。:平民和奴隶有平民奴隶的礼,不可逾越,奴隶生出来的后代还是奴隶,贵族的后代还是贵族,这就是你们崇拜的礼制,:孔子生不逢时,祖上虽然是贵族,但到孔子手上已经是周朝末期,群雄并起,大树将倾,孔子的贵族身份要没了,孔子急了,孔子四处游说,四处吃闭门羹。孔子开始办学,网罗信徒。孔子游说复辟不成办学还挺成功,信徒个个把孔子当王林大师一样崇拜,只是孔子的学说有很大问题。:孔子以自己贵族家族高人一等,对于穷人毫无益处,对于道家的无为而治更是无法理解,对于诸侯的不待见很是纳闷,于是孔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帝国,论语尚书四书五经,浩浩荡荡几百万条大道理,后人开始盲目跟风,以孔子为圣人,帝王为了更好奴役百姓,学者为了讨好帝王,官僚为了名正言顺地掠夺。:而穷人平民们问:“我为什么穷?为什么是奴隶?”皇帝说:“孔子说你活该!。”

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孔孟儒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思考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来源:( _html) - 孔孟儒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思考_中国问题_新浪博客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创立,孟子和荀子加以发扬光大,经董仲舒和朱熹等人不断扩展充实,被汉以后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的一个学派。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被后代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并把“恭、宽、信、敏、惠”作为仁的内容,主张“见利思义”。在天道观上,虽言天命可畏,但又重视人事,强调人为。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了“知”、“行”、“学”、“思”等范畴,开辟了认识论的新领域。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并从事教育和整理古籍等工作。他逝世后,其弟子将其观点编成《论语》。孔子是位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世界文化名人。战国时期的孟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被后世尊为“亚圣”。孟子从右边发挥孔子的学说,赋予天以道德属性,以心、性解天。孟子主张“性善论”,推行“王道”,反对“霸道”。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说。经孟子的发展,儒家学说更加完备。作为儒家左翼的荀子,把天还原为自然界,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他肯定世界的可知性,要求学用一致,“行”高于“知”。荀子与孟子不同,首创“性恶论”,强调以法辅礼,以暴力辅仁德。经过汉代思想家的改造和完善,儒家思想发展成汉代的经学。经学的代表人物,首推西汉著名的哲学家董仲舒。他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以儒家为正统的先声。董仲舒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和“三纲五常”、“性三品说”等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所效法。魏晋时期,儒、佛、道三教开始汇流。至隋唐时代佛教日盛,道教大兴,三教争夺思想领域主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唐代哲学家韩愈再倡儒学,推崇孔孟,力排佛、道,将孔孟学说发扬光大。与此同时,柳宗元、刘禹锡则将儒家庄翼荀子的思想提高到新的阶段。宋代,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文化重新恢复其正统地位,并雄踞中国思想论坛约700年的时间。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为周敦颐,学说奠基者为号称“二程”的程颢和程颐。而集大成者则是南宋哲学家朱熹。他以思孟学派为主,吸取佛道思想,建立了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己”,气对理也有重要作用,二者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在道德上,他主张“理则为仁义礼智”,把封建道德客观化。朱熹还提出了“格物穷理”、“格物致知”等重要命题。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他的理学在元明清三代部被奉为正统的理论。程朱理学后来分化为两大流派,一是继承朱熹学说的理学派;另一个是以宋代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此外,在宋代,承继荀子学派思想传统的有张载、陈亮、叶适等人。在明代哲学家李贽对程朱理学进行尖锐批判之后,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对各种唯心主义,特别是程朱理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达到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在哲学思想上,他提出了“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著名论点,提出了“日新之化”的发展观,提出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的反映论思想,几乎涉及当时哲学史上的所有命题,体系之完整,论述之全面,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骄傲。宋代后,统治者将《四书》与《五经》奉为儒家正统经典。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只是推崇或注释理学的只言片语,不求发展和创造了。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延绵2000多年,虽然里面包含不少封建毒素,但也蕴藏数不尽的思想珍宝,已成为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人本意识与对人的尊重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第二,主体理应包括个体主体和类主体,主体意识应包括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就类主体和类主体意识来说,儒家不仅不曾忽略,相反却是十分看重的。一方面,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作为类存在,人在自然、宇宙中居于特殊的位置。另一方面,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或类主体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 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固然,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不同于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人本或民本观念是通过对人性的肯定来论证人格尊严,民主观念是通过对人权的肯定导出人格平等。人性与人权、民本与民主具有相通性,但不能等同。不过,人本或民本思想仍然可以成为民主思想的基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必要从儒家的人本或民本思想中吸取有益养分。 忧患意识与责任承担 忧患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意识,是指人们从忧患境遇的困扰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及其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并进而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困境、超越忧患的心态。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忧患意识亦正是他们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宏扬人性尊严和人生价值、提升主体人格和精神境界的特殊心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意义。所谓悲天悯人说的是,孔孟之所忧所患绝非所谓感性物质生活的匮乏和个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而主要是内在精神生活的缺憾和人类群体生存发展上的苦困;绝非一己之功利得失,而主要是人类群体之幸福和理想的实现,是物我对立、人我对立的取消。所以当现实的苦困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所谓承担责任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总之,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是责任感得以生发的直接契机,承担苦困的责任感则是同情心的必然升华,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儒家的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而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便在今天,人们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严峻的现实挑战面前,我们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去扛起时代的重任,消除民族的和人类的危机,由忧患而最终超越忧患,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 道德意识与文明进步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崇尚道德的传统,而严格说来,道德意识与法治意识并不矛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修养和道德自觉的人,也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他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自然能做到诚实守信。因此,我们认为,尽管儒家所论道德,它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不一定都切合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但中国作为文明之邦,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崇尚道德的优良传统却万万不能舍弃。 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家文化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刚健自强精神,对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传统、追求真理的传统、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传统的形成,都起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这种种优良传统在今天显然并没有过时,仍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去发扬光大。我们有理由从儒家的力行主张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开拓创新。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一)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二) 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三)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儒家思想产生原因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儒家思想的形成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少部分良知者已重拾起这份民族的宝贵遗产,中国大陆学者目前正努力编纂《儒藏》(藏,音zang4)以弥补历史遗憾(三教中,道教有《道藏》,佛教有《大藏经》,惟儒教无自己的经藏),传承和弘扬儒学。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简介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一)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二) 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三)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孔子生于周代末期,祖上是周朝贵族,所以一直在试图恢复周朝礼制,但,周朝的礼制其实是奴隶制,我就想问,要是孔子祖上在周朝是奴隶,孔大圣人还会推行礼制么?:所以孔子这个人是极其自私的,杀少正卯完全是羡慕嫉妒恨,至于没记载,是孔子的门徒搞的鬼,许多历史文献都被儒家的人篡改过,不符合儒家思想的他们都改。:儒家是这样子的,分三派,完全不知道儒家是什么,就会两句不亦乐乎的。捧着孔子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捧着孔子。看穿孔子虚伪外表的,即使相隔两千年,我都能感觉到孔子的自私虚伪,误国误民,杀少正卯五条罪状用在孔子身上再合适不过。:很多对孔子崇拜不已的,说礼制多好多好的,我就问一句,你知道礼制本质上就是奴隶制不?周朝是有奴隶的,礼制是为了区分奴隶平民贵族而设立的,哪个阶层该用哪个阶层的礼。:平民和奴隶有平民奴隶的礼,不可逾越,奴隶生出来的后代还是奴隶,贵族的后代还是贵族,这就是你们崇拜的礼制,:孔子生不逢时,祖上虽然是贵族,但到孔子手上已经是周朝末期,群雄并起,大树将倾,孔子的贵族身份要没了,孔子急了,孔子四处游说,四处吃闭门羹。孔子开始办学,网罗信徒。孔子游说复辟不成办学还挺成功,信徒个个把孔子当王林大师一样崇拜,只是孔子的学说有很大问题。:孔子以自己贵族家族高人一等,对于穷人毫无益处,对于道家的无为而治更是无法理解,对于诸侯的不待见很是纳闷,于是孔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帝国,论语尚书四书五经,浩浩荡荡几百万条大道理,后人开始盲目跟风,以孔子为圣人,帝王为了更好奴役百姓,学者为了讨好帝王,官僚为了名正言顺地掠夺。:而穷人平民们问:“我为什么穷?为什么是奴隶?”皇帝说:“孔子说你活该!。”

中国通史之儒家思想的流变

1、形成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的动荡中。社会各阶层都对社会变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道、墨等家,他们各自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这不仅繁荣了文化,也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2、历史意义:作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儒家思想代表了封建的根本。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道德,在纷乱当中凝聚了力量,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的文化核心。同时儒家也是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这一由孔子创立的维护周礼的儒家学说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同时儒家思想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把学在官府变成了有教无类,这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可以为整个民族打下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同时他也渐渐地被全社会所接受,最后得到一定的思想统治地位。现如今,儒家思想依然是许多中国社会民众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这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以及民族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志。扩展资料:儒家思想的三个主义1、“礼治”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2、“德治”主义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3、“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儒家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其侧重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富有伦理特色的政治观,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观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方面,它是和谐的。凡此都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着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扩展资料: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由孔子于前5世纪创立,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由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到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儒家是中国古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和墨家并称显学。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时,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一)以民为本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 。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 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和核心,人民支配权力而非权力支配甚至主宰人民。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则须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心处理一切党务和政务,将使人民当家做主作为其执政的实质,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行使权力,使人民群众逐渐掌握自己管理自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实现权力体制的民主化。同时,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要真正获得人心即赢得民众由衷地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时刻把民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一切为了民众,一切依靠民众,一切服务于民众。而这些都绝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空话、套话,不能只是将之作为标语口号,而应该并且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以行动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成效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确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此方是以诚信为本而行亲民之道。(二) 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颜渊)明确仁的本质是爱人。人不仅要爱父母,爱子女,还要爱普通的老百姓,儒家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或困难境地者,如鳏寡孤独废疾等人群尤为关注。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最值得大力弘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团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三)为政以德儒家认为道德乃政治之本,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从德治的方式说,儒家强调为政者应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尤其主张君主应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杀、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这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我们今天把以德治国作为社会立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基本治国方略之一,这就要求应把德治作为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当然,现在所说的德治最关建的首先应该并且必须是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精神,但也需要汲取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这二者其实并无矛盾之处。如儒家强调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此优良传统资源来思考现实,就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领导干部们必须正确树立权力观,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公仆作为最根本的宗旨。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道德品质修养,牢记‘两个务必',真正做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寓改造主观世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用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效来推进客观世界的改造。二、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追求文明和富裕的漫长征程中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发展经济、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如此大的变化势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使人们感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价值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契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应提高。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过度膨胀导致20世纪出现了全球生态危机,如土地沙化、环境污染、能源短缺、森林锐减、某些物种灭绝等等,这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取向,就是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和谐。其实类似的观念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早已经得到了表达。儒家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破坏宇宙的完美。儒家思想这一方面的理论资源包含着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即人类的进步不但要向自然索取,争取自然界为人类造福,更应该热爱自然、关心自然、保护自然,以自然为同类、为朋友。《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宋儒朱熹注:鱼不满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泽,与民共之,而有厉禁,草木零落,然后斧斤入焉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节爱养之事也。这里所说樽节爱养,即关心自然和保护自然,顺应万物生长规律,才能取之不竭,指出了人与自然协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道理。儒家没有把征服自然视为己任,而是将人与自然万物置于同等的地位,看作是血肉相连的一体;不是把自然万物看作人类的资源库,而是将人类的仁爱情感倾注于天地万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由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契合,因而其价值越来越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重视。(二)儒家和而不同思想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国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都有自己的诠释,这是因不同的历史、制度、宗教和文化所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似乎越来越没有国界,伴随而来的便是利益和文化的冲突。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这种差异,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注意经济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谋求发展。儒家在历史上多次遇到过如何对待异质文化的问题,其总的思路是道并行而不悖,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并非华夏文化的一元格局,亦非儒家思想的一家独行,而是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从观察社会现实出发,认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侧面的,并非一种文化所能满足,所以,不同的多元文化各有其位置和作用。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是儒学为主,而又多元互补,即使儒学内部也有各种派别的争论。儒家思想具有这样的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性和宽容性,是以和而不同为理论依据的。儒家文化讲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的冲突、对抗。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于当今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承认差异和尊重多元,既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替代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和理解歧异,逐渐走向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和实生物。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同则不济了。我们认为和而不同就是要首先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借鉴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其作为处理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将有助于消除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三)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不可否认,在追求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相互之间情感的冷漠。因为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常常会激发起比以往更大的占有这些物质财富的贪欲。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不少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日益成为与他人、与群体毫无情感的冷漠的人。这就需要在价值取向上提倡超越物质利益,追求道德境界,超越自我,追求群体乃至人类的利益。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制利思想无疑是有益的。因为儒家认为当自我与他人、群体在利益上有矛盾时,只有以义即道德来制衡,才能化解矛盾。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性原则。重义与重利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价值取向。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是:以义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纪里构建共同价值观、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因为儒家所讲的义往往是与集体之利、他人之利相联系的,而利往往是指个人私利。与此相应,儒家主张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在社会生活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对于消除损人利己,形成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也是有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日趋提高,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人们日益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奔波忙碌。但是人之为人,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其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按照儒家思想,后一方面更能体现人的特点。如果把物质利益作为追求的唯一目标,就等于把自己降到动物的水平。因此,应当视不义的物质利益如浮云,追求奉献社会和服务他人的道德境界。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其有理性、有道德、有社会规范,因而既要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精神,又要完善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只有关心他人,承当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合理分配,和衷共济,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对儒家思想乃至对孔子的重现,并不意味着要将孔子放回原来的圣坛上。而要以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儒学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服务现实。

孔孟儒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思考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来源:( _html) - 孔孟儒道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思考_中国问题_新浪博客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学对中国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怎么写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孔子生于周代末期,祖上是周朝贵族,所以一直在试图恢复周朝礼制,但,周朝的礼制其实是奴隶制,我就想问,要是孔子祖上在周朝是奴隶,孔大圣人还会推行礼制么?:所以孔子这个人是极其自私的,杀少正卯完全是羡慕嫉妒恨,至于没记载,是孔子的门徒搞的鬼,许多历史文献都被儒家的人篡改过,不符合儒家思想的他们都改。:儒家是这样子的,分三派,完全不知道儒家是什么,就会两句不亦乐乎的。捧着孔子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捧着孔子。看穿孔子虚伪外表的,即使相隔两千年,我都能感觉到孔子的自私虚伪,误国误民,杀少正卯五条罪状用在孔子身上再合适不过。:很多对孔子崇拜不已的,说礼制多好多好的,我就问一句,你知道礼制本质上就是奴隶制不?周朝是有奴隶的,礼制是为了区分奴隶平民贵族而设立的,哪个阶层该用哪个阶层的礼。:平民和奴隶有平民奴隶的礼,不可逾越,奴隶生出来的后代还是奴隶,贵族的后代还是贵族,这就是你们崇拜的礼制,:孔子生不逢时,祖上虽然是贵族,但到孔子手上已经是周朝末期,群雄并起,大树将倾,孔子的贵族身份要没了,孔子急了,孔子四处游说,四处吃闭门羹。孔子开始办学,网罗信徒。孔子游说复辟不成办学还挺成功,信徒个个把孔子当王林大师一样崇拜,只是孔子的学说有很大问题。:孔子以自己贵族家族高人一等,对于穷人毫无益处,对于道家的无为而治更是无法理解,对于诸侯的不待见很是纳闷,于是孔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帝国,论语尚书四书五经,浩浩荡荡几百万条大道理,后人开始盲目跟风,以孔子为圣人,帝王为了更好奴役百姓,学者为了讨好帝王,官僚为了名正言顺地掠夺。:而穷人平民们问:“我为什么穷?为什么是奴隶?”皇帝说:“孔子说你活该!。”

浅析儒家“慎独本义及其现实意义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该概念本义的解读学界始终未有定论。从“慎独”传统解读和本义入手厘清其含义,认为“慎独”意在强调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专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慎独”在当今社会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  何为“慎独” 。“慎独”源于儒家的《大学》、《中庸》。《大学》有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此之谓 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舍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 于 中,形 于外,故君 子必 慎其 独也。”《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 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东汉郑玄的解说中最早提出“慎独”一词,他说:“小人闲居而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不见,听之无声,犹戒惧恐怖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也。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以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由此可见,郑玄的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居、独处时,在其行为不为他人所见所闻之处,也要时刻做到谨慎遵守道德规范。郑玄之说与刘向在《说苑 •敬慎》中的说法相似,之后北齐刘昼的《刘子 •慎独》、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关于“慎独”的解读实际上都继承了郑玄对于“慎独” 的阐说。  而这其中朱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郑玄的说法,但他的解读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慎独”的传统理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 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 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 … …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舍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舍其恶而卒不可舍,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又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 ,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 ,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通过对朱熹的章句集注以及其他文字的研习,我们不难看出朱熹除了沿袭自郑玄以来的传统看法,即认为“慎独”就是在独处时更要谨慎戒惧,在人所不知不闻之地加紧个人道德养成,不可自欺,要在个人修养上实当用力之外,还将“独”的内涵扩大了。例如,朱熹强调“‘慎独’之‘独’,亦非特在幽隐人所不见处。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朱熹还说“这独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的解读较之郑玄的进步之处在于使“独”包含了精神性与内在性的意义。在郑玄看来,“慎独”之“独”只是空间上的独处,是别人无法干预的地方。而朱熹理解的“慎独”之“独”除了上述之义外,还指一种内心 意念 刚刚萌发而众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由此可 以说,朱熹把“独”从个人独居的空间推致到了一个虽在众人中但缺乏外界舆论监督与压力 的空间。这是对于“独”的理解上的深化。  上述从郑玄到朱熹的关于“慎独”之义的传统解读,着力都在于强调“慎独”的实质是要慎重对待他人不知的隐蔽处之所作所为,努力地做到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随着2O世纪 7O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及 20世纪 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界在对简帛文献进行整理和解读的过程中,看到了与传统解读不同的“慎独”,由此对于“慎独”本义的讨论重新拉开了序幕。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慎独”本义新证》一文中认为,庞朴先生《帛书五行篇校注》一书第 52到 54页的内容说明“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 •礼器》篇、《苟子 •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 •中庸》、《大学》篇迥异。”并提出,“‘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3]5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梁涛先生通过对简帛《五行》篇原文和传文的解读与分析,认为该篇讲仁、义、礼、智、圣五行“……是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 ,所以,《五行》中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的状态。在梁涛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大学》中的两个“慎独”,前一个是指“诚其意”,后一个强调只有“诚于中”,才可能做到“形于外”,由此可见“慎独”必须落实在“诚于中”上,这实际还是要“诚其意”,而《中庸》中的“慎其独”则从道人手,君子“慎其独”所需要戒慎的就是那个“不可须臾离也”的道,要时时保持内心的诚,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是一个意思。通过三者的对比分析,可以说三个“慎独”都是“诚其意”,强调要端正内心的意念,从本原上杜绝一切不善行为的出现,这些无一不在突出儒家“内省”的工夫。所以,《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的本义均是指内心对于儒家涵含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完满人格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和朱熹的错误在于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仅仅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义发生改变。通过对“慎独”本义的追根溯源,以及对其传统解读的辨析,我们看到了儒家一贯的对于内省的重视,对于修己工夫的强调。  那么,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个人,在理解了“慎独”的本义后,我们该如何联系时代联系自身,深刻而又发展地理解它运用它呢?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违背本义,也不必完全抛离传统解读。我们首先要确定这是一种强调内心对于道德境界和人生修养目的专一专注的功夫(本义强调对于仁义礼智圣的合一状态的专注),是对内心的关照,它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于传统解说中汲取其合理的因素,那就是把“慎独”的形上意义下达到形下层面。每一个人都有独居、独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慎独”传统解读中对于闲居时道德自制力的强调。这样才能将“慎独”更好地融人到当今社会,也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个儒家传统观念的现实意义。  “慎独”的现实意义。现在对于“慎独”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大多是基于传统解读进行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篇中关于“慎独”的解释和郑玄、朱熹等人对于“慎独”的传统理解相比,在实践意义上缺乏可操作性。《五行》篇中将“慎独”归结为内心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专一与专注,进而统摄诸德而不失于性道之本质。这是具有形上意味的归结,在寻常百姓看来,这种说法不好理解难以践行,缺乏实践上的动力。而郑玄与朱熹的解读,强调闲居时要和有人监督时的行为相一致,这是将“慎独”下达到日用伦常层面后的一种道德自律,这样“慎独”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要求,变为一般人修德修身时的途径,而不只是君子实现其圣人理想人格的专有门径。这显然比本义更能让世人接受,同时,在实践方面更具有效性。  那么,能不能将本义与传统解说结合起来指导我们的道德修养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本义中内心对于儒家仁、义、礼、智、圣这一君子人格德行的专一,改造成对于现实中的完善人格与高尚的道德标准的专一与专注,以此形成一个牢固的内心信念,然后在这个诚于中的内心信念的统摄与驱动下,更好地形于外,这样我们就会不断修正自己在大庭广众下的显性行为,也会更为注重和调整独处时候的隐性行为。  这样一来,“慎独”就会成为一种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律,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道德修养方法,有助于修身正心。培养“慎独”能力,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可以锻炼和加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控制力,使道德修养成为自我的内在要求,从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此外,我们还应做到慎独而不唯“独”,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有无人知晓,有无人监督时都同样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绝不因为无人知晓而肆意妄为,也不能因为有人知晓而做表面文章,要时刻专注于内心信念。  对于当今这样一个已经存在道德失范问题的社会而言,“慎独”的修养方法更凸显其必要性。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慎独”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与道德意识才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提升,至少会减少坏人坏事的出现。这一点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 ’,不做任何坏事。”虽然刘少奇同志讲的是共产党员,其实这对于每一个平常百姓的意义与影响是一样的。当我们心中已经拥有一个诚其意、毋自欺而诚于中的道德理念,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做到内外如一如是而行,做到时时处处符合道德要求。此外,朱熹把“独”从独居扩展到大众空间,对于当今社会更具现实意义。比较古今社会的外部压力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人要完全摆脱舆论压力,只会出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独处时。而当今社会,由于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处“陌生人社会”,没有熟人,也就缺少一种舆论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养成肆意胡为的习惯,认为反正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也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监督我。由此可见,“陌生人社会”虽在众人之中实际也是独,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慎独”功夫,注重内心一念发动时别人不知我独知的独,绝不放松道德修养工夫通过“慎独”,我们要养成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凭借自己的内心信念,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依靠理性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付诸行动。  “慎独”,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与重要思想,是一种修养工夫,是一种自律品质。通过对“慎独”本义与传统解说的厘清,通过对“慎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现实实践意义的分析,我们看到“慎独”永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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