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的文论思想及时代价值

《典论·论文》的文论思想及时代价值

曹丕(187～226)，魏文学家。即魏文帝。字子桓，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8岁，即能为文，又善骑射、好击剑。 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改元黄初。 《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 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作品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文章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表现意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研究背景，提出的假设，使用的变量，为研究关系采用的方法，研究层次等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扩展资料《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创作背景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与杨德祖书》）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 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的文论思想及时代价值

研究背景，提出的假设，使用的变量，为研究关系采用的方法，研究层次等

曹丕(187～226)，魏文学家。即魏文帝。字子桓，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8岁，即能为文，又善骑射、好击剑。 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改元黄初。 《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 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作品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文章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表现意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　　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1．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 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2．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3．指出不同文体有不同特点、标准。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4．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典论·论文》时代价值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但是，先秦的《论语》、《孟子》、《庄子》、《荀子》，两汉的《史记》、《汉书》、《法言》、《论衡》以及解释《诗经》、《楚辞》的著作里都散存著一些有关文学的言论，这些言论或提出了一些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或评述古代及当代的文学作品，虽然只是一些片段，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却起了很大的开创、为发、引导的作用。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他还有一篇《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曹丕在《论文》中首先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为此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齐。在论文体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各种文体所“同”的“本”是什么，他没有说明。但是他指出了文体四科互相区别的特点，也就为各体文章的创作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一点，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为什么作家在文体上会“能之者偏”呢？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气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新趋势。曹丕在《论文》里还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象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曹丕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为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锺嵘正是沿著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研究背景，提出的假设，使用的变量，为研究关系采用的方法，研究层次等

儒家思想当代价值论文

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社会，全世界人民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走向文明。具体如下：儒家的“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开辟了平民教育的先河，打破了阶级壁垒，废除了世袭贵族制度而建立了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之后掀起了推翻世袭制度的革命，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打破了神权至上、权力至上、资本至上的禁锢，开创了人本主义的新境界，成为了人权理论的渊源。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禅让思想，成为现代精英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的重礼轻刑理论，开辟现代司法的注重制度建设合理制定刑罚的理论基层，也是废除死刑运动的理论基础。儒家的合理税赋理论，促进现代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儒家的井田制理论，形成了土地公有制的发展。儒家的“术业有专攻”思想，形成了社会分工理论，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层。儒家的君子小人思想，形成了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各种理论。儒家的礼乐思想，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和绚烂多彩的诗歌舞蹈绘画书法艺术。

儒家思想在当今的意义：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德治”主张和“礼治”的秩序思想对当今政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等。儒家思想在当今的意义现实意义就是促进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使一个民族成为有素质、有礼仪、有教养的文明之国。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礼仪没有那些制约人的道德规则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要混乱了，即使是严厉的法律制度也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儒家思想这种无形的道德行为规范植根在人们的心中，可以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它的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及政治价值。儒家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代代传承，发扬光大。知行合一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论文题目

有教无类:让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因材施教:因各人各种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增强教学效果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只有虚心向别人请教，才能不断完善自己

一、以“仁”为核心的人文道德教育思想孔子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可以说“仁”是儒家学派的精髓，同时也体现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者，爱人”的平民思想是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直接来源，在儒家的思想中，认为众生平等，无贵族与庶民之分，因此教学也不应有阶级之分，而应为民众所共有。孔子开私塾之先河，创办私学，广收门徒，打破了自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局面，使教育不再受阶级、政治等因素的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活动，扩大了受教人群，为我国古代开创了平民受教的先河，提高了平民的知识文化水平，且主张“学而优则仕”，与此后的科举制度一起使平民百姓也有为官治理国家的机会，为我国历史上培养出一大批贤人君子。二、以“启”为核心的循循善诱教导的教育思想孔子认为众多弟子“性将近”而“习相远”，“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每个人的性格品行不同，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也不应该用统一的学习方法去对待。《论语》中曾记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冉有所问相同，而孔子答而不同。正是因为孔子认为冉有胆小，应鼓励他勇敢行事，而子路行事果敢，应约束他不要贸然行事。为师者，应在日常交往中了解学生的不同品性，“听其言而观其行”“对症下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为不到学生努力想明白而不可得时不要去启发他，不到学生想要表达而无力言语时也不要去启发他。孔子注重培养学生自我的积极思考，在他还没有努力思考或想要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而应让学生先有自我思考，有自我表达的意愿时，再去适当地加以指导，使之如愿表达自己的想法。纵观《论语》，皆为孔子与弟子的言谈构成，有问有答，通过讨论来进行教育。三、以“慎”为核心的谦虚严谨学风的教育思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正确对待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才是学习知识应有的智慧。这不仅是一种对待学习的态度，同时也是真正获取知识的基本前提。只有明确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才能够有针对性去获得某方面的知识。对待学习，就要有孔子“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承认自己在某些知识方面的缺失，反而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与渴求。找出自己知识的局限与缺失，实事求是，才能够真正获得知识。四、以“乐”为核心的敏而好学态度的教育思想相对比来说，学习要算的上一件辛苦的事。如若不是兴趣所在，学习则会变成一件痛苦的事情。孔子注重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兴趣，兴趣所至，而学习则会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孔子认为，知道学习的人不如喜欢学习的人，喜欢学习的人不如把学习当成乐趣的人。对学习有兴趣的人，学习就变成一件有趣的事情，自然就会比知道或爱好的人更容易学习到知识。把学习视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对其产生兴趣，“学而不厌”，焉能有不成才的道理。连孔子自己都是学习兴趣的实践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后成为知识渊博的大家。孔子认为，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要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论语》在“学而第一”开篇中便写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并且经常复习，真正地把握知识，不是会让人很高兴的吗？“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勤奋好学的学习态度，将学习视作好像是在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赶上了又怕被甩掉。只有深入其中，学习到知识，才是人生一件快事。意义孔子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在其一生的教育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宝贵的财富，处处都闪现着教育哲理的光辉。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普世价值，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孔子教育思想，可以帮助我们从过去的实践与理论中找到借鉴，受到启发。

孔子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意义：孔子以德为首、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等教育理念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对现代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教育应注重道德教育，提倡全面发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加强思维能力训练；注重对教师水平的提升，做到终身学习；注重学生身心发展，建立友好、和谐师生关系。孔子教育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社会背景：孔子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逐渐衰亡，新兴封建制度逐渐兴起的历史过渡时期，他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孔子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比较开明的奴隶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书中第二章介绍了孔子出生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少也贱”，长期生活在下层人物中，了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他又有与当权者交往的机会，进可为官，这就是孔子既忠君又爱民思想产生的原因。孔子出生的鲁国是当时文化的中心，周朝的典章制度在鲁国保存得最完整，孔子自幼受到西周文化熏陶，因而对周礼非常熟悉和钦佩，“吾从周”便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语。

提起孔子的思想，也许是受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及十年文革时期对孔子的大肆批判的影响（如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厌烦、排斥乃至有意无意的疏远然而，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谁也不能阻止有着蓬勃生命力和真理性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经历了长期的肯定和倍受瞩目，又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否定批判和倍受冷落鄙弃之后，历史的车轮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春天；而孔子的思想在经历了如此长期、复杂和坎坷的遭遇后，也迎来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她正在逐步地为新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熟悉和关注，透过她饱经风霜的脸庞，我们渐渐读懂了她那深沉、忧郁而又闪烁着睿智光辉的眼睛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辩证法吧在现代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否还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应用?或者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否对现代教育有过和仍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通过对孔子教育思想各方面的论述和考察，比如教学目的和内容、治学态度、教学经验和方法以及它的影响及历史评价，从而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孔子的教育目的及教育内容　　关于孔子的教育目的，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论孔子》中曾给予了简洁明确的论述，那就是“他的教育，主要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文），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及贵族的威仪（礼），有艺术修养（诗、乐），并特别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行）”　　孔子的教育内容又包括哪些方面呢?主要是四方面，即“文、行、忠、信”孔子教的“行”“忠”“信”是属于宣传奴隶制的道德规范方面；而整理古典文献，则是孔子教学内容属“文”的一面那末相比之下，这几方面的内容中哪一方面显得更为重要呢?孔子主观上认为文化知识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只是占据比较不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一工作客观上对中国文化传播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比在行、忠、信方面要大的多可以说，以后历代推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后学不断整理、补充和发挥而流传下来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矣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按艺即六经)折中于夫子”　　孔子主观上认为“文”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比较不重要的地位，相对来说更为推崇“行”“忠”“信”，也就是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践行，这是孔子的本意然而后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穷经”中去特别是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一跃而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取得了其他各家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而儒家思想和典籍也自然成为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唯一标准于是读书人为了搏取功名，便不能不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和钻研六经中去而由于当时的经学译著又特别繁多，面对浩繁的经书，一个人从小时起跟老师学习经书，即所谓的师法，再到后来自成一家之言，往往直到年老方能穷尽一本经书这也就是所谓的“皓首穷经”这也是汉代及以后历代朝廷官吏以老年人居多的重要原因这种风气流传深远，直到宋代才得到一些改观可以说，历史跟孔子开了一个大玩笑，而这又决不仅仅是一个玩笑中国近代贫穷落后、被动挨打，被列强肆意践踏和分割的屈辱历史的出现，我想应该与这一风气与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而这又绝非孔圣人的本意后人却非要将这笔帐算到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头上，这对孔子来说，真是未免有些太不公平了　　在对孔子的教育目的及内容有了一定的认识后，下面让我们谈一下孔子教育思想中有关治学态度方面的问题，而这其中有许多光辉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汲取的　　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及历史评价　　可以说，儒家的教育思想无疑对后世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是在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上在教育目的上，它所规定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始终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们坚定信奉的金科玉律；而在教学内容上，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则成为封建社会各个朝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重要标准从西汉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的科举制，再到明清的八股取士，其考核内容无有例外虽然在某些朝代和历史时期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如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及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根据门户和等级选拔任用官吏），但这些都不足以抵消其作用和影响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孔子作为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他的思想中有很多内容是消极的乃至反动的正如陈景磐先生所说，“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它乃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宗法制度，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总的说来，孔子的教育思想无疑应该是民主的、进步的、积极的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社会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且在隋唐时期形成了著名的“东亚文化圈”，其核心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儒家思想在推动东亚诸国如新加坡、韩国、日本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功不可没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的今天，使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新世纪的曙光中重新焕发出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志于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甘于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文化人，应该勇敢地挑起这份重担，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再次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浅谈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不仅以其伦理道德思想著称于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以往，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笔者以为，孔子并不保守，其呼吁“克己复礼”、称赞周礼“文哉”、盼与周公梦中相见等，只是他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孔子时代，国民政治观念在诸子中普遍存在所谓国民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打破贵族政治垄断当时，春秋诸侯国的内政由许多大家族垄断而国民政治思想反对垄断，主张刑无等级，法无贵贱，黜陟开放孔子顺应了这种趋势，主张用人应该更器重“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于别人他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乐以忘忧，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子贡凭“货殖”本事游走列国，声望不下诸侯孔子以这种国民政治意识传及后世，无数平民书生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等级开放，更要求知识分子们主动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　　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　　诚然，从形态上看孔子的表现似乎有点保守，对等级的开放表现不够激进但他侧重于人的精神的开放、人格的开放，把精神、人格与身份、财富分开，只以个人的修养论高下，其内涵、角度、层次及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大大超越他人对周礼等级制，孔子也有实质性的削弱周礼虽为道德而设，但道德寓于特权之中，贵族们以彼此尊重特权为守道德孔子凸现周礼中的道德层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强调等级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无人格上的贵贱，并且主张君主在道德关系中履行义务更应该主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特权，但其强调的人格平等精神，为从根本上消除特权打开方便之门孟子后来能说“途之人可以为尧舜”，并以一介儒生，不顾人主之尊，敢对诸侯王“色勃然”、辞锋激烈，无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对旧等级不仅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设主张他主张在传统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设精神境界等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里，“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级，但这等级却与血缘、官品无关“君子”者不必是贵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贫寒无势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养水平为准孔子精神等级的设立，冲击了旧的等级框架，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看来，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