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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历史论文题目有哪些中文翻译

发布时间:2024-08-30 18: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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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不止四位汉地:鸠摩罗什 玄奘 藏地:无著菩萨 龙树菩萨 还有就是最著名的: 莲花生大士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孙致礼,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离开翻译来谈论知识和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中国若想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译二、(一) 古代西方翻译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级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 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 二) 中世纪西方翻译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议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原来早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三)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在长时期里成为英国唯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文艺复兴后,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二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议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四) 现代西方翻译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极端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因为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二)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三)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第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用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生命力它是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译事业仍处于第六次高潮之中;今后向何处发展,第六次高潮会持续多久,眼下尚难预测

四大译经师分别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鸠摩罗什大师( 350 —409) 是我国后秦僧人, 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 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 翻译的质量, 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 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 “众心惬服, 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 “鸠摩罗什者, 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 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 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 “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 成为此土的‘名著’, 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 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 “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 法护曰‘大众团团坐, 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 ‘瞻仰尊颜, 目不暂舍’。不惟语工, 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 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 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 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 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 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 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 。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 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 旨婉而彰”, 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 “改梵为秦, 失其藻味, 虽得大意,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 (“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 。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 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 译法华, 可谓折中, 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 梁启超指出: “‘天然语趣’四字, 洵乃精评”, 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 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 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 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事实上, 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 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 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 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 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 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 译风严谨,“一月余日, 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 罗什倾向于意译, 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 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 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 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 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 率弟子八千余人, 大规模地翻译佛经, 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 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 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 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 使之“义皆圆通, 众心惬服”。真谛大师紧接罗什之后的是真谛(499 —569) 。《开元录》中说真谛“少游诸国, 历事众师,先习外典, 备通书奥”。时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译家。他于公元546 年开始译经, 译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大量重要经典。据《高僧传》说, 二十三年中, 真谛所译经论、记传共有十四部, 合二百七十八卷, 另有自作义疏十九部。其所译《摄大乘论》对我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甚大, 成为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真谛的翻译在质量与方法上都曾受到过当时及后人的高度评价, 如梁代名僧慧恺在《摄大乘论序》中盛赞真谛说: “法师(真谛) 既妙解声, 善识方言, 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表明真谛的译文具有“信”“达”两全,“文”“质”兼备的品质。又说:“法师游方既久, 精解此土音义, 凡所翻译,不须度语……”。是说他在翻译中努力采用汉文, 尽量少夹梵字译音, 注重融会贯通,表达圆活。又说他翻译时“于一句中, 循环辨释, 翻复郑重, 乃称相应。”是说他译笔慎重, 译风严谨。真谛虽然没有留下条理化的翻译理论。但他的一些零星片断观点和见解却也显得精辟独到。如《高僧传》记载了真谛对他的翻译助手慧恺所说的一句话: “我有了你共译两论(《摄大乘论》与《俱舍论》) , 词理圆备, 吾无恨也!”可见真谛的基本思想是信达兼顾的。他提出的“词理圆备”也不失为简易明了的翻译准则。慧肇还在《摄大乘论序》中申明此论的翻译原则是: “翻译之事殊难, 不可存于华绮, 若一字参差, 则理越胡越, 乃可质而得义, 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译, 文质相半。”序中所强调的翻译中不可求“文”而失“信”这一原则, 实际上也是真谛本人在翻译《摄大乘论》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持的主张见解。玄奘大师第三位是玄奘(600 —664) , 他是我国唐代的佛经大译家。在他长达二十年间的佛经翻译生涯中, 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 共一三三五卷。这个数字, 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 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印度学者柏乐天说: 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玄奘译经的质量, 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佛教史家们把玄奘的译经称为“新译”,证明是他开了佛经翻译史上一代新风。道宣说玄奘译经“出语成章”,“词人随写, 即可批玩”(《续高僧传》) 。《大唐西域记》中说他“览文如已, 转备犹响”。表明他精熟两种语言, 又深通佛理, 翻译的质量独步一时。梁启超认为玄奘“意译直译, 圆满调和, 斯道之极轨也”。其所以如此, 正如柏乐天所说, 他“是把原文读熟了, 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可见他是何等精于翻译之道。他的翻译手法也十分高超。据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考查, 他在翻译中娴熟地运用了补充、省略、变位、分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翻译技巧。正是这些技巧的娴熟运用, 使得他的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玄奘在中国译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主持的译场, 组织严密而完备, 从译主到监护大使, 前后共十一道程序, 层层把关,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经的质量。特别是其中的“证义”(审查译文与原文的意义) 、“缀文”(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习惯) 和“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 三个层面, 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 所谓“不翻”就是音译, 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 “秘密故”) 、多义词( “含义多故”) 、中国没有的物名( “此无故”) 、久已通行的音译词( “顺古故”) 、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 “生善故”) ,皆宜不翻, 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 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这一原则, 所以汉语词汇中才出现了大量汉化的外来语如“菩提”、“三昧”、“罗汉”、“菩萨”、“般若”等等。应该说, 玄奘的“五不翻”理论, 对于传译那些在汉语中无恰当表达形式的梵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含义, 处理翻译中因文化和语言导致的差异, 以及文化交流, 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一译法所受限度太大, 稍有不慎, 就会使译文读来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 是“正穿屈曲崎岖路, 又听钩舟格磔声”了。不空三藏最后一位是不空(705 —774) 。不空十五岁时拜金刚智为师, 此后便一直参与译场翻译。《贞元释教录》记载, 不空一生中曾改译《仁王般若经》二卷, 重译《密严经》三卷与《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二卷。翻译了大乘及密教经典共一百一十部, 总计一百四十三卷。其中所译《金刚顶经》是密宗的重要经典。不空在翻译理论上不及他前面的三位大师, 但据圆照《贞元释教录》记载, 他刻苦学法, “通彻”所译诸经, 并遍游天竺, 广求密藏与各种经论, 获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 大小利经论二十部, 共一千二百卷。他的翻译态度十分严谨, 凡是所译经文, 必须经过悉心研究, 然后动笔翻译。所以他翻译的经文, 质量受到当时人们的极高赞誉。可见, 他虽然没有留下成文的理论见解, 但其翻译思想却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注重译文的质量,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讲求精品意识。他在世时居灌顶师位达四十余年, 受到“朝野倾心敬奉”, 也说明了他在译经事业中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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