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一千五十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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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令亿万中华儿女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经历多次朝代更迭和外族入侵，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饱经沧桑，虽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下面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3篇，供大家借鉴参考。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论文第一篇：新媒体环境下汉中传统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探析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新媒体技术支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文以汉中地区为切入点，借助新媒体技术，探讨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的问题。分析汉中地区的经典成语故事、古代文学作品、传统戏剧、以及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探索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传承，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公众的民族情怀与人文素养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新媒体; 中国传统文化; 汉中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化转化与传承;　　1 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其意义就在于对传统文化进行新时期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已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传统和传统文化才能承承相因、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发扬光大。”[1]“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传统文化是人民辛勤工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延续和文化发展的继承出发，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进行创新。”[2]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同时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　　新媒体是一种新生的媒体形式，它是继传统的报刊、广播、户外、电视后出现的“第五媒体”。其功能强大，主要借助于当今发达且成熟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移动网络、区域无线网等技术渠道以及互联网、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的终端，实现海量信息资讯和娱乐体系的在线共享。新媒体技术使得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了平等和对等，人们既可以发布和传播信息，也可以接收和享用信息，并与周围的人和事物以及世界实现互动。“新媒体的特征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3]新时期，保护和传承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历史性任务。将新媒体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结合起来，使得两者相辅相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2 汉中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简介　　“截止到2011年6月，汉中已经拥有国家级名录6项，省级名录39项，市级名录5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多样，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故事传说及民间戏曲，又有贴近百姓生活的各种民俗活动。”[4]其中比较知名的有蔡伦造纸传说、洋县佛教音乐、镇巴民歌、汉调桄桄、洋县架花焰火技艺、洋县悬台社火等，两汉三国时期遗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丰富了汉中的地方传统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急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进行现代转换与传承。　　3 汉中地方传统文化新媒体形式的现代转化与传承　　(1）汉中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成语故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璀璨一页。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包含着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烟云，其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哲理与生活经验。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比较丰富，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了许多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成语故事及历史传说，比如，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骞故事传说、廉泉让水、褒姒传说等。对经典成语故事及传说进行整理和编排，标注拼音，制作成为电子书样式，并配上真人语音以及名家讲读的音频；还可制作成幻灯片PPT的形式，配上相应的图片，如果条件允许则可使用GIF动态图片，这样更具吸引力。此外，将文化典故以动画的方式进行呈现，或制作音频节目，将文本转化为音视频以满足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借助手机APP在线功能推广和宣传，实现文化的活态传承。　　(2）汉中地区传统手工技艺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工艺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工具与材料，人们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和认识，以相对稳定的造型、图式、技艺和文化等要素凝结在器物之中。[5]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由于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氛围，汉中本地保留下来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例如，汉中面皮的制作技艺、蔡伦造纸工艺、汉中张氏摩崖石刻拓印技艺、洋县蓑衣编制技艺、城固泥塑、洋县架火烟花、谢村黄酒酿造技艺、西乡松花蛋制作技艺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地方手工技艺急需得到关注和保护。在今天这个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方式来进行宣传与推广，使传统技艺能够被广大的人们所认知和了解。　　因此，对汉中本土传统手工技艺进行视频加工，将诸如蔡伦造纸技艺、汉中面皮、谢村黄酒的制作过程完整的拍摄记录下来，对其中的加工环节进行细致和完美的展现，能够引发受众的感知欲和好奇心。通过拍摄纪录片或微电影形式，配以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让观众在观赏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与放松，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3）汉中传统民俗文化和民俗活动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承。历经千秋的历史典故，家喻户晓的民俗活动，见证了汉中地区历史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相比陕南地区其他区域所特有的自然风光，汉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更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是汉中的民俗文化，即在汉中境内的民间地区所形成和保留下来的民间艺术，例如汉调桄桄、镇巴民歌、洋县佛教音乐、端公戏等。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可以请一些老艺人和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民间艺术家进行现场演绎，通过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的方式形成音视频作品，通过各大视频媒体以及网络平台进行投送，也可以由当地政府着手操作，在地方台以及各大公共场所的LED屏幕上进行滚动循环播放。　　其次是汉中的民俗活动，汉中的民俗活动多种多样、种类丰富，如南郑协税社火高跷、南郑新集采莲船表演、略阳羌族羊皮鼓舞、洋县杖头木偶戏、洋县悬台社火、老君庙会、春官说春发放春贴、勉县武侯墓清明祭祀活动等。这些精彩纷呈的传统民俗活动展示了汉中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要对其进行新媒体形式的转化与传播，可以借助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网络进行传播，充分挖掘民间传播的力度。例如，可以邀请知名视频网站的主播，比如哔哩哔哩、Ac Fun、斗鱼、抖音等，现场参与活动并进行实时直播与互动，借助主播个人的影响力和自媒体视频平台的强大扩散力，可以吸引更多的关注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汉中独具特色的民俗活动。此外，借助微信，建立汉中民俗活动的公益性宣传公众号，向广大的在线用户进行推送，有一定的宣传与展示效果。　　(4)VR技术与汉中文化旅游景点的线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能使用户沉浸到环境中。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各种文化旅游景点。其中，两汉三国时期的石门栈道、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武侯墓、张良庙等。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技术团队，对这些文化旅游景点进行精准的测绘，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3D立体建模，建立线上文化博物馆。还可在城市内的各大公共场所建立市文化旅游景点的VR体验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不用亲临景区，借助VR设备，进行在线漫游，体验立体沉浸式虚拟游览，并能与景点内的物体进行互动，从而获得立体式全感官的综合性体验。这种新的游览方式与以往的游客进入景区实地游玩体验相比，在保持景点全部区域各种参数与信息完整收录与提供的同时，还降低了参与体验的门槛，能够让游客获得多倍的感受与身心的全面满足，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思维与设计理念。　　4 结束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转化与传承的可行性策略，提出借助在线网络媒体技术和各种视频平台，以及VR技术，对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视频化和立体化的制作的发展路径。此设想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帮助与支持，加大新媒体传播的力度，使汉中的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得到普及并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吴增礼，王梦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维度和限度[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01):1-　　[2] 侍舒玮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J]戏剧之家，2019(12):219+　　[3] 张婕，苗思雨，逯鹏祥，等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征与对策研究[J]城市党报研究，2020(03):90-　　[4] 潘秀梅，张慨浅析陕西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保护现状[J]美与时代（上），2013(07):43-　　[5] 贺超海中国传统工艺的当代价值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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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有条件地”承“接下来讲讲什么是“承”。我认为“承”就是继承、发扬、延续，还包括转化和创新。把传统的文化和物质精神都保留下来了，之后怎么办？是不是都要学习和弘扬？不行，要区别和选择。对于精华的部分，我们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使它发挥作用；对于糟粕的部分，要留下来让后人知道，但是不要复制，也不需要扩大。 中国以前有各种礼仪，尊重别人，自己保持谦虚、谦卑的姿态，恪守正常的次序、礼节是对的，但过分的甚至不讲人性的那种谦卑，是要不得的。再比如，中国古建筑有好的地方，但是也有缺点。一般来说，古建筑都是讲究表面，讲究公共活动，但是不讲究生活，采光不好，通风不好，没有采暖。如果今天我们形式上要造一个古建筑，那么这些都要改变。当年美国建筑师设计燕京大学的时候，表面用的是中国宫殿的形式，但是里面都用上了暖气和现代设备。所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照单全收，要取之精华，把糟粕的以及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去掉。 在“承”的过程中，既要兼收并蓄，也要本土优先。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本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比较适合本土的环境。所以，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比较的过程中，要注意优先采用更加符合本地条件的内容，也就是本土优先。另外，因为要“承”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应该分轻重缓急。比如同样是精华，中国现在某个地方最紧缺、最需要继承的是什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就应该优先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些传统文化今天起的作用更大，可以优先。有些起的作用并不大，那么可以晚一点。所以“承”不像“传”，“传”是无条件，什么都先“传”下来再说，“承”的时候要有所选择。 传统文化在用的时候要注重效果，因为古代的、传统的再好，往往不是马上就能应用于今天，这就要实行创造性转化。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讲传统文化，就要让小孩子穿上汉服跪拜，整天念的就是儒家的经典，见了父母要磕头，叫大家坐在一起给父母洗脚，有效吗？没有什么效果，那绝对是走偏了。今天我们讲孝道，今天我们讲仁义，要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采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有的则要加上新的内容。如果不是根据今天的需要完成创造性转化，那么传统文化的精华就很难得到延续，更难得到弘扬。 以孝道为例。中国的孝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孝的本质就是保证家庭、家族的延续，也就是生孩子，这就是中国孝的本质。孟子曾经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及时结婚生子，把孩子抚养成人，家族的门风和血缘才能延续。我曾经研究过中国人口史。中国的人口从公元初大概六千多万，到宋朝的时候突破一亿，到清朝突破两亿，到清朝后期突破四亿，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靠什么？当然靠物质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靠精神，也就是中国长期讲的孝道。这个观念到了今天有什么用？今天全世界都碰到了人口老龄化的难题。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现代社会，人口越在下降。很多国家通过物质奖励生育，最后都没有成功。那么靠什么？只有靠理念、靠信仰，在中国可以通过对传统孝道作新的转化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转化？就是要对孝道作出新的解释，孝道不仅仅是尊老爱幼，还包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起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其中就包括及时地成家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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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经过无数次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多元一体化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含义是比较宽泛的，它是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一切，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及一切“人化”的事物。它包罗万象，海纳百川：书法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俗民情，无一不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之“风骚”。记不清是哪位前辈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是艺术的文化。我总觉得，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话，只有深得中国文化的三昧的人才说得出来。据我的体会，这里所以称中国文化为“艺术的文化”，既是指我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那些丰富多采的艺术样式和作品，又是指贯穿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那种艺术精神。而这艺术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中华精神。中华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脊粱，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它包含自强精神、仁爱精神、勤奋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气节精神、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开放精神••••••它作为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使我们的民族在走过的千年漫长长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而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使我们在发展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战线，穿越千年时空历久而不变；它使我们在工业世纪后期全球化大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生存与命运又一次面临巨大挑战的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展望美好未来；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衰，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它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只要是炎黄子孙，无论是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是远离祖国，都忘不了这种传统。它像我们祖先的血液一样，流动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中，只要一提到中华民族，每个中国人都会热血沸腾，情绪激扬。

我国是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我们中华民族有着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　　　　在我眼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根。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予了我们现代文明的全部。从道德反面看，我国古人就提出了各种思想，引导人们向着健康，有秩序的生活迈进，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前思想达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各种学说，有道家，儒家，法家等等，而最著名，对后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了。儒家先贤提出的各种思想学说对于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儒家推崇孝道，推崇尊老爱幼，这在当前社会都是十分前卫的思想，如今也发展成为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治国方面，儒学也有得道之处，比如论语当中提到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著名学说，给无数后世君皇一治国方针。论语当中还提到了很多关于为人处世之道，比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句话，简单数十字，就将诚信这一理念阐述得淋漓尽致，将失信于人的人比喻为失去了轮子的车，其严重程度不言而喻；还有关于学习的，比如“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等。儒家学说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全部，对当今社会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不是儒学一家独大，道家法家各自的核心思想也颇具参考价值。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的发展而言依旧具有其道理所在。这就是财富，我们应当珍惜之。　　　　古代圣贤提出的思想，那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除了这些思想，我们还有生活习性之类的文化。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了自己生活方面的习惯，比如，我们吃饭都使用筷子，这在西方国家是绝对没有的；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这些节日怎么来的？这些节日都是5000年历史里沉淀出来的最精华的文化所在，这些节日浓缩了中华民族的期盼，向往，还有思考，探索，怀念等等一系列感情，这些节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标志。　　　　在古时候，我国劳动人民就用智慧，在农耕时代，经过长期的观察，总结出了经验，最后浓缩成为二十四节气，这对于农民的劳动生产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祖先还用自己的智慧，得到了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明。这些发明创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让我们中华民族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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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　　孔子文化学院是曲阜师范大学设立的专门从事孔子、儒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教学和学术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孔子、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学院前身是建于1979年的孔子研究室，1983年改为孔子研究所，1993年升格为孔子文化学院。　　目前，学院拥有“山东省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专门史硕士点，历史文献学硕士点；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设于本院，“山东孔子学会”挂靠单位；本院与孔子研究院共同拥有山东省“泰山学者”岗位。设有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与相关思想文献、中国儒学史、齐鲁文化、比较文化、文献情报等研究室。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现有教授、研究员6人，副教授、副研究员4人，博士10人、硕士8人。除本院学者外，学科还有校内20多位从事儒学与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并聘请李学勤、深见东州先生为我院名誉院长，聘请李学勤、杜维明、方克立、葛荣晋、刘蔚华、远藤哲也、崔根德等3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任本院兼职教授。现任院长为杨朝明教授。　　学院拥有藏书四万余册，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孔子文化大全》等大型类书、丛书。学院每年编辑出版高品位学术性的《孔子文化研究》期刊，每学期编辑出版普及性的《孔子文化》期刊。　　自1986年以来，本学科学者发表了20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鲁国史》、《中国儒学史》（七卷本）、《鲁文化史》、《周公事迹研究》、《稷下学史》、《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孔门弟子研究》、《孔氏家族全书》、《诗论解义》、《古文献与古史考论》、《尚书注训》、《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孔子家语通解》、《论语新校释》、《大戴礼记汇注校释》、《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等一批高水准的学术专著。在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编辑出版了《孔子资料汇编》、《孔子弟子资料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等大型的文献资料集。先后获国家、省部级奖励50余项，承担《儒家理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六经之教与孔子遗说》、《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大戴礼记汇校集释》、《论语汇校集释》、《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汉魏孔氏家学研究》、《〈孔子家语〉综合研究》等国家、省部级等各级科研课题100余项。　　由于地处孔子故里、儒学故乡而研究孔子、儒学，学院受到普遍关注。各级领导、各界人士、专家学者常常来学院视察、交流，推动了学院和学科的发展，提升了学院、学科和学校的影响力。　　学院与韩国、日本、美国、德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等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保持经常、广泛而密切的学术联系和交流。　　与日本的岩手大学、东日本国际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等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学术合作。与我国港台地区学者保持经常性的学术交流。　　在研究经费上，除省财政投入和学校匹配外，还积极吸引外资。2001年日本友人深见东州先生捐助300万元人民币，设立“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支持以本校为中心的孔子儒学研究。学校利用这一经费向全国公开招标，共设立开放课题50个，资助出版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著31部，极大地推动了孔子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学院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与韩国成均馆大学签有友好交流协定，每年定期联合举办题为“中韩孔子文化论坛”的学术会议；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我院访问讲学；派出多位学者赴海外讲学、参加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学院独立或联合举办了“国际孔子与儒学研究讨论会”、“全国孔子与儒学研究讨论会”、“儒学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区府汉魏碑刻考察研讨会”等十多次大型学术会议，先后邀请匡亚明、孔德懋、李学勤、杜维明、金圣基、胡晓伟、周孝正、皮介行、高明士、丁原植、田旭东、黄一农、夏传才等百多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学院学者教授也先后到韩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澳门及大陆许多省市高校访问讲学。学院还多次接待海内外团队或个人的来访，接待过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学术团队200多次，有力地促进了孔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学院经常举行学术讲座，聘请知名专家学者，每周二作“学术前沿”讲座；以研究生为主体，每周五开办“洙泗讲堂——中华元典会讲”，吸引了广大师生踊跃参与，为深入研究、大力弘扬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5年以来，我院创刊《孔子文化》，赠送到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赞誉。

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一千五百字以上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　　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　　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　　〔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　　〔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　　〔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　　〔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　　〔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　　〔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　　〔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　　〔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　　〔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　　〔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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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有条件地”承“接下来讲讲什么是“承”。我认为“承”就是继承、发扬、延续，还包括转化和创新。把传统的文化和物质精神都保留下来了，之后怎么办？是不是都要学习和弘扬？不行，要区别和选择。对于精华的部分，我们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使它发挥作用；对于糟粕的部分，要留下来让后人知道，但是不要复制，也不需要扩大。 中国以前有各种礼仪，尊重别人，自己保持谦虚、谦卑的姿态，恪守正常的次序、礼节是对的，但过分的甚至不讲人性的那种谦卑，是要不得的。再比如，中国古建筑有好的地方，但是也有缺点。一般来说，古建筑都是讲究表面，讲究公共活动，但是不讲究生活，采光不好，通风不好，没有采暖。如果今天我们形式上要造一个古建筑，那么这些都要改变。当年美国建筑师设计燕京大学的时候，表面用的是中国宫殿的形式，但是里面都用上了暖气和现代设备。所以，对待传统文化，不是照单全收，要取之精华，把糟粕的以及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去掉。 在“承”的过程中，既要兼收并蓄，也要本土优先。在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本土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比较适合本土的环境。所以，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比较的过程中，要注意优先采用更加符合本地条件的内容，也就是本土优先。另外，因为要“承”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应该分轻重缓急。比如同样是精华，中国现在某个地方最紧缺、最需要继承的是什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就应该优先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些传统文化今天起的作用更大，可以优先。有些起的作用并不大，那么可以晚一点。所以“承”不像“传”，“传”是无条件，什么都先“传”下来再说，“承”的时候要有所选择。 传统文化在用的时候要注重效果，因为古代的、传统的再好，往往不是马上就能应用于今天，这就要实行创造性转化。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讲传统文化，就要让小孩子穿上汉服跪拜，整天念的就是儒家的经典，见了父母要磕头，叫大家坐在一起给父母洗脚，有效吗？没有什么效果，那绝对是走偏了。今天我们讲孝道，今天我们讲仁义，要根据今天社会的需要采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有的则要加上新的内容。如果不是根据今天的需要完成创造性转化，那么传统文化的精华就很难得到延续，更难得到弘扬。 以孝道为例。中国的孝是什么？我认为中国孝的本质就是保证家庭、家族的延续，也就是生孩子，这就是中国孝的本质。孟子曾经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及时结婚生子，把孩子抚养成人，家族的门风和血缘才能延续。我曾经研究过中国人口史。中国的人口从公元初大概六千多万，到宋朝的时候突破一亿，到清朝突破两亿，到清朝后期突破四亿，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靠什么？当然靠物质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靠精神，也就是中国长期讲的孝道。这个观念到了今天有什么用？今天全世界都碰到了人口老龄化的难题。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现代社会，人口越在下降。很多国家通过物质奖励生育，最后都没有成功。那么靠什么？只有靠理念、靠信仰，在中国可以通过对传统孝道作新的转化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转化？就是要对孝道作出新的解释，孝道不仅仅是尊老爱幼，还包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起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其中就包括及时地成家生子。

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一千五十字左右

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惊人而巨大的变革。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化也遭受了剧烈的撞击与动荡。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与洗礼，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后期，中国一直是多种文化厮杀的主战场。　　然而，在经历了质疑，批羊，反思之后，中国文化似乎仍然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现代年轻人普遍没有文化归属感，面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种冲击，我们站在路口却不知去向。　　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吃肯德基，我们过圣诞节，我们立场做有文化的人，但我们很少思考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此时的拥有的，真正的文化。面对这样的文化残局，选择逃避是于事无补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找到答案。要想找到答案，就必须要先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现代意义。　　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礼仪文化中有很多道德的因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香水偿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一种崇高道德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从《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涵义，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另外，传统文化中还对我们提出“诚信”，“仁爱”，“互助”等等道德上的要求和希望……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我们要理解它，然后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为构建和谐文化出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推动的是我们自己的根和灵魂。 当然，另一方面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也存在一些腐朽的“毒素”，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要剔除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来了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继承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的好的文化，以此来更新我们的文化，创造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文化。因此，我觉得，要想真正找到一条传统与现代兼并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之路，我们首先要重视传统论，走进它，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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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