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艺术鉴赏论文1500字数多少合适写
陶瓷艺术鉴赏论文1500字数多少合适
陶瓷是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在原始的时代,那么中国就基本上有一些比较简陋的淘器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淘气。装一些水用来喝。虽然做的比较简陋,但是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了。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奴隶社会,时候,淘器已经做的是非常好的了,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了。尤其是到封建社会以后,陶瓷的发展就是更加发达了。那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几大出名的陶瓷窑炉,官窑,汝窑等等。并且这些窑治的陶瓷制品到现在是非常出名的,并且价值是非常高的。并且陶瓷的本身装饰也是非常多的,他通过上又彩绘等等,能够把各种美丽的景色,新人物的心情或者说是一些故事的发展情节。一些自然界的花鸟虫鱼都可以栩栩如生的表现在整个陶瓷器上面。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目前淘气有艺术陶瓷,还有工业陶瓷。并且技术都是非常完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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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 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宋朝瓷器,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还应的有“梅瓶”、“玉壶春”等 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 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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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观胎辨釉 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观察造型 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辨别款识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
说宋瓷,要从五大名窑说起 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至今没有发现。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陶瓷艺术鉴赏论文1500字数多少合适呢
概说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观胎辨釉 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观察造型 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辨别款识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
陶瓷是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在原始的时代,那么中国就基本上有一些比较简陋的淘器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淘气。装一些水用来喝。虽然做的比较简陋,但是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了。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奴隶社会,时候,淘器已经做的是非常好的了,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了。尤其是到封建社会以后,陶瓷的发展就是更加发达了。那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几大出名的陶瓷窑炉,官窑,汝窑等等。并且这些窑治的陶瓷制品到现在是非常出名的,并且价值是非常高的。并且陶瓷的本身装饰也是非常多的,他通过上又彩绘等等,能够把各种美丽的景色,新人物的心情或者说是一些故事的发展情节。一些自然界的花鸟虫鱼都可以栩栩如生的表现在整个陶瓷器上面。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目前淘气有艺术陶瓷,还有工业陶瓷。并且技术都是非常完善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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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观胎辨釉 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观察造型 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辨别款识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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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宋瓷,要从五大名窑说起 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至今没有发现。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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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中国古老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在原始的时代,那么中国就基本上有一些比较简陋的淘器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淘气。装一些水用来喝。虽然做的比较简陋,但是已经有一定的雏形了。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奴隶社会,时候,淘器已经做的是非常好的了,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了。尤其是到封建社会以后,陶瓷的发展就是更加发达了。那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几大出名的陶瓷窑炉,官窑,汝窑等等。并且这些窑治的陶瓷制品到现在是非常出名的,并且价值是非常高的。并且陶瓷的本身装饰也是非常多的,他通过上又彩绘等等,能够把各种美丽的景色,新人物的心情或者说是一些故事的发展情节。一些自然界的花鸟虫鱼都可以栩栩如生的表现在整个陶瓷器上面。让人看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目前淘气有艺术陶瓷,还有工业陶瓷。并且技术都是非常完善的了。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说宋瓷,要从五大名窑说起 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至今没有发现。为“五大名窑”之首。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 "宋官窑"青釉方花盆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宋哥窑"青釉鱼耳炉哥窑,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宋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概说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因为,古陶瓷鉴定是一门综合的技术,要掌握它,需要下一番功夫。例如,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从胎质、釉色、造型、纹饰、款识甚至重量等方面入手,作出准确的判断。对初学者来说,如能潜心钻研,循序渐进,掌握一些古陶瓷的鉴别方法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观胎辨釉 根据各期陶瓷胎质、釉色的特点来判断 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又如,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观察造型 从各朝代陶瓷的造型去判断 陶瓷鉴定,造型是一个重要依据。它有明显的时代性,直接反映出不同社会时期人们的审美观。饭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器皿,一般人对它也许注意不多。其实,它的造型也是不断地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唐代的饭碗,一般是深腹,直口,实平足,胎厚,体重。明代的碗,口外撇,腹深而丰满,圈足较高,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入清以后,特别是康熙时期,碗口外撇,但弧度没有明代大,腹深但显得瘦小,圈足开始变矮。到雍正以后,其圈足最下处,一改明代的平齐而向圆形(俗称“泥鳅背”)演变。又如,我们常见的口小、肩丰、圈足的梅瓶,它也随着不同时代而变化。宋代的梅瓶造型是小撇口,短颈,肩特别丰,身体修长,圈足,给人以古朴秀美之感。到元代,则改宋代时的小撇口为板唇口,短颈加高,从直统式小颈改为喇叭状,下身加粗,体形变大。到了明代早期,其口又改为卷唇口,肩丰而斜,下身略胖,改变了宋代的秀长身形,向平稳实用发展,这是梅瓶造型最美的时期。发展到清代雍正时的梅瓶,它以明代早期为式样,但其口往往略高于明代,和颈相接处象欠一定弧度似的,没有明代早期那么好看。这时期的梅瓶,虽然丰肩,但肩的上部不是忽平就是下斜,下身又有所加粗,造型呆板,失去线条美。到清代后期,其造型更加呆板,更加粗糙,艺术欣赏价值也就更差了。笔筒是文房四宝之一。顺治年间的笔筒体形高,平底无釉,胎厚体重。到康熙年间,体形略为降低,这时笔筒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型,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但到了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不同的造型,打着鲜明的时代的印记。因此,认识、熟记各个时代器物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拿起一把“鸡头壶”,我们应该知道这种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产物。说起“宫式碗”,则应该知道是明正德年间产品的一种造型。如果是“观音尊”、“棒槌瓶”、“花觚”、 “太白缸”、“柳叶瓶”等等,这些都应是清代康熙时期生产的器物。所以说,型制对古陶瓷鉴定是非常重要的 辨别款识 从历代陶瓷的款识来判别 款识也叫年款,是在一件瓷器的器皿底中央、器皿心里,身的中部或口缘等部位,书写上某某皇帝的年号,如“大明成化年制”等字样,以表示年记。这种年款,有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叫“官窑”款;有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叫“民窑”款。除了记年款,还有殿名款(如体和殿)、堂名款(如中和堂,这是康熙皇帝在圆明园居住过的殿堂)、齐名款、轩名款、赞誉款、吉祥款、陶工款、供养款、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花样款(如白兔、双鱼、折枝花朵等),等等。这些都称为款识,是表示某个朝代生产的器物。款识的识别,是古陶瓷鉴定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已知陶瓷上最早的款识,应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商、周青铜器上铭纹和徽号已经盛行,但在陶器上有官方款的,可以肯定是在陕西咸阳出土的一件秦代陶器上的“王”字。前些时候,广州中山五路发掘一处秦汉遗址,曾发现有带“官”字的陶片;在三元里一个西汉初年墓中,也发现有“居室”款。瓷器的款记一般都以官方有关。五代至北宋初,北方白瓷中常有“官”、“新官”的刻款;在宋代的瓷器中,也见有“大观”、“政和”等带国号的款;在元代,景德镇的瓷器中常有“枢府”、“太禧”款识的。这些都是和官方用瓷有关的记年款。明代开国至清代末,有500多年,换了27个皇帝。这个时期的瓷器,普遍书写皇帝的年号。对于这些年号,我们在鉴定时,可以从中找出其规律性和特殊性。明清的款识最多,但伪款也特别多。所以,在鉴定时要多作比较,要注意每个朝代的字体、风格、每一笔划的特征,这样,才能准确的判断出真伪。明清的记年款有一定的规律性。绝大部分的记年款,都写上国号和皇帝的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仅有“隆庆”一朝写“年造”而不写“年制”。明代最早写款从永乐开始,但它的款识也仅写“永乐年制”四字篆书。“大明永乐年制”、“永乐年制”从未有楷书款,若有则是假款。从明宣德至清康熙的年号款,都是六字楷书款。但雍正一朝楷、篆书款同时使用,有六字款、四字款(即“大清雍正年制”、“雍正年制”)。乾隆时款识,篆书盛行,楷书渐少。嘉庆、道光两朝以篆书款为主。但由咸丰至宣统三年,这四朝又恢复了楷书写款,篆书款已不使用了。这是明清款识的规律性。例如,同治时的写款应是楷书,而我们鉴定时发现一件同治瓷器的写款是篆书,那就应该对这件作品的真伪多打几个问号了。鉴定古陶瓷,除了注意它的各朝写款的规律、风格和特征外,还要注意各朝写款的颜色。不同朝代使用的颜料不同,其呈色也就不一样。以青花料为例,明代至清代初期的青花款,在放大镜下可见其色下沉,周围有细小的均匀的小气泡,清代后期的仿制品则没有这种特征。上述这些是大家鉴定瓷器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