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论文3000字标准范文202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毛概论文3000字标准范文2022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上升到“决定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删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定语。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逐步增强。这些重要论断为此次《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准备。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但一些行政部门不断扩权、行政审批过多过长、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过多等，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市场成长空间，导致信号失真、资源错配和效率不高，并造成政府该管的事没有管好。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另一方面，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因为，市场因其天然缺陷，存在着失灵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容易导致垄断或不完全竞争，使其并不总是产生最有效的结果；二是市场行为的外部性可能产生负面的外溢效果；三是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四是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或不对称性容易导致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五是区域发展不协调。正是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着缺陷，才凸显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不可替代性。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总的来说，要让全面深化改革不偏离正确轨道，既需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离不开强有力政府作后盾。两者之间是矛盾统一体，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一：全靠市场自发调节会导致市场失灵，需通过宏观调控这只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纠偏补充。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想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 关键 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明确推进时间表，真正拉开中国第四轮改革大幕。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不会动摇，因为这是一脉相承的。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是经济管理和调控主体，市场是配置各类经济资源的基础环节、媒介产权产品和其他要素交换活动的基本场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走向和运行质量。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结构化发展的思想是高度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则强调市场作用，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各个利益主体自然会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是因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根本性的调节作用，那么任何政府和个人都不应该通过单独的力量来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以及保障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等。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破除各种市场壁垒，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一方面，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另一方面，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因此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取决于政府管哪些事和怎么样管，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不该管的要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要从事前的项目审批，加快向事中、事后的监管转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看待二者关系，既不能不讲求市场规律束缚生产力发展，也不能只讲市场偏废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 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步建立，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决定，但是关键的要素价格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今年是中国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20周年。20年前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臵中起基础作用，意义非凡。当前，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进展有限，门槛很高。政府手上掌握资源过多，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行政权力过大，导致发展关键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政府手中掌控的资源。 反思市场经济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通说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它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制的主要方式，以法治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强调所有市场主体地位一律平等，倡导诚实信用，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过度干预。所以，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又是法制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那么解决危机要首先破除国有资本在一切领域的垄断经营，给予民间资本平等的市场地位，使民间资本能够顺利进入金融、能源、通讯、铁路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国有资本还应从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或至少限制在非控股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或领域借助国家力量同民营资本不正当竞争，才能创造一个充分开放、公平合理、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才能使民间资本根据市场需求理性投资，也才能促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又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和权力界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将应属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把该归法律规范的还给法律，才能促使政府彻底抛弃自定经济增长目标，不顾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随意采取调控措施，强力干预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也才能使各方主体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 政府在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要弱化，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打造服务型政府。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而不是管制。”高尚全表示，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政府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主要是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此，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正确的政绩导向、用人导向加以规范化、制度化。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政府宏观管理的效率要提高，积极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的程序，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施行政管理。同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完善政府组织架构，探索建立慎决策、快执行、讲效率、负责任的行政运行架构和运行机制。另外，要充分利用现代交通通信发达、信息传导便捷的有利条件，精简管理层级，扩大管理半径。 三、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应注意加强二者的有机协调和配合。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配臵和按计划行事，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应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要培育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环境，又需要政府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因此，必须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二是资本供给，三是企业活力。所以，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重点推进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和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 收入分配改革主要解决市场问题，有利于把我国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还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只有通过收入初次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如果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都被挖掘出来，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能获得基础性的坚实支撑。而这既需要调动市场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率，又需要调动政府作用以实现社会公平。 金融改革能够大幅提高资金配臵效率、化解金融风险。目前，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贷款难”，在一些地方高利借贷盛行；另一方面是居民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在金融改革中，放宽准入与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尤其重要。只有形成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更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可以收到一箭多雕的效果，既可以解决基础设施急需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发挥民间资本机制灵活的优势，提高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的经营效率，还可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不公现象。因此，政府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有形和无形壁垒，放宽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就业创业和创新；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市场规律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要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同时还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还需要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当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过多过繁，不仅不会弥补市场失灵，而且会抑制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对自身的经济行为加以明确限定，加快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涉及政府的经济职能。通常人们使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来概括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后，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争论过程中两种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所谓“市场失灵”，主要是指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或缺陷性，因而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预期社会经济目标。“市场失灵”是主张实行政府干预的强有力的理由。所谓“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的政策干预措施不能实现预期的调节市场的作用，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导致比“市场失灵”更坏的结果。“政府失灵”是主张实行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的基本依据。　1、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和崇尚“自由市场”的小政府取向　斯密于l776年发表了产生深远影响的《国富论》，全面阐述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理。他以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为基本假定，指出“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是自由经济制度的三大要素，也是国民财富不断增加的最佳途径；认为只要给予经济活动完全的自由，经济活动就会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自动调节和支配，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政府职能的基本价值标准，就在于成为一个好的“守夜人”，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支配了欧美国家一百多年，直至20 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为止。　2、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和崇尚“政府能量”的大政府取向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通过有意识的国家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指导社会消费倾向，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和社会总就业水平，实现国家对公共经济活动的宏观指导和健康发展。包括改变租税体系、政府直接举办公共工程和投资非生产部门甚至扩充军备等；举债支出，即政府举债投资公共事业和弥补预算赤字，借此扩大有效需求，增加总就业量。凯恩斯经济理论影响了一大批经济学家，30-70年代被称为“凯恩斯时代”。它造成了政府职能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大，并成为那个时期西方国家政府基本公共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　3、70年代以后出现了“滞胀”局面和有限政府取向 　7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即所谓“滞胀”，凯恩斯主义陷入两难选择：如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如果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又会导致经济停滞。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重要观点是：基于自由竞争的市场原理是正确的，只有市场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政府的缺陷源自担任政府公职者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有追求自己私利的本性，也要对自己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因此，“政府失灵”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缺陷与市场一样严重，政府解决市场缺陷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是进一步明晰产权，而不是进行政府干预。　争论还会继续，但经过大的历史反复，问题将不会集中在是否需要自由市场或是否需要政府干预，而会集中在如何实现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与政府对市场的合理干预之间的平衡方面。

毛概论文3000字标准范文2022

毛泽东思想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意义　　【 正 文】　　关于全球化肇端的时间，迄今并无十分一致的看法，但却没有人能够否定近二十年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以来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造就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伴之以科技的迅猛发展、电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骤临，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一方面要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对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做到既要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和利益调整，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扩大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做到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新的变化，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关系到党能否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因此，充分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新变化，导致一些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对此，我们固然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意义或独创性的内容来回应前述的困惑。　　譬如说，从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来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这种回应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由于这个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因此，还必须把握变动中的现实，理解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找准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在观照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衡量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尺度，并在理论上厘清毛泽东思想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之联系，从而明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永不褪色的内容。　　一、现实与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开放的理论与变动的实践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显著特征的当代中国现实，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面对这些深刻变动中的现实，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恒久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毛泽东思想诞生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和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显然，这两个时代是不能也是无法割裂的，后者是前者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毛泽东思想连接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深刻分析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围绕着“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主题，系统回答了包括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步骤、前途等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随后又通过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顺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进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是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为中国在和平与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时代主题本身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从而迎来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的时代。　　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为了革命与战争而生的，而恰恰是为了消除战争、进而实现和平与促进发展而生的。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现民富国强，正是这一理论的价值所在。因此，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除了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国家的现代化有关，至今仍然发挥着指导作用。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可见，时代主题的变化，不仅不会导致毛泽东思想的不合时宜，反而会更加充分地层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问题凸显，网络的普及导致强势国家、民族与政治团体之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辐射效用剧增。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的国家与民族，一方面必须主动实行对外开放，以积极应对全球化之大潮，从而通过跨越式的发展来赶超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的全球化中被“边缘化”，沦为大国的附庸，并导致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难看出，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抉择，在现时代仍然没有终结。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而毛泽东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拒斥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与“衰败化”的革命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而成功地阻断了近代以后“中国被边缘化”进程，推动它由被动卷入现代化向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转变；同时，毛泽东思想中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径设计，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体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包容精神。因此，曾经成功指引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同样可以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在全球化境况下，通过深化改革和全面开放，成功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毛泽东思想与改革　　1978年以来的改革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目共睹。从模式选择来看，改革显然是对延续二十多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否定。但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决不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苏联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但是，几乎在实施苏联模式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探索中所取得的正确的理论成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内在逻辑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改革的关系，并不是相悖的，而是相一致的。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历史关联来看：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引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革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使中国社会实现了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巨变；而1978年以后的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当然是关联于而不是脱离于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的。改革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当代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也是毛泽东思想生命力的鲜活体现。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哲学关联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做出明确的回答。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首次提出并系统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其性质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其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不仅为当时的探索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毛泽东思想与改革的模式关联来看：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能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和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扬弃既有的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成功地找到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渡时期，党又顺利地走过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956年前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作的历次探索，无不体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创新精神、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创新精神，无论对于当时的革命与建设，还是对于今天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并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直接的价值与意义　　按照历史的纵向划分，毛泽东思想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四大方面的内容；而按照理论的横向归类，则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不管是纵向的划分，还是横向的归类，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独立自主，犹如“活的灵魂”，将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如果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的标尺来量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可将其分成四类：第一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权、动力、对象、性质与前途、道路等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一种存留于历史的珍贵遗产；第二类，如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活的灵魂”，具有长久的指导价值；第三类，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由于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联，需要进一步梳理与解读，以发掘其中曾被忽视的价值，澄清被误解的问题；第四类，是针对中国社会而提出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直接的价值与意义，同时构成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直接来源。　　第一，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例如：关于以农轻重为序、协调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统筹兼顾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关于正确处理公有制内部及其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商品与价值规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的改革等一系列涉及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思考等。这些与发展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思想观点，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各项不可移易的基本制度之上，而关于这些基本制度的阐述，正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同时，毛泽东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关于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关于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关于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中国法制的思想，关于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标准的思想等等，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显著与直接的现实价值。　　第三，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毛泽东思想中的文化观点主要包括：关于“向科学进军”，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工作，关于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等等。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外交。毛泽东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集中体现了上述外交思想的灵活应用，而这又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外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经过了长期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体系。结合当前党的执政条件的变化，毛泽东党建思想中一些理论观点值得关注。例如，对党的自身建设所处客观环境的分析；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观点；拓展党的群众基础的观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适时提出了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两个务必”、反对官僚主义，防止特权阶层，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等。这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施，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切入点：“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　　能否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找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至关重要，这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展开与广泛认同。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其必然选择；相应地，也应以其作为权衡毛泽东思想价值的切入点。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存在多维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之维，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态转型之维，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及其实践运动发展之维，等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这多维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则处于这一宏大的历史定位中

一．社会实践主题：弘扬科学发展观，体察新时期农民生活，关注农民工生活现状。二．社会实践目的：1、深入农村，走访农民，了解新时代农民对新思想的认知程度如何，农民对当前的各项政策的态度如何，农民工的再教育如何进行，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如何等问题，2、运用毛概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分析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进一步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3、提高本班同学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全班的凝聚力。三．社会实践对象：参与者：7282班全体同学。 调查对象：西安周边乡镇农民及村干部。四．社会实践时间：2010-4-10五．社会实践内容：1、分组情况：将全班分为A、B、C、D四组，A组：许海鑫（组长）、岳媛、井凯、李文杰、马凯、童飞、马斌，前往张村，子午镇王庄乡。B组：常伟（组长）、郝立华、陈凯、邓栓、陈天杰、雷锋、黄冰洪，前往索庄村，陈村草堂营村，下滩。C组：吴晓丹（组长）、田宁、王霜露、邹运、袁园、郑铁良、叶英哲，前往滦镇周边村庄。D组：王家友（组长）、文豪、王顺斌、肖辉、谢宏忠、徐扬、贾一哲、王蓉，前往黄良镇。2、调查方式：问卷调查3、调查内容：走访过程中我们将对以下七方面着重调查（1）从村干部了解本村当前和以往外出务工人员大致信息（包括人数，去向，住址）；（2）走访农民工家庭，重点关注留守儿童和老人状况；（3）走访农民工家庭，了解家庭基本收入情况。（4）向农民工了解如何处理留守老人孩子问题；（5）调查农民工是否了解就业再教育（包括教育的组织者，自己来源，培训方面以及工作去向）；（6）向农民工了解其在外务工的个人权益的保障问题（包括是否被侵权，是否懂得维护自身权益）；（7）向农民工了解其在外务工是否享受到国家的相关待遇。六、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对策与建议：问题一：2愿意父母出去打工吗？( C )A理解 B愿意 C不愿意父母外出打工，你和谁生活在一起? ( A )A (外)祖父母 B 亲戚 C 其他人 D 自己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平时是否和他们有矛盾? ( B ) A 经常有 B 偶尔有 C 几乎没有 D 没有9你多久和父母联系一次? ( B )A 平均一周一次 B 平均每月一次 C 不定时的经常联系 D 很少联系如果生活遇到困难，你会采取什么方式解决? ( D )A 求助老师 B 求助同学 C 求助亲戚 D 自己解决你觉得学校，社会对你的关心程度如何？( B )A很关心 B很少关心 C不关心 从调查问卷上述几道题的统计结果看，我们得出: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以隔代监护为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不多，社会关爱程度不够，留守儿童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对策与建议：总的思路是需要父母、监护人、学校、教师、社区和政府共同努力。（一）通过政府，借助行政力量，出台政策和法规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具体办法是：⒈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妇联组织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以学校为依托开办家长学校，多种形式、广泛地向家长普及科学的家教知识。⒉通过社区、村委会对外出父母及监护人提出要求，加强沟通，保持家教完整性，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政府向每个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免费“亲子热线卡”，保证每周父母与子女的电话交流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二）父母要全力支持子女的教育，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还要与学校和老师保持经常的联系，随时了解子女的学习和发展情况，并对其进行及时的引导和教育。同时，在为留守儿童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忌讳过度的物质满足。（三）学校和教师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心，拓展孩子情感满足的空间。让留守儿童感受到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学校老师要组织这些学生积极参加到学校的集体活动中来，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自己与周围的同学是平等的。同时学校要组织其他同学为这些特殊的留守学生献爱心，用师生真情填补家庭爱的残缺，使他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尊重、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缺少完整家庭的爱，心灵受到创伤，他们既是自卑，又很自尊，切不可因为成绩等方面的落后而就用“笨”、“坏”等字眼儿去刺伤他们。得到老师的关爱，是每个学生最基本的心理要求，而留守儿童作为校园中的特殊群体，需要老师付出更多的关爱，更多的鼓励，更多的尊重。（四）借助社会中介和服务机构开展家教咨询。在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方面主导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社会教育机构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辅助作用。要鼓励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必要的家庭教育知识的讲座和辅导，以弥补学校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局限性。问题二：4、你每个月工资是多少? ( B )A 500元以下 B 1000元以下 C 1000元以上5、你每个月生活费是多少？( A )A 500元以下 B 500元以上 C 1000元以上 6、你是否能按时拿到工资？（ B ）A 能 B 不能7、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您首先选择 （ A ）A 找亲戚朋友老乡帮忙 B 向有关机构申请调解仲裁 C 寻求法律援助 D 找工会组织帮助 E 默默忍受，不求助 F 其他8、当地是否有农民工组织？ （ B ）A 有 B 没有9、假如当地有农民工组织，您是否愿意参加 （ A ） A、愿意 B、不愿 C、不知道/未决定10、您是否知道如下法律（可多选） （ J ） A、《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C、《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D、《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E、《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 F、《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G、《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H、《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I、《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J、都不知道从调查问卷上述几道题的统计结果看，我们得出:农民工月收入普遍偏低，属于城市的低收入人群，日常生活十分拮据。此外，农民工的工资拖欠现象普遍，工资收入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由于农民工缺乏主体意识，对法律、对公力救济的不信任，以及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所以农民工处理纠纷的主要方式是自力救济，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对策与建议：（一）普及《劳动法》等基本法律知识，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主要是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而这两种关系可以说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而用人单位一般都不会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由于没有签订合同，双方的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就难以定论，这对于农民工是极为不利的。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目的是让他们提高警惕，以防上被用人单位蒙蔽。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由于法律意识还是相当的淡薄，当被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往往采取极端的办法，希望能够得到解决。而事实上极端的办法并不一定能奏效，有时候可能违法而受到处罚。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时，只有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才有可能成功地维权，拿回自己的工资。（二）加强农民工“主人翁”教育，树立维权的主体意识首先，要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指导中引导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使有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自由地定居城市，使农民工产生一种“城市是我家”的基本观念；其次，通过在职业培训和社会宣传中增加主体意识的培养内容，提高农民工的思想觉悟与组织纪律性，进而建立农民工自治组织；第三，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有关组织应结合农民工特点，建立一种能深入沟通维权信息的信息平台，合理安排和布局维权资源，加大宣传、普及基本的维权知识与技巧。（三）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监督查处力度，进行突击检查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劳动行政部门对存在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用人单位要严厉处罚，还可以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等相关部门应经常性的开展联合突击检查活动，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必要时应及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四）完善劳动立法及相关制度1、完善《劳动法》及相关配套法律的问题。首先，《劳动法》作为劳动基准法应明确劳动法原则。其次，由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各自权限内的细则问题，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共同特点是以《劳动法》为基准法，有层次性，逐步细化，形成一个有不同位阶的法律系统。2、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摒弃造成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别和事实上不平等的因素，使农民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教育、住房等各种社会利益，并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调节和配置的新机制。3、建立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为了专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建议由企业交纳一定比例的保障金交入行业保障金账户中，在企业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后，由该行业保障金账户中致付农民工工资。如果某企业交纳的保障金不足，由行业协会来监督其补齐不足，并可以对欠薪严重的企业进行处罚。4、改进和完善工伤保险制度。（1）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由社保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然后向单位追缴。（2）以总承包单位作为责任主体缴纳工伤保险费，从根本上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低的问题。（五）社会要积极地予以配合，提供社会帮助政府应积极鼓励参加法律援助志愿活动，以帮助农民工进行维权。媒体要加强配合，加强舆论监督，进行真实客观的报道，提倡企业诚信经营，文明经商。问题三： 外出务工前是否受过相关培训？（ B ）A． 受过 B没有 就业培训是由谁组织的？ （ C ）A政府 B个人 C其他就业培训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 B ）A．政府提供 B．个人筹集 C政府提供加个人筹集从调查问卷上述几道题的统计结果看，我们得出:政府对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度不大。农民工因为资金等方面的原因，参加技术培训的热情无法保持自始至终的高涨。对策与建议：1．科学设置培训形式。对农民工的培训应当根据农民工的工作特点采用集中授课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培训，可以把课堂开在工地、车间。在学制上也可以采取系统培训和一技一能的短训或超短训班结合的形式，使培训的成果一点一点的积累。此外，工会在组织培训过程中，还要着重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劳务品牌，形成品牌效应、规模效应，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实现就业。2．科学分配培训资源。对于知识文化水平稍高的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难度较大、要求稍高、精密技术工种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系统培训。对于知识文化水平中等的大多数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有一定技术难度的、要求不太高的技术工种和规范化管理操作方面的系统培训。对于少数知识文化水平偏低，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难度不大、要求较低、容易操作的技术工种培训。 3、加强合作办学。一是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利用各县市区党校、技校和职业学校实行上下互动，针对行业特点的专业技能培训；二是与农民工市场合作，把培训和向用人单位的农民工推荐结合起来；三是和企业合作，建立起“定单培训，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4、培训和考证结合。利用中职和高职的办学优势，探索针对农民工培训逐步推行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方便有一定文化基础和能力的农民工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并允许利用学校通过考核将农民工已有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学分，政府人事劳动部门合作，定期对农民工进行技能等级考核认定，并颁发证书。并定期举办农民工技能大赛，大张旗鼓地表彰和鼓励好学上进的农民工。 5、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财政补贴。劳动保障部门对企业的培训情况进行考核后补贴一定的培训费用。农民工培训费用缴纳采取“三个一点”的方式，由企业、农民工本人以及政府财政各担负一定的培训费用。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对参加竞赛进入各阶段的农民工选手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再有就是通过对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资格证书的农民工给予一定的补贴；另外，对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能鉴定的农民工给予一定额度的培训费用补贴。 6、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维权服务相结合。在培训过程中，向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包括职业趋势分析和企业用工信息，引导农民工正确选择技能培训方向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论文6000字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看待二者关系，既不能不讲求市场规律束缚生产力发展，也不能只讲市场偏废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 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步建立，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决定，但是关键的要素价格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今年是中国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20周年。20年前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臵中起基础作用，意义非凡。当前，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进展有限，门槛很高。政府手上掌握资源过多，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行政权力过大，导致发展关键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政府手中掌控的资源。 反思市场经济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通说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它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制的主要方式，以法治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强调所有市场主体地位一律平等，倡导诚实信用，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过度干预。所以，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又是法制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那么解决危机要首先破除国有资本在一切领域的垄断经营，给予民间资本平等的市场地位，使民间资本能够顺利进入金融、能源、通讯、铁路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国有资本还应从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或至少限制在非控股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或领域借助国家力量同民营资本不正当竞争，才能创造一个充分开放、公平合理、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才能使民间资本根据市场需求理性投资，也才能促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又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和权力界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将应属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把该归法律规范的还给法律，才能促使政府彻底抛弃自定经济增长目标，不顾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随意采取调控措施，强力干预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也才能使各方主体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 政府在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要弱化，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打造服务型政府。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而不是管制。”高尚全表示，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政府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主要是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此，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正确的政绩导向、用人导向加以规范化、制度化。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政府宏观管理的效率要提高，积极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的程序，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施行政管理。同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完善政府组织架构，探索建立慎决策、快执行、讲效率、负责任的行政运行架构和运行机制。另外，要充分利用现代交通通信发达、信息传导便捷的有利条件，精简管理层级，扩大管理半径。 三、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应注意加强二者的有机协调和配合。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配臵和按计划行事，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应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要培育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环境，又需要政府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因此，必须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二是资本供给，三是企业活力。所以，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重点推进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和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 收入分配改革主要解决市场问题，有利于把我国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还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只有通过收入初次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如果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都被挖掘出来，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能获得基础性的坚实支撑。而这既需要调动市场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率，又需要调动政府作用以实现社会公平。 金融改革能够大幅提高资金配臵效率、化解金融风险。目前，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贷款难”，在一些地方高利借贷盛行；另一方面是居民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在金融改革中，放宽准入与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尤其重要。只有形成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更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可以收到一箭多雕的效果，既可以解决基础设施急需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发挥民间资本机制灵活的优势，提高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的经营效率，还可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不公现象。因此，政府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有形和无形壁垒，放宽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就业创业和创新；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市场规律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要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同时还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还需要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当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过多过繁，不仅不会弥补市场失灵，而且会抑制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对自身的经济行为加以明确限定，加快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干预 发布时间： 2003-5-26 作者：金太军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是紧密相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市场机制的完全有效性只有在严格的假说条件下才成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 ”（market 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所谓外在效应 （exter 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 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正因为政府的干预存在着上述缺陷，所以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只能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失灵。但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又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守夜人”似的“消极”政府同样无补于市场失灵，同样会造成政府失灵。因此，政府不干预或干预乏力与政府于预过度均在摒弃之列。现实而合理的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应是在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以政府的干预之长弥补市场调节之短，同时又以市场调节之长来克服政府干预之短，从而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二无机制最优组合，即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凸性组合”。为此，就需要政府从最大限度地消除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入手，针对政府失灵的两个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如确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经济职能双向重塑的总体思路；从理顺政府利益关系入手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超脱；规范政府于预职能及行为；加强对政府调控行为的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把竞争机制弓队政府调控的某些领域等），在克服和矫正市场失灵的同时，更要防止和纠补政府失灵。

1政府和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寻求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使政府行为在调节经济、弥补市场功能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错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2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优点与局限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积极完善和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如果政府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其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3我国经济体制既存在政府干预过度问题，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但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上，仍存在许多不足，政府作用和市场功能都亟待进一步完善。4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论文1000字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政企分开”要求我们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使政府和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能找到最佳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从企业涵义来看，它必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最基本职能就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需求量最大、且利润最高的组合点靠拢，从而达到资本化加速之目的。但其实现资本化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政府的职能与企业的职能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总之，以有利于微观运行为特征的整体性设计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不能逃避的责任。 所以，政府不应该越俎代疱，而应在改革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上多做点份内的事，管好自己应该管好的事，真正造就一个硬约束的、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企业解除包袱。现代企业制度不在于政府去规定一个或几个模式，而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才是关键，只有管好自己职能范畴的事，形成经济运行所需求的规范的制度和激励约束氛围，这样现代企业也必然会适应供需规律要求，自然而然形成自身的内部机制去根据社会需求运行。 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要求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对此，政府职能转变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地确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去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对市场作用的不足进行补充、干预和调节，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微观转向宏观，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 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取消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职能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最关键的是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管理经济才能把经济搞好；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应在哪些范畴内活动，必须经过制度、规范、法律程序来付诸实施。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的实际出发，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各政府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职能须与大中型企业国家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须与经营职能分开，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上到下建立权责明确、分工配套、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既保障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又维护企业独立法人地位。 正由于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上述特殊的对应关系，所以应把企业中属于政府的职能转给政府，使它们各司其责。以后企业与政府的联结方式只能是（1）纳税人与被纳税人的关系。这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通过调节税收来完成，但绝非行政上的关联；（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不论政府是以贷款投资形式或以其它形式出现，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企业决不能依赖以往对政府的无限责任制来转移投资形式；（3）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关系。企业必须在法律许可与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政府会通过行政的或法律的、经济的等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当然政府有时并不直接干预，它还可通过中介性、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人的目的，同时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企业与社会力量的监督；（4）服务人与被服务人的关系。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必要也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条件，例如抑制垄断、打击非法交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二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政企职责不分，或者说是政府和企业角色混淆，职能错位。从政府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政府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用行政办法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按时完成生产指标即可，企业无需有自己的决策，也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政府这种严重越权行为危害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政府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国家直接经营企业，难免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导致企业亏损或效益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权力，没有利益，因而限制了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以较多的精力管企业，办工厂，使政府的职能无法实现。从企业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职能，这不仅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而且使企业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加重了企业不应有的经济负担，从而使企业蒙受经营困难。 以上分析表明，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严重的“僭越”的现象。而没有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所谓“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首先必须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做好该做的事，政府工作应限定在“需要管理”、“管得了”、“管得好”的范围之内，对“不需要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应交给企业和市场。只有把后者放开才能把前者管好。为此，政府要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转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为主转向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为主。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赋企业法人财产权和完全的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从而使企业不再躺在政府身上不承担责任，也可以避免政府的越权行为。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必须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像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性事业，应该划给当地政府管理，由其财政负担支出；对属于后勤服务的职能，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于养老保险要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抓紧建立个人账户；对于失业保险问题要在完善资金筹集渠道和结构，调整使用方向及探索再就业上做文章。各级政府要从国有资产和土地出让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帮助企业分离冗员，变企业对冗员的隐型救济，为政府对冗员的公开救济，变隐型失业为显型失业。 三 从本质上看，现实中政企不分和国有企业动作不畅的症结所在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一方面，企业内部缺乏来自所有者的负责任的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由政府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又造成决策目标的混乱，企业对行政命令反映灵敏，但对市场信号则反映迟缓。从目前情况看，在国家层次上，企业的国有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这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现实中，各个政府部门都分别行使一部分所有者权利，并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在一起，形成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政企职责不分的局面；同时又没有哪一部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企业层次上，企业内部没有个体的、人格化的所有者代表，凡需所有者作决策的事，企业或找政府，或自己代所有者来决策。这种格局的最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动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应通过构建一个新型的国有资产动作机制来实现政府退出。政府退出是一个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产权责任清晰的核心内容。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作体制。具体的举措是构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制度。 第一个层次，从政府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管理局，解决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避免政府的行政权侵蚀国家的财产权。分离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同时承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职能。 第二个层次，建立国有资产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基金组织等，从而在这个层次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依法受人民代表大会管辖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投资运作的组织，两者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以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资产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而不是行政机构；它作为经济组织，以法人资格对资产投资后果负责。同时，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以出资者身份，把国有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使国有资本的价值增值。 第三个层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企业这个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活力；在这里，关键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它由两个支柱构成，其一是，公司要建立在法人财产的基础上；其二是，公司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 总之，在我国政府提出和搞活企业的改革中，从政府分离出来，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新的产权格局中，充当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角色，它的机构设置和成员任免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有资产管理局依法监管对各个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样就实现了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在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经营上的职能分离。同时，多元化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动作、投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对企业的层次上，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理人进入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法律法规，完成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种体制通过层层授权，建立产权责任制度，可以解决困感已久的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作。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经营性国有企业和非经营性国有企业，政府退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对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塑造新的国有资产运作制度，从而达到政府退出的目的，使经营性国有企业真正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对非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能直接参与竞争，政府退出的方式是，采用签订计划契约的方式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际惯例，政府签订契约的主要对象是与经济战略相关的重点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如邮政、铁路等。政府与企业签订契约，使企业承担责任，并有机地把企业战略与国家目标统一起来，依靠企业来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而接受计划契约的企业在自己的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国家的资助与支持，维护了企业的自身利益，使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为实现这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就使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有效控制企业发展的目的。当然，这种政企关系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因为政府并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确定企业的目标。

两会议案对政府行政进行机构改革成为热点关注议论话题。笔者认为，当前推进政府转型，需要明确以下几大理念。 理念之一: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政府转型过程。在市场经济国家，早期的政府职能范围非常有限，基本定位在“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承担了调解社会经济供求关系职能。随着19—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市场失灵”的问题受到普遍重视，这些国家的政府逐步扩大了宏观调控、调解收入分配、维护公平竞争以及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职能。19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滞胀问题凸现，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带来的“政府失灵”问题成为新的焦点，结果引发了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浪潮，并突破了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力、电信行业等。至此，这些国家的政府职能重点转向公共服务领域并趋于稳定，反映在公共支出结构上，转移性支出以及有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福利性支出成为主体部分。 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简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转型的基本趋势是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发展并成为核心职能。而政府转型的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政府和市场能够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发挥彼此不能或难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实现政府与市场功能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赖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础。 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转型的过程相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政府转型尽管在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表现出共性，但转型的起点和走向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经济运行，政府转型所面临的初始问题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是由不干预市场运行，到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转型则是通过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的同时，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务转变。这样，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矫枉过正”情形，市场经济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计划经济国家可能产生“市场扭曲”的问题。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从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仍然占有主导性地位，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运行状况看，行政性垄断的广泛存在，既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也抑制了市场活力，增加了社会公共服务成本。从体制方面看，政府在许多领域依然承担着决策者、生产者、监控者等多种角色，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制约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型的进程。理念之二: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转型必须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经被作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近年来开始受到不少质疑。对此应该作具体分析。一是要考虑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领域中的平均主义窒息了社会活力，而且平均主义只强调结果均等，否认不同个人、群体的贡献，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二是当时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联系的，选择了市场也就选择了效率；而“兼顾公平”主要是为避免因市场效率引致分配结果差距过大，其内涵与今天我们一般说的社会公平正义有很大不同。三是当时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政府转型主要在微观“搞活”经济方面，分配差距过大以及其他社会公平缺失问题还没有充分显现。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初的改革原则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政府转型相对滞后以及实践中存在对改革原则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根据改革进程的深化与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应该说，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选择的侧重只是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才出现的，最终则是要实现二者的平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党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认识的深化。需要明确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场运行必然以效率为取向，这是市场机制的本质属性；市场运行也要求公平(竞争规则、秩序的公平)，但市场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这种公平。政府虽然在促进社会经济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环境的改善而间接实现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观效率。政府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受托者的本质属性。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坚持了“效率”原则，而是在于政府放弃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机制交给了市场，逐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提供效率，政府维护公平正义，应该是我国市场深化改革和政府转型的基本价值取向。理念之三: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传统计划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将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经济社会的唯一主体；同时，由于否定市场，市场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虑之中。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体制及其理念的惯性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利益是政府、社会公众和市场的共同需求，也是各类主体通过分工与合作共同来维护的；财产的公共所有不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唯一选择，非公有产权在基本制度规范下同样可以实现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参与主体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政(学生无忧网整理)府转型不仅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公有产权和非公有产权的关系。这就必然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政府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 - 五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三亿元，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九七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的一点七倍。公路通车里程由一九九七年的一百二十三万公里增加到二○○二年的一百七十六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四千七百七十一公里增加到二点五二万公里，从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跃升到第二位。铁路营运里程由六万五千九百六十九公里增加到七万一千五百公里；五年建成新线五千九百四十四公里，复线四千六百零三公里，电气化线路五千七百零四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五十个。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一点四四亿吨。交通建设空前发展，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 ----摘自朱镕基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IC卡刷卡机，令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横贯东西川流不息的长安街是首都北京的象征，更是北京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要道。有心人不难发现，北京的城市交通系统信息化工程近年来动作不断。现今，在北京长安街沿线乘坐1路公交车的乘客不用为等车而焦急了，因为你可以在新安装的电子站牌上实时看到1路车的运行位置。2002年10月15日，北京市第一块电子车牌出现在1路公交车日坛路车站。通过电子站牌，乘客能够随时了解1路公交车的运行位置，真正做到了让等车人“心中有数”。 新出现的电子站牌是北京公交智能化调度指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信息传递和互通，北京所有的1路公交车全都装上了GPS系统，指挥中心将接收到的车辆数据进行整理编辑，再由中央电视塔的调频广播发射机发射到电子站牌上。目前，这种先进的公交信息服务系统还处于试验运行阶段，所提供车辆位置信息仅供参考，但不久后将正式投入使用，范围也将扩大。 除了新亮相的电子站牌，出租车上的GPS装置、公交车上的IC卡刷卡机和停车场里的电子显示牌都在不知不觉中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科技的发展正在为城市交通提速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这些还只是分散的资源，城市交通数字化之路建设的下一步目标就是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 曾几何时，春运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的独特景观，如今，迅速增长的公路、铁路、民航运力让数以亿计的人们走得出去回得来，路网带我们走遍天涯海角5年来，大大小小的机场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机场设施的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让我们来看看机场的候机楼吧。几年前我国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建筑面积较小，给旅客乘机带来了很多不便，而现在候机楼不仅仅面积增加，而且技术含量也在明显提高。机场候机楼设计概念逐步多样化，前列式、指廊式及其它综合方式相互结合，互为补充。 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等机场的航站楼均采用大跨度钢屋架结构、预应力混凝土及高强度混凝土，外形各具特色，楼内柱间距大大增加，空间宽阔，流程通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机场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电子离港系统的广泛应用，结束了几十年来手工办理值机手续的历史，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服务差错率，提高了服务质量。在登机口通过条形码阅读器扫描登机牌并自动记录旅客人数，优化了旅客登机程序。离港系统具有计算机自动分配飞机载量平衡的功能，确保载量数据的可靠性，对飞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电子离港系统为多柜台联办值机、无行李办理值机手续和多种旅客服务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随着技术的更新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成，离港系统具有的延伸服务潜力日益显现，已成为机场经营管理的可靠数据来源。 民航交通的快捷，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乘飞机出行。今年春节前，在北京上学的小赵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她可以坐飞机回家过年了，几千公里的路程只需两个小时就到了。像小赵这样春节回家过年选择乘坐飞机的人群正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曾几何时，春运，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与交通滞后结合形成的独特景观，带给许多人的是痛苦的回忆。 如今，迅速增长的运力带给数以亿计的人们一个容易实现的渴望———回家过年，外出旅游。 在这跨世纪的5年，我国铁路建设不断展开新动作，其风采和魅力日益显露。联接东北与华东的陆海通道，纵贯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洛湛通道，西安至南京的东西部新通道及投资仅亚于三峡工程的京沪高速铁路的相继建成通车。铁路每年完成客运量10亿人次左右，是1949年的10倍，“买票难”、“乘车难”的帽子被甩掉了。 2000年12月18日，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全长1262公里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这是一条历时13载、用393亿元打造出的黄金路线。它不仅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六省市连成一线，在华北与华东之间形成了一条便捷、快速的公路运输大通道，还与京沈高速公路、沈阳至长春至吉林高速公路、沪杭甬高速公路相接，使京津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和长江三角洲融为一体，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最有力的经济“助推器”。 5年来，高速公路建设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东部地区省会与地市级城市间建立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经基本完成。现如今，一条条高速路由中心城市辐射出去，密密织就了大城市圈，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据悉，截至2001年底，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9453公里（不包括港澳台），已跃居世界第二位。 其中山东省高速公路里程达2077公里、河北1565公里，广东1500公里。2002年11月高速公路突破2万公里。 到2005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将新增20万公里。到2010年，总长约5万公里、纵贯东西和横穿国境南北的“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系统将全面建成。 铁路在四次大提速之后，将于今年和2005年再进行两次大提速，并建成“三个中心”、“三个提速圈”。“三个中心”即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建成连接主要城市的快速客运网，总里程达14000~16000公里；“三个提速圈”即以中心城市为圆心，半径在500公里左右的城市间实现“朝发夕归”，半径在1200~1500公里实现“夕发朝至”，半径在2000~2500公里的实现“一日到达”。 高速公路联网，铁路大提速，交通科技让我们体验时代的“快感”2000年9月15日，正值“两纵两横”三个重要路段中的京沈高速公路通车。之前，从北京到沈阳乘最快的一班火车要9个小时，汽车走102国道需18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开通后只要6个小时。京沈高速公路成为华北与东北之间最便捷的大通道。曾经是海空部队飞行员的赵先生，现在每次来往于沈阳与北京之间，都选择乘坐“虎跃”高速直达大巴。他说：“我喜欢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就好像我依然驾驭着战斗机在蓝天上飞。”“千里江陵一日还”。现在，从铁路的任何一个节点，1500公里内都可以夕发朝至，一日何止千里！ 过去，“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现在岭南的荔枝离开枝头不到6小时，已摆上西安的超市货架，进入寻常百姓家。曾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现在乘500吨轮渡可溯江入川，沿高速公路可直达锦城，蜀道已成康庄大道。 当沈大、济青、沪宁、成渝、京石、京津塘等地高速公路迅速延伸之时，铁路建设早已按耐不住它时代的步伐。 1995年10月，铁路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铁道部党组果断决策，提出了科技发展的十个现代化奋斗目标，逐步实现大宗货物运输重载化，旅客运输快速化，安全技术装备现代化，牵引动力电气、内燃化，车辆大型专业化，运营管理现代化和主要运输过程控制自动、半自动化，铁道结构重型化，养路、装卸、检修机械化，铁路设计施工现代化，铁路宏观决策科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技术体系。我国铁路提速拉开了帷幕。 1997年4月1日，全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在京沪、京广、京哈线实施。这次提速，全路运行时速达120－160公里的特快旅客列车有8对；夕发朝至列车78列。货物列车最高时速达80公里；京沪、京广线开行重载列车64对，首次推出了月开行达515趟的“五定”（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间，定运价）货运班列。 1998年10月1日，第二次大提速使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提速区段得到延展。2000年10月21日，以西部为重点的第三次大提速，使陇海、兰新、京九、浙赣等干线的运输能力全面提高。2001年10月21日开始正式实施铁路的第四次提速。 在提速攻关的日子里，是我们的铁路工作者对全路的线路、桥梁、机车、车辆、通信、信号、安全装备等行车设备设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更新改造。提速试验先在沪宁线、京秦线、沈山线、沈大线等线路上进行，数百名科技人员参加测试，取得10亿多个关键技术数据，为确保我国铁路全面提速的成功取得了科学依据。 我国相继成功地开发出的“东风11”、“韶山8”和“东风4D”型快速客运机车，“新曙光”内燃动车组、准高速双层内燃动车组、“蓝箭”交流传动电动车组、“春城号”动车组、“中原之星”电力动车组，“先锋号”和“奥星”机车，新型产品研制之多之快，让人应接不暇。这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名副其实的“中华牌”机车车辆，在关键技术、制造工艺和整体技术水平上已经接近和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采用，新设备的不断研制成功，使我国铁路装备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了我国高速火车的动力源。 科技进步使得铁路安全技术设备水平大幅度提高，为铁路提速保驾护航。通用式机车信号、列车自动停车装置和列车安全运行速度监控记录装置，车站计算机联索设备，客车红外线轴温检测装置，钢轨探伤仪，轨道动态检查仪，道口报警装置等安全设置，已在全路普遍推广使用，初步形成了列车运行监控和列车超速防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高速公路，给我们的交通送来了时代节奏。铁路提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全路客票收入每年递增10％以上，1999年全路提前一年扭亏为盈。正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制造水平的提升为我国铁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科技进步，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2001年6月29日在我国交通建设史上又可以说是一个好日子，望眼雪域高原，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在那天正式开工建设。而如今，全长1142公里，途经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公里与多年连续冻土地段550公里，翻越唐古拉山路段海拔最高达5072米的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已初具规模。其中，冻土地区建设铁路的技术性难题已基本解决。 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冻土地区修建铁路，是世界性工程技术难题。没有充分的科研成果是根本办不到的。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创造着我国乃至世界铁道建设史上的奇迹？ 铁道部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振升回答了这一问题：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为青藏铁路的修建提供着强大的技术后盾，是他们在海拔4780米的风火山常年冻土地区开展路基、桥涵、房屋试验与多年不间断的观测、研究，取得了1300多万个试验数据后，阐明解决冻土问题的核心是控制融沉和冻胀变形；提出冷却地基冻土，减少传入冻土的热量，保持冻土热稳定性的技术路线，从而为施工中解决冻土引起的线路病害找到了有效措施。 铁道部发展计划司长期规划处林仲洪处长说，在今后的几年里，为了满足国家开发西部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我们将在抓好青藏铁路建设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西部路网基本框架，完善“八纵八横”的铁路路网通道，加强跨越东西部主干线的建设；在城市密集区发展城际多线铁路，在主要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运输，在全国主要城市与港口构建15个专门的集装箱节点站，满足国家对能源输送与高附加值物资增长的需求。到2020年铁路总营业里程将达9万公里。 1997年1月，“韶山8”型大功率客运电力机车牵引着我国自行研制的准高速客车，在北京环行线上开始启动。铁道部各级领导坐在试验车上，认真地注视着计算机屏幕上的各种数据变化和列车快速行驶时的平稳性能。 当列车速度冲到6公里／小时，并稳稳地行驶2公里后，铁道部傅志寰部长高兴地说：“我国列车已进入高速行列，这是我国铁路史上一个里程碑”。1998年6月，“韶山8”型电力机车牵引的快速列车在郑武线跑出了240公里／小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速”，新华社迅速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5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交通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我国的交通状况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交通的高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版图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现今，每打开一本交通地图，铁路、公路、飞机航线所勾画的祖国交通网不免令人“眼花缭乱”。铁路“八纵八横”的框架给中国经济布下了一张好棋盘，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快速公路网已见规模。数字化交通正在打造着“城市交通新理念”。 据统计，铁路营业里程达到7万公里，反映铁路运输效率的重要指标———运输密度达到每公里3000万吨，居世界第一。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70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9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民航机队的规模发展到1000多架，运输周转量达到了140亿吨公里，已经形成世界最大的民航市场。水运、集装箱吞吐量已经增长到2653万标准箱，其中上海港达到634万标准箱，稳稳地坐上了世界第5把交椅。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装备和客货运输总量规模迅速扩展及质量水平大幅提高，我国交通整体结构明显改善，5年来，我们已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交通运输系统。 交通是篇大文章，寥寥几千字又怎能囊括5年来我国交通事业的变化与发展。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我们交通的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而这些正是科技服务于交通为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要想富，先修路。科技作用于交通的意义更在于使得迅猛发展的交通事业有力地拉动了我国不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的积极增长，逐步把我国经济推上了快车道。 科技典范摊开中国铁路运营图，西藏自治区日前还是一片空白。如今，国家在“十五”计划中把建设青藏铁路列到新世纪重大工程中，在全国铁路横向大动脉———陇海线的西端又延长了1118公里。 提起第一次上山，青藏铁路第五标段科技攻关组组长、青年路基专家王永义说：“当时已近年底，山上气候和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在决定上不上山时，采取什么技术时，众说不一。 青藏铁路全长1118公里，其中多年冻土地段约600公里，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段960多公里，青藏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和最长的高原铁路。昆仑山隧道地处海拔4600米以上的高原多年冻土区，其隧道施工究竟采用哪种合理的支护方法，始终是专家的科研课题。有人主张采用湿喷混凝土技术，可在国内多年冻土隧道从未有过实践，没有成熟的经验，一些专家持怀疑态度，所以设计要求采用模筑混凝土技术，但也没有绝对把握，况且在昆仑山隧道冻土含冰量高，围岩破碎，冻土开挖暴露时间过长会造成冰层融化和坍塌。 王永义带领攻关小组迎难而上，他们与有关科研单位一道，选择了湿喷混凝土技术率先在全线开展攻关。通过大量室内及现场试验，终于在高寒低温及冻土条件下实现了湿喷混凝土速凝、早强、耐久，将其作为隧道临时支护及时封闭围岩裂隙，有效阻止了冰融速度，证实湿喷混凝土支护的可行性，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论文2000字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政企分开”要求我们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新的模式，使政府和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都能找到最佳位置，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取利益，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制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主要从市场上获得，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安排和决定。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企业按市场竞争法则优胜劣汰。从企业涵义来看，它必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最基本职能就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需求量最大、且利润最高的组合点靠拢，从而达到资本化加速之目的。但其实现资本化与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政府的职能与企业的职能区别在于它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负责具有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社会性的义务。具体看，保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制定战略目标与实施步骤；根据社会水平调整产业方向与结构，制定产业规划与产业改革；制定、实施税收与金融政策，并调节个人、地区等经济间形成的非有机性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和提供社会服务设施，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维护法律尊严。总之，以有利于微观运行为特征的整体性设计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所不能逃避的责任。 所以，政府不应该越俎代疱，而应在改革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上多做点份内的事，管好自己应该管好的事，真正造就一个硬约束的、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企业解除包袱。现代企业制度不在于政府去规定一个或几个模式，而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产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好自己的事才是关键，只有管好自己职能范畴的事，形成经济运行所需求的规范的制度和激励约束氛围，这样现代企业也必然会适应供需规律要求，自然而然形成自身的内部机制去根据社会需求运行。 这样，政府的职能就要求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对此，政府职能转变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地确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去做市场做不到的事情，对市场作用的不足进行补充、干预和调节，所以，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微观转向宏观，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 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取消政府职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职能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最关键的是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管理经济才能把经济搞好；政府的管理职能实施的基础是什么；政府应在哪些范畴内活动，必须经过制度、规范、法律程序来付诸实施。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基础的实际出发，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各政府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职能须与大中型企业国家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国有资产的监管职能须与经营职能分开，从制度上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上到下建立权责明确、分工配套、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既保障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又维护企业独立法人地位。 正由于企业与政府存在着上述特殊的对应关系，所以应把企业中属于政府的职能转给政府，使它们各司其责。以后企业与政府的联结方式只能是（1）纳税人与被纳税人的关系。这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战略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或通过调节税收来完成，但绝非行政上的关联；（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不论政府是以贷款投资形式或以其它形式出现，政府都是一个人格化的实体，企业决不能依赖以往对政府的无限责任制来转移投资形式；（3）监督人与被监督人的关系。企业必须在法律许可与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否则政府会通过行政的或法律的、经济的等手段对其进行必要的惩罚。当然政府有时并不直接干预，它还可通过中介性、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监督人的目的，同时政府行为也必然受到企业与社会力量的监督；（4）服务人与被服务人的关系。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必要也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条件，例如抑制垄断、打击非法交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提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二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是政企职责不分，或者说是政府和企业角色混淆，职能错位。从政府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政府是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政府用行政办法直接管理企业，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使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按时完成生产指标即可，企业无需有自己的决策，也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实践证明，政府这种严重越权行为危害极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社会需求复杂多变，政府不能完全了解和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国家直接经营企业，难免犯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导致企业亏损或效益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权力，没有利益，因而限制了其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政府以较多的精力管企业，办工厂，使政府的职能无法实现。从企业方面看，其主要表现是企业承担了大量的政府应承担的社会职能，这不仅分散了企业的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而且使企业付出了大量的成本，加重了企业不应有的经济负担，从而使企业蒙受经营困难。 以上分析表明，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政府和企业都存在着严重的“僭越”的现象。而没有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所谓“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首先必须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做好该做的事，政府工作应限定在“需要管理”、“管得了”、“管得好”的范围之内，对“不需要管”、“管不了”、“管不好”的应交给企业和市场。只有把后者放开才能把前者管好。为此，政府要从管理微观经济活动为主转向管理宏观经济为主；从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转向培育、组织和管理市场为主；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为主转向规划、协调、监督、服务为主。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赋企业法人财产权和完全的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从而使企业不再躺在政府身上不承担责任，也可以避免政府的越权行为。 要正确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搞活国有企业，还必须分离企业的社会负担。像医院、学校等社会公益性事业，应该划给当地政府管理，由其财政负担支出；对属于后勤服务的职能，应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于养老保险要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抓紧建立个人账户；对于失业保险问题要在完善资金筹集渠道和结构，调整使用方向及探索再就业上做文章。各级政府要从国有资产和土地出让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帮助企业分离冗员，变企业对冗员的隐型救济，为政府对冗员的公开救济，变隐型失业为显型失业。 三 从本质上看，现实中政企不分和国有企业动作不畅的症结所在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一方面，企业内部缺乏来自所有者的负责任的监督和制衡；另一方面，由政府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又造成决策目标的混乱，企业对行政命令反映灵敏，但对市场信号则反映迟缓。从目前情况看，在国家层次上，企业的国有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这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现实中，各个政府部门都分别行使一部分所有者权利，并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在一起，形成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政企职责不分的局面；同时又没有哪一部门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企业层次上，企业内部没有个体的、人格化的所有者代表，凡需所有者作决策的事，企业或找政府，或自己代所有者来决策。这种格局的最终结果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动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应通过构建一个新型的国有资产动作机制来实现政府退出。政府退出是一个制度变革。通过制度变革创造新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产权责任清晰的核心内容。在这里，首先是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作体制。具体的举措是构建三个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作制度。 第一个层次，从政府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管理局，解决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避免政府的行政权侵蚀国家的财产权。分离出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应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同时承担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职能。 第二个层次，建立国有资产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企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基金组织等，从而在这个层次上实现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投资主体，是依法受人民代表大会管辖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委托，以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投资运作的组织，两者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以资产所有者代理人的身份，进行资产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而不是行政机构；它作为经济组织，以法人资格对资产投资后果负责。同时，它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理人，以出资者身份，把国有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使国有资本的价值增值。 第三个层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企业这个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活力；在这里，关键是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它由两个支柱构成，其一是，公司要建立在法人财产的基础上；其二是，公司由法人治理结构来管理。 总之，在我国政府提出和搞活企业的改革中，从政府分离出来，直接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新的产权格局中，充当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角色，它的机构设置和成员任免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有资产管理局依法监管对各个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这样就实现了行政机构与经济组织在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产经营上的职能分离。同时，多元化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对国有资产的动作、投资、保值和增值负责。在对企业的层次上，国有资产的投资主体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理人进入其中，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法律法规，完成国有资产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这种体制通过层层授权，建立产权责任制度，可以解决困感已久的国有资产所有者对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作。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经营性国有企业和非经营性国有企业，政府退出的方式是不同的。对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通过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离、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塑造新的国有资产运作制度，从而达到政府退出的目的，使经营性国有企业真正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而对非经营性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不能直接参与竞争，政府退出的方式是，采用签订计划契约的方式实行计划管理。根据国际惯例，政府签订契约的主要对象是与经济战略相关的重点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如邮政、铁路等。政府与企业签订契约，使企业承担责任，并有机地把企业战略与国家目标统一起来，依靠企业来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而接受计划契约的企业在自己的目标与国家目标相结合的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国家的资助与支持，维护了企业的自身利益，使其能够自觉地、主动地为实现这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这就使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达到有效控制企业发展的目的。当然，这种政企关系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况，因为政府并不直接从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确定企业的目标。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起来，不能割裂地看待二者关系，既不能不讲求市场规律束缚生产力发展，也不能只讲市场偏废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激发经济活力。 一、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步建立，一般商品劳务的价格基本上已由市场决定，但是关键的要素价格还不是市场供求决定。今年是中国明确提出市场化改革方向20周年。20年前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臵中起基础作用，意义非凡。当前，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进展有限，门槛很高。政府手上掌握资源过多，过度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而行政权力过大，导致发展关键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政府手中掌控的资源。 反思市场经济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通说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它要求以市场作为资源配制的主要方式，以法治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强调所有市场主体地位一律平等，倡导诚实信用，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过度干预。所以，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又是法制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那么解决危机要首先破除国有资本在一切领域的垄断经营，给予民间资本平等的市场地位，使民间资本能够顺利进入金融、能源、通讯、铁路交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国有资本还应从竞争性行业全部退出或至少限制在非控股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国有资本在竞争性行业或领域借助国家力量同民营资本不正当竞争，才能创造一个充分开放、公平合理、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才能使民间资本根据市场需求理性投资，也才能促使我们的市场经济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又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角色定位和权力界限，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将应属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把该归法律规范的还给法律，才能促使政府彻底抛弃自定经济增长目标，不顾市场经济客观规律随意采取调控措施，强力干预经济发展的传统思维和习惯做法，也才能使各方主体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应有作用，解决以往存在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 政府在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要弱化，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打造服务型政府。十八大代表、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说：“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而不是管制。”高尚全表示，凡是市场主体有能力做好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主体去做，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政府不要再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主要是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此，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切实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将正确的政绩导向、用人导向加以规范化、制度化。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继续推进依法行政；全面建立政府问责制度，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须赔偿、违法要追究。 政府宏观管理的效率要提高，积极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规范作用。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进一步缩小行政审批的范围，简化和规范行政审批的程序，充分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施行政管理。同时，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要完善政府组织架构，探索建立慎决策、快执行、讲效率、负责任的行政运行架构和运行机制。另外，要充分利用现代交通通信发达、信息传导便捷的有利条件，精简管理层级，扩大管理半径。 三、更好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应注意加强二者的有机协调和配合。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配臵和按计划行事，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应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要培育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环境，又需要政府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因此，必须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市场需求，二是资本供给，三是企业活力。所以，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要重点推进三大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金融改革和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 收入分配改革主要解决市场问题，有利于把我国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目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还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只有通过收入初次分配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如果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巨大的内需潜力都被挖掘出来，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能获得基础性的坚实支撑。而这既需要调动市场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率，又需要调动政府作用以实现社会公平。 金融改革能够大幅提高资金配臵效率、化解金融风险。目前，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贷款难”，在一些地方高利借贷盛行；另一方面是居民缺少有效的投资渠道。在金融改革中，放宽准入与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尤其重要。只有形成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激发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活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才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形成公平的市场环境，使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更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营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可以收到一箭多雕的效果，既可以解决基础设施急需的资金问题，又可以发挥民间资本机制灵活的优势，提高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的经营效率，还可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不公现象。因此，政府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除有形和无形壁垒，放宽市场准入，规范市场秩序；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就业创业和创新；通过完善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性，市场规律发挥作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政府要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同时还要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还需要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当然，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过多过繁，不仅不会弥补市场失灵，而且会抑制市场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必须有意识地自觉对自身的经济行为加以明确限定，加快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

1政府和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寻求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的最佳结合点，使政府行为在调节经济、弥补市场功能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位、越位、错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2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优点与局限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结构优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积极完善和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如果政府管理和调控的范围、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其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会抑制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3我国经济体制既存在政府干预过度问题，也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并不断完善，但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上，仍存在许多不足，政府作用和市场功能都亟待进一步完善。4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