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极为丰富,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鼎盛时期,各种管理思想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以其中的儒、法、道三家为代表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治国之道、为君之方、做吏之规。1、儒家首先提出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2、法家首先提出人性本恶的基本假设,进而提出法制、刑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提出要达到崇君权和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3、道家首先提出人性自然的主张,进而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最后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儒家主张施仁政,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反对苛政与任意刑杀,认为“苛政猛于虎”。儒家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人民,因此主张德治。孔子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只能起镇压作用,使人不敢犯罪;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使人知耻归心。要“为政以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也义”。孟子主张:“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法家崇君权,竭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目的是为推行其法制刑治的管理思想寻求实施主体和保障条件。法家不可能有现代民主思想,将法制与民主相联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只可能将法制与专制一相联系,试图以专制君权为支撑,推行他们的管理理念和制度。道家是以老子的“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派,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因此认为人性自然。在管理国家上主张虔敬清静无为、无为而治、顺天则、任自然、居静行简、省欲节用、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主要内容以人为本的管理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正人必先正己管理 古代管理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 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经世实用的管理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成为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天人合一和谐观管理古代管理思想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有序结构。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诸子百家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长补短,难辨轩轾。论述博采百家,全面综合地推敲,力图从纵横交错之中理清其脉络,在相互渗透的论点上发现管理的真谛。 现代管理学源于西方,中国从来不缺少闪光的管理思想。古代管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深邃,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引领着中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开创中国特色的管理之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和应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智慧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2]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3]。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 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 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5]。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 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有哪些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 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 “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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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专著,指出音乐能影响情感,情感也能影响音乐,书中提到: “乐者,音之所由升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意思是: 音乐是有感于客观事物才发生的,不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情感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 指的是情感影响音乐。“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意思是: 当微弱充满焦虑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会产生忧心忡忡的情感;当舒畅、和谐、缓慢、平易、内容丰富而有鲜明节奏的音乐流行时,人民感到安康和快乐。明显的说明音乐对情感是有影响的。……更多详见如下参考资料:
应该不跑题,成本核算偏一点会计方面,不过大的方向上肯定没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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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午节起源: 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 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俗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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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论文选题题目有哪些
[摘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儒家思想中的那些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柔性管理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高级的管理,是一种充分体现理性、贴近人性的管理。儒家管理思想应摒弃自身的不足,向柔性管理方法提升,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指导。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管理柔性管理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 [2]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3]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4]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邓志辉浅谈当代管理新趋势:柔性管理[J]经济师,2006,(10A) [6]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200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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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尊重的需要看尊重教育二、端正认知、调控心态、构造和谐人生三、心理健康与大学成才四、现代领导干部素质之我见五、搭起只是与能力的转化平台、提高创新与实践能力六、学会沟通、展示魅力、塑造自我形象七、我心目中的学生干部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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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有哪些特点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如下思想: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论。等到最后提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论。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和军事等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1、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2、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3、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4、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5、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6、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传统学校就采用的是传统教育,主要是负责抓学生的学习,把学生的学习看得非常重要,忽视了素质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 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 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 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