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析论文3000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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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你们真女人,男人就要买男角色
历史人物评析论文3000字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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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评析论文3000字高中
哎,小朋友啊,多读书啊,历史人物那么多,随便整一个撒,评价嘛,就看你了解多少了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PS《孤独的勇者——陈宫悲剧形象解读》这篇论文就可以借鉴一下。如果在学校里下载,CNKI,万方之类的网站应该是免费的。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民族英雄林则徐 一,生平简介 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 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 二,虎门销烟 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嘉庆九年(1804)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二十五年起,先后外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任上整顿盐务、兴办河工、筹划海运,采用劝平粜、禁囤积、放赈济贫等措施救灾抚民。后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亲自实地查验山东运河、河南黄河沿岸工程,提出改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海以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十二年授江苏巡抚。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十七年,升任湖广总督。 当时,由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英国为扭转在中英贸易中的逆差地位,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鸦片已成为严重弊害,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者。林则徐提出六条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八月,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九月应召进京,力陈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十一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十九年正月抵广州,禁烟运动迅速展开。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并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林则徐在给外国烟商的通知中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起在在虎门将鸦片公开销毁,并带领大、小官员亲自监督,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的正义行动,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中的光辉一页,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三,睁眼看世界 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英国会发动侵略战争。为了战胜敌人,需要知己知彼。他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得出:变敌人的长处为自己的长处,即魏源归纳阐述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林则徐亲自主持,组织翻译班子,把外国人讲述中国的言论翻译成《华事夷言》,作为当时中国官吏的一种“参考消息”;为了了解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将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译成《澳门新闻报》;为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又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还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其中一条规定:“各国有禁止外国货物不准进口的权利。”说明中国禁烟完全合乎《国际法》。在军事方面,着手加强和改善沿海一带防御力量。林则徐专门从外国买来200多门新式大炮配置在海口炮台上。为了改进军事技术,又搜集并组织了大炮瞄准法,战船图书等资料。林则徐敢于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精神,受到人们高度赞扬,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人。”虽然林则徐对西方认识比较肤浅,接触西学的目的是出于外交、军事需要,但毕竟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起到启蒙作用。 林则徐抗英有功,却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他忍辱负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踏上戌途。在赴戌途中,仍忧国忧民,并不为个人的坎坷而唏嘘,当与妻子在古城西安告别时,在满腔愤怒下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激励诗句。这是他爱国情感的抒发,也是他性情人格的写照。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新疆。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加深了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林则徐所译资料中发现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促成了他抗英防俄的国防思想,成为近代“防塞论”的先驱。于是他明确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提出“屯田耕战”,有备无患。他还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人们为纪念他的业绩,称为“林公井”“林公车”。林则徐根据自己多年在新疆的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临终时尚告诫“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已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为进剿太平军,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在赴任途中,1850年11月22日暴卒于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死后晋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行开复,谥文忠。 四,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浮雕 林则徐从政40年,历官13省,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他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这样写道: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
历史人物评价论文3000字怎么写
写一下诸葛亮吧 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 正文如下: 诸葛亮的人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千古无双,万世罕见:“(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拜亮为丞相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以上引文均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是人们争论最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本用不着争论,在《辞海》、《大英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里,提到三国时代的大“家”就只有两人:一是曹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或诗人),另一个就是诸葛亮——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争论呢?这是因为,颠覆历史已经成了当今历史学家及其爱好者的特征——许多历史人物已经被评了百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果不颠覆历史,不和传统的历史评价唱反调,如何能一鸣惊人,如何能引人瞩目。所以,过去说不好的历史人物,我一定要为他找一些好处(比如对隋炀帝、对秦桧、对李鸿章);过去说好的历史人物,我也一定要找点毛病出来(比如对岳飞、对诸葛亮)。于是,历史学界也不是清水衙门了,历史学家们也照样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只是,历史真的可以随意颠覆来颠覆去吗? 首先,作为军事理论家,诸葛亮的军事著述之多,在三国时期无人出其右:《南征》、《北出》、《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等有案可稽,《将苑》中“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几句话,已为历代军事指挥人员(包括其他行业有识领导)奉为座右铭; 次,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最出色的军事发明家。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使中国传统军事阵法达到了最高峰;他发明的木牛流马,是当时军队后勤供给最先进的运输工具;他“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远程武器,他的这些发明创造同样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当然,处在那样一个改朝换代的战乱年代,是否为军事家,主要还要看他的军事实践,即是否有过统兵打仗的经历以及他的战绩。谈及此处,我不由得要先发一段议论: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客观评价了曹操,和荀或,荀攸,贾诩、郭嘉,司马懿后,这几个人的军事才能才被得到还原,他们的确是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在许多关键场合、关键问题上给曹操谋划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计策!但袁绍阵营中的田丰、沮授甚至吕布手下的陈宫,他们遇事为其主做的分析、提出的建议也都准确、很好,但无奈袁绍、吕布均非明主,所以这几个谋臣的才能被后人忽略了。郭嘉的确给曹操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但并不是曹操的每次胜利都源于郭嘉的计谋:比如,官渡之战,当与袁绍陷入相持时,曹操有心退兵,是荀彧而不是郭嘉阻止了他。更何况,即使郭嘉在,曹操也不是没打过败仗,比如濮阳败给吕布、宛城败给张绣、征刘表张绣中贾诩之计等等,易中天对此没有客观评价?贾诩也一样,曹操征宛城破张绣,贾诩除了献投降计外,别无良策;张绣叛曹后依附刘表,曹操前往征伐,又大破之,贾诩同样束手无策。曹操因袁绍袭许都而撤兵,此时的贾诩灵感来了,这便有了“贾文和料敌决胜”(易中天只提他后面的“料敌决胜”却避而不谈他前面的无计可施呢?郭嘉也好、贾诩也好,有主意他们就可以向曹操献计献策,没有主意他们就可以缄口不言,自有他人出谋划策,何况曹操本人也是足智多谋。诸葛亮则不同,刘备大事小情都要问计于诸葛亮,而诸葛亮则须每求必应。孰优孰劣,还不一目了然吗?马谡给诸葛亮出的主意也是百发百中,如果他没有后来的守街亭,是不是也可称为“天生的军事奇才、其军事能力超过诸葛亮”?如果仅仅出谋划策纸上谈兵就可算军事奇才,那赵括可称“天下第一军事奇才”了。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军事家,也没有人称其为“军事奇才”。贾、郭只被称之为“军事奇才” 但只是提供意见,不是决策,你门可知道决策是要考虑无数方面的事情,包括军事,内政,外交,人事,人心,法纪,战略,战术,成功与失败的后果,和后患,而决策者要做的事就是权衡利益,择取最优方案,提供妙计的人顶多是参谋,而懂得决策的人才是帅才啊!世界上懂得谋划的人很多,但是懂得决策的很少!陈寿在《三国志*庞统法正传》中说:“儗之魏臣,统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俦俪邪?”——庞统与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并驾齐驱,法正和程昱、郭嘉相当——连庞统、荀彧都在郭嘉之上呢 为了“抗衡”诸葛亮,有些人还抬出周瑜、司马懿说事儿,然而,他们“抗衡”得了吗? 周瑜,满打满算,就打了“赤壁之战”这一场硬仗,还是在自己的“主场”。即便是赤壁之战,也不是他独自打的:“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先主(刘备),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三国志*诸葛亮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三国志*周瑜传》。无论从哪个资料看,赤壁之战都不是周瑜单独打的。周瑜功劳确大,但不能全都算在他头上; 至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比,我们还是看看蜀、魏、晋之外中立方人士吴人张俨怎样评价的吧——《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亮与司马宣王书曰: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主。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讬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汉,或册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今仲达之才,减於孔明”——这才是客观的评价! 有些人总是讲这个胜仗是刘备打的,那个胜?即使如此,他也不得不通过司马懿之口夸赞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亮卒。及军退仗是刘备打的,可为什么不想想,在得到孔明之前,刘备东投西靠,如丧家之犬;得孔明之后,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这难道是他在得了孔明之后突然自己脑袋开了窍而与孔明没有关系吗? 比如,火烧博望,有人说是刘备干的,与诸葛亮无关,因为诸葛亮那时还没出山呢?果真如此吗?《裴松之注*三国志》记:“刘备以建安十三年败,遣亮使吴,亮以建兴五年抗表北伐,自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则备始与亮相遇,在败军之前一年时也”,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山是在建安十二年。而“(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同上),夏侯敦、于禁败于博望应该是在曹操北征乌丸之后,如何能肯定地说火烧博望于诸葛亮无关呢? 让我们看看世人是如何评价刘备与诸葛亮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先主传》:“初,刘备袭蜀,丞相掾赵戬曰:‘刘备其不济乎?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徵士傅干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何为不济也?’”一个“拙於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的人,居然终成鼎立三足之一,没有诸葛亮的“谋”,哪得如此! 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说过:“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那末,为什么后来他未待“天下有变”就急于出击曹魏呢?有人说,这是诸葛亮自恃才能穷兵黩武。但问题不能这样看: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天下尽知这是个平庸的皇帝。有诸葛亮在,刘蜀固然可以自保,但一旦诸葛亮去世,则刘蜀必然成为别人(或曹魏、或孙吴)的口中食、囊中物,这一点也是天下尽知。因此,诸葛亮必须要赶在自己在世时完成统一大业,即使力所不殆也要勉为其难以求一逞。即所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后出师表》)。 明了了这一点,对诸葛亮以最弱小的刘蜀却频繁征讨最强大的曹魏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但弱小蜀汉终究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应该说这个看法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有些人却因此诟病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种人真是太浅薄了! 拿破仑先有法俄战争之败,最后的滑铁卢战役使其再无回天之力,但全世界没有人否定他军事家的地位 纵观曹操一生,尽管有众多谋士为其出谋划策,但也打了不少败仗,特别是灭袁绍、收荆州之后,其实力已是天下第一,尽管如此,还是遭遇了赤壁惨败,以后又在征汉中的作战中折损了大将夏侯渊,失利于刘备。却没人因此否认曹操军事家的地位,而诸葛亮完全凭着自己个人的智慧,统帅千军万马东征西讨,更多的时候都处于以弱敌强之势,却依然能攻城略地斩将夺隘进退自如,怎么就“军事才能平平”呢?这也太双重标准了吧。 更何况,北伐果真无功吗?第一次北伐夺得三郡,虽然得而复失但迁徙人口入汉中扩充了国力;第二次北伐进退有度,因故退兵时斩敌大将王双,令魏军望而却步不敢进逼;第三次北伐夺武都、阴平二郡扩展了蜀汉的版图;第四次曹魏强势攻蜀,诸葛亮以弱抗强,举重若轻潇洒御敌,轻松击退司马懿入寇;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获得“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之战果。在因粮草不济而退兵时还顺手射杀了名将张郃;第六次北伐兵临渭水,直指长安,以十万军兵对抗二十万众,以弱敌强,主动出击,接连取胜,打得国力最为强大的曹魏及其统帅司马懿龟缩不敢出战。正像前面提到的张俨所说的那样:“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如果不是征战途中诸葛亮病死与五丈原,最后的胜利也许属于诸葛亮。 可惜孔明劳碌过度,天妒天才-------这才是诸葛亮人生最大的败笔-----鞠躬尽谇,死而后已 至于有些人认为诸葛亮的声誉是被《三国演义》捧起来的,更是荒唐之极。说这话的人,既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又没有起码的文学常识:“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给诸葛亮这样高评价的人是谁,诗圣杜甫。难道唐朝的杜甫也会受明朝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 游过成都《武侯祠》的人都知道它门前有座建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的作者斐度是中唐时期功绩卓著的名宰相;书写者柳公绰是柳公权的哥哥,也是位大书法家,刻碑者鲁建是当时碑刻者中的绝顶高手。因文、书、刻历来为人们称绝,所以此碑被称为“三绝碑”。如此兴师动众,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碑文言道:“尚父(姜子牙)作周,阿衡(伊尹)佐商,兼齐管(仲)、晏(婴),总汉萧(何)、张(良),异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丰约,亦皆然矣。”如此高的评价,难道也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其实,与其说后人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不如说罗贯中、毛宗岗等人受了前人的影响更确切。因为,毕竟人家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距三国时代近了好几百年。 最后,我用杜甫的另一首咏颂诸葛亮的诗《《蜀相》》结束本文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基本就是从功过2方面写做出什么贡献又什么过错然后总结下是功过哪个大
评价拿破仑,我们需要新的眼光! 在一代枭雄拿破仑留给后世的诸多名言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大概算得上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自从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为了鼓励竞争,这句话更是为众人竞相引用。 这句话被父母用来指责子女:人家能考100分,你凭什么只考90分?言下之意,不想考第一名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 这句话被妻子用来指责丈夫:钱赚得那么少,没出息!你看别家男人一个个都发了财,你为什么还这么穷?至于什么叫穷?没有定义。反正眼下有比你更有钱的人,我就说你穷。言下之意,不想发财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 记者把话筒凑到刚获了铜牌的运动员跟前,问道:你没有获金牌,是不是觉得很遗憾?言下之意,不想拿金牌的运动员就不是好运动员。 从小学起老师就给学生灌输竞争意识,教得年轻人个个都想当老板,不想屈居人下,尤其不愿意做基层工作。总之,社会到处都在鼓励人们往上爬。其依据正是这条"拿破仑定律"。 可是"拿破仑定律"竟然也有撞墙的时候。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甚至说,为拿诺贝尔奖金而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如此看来,"不想拿大奖的科学家就不是好的科学家",这个说法就不对了!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最近也说,他不想自己开公司。如此看来,“不想当老板的员工就不是一个好员工”,这个说法也不对了!其实,幸好拿破仑麾下的士兵真相信这句话的还不多,要是百分之三十的士兵都想爬上来当将军,他那支大军也会乱了套。是否每个人都应该一辈子无休无止地冲锋陷阵,是否任何追求安定的想法都属于没有出息的表现?特别是说,人生是不是应该为了赚钱而竭尽心力。赚钱固然是一种利益,但安定的生活也是一种利益。球迷看比赛,角逐双方的拼杀越激烈越好看。但是一旦自己置身于社会竞争,却不能不考虑避免过于残酷的淘汰。所以,成功的人生最要紧的是找准自己合适的社会定位。不能说赚钱多的就一定比赚钱少的更为成功,官做大的就一定比官做小的和不做官的更为成功,或者开私家车的就一定比乘公交车的更为成功。这不是说不要竞争意识,而是说要寻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竞争层次和竞争强度。拿破仑是一个惟有从无休止的征战中才能汲取快感的人,他压根儿是不求安定的。要是他当年不在莫斯科、莱比锡和滑铁卢遭遇惨败,他的兵马还会继续一路冲杀,直到在另一处战场上全军覆没。所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其实是属于这么一位对人生绝无安定欲望的人物的信条。我无意于彻底颠覆“拿破仑定律”,我只是以为,社会的需要是多元的,社会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能够兢兢业业地做一个好的士兵,也不见得就委屈了这一生。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中也有好士兵。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历史人物评价论文3000字怎么写的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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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多了,你要哪位?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