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你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第一,是财政收入,即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入增值税改革。第二,是财政支出,主要是拉动内需,保增长。第三,是财政体制,主要讲讲分税制,对地方和中央的影响。
一、这场危机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如消费习惯、价值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对于我国来说,尽管因金融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创新水平不深等原因,遭受的直接损失还不是太大,但危机给世界造成的长期、深层次的影响,已经宣告了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真正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们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使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所谓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使相关企业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市场力量开始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启动内需的动力:投资依靠消费:其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客观上要求政府把民生和国民福利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我国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使我国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偏低;其二,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安居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欠账太多,有必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予以弥补;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和刺激出口的方式拉动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消费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增加投资是必要的,但增加消费意义更为重大。民消费率不断走低。1978年至2007年,在世界平均消费率提升趋势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81%下降到了3%。目前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水平超过了55%,美国近年大体稳定在67%左右。 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因为消费和服务总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一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如学校、商店、医院等;另一种是为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如金融、物流、广告、产品设计等。只有第二类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企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才能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能力,才能使“中国制造”不再成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象征。尤其是,当实体经济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2007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为249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2008年底我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正好与我国面临外需放慢和结构转型的压力上升重叠。如果政策环境得当,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二、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提振内需,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后两年多时间内约4万亿元新安排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直接。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将实施以“增支减税”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 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为七年来首次负增长。 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中国最大的税种,从明年1月1日起实行的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改革,在短期内将减轻企业税负约1200亿元。“增值税转型不仅可以拉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可以理顺税制关系,完善税制,符合国家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 。 中国还将继续执行今年下半年先后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税费等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中国财政部:研究取消和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并落实出口退税率调整政策,同时取消了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支持出口。 长期以来,中国的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更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增加居民收入将成为明年减税的目标,以刺激消费。 在减税的同时,中国将加快实施资源税、燃油税改革,研究开征环保税;将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到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项目,并逐步调高税率。 中国11月的PPI增幅已跌至2%,CPI增幅跌至4%。通胀压力的消除也为资源税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国的财政经济肯定是很有意义的,从财政上来看,经济是计划的,所以说一定是有一个宏观的调控,再有一个微观的整理,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财政的一些对经济发展的手段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11月9日公布的这十大举措力度大,出手快,发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烈政策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以投资为例,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7万亿元,而这次新安排的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0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达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我国的经济和政治还是比较超前的,虽然跟国外有的国家比不了,但是一直在努力当中,中国会越来越强?
一、我国经济形势展望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基本得到控制,2011年第四季度通胀率走入下行通道,11月通货膨胀率为2%,可见我国的通胀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展望2012,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震荡;各国宏观调控目标和方向存在分歧和冲突,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毕吉耀等,2011)。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张立群(2011)认为,2011年经济增长呈下行态势,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进入2012年后,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平稳降低,受世界经济和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当然也存在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其中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企业困难和就业问题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1)总结,中国宏观经济复苏的步伐放缓,呈现出“经济增速逐季回落、通胀压力高位回缓、经济泡沫逆转、资源错配加剧、金融风险上扬与结构刚性持续的局面”。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2011)使用预测模型得出,2012年,GDP增长率可能回落至45%,CPI预计将维持在55%的水平。我们认为,在进入2012年以后,通胀并不像之前那样是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目标,但基础还不牢固,仍有继续影响的可能。因此,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外围环境都面临一个严峻形势,应当对于增长情况赋予的关注。在国内经济中对民生和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的房地市场调控已经取得成效,从经济的长远健康角度而言,目前的房价仍具有泡沫成分,房地产市场调控在2012年仍然重要。(一)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率虽然回落,但通货膨胀的危险犹在。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就开始成为经济中一项不容忽视的问题。2011年7月CPI甚至达到了5%的峰值,之后在中央大力的调控治理下虽然开始走入下行通道,但参考09年末的形势,在11月CPI和PPI数据虽然都处于低位,并不意味着来年的通货膨胀可以完全放松。随着美国继续推行小规模的国债购买计划,并长期将名义利率维持在低位,全球的流动性仍然充裕,这部分流动性是否会向我国传导,仍是一个重大问题。纵观2012,通货膨胀仍然是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需要对其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二)增长问题外围环境仍然不稳定2012年,欧元区国家将迎来一个还债高峰,欧洲债务危机将继续发酵,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区国家将被迫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据统计,欧洲债务危机主要国家在明年2-4月会有大量债务到期,债务违约风险将会集中凸显,欧洲能否就此问题达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并将其对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降至最小化,将是2012年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驱动事件。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通过金融市场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进行传导,在美国、日本等经济体本身增长乏力的状况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观察2000年以来数据,可以发现,出口一直是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借鉴2009年的经验,如果我国的净出口表现不理想,那么投资就担负起了保持经济增长的重担,这样与历史数据相比过高的投资拉动额,对之后的经济会有一个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总体态势下,2012年我国出口将受到严重挑战,而“外向型经济”也将受到重大的影响,经济增长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中国经济的内部制约因素除去国际环境的外生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体系也随之在迅速调整。(1)劳动力成本上升目前我国各地都出现了工资上涨的情况,特别是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热门行业。苏剑(2010)通过依据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来进行研究,发现以“民工荒”为特征的特定市场劳动力短缺将是今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我国的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我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的竞争力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调整;其次,劳动力及价格的上涨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物价控制等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2)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来源之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泡沫资产的温床,其中仅2009年,从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价几乎翻了一番,而政府的房价调控措施几乎毫无效果。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仍然按照一个平稳的增长速度进行,这说明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的泡沫化的趋势。进入2009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广东等过剩流动性的目标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全国平均值。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北京市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元,这就意味着一名平均收入水平的北京市民一年的工资并不能够在同期的北京购买1平方米的房子。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脱钩,正是房地产出现泡沫化的重要表现之一。目前,虽然房地产销售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我国的商品房销售增速已经开始下降,这些都说明房价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应继续加强调控。与此同时,房价下跌将导致我国房地产投资的下降,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可能性加大。同时,由于刚需商品房的替代品——“保障房”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商品房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缓冲,但由于房地产的高产业关联性,房地产“去泡沫化”给2012年带来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不容忽视。二、政策目标选择(一)调控政策总体目标的选择2011年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调。所谓“稳中求进”,就是在巩固价格水平稳定这一成果的情况下,实行调整性的政策组合促进经济的增长。张立群(2011)对此的解释是统筹协调好控物价、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之间的关系;孙学工、樊彩跃(2011)认为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提高重要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寻找新的增长点。我们认为,2012年我国应警惕通货膨胀,以保增长为主要政策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挤除房价泡沫。因此,我国2012年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二)引入供给管理的总供求分析框架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和抑通胀二者之间只能保证一个,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忍受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得忍受高失业。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结果。实际上,有一些政策措施是能够同时保增长、抑通胀的。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税收的措施就是如此。降低生产成本和税收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供给,稳定物价,这就同时达到了保增长、抑通胀的目标。这种政策被称作“供给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与以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后者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同一时期只能保证一个,而且在实现一个目标时必然以另一个的恶化为代价。苏剑(2008)、刘伟和苏剑(2007)探讨了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供给管理政策只适应于长期调控,不适合短期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是由这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的规模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因此在短期内总供给是无法调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是由于供给管理政策的长期性特点,使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视仅限于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而对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调节效应没有予以充分承认。事实上,供给管理政策不仅能够,而且经常被运用于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只是不被人们关注,或者不被视为供给管理政策,被想当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总供给是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调控的,政府只要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因此,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调控的。苏剑(2008、2011)指出,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经常运用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财政政策,比如针对企业的税收政策,减税意味着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润上升,其效应相当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2)要素价格政策。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能源、原材料价格、利率等,都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要素价格政策的一种。(3)第四,行政、法律手段。这些手段影响企业在某一市场的准入条件和审批手续的难易程度,因此可以达到调节某一行业的总供给的目的。(4)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政策,比如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三、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政策建议(一)宏观政策组合在进行政策设计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下滑虽然有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要想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要稍稍放松政策紧缩力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幅度的刺激措施。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房价调控和抑制通胀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因此,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应采取“稳中求进”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了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三个目标,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采取以下的政策组合。货币政策:“总量稳健、定向扩张”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的总规模,防止流动性在2011年紧缩后的大规模扩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房价,并以定向扩张的货币政策扶持小微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和项目。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偏紧,但是是全面性的偏紧,所以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运营问题。因此进入2012年以后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应当进行有目的的倾斜,通过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对小微企业以及其他符合长期目标的企业予以定向宽松。财政政策:以供给管理型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政策目标财政政策总的方向应该是扩张性的,但以供给管理(尤其是降低企业税收)为主。大型的国家财政购买计划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过剩的部分夕阳产业再度扩张,不利于经济总体的结构转型和长期稳定增长。而且如果实施大规模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还可能使经济陷入新一轮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降低企业税收一方面刺激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供给,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供给的增加又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因此这种政策能够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实现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需求,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供给,在宏观调控中应该积极、充分地利用体制改革的有利效果,既推进改革,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跟降低企业税收一样,一些体制改革措施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供给、抑制物价,有助于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二)具体调控措施1、供给管理层面(1)降低企业税费在短期供给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自然是减税。为了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应当降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就相当于企业的成本,因此减税就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业税收和降低个人税收虽然都是减税,但对经济的影响不一样。降低个人税收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会加剧通货膨胀。但降低企业税费是供给管理政策,企业能够在原材料位于高位的情况下维持其原售价,同时又提高了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激励,从而一方面稳定了物价,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减少企业生产税费不仅仅从生产成本角度减低了企业的成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而言,减税政策一方面压缩了税收机构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减少了政府规模、另一方面也同样减少了企业的缴税成本,能够为企业正常运营管理节约的经费,激发企业内部管理活力。降低企业税收降低针对企业的各种税收,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微型企业的税收。我国最近在某些地区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提高这些税收的起征点的做法就是这种政策。(2)降低物流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显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我国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1]。其中很大比例是由于高速公路的垄断收费权(过路费、过桥费)使得物流业成本居高不下。实际上,降低物流成本这种政策我国近年来一直在采取,但仅主要针对农产品,对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扩大到所有产品的流通过程。由于一国的总生产成本肯定小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肯定大于18%。因此,如果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会使我国的总生产成本降低至少8个百分点,假定这会一比一地反映在价格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少8个百分点。在执行上,政府只需要出台一个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的规定就行了,不会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支出。因此,这种政策的效果应该非常好。(3)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其他辅助方法降低企业注册门槛,鼓励各种创业活动,尤其是对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应如此。改进工商管理,简化行政管理环节,降低行政性收费标准,免去可以免去的各种收费。加强和改善经济方面的立法、司法、执法,增加这些方面的透明度,提高执法、司法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同的履行,尽可能降低经济纠纷出现的可能性和处理经济纠纷的成本。(4)实行以猪肉价格为主的肉禽价格保护制度我国近期的通货膨胀中,食品价格占到了很大一部分,通过观察09年12月以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均基本上高于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时期,居民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大于CPI,峰值达到了6%的涨幅,相对应的,本期CPI指数也到了5%的峰值。因此可以认为,肉禽价格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考虑到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在肉禽价格的上涨中,猪肉价格对CPI上涨率起到了主导性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对猪肉等肉禽价格的管理措施存在问题。以猪肉为例,在价格上涨时,政府出手稳定价格;而在价格下跌伤及养猪者时,政府并没有采取相适应的措施。肉价涨时政府打压,肉价跌时政府不管,其结果,肉价波动的风险大部分由养猪者承担,这种做法严重打击养猪者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肉价下跌时,养猪者大幅度减少生产,使得下一期猪肉价格大起;肉价上涨时,养猪者不敢大幅度增加产量,结果肉价大涨的局面加剧。这部分风险又将转化到民生中,造成我国的通货膨胀风险。要避免猪肉等肉禽价格的大起大落,就要像粮食保护价一样,实行猪肉保护价制度,而且肉禽保护价应该保证养殖者有一定的正常利润。这样就能保护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保证肉禽生产。供给有保证,肉价自然不会大起;保护价的存在则避免了肉价大落。这从供给层面,对保证民生,调控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有着非常好的效果。2、需求管理层面:扩大有效需求(1)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把我国对部分产品的进口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我国虽然每年出口规模很大,但进口也不少,净出口的规模其实并不大。2009年我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4亿元,接近消费总额8亿元的1/3。刨除通货膨胀因素,我国1990-2009年的进口平均增速为5%。这意味着我国的国内需求还是有的,只是有相当一部分需求花在了购买外国产品上,只要能够把这些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就相当于扩大了内需。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技术或自主创新的方式进行国产化工作。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换。(2)严厉打击生产犯罪和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产品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增强我国产品的吸引力和美誉度,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自从三聚氢胺事件发生以来,我国的乳制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尤其是婴幼儿乳制品受到的打击最大,高端婴幼儿乳制品行业几乎成了外国品牌的一统天下。尽管政府加强了监管,但老百姓依然不买账,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生产犯罪的惩罚力度太小,老百姓无法相信生产者不会继续造假。因此,加强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确保消费安全,才能保证我国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才能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过小,甚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佑之下犯罪者毫发未损(比如双汇“瘦肉精”事件),必然迫使国内消费者转而消费外国产品,这不仅降低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也会削弱政府扩大内需的其他政策的效果。具体措施方面,可以考虑借用市场力量打击生产犯罪。比如鼓励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为避免搭便车的情况发生,可以实行最先起诉者优先政策,规定一旦确认生产犯罪,将对犯罪者处以高额罚款,并把对犯罪企业的处罚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归最先起诉者所有。(3)吸引民间资金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开发,用对荒地、荒山、荒漠的长期使用权或所有权吸引私人企业投资扩大投资的关键是给企业提供好的投资机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对土地的需求也将扩大,地价将逐步上升。因此,许多沿海城市都已经开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在内地,我国还有大量的荒山、荒地、荒漠,尤其是面积巨大的沙漠。随着地价的上升,距离繁华经济带较近的荒山、荒地、荒漠甚至沙漠就逐步有了开发价值。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主要是由政府进行的,以后可以考虑吸引民间资金,双方共同进行生态开发和治理。可以考虑如下政策: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然后进行招标,本着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将该土地一定时期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赋予治理企业,以此来吸引企业进行生态治理和开发,从而扩大投资。参考美国“西进运动”对西部地区的成功开发,有理由相信吸引民间资金对荒地、荒山、荒漠等的开发是切实可行的,也具有很大的长期效应,这部分刺激出的有效需求是依乘数扩散的,如果切实能够成规模开发,很可能会带来我国经济的一个新长期增长点。3、控制房价,挤压房产泡沫在房价调控中,应强化住房的居住功能,淡化投资功能,去除投机功能;同时合理调控预期。在2012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仍应放在与增长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科学调控,让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同时又将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1)税费层面调控首先,按现行所得税法,对住房投资征收利得税,并在此基础上征收住房投资附加利得税,并按持有年限执行累退税率。比如,持有两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100%征收;持有两年以上五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80%征收;持有五年以上至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50%征收;持有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20%征收;持有20年以上,不再征收附加利得税。这样,就可以有效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只留下居住性和投资性住房需求。其次,全面征收物业税,把投资性住房逼向房屋租赁市场,抑制房租,并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预防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份来自于出售土地使用权,这就形成“房地产绑架地方财政”的情形,而全面征收物业税,有利于开拓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不仅对房价起到调控作用,还能消除房产调控的后顾之忧,并预防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举多得。如果在持有环节不征税,那持有者就几乎没有持有成本,考虑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租出住房的积极性就不高。因此,实行物业税可以为市场提供的租房选择,抑制房租大幅上涨,为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全面征收物业税,就在于一个人可能在许多城市都有住房,对其持有的部分住房征税将造成地方政府间税收利益的分配不公。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个住房所在的政府为这套住房及其所有者提供了保安、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服务,因此所有者应该缴纳税收。(2)选择执行限购政策,尽量避免用提高利率、提高首付等手段控制房价由于限购政策在根本上还是违背市场的选择机制,长期实行会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因此如果上述税收政策能认真贯彻实施,就不再需要限购手段。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政策可能的滞后周期,上述政策不是短期内就能出台的,因此,限购政策就应该继续执行下去,直到住房税收体系完善为止。而控制房价的目的首先是民生范畴的意义,提高利率虽然可能有助于抑制房价,但却提高了房贷和月供,这部分支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刚性需求”中的工薪收入者。工薪收入者的住房支出可能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提高首付则直接限制了工薪收入者的购房能力,对“刚性需求”有大的挤出效应,与调控目的不符。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直接调控中,还是应选择好调控指标和手段,以防出现与调控初衷背道而驰的现实。(3)合理调控房价预期应该注意到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房价调控目标及政府对该目标的表述方式对老百姓房价预期的影响。房价调控是政府调控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对老百姓的房价预期有很大影响,而预期对房价则具有正反馈作用。比如,我国政府去年宣布的房价调控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这就导致老百姓认为,即使政府的调控目标实现,也只不过是房价增速下降,而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因此老百姓就会抓紧时间购房,结果就导致房价过快增长,政府的调控目标就实现不了。因此,在老百姓的预期作用下,如果政府宣布的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最终结果必然就是“房价过快增长”。目前,我国的房价下降的预期逐渐形成,这也将有一个正反馈机制,政府应注意谨慎选择宣布房价调控目标,以免房价下降过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阶段,应该继续坚持“让房价回到合理水平”这样的目标,利用预期的正反馈机制,让房价降下来;随着房价的缓慢回落,逐步调整政策目标和明确合理房价区间,让老百姓形成“房价稳定”的预期。当然,老百姓房价预期的最关键决定因素还是之前所说的政府采取的其他实质性调控措施,比如限购、利得税、物业税等,这些政策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对老百姓的预期的影响。(4)加强保障房建设,优化保障房结构,对保障房合理定位,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对于极低收入群体,应以保障房来满足其住房需求。同时从经济运行的层面而言,调控房价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保障方的建设来弥补。可以说,保障房一方面从住房需求角度满足了极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又作为调控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方面的“缓冲垫”,防止房地产市场调控对其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巨大冲击。但一方面,现在保障房太少,另一方面,保障房分配制度有缺陷,导致许多高收入者得到保障房,而极低收入者反而得不到。我们可以在保障房的户型、面积等方面进行专门考虑,以挤出高收入者对保障房的需求。比如,可以考虑保障房面积分20平方米、30平方米、50平方米三种,小面积的给单身使用,中等的给没有孩子的两口家庭使用,大的给三口之家使用。使用者可以申请购买,也可以以保护价租赁。而且保障房不得在市场上出售,也不能出租,只能按原买入价(可以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卖回给政府主管机构,一个家庭买了商品房之后必须把保障房卖回给政府。这样,高收入者就没有了获取保障房的积极性。第一,户型小,不符合高收入者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则能够接受。第二,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意味着不能取得投资收益,投机者也不需要。第三,一个人不会永远都是低收入者,随着年龄、资历、经验等的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比如刚毕业的学生肯定买不起房子,只能住保障房,随着收入的增加,就能买得起更好地房子,于是就会搬走,保障房腾出来给新的年轻人使用。也就是说,保障房就是仅能满足人们的最基本的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房的条件不能太好,否则就会产生寻租行为,保障房可能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对住房有更高需求的人可以进入商品房市场,用市场价格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
我国财政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很强的,财政政策的重要职责,就是调控经济发展。
财政对经济的影响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我国的经济和政治还是比较超前的,虽然跟国外有的国家比不了,但是一直在努力当中,中国会越来越强?
我国财政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很强的,财政政策的重要职责,就是调控经济发展。
你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第一,是财政收入,即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入增值税改革。第二,是财政支出,主要是拉动内需,保增长。第三,是财政体制,主要讲讲分税制,对地方和中央的影响。
政府支出呢由两部份组成: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转移支付是福利性的发给人民,人民收入增加→刺激消费,经济增长政府购买全在总需求里,拉动需求增长,也是经济增长的途径
财政对经济的影响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逐步推进,我国乡镇政府已经逐渐从市场上竞争性、盈利性的领域退出,但也因此断绝了乡镇政府从市场上获得收入的渠道。并且伴随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及各项为维护农民权益的改革的进行,进一步造成了乡镇政府陷入了财政困境,这样反而遏制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甚至出现了一些反弹现象。 本文分别概述了转型中的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对乡镇政府出现财政困境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并就如何使乡镇政府获得强有力的财政来保障职能的成功转变作了相关阐述。乡镇政府是我国政府机构中最基层一级,是中央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因此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历史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目前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关键因素就是缺乏必要的财政保障。一系列维护农民权益的改革大大减少了乡镇财源,而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所要求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无疑加剧了政府的公共支出,这样的矛盾局面必然制约了乡镇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因此,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财政条件作基础。
1、财政支出,也称公共支出或政府支出,是政府为履行其自身的职能,对其从私人部门集中起来的以货币形式表示的社会资源的支配和使用。在此有必要区分“财政支出”与“财政开支”两个概念:在财政预算意义上,财政支出是指政府可以支配的货币额,而与此相关的财政开支则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花费掉的货币总额。当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时,则政府财政预算上会出现财政盈余;反之就会出现财政赤字。财政支出是政府分配活动的个重要方面,财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来实现的。因此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往往反映一国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所进行的活动范围和政策选择的倾向性。所以可以从以上两大方面来理解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而安排支出的意义。2、就我国来说中国从2007年到2020年的财政支出是随着GDP的增加而逐年增加的。这也符合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财政支出规模上升的发展趋势的学说,就中国而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财政支出的范围。如果政府减少购买支出,随着政府需求的减少,全社会的投资和就业都会减少,从而导致连锁性的社会需求萎缩。这既可能形成需求不足,又可能对过度的总需求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西方学者认为,这种由政府购买支出变化引致社会投资、就业和生产规模的变化,往往数倍于政府支出变化的规模,故被称为政府支出的乘数作用。3、财政支出增加,代表政府对社会产品的需求曾加,会使市场的活性增大,企业因利润率的提高而扩大生产规模以谋求更高的资本。同时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也会大大增加,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发展。4、财政支出减少,代表政府需求减少,全社会的投资或者就业即减少这会导致社会需求介绍,这可能形成需求不足。
一、这场危机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根本性的社会变化,如消费习惯、价值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对于我国来说,尽管因金融开放程度不高、金融创新水平不深等原因,遭受的直接损失还不是太大,但危机给世界造成的长期、深层次的影响,已经宣告了持续30年的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启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真正成为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们选择并长期沿袭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是进口和出口的严重失调,使国际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二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在外汇市场动荡情况下,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三是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以保持所谓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源价格的行政管制使政府在油、电等方面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最终导致我国国民福利的净损失;五是大量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因为外需的旺盛而使相关企业找到了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影响了我国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市场力量开始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启动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启动内需的动力:投资依靠消费:其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客观上要求政府把民生和国民福利放在重要位置上,而我国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使我国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偏低;其二,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安居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欠账太多,有必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方式来予以弥补;其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增加投资和刺激出口的方式拉动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消费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增加投资是必要的,但增加消费意义更为重大。民消费率不断走低。1978年至2007年,在世界平均消费率提升趋势中,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从81%下降到了3%。目前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水平超过了55%,美国近年大体稳定在67%左右。 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因为消费和服务总是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一种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如学校、商店、医院等;另一种是为企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如金融、物流、广告、产品设计等。只有第二类服务业的发展,我国企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位置的被动局面,才能不断提高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能力,才能使“中国制造”不再成为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象征。尤其是,当实体经济开始放慢的时候,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的拐点大致在人均GDP 3000美元左右。2007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人均GDP为2490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2008年底我国的人均GDP有可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这正好与我国面临外需放慢和结构转型的压力上升重叠。如果政策环境得当,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助力。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二、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就是要提振内需,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其中,今后两年多时间内约4万亿元新安排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直接。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将实施以“增支减税”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 11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为七年来首次负增长。 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中国最大的税种,从明年1月1日起实行的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改革,在短期内将减轻企业税负约1200亿元。“增值税转型不仅可以拉动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解决企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可以理顺税制关系,完善税制,符合国家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 。 中国还将继续执行今年下半年先后出台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降低住房交易税费等政策措施,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中国财政部:研究取消和停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完善并落实出口退税率调整政策,同时取消了部分钢材、化工品和粮食的出口关税,降低部分化肥出口关税并调整征税方式,支持出口。 长期以来,中国的居民收入低于经济发展速度,更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增加居民收入将成为明年减税的目标,以刺激消费。 在减税的同时,中国将加快实施资源税、燃油税改革,研究开征环保税;将现行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到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项目,并逐步调高税率。 中国11月的PPI增幅已跌至2%,CPI增幅跌至4%。通胀压力的消除也为资源税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论文选题背景怎么写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复苏阶段,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的任务繁重。因此,一些战略性产业和民生工程仍需要大量投入,所以财政政策仍要积极。但货币政策却趋于稳健偏紧,因此,货币投放一旦进入金融市场,国家很难做到可控,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或者推动泡沫行业进一步恶化。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施了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保障的政策,并有宽松到现在的稳健量化,比如在交通,水利,医改等方面。这些政策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且使基础状况(包括生活)得到改善,其政策是有效的。开始为了配合财政政策的实行,我国实施的是宽容的货币政策,而由于当前我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国家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银行储备金率,加大控制贷款力度,提高存款利率等。使目前的情况得到一些改善,取得了一些效果。国家应注意对市场的监管力度,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对外汇率等方面
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11月9日公布的这十大举措力度大,出手快,发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强烈政策信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以投资为例,中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7万亿元,而这次新安排的扩大内需投资规模到2010年底仅两年多时间内达4万亿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征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这种政策取向的调整,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在我国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恒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采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手段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较好应用。首先,2003 —2004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分别只上调了1和0.5个百分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市场效果。上世纪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调整准备金率,且调整幅度大大高于这两次,但市场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其次,公开市场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场上通过公开买卖国债,向商业银行体系放松或收缩银根,从而起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得以保证。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央行在国债买卖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以冲销人民币的过快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2003年达到14万亿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万亿元,大大超过其它证券市场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运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被放宽至央行基准利率的7倍和2倍。到当年10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特别是后一次利率调整,虽然幅度很小,但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和一些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都因之下跌。这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提高,使市场得到非常明确的信号,央行对经济过热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强。央行还通过票据再贴现政策、窗口指导以及发布对某些风险的提示来实施宏观调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赖单一的政策,而是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系列微调手段,前瞻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达到综合的政策效果。这种组合拳式的调控方式,将是今后的主要调控手段。紧缩货币政策一般是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政府财政/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加息来抑制消费增长,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是当前宏观经济过热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有效的控制。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我国GDP增长7%,这表明快速奔跑的我国经济列车还没有慢下来的迹象。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和走势,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存在,并由此造成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加剧。统计显示,3月份的CPI已经达到了今年宏观调控的临界值3%。一系列问题的凸显使得央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尽快破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必须切实加强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银行信贷资金运作不可能游离于经济之外,但金融在促进经济资源有效配置中发挥重要反作用。报告显示,今年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市场货币流通(M0)同比增长8%。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同期GDP和CPI增长幅度之和。一季度金融机构实际增加贷款8351亿元,占全年预期目标 6万亿元的32%,同比多增247亿元。如果银行信贷投放不正常扩张,银行信贷升温,则可能为需求增加新的泡沫,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为经济过热推波助澜。特别是有些投资方自有资金不足,想方设法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甚至有的建设项目成为由一家或几家银行来承担大部分风险的“银行项目”,以至形成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发生新的银行不良贷款,积聚“短存长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4月25日起,对所有金融机构普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个百分点,将一次性冻结金融机构可用资金1100亿元左右,这对收紧银行资金流出的“阀门”,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取向是适度从紧,但要防止急刹车,避免大起大落,要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总体走向仍是稳健的,是稳健目标下发出的“紧缩”信号,也表明中央调控部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日渐明朗,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日渐科学,今后将会更多地通过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调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将获得有力的保障。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再次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经济趋于过热,谨防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央行、各金融监管部门应强化对金融业窗口指导的力度,督促金融业审时度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保持速度、提高质量、增强后劲,为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