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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概论1000字论文下载

发布时间:2024-07-07 13:01:39

中国古代史概论1000字论文下载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关键词: 晁错;新法家;历史观;人性论;国家本位;Chao Cuo; New Legalism School;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ate-Oriented摘要: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鞅、韩非“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不害、韩非、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文章引用:龚留柱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J] 历史学研究, 2014,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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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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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原始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2070年)、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476年)和封建社会。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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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赤壁之战[摘 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  一  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  二  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  三  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 考 文 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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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中国古代史论文1000字数量

观后感第一段陈述历史经过第二针对历史事件议论 找出历史原因第三在原因上通过封建制度找到更深读的原因第四得出楼后就要挨打第五男儿当自强第六给我分谢谢

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在出手应对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对保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过来,如果为避免打击经济复苏而对目前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就会不断累积加剧,将来出手应对的难度会更大。 保增长任务依然艰巨   2009年,在历史罕见的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所幸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救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将继续保持8%以上的增长已成定局。尽管如此,展望2010年的中国经济,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严峻,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首先从内部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特别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却仍然不见明显起色。在大规模投资中,银行信贷的超常增长又发挥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然而,无论是过高的投资比率还是过快的信贷增长,且不论其所蕴含的风险,其本身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201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单单依靠投资的拉动来支撑增长目标的实现。   因此,消费需求方面能否有切实的改善和提升,就成为明年保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近十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很多也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此消费需求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提升。   再从外部环境看,尽管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已经走出衰退,实现8%的正增长,但其中三分之二也要归功于政府投资,特别是对更换汽车和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政策,距离恢复到依靠市场自身推动的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美联储以及各大机构大都对美国经济前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甚至一些学者和投资者预测美国经济将呈“W型”走势,即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形。可以说,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仍然漫长。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其经济真正转好,特别是其国内消费水平恢复之前,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复苏。   综合内外因素,2010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保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通胀与资产泡沫威胁显现   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状态,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却不断增强,加上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问题,给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带来威胁,也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难题。   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泡沫膨胀,主要来自于信贷超常增长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尽管人们普遍预期今年出现的天量信贷现象不会在2010年再度上演,但即便降低到7至8万亿的规模,与历史水平相比仍是不小的规模,近乎2008年水平的两倍。况且,今年放出的信贷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真正变成投资,而是变成了企业存款,这部分资金形式的转换也将增加明年的流动性。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或吸收市场过多的流动性,通胀加速和资产泡沫膨胀也将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在出手应对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对保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过来,如果为避免打击经济复苏而对目前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就会不断累积加剧,将来出手应对的难度会更大,更有失控的危险。 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9年中国经济“保增长”的任务胜利达到,但“调结构”的目标却未能实现,这并不意外,也无可厚非。因为结构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长期性矛盾,不要说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难以解决,即便在条件好的时候解决起来也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来拉动,而居民消费增长缓慢,贡献率偏低。其他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对外依赖度过大等,都与这一核心问题有关。投资比例过大、投资增长过快,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国内需求的增长,产生产能过剩问题。过剩的产能在内需无法全部吸收的情况下,只能向外部寻找需求,靠大规模出口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形成了对外部需求的强烈依赖,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   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从长期看,如果中国经济要在未来几十年中仍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结构性矛盾就必须得到解决,并且现在就必须开始着手解决。越是往后拖,矛盾越是突出,也就越是难以解决,或许解决起来的代价就越大。 保就业始终是核心问题   就业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性矛盾之一,毕竟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也是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提供的数字,中国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而在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800万到900万到城镇就业,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非常大。   过去许多人批评,中国在宏观政策目标上总是盯着GDP增长,其次是盯着通胀或是通缩,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就业纳入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中。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就业政策其实就隐藏在发展政策之中,“发展是硬道理”,有发展,才会有就业,才会有更多的就业岗位来吸纳新增劳动力,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位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保增长就是保就业。   但是,结构调整,无论是降低投资率,还是压缩产能过剩,以及降低外贸依存度,都可能对就业带来影响。如何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不对劳动就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努力保增长、保就业的同时,还要保民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做好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工作。 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灵活性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果断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调整,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多来,这一政策组合发挥了威力,成功实现了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   目前,在经济回升基础还不巩固、外部环境仍然严峻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这一方面是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显示中国将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助于鼓舞市场信心和稳定预期;另一方面,也是要保证已投项目的后续资金需求,避免投资后继乏力,也避免出现烂尾工程和坏账增加。   同时,面对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问题,在政策执行中还需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措施手段,针对具体问题,在政策措施的重点、力度、节奏等方面做出适当调整,在保增长与遏制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之间取得平衡。 货币政策回归适度宽松   尽管中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2009年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显得过度宽松,出现信贷“井喷”的现象,全年信贷规模比年初的预计高出一倍。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导致了流动性的泛滥,进而导致资产价格迅蹿升,引发对于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忧虑,也引发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   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回归“适度宽松”,在执行中真正落实“适度宽松”的方针。在短期内不对利率政策做出调整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信贷的适度增长,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并采取措施逐步回收过多的流动性。特别是要针对热钱流入和“存款搬家”等问题,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来对市场流动性进行有效管理。 保增长应以财政政策唱主角   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政政策的执行却显得不够“积极”,截至前三个季度,财政支出仅完成了年初预算的七成,财政收支仍有大量盈余。虽然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但在危机年代中国能将财政状况保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件好事,为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政策空间。   2009年在货币政策回归“适度宽松”的情况下,应该切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让财政政策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保增长的主角。在将财政赤字和负债比率控制在警戒水平之内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出一些税收减免和增加支出的措施来带动经济增长,确保增长目标的实现。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调结构的需要,应当兼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一是在投资的方向上,重点应为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持,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打下基础;二是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应当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并重,拿出更大比例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刺激消费。

500字左右能论出来点儿什么呢,是作文吧。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1000字

建议你可以去参考下《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 林甘泉 (作) ,这本书应该对写作有帮助,这里就不啰嗦了。

儒家 教育现在给你们讲一讲“调心”。一个人要会调节心理。调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开悟的人, 他要有一个清凉的心, 清凉是脑子很清 醒, 人很冷静, 清凉心就是说这个心永远是很安定的、很平稳的。调心的目的就是要修正我们身上的习性, 习惯性的东西, 因为习惯性的东西并不是件好事情。比如: 你已经生糖尿病了, 还是喜欢吃巧克力,吃甜品, 你们说这个习性好不好? 不好的习惯性的东西一定要改掉。调心就是把心调得平衡一点。修心也叫调心,即修心养性。儒家教育就是修心养性。告诉你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能让你们修得更好, 就是共修, 人在一起的时候容易修, 容易进步, 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才能让佛印心。什么叫佛印心? 就是与大家在一起修心念经, 大家都是佛, 大家身上都有好的气场, 大家在修心的时候会有一磁场和气场出来, 那时你与大家一起念经, 你会得到信心,得到能量, 会得到佛菩萨的佛心, 印在你的心里。如果一个人修心, 很难让佛在心中留住, 因为一个人修心时, 他的磁场, 佛性不够, 而且私心杂念一起佛菩萨就离开了,一个人修心之后, 不可能马上得到清净心和自在心。以为自己清净了、自在了。那是你自己认为的, 其实你不了解什么叫做业力。就是说你以为自己平静了、清净了、得到安静了, 以为自己修心已出成果了, 实际上你就不了解你身上的业力。因为身上有业力的人他的心不可能马上修得清净。比如: 你现在还欠很多钱, 而每天所赚来的钱, 实际上不是你的, 因为你欠人家的钱, 进来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业力就是说这个业力会随着境界转, 就是心会随境界转, 心会随着业力转。比如: 今天业报到了, 你很恨这个人, 这时你心中就产生恨意, 产生恨之后, 身 体就会有变化, 饭吃不下, 觉睡不好,业力就开始变了, 你的脸也会随着业力变化, 变得越来越凶, 事业越来越有阻碍, 身 体越来越差, 这个业力就是你恨人家, 这都是业力转化的结果。修心之后不要去追求任何的感应, 你们今天跟随 师父修行, 不要去追求任何的感应。师父常常告诫你们修心念经不要去追求有什么感应, 要做到今世不造业, 累世的业也不要让他来。你们过去累世当中做的很多罪业, 随着你们再投胎受报, 有的也会没了。就像税 务 局的档 案一样,每五年就会自动注销。但是你们要记住, 你们在修行当中,因为你们是在正修, 佛菩萨会保佑你们, 你们头上有佛光,过去做的小业障真的能消掉,因此不要让累世的罪业再来侵入你的身 体, 师父现在让你们念《礼 佛大忏 悔文》就是忏悔你前世的罪业, 也只是前世而已。佛菩萨讲的三世因是前世, 今世, 来世, 能把这三世修好, 你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前世欠的债, 今世尽量不要让他发出来, 念《礼 佛大忏 悔文》之后把小的业障消掉了, 大的激活了, 然后念“小 房子”还 债。这就是阻止你累世的业力出现。

始皇论 秦始皇,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秦始皇即嬴政,出生于赵国,秦庄襄王之子,他从1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是政权却一直在吕不韦手中,但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 对于秦始皇,人们对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暴虐无道,残忍至极,是个暴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他焚书坑儒,只因自己的心情不愉快,便将460名儒士及众多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书籍烧毁,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 但对于秦始皇,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丰功伟业,他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秦始皇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都不及他,于是便创造出一个新的头衔给自己——“皇帝”从那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它设置了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 他北击匈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最后赢得了胜利。他开发了北疆,秦始皇让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开发了边疆,他修筑了长城,保护了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他统一了货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他统一了文字,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虽然霸道一生,但死后却十分悲惨,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将秦始皇的尸体与咸鱼摆在一起然后运回咸阳。 秦始皇虽然有过,但是他为人们留下了长城,灵渠,统一了思想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秦始皇都是以为伟大的皇帝!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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