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论文摘要写什么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论文摘要写什么

论文摘要又称文摘，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日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即不需阅读全文，就可获得重要的信息。摘要通常置于文题之后，文章之首。在论文发表后，论文摘要常被文献检索系统所收集。 摘要由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组成。目的部分应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说明提出问题的缘由，表明研究的范围及重要性；方法部分应说明研究课题的基本设计，使用了什么材料和方法，如何分组对照，研究范围以及精确程度，数据是如何取得的以及经过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结果部分要列出研究的主要结果和数据，有什么新发现，说明其价值及局限，叙述要具体、准确，并需给出结果的可信值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确切值；结论部分应简要说明、论证取得的正确观点极其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是否值得推荐或推广等。 说白了，摘要就是你文章的骨架。 告诉你一个懒人的办法：第一句写目的，也就是你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和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然后是“本文通过……的方法，阐述了……，论证了……，得出了……。”记得摘要最好200字左右为宜，不宜过长。

回答 论文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要求扼要地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等，重点是结论，是一篇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短文，根据内容的不同，摘要可分为以下三大类：报道性摘要、指示性摘要和报道指示性摘要。 提问 研究方法指的是什么 回答 “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论文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思维方法，内容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数学方法。” 提问 研究结论又是什么 回答 也就是论文的主体段落，虽然可能看起来没什么，但做起来可能还比论文内容还要麻烦许多。首先，写作要点允许稍微改变和操纵想法和评论，用证据支持每一个陈述。因为这是一篇研究论文，任何评论都不应该直接得到研究中的事实支持。为研究提供一个好的解释，和没有事实的陈述相反，陈述事实而不发表评论，可能你确实想提供一些证据，但要保证论文是独一无二的，需要尽可能的添加评论。不过要防止内容过长而直接使用引号，虽然论文是基于研究，但关键还是由自己提出了想法，除非打算使用的引用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可以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和分析 提问 上面提到的教学方法是什么意思？ 回答 升级一下服务吧，以便更好的咨询 更多5条 

问问摘要，主要是对传闻的一个思路总结，包括哪些这个论文的背景目的以及意义，还有你写论文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你第一部分写什么，第二部分写什么？第三部分写什么？

论文摘要应该写以下四点内容:　　1、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2、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　　3、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　　4、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论文摘要

我是苗族的，不晓得如何写，不过可以提供些建议：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毁坏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同时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苗族而言，我们有我们独特的文化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惯常法的民族，也是第一个冶炼青铜的民族。现代苗族文化是多元而开放的，著名的苗族艺术有苗族芦笙舞，湘西苗鼓，湘西苗剧，苗族凳子舞，巴乌，苗琴，苗绣苗服，苗族蜡染等，苗族祖先古代发明了苗族历法-苗历。主要的苗族节日有：三月三，花山节（踩花山），六月六，苗年等。苗族因支系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也可导致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对苗族而言，主要以稻米和玉米为主粮，过年有年糕，近似日本年糕的做法。苗族根据历史，有“盘瓠崇拜”，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也有盘瓠崇拜，（《清史稿》：古西南夷多盘瓠遗种，曰僮，曰苗，曰瑶。。。。。。苗蛮尤多。），所以原则上苗族行医行药者不吃五爪动物。过年的时候，全家必须让自己的狗先吃（盘瓠：犬图腾），打苗人的狗视为对主人不敬。而苗族历史根据传说是这样的：苗族发源于上古九黎部落，其首领为蚩尤（苗文：Yeuf Chik)，，蚩尤即为苗人共祖。蚩尤和炎黄部落发生战争，即历史上著名的涿鹿之战。炎黄部落九战九败，遂造指南车，乘大雾弥漫进攻蚩尤，蚩尤战败，传说蚩尤死后化为枫树，故有地方苗族自称"蒙”（苗文：Hmongb/Hmoob)意为“树心”的意思，枫树心生妹榜妹留(汉语意思：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哲学层次上的审视，既是解决“世界历史”、交往“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及存续前景问题的需要，也是促进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相互理解、尊重和协作，增进世界和平，以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的需要，同时还是深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细化文化哲学并使之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和文化实践更具解释力、更有指导性的需要。在文化哲学层次上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任务，就是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为核心，运用内在于哲学的整体性、抽象性、反思性和理想性等方法，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总体的、根本的存在论把握和发展论建构。这种层次上的文化哲学研究，既要求有相当的概括性和思辨性，又要求有相当的具体性和实证性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论文摘要怎么写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计数。如:中国陶瓷、文房四宝、四大发明、皮影、乐器等等。今天，我就着重说一说元杂剧和文房四宝。元杂剧第一人是关汉卿，这位中国第一位戏剧作家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的部分剧作700年来一直上演不衰。关汉卿的剧作有描写社会矛盾、歌颂人们斗争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文房四宝就是人们说的笔墨、纸、砚。笔因王羲之的缘故，李渡毛笔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山造纸状况，对连四纸作了说明，并给予很高评价。砚：星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龙尾砚都具有1000多年历史。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是历史悠久呀！篇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大力弘扬华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健康地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才能更加地充满生机和活力。小时候，每当大年三十晚，村里便鼓声四起，霎时间村当街便挤满了人，有敲锣打鼓的，有扭秧歌的，有踩高跷的，有玩龙的，村里好不热闹。小孩子穿着棉袄在街上你追我赶的，不时地放着炮，老人们聚成一堆儿聊天，年轻小伙儿，俊俏姑娘则在给人们表演节目。而清明节，人们总会把嫩绿的柳枝插在门上；端午时，奶奶总会给我们系五线绳，煮鸡蛋、煮大蒜，包粽子……到了中秋节呢，我们一家老小坐在院子里，举头望明月，低头吃月饼，真是人间一大乐事。可现在呢，“洋节”来袭，西方的情人节代替了我们的七夕节。洋节风靡而传统节日却逐渐被人们淡忘，身为一名中国人，你难道不应为此做些什么吗？现在，每当过年时人们总是出去大吃一顿，守在电视机旁看春晚，有许多人在叹气，说：“怎么一点年儿都没有？”孰不知扭秧歌，敲大鼓等这些文化习俗正在挥手向我们告别。清明节人们哪还会在自家门前插一枝嫩柳呢？仅仅去坟里扫扫墓，仅此而已。端午节，还有谁会安分地在家包粽子？中秋夜圆之夜，又有谁会和家人们惬意地坐在院子里手拿月饼，抬头赏月呢？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慢慢被人们所淡忘。传统佳节在现在社会里日益冷清，怎能不令人担忧？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呢？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传统佳节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这些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能倡议大家为弘扬传统文化而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属于这个民族，它更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尽全力把我们的传统佳节推广到世界上，让世界变得更加炫彩多姿。保卫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你还等什么？快行动吧！篇三：发挥科技优势 弘扬传统文化当书信被电子邮件取代，当脚力被各种交通工具代劳，当传统文化在濒临灭绝的边缘苦苦挣扎：处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又该何去何从？科技为上，传统靠边？还是传统为要，科技为辅？在如今纷繁芜杂的大环境下，科技与传统文化不可偏废。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让人享受舒适生活：积极发挥科技优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便对西方现代科技有一种盲目的恐惧或崇拜，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在国人心中种下了恐惧而又歆羡的种子。科技强国也被无数国家奉为圭臬。科技霸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现代科技的优势展露无遗。但我们就该为此放弃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讲究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伟大的中国文化是我们传承千年，历久不衰的法宝，也是我们走向复兴，开创未来的根本保障。虽然，传统文化不乏糟粕，虚荣、麻木等劣根性便是糟粕的体现。但，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我们经久不衰，绵延不绝。文化的包容维持着中华民族的和谐与稳定，也为民族大家庭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生机。五千年的积淀造就的是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激烈碰撞，逐步融合，而在这碰撞与融合中，各自焕发出新的的生机。科技赋予传统文化科学特性和创造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而科技发展中形成的科技精神，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念等，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传统文化。在科技条件下，传统优秀文化经过现代科技的陶冶和兼容，具有了新的创造活力，它既蕴含了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又指导着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发挥科技优势，改造传统文化，是保持传统文化生机的不二法门。同时，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和谐理念也指引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走向。先进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代建筑的发展并随着邻里人情的冷漠，交通工具的进步伴随着健康的，电子文档的的发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书写能力的退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也只能依靠传统文化。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而七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在巴黎宣布，解决21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必须去2000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中汲取智慧。弘扬传统文化，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也指引着科技的发展。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在碰撞交融中永葆生机与活力！篇四：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传统文化又一个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不热闹，反而有点凄凉。革命先烈们，你们牺牲了多少啊!这几天，我看了电影，他们很勇敢，在无数战争硝烟的洗礼中，留下了那感人的故事。他们在布满了硝烟的战场上为八路军们通风报信；在充满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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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史家说的：世界上曾经有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一是古希腊戏剧，二是印度梵剧，三是中国的戏曲。古希腊戏剧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200多年后，它便衰微中落，但后世欧洲的戏剧文化都是由它派生演化出来的；印度梵剧形成时间不详，它也早已是文化陈迹，但东南亚各国的歌舞没有不受它影响者；中国戏曲最年轻，至公元11世纪才正式登堂入室，但由于它积蓄既久，来源亦多，故而潜藏了特别旺盛的生命力。800余年来，非但未见衰败，反而根深时茂、繁衍派生，形成大大小小317个地方剧种。这使中国变成一个实力雄厚的戏曲大国，更使中国积累了异常丰富，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剧目、剧种。剧论、表导演及唱腔音乐遗产。

论文摘要又称文摘，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日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并拥有与文献同等量的主要信息，即不需阅读全文，就可获得重要的信息。摘要通常置于文题之后，文章之首。在论文发表后，论文摘要常被文献检索系统所收集。 摘要由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组成。目的部分应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说明提出问题的缘由，表明研究的范围及重要性；方法部分应说明研究课题的基本设计，使用了什么材料和方法，如何分组对照，研究范围以及精确程度，数据是如何取得的以及经过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结果部分要列出研究的主要结果和数据，有什么新发现，说明其价值及局限，叙述要具体、准确，并需给出结果的可信值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确切值；结论部分应简要说明、论证取得的正确观点极其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是否值得推荐或推广等。 说白了，摘要就是你文章的骨架。 告诉你一个懒人的办法：第一句写目的，也就是你这篇文章要解决的问题和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然后是“本文通过……的方法，阐述了……，论证了……，得出了……。”记得摘要最好200字左右为宜，不宜过长。

一端午节起源： 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 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俗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论文摘要

耐久跑无痛苦练习课堂中运用的初探 摘要 中学男子1000米跑、女子800米是中学体育锻炼中不可少的一个主要项目，耐久跑练习对增强学生体质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因为它是长时间单循环运动，比较枯燥乏味，大多学生都有畏惧的心理，缺少兴趣。怎样把枯燥的耐久跑教学成为没有痛苦的教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就无痛苦练习法在课堂 教学中的运用展开探讨。 关键词 耐久跑，无痛苦练习体育课堂教学 1、前言 中长跑教学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在大多数人眼里是既枯燥又无趣且痛苦，不如打球，跳操来得痛快。因此大多数的学生对耐久跑是望而生畏，产生惧怕心理。 在长跑教学中，传统的观点认为“极点”的出现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只有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克服“极点”的痛苦，才能达到耐力的提高。但是我们是否忽略了另外一些人的特质，他们对痛苦的忍受力的确底，心理上的疲劳来的更早一些。应该说具备这一特征的学生在教学团体中不在少数，他们的精神状态常常可以影响整个班级情绪。再加上现在大多数的学生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对大多数的学生来说长跑是一种痛苦。新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是主张以全面育人为出发点和归宿，面向终身教育，以情感教学入手，强调乐学、好学、育体与育心相结合，使学生能在一个师生间、学生间亲密无间、和睦融洽的环境中，锻炼身体、磨练意志、陶冶情操，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教学的观念上，强调学校体育必须是全员的体育、成功的体育、终身的体育，体育课必须情感交融和身体发展并举，体育教学结构应是融认知、情感和身体发展为一体的三维立体结构。“无痛苦练习法”的提出是希望在改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功能、发展耐力的同时，又能保持愉快心境，减少学生的恐惧感，体会运动的快乐。 2、关于无痛苦练习法 从早上晨跑的中老年中发现，他们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着，除了他们的目的明确、意志坚强外，看上去也没有痛苦，很多人还有一种运动后的快乐，比较放松。那么，他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呢？经过观察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1、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跑伴。2、速度自然放松。3、基本上没有极点。而且效果显著。 由此，我们可以把长跑无痛苦练习法概括为目标明确，有两个或以上的跑伴，以放松自然的速度跑，从中找到舒适的感觉，从而克服或是避免极点带给我们的痛苦的练习方法。 3、耐久跑教学中的三要素 （1）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考虑到耐久跑教学的实际情况，加上耐久跑的自身特点。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对耐久跑知识的传授、灌输讲解上，而且还表现为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的认识和挖掘调动上。本身学校体育“要对学生进行终身体育思想的教育，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技能和习惯”以达到全面健身目的。 其次，要结合学生具体情况和个体差异， 耐久跑要运用多种方法、手段、精讲多练，使学生能体会到其中的健与美。把耐久跑和游戏等相结合进行练习。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以发挥学生的特长，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 （2）注意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 教师和学生之间关系是否融洽，关系到整个教学过程的成效。因此，教师在耐久跑教学过程中所持的基本原则应是“引导、启发、教育、鼓励”，将“言、行、意、情”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平时多关心学生，洞察学生的心理。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学生心情不好时教师及时疏导其不稳定情绪。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沟通以是一种教学反馈，可以及时的调整学生的学习效果。 （3）以健身为目的，课内外一体化 在耐久跑教学中让学生明确耐久跑是一项极好的锻炼身体项目，同时也是终身体育中简单又实用的锻炼手段。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健身，因此跑在学校教育中占有有很大是比例，所以耐久跑教学要运用各种群体活动相结合，达到教学的一体化。 4、 结合无痛苦练习法与耐久跑的三要素主要措施为： （ 1）、明确锻炼的意义和作用，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充分认识到长跑的意义与价值，让学生了解耐久跑生理特点，增强学生自信心，特别是与其他相比较长跑的生理价值更具有独特性。让他们坚信只要通过不泄努力锻炼，将会得到身体机能的提高，并从中感受快乐，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教学中运用一系列的具体事例或用录象等直观的方式来传达快乐动机。 （ 2）、从方法上帮助学生找准自己的节奏，减少身体上的痛苦。 在耐久跑教学中，有些学生由于耐力素质差，会出现一些生理不适现象，如“运动极点”现象。所以在练习之前，要安排一定时间的理论教学内容，使学生懂得“运动极点”是跑途中因内脏器官机能的惰性产生的一种暂时不适应现象，并向学生介绍防止，克服“运动极点”的方法。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对基本知识有了一定了解后，在实践上加强指导，让学生对自己的身体节奏有所了解，掌握了解自己的节奏的方法，从而在教师的指导下找准自己的运动的节奏，减少身体上的痛苦。 （3）加强指导，让学生跑好第一次。 第一次练习是打好后面基础的关键，减少学生的恐惧心理，让学生体会初次成功的乐趣，从而树立学生的练习信心。教师的指导主要是控制跑速、督促学生尽量放慢速度，而不是监督学生的速度。没有练习经验的学生不知道自己怎样的速度才能跑完全程。刚开始练习速度的把握是关键，过快则可能造成腹痛、胸闷，抽筋等不适症状，有的人已成为条件反射，习惯性发作。所以第一次练习以舒适为标准。身体适应后速度自然会提高。 （4）选择好自己的跑伴，自发组成学习小组。 虽然每个人的长跑节奏不同，但由于耐久跑本身的特点，路程长、时间长。一个人太孤独，而人太多则又达不到效果。因此选择同伴非常重要。让学生自己选择跑伴，自发组织成一个学习小组。可以是两个，也可以是多个。但对同伴的要求是耐力水平、跑步节奏相近的，在跑步的过程中能够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又不干扰对方。这样不但能提高学生的跑步水平，达到预期的目标，又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5 具体做法是： 对初二的学生共117人，（男的50，女的67人），在每周体育课中分6次完成。自己选择跑伴，尽可能以放松的速度跑，。第一周跑1000米，第二周增加300米，以后每周增加300米。 结果： 感觉轻松、舒畅 92% 出现极点的，程度较重的 2% 出现极点的，程度较轻的 3% 绝大部分的同学都认为自己的耐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耐久跑不再有恐惧感，认为自己有能力完成耐久跑，体会到了以前长跑时从没有过的乐趣。

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不能荡秋千，不能跳跳板的训练写作文，2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