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题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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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帮你简单点说。儒学在当今的价值很大，并且作为我们的核心文化，其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1，以礼治国：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2，大一统的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3，以民为本的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4，以和为贵的思想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5 ，义利观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儒家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正如笔者在《人性善恶论》中指出的，中国古代流行的教子歌《三字经》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只因为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背离“善”的现象。这一点，儒家并没有错。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的一面，而且是主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而且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用来治国，对任何层次的领导者都会有用。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完全适用。将来也会适用。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经验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规章制度。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正是儒家的这一“礼教”思想，使得中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礼的思想并没有错。只是需要改变其中过于僵化的部份而已。儒家思想因此为社会制定了许多具体的礼节，具体表现为“三纲五常”。李先生讲的尊老观就包括在这纲常伦理中。三纲五常一直是反儒学的人批评的一个靶子。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些社会规范确实有很多不适应现代价值观的地方。但是，这些纲常只是儒家道德思想应用到社会规范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而已。人们可以说，这些表现形式过于刻板，不够变通；或者说某些形式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要注意形式和内容的区别。一种思想可以影响到许许多多的方面，也会有无数的表现形式。某个方面不适用，或某个形式不合理，并不代表这种思想在其他场合和既然儒家思想有如此多的内容(本文列举尚不完全)，人们就不能仅凭某个事件和某个方面妄下“儒家思想过时”的断语。如果站在客观和历史的立场上来评价的话，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发展繁荣，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时至今日，其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依然存在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地方。当然，儒家思想成型于两千多年以前，发展于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也必然存在着糟粕，这是我们必须舍弃和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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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是海洛因，董仲舒只不过是进行毒品提纯而已；一个是毒品，一个是毒品提纯生产者。 就像平时读书，我们会总结中心思想一样，董仲舒总结出来的孔老二的思想中心，就是“三从四德”；如果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孔子思想，就会发现，董仲舒的总结，实在精辟，深得老二的精髓！！！就像耶稣的思想，他说人人都是上帝造的，都是罪人，这是西方人性平等的伦理基础。如果想从耶稣的思想中，来推导出人性不平等伦理，这是很难的；反之，从孔子的思想，推导出社会尊卑的等级制度，是很容易的，因为老二就是这样鼓吹的，难道不是吗？难道要否认吗？孔老二抓住了统治者的贪婪，抓住了老百姓的懦弱可欺，这是它能死灰复燃的根本

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摘要: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建设;比较和选择]

帮你简单点说。儒学在当今的价值很大，并且作为我们的核心文化，其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1，以礼治国：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2，大一统的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3，以民为本的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4，以和为贵的思想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5 ，义利观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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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儒家仁学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价值阎 钢（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社会的主要话题，也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这不仅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战略性的推进，而且也为我们张扬优秀文化传统，寻求民族精髓的理性支撑开辟了宽阔的天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和谐社会是一种自人类思想意识、政治观念成熟以来就梦寐以求的社会，是一种千百年来可欲而不可得的社会。这在中国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显然，其中更以“大同”思想为最，即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如此等等。“大同”思想自先秦以来不断地支配了中国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思虑，为之奋斗，其间不乏优秀的思想和精辟的学识。不可否认，在中国百家学说中，儒家学说尤其是它的仁学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支撑意义。 一、“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意义。 “人则仁义”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孟子所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明朝儒子何心隐扩展为:“人则仁义，仁义则人，不人不仁，不人不义。不仁不人，不义不人，人亦禽兽也。”“人推广其居以象仁，以人乎仁，正其路以象义，以人乎义，以操其才，以养其情，以平其气，以存其心。于居之广，路之正，以人乎仁义，则仁义其才也，仁义其情也，仁义其气也，仁义其心也。仁义人也。人岂易易而人哉?” 这就是说，只要是一个人，他就应知仁明义。人不知仁而且弃义，便与禽兽无二。故人非明于仁知于义，岂能自觉于人道哉！ 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其核心的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义者宜也。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樊迟问仁的含义时，就曾明确指出：仁者爱人。爱人就是“克己复礼”、 “修己以安百姓”。 义者宜也。宜，即适于仁，爱以人。也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从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来看，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要求社会和谐是民心所向，社会所趋同的。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无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一个国家中全体公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各种社会活动基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实践上看，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是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即公民，因此，人的基本素质的好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为此，我们无法否认儒家仁学思想在强调和加强人的基本素质教育中的有益而积极作用。 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同时，爱人还必当有一个实践的价值要素，这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践行爱人。儒家对此明确强调，要爱人当要“修己”、“克己”。在儒家看来，修己力在“怀德”，怀德是一种为人的君子风范，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儒家以此认为，做人怀德，才是君子之所为，人的一生无非是以德律己，以法束己，做人怀德者为人的正道。而做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却多怨恨，是小人之所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 一个人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孔子又说：“君子上达，小下下达。” 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追求、企盼的是通晓仁义，寻求人生的高境界；一个道德品性差的人追求、希望的是获取财物，寻求人生的低境界。“克己”是一种高境界，这表现为通过对自己言行的抑制，使其全部符合一定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做到为仁、行义。也就是要求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即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要看；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要听；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要说；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要做。一个人行德性之事，全凭自己决定，由不得别人代劳。所以，克己必去私欲。“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和也；若地然，天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因此，儒学倡导：“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是尊重他人超过尊重自己，应该是先顾及他人而后才考虑自己，这样的人民众才会信服。老实说，在一个利益纷争不断的经济社会形态下，要创立和构建和谐社会，没有爱人思想中的“克己”和“修己”精神是不行的。尤其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利益的驱使最容易扩大一己之私利，竞争又容易将人与人的关系逼向自我维护，而人与人利益差距的拉大又会轻易地将人的行为导向损人利己，如果人人为我，天下势必更加纷争不平。在此，儒家是明智的，他们的思想具有社会补益的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表述了一种最基本的实践精神，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失败，这就是志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正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为此，儒家十分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强奸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正像孔子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在重公轻私，公私有别。在儒学看来，私义行则天下乱，公义行则天下治。“公则一，私则乃殊。为公，便能为民，为民，则天下同乐；为私，仅只为己，为己，则天下纷乱”。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是具有私心的，正所谓：“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儒学是较能准确把握这一点的，儒学要求为公，是将其上升到个人能成就其人格理想的高度来看的，儒学强调忘私，实则是“有私”。克己是为了行仁义，行仁义无非是使自己成为君子、圣人。正如王安石所说：“惟其无我，然后不失己；非惟不失己，而又不失人。不知无我而常至于有我，则不惟失己。” 儒学的这一思想是现实的，这也正展示了儒学公而忘私思想的生命力。中国当代哲学家贺麟先生在其《文化与人生》一书中说得好：“人生精神上最大的快乐，事业上最大的成就，学艺上最大的创造，往往都是忘怀人我，超出小己的境界所产生出来的。” 忘我实则为我，奉公最终寻觅的是个人生命意义最高成就的实现。这就是儒学极力倡导“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奉公忘私”思想的最实际、最现实、最真实的意义所在，这一思想在今天对构建和谐社会，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地位具有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仁学思想的人生价值精神，这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而且也是社会对人的价值需求。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具有积极的启导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荣誉与耻辱是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同时又是一对体现人生价值高低、大小的社会评价尺度。由于荣誉和耻辱表现的是，一定社会、阶级或某种集体，以及个人对人自己行为的肯定、赞赏性评价或抵毁、否定性评价，所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维护自己的尊严，满足自我的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出发，总是力求于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尽可能地去赢得荣誉，而清除耻辱。换句话说，人的生命意义就是在于，以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在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中，在多大程度获得荣誉，摒弃耻辱。� 儒学从它的创始人起，就十分注重人生过程中的荣誉追求。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一个力求于自己生命价值高贵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到死自己的名声还不被世人传颂，一个人的名声怎样才能被世人传颂呢？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 “仁则荣，不仁则辱。” 不这仅是孟子向当时封建君主提出的施政要求，同时也表述了儒学关于人生价值实现的评判标准，它既表述的是儒学对人生荣誉与耻辱的理解，又体现着儒学所提倡的人生境界的终极含义。这意味着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所炫耀的不应是他的权势、地位、尊严和财富，而应是施仁义，即爱人、亲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天下之任为己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做到这一点，就是最大的荣誉，违背这一点，就是莫大的耻辱。 我们知道，荣誉与耻辱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阶级、阶层和集体中，它往往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儒学兴起的时代，正是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变革的时代，作为私有制经济的社会形态，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局限，人们往往以经济的、政治的、物质利益的角度认识和理解所谓的：“荣誉”和“耻辱”。如奴隶主阶级，把他们的身分、特权，特别是把拥有奴隶的多少，看作衡量名望和荣誉的主要尺度；又如封建贵族，却把等级、权势和门第，看作尊严和荣誉的象征。相反，失去身分、特权，失去等级、权势、门第，就是耻辱。面对这样的社会状态，儒学家们的荣辱观是反对的。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品性高尚的人，他所享有的荣誉、名声，并不在于高位厚禄，也不依赖富贵荣华。高位厚禄、富贵荣华是一个人应该去追寻的东西，但并非因为具有高位厚禄、富贵荣华，这个人一定就是享有盛誉且品性高尚的人。相应，贫贱冻馁、辱厄穷困也不是作为判断一个人道德低下的耻辱标准。贫贱冻馁、辱厄穷困只是一种生活遭遇，不能因此而羞辱生活在这种境遇的人。这正所谓：宠位不足以尊我，而位卑不足以卑己。尊卑、荣辱关键取决于一个人道德修养境界的高低，取决于品性的优劣，取决于人生行为的善恶。正因如此，“君子未必富贵，小人未必贫贱”。 同时，儒学思想家们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荣誉不在于别人给予的多少，而在于一个人自己去争取、去思考、去感知。在他们看来，全靠社会所给予的荣誉，这种荣誉也很容易被人夺取，社会能给一个人荣誉，同样也能给人以耻辱。在这里，儒学更侧重于荣誉心、耻辱感的自我体验，要求人们自觉地树立荣誉心和耻辱感。正如孟子所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对于应该感到耻辱的事情而不觉得耻辱，这真正是不知羞耻呀！ 在这里，儒学对荣誉与耻辱的理解是具有合理性的。荣辱不仅是一种来自于外界社会根据一定的政治目的、道德义务对一个人行为选择所做出的单方面的赞赏性或抵毁性评价，而其荣辱实际上还体现着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道德责任感和良心对自己行为选择所做出的赞赏性或抵毁性评价。在外界社会和自我评价的选择上，儒学更强调后者，它力图通过人们内心荣辱感的建立来实现“仁则荣，不仁则辱”的人生价值目标。 儒学要求人们应该具有荣誉心、耻辱感，正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这是儒学荣辱观的实质，也是体现人生境界高低的行为要求。仔细品味，儒学阐释荣辱，须得重视这样一些思想。� 首先，在儒学看来，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荣誉，必须能维持自己生命的尊严。有荣誉心的人，必定有不可被侮辱的身体，不可被侮辱的精神，不可被侮辱的行为，一句话有不可被侮辱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的，不容稍有玷污。正所谓：“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 只要一个人不自己侮辱自己，别人无法侮辱他。一个人的理想生命，就是崇高、伟大、正直、坚强，一个人只要施仁义，他的生命就是高贵的，庄严的，只要不自损，一个人的生命必然是“赫赫师严，民具尔瞻”。这样别人就会尊重他，而不敢轻视他；敬爱他，而不敢亵渎他。不管这个人的现实生命状态、生活处境是什么模样，荣誉将会跟随他。这种荣誉可能是他人所给予，也可能是自我体验而得的。� 其次，儒学认为，一个人要获得荣誉，必当在不仁方面，有不为之志，在仁方面，有有为之志。一生最难的事，就是不做不仁之事。但是要获荣誉，就必须对于不仁之事坚决不干。至于那一切欺骗、狭小、鄙吝、偷盗，和其他种种不合礼义道德之事，更是不屑一干。这正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相反，对于施仁之事，却“当仁不让”。� 其三，一个人要想真正获得荣誉，必须是严格求诸于自己，而不要更多地企望于他人。儒学思想家们是体验到在现实生活中，荣誉的名称和荣誉的实质往往不相一致这样一种状况的。对于外界给予的荣誉名称，如果实至名归，名符其实，所受不辞。但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已符合荣誉的实质，却无获相应的荣誉称号时，这就应该以自己的体验来要求自己，尽其自我的道德责任，不必分心去猎取流俗的恭维。尽其内心去感知荣誉的实质，而不必全力争夺荣誉的各称。有荣誉心的人更不可图求虚名，生前最不求虚名者，往往死后最能得名。正所谓：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 其四，要获荣誉，必须懂得自尊，懂得尊人。一个人不仅要爱护自己的荣誉，而且也要爱他人的荣誉。荣誉不是傲慢，居功不可骄横，懂得尊重自己的荣誉，先应懂得尊重他人的荣誉，切不可为了自己的荣誉名称，而毁灭他人的荣誉，“毁人者失其直”。毁他人的荣誉，也使自己的荣誉建树不起来。所以，有荣誉心的人，一定能尊人，能下人，承认他人的能力，赞叹他人的特长，尊敬他人的善处。一个人能适当的自尊，也能适当的谦虚。上谄下骄的事，绝不应在争取荣誉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意识里面。� 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仁则荣，不仁则辱”这句话充分概括了儒家仁学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当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们着力去追求自己的荣誉时，是否更应该从中体验这一学说的历史价值性，以此帮助我们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去获得一种真正纯结的、高尚的、不可磨灭的荣誉。 三、“非义不居”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实践精神，不仅是“仁”的现实行为的具体操行，而且更显示为人的境界和行为的高尚。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更重要地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运行。在内容上，和谐社会必须表现为人际关系、资源配备、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的融洽和谐，在具体实践途径上，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机制来给予必要的保障。在此的诸多条件和机制保障中，人的个体行为的好坏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实践作用。应该说，儒家仁学所表述的“非义不居”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指导。 自古以来，当人类能较为清醒地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时，人类就陷入了义与利的两难际遇之中，人的一生倒底是该为自己活着，还是应为他人活着。在有限的物质占有的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应该是尽其所能满足自己的物质占有欲，使自己的生命获得充实的物质保障，而不顾周围世界的状况呢？还是应该首先考虑他人的生命状况，甚至于往往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也在所不惜呢？人们正是在这样的两极矛盾状态中演变着自己的历史；个人也正是在这样的他人与自我利益相交的矛盾关系中发展着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中国儒学对人生的这一问题是认识得相当真切的。他们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争斗，个人生命过程中的善命、恶运就正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争斗之中。孔子曾相对于他心目中最理想、最和谐的“大同世界”而言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在儒学思想家看来，社会的混乱，人生的恶运，既然源于个人的利益争斗。那么，解决一切社会纷争，解脱人生恶运的方法就是尽最大限度地力量去克制人的私利以服从于社会他人的公利。简言之，以利益的舍弃求得义的名份。孔子明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把义与利拔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认识，舍利者为义，取利者为不义。一个有德性的人、道德境界高的人懂得的应该是“义”；一个无德性的人，道德境界低的人懂得的只是“利”。对此，孔子将义与利作出了明白的划分。 “义者，宜也。”一种适应于一定社会规范的行为便是义，与仁相对，也就是适合于仁的爱人精神便是义。用朱熹的话来说：“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 这就是说，一个道德境界高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因事而就事，而应根据这件事是否适合一定的规范来做，如适合一定的行为规范，便无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发生，这就是义。而君子只应该知道义，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不必理会。儒学将适合他人的利益通过“义”的界定上升到了一种社会规范的高度，并作为判别一个人思想，言行的人生价值尺度。相应，“利”便成为与义相反对的价值概念，它仅是物质利益、私人利益的代名词。 义与利，儒学视为人生命过程中必然存在的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义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 董仲舒用人的思想与肉体的差异来区分义与利的差异，一方面坚持义与利的对立，另一方面通过人的思想与肉体关系的比较来强调重义轻利的意义，以力求在重义的行为过程中达到义利统一。 为此，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如果坚持用义支配自已的一生，他的一生便具有很高的道德意义。人们重视义而不存利，虽然身处贫困、地位不高，但其人生也是值得称颂的，并且能自好而乐生；如果，人们只重利而不重视义，虽然富足，但也免不了世人对他的憎恶、羞辱，他们的人生就难得快乐，也难保持寿终。正所谓：“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 我们知道，义与利是对立的两极，在人的生命过程中都对人生的发展具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由于义与利不可调和，所以，义利对人生的意义便具有不同的作用。当义与利在人生的过程中矛盾激化，难能平衡时，儒学更强调义，更强调义的获取，更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永恒意义。这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是儒学的义利观，也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当人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公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当保全自己的生命与整个社会的生存发生不一致性时，当只有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保护更多的人的生命和利益时，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大义。这一思想是灿烂的，它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无不具有人生正确实践的指导性作用。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身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取义。儒学只是在强调，义利矛盾激化，非舍利不可求义，或是求义不得不舍利时，才要求人的行为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这就最明白不过了，有崇高德性的人，不是不要财物之利，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在求人生之利益时，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利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因此，儒学家们要求，一个有德性的人，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人生，认真地选择自己的行为，非义不居。只要这样做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就是不幸遭遇恶运，身处困境之中，也会泰然自安，不伤害身心。相反，一个人贪而纵欲，就不能保证他生命的安稳，一旦身处困境，便将其推上绝境。同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整个社会是倡导义的，则义克利；如果整个社会氛围是重利的，则利克义。“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总而言之，“非义不居”就是要求人们在其人生过程中时时处处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施仁，即爱人、利民。从儒学的人生境界观来看，义是指向人生境界的大道。孟子说得十分形象：“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放弃义所规定的正路不走，丧失了人的善良之心而不知道去找，真是可悲得很啊！行正义之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生必具勇气和无畏精神才可行义。一个真正值得称颂的志士，一生为人处世，理所当然不避人生中的艰难困苦，“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这才是真英雄、真豪杰。正如孔子所说：“见义不为，无勇也。” 无勇敢献生精神的人，当然也就是不义之人。人生对其个人来说，无非利、害二字。见利而先谓之贪，见利而后谓之廉；见害而先谓之义，见害而后谓之怯。弃贪、克怯、倡廉、行义，即不苟求于贪生怕死，且见义勇为是儒学非义不居的行为措施，也是儒学为人的实践原则。 儒家仁学的“非义不居”思想是值得注重的。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说到底仍还是个义利问题，义利平衡社会不乱，义利协调民心泰然。当然，在义利仍然存在相互矛盾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倡导国家、民族、社会的大利，反对不择手段坑害国家、民族、社会利益的私利。在大利与私利面前，我们力求两者尽可能的一致性，但是，当两者在同一水平线上不可能调和其矛盾时，我们要求尽可能降低损失的程度而牺牲必要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所持的义利观与儒学“非义不居”思想是趋于一致的。只不过，我们更强调于在义中，即在创大利中，显示和体现出更多、更丰富的个人利益。同时，要求人们在其一生中，在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前提下，为自己利益的获取而努力。

当代价值和意义：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选题方向是什么

儒学文化是一种“重义轻利”的文化，是值得社会道德理应宣传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也是一种纸上的文化，与现实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著书者在书中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道德与秩序，是一种追求。孔子号召众人重义轻利，然而也屈服于社会的现实，孔子收学生，学生必须向孔子交纳五条风干的肉做为学费，否则免谈！现实与思想就这样背离了。　　儒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我们应该以学术的态度去学习与提倡。然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的主力，我认为儒学难担其责。中国人做事做人的标准想到的不是儒学，是更为直接的良心。虽然这是一种空泛的东西，是一种很难有尺度衡量的东西。但往往起着绝对性的作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而，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是要宣传内在的文化-良心。法律是“疏而有漏”的，法律的制裁是有限，人都有良心，良心的谴责是无限的。　　因而儒学的宣传是要在学术的基础上提炼出做人做事的良心文化，给众人一个为人的标准。不求及至，但求伟大而平凡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剔除其封建化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并经过批判性的总结，就能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孙中山、刘少奇都曾作过承传的例证。但儒学的推陈出新有个过程，大体是与历史的发展相适应。从黄宗羲、康有为到现代新儒家都作过历史性贡献，但也有时代的局限。从“为民作主”到“民主制度”的创造性转换，从“返本开新”到“推陈出新”，这才是儒学在当代发展的正确进向。　　[关键词] 儒学 批判继承 返本开新 推陈出新　　今年“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主题是：儒学与当代文明。其中有个子题：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本是我们发展文艺的方针，但对在我国已延续二千多年的传统儒学，如何推封建糟粕之“陈”，出民主精华之“新”？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只能谈点本人探索意见。　　一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谈到学习时有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亦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他对于外国的文化遗产也有类似的说法：“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根据我的回忆，从解放后到“文革”前的这十七年间，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同志这种观点作为学习研究中外文化遗产的指导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各家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也碰到难题，如对中国传统儒学，从孔孟之道下传二千多年，留下各个时期有关儒家学者思想的历史文献，我们如何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怎样看各个时期历史辩证法的发展？用食物消化的例子固然生动而具体；但一个学派或一个学者的思想如何区别其精华与糟粕，与食物消化不同，在历史文献中只是以话语的形式表述其思想，如“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忠君”、“孝亲”是儒家要普遍遵循的伦理观念。按照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如何分析其精华与糟粕，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文革”前十七年似还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　　统儒学中，像忠、孝那样人所共知的封建道德，到现代应该如何批判继承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有段解释：“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以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现在没有君，忠字便可以不用，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　　释，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强调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忠”字的多层含义以及普遍性因素，忠的对象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但忠字本身不会随着某个特定对象消失。他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内容进行了现代阐释，为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的方式上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有几处借用儒家经典中的某些格言，而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解释。如说《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帮你简单点说。儒学在当今的价值很大，并且作为我们的核心文化，其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1，以礼治国：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2，大一统的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3，以民为本的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4，以和为贵的思想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5 ，义利观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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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卫中．论语直解[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2]杨树增．论语导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周韬．孔子与儒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满意请采纳

当代价值和意义：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现代化视域中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摘要: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标志，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等诸多方面起着强大的精神支柱作用，形成传统的华夏民族精神，这是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地平线(视界)。现代中国人处于传统与现代双重思想的作用和影响下，在两难选之中进行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传统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又面临着许多负面问题，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本文试图从治国文化、理性精神和人的现代化来阐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中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建设;比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