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史论文范文初中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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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继续其统治而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国际关系学 《国际政治学概论》 李少军 主编 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王逸舟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世界政治:趋势与变革》(原版影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史》 刘德斌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国际关系史》 袁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国际关系史(现代卷)》 方连庆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战后国际关系史》 方连庆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南开大学的国际关系考研一共考四门,外语、政治、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史。以上是南开大学09年国际关系考研专业书目,希望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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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关系史论文范文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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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以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为基础的,顾名思义近现代国际关系主要包括2个时间段的国际关系:近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国内国际关系史学界对近代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断代,一般沿用这样的标准:近代国际关系是以1648年结束“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开端的,其下限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以1919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为起点,下限是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30年战争之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午开端,欧洲因此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缔约之后,欧洲普遍建立了常住外交使馆,进行专门的外事活动,正式的国际关系逐步建立,这个和约是各个交战国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勉强调和了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的国家体系,但也为以后欧洲列强发起的战争埋下了隐患,在战争中,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近代国家专制体系逐步形成。到18世纪下半叶,战争连绵不断,但它却使西方政治社会发生质的改变,它使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美国、FaGuo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经过努力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是资产阶级成长的结果。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主权在民,意味着君主专制时代已经过去,以国家为本位的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的独立是是殖民地人民意识的觉醒,民主诉求日益强烈的结果。殖民地人民渴望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因此在战争中,弱小的美国巧妙地利用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矛盾,取得了独立战争得胜利。但是美国国内心是鄙夷那些欧洲旧的君主,同时为了保护自己,因而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实行孤立主义政策。FaGuo大革命对当时的影响比美国要大的多,因为FaGuo是当时欧洲的主要强国。FaGuo凭借其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所激发出的巨大能量,横扫整个欧洲,对欧洲传统的力量均势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拿破仑帝国时期,FaGuo把这一挑战转化成对其他历史上已经形成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国家的奴役,这就不可避免他们要遭受失败。30年战争之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午开端,欧洲因此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缔约之后,欧洲普遍建立了常住外交使馆,进行专门的外事活动,正式的国际关系逐步建立,这个和约是各个交战国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勉强调和了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在欧洲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的国家体系,但也为以后欧洲列强发起的战争埋下了隐患,在战争中,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近代国家专制体系逐步形成。拿破仑战争结束了,FaGuo失败了。战胜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欧洲进行一次重新安排,建立了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也就是维也纳体系。对FaGuo而言,这个体系大体上有2的内容:一是FaGuo国内的秩序,即波旁王朝的复辟;2是防止FaGuo的再度称霸,主要有针对FaGuo的四国同盟条约,以及对FaGuo周边国家领土的安排,如荷兰和比利时的合并,建立瑞士永久中立国等。把FaGuo的情况放大,维也纳体系的总的轮廓就显露出来,包括各国国内的正统秩序,以及各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均势秩序,尤其是领土均势秩序。所以维也纳体系的运转,也基本上包括2层含义: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和平,首先是领土现状:保卫正统秩序。维也纳体系的运转主要表现就是所谓的欧洲协调。
现代国际关系史论文范文初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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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69,及格率只有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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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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