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论文1500字
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论文1500字
中国高铁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同时开始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目睹中国高铁建设的飞速发展,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感受到了高铁带来的明显优势:高速、安全、舒适。如诗:“两条铁路贯九州,谈笑之间万里游。未来交通开先河,独一无二惊全球”。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是中国境内的一种交通运输形式,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在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处于骨干地位 。 中国铁路始建于清朝末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截止2020年8月,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达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并且全国铁路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60%和70%,分别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铁路仍然是客运和货运兼顾的常规铁路,高速铁路、重载铁路和常规铁路虽然基本形式相同,但在技术方面,包括机车和车辆、线路和轨道以及列车的编组和运行都各不相同。因此,各国铁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技术修建或改造本国的铁路。铁路运输的这些发展,成为铁路新发展时期的突出特点。中国铁路的发展 中国从1876年修建淞沪铁路以来,到1981年止的105年内,共建铁路50181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平均每年只修建铁路 300余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对铁路的修建有了统筹规划,修建铁路的速度达到平均每年800余公里。到1981年底中国大陆铁路营业里程为50181公里,其中双线铁路为8263公里,电气化铁路为1667公里。铁路总延展里程为89580公里。从1876年到1981年止,中国铁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即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 1876年,英国商人在上海修建的淞沪铁路,被认为是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在此以前,英国商人曾在北京宣武门外建筑一条 500米长的小铁路,只能供人玩赏。1881年河北省唐山开平矿务局为了运煤而修建了从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这条铁路长7公里,后展筑至天津,称为唐津铁路。1890年自唐山展筑至山海关,称为关内外铁路。1887年,台湾省巡抚刘铭传主持修建从台北至基隆铁路,长6公里,1891年完成。至1893年自台北展修至新竹,长1公里。这是我国台湾省最早的1067毫米轨距的铁路。俄国在建成西伯利亚铁路后,于1898年强行在中国建筑自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和自哈尔滨至大连的南满铁路这两条铁路按俄国铁路标准修筑的,采用1524毫米宽轨距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铁路日本于1905年也在中国东北建筑安东至沈阳和沈阳至新民的窄轨铁路,后又于1911年建成安东至朝鲜新义州的鸭绿江桥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1904年建成济南至青岛的胶济铁路。1895年法国要求修筑自云南省昆明至边境城市河口的滇越铁路这条铁路为1000毫米窄轨铁路,1910年完成通车。1889年清政府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银公司借款兴建北京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这条铁路先由政府拨款修建芦沟桥至保定及汉口至滠口两段。通车后,于1901年从芦沟桥展筑至北京前门。1906年北京至汉口全线通车。1898年清政府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修建关外铁路,即现在的沈阳至山海关铁路。同年,清政府向美国合兴公司借款,修建武昌至广州的粤汉铁路和广州至三水的广三支线。后以合兴公司违反合同规定,清政府于1905年收回筑路权,交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分别建筑。1904年完成广三支线,1911年完成长沙至株洲段,1918年完成武昌至长沙段,1916年完成广州至韶关段。英国取得了道口至清化焦作矿区铁路的筑路权,由英国福公司承建,1907年完成。又取得了广州至九龙铁路的筑路权,后由中英两国合建广州至深圳段,1911年完工。清政府向英国银公司借款修建苏杭甬铁路,由英国公司建筑南京至上海铁路,于1908年完成。并重建淞沪铁路作为支线。上海经杭州至宁波铁路,由于江苏、浙江两省官绅反对在英国控制下修建铁路,各自组成公司分别修建上海至枫泾及枫泾至杭州段,于1908年完工。杭州至宁波的铁路从宁波开始建至曹娥江边,因桥梁未能建成而停顿。英国取得了天津至镇江的筑路权后,将天津至韩庄段让归德国承建。韩庄至镇江段归英国承建。1908年签订借款合同时,上海至南京铁路即将建成,遂将铁路终点由镇江改为南京对岸的浦口,此路改称津浦铁路,1912年建成。1898年清政府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建筑柳林堡至太原的1000毫米窄轨铁路,称为正太铁路,即现在的石太铁路,于1907年完工。承建芦汉铁路的比利时银团(后改为俄法比银团)在建筑芦汉铁路的同时,承建开封经郑州至洛阳的铁路,称为汴洛铁路,为芦汉铁路的支线。1903年签订汴洛铁路条约,于1909年完工。是现在陇海铁路中的一段。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撤销中国铁路总公司,允许组织商办公司修建铁路从1907年至1921年的15年内,建成了九江至南昌、齐齐哈尔至红旗营、斗山至北街、潮州至汕头、个旧至碧色寨以及漳州至厦门的铁路,都是较短的次要干线。自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是通往西北铁路干线的首段。清政府决定用官款自行建筑。这条铁路在詹天佑主持下,用了四年时间于1909年建成,全长201公里,是我国以自己的技术力量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912年至1923年间展筑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称为京绥铁路。辛亥革命后,从1911年至1949年这38年内,修建铁路的技术力量有所发展。1913年日本从中华民国政府取得修建满蒙五条铁路的特权,即四洮、开海、长洮三条铁路的借款权及洮承、吉海两条铁路的借款优先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开始侵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强占东北铁路。其中属于有借款权的有:吉长、四洮、洮昂、吉敦等线;属于有委托营业权的有:沈海、呼海、吉海、齐克、洮索及沈山等线;属于委托承建和经营的有敦图、拉哈、秦海等线。1935年,苏联把中东铁路作价让给伪满政权。此后日本将哈尔滨至长春段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段分别于1935年、1936年和1937年改为标准轨距铁路。孟家屯(长春附近)至旅顺间原修建为1524毫米轨距的铁路,日俄战争后,俄国将宽城子(长春)以南的南满支线转让给日本,日本则于1904~1906年间将孟家屯至旅顺间铁路改为1067毫米轨距的窄轨铁路,1907年又改为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1921~1930年的10年内,东北地方政府以地方拨款修建了沈海、呼海、吉海、齐克、洮索等线及大通支线。以上是中国东北地区从1911~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的铁路建设情况。1912年中国政府与比利时签订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将已建成的汴洛铁路向东展延至海州,向西展延至兰州,成为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称为陇海铁路。这条铁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及洛阳至观音堂段于1915年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程停顿。1921年起由荷兰、比利时两国分别担任东西段的展筑工程。东段铁路及连云港港口工程由荷兰公司承建,于1925年通至海州;西段1934年通至西安,1936年通至宝鸡。1932年山西省地方政府开始修建大同至风陵渡的南北同蒲铁路,采用1000毫米轨距,于1935年完成。北同蒲铁路自大同至太原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时期改为标准轨距;南同蒲铁路自太原至风陵渡于1956年改为标准轨距。粤汉铁路的株洲至韶关段工程艰巨。1929年中国政府派鸿勋主持修建,于1936年完工。从此,自武昌至广州的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并与广九线接轨。1930年浙江省地方政府开始修建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于1933年完成,并建成金华至兰溪支线。以后向西展延至江西省,称为浙赣铁路,于1936年通至南昌,1937年通至萍乡,与株萍铁路联接。1932年中国政府决定修建芜湖至孙家埠铁路,后又建筑芜湖至南京段。1935年自南京至孙家埠全线建成通车。1934年中国政府为将淮南煤矿所产煤炭运至长江边,决定修建从田家庵至裕溪口铁路,称为淮南铁路,于1935年完成通车。沪杭甬铁路的萧山至曹娥江段,于1936年继续开工,同时修建曹娥江桥,于1937年11月完成1933年浙江省地方政府为沟通钱塘江两岸交通拨款兴建钱塘江桥,桥址在杭州闸口,为公路、铁路两用桥。于1935年开工,1937年9月完成。至此,上海经杭州至宁波的沪杭甬铁路全线通车。当时中国全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开始。在抗战开始以前不久,中国政府修建的铁路还有苏州至嘉兴的铁路以减少绕经上海的运输量,于1936年建成通车,后于1944年拆除。计划修建株洲至贵阳的湘黔铁路,于1937年开工,1938年从株洲铺轨至兰田后停工,并于1939年拆除。1936年开始修建重庆至成都的成渝铁路,仅完成一部分路基工程和个别隧道和桥墩即停工。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修建铁路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有自己的技术力量,也有一些统一的技术标准,并开始有了制造机车车辆的能力。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修建的铁路主要有湘桂铁路、滇缅铁路、叙昆铁路、湘黔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宝鸡至天水段。湘桂铁路原计划从衡阳开始经桂林、柳州、南宁至友谊关(当时称为镇南关)。衡桂段于1937年10月通车,1939年12月通至柳州。后因战争原因,柳州至南宁段在建成柳州至来宾段后即停工,南宁至友谊关一段亦仅建成友谊关至明江段。滇缅铁路是从昆明至中缅边境的铁路,采用1000毫米轨距,1940年从昆明至安宁段建成通车,安宁以西则因战争原因停工。叙昆铁路是从昆明至叙府的铁路,也是采用1000毫米轨距,到1941年建成昆明至沾益段后停工。湘黔铁路是从柳州至贵阳的标准轨距铁路,线路横越云贵大山脉,工程艰巨,1939年开工,1944年从柳州至都匀段建成通车后即停工。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于1939年开工,1945年建成通车。当时陇海西段未被日军侵占,铁路仍维持运营,为运营需要用煤,于1941年建成咸阳至同官煤矿的咸同支线。1937~1945年,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区修建新线如下:在华北地区有北京至古北口铁路、石家庄至德州铁路、新乡至开封铁路、东观至潞安铁路等,共长608公里;在东北地区有图佳、拉滨、长白等线,共长4752公里;在海南岛有榆林港至北黎铁路及八所至石碌铁路等共长254公里。均为 1067毫米轨距的窄轨铁路。在台湾省,1907~1947年先后修建了台北至淡水、新竹至彰化等铁路,共长 645公里;基隆至台北等复线109公里。轨距均为1067毫米。中国从1876年修建第一条铁路到1945年这70年中,中国大陆共有铁路25523公里。到 1949年可以通车的铁路为21989公里。新中国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修建铁路有了统筹的规划和统一的标准。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从北向南推进,受到战争破坏的京包、陇海、京汉、南同蒲、浙赣、南浔及粤汉等铁路先后修复通车,并开展运输业务。1949~1981年的32年内共修建了38条新干线和67条新支线。为了加强既有线的运输能力,修建双线、扩建枢纽编组站、改善线路的平剖面及轨道结构、建设电气化铁路、设置自动闭塞,以及发展蒸汽、内燃、电力机车和车辆的制造业等,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先后建成的新干线有:成都至重庆、天水至兰州、来宾至凭祥、丰台至沙城、集宁至二连浩特、兰村至烟台、黎塘至湛江、宝鸡至成都以及鹰潭至厦门等铁路。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先后建成的新干线有:萧山至穿山、包头至兰州、南平至福州、北京至承德、兰州至西宁等铁路,并重建了柳州至贵阳的铁路。1963~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先后建成的新干线有:兰州至乌鲁木齐、贵阳至重庆等铁路。1966~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修建的新干线有:贵阳至昆明、通辽至让葫芦、成都至昆明等铁路。1971~197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修建的新干线有:北京至原平、焦作至枝城、通县至古冶、株洲至贵阳等铁路。1976~198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修建的新干线有:阳平关至安康、太原至焦作等铁路。1981年又建成北京至通辽、襄樊至重庆等铁路;枝城至柳州以及芜湖至贵溪等铁路亦相继完成。以上新铁路干线的建成,使铁路先后伸展到烟台、宁波、福州、厦门、湛江等沿海城市和港口,继而又伸展到西北、西南边远地区,初步改变了中国过去偏重在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铁路布局,使大陆上各省省会和自治区首府(除西藏拉萨外)均有铁路同首都北京相连,并沟通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铁路运输。新建的支线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平顶山、西户等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铁岭、法库、女儿河、丰城、洛宜、包白、新密等线;三年调整期间建成的有泰肥、海拉、向乐、博新、北黑等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吉舒、娄邵、汤林线的伊乌段、牙林、符夹、镜铁山、吉兰太等线;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开阳、芜铜、宁菏、红会、东川、汝箕沟、郭查、漳坎、杭长、醴茶、盘西、长林等线;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万白、烟白、嫩林、宜珙等线;1981年建成阜淮等线。到1981年止,在原有铁路线旁增建第二线的双线工程主要有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衡阳以及其他铁路的运输繁忙区段。将原有铁路改建成电气化铁路以增加运输量的有宝鸡至成都、宝鸡至天水以及阳平关至安康等铁路。建成的枢纽共有42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北京、郑州、武汉、天津、上海、沈阳、太原等,这些枢纽中包括87个编组站。这些枢纽根据运输的需要,还在不断扩建中。到1981年底止,全国大陆上铁路营业里程是50181公里,另有地方铁路3725公里。在这些铁路线上共有隧道4493座,长度总计2010公里,最长的隧道长 032公里;共有桥梁28945座,长度总计1344公里。1949年前,黄河上只有两座铁路桥梁,长江上则没有铁路桥梁。到1981年止,跨黄河的铁路桥梁共有16座,跨长江的铁路桥梁共有7座。其中南京长江桥最长,计长6772米,此外还有新型的来宾红水河预应力斜拉桥和安康汉江薄壁箱型斜腿刚构钢梁桥也都相继建成。32年内中国铁路大修更换新钢轨共41614公里,钢轨类型逐渐加重,到1981年止,每米50公斤的钢轨长度约占营业铁路总长的50%。线路和桥梁等设施逐年进行改建和加强,铁路设备的技术标准也逐年提高。实际最高行车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1949年前,中国铁路用的机车车辆,极大部分依赖进口。1949年以后,中国铁路逐渐建成机车车辆工厂。1952年开始自制蒸汽机车,1958年开始自制内燃机车,1960年开始自制电力机车。到1981年止,三种机车的总台数为1949年的5倍;客车的总辆数为1949年的4倍,货车的总辆数为 1949年的7倍。主要干线上的列车牵引总重由1949年的1600吨提高到1981年的3500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铁路承担的客货运量也逐年增长,到1981年,中国铁路承担的年客运量为53亿人,占当年全国现代化旅客运输的3%,为1949年的2倍;承担的年货运量为77亿吨,占当年全国现代化货物运输的4%,为1949年的2倍。
1、中国铁路的开端19世纪,中国继日本及印度之后成为第三个修建铁路的亚洲国家。1875年,英国在上海铺设了5公里长的吴淞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受“师夷长技以治夷”思想影响的“洋务派”清政府官员于1881年建造了第一条清政府主张兴建的官办铁路——唐胥铁路。而中国第一辆火车是当时唐胥铁路总工程师的夫人仿照英国著名的蒸汽机车“火箭号”造成的,并把它命名为“中国火箭号”。因为中国工人在机车两侧各刻一条龙,于是把它叫做“龙号”机车。2、自主修建铁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内要求保卫路权、自修铁路的呼声越来越大,清政府终于决定自行兴建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该铁路由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主持设计建造。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了宏伟全面的铁路建设计划,设计了连通全国的3条主要干线,总长20万公里。在此后的《实业计划》“第四计划”中,孙中山又进一步周密化,设计了5条贯通全国的铁路大干线,细分为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等。3、民国时期铁路发展民国时期,中国铁路发展曲折。中东铁路原是由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一段铁路。该铁路最早由俄国控制,1922年苏联成立后改为中苏共管。1929年张学良试图用武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结果东北军败给了苏联红军。30年代,日本侵入东北后,苏联很快就将该铁路卖给了满洲国。1945年后,苏联重新获得了控制权,并在解放后将其移交给了中国政府。因为民国时期频繁的战乱和外部势力影响,中国铁路在这一时期一直发展缓慢。4、建国后铁路发展19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决定填补西部地区的铁路空白,开始建设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1950年6月开工建设,1952年6月通车,成为解放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宝成铁路是全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于1952年7月1日在成都动工,1958年建成通车,1975年7月完成铁路电气化工程改造。陇海铁路是中国一条从江苏连云港通往甘肃兰州的铁路干线,也是从太平洋边的中国连云港至大西洋边的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陇海铁路于1905年起动工,经过四十余年的分段建设,至1952年全线建成,目前全长1759公里,为I级双线电气化线路。大秦铁路建于1985-1997年,是中国唯一一条煤炭运输专线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重载单元铁路。京九铁路,又称京九线,是一条从北京通往广东深圳的铁路。1994年京九铁路各段开始动工,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提前实现全线开通。2003年10月12日, 秦沈铁路作为中国第一条客运专线铁路正式投入运行。专线铁路设计时速为每小时200公里,最高时速为300公里。2006年4月27日,上海磁悬浮结束两年试运,正式投入营运。这是世界上首条投入商业化运营的磁悬浮列车示范线,全长863公里。青藏铁路是青海省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铁路,全长1956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中国在施工中克服了青藏高原冻土层的世界难题,于2006年7月1日顺利实现了全面通车。2008年中国拥有了第一条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2009年又拥有了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的高速铁路——武广客运专线。2011年6月30日,京沪铁路开始正式运营。自1997年以来,中国铁路经历了六次大提速,配合高速铁路的迅速发展,列车速度普遍有了很大的提高。2009年7月1日,洛湛铁路永州至玉林段正式开通,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八纵八横”铁路网主骨架。截止至2016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高达4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60%以上。扩展资料:2015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38亿元,投产新线9531公里,其中高铁3306公里。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盛光祖表示,“十二五”期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8万亿元、新线投产05万公里,较“十一五”期间分别增长3%、109%,是历史上投资完成和投产新线最多的五年。到“十二五”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过9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5月中旬,铁路部门拟全面调整优化列车运行图,在进一步发挥高铁优势,提高高铁覆盖率的同时,大量增开中小城市间、中西部及边远地区始发终到的普速列车,推出更多方便快捷的客运产品,进一步增加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铁路客运有效供给,便利沿线群众出行。随着高速铁路大规模投入运营,其周界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多光谱的铁路周界入侵智能追踪一体化侦测系统综合应用红外热成像、低照度高清可见光摄像机、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高速嵌入式计算等技术,实现铁路周界内全天候、全天时稳定监测入侵情况。系统探测到入侵目标后,能够自动上传并跟踪入侵目标,为后续处置留存有价值的视频资料。该系统具有适应各种气候环境、应用范围广、布防灵活等优点。通过上道试验和实际验证,证明该系统性能良好。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论文1500字开头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秦沈客运专线于2003年10月12日开通运营,这条设计时速250km/h的高速铁路悄然开始了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之路。2008年8月1日,120公里长的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这条设计时速350km/h的高速铁路,将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紧紧相连。这也是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00km/h的高速铁路。2009年12月份武广高铁开通运营,2010年10月26日,沪杭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这是2010年继郑西客运专线、沪宁城际之后开通的又一条设计时速350km/h的高速铁路。至此,我国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达到7431公里,居世界第一位。2010年11月15日京沪高速铁路全线铺通。该线路贯穿北京、山东、上海等7省市,新建铁路全长1318公里,设计时速350km/h,并有全线提速至380km/h的预留空间,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里程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的任务,到2020年,全面完成基本实现我国铁路的现代化,客运专线将达到5万公里以上,所有的省会城市和大中城市间都有快速客运铁路,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更会形成公交化的城际快速客运网。随着客运专线的“四通八达”,我国铁路技术装备也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铁路以铁道部为主导、机车车辆制造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成功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技术,实现了“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总体要求并全部拿到核心技术,实现了最低价格引进,达到了国产化目标。2008年6月24日,国产CRH3C型动车组列车在京津高速城际铁路上创造了时速394.3公里的纪录,创造了世界上投入运营列车的时速最高纪录。这是中国铁路进入高速时代的庄严宣告。截止2013年12月28日,我国铁路里程已达10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突破1万公里,在建规模12万公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而我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中,“四纵”除京沈客运专线正在建设以外已全部贯通,“四横”已有部分开通运营。我国高速铁路网已经初具规模。邻近省会城市将形成1至2小时交通圈、省会与周边城市形成半小时至1小时交通圈。北京到全国绝大部分省会城市将形成8小时以内交通圈:1小时内能到达天津、石家庄等城市;2小时能到达郑州、济南、沈阳、太原等城市;3小时能到达南京、合肥、长春、大连等城市;4小时能到达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哈尔滨等城市。除海口、南宁、昆明、乌鲁木齐、拉萨、台北外,北京到全国省会城市都将在8小时以内。目前,我国铁路“瓶颈”制约已有初步缓解,到2015年,“一票难求、一车难求”的现象将得到较大改观。到2020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新建高速铁路将达到6万公里以上;加上其他新建铁路和既有线提速线路,我国铁路快速客运网将达到5万公里以上,连接所有省会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全国90%以上人口,“人便其行、货畅其流”的目标将成为现实。
回答 亲 发展史为: 绿皮车:在中国客车空调化和中国铁路大提速之前,“老绿皮车”是中国铁路客车的标准涂装。“绿皮车”是中国铁路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中国旅客列车的最具代表性的形象。红皮车:中国铁路客车使用主色调为橘红色和白色相间标准涂装的客车主要有25A型客车、25G型客车,也有某些其他型号的客车使用“红皮车”的涂装。在21世纪初的中国铁路客车中,“红皮车”普遍为空调客车,装备水平比大多数“绿皮车”更好,经常用于快速列车、普快列车等旅客列车编组,替代“绿皮车”成为担当中国铁路旅客列车的主力车型之一。蓝皮车:蓝皮车是对一种中国特快列车使用的25K型客车的俗称。客车外表涂装主色调为蓝色与白色相间,故名“蓝皮车”。这种俗称使用并不如老“绿皮车”俗称那样的广泛。25k型列车于2003年底停产。 白皮车:白皮车——最初使用这种标准涂装的为25T型客车,常用于第五次铁路大提速时开行的直达特快列车等。2007年,中国铁路开始开行CRH动车组列车,其采用通体白色的涂装更符合“白皮车”的形象,时速从200公里至350公里不等。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铁路仍然是客运和货运兼顾的常规铁路,高速铁路、重载铁路和常规铁路虽然基本形式相同,但在技术方面,包括机车和车辆、线路和轨道以及列车的编组和运行都各不相同。因此,各国铁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技术修建或改造本国的铁路。铁路运输的这些发展,成为铁路新发展时期的突出特点。中国铁路的发展 中国从1876年修建淞沪铁路以来,到1981年止的105年内,共建铁路50181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平均每年只修建铁路 300余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对铁路的修建有了统筹规划,修建铁路的速度达到平均每年800余公里。到1981年底中国大陆铁路营业里程为50181公里,其中双线铁路为8263公里,电气化铁路为1667公里。铁路总延展里程为89580公里。从1876年到1981年止,中国铁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即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时期。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 1876年,英国商人在上海修建的淞沪铁路,被认为是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在此以前,英国商人曾在北京宣武门外建筑一条 500米长的小铁路,只能供人玩赏。1881年河北省唐山开平矿务局为了运煤而修建了从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这条铁路长7公里,后展筑至天津,称为唐津铁路。1890年自唐山展筑至山海关,称为关内外铁路。1887年,台湾省巡抚刘铭传主持修建从台北至基隆铁路,长6公里,1891年完成。至1893年自台北展修至新竹,长1公里。这是我国台湾省最早的1067毫米轨距的铁路。俄国在建成西伯利亚铁路后,于1898年强行在中国建筑自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和自哈尔滨至大连的南满铁路这两条铁路按俄国铁路标准修筑的,采用1524毫米宽轨距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铁路日本于1905年也在中国东北建筑安东至沈阳和沈阳至新民的窄轨铁路,后又于1911年建成安东至朝鲜新义州的鸭绿江桥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后,1904年建成济南至青岛的胶济铁路。1895年法国要求修筑自云南省昆明至边境城市河口的滇越铁路这条铁路为1000毫米窄轨铁路,1910年完成通车。1889年清政府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银公司借款兴建北京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这条铁路先由政府拨款修建芦沟桥至保定及汉口至滠口两段。通车后,于1901年从芦沟桥展筑至北京前门。1906年北京至汉口全线通车。1898年清政府向英商汇丰银行借款修建关外铁路,即现在的沈阳至山海关铁路。同年,清政府向美国合兴公司借款,修建武昌至广州的粤汉铁路和广州至三水的广三支线。后以合兴公司违反合同规定,清政府于1905年收回筑路权,交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分别建筑。1904年完成广三支线,1911年完成长沙至株洲段,1918年完成武昌至长沙段,1916年完成广州至韶关段。英国取得了道口至清化焦作矿区铁路的筑路权,由英国福公司承建,1907年完成。又取得了广州至九龙铁路的筑路权,后由中英两国合建广州至深圳段,1911年完工。清政府向英国银公司借款修建苏杭甬铁路,由英国公司建筑南京至上海铁路,于1908年完成。并重建淞沪铁路作为支线。上海经杭州至宁波铁路,由于江苏、浙江两省官绅反对在英国控制下修建铁路,各自组成公司分别修建上海至枫泾及枫泾至杭州段,于1908年完工。杭州至宁波的铁路从宁波开始建至曹娥江边,因桥梁未能建成而停顿。英国取得了天津至镇江的筑路权后,将天津至韩庄段让归德国承建。韩庄至镇江段归英国承建。1908年签订借款合同时,上海至南京铁路即将建成,遂将铁路终点由镇江改为南京对岸的浦口,此路改称津浦铁路,1912年建成。1898年清政府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建筑柳林堡至太原的1000毫米窄轨铁路,称为正太铁路,即现在的石太铁路,于1907年完工。承建芦汉铁路的比利时银团(后改为俄法比银团)在建筑芦汉铁路的同时,承建开封经郑州至洛阳的铁路,称为汴洛铁路,为芦汉铁路的支线。1903年签订汴洛铁路条约,于1909年完工。是现在陇海铁路中的一段。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撤销中国铁路总公司,允许组织商办公司修建铁路从1907年至1921年的15年内,建成了九江至南昌、齐齐哈尔至红旗营、斗山至北街、潮州至汕头、个旧至碧色寨以及漳州至厦门的铁路,都是较短的次要干线。自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是通往西北铁路干线的首段。清政府决定用官款自行建筑。这条铁路在詹天佑主持下,用了四年时间于1909年建成,全长201公里,是我国以自己的技术力量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912年至1923年间展筑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称为京绥铁路。辛亥革命后,从1911年至1949年这38年内,修建铁路的技术力量有所发展。1913年日本从中华民国政府取得修建满蒙五条铁路的特权,即四洮、开海、长洮三条铁路的借款权及洮承、吉海两条铁路的借款优先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开始侵入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强占东北铁路。其中属于有借款权的有:吉长、四洮、洮昂、吉敦等线;属于有委托营业权的有:沈海、呼海、吉海、齐克、洮索及沈山等线;属于委托承建和经营的有敦图、拉哈、秦海等线。1935年,苏联把中东铁路作价让给伪满政权。此后日本将哈尔滨至长春段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段分别于1935年、1936年和1937年改为标准轨距铁路。孟家屯(长春附近)至旅顺间原修建为1524毫米轨距的铁路,日俄战争后,俄国将宽城子(长春)以南的南满支线转让给日本,日本则于1904~1906年间将孟家屯至旅顺间铁路改为1067毫米轨距的窄轨铁路,1907年又改为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1921~1930年的10年内,东北地方政府以地方拨款修建了沈海、呼海、吉海、齐克、洮索等线及大通支线。以上是中国东北地区从1911~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的铁路建设情况。1912年中国政府与比利时签订陇秦豫海铁路借款合同,将已建成的汴洛铁路向东展延至海州,向西展延至兰州,成为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干线,称为陇海铁路。这条铁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及洛阳至观音堂段于1915年完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程停顿。1921年起由荷兰、比利时两国分别担任东西段的展筑工程。东段铁路及连云港港口工程由荷兰公司承建,于1925年通至海州;西段1934年通至西安,1936年通至宝鸡。1932年山西省地方政府开始修建大同至风陵渡的南北同蒲铁路,采用1000毫米轨距,于1935年完成。北同蒲铁路自大同至太原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时期改为标准轨距;南同蒲铁路自太原至风陵渡于1956年改为标准轨距。粤汉铁路的株洲至韶关段工程艰巨。1929年中国政府派鸿勋主持修建,于1936年完工。从此,自武昌至广州的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并与广九线接轨。1930年浙江省地方政府开始修建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于1933年完成,并建成金华至兰溪支线。以后向西展延至江西省,称为浙赣铁路,于1936年通至南昌,1937年通至萍乡,与株萍铁路联接。1932年中国政府决定修建芜湖至孙家埠铁路,后又建筑芜湖至南京段。1935年自南京至孙家埠全线建成通车。1934年中国政府为将淮南煤矿所产煤炭运至长江边,决定修建从田家庵至裕溪口铁路,称为淮南铁路,于1935年完成通车。沪杭甬铁路的萧山至曹娥江段,于1936年继续开工,同时修建曹娥江桥,于1937年11月完成1933年浙江省地方政府为沟通钱塘江两岸交通拨款兴建钱塘江桥,桥址在杭州闸口,为公路、铁路两用桥。于1935年开工,1937年9月完成。至此,上海经杭州至宁波的沪杭甬铁路全线通车。当时中国全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已经开始。在抗战开始以前不久,中国政府修建的铁路还有苏州至嘉兴的铁路以减少绕经上海的运输量,于1936年建成通车,后于1944年拆除。计划修建株洲至贵阳的湘黔铁路,于1937年开工,1938年从株洲铺轨至兰田后停工,并于1939年拆除。1936年开始修建重庆至成都的成渝铁路,仅完成一部分路基工程和个别隧道和桥墩即停工。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修建铁路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有自己的技术力量,也有一些统一的技术标准,并开始有了制造机车车辆的能力。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修建的铁路主要有湘桂铁路、滇缅铁路、叙昆铁路、湘黔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宝鸡至天水段。湘桂铁路原计划从衡阳开始经桂林、柳州、南宁至友谊关(当时称为镇南关)。衡桂段于1937年10月通车,1939年12月通至柳州。后因战争原因,柳州至南宁段在建成柳州至来宾段后即停工,南宁至友谊关一段亦仅建成友谊关至明江段。滇缅铁路是从昆明至中缅边境的铁路,采用1000毫米轨距,1940年从昆明至安宁段建成通车,安宁以西则因战争原因停工。叙昆铁路是从昆明至叙府的铁路,也是采用1000毫米轨距,到1941年建成昆明至沾益段后停工。湘黔铁路是从柳州至贵阳的标准轨距铁路,线路横越云贵大山脉,工程艰巨,1939年开工,1944年从柳州至都匀段建成通车后即停工。陇海铁路宝鸡至天水段于1939年开工,1945年建成通车。当时陇海西段未被日军侵占,铁路仍维持运营,为运营需要用煤,于1941年建成咸阳至同官煤矿的咸同支线。1937~1945年,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区修建新线如下:在华北地区有北京至古北口铁路、石家庄至德州铁路、新乡至开封铁路、东观至潞安铁路等,共长608公里;在东北地区有图佳、拉滨、长白等线,共长4752公里;在海南岛有榆林港至北黎铁路及八所至石碌铁路等共长254公里。均为 1067毫米轨距的窄轨铁路。在台湾省,1907~1947年先后修建了台北至淡水、新竹至彰化等铁路,共长 645公里;基隆至台北等复线109公里。轨距均为1067毫米。中国从1876年修建第一条铁路到1945年这70年中,中国大陆共有铁路25523公里。到 1949年可以通车的铁路为21989公里。新中国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修建铁路有了统筹的规划和统一的标准。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从北向南推进,受到战争破坏的京包、陇海、京汉、南同蒲、浙赣、南浔及粤汉等铁路先后修复通车,并开展运输业务。1949~1981年的32年内共修建了38条新干线和67条新支线。为了加强既有线的运输能力,修建双线、扩建枢纽编组站、改善线路的平剖面及轨道结构、建设电气化铁路、设置自动闭塞,以及发展蒸汽、内燃、电力机车和车辆的制造业等,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先后建成的新干线有:成都至重庆、天水至兰州、来宾至凭祥、丰台至沙城、集宁至二连浩特、兰村至烟台、黎塘至湛江、宝鸡至成都以及鹰潭至厦门等铁路。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先后建成的新干线有:萧山至穿山、包头至兰州、南平至福州、北京至承德、兰州至西宁等铁路,并重建了柳州至贵阳的铁路。1963~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先后建成的新干线有:兰州至乌鲁木齐、贵阳至重庆等铁路。1966~1970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修建的新干线有:贵阳至昆明、通辽至让葫芦、成都至昆明等铁路。1971~197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内修建的新干线有:北京至原平、焦作至枝城、通县至古冶、株洲至贵阳等铁路。1976~198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修建的新干线有:阳平关至安康、太原至焦作等铁路。1981年又建成北京至通辽、襄樊至重庆等铁路;枝城至柳州以及芜湖至贵溪等铁路亦相继完成。以上新铁路干线的建成,使铁路先后伸展到烟台、宁波、福州、厦门、湛江等沿海城市和港口,继而又伸展到西北、西南边远地区,初步改变了中国过去偏重在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铁路布局,使大陆上各省省会和自治区首府(除西藏拉萨外)均有铁路同首都北京相连,并沟通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铁路运输。新建的支线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平顶山、西户等线;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铁岭、法库、女儿河、丰城、洛宜、包白、新密等线;三年调整期间建成的有泰肥、海拉、向乐、博新、北黑等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吉舒、娄邵、汤林线的伊乌段、牙林、符夹、镜铁山、吉兰太等线;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开阳、芜铜、宁菏、红会、东川、汝箕沟、郭查、漳坎、杭长、醴茶、盘西、长林等线;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有万白、烟白、嫩林、宜珙等线;1981年建成阜淮等线。到1981年止,在原有铁路线旁增建第二线的双线工程主要有北京至上海、北京至衡阳以及其他铁路的运输繁忙区段。将原有铁路改建成电气化铁路以增加运输量的有宝鸡至成都、宝鸡至天水以及阳平关至安康等铁路。建成的枢纽共有42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北京、郑州、武汉、天津、上海、沈阳、太原等,这些枢纽中包括87个编组站。这些枢纽根据运输的需要,还在不断扩建中。到1981年底止,全国大陆上铁路营业里程是50181公里,另有地方铁路3725公里。在这些铁路线上共有隧道4493座,长度总计2010公里,最长的隧道长 032公里;共有桥梁28945座,长度总计1344公里。1949年前,黄河上只有两座铁路桥梁,长江上则没有铁路桥梁。到1981年止,跨黄河的铁路桥梁共有16座,跨长江的铁路桥梁共有7座。其中南京长江桥最长,计长6772米,此外还有新型的来宾红水河预应力斜拉桥和安康汉江薄壁箱型斜腿刚构钢梁桥也都相继建成。32年内中国铁路大修更换新钢轨共41614公里,钢轨类型逐渐加重,到1981年止,每米50公斤的钢轨长度约占营业铁路总长的50%。线路和桥梁等设施逐年进行改建和加强,铁路设备的技术标准也逐年提高。实际最高行车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1949年前,中国铁路用的机车车辆,极大部分依赖进口。1949年以后,中国铁路逐渐建成机车车辆工厂。1952年开始自制蒸汽机车,1958年开始自制内燃机车,1960年开始自制电力机车。到1981年止,三种机车的总台数为1949年的5倍;客车的总辆数为1949年的4倍,货车的总辆数为 1949年的7倍。主要干线上的列车牵引总重由1949年的1600吨提高到1981年的3500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铁路承担的客货运量也逐年增长,到1981年,中国铁路承担的年客运量为53亿人,占当年全国现代化旅客运输的3%,为1949年的2倍;承担的年货运量为77亿吨,占当年全国现代化货物运输的4%,为1949年的2倍。
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论文1500字怎么写
中国铁路的发展起源在詹天佑这一时代,那时候的詹天佑在日本人的严峻考验下建立了我们中国的第一段铁路。后来我们的铁路发展越来越快,甚至现在出现了高铁,我们的高铁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回答 亲 发展史为: 绿皮车:在中国客车空调化和中国铁路大提速之前,“老绿皮车”是中国铁路客车的标准涂装。“绿皮车”是中国铁路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中国旅客列车的最具代表性的形象。红皮车:中国铁路客车使用主色调为橘红色和白色相间标准涂装的客车主要有25A型客车、25G型客车,也有某些其他型号的客车使用“红皮车”的涂装。在21世纪初的中国铁路客车中,“红皮车”普遍为空调客车,装备水平比大多数“绿皮车”更好,经常用于快速列车、普快列车等旅客列车编组,替代“绿皮车”成为担当中国铁路旅客列车的主力车型之一。蓝皮车:蓝皮车是对一种中国特快列车使用的25K型客车的俗称。客车外表涂装主色调为蓝色与白色相间,故名“蓝皮车”。这种俗称使用并不如老“绿皮车”俗称那样的广泛。25k型列车于2003年底停产。 白皮车:白皮车——最初使用这种标准涂装的为25T型客车,常用于第五次铁路大提速时开行的直达特快列车等。2007年,中国铁路开始开行CRH动车组列车,其采用通体白色的涂装更符合“白皮车”的形象,时速从200公里至350公里不等。
中国高铁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同时开始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目睹中国高铁建设的飞速发展,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感受到了高铁带来的明显优势:高速、安全、舒适。如诗:“两条铁路贯九州,谈笑之间万里游。未来交通开先河,独一无二惊全球”。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是中国境内的一种交通运输形式,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在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处于骨干地位 。 中国铁路始建于清朝末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截止2020年8月,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达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并且全国铁路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60%和70%,分别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
19世纪,中国继日本及印度之后成为第三个修建铁路的亚洲国家。1875年,英国在上海铺设了5公里长的吴淞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受“师夷长技以治夷”思想影响的“洋务派”清政府官员还是被迫接受了铁路,于1881年建造了第一条清政府主张兴建的官办铁路——唐胥铁路。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了宏伟全面的铁路建设计划,设计了连通全国的3条主要干线,总长20万公里。19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决定填补西部地区的铁路空白,开始建设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1950年6月开工建设,1952年6月通车,成为解放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大秦铁路建于1985-1997年,是中国唯一一条煤炭运输专线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重载单元铁路。京九铁路,又称京九线,是一条从北京通往广东深圳的铁路。2008年中国拥有了第一条时速超过30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截止至2016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65%以上。扩展资料:自从中国的高铁网络建成之后,每天的客流量都非常巨大。尤其是在春节等一些大型节日中,高铁更是为广大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中国内地,还有着很多贫穷与落后的地方,在高铁网络全面建成之后,在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将让中国的经济再次腾飞。从世界历史上来看,铁路运输对于兵力运输意义重大。而在中国高铁网络出具规模的今天,想要集合十万大军,所需要的时间不超过半天。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论文1500字怎么读
中国铁路发展史如下:1、艰难起步1876 年,为了改善上海至附近吴淞港码头之间的运输条件,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但这条16公里长的路线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极度保守的晚清政府抵制意愿强烈,尤其害怕铁路会使数目庞大的苦力人群失去工作。一位官员对于失业引发暴乱的风险表示了担心:成千上万拉车拖船之人将失去生计,若非在沟壑中饥饿而亡,必将在山间落草为寇。另一位官员则表示,“如此挥霍燃煤,则煤田竭也。”除了这些对铁路行业的悲观预期,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人以及外资公司的敌对情绪也相当严重,鸦片战争刚结束不久,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还历历在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吴淞铁路的前景黯淡,其建设过程自始至终没有得到政府的官方批,。通车仅一年后,两江总督沈葆桢即勒令关停铁路,并将相关设备运往台湾,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就这样荒废在台湾的海港岸边。为了解决开平煤矿的煤炭运输问题,清政府决定在唐山至胥各庄之间修建一段由骡马拉行的铁路。英国人金达受聘负责项目建设和“中国火箭”号(中国首列火车)的调试工作。1881年,全长10公里的标准轨距铁路建成通车,然而,铁路革命的序幕并未就此拉开,政府仍不愿意支持这项已风行全球的革命性交通方式,19世纪80年代,新线路的修建几近停滞。1884-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惨败使政府意识到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性,而铁路又是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催化剂。于是,唐胥铁路又往北京方向延伸了32 公里。然而,由于清朝政府的愚昧迷信,皇宫中的一场突发大火被认为是神灵不满的迹象,铁路计划重新遭到无限期搁置。2、洋务运动时期新建的铁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中国铁路总量仅为500公里,而同期的美国轨道长度已达28万公里,战场的失利终于激发了中国的铁路兴建热潮,北京成为铁道网络的中心所在地,而偏远地区也开发了许多运煤线路。1911 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彼时中国境内已建成铁路9,500公里,较之以往有了质的飞跃,但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这个数字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比同样贫瘠的印度少了将近一半。之后,在日本侵华战争和一系列内战的影响下,铁路的扩张速度减缓,许多线路在冲突中遭到损毁。“二战”末期,这个泱泱大国可使用轨道总长仍停留在区区25万公里。3、新时代的发展:青藏铁路1949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铁路建设投资力度加大,现有线路得到修缮,新建线路甚至延伸至地形复杂的山区地带。中国的铁路发展并没有因为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而停下脚步,覆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铁路网络在20世纪末期终告建成。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人民政府即提出要把铁路修到西藏省会城市拉萨。然而,技术困难和资金缺乏阻碍了项目的进一步开展。有俄罗斯阿穆尔铁路的惨痛案例在前,许多国际知名专家都认为在范围如此之广的冻土层上铺设轨道几无可能。1984年,青藏铁路前身——全长800 公里的西宁至格尔木铁路建成通车,但后续将其延伸至拉萨的计划却整整讨论了10年之久。1999年,为了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江总书记提出西部开发运动,青藏铁路成为实施方案中的关键环节,然而有关路线的选择仍尚存争议。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小城格尔木是进藏路线中距离最短的一条,但其途经的数百英里冻土地带将给铁路建设带来无法估量的技术难关;如果借道云南,则路程和建设成本都将翻倍。怀着克服困难的决心,格尔木路线被确认为最终方案。2001年,全长1,143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路段举行了开工典礼。虽然新世纪的铁路建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优势,但青藏铁路的施工难度仍超越了以往绝大多数铁路项目,建设初期,超过10万名铁路工人汇聚到西藏,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筑路运动。铁路修建进程中,部分路段的表层土壤由于受热融化导致稳定性缺失,工程师们通过攻关,采取了以桥代路等措施解决了这一严峻挑战。为了达到冷却轨道和地表温度的目的,路段沿线还安装了名为“热棒”的高效热导装置。该工程由两端开始向前推进,轨道的铺设工作持续了4年,而信号和其他设备的调试又花了1年时间。2006年7月,短短5年之后,青藏铁路全线盛大开幕。铁路的开通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5、中国高铁网络除了少量旧线改造工程以外,绝大部分高铁网络将由新建线路组成,每条新线的行车速度节节攀升。在政府颁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中国将建设四横四纵的国家级高速铁路网络,与现有轨道一起,组成2万公里的客运专线。2003年,位于东北辽西走廊的第一条快速客运专线“秦沈铁路”宣告通车,全线设计时速达到200 公里,后在2007年提高至250 公里。其他线路紧随其后,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纷纷开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接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京津城际铁路”,其实际运行时速高达350公里。2010年10月,第15条高速铁路“沪杭高铁”全线完工,其后一年,设计时速为380公里的“京沪高铁”也开通运营。至此,中国已拥有高铁专用轨道8,000多公里,超过任何其他国家保有量的两倍之多。2011年7月,从宁波开往温州的甬温线上发生动车追尾事故,一路高歌猛进的铁路扩张遭遇严重挫折,项目进程一度放缓。受到事故的影响,乘客数量逐步减少,路网规划进度被迫延迟甚至险遭搁置,高速列车的时速也被大幅调低。不过,自2012年开始,铁路建设重新恢复,搭乘高铁出行的人数又开始攀升,2013 年以来,中国每天运营高速列车1,580列次,服务旅客130万人,而这一骄人的纪录还将继续被改写。在政府部门的规划中,2020年,中国将投资3,000亿美元,建成高铁网络25,750公里,以数倍于其他国家的优势稳居世界高铁里程数的榜首。成绩斐然的高速铁路和不断扩张中的城市地铁,以及创纪录的青藏铁路一起,牢牢确立了中国在21世纪铁路史上无可争议的先锋地位。扩展资料:中国铁路从无到有,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十一五”是铁路技术创新实现重大跨越、大步迈入高铁时代的五年。“青藏铁路工程”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大秦铁路重载运输成套技术及应用”、“时速250公里动车组高速转向架及应用”等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中国铁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1、依靠自主创新,中国高速铁路后来居上。2010年12月3日,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国产新一代高速动车组跑出1公里的时速,再次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据介绍,在掌握时速200至250公里动车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我国成功搭建了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技术平台,研制成功时速380公里新一代高速列车,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高铁技术体系。2、依靠自主创新,中国高原铁路世界一流。过去,没有人相信,铁路能飞驰于世界屋脊。中国建设者依靠自主创新与顽强拼搏,成功解决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2006年7月开通的青藏铁路,穿越世界上最大的“生命禁区”,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这条“天路”运营六年来,安全无事故,共运送旅客5000多万人次、货物2亿多吨,不仅营造了“上面火车跑,下面羊吃草”的和谐美景,还为青藏两省区经济发展保持10%以上的年均增速提供了有力保障。3、依靠自主创新,中国重载铁路屡破纪录。2010年12月26日,我国能源大动脉——大秦铁路再次打破世界铁路重载纪录,年运量突破4亿吨。这相当于用新建一条铁路1/3的投资,新建了三条煤炭大动脉,不仅节约了4万亩土地,还满足了全国1/3人口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参考资料:人民网-中国铁路 阔步发展(跨越·十年)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回答 亲 发展史为: 绿皮车:在中国客车空调化和中国铁路大提速之前,“老绿皮车”是中国铁路客车的标准涂装。“绿皮车”是中国铁路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中国旅客列车的最具代表性的形象。红皮车:中国铁路客车使用主色调为橘红色和白色相间标准涂装的客车主要有25A型客车、25G型客车,也有某些其他型号的客车使用“红皮车”的涂装。在21世纪初的中国铁路客车中,“红皮车”普遍为空调客车,装备水平比大多数“绿皮车”更好,经常用于快速列车、普快列车等旅客列车编组,替代“绿皮车”成为担当中国铁路旅客列车的主力车型之一。蓝皮车:蓝皮车是对一种中国特快列车使用的25K型客车的俗称。客车外表涂装主色调为蓝色与白色相间,故名“蓝皮车”。这种俗称使用并不如老“绿皮车”俗称那样的广泛。25k型列车于2003年底停产。 白皮车:白皮车——最初使用这种标准涂装的为25T型客车,常用于第五次铁路大提速时开行的直达特快列车等。2007年,中国铁路开始开行CRH动车组列车,其采用通体白色的涂装更符合“白皮车”的形象,时速从200公里至350公里不等。
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论文
中国高铁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同时开始走出国门、冲向世界。目睹中国高铁建设的飞速发展,国人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感受到了高铁带来的明显优势:高速、安全、舒适。如诗:“两条铁路贯九州,谈笑之间万里游。未来交通开先河,独一无二惊全球”。中国铁路 中国铁路是中国境内的一种交通运输形式,为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在中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处于骨干地位 。 中国铁路始建于清朝末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截止2020年8月,中国高速铁路总里程达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并且全国铁路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60%和70%,分别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