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板桥研究书法的论文

关于郑板桥研究书法的论文

浅谈书法艺术的美 书法是一门独特的视觉造型艺术。人们欣赏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时，无疑会得到美的享受，艺术的陶醉，但是，欣赏书法艺术的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如文学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相比显得更为抽象，更难捉摸。一幅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审美结果大相径庭的现象是常有的，即使是对一代书法大师作品的评价，也不一定千口一音。那么，书法艺术的审美是否存在统一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审美者所占的角度、所持的依据，特别是自身修养的高低。 艺术上的许多范畴，朴拙与呆笨、凝重与滞涩、豪放与粗野、宽博与松散、飘逸与轻浮、差别都很微妙，在欣赏和评价时把握不住就会产生移位，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俗话说：“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对书法艺术了解程度不同，审美的结论也不会相同，“观千器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这与审美者自身的修养是分不开的。古往今来，有关书法艺术的审美著作、浩如烟海、今择其要点、归纳如下： 一、线条姿态美 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由线条来完成的，而体现线条美的基本要素，则是要求线条富于变化。而书法使用的书写工具是毛笔，以笔锋来说，柔软而富有弹性。书写的轻重、疾快、强弱、顿挫、提按、正偏在纸上留下浓谈、干湿、刚柔、动静、方圆等各种千变万化的线条、它是具有生命力的线条、能够充分体现线条的和谐美和动态美。 1、和谐美。这种美的要素，欧美艺术家讲究得极为精细，作张椅子，也要看长短、疏密、粗细、曲直，作得好就美，作得不好就不美。线的美，在美术中，最为高等，不靠旁物的陪衬，专靠本身的排列。而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以线为生命之本的，汉字由点和线组合而成，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质。而“点”是线的浓缩，“线”亦是点的延长，“点”和“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又被称作线条的艺术。古人曾说“学书贵能通变”，运笔中掌握提按、顿挫、徐疾和某些过渡性技巧，使线条呈现变化的主要方法，通过按笔可以达到“重若崩云”，提笔又使线条“轻如蝉翼”、令人有种时隐时现的变化感和沉浮感，从而突出表现作品独特的美感。隶书的参差俯仰，使其姿态飘逸，轻灵飞动、工整险峻。楷书方正端庄，使其虚旷，简静，遒劲有力。行书的错落有致，使其若天马行空，雷奔云集。草书绵婉使转，使通篇郁郁苍苍，奇姿雄迈，无不体现线条的和谐美。 2、动态美。对于线条，古来有两个美谈，即：“力透纸背”和“入木三分”。这是表现线条力度的夸张说法，但说明书法讲究笔力、更能体现线条的力度美、瘦能挺、壮能遒、摇曳生姿、似有飞动之态，那么力感与势态造成了线条的动态美。这种动态之美在书法作品中，你或许感到小桥流水，轻流慢淌，或如飞流瀑布，落于九天，或如林中老树，静谧安祥，或如骇雷惊电，震撼环谷……所有这些感受，都是书家通过用笔的控制，写出神态各异、丰富多变的动感线条，体现笔墨之外十分微妙的精神内涵。从优秀作品中不仅看出书家笔墨技巧的娴熟，更能看到对作品的“韵”的把握。即使人产生抑扬顿挫，似高山流水，时而泻于千里之外，时而旋于险滩之间，起到美不胜收的艺术效果。 二、运笔节奏美 书法美与音乐美、戏剧美、舞蹈美的相似之处是，在于使点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以至整幅作品中、富有旋律节奏和诗情画意的意趣。就书法作品而言，笔画的轻重缓急、字形的大小变化、字形的结构、广窄、开合、伸缩、倚正以及自然的牵连飞渡等等的巧妙运用，都能使整幅作品有种自然的运笔节奏感，使欣赏者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书法和音乐一样，以抽象的语言创造抽象的形象，这抽象的形象似乎很容易引发欣赏者各种联想，在优秀的艺术家笔下，能创造出使人感到旷远，博大、幽微、深沉、高逸，使人精神得到升华的境界。就象优美的乐曲能激动人的心魄，激励人的情性、激发人的幽思。这抽象形象所表达的虽不是明确的什么，但它仍是和人的审美理想、人的情性修养肯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来自一种修养，一种艺术情志，一种由时代精神折射出来的精神面目，所有这一切铸成的审美内涵，它寓于运笔中的点画、布白之中，让读者通过书家创造的总体形象观赏它，感受它，品味它。 三、形体组合美 书法的形体，由笔画、结构、章法三者组成。笔画上，视其提按、顿挫、疾徐、粗细、浓谈、方圆等用笔自然，变化流畅；结构上视其疏密、错落、承转、争让、欹正等照应周到、匀称生动；章法上，视其大小、高低、宽窄、黑白、虚实等协调统一、行气贯通。中国特有的方块汉字，为书法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写出来的字，既要符合规范法度，又要富于变化。字体有长有扁、有疏有密、有古朴有奇宕等等，字写得过于平正、则显得板滞拘瑾；结体过于险绝，又易涉怪迁俗。所以应努力做到“平中寓险，险中求平、中宫收紧、左右挥洒、倚侧有正、曲中求直”，才能别有情趣，这样方可称为艺术。人们追求的是真情流露、天趣盎然，符合于当今人们的审美情趣。张猛龙碑，点画多变，以点而言，几处无一相同，此碑结字外疏内密，忽大忽小，忽收忽放，欹侧取势，奇丑相生，结体精密有奇趣。《兰亭序》中21个 “之”字，各具情态，形象生动，上下浑然，似天然雕饰，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书品的形体极尽变幻，时整齐匀称，时参差错落，时空旷清朗，时密不透风、形随笔出，字随势生、呈观万千气象，诸多风情，对书法欣赏者来说，书家只有通过形体组合线条，把自己真挚，强烈的感情贯注到作品的境界中去，才能使观赏者而感而动，产生思想感情上的共鸣。 四、章法气势美 好的章法布局，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应顾盼映带、气脉相通。一幅书法作品应前后呼应，疏密有致，一气呵成，具有艺术的整体感。 1、相呼相应，相承相接。就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来说，整体布局合理，格调高雅的作品，从欣赏者的眼光来看，章法可以夺主先入，扑入眼帘，能给欣赏者第一眼的印象，能产生第一视觉效果，是关系列这幅字成败得失最关键的地方。在章法布局中，要照顾到每一点画，每一字的安排位置，是否正确，合理和自然、天头地脚，题款用印，字与字相呼、相应，行与行相承相接、达到疏密得体，揖让有致、顾盼生姿、浑然一体。整体布局是否自然生动，使人一眼望去，黑白分明，疏密有致、气势贯通、格调一致，令人有种统一感和整体感，达到相应的审美效果。 2、虚实相生，空灵相映。宋人姜白石《续书谱》曰：“必须下笔动静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气，当密不密必致雕疏”。 清邓石如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常计白当画，奇趣乃出”。由于汉字的自身特点，书法家们可凭借自己的艺术构思和笔墨技巧，创作出千姿百态的作品，来表现自己的独特风格。不同的书法作品体现出作者不同的思维形式，有的作品重虚白，气势宽舒静谧，给人以空灵游逸感，有的作品雍容大度，有大气磅薄，纵横决荡之感; 有的作品苍古秀拔，奇崛危险，有种孤芳自赏感。书法艺术中注重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如在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中，虚实相间的例子更为比比皆是。在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虚白之处并非空洞无物，而“虚实相生，皆成妙境”的空间美效果，给观赏者带来了无限的想象，使人回味无穷。 五、内容情感美 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以表达感情，抒发性灵为特征的，书法也是如此，书法家们借助抽象的点画，通过艺术加工，并熔进自己的感情，创作出具有情调的作品，从而引起欣赏者感情上的共鸣。作为书法欣赏者，面对一件书法作品，要力图窥见 作者的感情因子。作为形式艺术的书法，它不仅要求洞悉作品书写技巧、风格，又要领会作品的内容，了解创作背景。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在“修契事”时“群贤毕至”“流畅曲水”“惠风和畅”的环境中创作出的。就是用他风度超逸、墨彩飞动的正派书风，表现出东晋文人学士的风流潇洒姿态；颜真卿《多宝塔碑》、《颜子家庙碑》等，则集中反映出他的端庄、厚重、雄壮的颜家气派。又如岳飞的《满江红》，周恩来的《大江歌》、毛泽东的许多诗词墨迹，从内容到形体都表现出伟人的气势和魄力。 大凡成功的书作，不单是形体秀美、清丽雄劲、峻拔、怡人眼目，更重要的是表现作者情怀志趣，作者凭着与生俱来的审美意识，自然而然地力求使自己笔下的文字形态更有线条美、更和谐流畅、更变化多姿、更参差错落 ， 使欣赏者心领神会，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六、心灵意境美 意境，是指人的思维境界。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形成的。人们的意境是千差万别的， 同样的功底，不同程度的意境，就出现不同样的书法水平。意境美，是对书法作者的气势、骨力、神采、风味的高度慨括。唐太宗说：“夫字以神为精魂”；宋黄庭坚说：“书者能以韵观之”，清姚配中说：“以气为主”。历代书家所说的是“神”、“韵”、“气”。而我们继承了意境美的观点，把它概括为“精、气、神”。 字为心声。凡自然界中一切事物，包括动态的和静态的，如山水、云雾、日月、星辰、鱼虫、鸟兽、风雨、水火、雷霆、闪电、歌舞、战斗等等，无不给书家某些启迪。作者利用某种特殊的工具，通过书写用点画线条等一系列因素，将心灵中的某种情趣表达出来，这种心灵意境的情趣，往往能使书法作品取得某种神奇的效果。心灵意境美的体现，他决定作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个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字外功”，作者的“字外功”愈深、立意也愈高。他所追求的作品也愈真；愈真则愈美；愈美则愈雅，愈隽永、愈耐人寻味。心灵意境美的感受是因人而异的，只有不断加强“字外功”的学习，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可见，意境美是书法家思想感情和修养的流露。思想感情是一切艺术的属性，如“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序》，作者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之中。从书法的内容、线条、结构、章法、体势等体现了作者纯真、质朴的思想感情，抒发了作者对人生短暂、欢乐有尽的感慨。再如清代“杨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在当时提倡馆阁体的书风下，在书法上大胆创造、锐意革新，创造出“板桥体”。他的章法如“乱石铺街”但“乱”出法度，“乱”出神韵、从中可以窥视他高风亮节的卓然傲世的精神；现代书家弘一法师，他的字充分体现了佛教精神，以上书家创造出不同的书法艺术意境美。由此而知，每一个有成就的书家总有自己的个人风格、每件作品都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意境美。 法国艺术大师罗丹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吸收和发展”。如清澈曲折的小溪，多姿多彩的花卉，滔滔不绝的江河，天空飞翔的雄鹰，葱郁有趣的山林等等，都有自身的个性美，同时也有相互间的共性美，那就是自然生动的天趣美，能在书法艺术的点画线条、字体结构、行列安排、章法布局中程度不同地比拟吸收，也能在意趣神采、自然韵律，风姿格调、骨力、气势、气脉相通方面，心须意合，若明若暗地从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给我们带来美的享受，成为书法艺术的佳作。用崭新的眼光去看，那些真正的作品中才有可能每次都有新的发现。作品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高深莫测、难以预言。因为那是作品本身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内涵。任何人都很难说自己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对待作品如果真的有了如对待人的一种心态，那么便能敏于捕捉作品的细节与内涵，洞见作品的妙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欣赏。 综合所述，书法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从中品味欣赏可以在视觉上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就在于你是否掌握书法艺术的审美创作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书法艺术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交谈”,只有书法与欣赏者心贴得紧密，艺术才能保证永恒，才有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书法艺术的博大宏深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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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是创新最大的障碍——牛顿晚年趋于保守

牛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他的一生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冷却定律以及微积分等。然而到了晚年，他的研究陷入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的范畴而不能自拔。他花了十年的时间研究上帝的存在，结果自然毫无所得。由此看来，即使一个伟大的学者，一旦落入陈旧的范畴，也谈不上有丝毫的成就。

创新即是表现个性——郑板桥独创一体

郑板桥是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扬州八怪”之一。他自幼爱好书法，立志掌握古今书法大家的要旨。他勤学苦练，然开始时只是反复临摹名家字帖，进步不大，深感苦恼。据说，有次练书法入了神，竟在妻子的背上画来画去。妻子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是在练字。他妻子嗔怪道：“人各有一体，你体是你体;人体是人体，你老在别人的体上缠什么?”郑板桥听后，猛然醒悟到：书法贵在独创，自成一体，老是临摹别人的碑帖，怎么行呢!从此以后，他力求创新，摸索着把画竹的技巧渗在书法艺术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板桥体。

积蓄——喷发的基础

正如死火山永远不会喷发一样，如果你没有才学、能力……你就永远不会有辉煌的瞬间，内在的积蓄孕育了潜能。如果小女孩本身就不美，甚至很丑陋，普通的花裙又如何能让她展现美丽?如果王羲之没有凭染绿黑墨池的勤学苦练拥有了对书法的极高悟性，他又如何能够写出“飘若浮云，矫若游龙”的字来?如果陈景润没有凭对数学的热爱算尽了几麻袋的草稿纸，他又如何拥有超凡的解题能力而接近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在，如果忽略了优势，优势便会消亡，你就会变成

创新使人类进步，创新使人类快乐，创新使人类......还有许许多多的创新在等待着大家去探索和发现。

我们中国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不乏，像书中的李四光爷爷，他在条件简陋的年代，经过多次的求证和探索，击败了外国科学家的言论。例如，从十九世纪来，各国的地质学家定论“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但经过李四光爷爷的不懈努力，发掘出许多冰川遗址，证明中国是有第四纪冰川的，他的成果收到了德国地质学家的赞叹，让中国人为此骄傲。

生活中的创新无处不在。像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波义耳不小心把盐酸滴到了紫罗兰上，从它变色的事例上证明了许多种植物花瓣的浸出液都有遇到酸碱变色的性质，为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服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我们也乐于在生活中探索与创新，说不定在不久后也会有不小的收获。

书中陈列的“2013年重大科技创新中”的科学成果，为我们人类带来了多少乐趣和方便，像“谷歌眼镜”具有拍摄、导航、语音通信等功能，把照相机、导航仪、手机和眼镜融为了一体，这发明真是让人佩服。可这十项发明，就是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发明成果。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祖国的未来，我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发明家，我想发明“自由飞机”，不需要人驾驶；我想发明“无敌战车”，可以保卫祖国，任何武器攻击不进；我想发明折叠汽车，随身携带，节约停车位，我还想发明......请大家等着我。我长大后希望自己拥有一家“科技研发公司”，为人类的生活带来欢乐和方便。

简单的说——“书画同源”，这可以元代赵孟頫对中国书于画最经典的论述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书画同“起”源 对于书画同源这一中国艺术史的基本理论，其关注焦点在于书画同源的“源”字作何理解，早期人们对书画同源的认识定位在“起源”之上，即是说书法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同之处。这一认识在现在看来虽有局限性，但无疑是正确的。从文明产生之日起，人们便不可避免的产生对事物记载的需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的不断复杂化，人们从最初的结绳记事，逐步发展为以图记事，并最终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作为最古老的文字种类，甲骨文无疑是从最原始的图画发展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概括力的记事符号，所以在商周时代流传下来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保存有大量图画文字的存在了。而这些字除了包括象形与指事两种功能，更具有了一定的绘画因素存在，这些图画文字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客观事物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发展，逐渐由图案化的形象符号演变为由线条构成的文字，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神奇瑰丽的书法艺术。而作为文字先祖的图画自是毫无疑问的成为兴起于书法艺术之后的独具东方气韵的中国绘画艺术的基石了。 由此观之，图画与文字作为先祖们记事的工具，自是拥有相同的起源；而分别以图画和文字为基础而产生的中国绘画与书法艺术必也应有相同的起源了。对此，早在唐代，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也为我们做出了精辟的概括：“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二、书画同“形”源 对书画同源的“源”字，除最初的起源一解外，还指书法与绘画在表现形式方面，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书法的用笔是中国画造型的语言，离开了书法的用笔，就很难言中国画，从而，中国画本身带上了强烈的书法趣味，国画的线条、墨韵，处处都透露着抽象之美，流露出其独立的审美价值。 唐代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维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既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此可谓关于书画表现形式同源的最早论述了。而书画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更在宋元以后兴盛而起的文人画中被得以充分发掘。 文人画由来久矣，汉时张衡等人虽未有画传世，但其“以画名”固已载诸史籍；至六朝庄老学说盛行，当时的文人皆以画寄托其超脱性情、发挥其自由之情致，如宗炳、王微等以山水寄情，文人画即已初现其形；臻至唐代王维等辈时，诗画互融，文人画更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及至两宋，由于其重文轻武政策的施行，上位者对书法绘画艺术的推崇、喜爱，使中国书法与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轻视技法锻炼，重视意趣、笔墨的文人画更于这一时期兴盛而起，臻近成熟；后经历元明清各代，亦有所发展。 文人画重视对笔墨的追求，旨在于突出绘画中用笔本身的独立审美价值，这又与书法艺术重视用笔不谋而合，或者应该说其绘画用笔正来自书法用笔的灵感。明代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一书中以画竹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述，“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无疑是对以书法之笔墨入画的一个精辟的概括。此外，尚有以八分法或鲁公撒笔法画竹叶，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画木石的说法，南唐后主李煜更曾用金错书法画竹，至于郭熙、唐棣画的树、文同画的竹、温日观画的葡萄，均由草书中得来更是说明绘画与书法艺术于表现形式，尤其是笔墨运用上的同源性。三、书画同“神”源 中国的书法与绘画艺术的追求，不仅在于其形式的美，更在于其蕴含的抒情的艺术意境，也就是说，书画同源之“源”不是仅停留于表面的表现形式、笔墨运用上的同源性，而是深入到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神髓之中，具有相同的神髓、意境之源。 传统中国画从“以形写神”、“遗貌取神”而成为表现“意象”的造型艺术，其追求重点并不在形、在貌，而在神韵之上，苏东坡就曾诗云：“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故而绘画艺术中最具东方含蕴表现特色的写意画，无论写意山水也好，还是写意花鸟也罢，就是以贵在得其神髓而为世人所推崇；若画不能现其神韵，那就只不过是一纸水墨，淡彩而以，不能称之为画了。而书法艺术在创作时也往往要借物象以创意，并最终以文字本身抽象的形——笔划、间架、章法来表达意境，必须“得意而忘象”方可谓佳作。 举例而言，画家观嘉陵江，则见其波涌涛起，写其状貌、追其神髓，书家怀素夜闻嘉陵江涛声，则于状貌之外，得其体势，一画一书虽表现手法不同，其意皆却在表现嘉陵江之壮美，也即二者追求的物之神髓相同。又如画家观公孙大娘一舞剑器，画其神貌，表其气势；张旭观其风韵，神入霜毫，虽不为意象，但同样可现剑舞之时的天地低昂。莽莽天宇、恢恢地轮，一切有形有影、有声有色的万象，都是书法家匠心的依据，当然也是画家创造的源泉。天上的云走霞飞、地上的山耸泉注；植物的抽丝吐绿、动物的奔突潜藏；朝辉夕阴、风雨雪霰，都是顺乎宇宙大智慧，都含有着和谐的本性，书、画家观察之、体味之、神会之，形诸笔墨，画家乃有笔底幻化万象，书家乃有毫颖竞走龙蛇，所共同追求者——万物之神韵尔。由此可言，书法与绘画艺术不过以其不同的形式，追求事物共同的意趣、神髓之源——天地不言的大美所在，也即二者具有相同的神髓、意趣之源。四、书画同“心”源 随着文明的发展进步，文字、图画都不再仅仅是记录的工具了，而是成为了人们表达思想、直抒胸臆的桥梁，成为人们宣泄感情的工具。而书法与绘画艺术更是因为其作者的感情投入具有了更高一层次的艺术价值，他们不再是死的作品，而成为其作者活的人生写照，成为了有“心”之物。 以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例，其画竹，除了尽现竹清冷含蕴的神髓之美，也赋予其笔下的竹以一颗心，将自己的品性与竹子重叠在了一起；其写字，也是同样将人生之感悟融入其中，所以“难得糊涂”才成为其书法的名篇。 字如其人，画如其人，人的品性皆会融入其书画作品之中，书法与绘画艺术也因其作者而有了其各自品格。故此可得，书画同源，源自人心。

简短著名书法家的故事如下：

1、掘墓偷艺

钟繇是东汉末年人，他对于书法学习十分的执着热衷，几乎已经到达痴狂的地步。据说他以前在抱犊山读书，为了练习好书法，将山中的石头、树木都写成了黑色。

有一次，他和曹操、韦诞等人谈论书法用笔，钟繇想向韦诞借阅这本笔论，但韦诞就是不肯。等到韦诞过世后，钟繇便派人从坟墓中挖出那本书，反覆研究，最后了解用笔的奥妙。

2、潜心苦学墨当饭

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

王羲之的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3、郑板桥学书法

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自幼酷爱书法。一个天的晚上他用手指在大腿上写字，写着写着，就写到他妻子身上去了。他妻子生气地把他的手打了一下说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体，为什么不写自己的体，写别人的体？

郑板桥想到，各人有各人的身体，写字也各有各的字体，本就不一样！为什么老是学着别人的字体，而不走自己的路。

从此，他取各家之长，以隶书与篆、草、行、楷相杂，用作画的方法写字，最后构成了雅俗共赏、受人喜爱的六分半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乱石铺街体，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书画家。

4、笔冢

智永禅师为隋、唐间人，是王羲之的第七世孙，因十分用功练习书法，用坏的毛笔都弃置在大竹篓里，经年累月之生，积了五大篓，于是他自己作了铭文，并埋葬了这些笔头，称为笔冢，可见得他爱书惜物的襟怀。

5、柳公权发奋练字

一位老人告诉幼时柳公权，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最后成为我国著名书法家。

郑孝胥的书法研究论文

八闽文化·八闽艺术·绘画与书法

福建美术可溯源至原始社会陶器上的图案纹饰、造型。初期陶器器表上的绳纹和篮纹，当是陶器被加工成型时，留下的编织物模具篮和绳的印纹，还不具有内在的审美意识。后来，随着人类审美意识的逐渐产生、发展，器表出现了有意刻绘的平行纹、山字纹、卵点纹等十多种纹饰，已具有观赏性的内涵。其中曲折纹、三角形纹、S纹等可能与东南越族蛇图腾崇拜意识有关。 福建原始美术不仅表现在陶器的纹饰上，而且还表现在造型上。如黄土仑出土的一件禽形壶，颈部似喇叭，一侧肩部边缘装饰一个翘起的卷弓状纽，宛如禽类短尾，表现了陶匠的模拟夸张手法。其他如虎子形器、鼓形器、觚形杯等，都表现了创作者的审美意识。 据目前所知，从秦汉至隋唐，福建没有什么绘画作品流传下来。这一时期较早的美术作品是福州出土的南朝墓葬中的寿山石雕——卧猪。唐五代的美术作品，较有名的是福州乌石山东南侧石壁上的唐代佛像和唐书法家李阳冰的《般若台》石刻。漳州南山寺石佛阁有一天然巨石雕成的弥陀立像，是至今少见的唐代大型作品。福州乌塔塔壁的浮雕神像，是五代福建雕刻的代表性作品。 宋代画坛上出现了几位著名的福建籍画家。僧惠崇，建阳人。能诗善画，尤工小景，江南春色，烟雨芦雁，画中有诗，情景交融。其画在宋代地位就已很高，得到苏轼、王安石等名人的称誉。苏轼曾作诗咏歌惠崇的《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费道宁，怀安(今福州)人。徽宗时入翰林画院任职，擅长花卉画。他的画从写生入手，花叶扶疏，典雅多姿，富有立体感，色彩融和润泽，接近自然。郑恩肖，连江人。他以“泪泉和墨写离骚”(《清閟阁集》卷八)的心情作画吟诗，表达亡国的悲愤。他写兰，疏花简叶，根不著土。人问之，曰：“地为番人夺去，汝犹不知耶!”(《宋遗民录》卷十三) 宋代福建还出现了几位很有影响的书法家。蔡襄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的楷书端庄秀美，融二王和颜书于一体;行书温淳婉媚，似晋人风韵;草行则参用飞白法，纵横潇洒。蔡京，仙游人。其书法沉着豪健痛快，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尤长于大字，如《大观圣作之碑》六字行楷题款，意气赫奕，笔力遒劲，在宋人中实属难得。蔡京弟蔡卞，亦长于书法，自成一家。行书笔法展纵，紧练峭拔。京、卞因为人品不好，致使书法为世人所轻。 明清至近代，福建绘画和书法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几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画家和书法家，有的还形成地域性或师徒相承的画派、篆刻派。 边景昭，字文进，沙县人。工花鸟、“善翎毛花果，花之娇笑，鸟之飞鸣，叶之正反，色之蕴藉，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闽中书画录》卷四)，成为明代宫廷院体画花鸟的鼻祖。其子楚芳、楚善，女婿张克信、甥俞存胜以及同邑人邓文明、罗绩、刘琦、卢朝阳等，都学他的风格，史称沙阳画派。 曾鲸，字波臣，莆田人。其肖像画在立足于民族绘画笔墨的基础上，借鉴西洋绘画“明暗法”，创造出“墨骨法”。即先用淡墨勾出五官轮廓的线条，然后沿线条用淡墨逐层渲染，表现出阴影凹凸。“每图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姜绍书评其画“写照如镜取影，妙得情神，其傅色淹润，点晴生动，虽在楮素，盼睐 笑，咄咄逼真”(均见《无声诗史》卷四)。曾鲸的肖像画风行一时，当时的社会名流，如董其昌、黄宗羲、黄道周、王时敏等，都经曾鲸传写。曾鲸弟子甚众，其学生闻名者就有四十余人，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波臣派。至清康乾年间，仍雄踞画坛。 黄慎，字恭懋、躬懋，号瘿瓢子。宁化人。早年从同郡上官周学工笔画，尽得师传。中年从怀素草书中得到启发，以狂草笔法入画，用秃笔挥洒，线条奔放精练，传神写意，独树一帜。他的人物画题材广泛，历史名人、神仙、佛像、渔父、纤夫、乞丐、贫僧、市井平民、潦倒文人等均入其中，往往寥寥数笔，形神兼备。他的花鸟、草虫画，逸趣横生，用笔奇崛;山水画则意笔纵横排奡，气象雄浑。黄慎一生清高淡泊，孜孜不倦于艺术的创作，佳作累千。 华喦，字德嵩、秋岳，上杭人。花鸟、山水、人物俱工。他的花鸟画重视写生，构图新颖，形象生动多姿。他的山水画构图雄伟，气势磅礴，意境清新。他的人物画往往与山水画结合起来，通过环境气氛来烘托人物感情，饶有风趣或别具情思地塑造个性鲜明的形象，有一定的深度。华喦作画喜用枯笔干墨淡彩，敷色清丽。他长期客居杭州、扬州，以卖画为生，雄踞清代吴越画坛，对后代影响深远。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福建画坛出现了“诏安画派”。代表人物是诏安人谢颖苏、沈瑶池等知名画家数十人，一脉相承，代有发展，画风影响福建全省，波及台湾、广东。 谢颖苏，字琯樵，号北溪渔隐、懒云山人、书画禅。颖苏为诏安画派领袖，工山水、花鸟，尤擅兰竹。其画笔势沉雄，蔚然深秀，书卷之气溢于墨纸间。所画苍松翠柏，放笔直干，尺幅中具有千寻之势。兰竹继承宋元以来闽人画法，并吸收郑板桥的豪逸之气，能自出新意，瘦挺潇洒，不为古人所囿。所画花鸟，颇有华喦的风格。道光年间，谢颖苏曾应板桥富户林本源家聘请，至台湾擘划林宅园林，是旅台画家中的佼佼者。 近代仙游县素有福建画乡之称，同一时期，出现了李霞、李耕、黄羲三位著名画家。他们既探索文人画，又长期从事寺庙壁画，吸取民间绘画的优点融于作品，被称为“民俗画家”。由于他们在题材、画法以及造型色彩上都形成一定的体系，故被称为“仙游画派”。仙游画派以充满了民族传统绘画和民间画风的优点闻名国内外。 李霞(1871—1938)，字云仙，号髓石子、抱琴游子。李霞人物山水画俱佳，师法梁楷、黄慎、华喦，运笔刚健，设色新颖，气韵生动，形神兼备。李霞的人物画，多用“折庐”及“钉头鼠尾”描法，笔法神逸。特别是在作大幅人物画时，喜用鸡毛颖，作中锋笔法，圆润老硬，更显出作品的豪放雄浑。李霞的作品曾多次在国际得奖。 李耕(1885—1964)，字砚农，号一琴道人，大帽山人。李耕师法黄慎、华嵒、郑板桥、上官周，素有劲拔奇拙之特点。笔法超脱姿肆，极尽变幻之能事，形体夸张，达形、神、韵三兼备。李耕工山水、花鸟，更以画仙写佛著称。 宋元明时期，福建雕版刻书业发达，在绘画上出现了独具一格的建安版画。其版画数量甚多，居全国前列。版画多为民间工匠所为，题材丰富，构图生动多变，线条简练，绘刻质朴自然，人物形象鲜明。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福建书坛盛行草书，如张瑞图、黄道周、许友等，风格桀傲流宕，追求个性解放，抒发性情，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张瑞图(1570—1641)，字大公，号二水，别号果亭山人、芥子居士、白毫庵道者。晋江(今泉州)人。张瑞图的书法摄入露锋铺毫法，特别强调直入平出的侧锋和锐利方便的折笔，有尖刻的终颖，锐利的折角。空中取势，顺势落笔，运肘右上，折锋紧勒，纵横而痛快，一反董其昌、邢侗、米万钟的柔媚。他的草书章法满纸云烟，飞腾跳荡，铺天盖地，犷悍无比。 明代的篆刻，有徽派、扬州派、莆田派、如皋派、吴门派，其中莆田派(又称闽派)的开创者是明末清初的宋珏。 宋珏(1576—1632)，字比玉，自号荔枝仙，莆田人。能书工画，尤精于篆刻。他学秦汉 印而深受文彭、何震的影响，喜以八分体入印，风格俊逸清丽。后继者有吴晋、林露等。 康有为认为，清代有四位书法家是集大成者，刘墉集帖学之大成，邓石如集隶书之大成，张裕钊集碑学之大成，伊秉绶集分书之大成。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默卿、默庵。汀州宁化人。伊秉绶的隶法行笔，瘦而凝练，篆隶结合，没有夸张的燕尾波折，而是蚕头蚕尾，直来直往。其挑笔处，圆浑萦回，笔法意到便止，在若有若无之间，最得风流含蕴之妙。他的隶书在字体结构上取法颜体，方严整肃，横平竖直，布白宽博，四边充实，气度恢宏，洞达高邈。其隶书愈大愈壮，书写楹联排挞横空，异常壮观。 清末郑孝胥也是福建的书法名家，世人因从人品论书品，而少有提及。郑孝胥书法于小篆、汉隶皆有功力，尤擅行楷，形成独特风貌。其行楷根抵苏东坡、黄山谷，而掺以汉隶魏碑体势，笔画丰腴而坚挺，骨格遒劲茂密，有清刚之气。

可以竞拍。1、是历史遗物，值得收藏。2、是书精品，可供玩赏。3、可作为研究近代书法史的资料。

首先，郑孝胥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所以字迹无所替代；其次，他虽然是个人尽皆知的汉奸，但作为有限，影响并不是很大。

他提笔的字沿用至今是由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郑孝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家，第二是因为郑孝胥的负面影响不太大，在当时的时候，郑孝胥的字是万字难求的，谁要是想他写字，没钱是肯定成不能成功的，他的字从不轻易给人写，如果是有土豪绅士让他写字的话，它的价格也会翻一倍，甚至很多倍，一般在正常的情况下，郑孝胥一天就只写一个字，如果是让他写字的人没有时间的话，只要给的价钱多，郑孝胥当天也会把这些字写完。

当时的"交通银行”四个字就是郑孝胥写的，交通银行在1908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后来又被迁到了上海，换了一个环境就需要一个新的门头，后来人们就想到了，让郑孝胥来写这个门头，当时的郑孝胥还没有当汉奸，郑孝胥一看是银行要来题字，所以就以一千两黄金一个字的价钱，而写了这四个字，银行也是非常不差钱的，当场就把四千两黄金付给了郑孝胥，如果郑孝胥当时是做一个书法家或者是文学家的话，他一定是有非常好的人生的。

但是他却在辛亥革命之后以清朝的遗老自居，到1923年的时候他又被溥仪招到了北京当内务府大臣，后来溥仪就被赶出了皇宫，郑孝胥便负责溥仪对外的一切事宜，溥仪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郑孝胥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郑孝胥就代表溥仪和日本签订了日满协议，协议里面承认了日本在伪满洲国的驻军权，这时候的郑孝胥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后来他的朋友以及固胶，听说他当了汉奸之后，很多人都与他绝交了。

虽然他成为了汉奸，但是他对于伪满洲的作为是有限的，如果换成是大奸大恶之人肯定是不会用的，还有就是他的书法作品是很好的，一时间也想不到有谁能代替他的字，所以沿用至今一直也没有换。

研究报告关于书法的论文

书法是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过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下面是我整理了书法学术论文范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书法艺术·艺术书法

摘要：此篇论文旨在探讨研究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艺术环境中的际遇，通过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以及对当代艺术的了解，发现当今的先锋艺术中许多作品(包括架上绘画，新潮美术，装置艺术，甚至行为艺术)都运用到了书法的元素，有的甚至直接将书法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国内外颇受关注的徐冰等人的艺术作品，还包括近几年在书法界热闹过一番的“流行书风”现象等等。

不难发现，当代的书法艺术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创作模式`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传统的书法艺术逐渐发展成了“艺术书法”。书法艺术的这种逐渐走向多元化的现象是如何形成，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对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人们的此现象的反思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书法;艺术;多元化;现代转型;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新材料，新工艺的产生在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的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开拓了新的领域，全方位多维度地扩展了欣赏者的视野。现代书家们已不在一味追求传统的创作模式与风格。而更多的是对视觉艺术，形式美感的关注。可见，书法艺术已逐渐开始走向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此现象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反思该现象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中国人把书法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此为骄傲。“书法”一词的意思，一直不十分明确。很早时是说写文章的一种笔法，以后转成为书写汉字的一种规范。然而如果只是把书法局限在书写法度之内会降低、“书法艺术”的高度。如果把“书法”概括起来，无论规范、方法、书迹、评论、分析、鉴赏、考订，甚至文字学、用具等等都积聚梳理在一起，说这是一门“学问”，倒是很合适的。另外，一些书法理论、书法史、艺术理论等论著也做了大量研究，试图对书法的“本质”做出概括和规定。如，书法是“线条艺术”、“造型艺术”、“具象艺术”、“抽象艺术”、“表达情感的艺术”、“生命艺术”、“纯粹艺术”、“最高的艺术”等。这些概括、界定和解说，或出于名家之口，或见于著名论著，它们对“书法艺术”的“高”度、“纯”度等都有认识上的差异，有趋同也有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即书法是“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这在书法界、艺术界、学术界基本是一个共识。而“书法艺术”这一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04年底，文化部直属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的“中国书法院”、标志着归属于人民政府的国家文化机构第一次正式予书法以“书法”身份。

五四以来，书法的存在意义一直遭到质疑。一位知名学者和作家曾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①，“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须性为背景，因此产生的特别自然、随性、陈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陈恳”。更重要的是，由毛笔文化所涵养出来的那种文人品格和人格构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也失去了意义，甚至会成为民族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阻碍。很明显，在当代书法创作中，人们为了推陈出新，想尽办法崭露头角，往往在创作中采用的是背离传统的方式，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利用各种手段的创新来博得大众的认可。在书法界出现的这种现象我们命名它为：艺术书法。

“艺术书法”这一名词是由王镛老师首度提出的。顾名思义是将“艺术”提前，注重艺术的表现，而相对弱化书法的本事。这在当代表现为书法的民间化倾向上，近几年流行的“流行书风”就是其典型代表。纵观这几年来的各大书展，我们都不难发现书法正经历着从“书法艺术”向“艺术书法”转化的过程。导致此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几千年的二王书风，颜筋柳骨看下来的确让人有点累，出现审美疲劳是很正常的。许多作品让人看下来已经不是艺术而是复制品了。于是更多的作品开始追求视觉上的感觉，开始抓形式感，尽管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丑态百出，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确实让人有眼前一亮，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二，展览和比赛的效应不容小觑。近二十余年来，各种书法展览和比赛此起彼伏，尤其是两年一届的全国展和中青展对流行书风的兴起起着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展览和比赛中，某种风格的作品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或者受到了媒体的关注，那么效仿这一风格形式的人马上就会一哄而上。为了获得好的名次，参展和参赛者往往会投评委所好，纷纷追摹评委的风格。正是因为书法流行现象的出现，以王镛为代表的几位书法艺术家共同主持了“首届流行书风、印风提名展”，并连续成功做到了现在。展览中的作品坚持汉字书写及线条原则，基本上仍属于传统书法的范畴，与更具前卫意义的“现代书法”有着较大差距。但参展作品基本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书法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趋向：随着书法实用功能在现代社会的日益消减和信息时代东西方文化资源的不断丰富，中国书法的艺术性和创作意识正日益凸显和升华，传统的书法艺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现代转型，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虽然流行书风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但其批判者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流行书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多元化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流行风尚，并显示出相当的风格魅力和艺术史价值。

当代书法创作者对书法艺术现代视觉效果的不断追求，是书法艺术家们不甘寂寞的表现，也是书法艺术走向新的发展的富有生机的动力。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传统书法的自娱雅玩和记事交流，而更多地注重用笔墨线条表达自己的创意与性情，并通过幅式、材料、颜色、结构等方面的突破来制造视觉上的特殊效果。现代展览中大多是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而且多为竖式，很少见到传统的尺牍和卷轴。这样的幅式比较适合现代化的展厅格局，同时也使观众有仰望之感，增强作品的视觉魅力。在用纸上，书法家们广泛取材，从传统本色的纯白净宣到富丽堂皇的洒金(银)宣，从有作旧效果的仿古宣到简单脱俗的手边纸，不一而足，除了在纸张上以背景色增加厚重感等手法以外，石开等书法家还大胆地以色彩入书，寻求新鲜的视觉感受。当然，更明显的是作者们对文字结构的个性化变形和章法布局方面的大胆探索。另外，从展览的布展风格较过去也有不小的突破，新颖协调，将作品拓裱在统一底色的展板上或装置于精美的画框里，旁边配有考究的标签，印有详细的说明、创作自述和主持人评语等，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档次。也极大的增强了观赏者的兴趣。 然而，“书法艺术”转化为“艺术书法”，也是具有自身必然性的。首先，书法在其漫长的历史轨迹中，曾经具有两面性，即书法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随着现代书写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书法的实用性要求正在减弱，而艺术性要求则日益增长，人们力图在书法中获得艺术情感的表现和人格精神的追求，日益脱离书写实用价值的书法，应按照艺术的本性来发展。艺术的本性是不断地否定自己和永无止境的创造，不满足既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向传统挑战，追求原创性和超越性。这是艺术得以发展，繁荣的规律。其次，现代审美方式的改变，对书法艺术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科技、高节奏的现代信息社会，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欣赏的方式。优雅精美的印刷术和发达的出版业，消除了艺术品的神秘性和复制失真性，人们可以及时掌握大量的艺术信息;良好的展览条件和收藏条件，提高了人们欣赏和品评书法艺术的维度，人们希望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精髓所体现的艺术感受性和表现力有更为切实的现代体现。最后，书法家们面对书法的日益专业化和高度艺术化，以及大量优秀的异质文化成果的挑战，更有来自艺术消费市场的巨大竞争力，因此，他们无法停留于固有的书法观念和传统书法模式。他们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探索新的发展途径。

当然，形式上的现代感和丰富性并不能代表作品的本质特征。其关键所在其实是创作者们对传统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及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当代社会文化特色。他们更多地思考传统书法的当下状况和未来走向，或者说他们希望书法艺术不要固步自封，而应再创辉煌。古今之变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核心理念和书法家的心性品质的改变。古人重“格调”与“意境”的“高”与“低”。因此，从作品的艺术语言上，更多地使致力于从传统的资源中发掘出新的可能性。例如作品以墓志残纸为基调，并掺杂一些破坏性的用笔，力图表现结构、章法的动荡感和上下左右的呼应关系。不过，这样的书风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不少创作者过于重视书法形式技巧上的翻新，而对书法文化本身缺乏深刻体悟，对传统书法艺术语言也缺少系统研究，因而其创新显得底气不足，粗浅浮躁。其次，由于创作者取法相似，观点相近，且互相影响，因而存在风格面目趋同的隐患，在强调个性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个性。

中国书法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探索这新的发展维度，原有古典的书法系统，正由文化封闭走向文化开发，尝试着汲取其他艺术的养料，来充实自己的表现力。“艺术书法”常常招致人们的非议，斥之为非书法、不识“传统”。但事实上，书法艺术不应躺在传统的、古人的艺术成就上面沾沾自喜，书法家们也不应该是艺术创造方面的懒汉，笔墨技巧固然是书法艺术的基质之一，然而它也能扼杀人的活生生的艺术感受性。由于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因此书法艺术的现代转换中，更应注重主体的分辨力，突出主体的创造性，以之开掘新传统，整合新方法，窥视书法艺术现代发展的生长点，在面向新生活的诸种尝试中把握书法艺术现代转型的契机。

由此看来“书法艺术”转向“艺术书法”也未尝不可。当然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书法艺术的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贡献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书法形式美的建设。试想，如果一个歌唱家如果只是在舞台上向大家展示她的发音有多到位多准确，仅仅只是展示她的基本功，而不拿自己独具艺术个性的歌声展现给大家看，那观众又如何会有兴趣。中国古代的书法经典精华，被大众认可的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几十件作品，如果大家都去宗法他们的作品不去创造，书法艺术就不会形成勃勃生机，风格也不会在竞争中互补，而更严重的，书法这门艺术也会因此而衰落。

注释：①20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一文中哀叹中国书法所依托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已经消失。

参考文献：

[1] 当代书法论文选(理论卷)[M].荣宝斋出版社，2010.

[2] 当代书法论文选(书史卷)[M].荣宝斋出版社，2010.

[3] 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 书法研究[J].1993(01).

[5] 文艺研究[J].2008(12).

[6] 欧阳中石.光明日报――文化与书法[J].2007(621).

[7] 王岳川.流行书风的文化问题[J].2008(7).

作者简介：秦兆诗(1989―)，女，湖北武汉人，湖北美术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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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学篆隶书法有五难。其一，今天距篆隶的原生时代太过遥远，很容易造成难以穿越的历史隔膜，相差二十岁就有“代沟”，差两三千年又会怎样？最典型的现象是学习篆隶书法较好者能规模其形，较逊者连形都把握不好，更不要说神意、古雅了。至于好的个性与创新，尤为麟凤之属。其二，在篆隶的原生时代，古人没有留下关于技法、审美的任何文字说明，后嗣承习的过程中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书论，又往往不关痛痒。今人对篆隶古体的认识，大都出自清人散断的题跋、评论与书写体会，这对了解各种学习范本所代表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三，后人对那些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作品所做评述，都是根据金石拓本的审美经验，而金石文字无不受到书制工艺的影响，具有“二次完成品”的属性，不能准确的反映书写的真实状态。再则，古人的篆隶审美和技法总结，同样有隔膜，而表达见解的方式和用语，经常要借鉴来自时尚篆隶或楷行草诸体的经验感受，其中的误差与谬误自然不在少数。其四，在篆隶所处的原生时代，文字的实用是第一位的，美从属于文字规范，人们还没有纯为审美的艺术需求，更不会想到如何在作品中投入自我。那么，三代秦汉为数众多的篆隶经典作品及其丰富多变的个性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传统书学思想中的“达性抒情”、“字如其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在它们那里是否能够体现？如果能，古人是怎样做到的？如果不能，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应该怎样看？后代名家的篆隶作品又应该怎样看？二者之间有多少可以证明的异同？其五，迄今为止，后人对篆隶原生状态中的各类作品所做的总结和评述，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有多少东西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临帖与创作实践？例如，怎样取法，怎样在“与古为徒”的同时来避免与时尚脱节，怎样在古今之间明确自我等等，都存在问题。我是一面读书、读帖、读所有的出土文字遗迹，一面思考、研究和习字，并随时修正认识，改进方法，把学术和艺术融合为一。 我提出“原生状态”的概念，旨在区别于后代的承习与变法，排除后人见解的干扰，直接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追循其历程，体会原滋原味的种种探索和创造。也就是说，后人的见解可以给我们启发，也能影响我们的独立思考而先入为主，使作品中某些特有的意味被过滤掉，或是出现较大的偏差。例如，清人评说汉碑八分隶书，只关注具体作品的美感风格，从不深究其由来。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因素，我们只择其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简单现象来加以说明。成公绥《隶书体》前半部分称述楷书，后半部分论说隶书： 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设计知识资源网 意思是说上石的八分隶书有别于书简的形式，它们要像摹刻玺印那样均匀地分窠而为方格界栏，其章法布白有如棋盘布子或星宿排列那样秩序井然。成公绥是西晋人，去汉未远，仍置身于八分铭石的风尚之中，自然熟知甚妙。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划分界格这种粗浅的常识呢？试想，汉人书简字形皆扁，书碑皆方，二者明显有别，其关键就在于书碑有格，是长方格规定了字形的结体。推衍开来，字字撑满界格者如《景君》、《裴岑》等波挑收敛，波挑开放者字形缩小而形成宽大的字距和疏朗的章法布白。其它如整齐字形、规范蚕头雁尾等种种碑刻书法现象与原委，也都与界格有关，这里就不多说了。由此可见，清人的篆隶见解缺憾甚多，而今天的创作仍在延续其作品形式，必然是因陋就简，使学习古法疏于肤浅和空疏。我把三代秦汉书法史研究的心得逐渐转入临帖与创作当中，得出许多异于前贤、时人的体会，常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功夫容或未至，而见解上已经不必后人了。 这样说，前提是要有能力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处于不同阶层和位置的人群之所想所乐所尚。如果只有一般的艺术直觉和审美经验，即很难完整地解读那些作品。我原来的篆隶起手都学清人，也相信他们的观点，后来硕士、博士都攻读文字学，观看、摹录古文字篆隶字多了，体会也大异于从前。再后搞起书法史与书法批评研究，才真切地感受到徜徉于篆隶原生状态中的愉悦和收获，想问题、看作品也往往会与众不同。这样，我从通观古文字篆隶遗迹入手，进行经常而大量的摹习，同时验证于现代展览需求的创造和个性变化，反反复复，亦古亦我，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种学习和探索。 我学篆隶，主张博瞻约取，明确自己所需，临任何一件作品，都要弄清楚其目的，也就是要从中汲取什么。有一些作品我可以研究，但临习却不碰它们。这包括：大家都学的不碰，以免“下笔便同众人”；有程式化特点不碰，如李阳冰一路的玉著、铁线小篆、汉《史晨碑》等及三国魏碑唐碑隶书之类；装饰性书体不碰，如战国中山器、吴《天发神谶碑》、北朝至唐代墓志盖文等，以免堕入画字者流；个性风格鲜明或有习气的不碰，如赵之谦、徐三庚、李瑞清、吴昌硕等人的大小篆，郑盙、金农、伊秉绶、陈鸿寿等

孙过庭写过书谱，那本身就是一篇书法论文，或者研究书谱也可以写出论文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关于书法艺术研究的论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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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晶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所以后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写一篇还送一篇，自己选吧。

书法作为中华名族的传统艺术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以汉字为素材，以线条极其构成运动为形式，来表现性灵境界和体现审美理想的抽象艺术。通过书法课程的学习，我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历代的名家、代表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于书法的欣赏，我有了更深的体会。下面我将对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如何欣赏书法以及学习书法的体会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 书法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汉字产生阶段，中华名族是最早使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名族，文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而不是图画。 对于书法的发展，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商代大批甲骨文与金文出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建立，在这五百年里，艺术有了很大的进步；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文化最大的一个时期，相继出现了大篆、小篆、摹印、隶书等丰富的文字形式，商周至秦汉，书法完成了从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书体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的变异。随之书法的繁荣是从东汉开始的，在这期间，纸的发明、佛教的传入等特殊现象为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到汉末魏晋是书法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三国时楷书出现，代表性的书家有钟繇，为楷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知名书家如林、群星璀璨的空前盛景，王氏家族、谢氏家族等的出现，使书法艺术的境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尚“韵”书风形成，而且书家们在行书、草书的书写方面也达到了变幻无穷的境界，同时，王羲之的诞生使得书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审美观点由古拙转变为妍美。到了隋代，楷书风行，留下了大量的造像记、墓志和塔铭，随之而来的唐代，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光辉灿烂的篇章，代表性的书家有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其中颜真卿的楷书是以前年来影响华人大众生活最广大普遍的视觉艺术，颜体传达了大气、宽阔、厚重与包容的风格。接着是“宋四家”的出现，使书法成熟。后来的元、明、清时代，书法风格基本有了一定的趋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对于近现代的书法，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有吴昌硕、林散之、高二适等人，以篆书、行书和草书为主。 二、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 书法欣赏的内容与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感知。即通过反复观察，透过作品形式，感受、领会作品的形象、气韵、风格、情趣等。 这一点我们基本都能做到。 第二、描述。即概括、归纳作品的艺术特征、艺术手法 、精神内涵及自己的感受等。 第三、解释。申明所以然，即说明、论证自己的所见所感。实即逐一分析作品在艺术特征、艺术手法、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成因。 第四、评价。 即审美判断，古人谓之“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艺术价值、重要影响、历史意义、艺术上的得失、给人的启示等，予以评述，其中包括对已有批评的批评。我认为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平时的练习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只有懂得如何评价一份作品，才能取其长处，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书法创作水平能力。 一般的直观性欣赏，大多止于第一步，因此专门的欣赏，一般含感知、描述、解释、评价四项完整的内容，需要调动书法创作、书法史论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这四项内容相互渗透、彼此包涵，而不是各自独立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书法学习中应该尽量学会用这种方式来欣赏书法，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作品之美。 三、书法学习的心得 学习书法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这一学 期的书法学习，我对书法及书法欣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书法的欣赏与实践是相互联系的，“眼高手低”的书法家从没有过。历代的书法家大多是具有高度鉴赏能力的书法评论家。他们都十分重视“读帖”。所谓“读帖”，就是通过观摩书迹和碑刻去领悟书法家所采用或创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借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所以对于一个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来说，同样需要重视读帖，逐步学会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取其所长，拼其所短，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分析和欣赏书法作品，如果毫无区分地加以一概兼收，则往往进步不快，甚至会走弯路。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来的说法各不相同，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欣赏标准。

大家好，因为好久没有来百度知道提问了，不知道提问后不能补充问题。所以只好再注册了一个账号来补充我自己的问题。说明一下老师给我们的要求：跟书法美学相关的二千字论文，选择一个感兴趣的点做论述，要以一定资料为基础，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要注明出处（参考文献）。发到里无论发什么，只要对我有帮助（最好是网上找不到的），择优给分

关于郑氏起源的研究报告论文

郑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三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七八。 寻根溯源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后稷之后。周厉王的少子友封于郑，后世子孙以国为氏。 得姓始祖 姬友。西周时，周厉王的小儿子友和周宣王是同父异母兄弟。周宣王在即位二十二年后（公元前八零六年）将友封在郑（今陕西华县东）地，友称为郑桓公，郑是西周建立的最后一个诸侯国。周幽王时，郑桓公见幽王无道，诸侯强大，王权旁落，预感到将有变乱，便把财产、部落连同百姓迁移到位于河南中部的东虢和郐两个诸侯国之间。郑桓公之子武公即位后，乘护送平王东迁洛阳之机，相继占领了两国的土地，在新郑一带建立了郑国。公元前三七五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郑氏公卿宗族纷纷外迁，他们便以国为氏，称为郑氏。尊姬友为郑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郑姓最早发源于今河南省的新郑县。战国时因被韩国所灭，便散迁于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等地。秦汉时期，郑姓族人首迁河南洛阳，郑袭成为洛阳始祖。后郑姓族人因怀念先祖勋业，举族迁回荥阳，并世代在此繁衍发展，使之成为早期郑姓繁衍的中心。同时郑姓族人还进入邻近地区，从而使山东、安徽、陕西、山西也成为其主要分布地区。郑姓大举南迁，始于西晋“永嘉之乱”，是“入闽八姓”之一，嗣后不断在此继续发展，并繁衍播迁于南方广大地区，形成了诸多的郡望。郑氏族人在两晋之后的长期播迁过程中，还出现了诸多的名人与高官，地位均十分显赫。到了南北朝时期，郑姓已发展成为著名姓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享有特权，富贵满门。隋唐五代时期，郑姓进入第二个重要发展阶段。唐时的科举制度，使郑姓大族的政治地位受到抑制，但在文化上的优势却得以充分发挥，出现了大批科举名士，同时由于此期民族融合不断加强，郑姓也加入了新的力量，从而使郑姓在广大地区得以不断地繁衍发展。到宋元时期，郑姓继承了先祖的优势，出现了很多望族与名人，还创立了一代学宗“永嘉学派”，同时因其浙江浦江的“九世同居”也使郑姓闻名于天下，再次成为宋元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家族，人口也不断增加。到了明清时期，郑姓发展再度辉煌，在儒学、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独领风骚，多有建树，名人高官大量涌现，形成了郑姓在江苏、湖南、河北、贵州、广东、安徽等地均有望族出现，族人远播于各省甚至海外的局面。郑姓如今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尤其是在南方地区，以福建、浙江两省为最多，占到全国郑姓人口的大多数，可以说郑姓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 郡望堂号 郑姓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郡望，据《广韵》所载，主要有七个：1、荥阳郡，治所在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北）；2、洛阳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汉水北岸；3、高密郡，治所在高密（今山东高密县西南）；4、雍州郡，东汉始置州，三国时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5、陇西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南）；6、南阳郡，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7、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顺治时移治山阴（今浙江绍兴）。 堂号：“孝义”、“孔安”、“书带”、“复训”、“立本”、“锡类”、“翼经”、“奠邑”、“务本”、“荥阳”、“博经”、“安远”、“著经”、“通德”等。 宗族特征 1、历代郑姓族人地位均比较显赫，且在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也都名人辈出。2、郑姓以忠孝治家，家风纯朴而著称。3、各支郑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郑家清修《郑氏家谱》、湖北通山郑氏一支字行为：“令嗣承家远，宗由通德传，永升泰运日，显达盛英贤。”据民国残本《郑氏家谱》、安徽宿县郑姓一支字行为：“天禄仕志本，日文立国光。” 名人精粹 郑旦：春秋晚期著名的巾帼人物，在吴越两国长年战争时期，只身入吴作内应，助越国顺利灭吴，立下汗马功劳。郑国：战国末期韩国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水利专家，曾助秦国修成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使秦沃野千里，国力更加强盛。郑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率兵抗击匈奴入侵，为汉始设西域都护之始。郑兴、郑众：河南开封人，系父子。兴为东汉时期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儒学进一步发扬，贡献巨大，世称“先郑”。子郑众为东汉经学家，曾任大司农，通晓《易》、《诗》等经学。郑玄：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其潜心著述，遍注群经，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郑学”，在整理古代历史文献上颇有贡献。郑道昭：荥阳开封人，北魏书圣，曾任国子祭酒，工文词书法，其书法笔力雄健，兼有隶意，被后人推崇为“魏碑之宗”。郑泽：隋朝荥阳人，有学识，知钟律，考校大东钟律，著有《乐府歌辞》、《乐府声调》等。郑虔：郑州荥阳人，盛唐时期学者、画家、广文博士，诗书画技冠京华，玄宗曾题赠：“郑虔三绝”。著有《天宝军防录》。郑樵：莆田（今属福建）人，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史籍学家，一生著作丰富，其晚年所著《通志》是继《史记》后又一部伟大的通史著作，且颇具创见。郑光祖：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元曲四大家之一，一生创作颇多，代表作为《倩女离魂》，他被后人誉为“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优辈称‘郑老先生’”。郑和：云南昆阳（今晋宁）人，明航海家，曾率船队七下西洋，远达非洲、红海等地，促进了中外交流，而且还创制了我国第一部航海地图。郑明成功：福建南安人，明末名将，被赐姓“朱”，曾英勇抗击清军，在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家、民族英雄，被尊称为“国姓爷”。郑板桥：江苏兴化人，清代书画家、文学家

郑氏起源

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周厉王少子于郑，建立了西周的最后一个诸侯国。公元前375年被韩国消灭，其子孙搬迁到今天的河南淮阳和商丘之间，以原来国名为姓，这便是郑姓的来源。据有关史书记载，在秦末到晋代期间，郑姓渐渐分布到今天的浙江，陕西，山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山西等一些地方。

唐代初期，河南一部分郑氏移居到福建省，唐代末期，河南固始又有部分郑氏进入福建，明清时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祖先便是那次到福建的。郑氏移居台湾，最早是因为郑成功，搬迁到海外，最早是从清代开始。

在中国历史上，郑氏人才多多，战国末，有韩国水利家郑国，西汉时，有农民起义首领郑躬，东汉时有经学家郑兴，郑众父子，唐代有诗人郑谷，书画家郑虔，南宋有史学家郑樵，诗人郑思肖，元代有戏曲作家郑光祖，郑廷玉，明清时有收复台湾的名将郑成功，清代有“扬州八怪之一”的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还有诗人郑珍，物理学家郑复光，近现代有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词人郑文焯，作家，文史学家郑振铎。当今，郑姓在中国100大姓中名列第23位，在台湾为第12大姓。

元宵节由来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重大节日。

郑姓原出自姬姓，发祥地为郑国，为华夏祖先黄帝的后裔。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郑姓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5000多年前，轩辕皇帝以姬水为姓，建都有熊，后来春秋时期的郑武公、郑文公也在有熊建立国都。黄帝的第五世孙后稷是郑姓的血缘始祖。黄帝的第19代孙姬昌是商朝的西伯，姬昌的儿子姬发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成为周武王。因此郑氏即是周朝王室的后裔。 公元前807年，周宣王姬静封他的异母兄弟姬友（周厉王少子）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定国号为“郑”，建立西周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郑国由此诞生。姬友死后谥号为桓公，所以史称郑桓公。到周幽王时，郑桓公任周朝司徒，掌管教化，他眼见周幽王昏庸无道，宠幸褒姒，重用奸臣，使王室矛盾激化，内忧外患交织，预感到将要发生变乱，便向太史伯请教躲避战祸的办法。太史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位于洛水以东、黄河以南的虢（河南荥阳东北）、郐（今河南密县东南）两国之间，土地富饶，交通方便，是个既比较安全、又可图日后发展的地方，可以把妻子儿女先安排到那里。郑桓公采纳了太史伯的建议，于公元前772年把家属和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郐之间一个叫“京”的地方（今荥阳京襄城村），史称“虢郐寄孥”。次年，西周王室发生了“犬戎之乱”，桓公为国捐躯，其子掘袭位，是为郑武公。后来，郑武公乘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之机，先后攻灭郐、虢，建立新的郑国，定都新郑（今属河南）。郑国在春秋初年为强国，后渐衰弱，共经历了23君，计431年，于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子孙播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以原国名为姓氏，就是郑氏。 对于上述情况，《新唐书"宰相世系》曾有过简要叙述：“郑氏出自姬姓，周厉王少子友封于郑，是为桓公，其地华州郑县是也。生武公，与晋文佛夹辅平王，东迁于洛、徒溱、洧之间，谓之新郑，其地河南新郑是也。十三世孙幽公为韩所灭，子孙播迁陈、宋之间，以国为民。”按《史记"郑世家》，幽公被韩武子所杀，幽公弟骀立，是为儒公；儒公被弑，幽公弟乙立，是为郑君；郑君乙“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郑姓始祖世系如下：黄帝→玄嚣→峤极→高辛→后稷→不窟→鞠陶→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俞→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父→公季→西伯昌（周文王）→武王发→成王诵→康王钊→昭王瑕→穆王满→共王医扈→懿王燮→夷王燮→厉王胡→共和行政→宣王静→封姬友（郑桓公）于郑。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郑国灭亡后，散居于京（今河南荥阳京襄城）、制（今荥阳西）、祭（今河南郑州东）和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为纪念故国，相继改姓为郑，自此，郑姓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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