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研究丁达尔效应论文

化学研究丁达尔效应论文

楼上没有做过实验,不知道人家是什么意思.首先,那个光源叫红激光,不叫红外线.这红激光如果通到非红色溶液(如硫酸铜,氯化铁的溶液),就会被那种颜色的溶液吸收,于是,即使我们在溶液背面用红激光照眼睛,也没有一点红光的感觉.我亲自做了这个实验,挺神奇的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光线太弱,不足以发生更多散射

1、红外线不要说在透明溶液中，就是在空气中也看不见。红外线是不可见光，怎么能看得见？不信你试试2、穿过胶体不一样，因为胶体颗粒对红外线有反射和折射作用，但胶体本身对红外线有吸收作用，而且光线传播还有衰损，自然只是一部分

1 可能是这种溶液将光散射啦！2 搞不来！

达尔文进化论研究论文

达尔文从未主张过非生命可以变成生命，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对是否会发生宏观进化的一种推论假设。这在他的《物种起源》里很清楚的体现，全书诸如“假如”、“如果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之类的词语出现了几百次，而该书的最后一句话更是概况了他对上述三条原则的态度：“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是由“造物主”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去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现今还在进化着；这种观点是极其壮丽的。”但是后来的很多版本将“造物主”删去，其用意无非是抵挡上帝。达尔文从来没有提出过非生命可以成为生命，但今天所谓的进化论却打着达尔文的旗号公然抵挡上帝。其实所有的化石证据都表明：生物“各从其类”！正如圣经所说。第二，进化论“标准化石测年法”的不科学。举例简言之，某个地层如果发现恐龙化石，那么这个地层的年龄就是1亿七千万年。这个毫无根据，实际上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在这个问题上纯粹不负责任。举个例子，如果您找到一块恐龙化石，您问古生物学家化石的年龄，回答是：一亿七千万年。您问：为什么？古生物学家会告诉你：因为这个地层是一亿七千万年的地层，在这个地层发现的化石就是一亿七千万年的。您会就此满意而回家吗？不会吧，肯定会问：“为什么这个地层是一亿七千万年的地层？”回答是：“这是地质学的问题，不是我这一行的，去找地质学家吧。”您拿着化石找到地质学家：“请问挖出这块化石的地层是多少年的？”回答是：“一亿七千万年”。“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亿七千万年的化石，埋藏这块化石的地层就是一亿七千万年。”“为什么这块化石是一亿七千万年的？”“那是古生物学，不是我这一行的，去找古生物学家吧。”看到问题了吗？推皮球。好比我说：“我是皇帝，因为我的太太是皇后”，而我的太太说：“我是皇后，因为我的先生是皇帝”。最后，我们部分肯定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为什么是部分肯定呢？因为进化论认为同一物种的多样化是进化的证据，而基因学的发现研究说明，这只不过是一种丢失基因的退化。比如说狗，有很多种，长毛的、短毛的、吉娃娃、牧羊犬、哈士奇。。。。。但，都是狗。我们以狗的毛发为例，狗同时具有长毛、短毛的基因，生出的后代可以有长毛、短毛，但在寒冷的地方，短毛狗较之长毛狗的生存能力明显不够，因此越来越稀少，带有短毛基因的狗也就越来越少直至消失，剩下的狗就只有长毛基因。而这种“自然选择”并不是进化，而是退化，生存下来的生物，失去了原有的部分基因。至于基因突变，大量科学实验证明，这只能给生物带来灾难。愿你认识上帝，他创造这个世界，又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以死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借着耶稣与神和好。愿耶稣祝福你 。

达尔文的《进化论》及缺陷（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我从哪里来”是人类历史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进化论者和创造论者争论的焦点也在于是谁创造了世界，谁创造了生物和人类。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层面上的科学问题，更是关系政治、宗教、科学和文化的重要问题。19世纪中叶，达尔文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科学依据的解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一直被教科书视为进化的根本原因。然而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存在很多争议，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对达尔文进化论及创造论的解读及深入研究对人们解决自身人类起源至关重要。提及反进化论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但并非所有的反进化论者都为基督教徒，也有较多的非宗教信仰的科学家。虽然现今许多科学实验已经为进化论提供了论据，但进化论最初提出也仅仅作为一种假说，至今为止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假说的正确，同时该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也存有较多。自然条件是经常变化的，栖息在其中的生物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现代生存的生物都是由过去生活过的生物演变来的，而且每种生物一般也是同它的生活环境相适应的。生命在地球上起源于约35亿年前，大气的成分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了最初的氨基酸等有机分子，进一步整合成蛋白质、核苷酸等生命分子，复杂的生命分子相互作用，经长期的进化，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生物。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主要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有新的实验证据来证明进化论的正确性，同时也不断的有考古事实来冲击此理论。下面就达尔文进化论存在的一些问题作较为详细的介绍。远古大气合成有机物概率极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科学家们发现了合成腺嘌呤的极其有趣的方法，他们发现氰化氢和氨的简单分子——被认为是早期地球上十分丰富的物质，并在适当的条件下将形成腺嘌呤，此反应被称为生命起源的研究者们“信仰的基石”；但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虽然生物体中的20钟氨基酸都得以合成，但很大一部分是实验条件极端苛刻，在精确地人为控制下合成的，如果远古地球上的条件真的与那些不成功的实验条件相似，那么，氨基酸实际上根本就不会存在。即使，20种氨基酸确实以这种方式合成了，把氨基酸聚合起来也是非常难的。这些实验似乎证实了进化论的可能性，但更多的人在这极微的可能性中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寒武纪大爆发难以解释达尔文学说的核心是选择，然而这一核心并没有解决生物进化的动力问题，也就是遗传特性如何发生变异和形成物种的问题。从基因水平上看，基因发生突变是随机的，事实上，大部分突变对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并没有影响，或者即使基因的改变使其所编码的蛋白质发生了改变也不一定对其功能产生影响，表型并不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基因的突变一般为中性突变，并不会经受自然的选择压力。这使得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变得相当困难，也就因而无法解释寒武纪时期生物种类的大爆炸。虽然，“收割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但仍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其正确性。

（一）进化论产生的背景 19世纪中叶，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创立了科学的进化论。达尔文在他的进化论中唯物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原因（机制），从而摧毁了神创论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达尔文之所以能在这个时期完成进化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首先，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到了这个时期已经积累了充分的事实，证明有机界存在着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古生物学、地质学、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细胞学等学科所提供的丰富资料，为科学进化论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1831年达尔文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旅行。在历时五年之久的航行考察实践中，使他获得了地质、古生物、植物、动物等多方面极为丰富的实际知识，为他以后从事生物进化理论的总结，提供了直接的感性知识源泉。他在自然界观察到的无数事例，不能不使他对主张物种不变的神创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达尔文在考察结束时已经形成了物种变化的观点，但是物种为什么能发生变化，变化的规律是什么？达尔文当时还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达尔文继科学考察之后，又转而深入社会生产实践。当时英国有发达的畜牧业和园艺业，蓬勃开展的育种工作给达尔文提供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条件。人类的育种实践，有以下两个特点：（1）生物在人的有意识的控制下所发生的变异，比起在自然状态下所发生的变异要迅速，而且也更明显；（2）在人的控制下所引起的变异，比较容易看到新性状的形成与人对它的要求有关。这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新品种是如何形成的。达尔文认识到研究育种工作的实践经验有助于解决进化的机制问题。他当时这样写下：“我开始观察的时候，便觉得细心研究家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会给了解这个难解的问题提供最良好的机会。果然使我没有失望……。” 在总结育种实践的经验和他自己的科学实验中，达尔文逐步形成了人工选择的学说。 （二）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内容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是关于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的学说。他是首先形成了人工选择的学说，然后进而建立自然选择的学说。因此先把人工选择学说作一简单说明。 1．人工选择学说：达尔文在研究家畜和作物品种起源时，首先发现每一种家畜和作物都有许多品种，他认为不论品种有多少，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很大，但这些品种都来自一个或少数几个野生种。如家鸽的品种很多（达尔文当时搜集的鸽子有150个品种），但它们都起源于一种，即野生的岩鸽；家鸡的品种很多，但都来源于共同的祖先，即野生的原鸡。 不同的品种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达尔文认为：家养生物的各种品种，是人类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而创造出来的。所谓选择，就是人类根据他们的要求和爱好把符合要求的个体变异保存下来，并让它们传种接代，把不符合要求的个体淘汰。通过遗传与变异的累积，逐渐形成各种品种。这样看来，新品种的形成包括3个因素：即变异、遗传与选择。变异在这里起着提供材料的作用，没有变异就没有选择的原材料；选择保留了对人有利的变异，淘汰对人不利的变异，没有选择，就没有变异的定向发展；遗传起着保持巩固变异的作用，没有遗传，就没有变异的积累。 人工选择学说的建立对达尔文进一步探讨物种起源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使他联想到，在自然界是否也有类似的选择过程呢？进一步的研究使达尔文确信：各物种的起源也是由于在自然界存在着同人工选择相似的选择过程。从而建立了自然选择的学说。 2．自然选择学说：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根据以下3个观察到的事实和由此而得出的两个推论而建立的。 首先，达尔文发现各种生物都有很高的繁殖率，如果自然界没有限制生物繁殖的因素，那末每个物种都有按几何级数（2、4、8、16、32、64……）迅速繁殖后代的趋势。例如象（是动物界中生殖缓慢的），从一对雌雄象开始，到750年之后，将产生出1900万头象。一对麻雀，在10年之后，将繁殖出2750亿个子孙。 达尔文观察到的第二个事实是：自然界各种生物的数量，一般说来，在一定时期内都保持相对稳定。尽管生物的繁殖潜力是巨大的，而实际上，动物的卵子（或植物的种子）不一定都能发育，幼体不一定都能成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淘汰掉了。 达尔文注意到的第三个事实是：生物普遍地存在着变异。亲代与子代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亲代所生的子代也总有差异。事实上，没有两个个体是完全相同的。 达尔文从观察到的3个事实中得出了两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在自然界物种的巨大繁殖潜力之所以未能实现，乃是由于生存斗争（strugglefor existence）。正因为，一方面生物具有高度繁殖力，另一方面，生存条件不允许生物所产生的后代都能生存下来，因此，生物必然总是在生存斗争中，或者与无机环境作斗争，或者与不同种生物斗争（种间斗争），或者与同种的其它个体作斗争（种内斗争）。达尔文认为“最剧烈的斗争，差不多总是发生在同种的个体，因为它们居住在同一地域，取食于同样食料，遭受到同样威胁。” 第二个推论：在生存斗争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得到最好的机会保存自己和生育后代；相反地，那些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在生存斗争中就会遭到淘汰。达尔文把生存斗争所引起的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适者生存”。 通过长期的、一代一代的自然选择，物种的变异被定向地积累下来，逐渐形成了新的物种，推动着生物的进化。 以上就是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基本要点。 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对整个生物界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唯物的、规律性的解释，推翻了特创论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地位，使生物学发生了一个革命变革。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它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3大发现之一（这3大发现是：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 尽管受当时科学水平上的限制，达尔文学说中有个别的错误观点，也留下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达尔文进化论奠定了人类对生物进化认识的基础，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必然会更加深入地认识生物进化的规律，更有成效地改造自然。

最大的影响是：对神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导致神学在欧洲长达数世纪的统治结束，人类思想得到全新的解放。

量子霍尔效应学位论文

⑴霍尔元件只能测量出平行于法线的磁场分量，测出的值为BCosθ，θ为磁场与法线的夹角。要判断磁场B的方向与元件法线方向是否一致，只需慢慢旋转元件，直至测出的值达到最大值，这时方向就是一致。⑵不能，因为交变磁场会产生电动势，影响测量结果。

198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德国斯图加特固体研究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冯·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1943-）,以表彰他发现了量子霍耳效应。霍耳效应是 1879年美国物理学家霍耳（Edwin Hall）研究载流导体在磁场中导电的性质时发现的一种电磁效应。他在长方形导体薄片上通以电流，沿电流的垂直方向加磁场，发现在与电流和磁场两者垂直的两侧面产生了电势差。后来这个效应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研究。一百年过去了。1980年一种新的霍耳效应又被发现。这就是德国物理学家冯·克利青从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发现的量子霍耳效应。他在硅MOSFET管上加两个电极，把MOSFET管放到强磁场和深低温下，证明霍耳电阻随栅压变化的曲线上出现一系列平台，与平台相应的霍耳电阻等于RH＝h/i·e2，其中i是正整数1，2，3，……，这一发现是20世纪以来凝聚态物理学、各门新技术（包括低温、超导、真空、半导体工艺、强磁场等）综合发展以及冯·克利青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从50年代起，由于晶体管工业的兴盛，半导体表面研究成了热门课题，半导体物理学中兴起了一个崭新领域——二维电子系统。1957年，施里弗（）提出反型层理论，认为如果与半导体表面垂直的电场足够强，就可以在表面附近出现与体内导电类型相反的反型层。由于反型层中的电子被限制在很窄的势阱里，与表面垂直的电子运动状态应是量子化的，形成一系列独立能级，而与表面平行的电子运动不受拘束。这就是所谓的二维电子系统。当处于低温状态时，垂直方向的能态取最低值——基态。由于半导体工艺的发展，60年代初出现了平面型硅器件，用SiO2覆盖硅表面制成了硅MOSFET管，为研究反型层的性能提供了理想器件。改变MOSFET的栅极电压可以控制反型层中的电子浓度。1966年，美国 IBM公司的福勒（），方复（），霍华德（）与斯泰尔斯（）用实验证实了施里弗的理论预见。他们把P型硅作为衬底的MOSFET放在强磁场中，在深低温下测源极与漏极之间的电导。改变栅压VG，测出的电导呈周期性变化，有力地证实了二维电子系统的存在。这个实验激起了物理学家的浓厚兴趣，使二维电子系统成了国际上普遍重视的研究对象。70年代中期，日本东京大学年轻的物理学家安藤恒也（）和他的老师植村泰忠（）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了二维电子系统在强磁场中的输运现象，对二维电子系统的霍耳效应作了理论分析。与此同时，世界上有好几个机构在进行有关二维电子系统的实验工作，其中尤以冯·克利青所在的维尔茨堡大学最为积极。冯·克利青1943年6月28日出生于波森（Posen）的叙罗达（Schroda），德国国籍，1962年进入布朗许瓦格（Braunschweig）技术大学攻读物理。他利用假期到联邦技术物理研究所（PTB）的半导体实验室做学生工，在那里他认识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兰德威尔（）教授。冯·克利青在工作中丰富了实践经验，开拓了视野，并且对精密测量的重要性有了很透彻的认识，因为联邦技术物理研究所实际上是负责精密计量标准的科研机构。1969年，冯·克利青在凯斯勒（）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用光衰减法测量锑化铟中的载流子寿命”的硕士论文。接着跟随兰德威尔教授到维尔茨堡大学物理研究所，在兰德威尔指导下当博士研究生。兰德威尔安排他研究强磁场和液氦温度下处于量子极限的Te单晶的输运特性。在这项研究中冯·克利青发现了所谓的“磁致不纯效应”（magneto-impurity effect）。1972年冯·克利青以优异成绩得博士学位，并留在维尔茨堡大学，当兰德威尔教授的研究助手。兰德威尔教授专门从事半导体输运特性的研究，是联邦德国开展二维电子系统研究的先驱。他们跟西门子公司的研究组有密切联系，而西门子公司在硅MOSFET管的制作上有丰富经验，可以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以供试验。1976年维尔茨堡大学又新添置了超导磁体（采用Nb3Sn和 NbTi线圈），磁场可达，为精密测量霍耳电阻作好了物质准备。冯·克利青早在当学生工时就熟悉了强磁场技术，不过那时用的是脉冲式强磁铁，采用高压电容放电，铜线圈用液氮冷却，冯·克利青曾对线圈进行过校准。在研究二维电子系统的过程中，冯·克利青和他的合作者恩格勒特（），以及研究生爱伯特（）都曾在霍耳电阻随栅极电压变化的曲线上观察到平台。日本人川路绅治也报导过类似的现象。在1978年中已有多起文献记载了这一特性，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有冯·克利青敏锐地注意到并作了坚持不懈的研究。他发现 MOSFET的霍耳电阻按 h/e2的分数量子化是在 1980年2月5日凌晨。那时他正在法国格勒诺勃（Grenoble)的强磁场实验室里测量各种样品的霍耳电阻。这个实验室是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与法国国家研究中心（CNRS）联合建设的，1978年由兰德威尔教授担任实验室主任。恩格勒特随他一起来到格勒诺勃，从事二维电子系统的研究。1979年秋，冯·克利青也来参加。他们拥有一台强达 25 T的磁场设备，比别的地方强得多，得到的霍耳平台也显著得多。他们测量的所有样品都显示有同样的特征，i=4的平台霍耳电阻都等于6450 Ω，正好是 h/4e2。这个值与材料的具体性质无关，只决定于基本物理常数h与e。对于这件事，冯·克利青自己曾说过：“量子霍耳效应的真谛并不在于发现霍耳电阻曲线上有平台，这种平台在我的硕士生爱伯特1978年硕士论文时已发现，只是那时我们不了解平台产生的原因，也没有给出理论解释。我们那时只认为材料中的缺陷严重地影响了霍耳效应。这些结果已经公开发表，大家也都知道，并且大家都能重复。量子霍耳效应的根本发现是这些平台高度是精确地固定的，它们是不以材料、器件的尺寸而转移的，它们只是由基本物理常数h和e来确定的。”当有人问冯·克利青，量子霍耳效应是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他解释说量子霍耳效应作为一个普遍规律而存在的重大想法是在1980年2月5日凌晨突然闪现出来的，但它是基于长期研究工作之后的一个飞跃。“通过测量大量的不同样品，才第一次可能认识这样一种特殊的规律，而这种平凡重复的测量简直弄得我们感到乏味，我们反复变化样品，变化载流子浓度，将磁场从零扫描到最大……。终于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特殊规律，所以这一结果的取得是长时间努力工作的结果，这些测量的曲线无时不在我的脑子里盘旋着，反复思考着。”冯·克利青发现量子霍耳效应的确不是偶然的。除了他执着的追求、顽强的探索精神之外，还要归功于他所处的环境。他所在的维尔茨堡大学有着非常良好的学术气氛，对他的研究大力支持，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里既没有研究经费方面的困难，也没有来自行政的干扰，因此我们总是把眼光盯在最高目标上。”与工业界的合作也是他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量子霍耳效应是继1962年发现的约瑟夫森效应之后又一个对基本物理常数有重大意义的固体量子效应。冯·克利青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当他确定霍耳平台的阻值是h/e2的分值时，就主动询问联邦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电气基准部对 h/e2的精确测定有没有兴趣。答复是如果能达到高于10-6的精度就很感兴趣。可是在格勒诺勃精确度仅为1%。于是冯·克利青马上返回维尔茨堡，用那里的超导线圈继续试验，不久就达到了 5×10-6，证明霍耳电阻确实是 h/e2的分值。于是他写了一篇通讯给《物理评论快报》，题为“基于基本常数实现电阻基准”。没有料到，文章被退回，因为该刊编辑认为精确度不够，精确测量欧姆值需要更高的精确度。于是，冯·克利青转向精细结构常数，将论文改写为“基于量子霍耳电阻高精度测定精细结构常数的新方法”，量子霍耳效应第一次公开宣布，得到了强烈反响。1981年，在第二届精密测量与基本常数国际会议上，冯·克利青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量子霍耳效应的普遍性，还总结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硅MOSFET管在强磁场和深低温下测到的霍耳电阻数据，得：h/e2=±Ω（）并且预言，如果再增大磁场和降低温度，不确定度可小于。在1986年的平差中，霍耳电阻RH取六个最新测量结果的平均值，得RH=25 （16）ΩBI85（）其中ΩBI85表示国际计量局（BIPM）1985年1月1日标定的欧姆基准值，1ΩBI85= 998 437（50）Ω。由此可得精细结构常数α的倒数为α-1（Ω/ΩBI85）＝ 2044（85）或α-1＝ 990 2（85），不确定度为 。这样推算出来的α-1值与 1986年平差结果α-1＝ 989 5（61）（）精确吻合。量子霍耳效应具有如此之高的精确性和复现性，对于计量工作者的确是一件很值得欢迎的好事。因为如果能够根据量子霍耳效应来定义欧姆，又能够根据约瑟夫森效应来定义伏特，就可以组成一对以基本物理常数为基础的电学基准，使电学单位从实物基准向自然基准过渡。国际计量委员会下属的电学咨询委员会（CCE）在1986年的第17届会议上决定：从1990年1月1日起，以量子霍耳效应所得的霍耳电阻RH＝h/e2来代表欧姆的国家参考标准，并以约瑟夫森效应所得的频率-电压比f/UJ来代表伏特的国家参考标准。1988年CCE第18届会议正式建议将第一阶（I＝1）霍耳平台相应的电阻值定义为冯·克利青常数，以RK表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国际计量委员会……考虑到——大多数现有的实验室所拥有的电阻参考标准随着时间有显著变化，——基于量子霍耳效应的实验室电阻参考标准是稳定的和可复现的，——对大多数新近的测量结果作的详尽研究得到的冯·克利青常数值RK，也就是说，量子霍耳效应中的霍耳电势差除以相当于平台i=1的电流所得的值为 25 Ω，——量子霍耳效应以及上述RK值，可以用来建立电阻的参考标准，相对于欧姆，它以一个标准偏差表示的不确定度估计为2×10-7，而其复现性要好得多，因此建议——精确地取 25 Ω作为冯·克利青常数的约定值，以RK-90表示之，——此值从 1990年1月1日起。而不是在这以前，由所有以量子霍耳效应为电阻测量标准的实验室使用，——从同一日期开始，所有其它实验室都将自己的实验室参考标准调整为与RK-90一致。并主张——在可预见的未来无需改变冯·克利青常数的这个推荐值。”这项决议已得到国际计量委员会的批准，并公布执行。于是，从1990中1月1日起，世界各国有了统一的国家电阻标准。这个新的标准是以量子霍耳效应为基础，容易复现，不会随时间变化。有必要指出，目前只是由量子霍耳效应获取电阻的实用参考基准，而不是对国际单位制中的欧姆给出新的定义。因为欧姆和伏特一样，在国际单位制中都是导出单位，如果另给它们下定义，就必然与安培的定义，μ0的精确值乃至能量、功率等力学量及千克质量基准的规定不相容。尽管如此，目前的决定在基本物理计量史上仍然是继秒和米的新定义后的又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1990年1月1日起，还有一个重要的电学量给定了新的标准，这就是电压。新的电压标准是建立在约瑟夫森效应的基础上的。约瑟夫森效应也是一种发生在凝聚态中的量子效应，也是高度精确的。约瑟夫森由于发现了这一效应已于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K. Von Klitzing，G. Dorda，M. Pepper于1979年发现，霍尔常数（强磁场中，纵向电压和横向电流的比值）是量子化的，RH＝V/I＝h/νe2，ν＝1，2，3，……。这种效应称为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进而,AT&T的D. Tsui、H. Stormer和发现，随着磁场增强，在v＝1/3,1/5,1/7…等处，霍尔常数出现了新的台阶。这种现象称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R. Laughlin 给出了解释，他认为，由于极少量杂质的出现，整数v个朗道能级被占据，这导致电场与电子密度的比值B/ρ为h/ev，从而导致霍尔常数出现台阶。他还指出，由于在那些分数占有数处，电子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定流体，正是这些电子中的排斥作用导致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研究人员在康奈尔和康奈尔两维物质之间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绝缘体。

通过这样做，他们实现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模型，这个模型是十多年前首次提出的，但科学家们一直未能证明，因为似乎不存在合适的材料。现在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正确的平台，他们的突破可能会导致量子器件的进步。

该小组的论文“来自相互缠绕的莫尔带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表于12月22日 自然 共同的主要作者是前博士后研究员李婷欣和姜胜伟，博士生沈博文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杨张。

该项目是文理学院物理系副教授麦金辉和工程学院应用与工程物理教授单杰（音译）共享实验室的最新发现。两位研究人员都是康奈尔大学卡夫利纳米科学研究所的成员；他们是通过教务长的纳米科学和微系统工程（NEXT Nano）计划来到康奈尔大学的。

他们的实验室专门研究二维量子材料的电子特性，通常是通过堆叠超薄的半导体单分子膜，使它们稍微不匹配的重叠产生莫尔晶格图案。在那里，电子可以沉积并相互作用，从而表现出一系列的量子行为。

在这个新项目中，研究人员将二碲化钼（MoTe）配对2)含二硒化钨（WSe2)，将它们以180度的角度扭转，这就是所谓的AB堆栈。

在施加电压后，他们观察到了一种称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现象。这源于一种称为霍尔效应（Hall effect）的现象，这种现象最早在19世纪末被观察到，在这种现象中，电流流过一个样品，然后被以垂直角度施加的磁场弯曲。

1980年发现的量子霍尔效应是一种超大型的量子霍尔效应，在这种效应中，施加了一个更大的磁场，从而引发了更奇怪的现象：大块样品的内部变成了绝缘体，而电流则沿着外边缘单向移动，电阻量子化为宇宙中基本常数定义的值，而不考虑材料的细节。

量子反常霍尔绝缘体于2013年首次被发现，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但没有任何磁场的干预，电子沿着边缘加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一样，没有耗散能量，有点像超导体。

马克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量子霍尔效应需要磁场，但实际上并不需要磁场。”。“那么，磁场的作用是什么来代替的呢？事实证明是的磁性你必须使材料具有磁性。"

微粒2/WSe公司2stack现在加入了为数不多的几种已知的量子反常霍尔绝缘体的行列。但这仅仅是其吸引力的一半。

研究人员发现，只要调整电压，他们就可以半导体堆积成二维拓扑绝缘体，这是量子反常霍尔绝缘体的近亲，只是它存在重复。在一个“副本”中，电子高速公路沿边缘顺时针方向流动，而在另一个“副本”中，则是逆时针方向流动。

物质的这两种状态以前从未在同一体系中得到证明。

在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者梁福（音译）领导的合作者进行磋商后，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小组得知，他们的实验实现了200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物理教授查尔斯·凯恩（Charles Kane）和尤金·梅勒（Eugene Mele）首次提出的石墨烯玩具模型。Kane-Mele模型是第一个二维拓扑绝缘体的理论模型。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惊喜，”麦说。“我们刚刚制造了这种材料并进行了测量。我们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和二维拓扑绝缘体，然后说‘哦，哇，太棒了。’然后我们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论朋友梁福谈了谈。他们进行了计算，发现这种材料实际上实现了一种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凝聚态物质模型。我们从未进行过实验我是说这个。"

像石墨烯云纹材料2/WSe公司2他们在一系列量子态之间进行转换，包括从金属到Mott绝缘体的转变，这是研究小组报告的一个发现 自然 九月。

现在，马克和山的实验室正在研究这种材料的全部潜力，方法是将它与超导体耦合，并用它来建造量子反常霍尔干涉仪，而这两种方法又可以产生量子反常霍尔干涉仪量子比特，量子计算的基本元素。马克也希望他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显著提高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生时的温度，这个温度大约为2开尔文，从而产生高温无耗散导体。

合著者包括博士生李立中、醉涛；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和日本筑波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马丁海德格尔阐释学研究论文

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曾引用柏拉图的这段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我们现在却茫然失措了”。然后他说柏拉图当时指出人人都熟悉的“存在”的意思其实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直到 2000 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解决，而他就是要来重新提出并解决这个“在”的意义的问题。海德格尔阐述“在”的意义如下：已经具有的性质。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在”，才有“在者”；绝不可能根本不“在”，就有了“在者”。要解决“在”的问题，必须追溯到一种“在者”，这种“在者”在究竟成什么样子还不明确时它的“在”已经明确了。海德格尔认为只有“我”是这种“在者”，只有“我”是在成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的时候它的“在”已经恬然澄明了。因此，他认为“我”就是“在”，“在”就是“我”。往下，海德格尔就谈论“我”的“在”就是世界。这里，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只有人类具有意识到其存在的能力。他们不作为与外部世界有关的自我而存在，也不作为与世界上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本体而存在。人类通过世界的存在而存在，世界是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海德格尔还认为人类处于矛盾之中，他们预示到不可避免的死亡，死亡导致痛苦和恐怖的经验。他们不得不承认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接着便是一切不复存在。我们的存在既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的选择。存在是强加给我们的，并将一直延续到我们去世。海德格尔哲学对于现代存在主义心理学具有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对 L.宾斯万格心理学的影响尤深。他把海德格尔的世界之存在概念作为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对以后心理治疗的发展，亦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在得到布伦塔诺的论文《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的多重意义》后，海德格尔说：“我开始了在哲学上第一次笨拙的尝试。”第一次开启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莱布尼茨曾感叹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是多么令人震惊啊！”海德格尔显然也被哲学的发问震撼到了，并坚持着哲学就是对“存在”的追问。在弗赖堡大学时期，海德格尔在一些哲学杂志发表过论文（《学者》），与当时著名的教师交往亲密，例如施耐德和李凯尔特，毕业时海德格尔的考虑过专攻数学争取教师资格和专攻哲学留校工作或者继续哲学，最终还是进了哲学系，并倒向胡塞尔。在大学时期由于受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很大影响，并称这本书有着非凡的魅力，虽然阅读时困难重重，但此书始终不离手。1912年在《为天主教德国的文学展望》上发表《逻辑新探》，此文把已被胡塞尔克服的心里主义问题选择为主题，可见胡塞尔对其影响之深。在施耐德指导的《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成功取得“最优秀”的成绩后，顺利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1915年，一战爆发取得教师资格，并写出了资格论文《邓司各脱范畴和意义学说》。海德格尔在论文中对各种对象领域、构成 “各种现实性的形式”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进行考察这个意义上借用了司各脱的语言，对“范畴”进行了讨论。在做无俸讲师时，邂逅了胡塞尔。后者相当赞叹海的才华，并称其为“现象学神童”，于此之前胡塞尔年长的朋友，马堡大学的那托普交友曾有意聘请海德格尔来自己这边讲课，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20年曾计划招聘海德格尔为编外教授，四月初在胡塞尔的生日聚会上结识了雅斯贝斯，马堡大学在22年2月正式打算招聘时，结果还是没有实现，九月在海德堡雅斯贝斯的私宅中与雅斯贝斯进行了一周的讨论，十月中旬编写成了《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即《那托普手稿》）并送往马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些发展非常重要，标志着《存在与时间》方法上的准备。在1923年在托特瑙堡修建了山中小屋，并作为主要的写作场所，在24年发表了《时间概念》之后的1927年，《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问世，从此海德格尔名声大噪，毫无疑问的成为了德国哲学界的第一号人物。《存在与时间》成型时并不真正成熟，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海德格尔或许会推迟此书的出版，书中亦有不少草率，性急之处。这里集中了海德格尔整个思想过程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 “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逻辑与判断”“真理构成”“先于理论认识的经验”“事实性生命”“此在的存在方式”“时间性问题”等海德格尔开篇便重申对“存在意义”发问的必要性，从“存在”本身便是超越一切种属关系的，最普遍的概念，它似乎谁都懂得，但其意义确隐藏在晦暗中。从柏拉图开始，便把错误的把存在等同于一切存在者，海德格尔则认为西方哲学在这一错误上越走越远。书中详细讨论了此在与世界，时间的问题，书中概括来说分为此在与世界，此在与时间，此在展开部分。书中准备性叙述中，则规划了人类学与心理学还有生物学，进行了生存论的准备工作。并提出了Dasein（此在）的基本问题，“此在总是我的存在”Dasein指人的存在，海德格尔为了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占优和人的对象化（笛卡尔式思考）而选用此词。之后便马上提出此在总是“IN-der-welt-sein”（在世界之中存在），并且详细讨论了世界与世界的各个环节。世界并不是物的单纯聚集，它并不是可以供我们直接观察的对象，我们总是属于世界。并讨论了笛卡尔的存在论，提出了用具和世内存在者，详细了讨论了人们对于物的用具性把握。此在的展开样式则分为：情绪，言谈，领会。此在被抛之于世界，并总是非本真的沉沦与世界，在沉沦中与他人共在，依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众人的概念，我们总与其他人一起存在，并且在这种一起中参与大众的一切，然后丢失自己，被抛地筹划自身，接着就是沉沦的样式：闲言.好奇.两可。尽管此在总是非本真的存在，但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畏”这一情绪，使得本真成为可能，畏没有具体对象，而是人类有限性的表现，此在的基本存在即为——操心。畏袭来，此在出离自身体，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畏在畏之中，它是无而且在无何有之乡，此在害怕沉沦，并有了本真状态。畏使此在看到了自身的终极——死。海德格尔详细的讨论了死的概念，它是时间的到时并且无法被经验，他使得此在谋划自身——向死而生，此时出现了“良知”呼唤此在。此在在这种良知中见到了本真能在的生存结构。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则讨论时间问题，批判了传统流俗的计数时间，结合时间性来讨论此在的生存状态，得出让人迷惑的概念“人即时间”这主要体现在领会.沉沦等时间性的讨论，在这里，也引导出了海德格尔的历史观念。总的来说此书用人的在场来探索存在的种种意义，此后分析的种种结论则导出了存在的“疏明之地”，在这里存在者正题被把握，这光影纵横的存在场就是存在本身，使得物与此在的缘在发生，物与此在是其所是的回归于自身。不过存在本身的探索并没有就此结束。此书的第二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或许出于思想的触礁，海德格尔决定不再写下去。后期的思索基本都是对《存在与时间的》补充，主要见于《形而上学导论》《艺术作品的本源》《时间与存在》《根据的本质》《真理的本质》等在科学方面海德格尔有着很高的修养，可以和海森堡进行高层次的科学对话 后期也对科学技术提出自己的批判：《世界图像时代》《追问技术》。等海德格尔后期也宣称了哲学终结，这是自然也是出于他对哲学史的深刻研究，后来他的全集已经出了80多卷了，无疑是思想界的瑰宝，他用他的思想证明了他的一生。 用“Dasein”与“Ereignis”阐释中国思想：新儒家的牟宗三把中国哲学康德化，建立了“圆教”。后来学者把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化，用“ Dasein（缘在）”与“ Ereignis（本成）” 阐释中国思想。例如；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和赖贤宗《道家禅宗与海德格的交涉》。学者又利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进行了中国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建构，目标是建构中国的“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是指神学中对于最高存在者（不动的推动者或神的研究，或指存在论（本体论）中对于作为存在之存在的研究。神学之所以被称为第一哲学，是因为它的研究物件高于物理存在者；而对后者的研究是第二哲学的事。存在论之为第一哲学是由于它研究所有其他科学分支默认的原理、规律，并研究整个存在世界的第一因。在这个（即存在论的）意义上，第一哲学获得了它作为所有科学基础的普遍意义。对于胡塞尔，第一哲学所有其他哲学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例如：赖贤宗尝试利用海德格尔的哲学，建构了佛教本体诠释学 （Buddistische Onto-Hermeneutik）的思想体系。

〔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29-05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

作诗促使栖居的诗意成为可能，但是，栖居置身何处才能实现这种“诗意”？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必须凭借一个“区域”，这种“区域”通过“仰望”贯通天空与大地“之间”，此在恰恰置身这个“之间”（das Zwischen）实现自身的栖居的诗意，海德格尔将这个“之间”称为“维度”（die Dimension），“维度”正是此在的栖居成为可能的居所，此在置身贯通天地与大地之间的“维度”之中实现栖居的诗意。一种“仰望”贯穿天空与大地“之间”，根据荷尔德林的诗句，“人以天空度量自身而得以贯通此尺度”，为了实现在大地之上栖居的诗意，此在必须需要借助某种“尺度”，这种“尺度”恰恰来自贯穿天空与大地“之间”的“天空之物”，亦即神性：“神性是人借此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1]（p205）只有借助这种神性的尺度“测度”栖居，此在才能实现自身在大地之上的“存在”（Sein），那么，这种神性是什么？众所周知，海德格尔进入大学之后首先研习神学，后来因为身体缘故改学哲学，他曾经坦言：“没有这种神学来源，我绝不可能走上思想的道路”。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 但是，不能简单将海德格尔的“思的工作”视为某种宗教神学的隐晦表征，我们只能这样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有一定神秘主义色彩，但不能说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也就是说，他的哲学是一种有神秘色彩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宗教哲学（这和克尔凯郭尔不同）。”（p198）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之中，“诸神”、“神性”与基督教体系之中的“上帝”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较于“上帝”或者“诸神”，海德格尔认为“神性”更加具有“本源”特性，所以，他的“诸神”、“神性”概念更加接近“前苏格拉底”（Pre-Socrates）时期希腊神话之中的神灵，或者“早期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然和人的概念”。（p198）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倾向，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姆巴赫同样认为：“认为海德格尔对神话没有批判态度，或者认为他保持原样不加批判地崇敬神话事物，这种看法是幼稚的。……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有意识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寻求建立一种神话语言，他的大部分基本术语……都是在一种为展开存在的隐蔽领域而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词汇的努力中使用的，而并不仅仅是一位神话作家的浪漫表达。海德格尔对于为了表达存在之运作而追寻一种关键性语言是极端严肃的。”（p95）海德格尔的神秘主义思想反映他一贯的运思路径，亦即对于现代技术的严厉批判，犹如尼采，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只有“前苏格拉底”时期才是人类置身“四重整体”（das Geviert），实现天、地、神、人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的时代，所以，海德格尔借助“诸神”、“神性”的隐晦概念表达对于基于“集置”（Ge-stell）本质的现代技术时代的批判，显现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如前所述，此在只有借助神性“测度”自身之际才能实现在在大地之上的栖居的诗意，于是，“人之栖居基于对天空和大地所共属的那个维度的仰望的测度”。[1]（p205）那么，“测度”（Vermessung）是什么？首先，“测度”不是通常意义理解的几何学或者科学，测度的功能在于测定“天空与大地两者相互带来的那个‘之间’”[1]（p205），亦即测度提供一种“尺度”，对于此在的栖居之所“维度”的测度是实现此在栖居的前提条件：“测度是栖居之诗意因素”[1]（p205）。作诗恰恰正是一种“测度”（Vermessung），亦即“度量”（Messung），“此在可以通过“度量”采取一种“尺度”，作诗乃是一种“度量”，“度量”显现自身成为一种“采取尺度”，于是，“作诗乃是尺度”。[1]（p206）作为“诗人的诗人”，荷尔德林恰恰在“采取尺度”之中洞见栖居的“诗意”本质，那么，这种“尺度”是什么？答曰：神性：“尺度乃是人借此度量自身的这种神性”[1]（p206），“神性”是诗人的尺度，保证诗人的“作诗”成为可能，诗人借助“神性”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而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1]（p215）诗人通过采取“神性”的尺度实现栖居的诗意，那么，神性的尺度如何实现？此在通过什么方式把捉这种隐而不显的神性尺度？答曰：借助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的贯穿天地的“维度”显现神性尺度，“维度”贯穿天地之间的纯然机体，此在只要栖居在大地之上，必然穿行这种贯通，只有通过“维度”的实现才能把捉神性的尺度，对于诗人来说，“采取尺度”本真显现成为“作诗”，唯有通过作诗，才能首先实现诗人进而实现此在（Dsein）在大地之上栖居的诗意：“只有当作诗发生而成其本质而且其发生方式的本质是我们所猜度的，就是作为一切度量‘采取尺度’，这时候栖居才会发生。” [1]（p212）“采取尺度”乃是一种本真的测度，亦即“度量”，作诗恰恰显现自身成为“采取尺度”，于是，作诗乃是对于栖居的“维度”的本真度量，作为“度量”的作诗乃是一种原初意义之上的“筑造”（buan），如前所述，筑造的本质正是一种“让栖居”，所以，作诗显现自身成为一种“让栖居”，作诗促使栖居称为可能。于是，“作诗建造着栖居的本质，作诗与栖居非但并不相互排斥，毋宁说，作诗与栖居相互要求，共属一体。”[1]（p213）虽然我们已经确证作诗与栖居之间的纯然一体的亲缘关系，但是，此在的现实的栖居恰恰显现成为一种“非诗意”，因为我们饱受住宅短缺的困扰，那么，如何能够断言此在的栖居的诗意？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栖居的“非诗意”恰恰说明栖居的本质的“诗意”，栖居首先基于“诗意”，但是，因为栖居置身“集置”（Ge-stell）本质的现代技术的时代，深受技术的霸权行径的胁迫，于是，栖居被迫沦落成为一种人类普泛的无家可归，所以，栖居的“诗意”本质显现自身异化的对立层面：“非诗意”。在海德格尔看来，导致“非诗意“的栖居的出现的原因在于：人类没有采取一种“神性尺度”，没有能力借助一种神性尺度深入批判现代技术时代自身的诸多劣迹，所以最终导致“狂热度量和计算的一种奇怪过度”。[1]（p213）所以，栖居的“非诗意”并非任何不幸，原因在于，只有我们真正洞见栖居的“诗意”本质之际，才能以之作为“尺度”衡量当下栖居的非诗意以及造成栖居的非诗意的真正原因，所以，“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这一转折做出贡献。”[1]（p214） （三）结语 通过对于海德格尔的栖居问题的深入追问，我们可以发现：在海德格尔的思想深处蕴藉一种强烈的对于现代技术时代的深刻质疑与严厉批判，以及对于人性的救赎的渴望与对于此在的“存在”（Sein）的忧患危机意识，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上帝的缺席”：“上帝的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他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合为一体”。（p281）海德格尔始终认为现代技术时代是一个“弃神”的时代，它处于双重否定之中：“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因为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双重的不中：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来的神之尚未中。”（p52-53）现在，人类仅仅依赖强大的现代技术处理自身事务，完全缺失自身原初保有的“神性尺度”，借助“神性尺度”度量自身更加成为“贫困时代”的一种虚妄的神话，人类早已忘记自己栖居的“诗意”本质，甚至忘记“栖居”本身，最终只能沦落成为无家可归（Homelessness）的悲惨境地：“这种‘无家感’并不仅仅是在其他人中间的一种奇异性形式。相反，它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类的奇异性，这种在存在本身之中与其他人一道、却孤独的不在家的存在者的奇异性”。（p352）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上帝不再存在，一切都可以允许”，海德格尔关于“上帝的缺席”的悲观主义思想依然可以视为尼采“上帝之死”的思想的深沉回音，“上帝的缺席”导致人类全然忘记自己栖居的诗意，无力借助“神性尺度”重新赢获自身的本真“存在”。（2）现代技术时代的典型表征是欲望膨胀的现代技术甚嚣尘上，进而代替“存在”，成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唯一价值，现代技术的“集置”本质籽平一切事物，于是，事物显现成为平整、划一的千篇一律样态，此在丧失本真的自我，沦为毫无个性的“常人”（mess man），成为现代技术高歌猛进的可悲祭品。（3）置身物欲横流的现代技术时代，此在早已遗失自己的死亡本性，不能“向死存在”，不能担当作为死亡的死亡，甚至不能直面自身死亡的事实，此在的基本存在维度：痛苦、死亡、爱情，早已因为“上帝的缺席”弃离人类而去：“死亡遁入谜团。痛苦的秘密被遮掩起来。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p287）已经失落的痛苦、死亡、爱情重新加剧时代的贫困，“上帝的缺席”造成“神性尺度”的付诸阙如，此在不能借助“神性”度量自身，于是，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追问栖居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沉思栖居困境的问题，在现代技术统治的贫困时代，庸常、肤浅的人类将抱怨当下居住条件的艰难视为自己思想深刻的表征，人类不仅热衷谈论住房困难，而且试图通过规划建筑业、促进住房建设力图解决自身的居住问题。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没有真正把捉栖居的困境，安逸生活的追求遮蔽形而上维度的本真栖居本身，指出：“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仅仅在于住房匮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战争和毁灭事件更古老，比地球上的人口增加和工人状况更古老。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总是重新寻找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1]（p170）栖居的困境并非晚近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自身异化的历史产物，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命定的宿命，人类自身的悲剧恰恰在于依然没有将现代技术时代的无家可归视为真正的栖居困境与世界黑夜时代的历史性命运，人类看似无所不居，其实，一无所居。关键问题在于，人类如何才能救渡自身，重新赢获业已失却的栖居的尊严？荷尔德林诗云：“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所以，海德格尔认为人类自身的无家可归并非不幸，无家可归的悲剧命运恰恰重新唤醒了人类久已遗忘的“在家之感”，蕴藉召唤人类“返乡”的呼声：“一旦人去思考无家可归状态，它就已经不是什么不幸了。正确地思之并且好好地牢记，这种无家可归状态乃是把终有一死者召唤入栖居之中的唯一呼声。”[1]（p170）可见，海德格尔依然基于生存论存在论维度追问终有一死者“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特征——栖居，依然坚持存在、筑造、栖居、思想的纯然一体，苦心孤诣为现代技术时代困顿的人类自身寻找安身立命之本和皈依之根，寻找人类与大地的共属一体的植根状态。无论何时何地，人类自身必须首先学会栖居，栖居自身显现成为“诗意”。当然，在现代技术时代，“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对抗技术性栖居的救赎力量的实现必然艰难，栖居自身蕴藉“诗意”与“技术”的二元价值的抗争。但是，无论如何，“诗意”的实现切近可能，一旦发生，人类可以借助神性度量自身，由此实现人类在大地之维的栖居，恰如荷尔德林所说：“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参考文献：[1] [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2005.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名着选读[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美]查尔斯-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德]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论文效应研究

城市热岛的成因及控制

论文导读：“城市热岛效应”也称“大气热污染现象”，是指城市市区气温高于郊区气温，高温城区处于低温郊区的包围之中，在用等温线表示的气温分布图上，形成内高外低的岛屿形式，故称为“城市热岛效应”。环保专家认为,“热岛效应”80%的因素归咎于绿地和湿地的减少，城市热量的排放因素只占20%，所以城市热岛效应的控制重点是绿地和湿地的建设。而卫星热红外遥感技术能有效、全面地探测到下垫面的温度特征，周期性、动态地监测城市热环境变化趋势，是研究城市热岛效应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城市热岛效应，城市热环境，成因，控制

一、城市热岛效应

“城市热岛效应”也称“大气热污染现象”，是指城市市区气温高于郊区气温，高温城区处于低温郊区的包围之中，在用等温线表示的气温分布图上，形成内高外低的岛屿形式，故称为“城市热岛效应”。

城市热岛效应使城市年平均气温比郊区高出1 ℃以上，夏季城市局部地区的气温有时甚至比郊区高出6 ℃以上。在全球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热岛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环境的要素之一，对城市公共健康、空气质量、能源消耗等方面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城市热岛效应成因分析

城市热岛效应的形成与许多因素有关，城市化是形成热岛现象的主要原因。

1、下垫面的变化

城市微气候的形成与城市人工构筑的下垫面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城市与郊外的下垫面不同,形成各自的热环境和热平衡(图1、图2)。

图1郊外的热平衡图2城市内的热平衡

城市地表无机化，越来越多的地表被建筑物、混凝土和柏油所覆盖，绿地和水面的减少使蒸发作用减弱，大气得不到冷却；同时，这些人工构筑物热容量小,在相同太阳辐射条件下,比自然绿地、水面等升温快。

2、人工热源的影响

城市中大量的人为热排放也是产生热岛的重要原因。工厂生产、交通运输以及居民生活都需要燃烧各种燃料,每天都在负外排放大量的热量。

3、城市中的大气污染

城市中的机动车,工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所产生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碳和粉尘待排放物,这些物质会吸收城市中人工构筑物的热辐射,产生温室效应,从而引起大气进一步温升。在城市热岛现象的影响下,城区气温比周围郊区的农村高,城市地区的热空气上升,并在高空向四周扩散,周围郊区的较冷空气流入城区,这样就形成城市特有的热岛环流。城郊工厂排出的污染物可随热岛环流由低空吹向城区,使城市污染物浓度升高,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热岛效应。

4、城市建筑物密度和负荷

高密度的建筑物增加了太阳辐射的直接吸收和太阳辐射反弹吸收, 城市中高层建筑物林立，影响风的自然流动，也是导致城市热岛效应的原因之一。

5、城市能耗

城市大量的能耗增加了表面大气的温度,也使热岛效应增强。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下的建筑空调负荷大大增强了热岛效应，反过来，城市热岛效应又增加了空调能耗，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城市建成率、几何形状、城市规模和城市地理位置也与热岛效应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三、城市热岛效应的控制

绿地和水面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调节和改善城市微气候环境的最有效因素。环保专家认为,“热岛效应”80 %的因素归咎于绿地和湿地的减少，城市热量的排放因素只占20 % ，所以城市热岛效应的控制重点是绿地和湿地的建设。

1、大力推广城市立体绿化

植物对太阳辐射的吸收率高，透过率低；植物可通过蒸腾作用带走大量热量，提高空气湿度；特别是树木通过遮挡阳光可以大量减少辐射热。植物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率一般为10 %～20 % ，对红外线的反射率高达70 %以上。研究表明,当一个区域的绿化覆盖率达到30%,热岛强度明显减弱;绿化覆盖率大于50%,热岛缓解现象极其明显。植物因为进行光合作用，可以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这对缓解全球温室效应，补救臭氧层空洞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城市绿化中应进行合理的乔灌草搭配,尤其是乡土树种的种植。应舍弃一味种植草坪和名贵树木的不合理做法。论文参考网。由于城市用地紧张，城市绿化中除了进行水平方向森林规划外，应向立体绿化方向发展。城市有大量的水泥或混凝土屋顶、墙体、立交和边坡，这些裸露表面为立体绿化提供了可能。发展立体绿化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重要方法。

建筑物的屋面是建筑与大气接触的重要界面。而城市中屋面的面积占去了整个城市面积的50 % 左右。增加屋顶绿地覆盖面积,不仅可以降低空调能耗, 而且还能调节室外气温.具有减缓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生态效益显著。

2、保护自然湿地，努力构建人工湿地

水体热容量大，水分蒸发多，增温降温缓和，城市内水面的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热岛现象。城市化导致大量的城市农田、水塘、湖泊、内河、沼泽等湿地减少或消失，不透水混凝土建筑、道路和广场，使大量的降水直接通过排水网流失。湿地的减少或消失，天然降水的白白流失，致使城市失去了通过蒸发带走城市热量，降低热岛效应的机会以及水通过促进林木生长，间接降低热岛效应的可能性。要在大力保护原有湿地的基础上（包括城郊湿地的保护），在城市进行人工湿地的构建，这是降低热岛效应的有效方法。此外，积极改善不透水下垫面层，利用透水性材料（透水砖等），有资料表明透水性水泥混凝土路面可降低路面温度约5℃，所以，城区中透水性铺装与城市水体蒸发及绿化体系的蒸腾作用一样,对改善城市市区热环境及形成局地风都有明显作用。

3、构建合理的城市规划结构

注重城市建设的合理布局，在城市规划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城市热岛效应与城市规模有一定的相关性。有学者认为城市扩展是城市热岛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人口高密度区同时也是建筑物高密度区和能量高消耗区，不可避免地形成高气温区。据研究, 10万人口的城市热岛效应可达℃，100万人口的城市热岛效应可达℃。因此，必须对城市规模进行规划，将城市的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要控制市区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和高度，选择通气流畅的地形进行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对城市的各个功能区进行合理布局，加大空气流动空间，尽量使主干道与夏季盛行风的方向一致。

4、降低设备能耗，合理规划城市能源

通过改进能源消耗设备构件，更新能源使用方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能源损耗。将城区分散的、低效率的小热源控制起来，大力推广集中供热，以提高能源利用率；尽可能考虑集中空调方式, 以减少建筑物HVAC 系统向空气的排热。可以通过改进建筑空调技术、积极探索和推广新能源利于技术（如地源热泵技术）、大力开展建筑节能，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推动节能措施的落实。

在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利用绿色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等。不仅节约能源，将一部分太阳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源，减少了辐射能中直接转换为热能的能量，即减少了太阳辐射对城市热岛现象的影响。

5、发展“生态隔热”建筑表皮

建筑节能技术通常使用白色或浅色处理建筑表面的“反射隔热”、增大建筑围护结构的热阻的“热阻隔热”、采用人工材料构造的遮阳设施遮挡太阳辐射的“遮阳隔热”等，都是将太阳辐射热直接转移到室外,在满足建筑室内热舒适与建筑节能的同时,却带来了城市热岛强度的增加。所以，目前我们应弱化热岛控制中推行反射饰面材料等常规手段，采用绿色植被、水体介质等具有生态要素的复合体,将其置于建筑表面构成生态建筑表皮,将吸收的太阳辐射热经过物理、生化反应之后，通过蒸腾作用以水分蒸发方式散热。这样，就可以降低建筑表皮对周围环境的太阳辐射反射和热量转移，从根本上改善了建筑外部的热环境，减弱了城市的热岛效应。

6、规范城市交通系统

提倡公共交通，控制私人小汽车数量，逐步用清洁液化气取代石油作为城市公交车和出租车的主燃料。目前，国外已研制出以电力作为机动车动力的新技术，这将对城市热岛及城市气候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城市大量交通进行有层次的划分，对车辆进行分流，促进城市大量集聚的热量、温室气体以及悬浮颗粒物分散，减少尘罩作用，降低热岛效应。

四、研究现状与建议

1．热岛效应的研究现状

多年来，众多学者对城市热岛现象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国内外不少学者根据观测资料分析指出了城市温度场及城市热岛强度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热岛强度与某些因子的相关模式。论文参考网。不少学者对城市能量平衡中的一些物理过程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取得一些有益的成果。近几年来我国研究人员从城市的人口密度、绿地数量和分布、建成区面积、人为热、大气污染、地形等方面研究了城市热岛的范围、强度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针对城市热场分布与土地利用、覆被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

常规的城市热岛研究以监测为主，根据监测结果分析影响城市温度场及城市热岛强度的因素。常规监测方法采用线路观测和定点观测相结合，由于观测不可能同步进行，观测点位的密度不高，这种方法不能全面、同步地反映地面热辐射状况。而卫星热红外遥感技术能有效、全面地探测到下垫面的温度特征，周期性、动态地监测城市热环境变化趋势，是研究城市热岛效应的有效手段。常用的热红外遥感技术有气象卫星NOAA AVHRR、陆地卫星(Landsat)TM等。相比气象卫星NOAA AVHRR 地面分辨率(1 km ×1 km)，陆地卫星(Landsat) TM6 具有120 m ×120 m 的地面分辨率，对于要求精确分析的区域，TM6 是较好的选择。此外，日本九州大学城市与建筑环境实验室开发的城市热岛模拟软件——AU SSSM TOOL , 可对典型区域的热环境进行模拟，对城市的合理规划提供参考。论文参考网。

2．几点建议

首先，热岛效应的研究应从基础资料的调研、收集入手，实地监测城市不同地区热流方向及大小，对建筑气候小区进行划分。其次，在城市不同地区、不同建筑条件下，尤其是热岛现象显著地区建立监测站，进行测量，获得城市重点地区热岛现象的变化模式。这些实地监测数据对当地城市和建筑气候小区的数学模型的建立和修订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根据实测数值，可以建立当地建筑和城市环境的能量平衡模型，包括建立模拟当地的城市气候小区、城市下垫面层、人工排热与热岛效应之间的有机联系模型。

五、结语

21世纪环境和能源问题影响着城市形态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热岛效应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亟待解决。通过对热岛效应的研究，把握城市热效应分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对促进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建设，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研究中介效应主效应不显著不可以，因为不显著只能说明在当前样本中未发现中介效应，原因很多，就是确实不存在中介效应，同样是统计检验力不足而未发现中介效应（本来是有的）。所以不显著的时候没有中介效应。

简单来说当得出一个结论时需要通过一系列方法来验证所得的结论是否可靠。当改变了一些条件或者假设发现所得结论依然不变，那么结论就是稳健的，反之所得结论有待商榷需要找出使结论发生改变的原因并进行解释。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 mediator) 是一个重要的统计概念，如果自变量X通过某一变量M对因变量Y产生一定影响，则称M为X和Y的中介变量。研究中介作用的目的是在已知X和Y关系的基础上，探索产生这个关系的内部作用机制。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原有的关于同一现象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把原来用来解释相似现象的理论整合起来，而使得已有的理论更为系统。中介变量的研究不仅可以解释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还能整合已有的研究或理论，具有显著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硕士论文

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效应论文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各地区总体运行平稳，金融改革不断深入，区域金融发展更趋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末，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万亿元、万亿元、万亿元和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也不断提高，各地区存款平稳增长，贷款保持较快增长，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因而，在贯彻落实“总量平稳、结构优化”的要求基础上，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种背景形势，本文收集了中国1997～2013年衡量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值。并基于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对固定效应模型参数的估计，具体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由此，提出强化区域金融作用的措施，促进区域金融、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的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因而理论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熊彼特（1912）从银行和信用的角度说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离不开银行信用的创造，并且指出运行良好的银行通过鉴别那些能成功地开发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企业家，为其提供信贷从而刺激技术的进步，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帕特里克（1966）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两种模式，即“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引导型”模式较为普遍，而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需求跟随型”模式。麦金农和肖（1973）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应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Pagano（1993）基于内生凸性增长模型（AK模型）研究稳定状态下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社会的储蓄率、资本的配置效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等途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ing和Levine（1993）选取金融中介规模、银行信贷规模以及私营企业获取的信贷规模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对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控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从国外研究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国内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支撑。

2.国内的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这两个角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关于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张企元（2006）通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区域金融（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并且中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同时，在分析金融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对区域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距有赖于结构性的金融调控。胥嘉国（2006）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无论是在量的增长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工具变量法（IV）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在质的提高方面比量的扩张更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杨圣奎（2010）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1990～2008年间区域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支持存在较大差异，并进一步证实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通过金融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赵本福等人（2013）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98～2010年30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支持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从短期看，金融支持的不同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方面，赵伟、马瑞永（2006）运用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我国1978～2001年间中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对总体差异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1978～1991年区域金融增长差异迅速上升，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出类似于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假说”的特征，并指出我国区域金融增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增长差异。李敬、冉光和、孙晓铎（2008）运用基尼系数、Theil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我国1978～2004年金融发展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金融发展差异和城乡发展差异进行了全面的度量，并运用R/S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发展的差异，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一直位于高位状态，并且从未来的变动趋势来看，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在未来总体上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田菁（2011）从部门和整体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虽然稳定但整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表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关于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文献梳理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金融的发展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同。本文尝试从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这三方面分析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一）区域金融规模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机构数量的递增、金融工具的多元化等途径得以实现。一般而言，金融规模越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区域金融规模的支持。表1给出了我国2005～2013年东、中、西、东北地区的GDP与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由此简要地说明区域金融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关系。由表1可以看出：①从纵向来看，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总额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而相应的GDP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区域金融资产规模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区域金融资产的增长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②从横向来看，2005～2013年间各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即各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但从理论上看，金融资产规模的增加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二）区域金融效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金融效率反映了金融发展水平，因而金融效率的高低将影响经济发展水平。Pagano（1993）内生凸性增长模型是将金融因素纳入到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论模型之一，认为储蓄—投资转化率反映了金融市场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将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多是将吸收的存款有效转化为贷款，进而投资于能产生回报率较高的领域，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因而，区域金融效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区域经济的增长。

（三）区域金融结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效应

区域金融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结构的变化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和方式的变化。本文主要从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说明区域金融结构支持区域经济增长。中长期贷款一般用于新建、扩建、改造、开发、购置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贷款。因而，区域中长期贷款比例增加，可投资于固定资产项目的资金就相对越多，这将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同样，区域间不同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起到不一样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区域金融支撑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过程中，通过参考闵姣（2013）的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张亮（2013）的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支撑能力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等多篇学术文章的基础上，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JGDP）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而在衡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方面指标：①区域金融规模指标，本文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提出来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它指某一时点上一国的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的经济活动总量之比。对于欠发达省份，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并不发达，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FIR通过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L）与金融机构存款余额（D）之和与区域GDP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公式：FIR=(L+D)/地区GDP。②区域金融效率指标（LD）,即将金融机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公式：LD=L/D。③区域金融结构指标（RL），本文选用中长期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值衡量，公式：RL=R/L，其中R表示中长期贷款。本文主要选取了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31个省市的1997～2013年17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各地区的《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在实证检验前，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而，首先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分别命名为：LNRJGDP、LNFIR、LNLD、LNRL。

（二）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支持的实证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反映了时间和截面空间的二维信息，因此，与时间序列数据相同，面板数据也可能存在单位根。为避免伪回归，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取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各指标序列均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即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规模指标LNFIR、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LNFIR为一阶单整，而经济增长指标LNRJGDP、金融效率指标LNLD、金融结构指标LNRL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的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LNRJGDP、LNFIR、LNLD、LNRL均为平稳序列，而西部和东北地区除LNFIR为一阶单整外，其余变量也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Pedroni检验方法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从表3的Pedroni检验结果可以看出：①东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ADF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LNRJGDP、LNFIR、LNLD、LNRL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②中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v、Panelrho以及Grouprho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③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除Panelv和GroupADF的统计值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统计量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西部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④东北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Panelrho、Grouprho以及GroupPP的统计值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东北地区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此，对每一个区域而言，各变量之间都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其结果更具有效性。

3.模型的选择与建立。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进行分析时，主要可以建立三种模型，即混合横截面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可依据Hausman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判断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并进一步依据F统计量检验建立混合模型还是固体效应模型。

4.面板数据模型的参数估计。

为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利用1997～2013年31个省市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而从LNFIR、LNLD、LNRL的回归系数可知，1997～2013年间，区域金融规模、区域金融效率、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并对该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可以发现金融规模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负作用。西部地区LNLD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但从LNLD和LNRL的回归系数看出，金融结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而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东北地区LNFIR和LNRL的系数非常显著，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但金融规模对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却表现为抑制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区域金融各要素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得出三个基本结论：①区域金融规模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②区域金融效率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③区域金融结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重要的贡献。以上结论显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并且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也不同。由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推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金融政策的区域化。目前，我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与区域金融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区域金融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差异，因而，应针对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实施差别的金融政策，实现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第二，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创新，提高区域金融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效率。首先，政府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金融创新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金融部门应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区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最后，深入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第三，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区域金融与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机制的不健全。因而，只有通过不断地深化金融改革，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齐全的金融体系，实现区域金融的均衡发展，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