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论文题目

监察体制改革论文题目

不可忽视对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督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仅仅是城市化的人口水平，还取决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水平，而且现有的城市还有提高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要求。要城市化，首先是城市所提供的市政基础设施要配套完善。城市的道路、桥梁、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等等必须是质量优良、运转良好、效率很高的基础设施。 市政基础设施具有投资额大、涉及面广、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广大城市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这些工程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市政工程有其独有的特点：一是市政工程是由政府投资的公益性项目，其产品为公众使用；二是市政工程的投资效益不是在项目本身发挥，也不是短期内能产生效益。正是由于市政工程具有这些特点，长期以来，市政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行为不规范，法规滞后和执法不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的管理和素质与城市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不尽人意。 一、市政工程质量管理现状 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政府行为，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的财税收入。实质上市政基础设施是纳税人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社会公益性项目，工程主要服务于城市区域。由于受到环境、场地、交通等各种因素制约，市政工程的工期一般不会太长，属于“短、平、快”的建设性质。市政工程又要承受献礼、形象、政绩的考验。工程实施后，重政治、轻技术；重工期，轻质量的现象应运而生。 当前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中，普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注重房屋建筑质量的监管，忽视市政工程质量的监管，市政工程建设无论从工程建设质量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还是工程实体质量都远远落后于房屋建筑工程。正是这样的忽视，给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质量埋下了一定的质量隐患。 2005年8月，在省建设厅组织的市政工程质量检查中，抽查9个在建的市政工程项目，45项法定建设程序有20项不符合规定要求，占.其中未办理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占，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的占20%，未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占，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占.在市政工程建设中，有相当一部分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后，仍然没有办理好相关的法定手续，使得工程无法竣工验收。抽查的三项桥梁工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市政工程因质量问题带来的社会危害案例不只一个，其社会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房屋建筑工程。因此，作为政府履行职责，要“两手硬”、“两手抓”，不能只注重对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的监督，同样要高度重视市政基础设施的质量监督工作。 二、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力实现对市政工程质量的全面监管 提高市政工程质量，首先要理顺、规范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加强对质量责任主体执行法律、法规的监督，堵住不符合规定的单位、设施、材料进入市政工程建设市场。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把加强市政工程质量监管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在抓实、抓好市政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质量的同时，努力解决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严格市政工程法定建设程序，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行为。各级市政工程主管部门应从自身做起，按照法定建设程序办事。 （一）全面开展市政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工作，查找和消除工程实体质量隐患。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通过重点检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管理法律法规的情况；检查各项工程建设程序执行情况；检查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的落实情况；检查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检查各相关单位、相关工程执行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情况；检查工程实体质量，特别是在建工程主体结构的质量安全。清理和纠正市政工程建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消除质量隐患，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使我省的市政工程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使法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得到进一步保证；使政府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发挥最大作用。近期，省质监总站组织全省各省辖市质监站进行市政工程质量互查，各地区也已陆续开展监督检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的有效性。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应该将其作为长效机制长抓不懈。 （二）加强市政公用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确保工程主体的结构安全。 各级质量监督站要按照《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实施细则》和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编制有针对性的质量监督方案，切实加强工程实体质量监督，特别是市政桥梁工程的重要部位、关键工序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现场抽测频次，对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进行认真核查。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位的施工技术管理、质量控制进行监督跟踪、加强预控和指导。同时，要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工程质量通病。 （三）切实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目前，尽管各地都有施工图审查机构，但是有的机构缺乏市政公用工程勘察设计的专业人才；有的审查机构没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的资质；另一方面，市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淡薄，大部分建设单位虽然能够按照国家要求办理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但大都存在办理手续滞后，甚至有些建设单位在工程主体结构即将完成仍未办理有关手续。有的将施工图交由没有市政工程审查资质的机构进行审查，有的采用将施工图委托相关咨询机构进行复核，有的项目没有经过施工图审查即进行施工。有些建设单位施工图审查意识不强，跳过施工图审查这一法定程序；有些市、县（市）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不设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审查内容。 市政工程施工图审查是保证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工程质量监管的关口。各有关部门应认真贯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配齐市政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强化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 （四）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各方质量行为，重点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 目前，工程建设中质量行为的不规范依然存在，特别是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表现在市政工程中尤其突出。有的施工企业不按图纸施工；有的在施工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工程技术规范，偷工减料，埋下质量安全隐患。有的监理企业责任意识淡薄，不能起到“三控制”的实际作用；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制度不落实，使现场工程质量处于失控状态。因此，加大对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质量行为的监管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五）加强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保证政府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市政工程涉及的范围广，施工干扰大，影响因素多，专业技术性强，技术要求高。按照省建设厅的要求，除南京、无锡有专门的市政工程质监站外，各市质监站应尽快设立专门的市政工程监督科室，有条件的市、县（市）可以成立市政公用质监分站，配备能够满足开展市政公用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技术人员。 从事市政工程的质量监督人员应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体现技术权威性；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要从政治的高度，树立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感；要提高监督执法能力，质监人员要学法、懂法、守法，严格按程序执法，体现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科学、公正、权威”。 三、结语 工程质量监督是政府在工程建设活动中的一项重要职责。作为市政工程建设的组织者、建设者的各级政府，对市政基础设施的工程质量责无旁贷，市政工程质量是关系国家财产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工程质量马虎不得。市政工程是民心工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政府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履行好职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模式不断变化是必然的，这就要求质量监督部门和质量监督人员及时掌握新情况、了解新问题、领会新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摘 要]党的十九大对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国有企业纪检工作通过对企业各层级的监督监管，促进企业规范管理和自我完善，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关键词]新形势；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05-0074-02引言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很多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引入了很多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都开始在新的历史时期走在了不断深化改革与科学平稳发展的道路上。在当前企业经营管理新形势下，做好国有企业执纪办案工作，加强执纪办案力量建设，全面构建反腐败信息平台，建立案件监督管理机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办案的治本作用，对促进企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一、做好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1、有效的完善相应的检查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大，而与此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内部也出现了很多腐败问题，这些问题与纪检监

1、网约车违约的法律问题研究2、论家庭暴力的法律对策研究3、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探讨4、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以XX县为例5、校园暴力的成因及法律预防6、论我国持有型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7、论大学生兼职的劳动权益保护8、论法律行为和情谊行为的区分9、小额贷款公司法律问题研究10、论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限制制度11、论共同犯罪中刑事责任的扩散12、论合同罪13、论网络时代的隐私权保护14、企业高管人员适用劳动法问题研究15、网络交易平台消费者保护法律责任以上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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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郎顾之争”的法律分析 2 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 3 论民事纠纷证明责任 4 论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5 论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 6 论名誉权的损害及其法律责任 7 人民陪审制度问题研究 8 论商事纠纷解决机制 9 论网络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10 国有企业MBO的法律分析 11 论证券市场的诚信建设 12 论网络世界“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 13 论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 14 我国信托业发展的法律环境探讨 15 信托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探析 16 缔约过失责任的认定与处理 17 电信互联互通的法律思考 18 对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重构研究 19 各国信托业比较研究 20 关于刑讯逼供的理性思考 21 合法垄断刍议 22 互联网域名抢注的法律思考 23 环境民事侵权的规则与救济 24 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法律责任探讨 25 家庭暴力问题浅析 26 建立中国宪法法院—探析与重构 27 论保险代位权 28 论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29 论表见代理 30 论不安抗辩与预期违约 31 论不当得利之请求权 32 论沉默权制度 33 论程序正义 34 论驰名商标的保护 35 论驰名商标与域名保护争议中的冲突与解决 36 论大陆法对清末法制形成的影响 37 论代位执行 38 论单身女性生育权 39 论单位犯罪主体及其处罚 40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重塑 41 论缔约过失责任 42 论动产抵押权的效力 43 论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公司中的应用 44 论法律解释 45 论法律行为在法律关系中的意义 46 论非法人组织 47 论非法证据 48 论夫妻财产制度 49 论腐败与法制监督 50 论妇女权益保障 51 论格式合同及其规制 52 论根本违约、情势变更与合同解除 53 论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54 论公司法注册资本制度的完善—以一种价值比较之角度 55 论公司合并 56 论公益诉讼 57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 58 论共同犯罪 59 论共有知识产权 60 论国际私法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 61 论国际直接投资之国际法调整 62 论国民待遇不构成WTO体系的基本原则 63 论合同的撤消权 64 论合同的效力 65 论合同无效 66 论合同罪 67 论环境法的公众参与原则 68 论环境法制建设 69 论缓刑制度的适用 70 论回避制度 71 论会计信息失真及其法律责任 72 论婚内强奸的认定 73 论货物贸易中的国民待遇适用标准 74 论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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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是中国古代监察机构及监官的主要职责。沿革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甚早。战国时，职掌文献史籍的御史就已有明显的监察职能。秦代开始形成制度，之后便成为历代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备。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并创建了监察制度。中央设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贰丞相,御史府为其官署，掌握天下文书和监察。在地方上,皇帝派御史常驻郡县,称“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内各项工作。汉承秦制，但较秦制更严密。在西汉，中央仍设御史大夫作为长官，御史中丞为副，兼掌皇帝机要秘书和中央监察之职。在地方上，西汉初年废监御史，由丞相随时委派“丞相史”，分刺诸州。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叫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1人，为专职监察官,以“六条问事”,对州部内所属各郡进行监督。丞相府设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朝官如谏大夫加官给事中，皆有监察劾举之权。郡一级有督邮，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帝时，会侍御史二人掌法律文书，也有评断决狱是非之权。因特别使命而设的符玺御史、治书御史、监军御史、绣衣御史（亦称绣衣直指）等，分别行使御史的职权。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御史府改作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监察事务。东汉时，御史台称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但职权有所扩大。御史台名义上转属少府，实为最高的专门监察机关。它与地位显要的尚书台、掌管宫廷传达的谒者台，同称“三台”。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把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包括1个司隶(中央直辖区)和12个州。司隶设司隶校尉1人,地位极为显赫，朝会时，与尚书台、御史中丞一样平起平坐，号曰“三独坐”。司隶校尉负责监察除三公以外的朝廷百官和京师近郡犯法者。每州置1刺史，用以监察地方政情、受理案件、考核官吏。由于事权混杂，后来刺史逐渐变为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失去监察作用，故改称州牧，州也由监察区变为行政区，地方监察制度便基本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各朝的监察机构名目不一，但体制与汉代相同，亦有部分变化。魏晋时，御史台不再隶属少府，而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南梁、后魏、北齐的御史台（亦称南台）和后周的宪台，仍以御史中丞为主官，北魏称御史中尉。由于监察长官权势日大，出现了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的规定。群臣犯罪，若御史中丞失纠，也要罢官。魏晋以后，为防止监察机构徇私舞弊，以发挥其监察效能，明确规定大士族不得为御史中丞。晋以后，御史中丞下设殿中御史、检校御史、督运御史等，分掌内外监察之权。此时，地方上不再设置固定的监察机构，由朝廷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员。此外，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形成。隋唐时期隋代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改长官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下设治书御史2人为副；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共12人，专执掌外出巡察。唐代发展了隋代的监察制度,使监察机构更趋完备。唐初,中央设御史台，由正三品御史大夫为台长，设正四品御史中丞2人为辅佐。御史台称宪台，大夫称大司宪。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三院：①台院，侍御史属之，“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②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③察院，监察御史属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同前）。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先后称为按察史、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等），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唐代进一步扩大了监察机构和御史的权力。御史台享有一部分司法权，有权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案件。谏官系统在唐朝也趋于完备。谏官的设置，秦汉时已有，魏晋南北朝时有较大发展。至唐代，中央朝廷实行三省制，其中门下省的主要职责是匡正政治上的得失，以谏诤为任。门下省置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其中右补阙、右拾遗隶中书省）、给事中等职，举凡主德缺违、国家决策，皆得谏正。其中给事中掌封驳（即复审之意）诏制，权力更重。宋代监察机构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而加强。中央沿袭唐制，御史台仍设三院。地方如设通判，与知州平列，号称监州，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从此开御史滥用职权之例。御史可以直接弹劾宰相，亦有劝谏之责。御史台还有权分派御史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元代中央设御史台，御史大夫秩高从一品，“非国姓（蒙古贵族）不以授”（《元史·太平传》）。还在江南和陕西特设行御史台，其组织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关。这是元代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全国分为22道监察区，各设肃政廉访使（即监察御史）常驻地方，监察各道所属地方官吏。明代监察制度随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而得到充分发展和完备。中央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官之司”。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史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建立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出巡之官受皇帝之命，可兼管地方其他事务。担任总督和巡抚的官员,其权力比一般巡按御史要大,有“便宜从事”之权。都察院除执行监察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判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旨在加强皇帝对六部的控制。礼、户、吏、兵、刑、工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给事中与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官虽然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活动范围极广。因此,对科道官的选用十分严格。同时还规定，对监官犯罪的处分比一般官吏要重，“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明史·职官志》）。清代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在中央，仍设都察院。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即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倘知情蒙弊,以误国论”（《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各级官吏均置于都察院监督之下。清代都察院以都御史为主事官，他与六部尚书、通政使、大理寺卿等重要官员共同参与朝廷大议。都察院下设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专司纠察之事。雍正年间，专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共同负责对京内外官吏的监察和弹劾。唐代的台、谏并列，明代的科、道分设，清代的科、道则在组织上完全统一。监察权的集中，是清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点。清代，一方面允许监察官风闻言事，直言不讳；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监察官权力过大，规定御史对百官弹劾要经皇帝裁决。到宣统年间，新内阁成立，都察院被撤销。作用与特点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监察制度，对加强政府对官吏的监督,清□除害,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成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监察制度是皇权的附属品，它能否发挥正常作用，与皇帝的明昏有密切关系。同时，由于封建政权和封建官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监官本身因贪赃枉法而获罪者也不乏其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组织独立，自成系统。自两汉后，监察机构基本上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机构和职官，自成体系。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官有相对的独立性，从而为监察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监察效能的发挥提供了组织保证。②历代对官吏的监察渗透于考核、奖惩制度之中，并实行重奖重罚。③以轻制重，对监官采用秩卑、权重、厚赏、重罚的政策，给级别低的监官以监察级别高的官吏的权力。④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从而使监察制度畸形发展，如元代的监察制度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元史》卷十,《世祖纪》）,但蒙古人不在此限。明代除了公开的监察机构六科和都察院外，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也成为监察网的组成部分。

监察体制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初创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日臻成熟于唐宋，高度完备于明清。早在春秋战同时代，即有了带监察性质的“御史”之职。秦始皇一统天下，置御史大夫。汉设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分为十三部监察区，由刺史代表皇帝对地方实行监察。京师长安附近七郡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除三公之外对朝廷百官都可弹劾。至魏晋以后，监察制度的变化有二：一是御史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独立监察机构；二是不再设置固定的地方监察机关，改由中央不定期地派遣巡御史监察地方官吏；而御史的职权，也不断加强。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以法理大下，尤重宪官！”，将御史台分为三院，各司其责：台院“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使监察制度更趋完善。宋代监察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在地方设立通判，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元代尤重监察御史，御史台与出令的中书省互不统属；御史大夫有权直接选任台官，因而大大提高了监察官员的地位。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虽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监察御史的活动则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受都御史统辖，同时扩大并加强了监察御史的活动范围及权力。明朝以后又设六科给事中，对礼、户、吏、兵、刑、工六部官员进行督察，并就六部活动向皇帝进行规谏，以牵制宰相的权力。由于无所统属，往往侵夺御史机构的职责，对监察制度带来不利影响，故至清朝雍正年间，便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成为既可对皇帝进行规谏，可以评论朝廷大政，又可纠弹官吏的“科道”制，实现了监察权的统一。监察机构形成了一种以御史台或都察院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网络严密的全方位监察体制。因此，我国在设置监察机构时，要把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一般监察机构和专门监察机构相结合，要把长设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相结合，特别是要发挥出专门监察机构和临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因机构设置过多带来的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北宋建立之初，社会矛盾孕育其中，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对抗的矛盾之间直接催生了宋代监察制度萌芽的出现。在大宋朝建立以前，中原地区就依次更替了五个政权及十余个割据政权，俗称「五代十国」。在这一时期，地方藩镇割据战火不息，加之沙陀族统治者的生性悍戾、统治凶暴，整个社会演变成谁拥有军队，谁就能面南称帝的强权政治势头；基于此，如果宋太祖赵匡胤不想方设法对这种分裂割据的局势进行遏制，其政权则会立马出现摇摇欲坠的境况；故而赵匡胤经常穷思竭想——怎样使得赵宋王朝能久安长治、天下太平，而不致步入前朝破灭的后尘；于是，北宋朝在安家立国之初，便实施了「强干弱枝」[3]的基本国策。宋朝继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后而立国，之初，便实施了「强干弱枝」[3]的基本国策。宋朝继唐末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后而立国，其对中央和地方的监管甚为严密。从中央监察体制来看，谏官可以参与弹劾执政官员。在唐及其以前，御史台主要是弹劾文武百官，而谏官则主要规劝其违规之人改过自新。然而到了宋朝却衍生出新的职责特性。自天禧二年（1017 年）二月开始，谏官可以论奏「官营涉私」[4]，弹劾文武百官。宋仁宗朝，谏官经常同御史一起弹劾百官。故此宋哲宗朝王觌上疏说，谏官对于执法、政治判刑以及下放罪状都必须进行上奏禀明。同时谏官开始参与弹奏位高权重的官僚之士，故而使得中央监察体制范围有所拓宽，队伍人数不断增大。回溯中国历代的中央监察制度史，唐朝之前的监察官，通常仅接受君王的监察，可以理解为是单向监察制度。然而到宋代，特别是元丰改制之后，宋政府对御史的监察进一步加深。宋神宗赵顼不但增大其御史台的工作职能，扩大对百官的监察；而且还特别强调对御史自身的监察作用，使之行政部门与监察机关互相督促，互相羁绊；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双向监察制度。

国的封建社会自秦朝始直到清朝，有着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整的监察机制， 这套机制一般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是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和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机器。 我的认识：它有时可以起到提高整体的行政管理水平的作用，国的封建社会自秦朝始直到清朝，有着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整的监察机制， 这套机制一般随着皇权的加强而不断强化，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是用于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和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机器。 我的认识：它有时可以起到提高整体的行政管理水平的作用，、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 中国封建监察制度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萌芽与确立阶段——战国、秦、汉 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已产生了许多属于行政监察范畴的因素”。⑴春秋战国时期，掌监察的御史也已出现。但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监察机构，因此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得到确立。从秦、汉时期开始，国家机构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由此也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秦时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执掌全国监察大权。其下设御史中丞，监察殿中违法官员。在地方，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一郡置守、尉、监三人，“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⑵汉时又略有改动，西汉初期在中央设御史府，中央监察大权由御史大夫执掌。其下设御史丞或中丞。西汉末年开始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长官为御史中丞。东汉延续此制，御史中丞掌“监督百官，纠察不法”，汉武帝时设司隶校尉，不仅监督京畿地区的官吏，而且还可以奏劾中央统治机构乃至皇亲国戚。在地方，西汉初年，罢监御史，增设丞相司直监察数郡，“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⑶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每州派刺史一人，监察吏不廉、吏苛刻等事项。汉时已出现言谏官，初步形成了御史制度和言谏制度相互配合的监察制度的格局。郡一级设有监察官员——督邮。负责监督所属县官吏的违法行为。 （二）封建监察制度的缓慢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时期，监察制度在这一时期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获得巩固和缓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在中央，魏晋的御史台脱离了少府的管辖，完全**，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最高监察机构。西晋时，御史弹劾对象的层次有所提高。南朝时，中央监察官得到重视，地位提高，集中省从门下省彻底分离，开始掌封驳之任。在地方，三国地方监察体制多沿袭东汉之制。西晋置司隶校尉。东晋开始，罢司隶校尉，其职权

积极：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官员和规范执政，防止官员贪污腐败。消极：它的本质决定了监察体制的实际效能必然是有限的。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研究论文论点

银行监管配合宏观调控的机理在于：通过监管措施调整和窗口指导等影响银行的信贷行为而影响社会的信贷总供给，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1）金融业的重要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全社会货币的供给者和货币运行及信用活动的中心，金融稳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金融业的高风险性（金融业存在着诸多风险，又关系到千家万户和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如果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经济与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3）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以较少的资本经营较多的资产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同时，个别银行的破产很容易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而引发金融危机）；（4）金融业的信息不对称（存款者与银行、银行与贷款者、银行与监管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仅降低了金融效率，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

金融的脆弱性和金融资本的趋利性本质，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客观存在，决定实施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发展与金融霸权相结合，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风险丛生，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新制度，成为当前协调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的重要主题。金融监管制度安排的出发和立足点，要服从和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一个有效率的金融监管制度应该符合四条原则，才能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中的七大关系。在金融的监管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金融监管学派，主张进行金融监管；另一派是自由银行学派。坚决反对金融监管。但无论如何争论，世界各国都无一例外地对金融业进行严格的监管。自由化越是发展，金融监管就越严格，当前已经发展为国际监管的协调领域。金融监管需要遵循哪些最基本的理论原则，才能处理好监管中的各种关系?我国从1996年以来。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相应启动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把中央银行推到了一个“消防队”的位置，四处救火，到处掏腰包，本来风险分散在社会各个点上，央行一救，全部风险都集中于中央银行身上了。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金融监管怎样才能达到既保护债权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又能维护金融安全，避免中央银行成为“消防队”呢?中国在世纪之交金融监管面临的环境，是更严峻还是更宽松?怎样建立我国有效率的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安全?对上述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一、金融业实行严格监管是主观偏好还是客观必然从理性化层面来考虑，所以对金融业毫无例外地实行严格监管是来源于金融的内外矛盾，这是由客观要求决定的现实策略选择。实行严格监管，从金融的内在矛盾来看主要有以下原因：(1)金融自身的脆弱性。金融业自身资本只是带有象征性的，即便是按巴塞尔协议规定达到8％的标准也没有意义。历史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机构是由于资本充足率不足而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出现支付危机而导致的。(2)金融的脆弱性还在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和虚拟性。现在全球每年的外汇交易总量超过外贸交易总量的60倍，全球平均每天有约1万亿美元的游资。金融资本的趋利性和虚拟性，构成了金融本身的脆弱。(3)市场失灵的内在缺陷。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个手段，但不是一切手段。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将会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4)由于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就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对金融进行监管的客观必然性。金融监管的必然性还有着外在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金融霸权相结合形成的金融风险全球化，导致当代金融风险的“核裂变”效应，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它的扩散和冲击力呈几何级数扩大。这可以从当代金融危机上看出来。当代金融危机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突发性、扩散性、恐慌性、政治渗透性。金融安全危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主权维护。正因为如此，现代金融对一国经济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金融，但随着金融的发展，又成为威胁一国经济安全的定时炸弹。人们对金融的态度，就只能采取趋利避弊，利弊权衡而取其利。因此，金融监管就是在金融内外在矛盾发展不可调和时情况下采取的制度安排。正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早在三年前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曾预言：“21世纪将是金融毁灭的世纪”。而一个积极乐观的唯物主义者则是另一种金融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全盘皆活”。如何防止毁灭论，坚持核心论，矛盾的焦点就落在对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上，即如何建立有利于金融安全的监管制度。在我国，至今采取的化解风险、整顿金融秩序的措施还远未达到这个效果。二、金融监管原则的探讨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呢?在这里我想提出四项原则进行研究：(1)金融监管要服从服务于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排这一目标，要摆正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不能把它颠倒过来。监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要避免为监管而监管，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监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拿这一条原则来检验近四年来所采取的监管措施，从处理的18个行政关闭、破产清算的案例来看，就和这项原则不相符了，在一定程序上则是遏制金融创新、降低效率、积累风险，把金融的活力也扼杀了。(2)金融监管机制必须建立在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职能用主观的行政意志来代替市场机制，这样才能达到服从创新、效率和安全的目的，不然就会导致政府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在这方面，海南发展银行的案例就是最典型的。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案处置就是主观行政违反市场规律，混淆重组和市场退出界限的典型。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带有更大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3)金融监管要依法监管，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防止金融监管者的行为扭曲，建立对监管者的权力制衡机制。现在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派出的工作组越来越多，但监管工作的效果却不理想，这也说明依法监管还必须建立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这样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因人因事而异。(4)金融监管不是也不可能消灭金融风险。应该看到，建立金融监管制度，提高金融监管能力的终极作用在了创造一个公平竞争、实现市场潜在收益的环境和条件。监管的最终目的不是消灭风险，而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市场参与者实现收益创造条件。因此，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应从上述四条原则出发，才能处理好七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制度变革的关系。不能用监管代替制度变革，也不能因为监管而妨碍制度变革，改革应该始终是统揽全局的，要用改革的观点研究监管。(2)处理好监管和业务创新的关系。监管和创新永远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监管的生命。(3)监管和安全的关系。监管不是要消灭风险，而现在有一些出台措施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信贷员实行贷款责任终身制。既然银行要提取呆账准备金，这就意味着必然有烂账出现，那又怎么能要求信贷员为此终身负责呢?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不能避免呆账的产生。(4)监管与效率的关系。提高效率是监管的生命之所在，监管制度安排一定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就目前而言，人民银行九大区行的设立符不符合效率标准呢?提高效率有待检验，现在能看见的是摩擦上升、效率下降、成本几倍增加、金融监管真空比比皆是。(5)监管与对监管者监管的关系。我国只有监管而无对监管者的监管，由此产生的风险是中国埋藏最深的金融风险，当前建立对监管者监管的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中更为紧迫的任务。(6)监管中法律监管和行政监管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上，行政监管一定要服从法律监管，特别是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尤为如此。(7)监管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的关系。中央银行的监管是外部监管，其基础是被监管者的内控制度，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以上是我们在研究金融监管时应注意的四个原则和应处理好的七个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实现金融监管的目的。三、世纪之交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环境的判析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制度转轨、经济转型、加入世贸组织、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国的金融风险确实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原来被掩盖的风险将会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从内部环境来看，金融监管的严峻环境表现在：(1)银行不良资产积累的风险。我国银行业在剥离出万亿不良资产存量后，新增不良资产又在增加，不良资产比例并未降低；资本充足率在补充了2700亿元，达到8％之后，第二年就又跌落下来，目前金融资产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而资本金却无补充来源，一不能扩股增资，二不能提高资产折旧率，三不能调整风险权重，四还限制表外业务的发展，这又如何能提高资本充足率呢?这样，呆账坏账率降不下来，资本充足率升不上去，金融盈利能力下降，优质客户群的大量流失将是商业银行发展的致命威胁。(2)金融泡沫风险。最近几年我国出现了三种泡沫：a．股市泡沫。有人说股市泡沫有那么一点，不严重，市盈率只有40倍，不算高，不构成对宏观金融的威胁。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股票市场上的四大基础结构要素，就会发现，一旦股市出现问题，风险是无法估量的。b．房地产金融泡沫。c．储蓄存款和外汇存款转换形成的同增同减泡沫。在1998年前我国国内利率比港澳台利率高出一倍的情况下，港澳台的一批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陆套利，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存入国内银行，这就导致在账户上的外汇储备和储蓄存款的双增长。在经过1998年的“七加一”的降息后，大陆利率比港澳台的利率低一倍，这时资金开始外逃，储蓄存款增幅出现下降，外汇储蓄也在减少。(3)我国内部还面临着制度风险。a．产权不明晰的“大家拿”病；b．追求政绩的“好消息”病；c．黑箱操作的“不透明”病。这是最严重的制度风险。就外部环境而言，从世界金融发展形势和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来看，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十分严峻，存在着许多威胁金融安全的问题：(1)资本的非法流入流出。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1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在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栏中相当大的部分就是由资本外逃造成的。(2)经济全球化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我国金融落后的经营方式没得到根本改善，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后，负效应远大于正效应，造成加入世贸组织后挑战大于机遇。(3)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外资银行的进入造成国有银行优质客户的流失、人才流失，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汇率稳定的冲击，再加上国际资本的流动，使得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冲击是巨大的。(4)美国金融霸权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现在美国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发言权是最大的，这样，它就会利用这些组织对我国的经济主权乃至国家主权提出要求，这一点从墨西哥和韩国的金融危机中部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5)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现在我国仅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仍没有放开。但资本项目开放又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利率市场化必然推动汇率的频繁浮动，只要利率、汇率口子一开，资本项目不开放也等于开放了，这就增加了资本项目管理的难度。(6)国际游资对我们的冲击。所谓国际游资就是短期资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现在国际游资已超过10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有1万亿美元的资本在全球寻找利润。(7)网络金融发展对我国金融业的威胁。(8)金融科技装备落后，国产化水平低，这是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9)我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与形势变化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的需要；(10)金融立法尚有一大片空白，信托法、基金法等法律都未出台。将外部十个问题集中起来看，最主要集中到两点：资本项目自由化决策和中国金融科技装备水平的提高。四、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改进思路1．要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建立金融稳定发展的微观基础，这是构建稳健金融监管体系最基础的工作。要进行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健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此来提高企业效益。 2．要建立完善的金融运作体系。有效的金融运作体系包括：提高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能力；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建立起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协调运转的机制，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金融格局；发展民营商业银行，建立一批与传统体制脱离关系的以民营企业为股东的银行，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民营成长型企业提供服务。 3．稳定推进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使金融运行转移到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来。包括：(1)人民币自由兑换。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根据我国的国力，只能采取先贸易后非贸易、先长期后短期、最后开放短期的逐渐过渡的方式，中国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没有也不应该有日程表。(2)由分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从近两年看，在这方面我国的步子迈得很快，现在证券业可进入同业拆措市场，保险业也可以通过购买基金进入股市，商业银行开办股票抵押贷款等。中国银行目前已集银行、证券、保险多种业务于一身，成为一个综合性金融公司了。(3)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从2000年的9月21日开始对外币利率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外币贷款利率放开，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由市场决定，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同业公会参照市场利率议定，由银行统一执行。外币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央银行由利率的决定者转变为利率的监管者。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思路是稳步推进，先外币后人民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农村后城市，先批发后零售，这反映出了我们利率改革的谨慎原则。(4)汇率自由化。要发挥利率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就需要汇率工具的配合。因为利率是本币资金的价格，汇率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二者作为货币资金价格的同质性决定了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利率调整必须考虑到汇率的协调。4．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建立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过程中，要着重考虑将监管的三驾马车形成合力为一驾马车，现在三驾马车的联席会议表明我国已经不声不响地走出第一步。而且在监管体系的构建上，为了更好地由现在的分业监管尽快向合业监管的过渡，需要尽快考虑与国际接轨，建立国务院直属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同时，积极发挥一线监管机构在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实行适当分级监管，由现在的一级监管转变成三级监管。 5．提高金融科技装备水平，加强银行电子化、网络化建设，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措施。 6．培养现代金融业的监管人才队伍。在做好培养工作的同时，稳定现代金融业的监管队伍，完善对监管人才队伍的收入分配制度，实行高薪养廉，消灭权力寻租行为。

这次全球经融危机的源头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而美国次贷危机是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房地产业泡沫破裂所导致的。描述一下这次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美国次债危机--美国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和美国经融危机--全球经融危机，最后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影响全球实体经济的后果就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失业人口的增加、就这样一直的恶性循环下去,直到信贷危机结束才会慢慢有所好转!各国政策：美国：（一）新的流动性管理手段 一是调整贴现窗口贷款政策。从2007年8月起，美联储多次通过调整贴现政策，鼓励出现财务困难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款。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下调贴现率50个基点，使其与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由此前100个基点缩小为50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30天，并可应请求展期。2008年3月18日，美联储再次下调贴现率75个基点，使其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缩小至25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90天。

二是启用新的融资机制。2007年12月12日，美联储推出对合格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创新融资机制（TAF）。在TAF中，美联储通过拍卖提供为期28天的抵押贷款，每月两次，利率由竞标过程决定，每次的TAF有固定金额，抵押品与贴现窗口借款相同。由于TAF事前确定数量并采用市场化的拍卖方式，既能有效解决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又不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和联邦基金利率管理的复杂化，被视为美联储40年来最伟大的金融创新。2008年7月30日，作为28天TAF的补充，美联储推出84天期TAF，以更好地缓解3个月期短期融资市场的资金紧张情况。2008年9月29日，美联储又表示计划将于11月推出两次总额为1500亿的远期TAF，时间和期限将在与存款机构协商后确定，以确保年底前市场参与者资金充足。此后，又于2008年10月6日将总规模扩大至3000亿。 三是启用新的融券机制。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推出了另一项创新流动性支持工具（TSLF）。TSLF是由美联储以拍卖方式用国债置换一级证券交易商抵押资产，到期后换回的一种资产互换协议，有效期为六个月。TSLF的交易对手仅限于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级证券交易商，交易商可提供的合格抵押资产包括联邦机构债券、联邦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 四是启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向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在贝尔斯登事件发生后，为进一步缓解金融市场短期向下的压力，2008年3月17日，美联储决定利用其紧急贷款权力，启用PDCF，其实质是向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主要指投资银行）开放传统上只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提供隔夜贷款。 五是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即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通过支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支持商业票据市场。2008年9月19日，针对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华尔街震荡、大量投资者纷纷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撤资的形势，美联储宣布推出AMLF，以贴现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提供无追索权贷款，供其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购入资产抵押商业票据。同时，美联储还计划直接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等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以进一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顺利运行。

六是推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直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2008年10月7日，美联储宣布创建CPFF，运作机制是通过特殊目的载体（SPV），直接从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据发行方购买评级较高且以美元标价的3个月期资产抵押商业票据（ABCP）和无抵押的商业票据，为美国的银行、大企业、地方政府等商业票据发行方提供日常流动性支持。 七是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付息。长期以来，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不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2008年10月6日，美联储宣布向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其中，向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比准备金交存期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均值低10个基点，向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初定为比准备金交存期的最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低75个基点。

（二）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救助

救助投资银行贝尔斯登。2008年3月14日，美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出现了流动性危机，为了援助贝尔斯登，美联储紧急批准了JP摩根与贝尔斯登的特殊交易，即纽联储通过JP摩根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以缓解其流动性短缺问题。贝尔斯登将其流动性最差的300亿美元资产作抵押，纽联储通过JP摩根向其提供为期28天的等额融资。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贴现窗口。 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2008年7月13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宣布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两房”提供救助。其中，美联储将允许“两房”直接从纽联储贴现窗口借款，条件是美联储将在两家企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其他审慎性监管中发挥咨询作用。在9月7日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方案中，纽联储成为美国财政部向“两房”提供信用贷款的财务代理人。

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市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作为全球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主要卖方的AIG受到严重影响。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向AIG提供850亿美元的高息抵押贷款，条件是美政府需获得AIG79．9％的股权，并持有其向其他股东分红的否决权。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再度声明，此前向AIG提供的850亿美元贷款额度已用尽，允许AIG以投资级固定收益证券作抵押，美联储将再度给予AIG378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采取国际联合救助行动。2007年12月12日、2008年3月11日和9月18日、10月8日和10月13日，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冲击，美联储先后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联合援助行动。主要内容包括：（1）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渠道向本国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2）美联储与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安排，并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互换的期限和规模。从2008年10月13日起，为配合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救市行动，联储宣布，暂时上调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日本银行的美元互换额度至无上限。（3）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等联合宣布降息50个基点。 美国财政部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措施 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刚刚发生时，美国财政部采取了常规性政策措施进行应对，后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升级、美国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财政部被迫出台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来应对危机的挑战。 （一）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 2008年1月4日，美国国会宣布实施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家庭将得到不同程度的税收返还，商业投资第一年可以享受50％折旧，中小企业还可以享受到额外税收优惠。另外，房利美和房地美证券化限额被临时上调，联邦住房委员会的担保额也相应增加。 （二）援助并接管“两房” 2008年7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将联手对深陷困境的“两房”提供援助：一是提高这两家公司能够从财政部获得贷款的额度。二是为了保证“两房”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财政部将拥有在必要时收购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的权力。三是允许这两家公司直接从纽联储的贴现窗口借款。2008年7月22日，当世界还在议论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救助“两房”时，美国众议院批准总额3000亿美元的住房援助法案，这一法案授予财政部向“两房”提供援助的权力，并可以为陷入困境的房贷户提供帮助。根据这一法案，联邦住房委员会可以向约40万个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风险的房贷户提供上限为3000亿美元的再融资担保，帮助他们将目前利率较高的按揭贷款转换为利率较低的30年固定利率贷款。2008年9月7日，由于“两房”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宣布这两家公司的四步走计划：一是联邦住房金融局牵头接管“两房”；二是财政部与“两房”分别签署高级优先股购买计划；三是为“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建立一个新的、有担保的借贷工具；四是推出购买政府资助企业按揭抵押证券的临时计划。 （三）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计划 2008年10月3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TARP），在两年有效期内分步使用7000亿美元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受损资产；二是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后，允许财政部向金融机构受损失资产提供保险；三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对法案的实施进行监督；四是对接受政府援助企业的高管薪酬做出限制；五是与国外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合作；六是将保护纳税人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七是增加对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贷申请人的帮助。 （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非常规应对措施。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主要是采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多种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来应对。 2007年春天，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呼吁重新检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以便更好地处理保护投资者与增强市场竞争性的关系。2007年秋天，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设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长达218页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包括三个目标：一是短期目标：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使命，并将银行监管者纳入小组；美联储进一步推进拓展贷款渠道；对抵押贷款发起设立全国统一标准；为各州对抵押贷款市场参与者颁发执照设定统一的最低标准。二是中期目标：合并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和货币监理署（OCC）；美联储负责监管支付和结算体系；设立联邦保险监管体系，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保险管理署负责管理联邦保险监管体系；合并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三是长期目标：设立美国三大金融监管体，即美联储担当“市场稳定监管者”的角色，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稳定；成立“金融诚信监管者”，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成立“商业行为监管者”，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并保护消费者利益。 法国：1. 法国政府宣布3600亿欧元银行业拯救方案作为危机起源的银行业一年来一直饱受市场的冲击，各大银行股价在市场上大起大落。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之后，欧洲联盟成员国政府也宣布了170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市计划，让银行业暂时躲过了连锁倒闭的危险。但银行业仍处于相当脆弱的状态，一些银行正在寻求合并与重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2008年10月5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宣布收购富通银行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金融业务，从而成为欧元区最大的储蓄银行。法国储蓄银行与法国人民银行正在商谈合并事宜，预计2009年春季能够实现合并。法国储蓄银行最近因交易员违规操作损失了亿欧元，也宣布将回归传统的储蓄银行业务。为了帮助银行摆脱融资难的困境，法国政府推出的3600亿欧元救市计划第一步措施已经开始实施。2008年9月底，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联合向德克夏银行注资64亿欧元，其中法国政府向德克夏银行提供了10亿欧元，法国信托局则提供了20亿欧元。接着法国政府于2008年10月15日推出了一项紧急财政修正案，批准成立“法国经济财务公司”，该公司拥有国家提供的3200亿欧元担保金。法国政府将通过为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和参与银行资本重组等方式帮助银行摆脱融资难的困境。法国政府将为银行发行最长为5年期的中期债券提供担保，并专门成立一个机构从市场筹措资金，用来保证银行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2008年10月20日，法国政府决定到2008年底前向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法国互助信贷银行、法国储蓄银行、以及人法国民银行等另外6家主要银行注资105亿欧元。这次注资将以发行附属债权的方式进行，政府并不直接参与银行股份。法国政府此举是为了促进银行向企业尤其是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为经济部门提供财政服务，获得资助的银行都与政府签署了履行银行职责的承诺。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市场紧张状况一直持续，2009年还会采取同样措施，为金融机构注入相同数额的资金。法国也与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同时宣布对本国所有个人银行账户提供担保，以稳定存款人的信心。2008年10月7日，欧盟27国财长例会，决定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将欧洲联盟各成员国最低储蓄担保额度提高到5万欧元。而欧洲中央银行和英国等各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联手，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此外，法国总统萨科奇还特别任命了“贷款调解人”，为所有遭遇贷款困难的法国企业提供服务。由于金融危机使中小企业和家庭获得贷款更加困难。法国政府2008年10月21日与相关银行签署了支持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援助协议，具体将动用资金220亿欧元，其中170亿欧元来自法国国内现有储蓄规模庞大的存款。此外，法国政府负责援助中小企业的机构OSEO银行额外提供20亿欧元。法国信托局向两个基金提供亿欧元资金，用于对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总数为20亿欧元。与此同时，法国工商就业联合会（L'UNEDIC）承诺，对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给予1至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滞纳期。法国政府还宣布，从2008年10月23日开始一直到2010年1月1日为止，对从事新的投资业务的企业，减免投资企业的职业税负担。国家承担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税收。预计2011年此项财政补贴金额约为10亿欧元。2008年11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把原来针对6个就业困难地区的就业财政补贴政策扩大到新增加的18个地区，并将根据情况考虑继续扩大该项优惠政策的实施地区。同时他还宣布一项总额为4亿欧元的援助汽车行业的措施，用于鼓励研发新型节能汽车。此外，法国地方政府将获得总计50亿欧元的国家财政贷款，以便在银行贷款无法到位的情况下保证地方财政预算的实施。这项资金的来源为法国信托局的储蓄基金。2008年11月2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成立法国战略投资基金，该基金总额为200亿欧元，专门用于支持法国的战略性企业。法国战略投资基金相当于法国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旨在对受当前金融危机冲击而陷入困境，并且可能沦入外国企业集团控制的法国企业提供支持。新成立的战略投资基金可能与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甚至欧洲联盟以外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展合作。该基金将出于长期发展战略考虑，通过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或小型企业参股的方式，而对一些工业项目进行投资。2. 法国政府出台260亿欧元的重振经济计划法国总统萨科齐于12月4日在法国北部都安市雷诺汽车公司的一个生产基地发表演讲，公布了法国政府260亿欧元的重振经济计划，总金额大约占法国国民总产值的。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公共投资以及对房地产和汽车行业提供援助等，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法国政府新增加105亿欧元的公共投资。其中包括向基础设施部门增加40亿欧元的资金（新增14亿欧元，其中5亿欧元包括在Grenelle环保计划之中），向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门增加近7亿欧元的资金，向国防和安全装备部门增加14亿欧元的资金，向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增加7亿欧元的资金等。其次是法国政府向国有企业投资40亿欧元。具体内容包括法国电力公司在2009年将多投资25亿欧元用于生产，其中3亿欧元专用于可再生能源领域；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将追加2亿欧元投资；巴黎地铁公司投资亿欧元；法国铁路公司投资3亿欧元；法国邮政公司将多增加6亿欧元的投资用于改善邮局接待顾客的环境，以及邮政办公楼的能源更新。第三项是地方政府投资25亿欧元。法国国内各地方政府要追加投资，地方政府承担72%的公共投资，通过增值税返还基金的渠道，在两年里把的投资返还给每个地方政府。在2009年的预算中，增值税返还基金预算为59亿欧元，增长了近13%。另外将提前返还增值税，返还金额为25亿欧元。第四项是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募集160亿欧元。当前的金融危机造成在建的大型基础设施缺乏资金，尤其是新建项目的融资更加困难。预计中期投资规模将达到200亿欧元。法国信托局将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它将从储蓄基金中为大项目投资80亿欧元。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将出面逐一为每个大型项目提供部分贷款担保，最高限额也是80亿欧元。第五项是优先发展铁路和公路建设，其中图尔市至波尔多市的高速铁路线总金额高达70亿欧元，还包括公共和私人合作投资项目如布列塔尼地区至卢瓦尔沿岸地区高速铁路线，塞纳河运河，大学校园改造计划，微型水电站大坝翻建和设备更换等投资项目。萨科齐宣布在2010年至2014年间，同时开工建设4条高速铁路线，这在法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他指出，今后几年公共和私人合作投资项目以及政府对开采、经营、土地使用等的特许权出让金收入将超过150亿欧元。第六项是14亿欧元的救助房地产业。主要涉及在未来的两年内多增建10万套住房，总金额6亿欧元，其中包括在低租金住房需求量最大的地区购买3万套住房，新建3万套社会住宅，新建4万套过渡房。投入2亿欧元加快于2003年开始的郊区旧城改建计划。2009年投入6亿欧元用于购买新房时提供无息贷款，这项措施在2009年将有助于10万套住房的购买和建设。提供政府特殊帮助，让3万户低收入家庭成为房主。临时放宽对城市化规定的限制，以加快住房建设。在不违反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条件下，从12月4日起，建筑许可证有效期可以延长一年。投入2亿欧元在2009年至2010年用于住宅的能源改造。另外亿欧元用于紧急住所和特殊接待场所的建设，以便增加1000张床位。第七项是购买环保新车奖励1000欧元。具体内容包括凡报废车龄10年以上的旧车、同时购买每公里CO2排放量低于160克的环保型新车，将获得1000欧元的奖励，该措施将与已推出一年的购买环保汽车奖励300欧元的政策合并执行。如果报废车龄10年以上的旧车、同时购买每公里CO2排放量低于100克的环保型新车，则购车人将获得2000欧元的奖励。这项新措施将耗资亿欧元。此外，向汽车生产企业贷款的银行将获得10亿欧元的注资，这不属于政府补贴，而是综合贷款利率为8%。第八项是新增加40亿欧元贷款扶持中小企业。法国政府于2008年10月4日已经出台的资助中小企业措施总额为220亿欧元。这次的新措施则包括：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OSEO银行将提供20亿贷款（原来计划为10亿贷款）。自2009年开始，返还给企业的抵税贷款为38亿欧元，将惠及5000家企业，其中90%是中小企业。从2009年第1季度开始，返还给企业增值税，将涉及万家企业，其中万家为中小企业。第九项是扶持就业措施。新增5亿欧元用于资助就业政策的实施。在2009年，凡是雇员低于10人的小型企业新招员工，雇主将享受到免除缴纳相当于最低工资额60%的社会保险征摊金的优惠。最后一项是资助最贫困家庭每户200欧元的措施。从2009年3月底开始，向领取救助金的每个家庭发放200欧元，涉及380万户家庭，总金额达亿欧元。 为了更好地执行这项重振经济计划，法国总统萨科齐还特别委托总理费永任命德维江担任特别新增的经济振兴部长一职，其主要职责是确保公共部门投资的有效实施，克服政府在通过刺激经济增长计划时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并且必要时有权调整政府的拨款计划。绝大多数的经济分析师普遍都认为：萨科齐总统所推出的上述措施将有助于降低金融危机对法国经济的影响，但总体上看来规模仍然十分有限，不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重振计划，顶多只是一个支持计划，是对金融风暴冲击的一个反应，因此只能将其称之为三个月的重振计划。甚至还有人预计法国政府可能在不久前的将来再推出另一个新的经济重振计划。欧洲联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委员阿尔穆尼亚表示：法国政府最近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是积极的，现在应当确保欧洲联盟各国之间的协调行动，同时也要确保它们之间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统一，法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符合欧洲联盟确定的目标。法国国内的工会和协会表示：这项计划中缺乏重振消费和购买力的措施，惠及穷人的措施也非常有限；在总统对危机发表的这演讲中，唯一明确是雇主可以享受新的社会保险征摊金减税措施。在政界方面，右派的人民运动联盟当然普遍对于这项计划表示称赞。左派的社会党人士则宣称这只是一些小措施，不能解决问题，这项计划最大的遗漏是忘记了购买力，他们还要求降低商业附加税率，提高住房补助金和其他补助金，以便大幅度支持内需。俄罗斯：1.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金融形势的研判和反危机行动的指导2008年8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下令成立隶属于联邦财政部的金融市场咨询委员会，专门从事对金融市场发展走势和国家贷款政策的研究和评价。10月2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又下令成立直属于总统的金融市场发展理事会，对如何发展俄罗斯国内金融市场并保证其稳定等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对政府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12月10日，普京总理宣布，政府将成立以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为首的政府金融危机协调委员会，专门负责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协调各政府部门的工作并制定相应的反危机措施。2.增加流动性，紧急注资稳定股市和信贷机构2008年9月18日，梅德韦杰夫宣布紧急拨款5000亿卢布用以稳定股市。10月7日，梅德维杰夫总统召开紧急经济会议，要求政府尽快对失常的金融市场形势做出反应。同时宣布，国家将动用储备基金向银行提供期限不低于5年、总额为9500亿卢布的补贴贷款。10月13日，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政府不排除再次研究向银行提供额外补贴贷款的问题。3.为反危机措施及时提供法律保障此次危机中，俄议会与政府空前默契，从立法角度积极支持政府反危机行动。在总统于10月7日宣布向银行紧急注资不久，国家杜马于10月10日通过了关于向银行提供补贴贷款的《支持俄罗斯金融体系额外措施》法案，批准外经银行在2009年年底前有权向商业机构提供外汇贷款，用于偿还这些机构在2008年9月25日之前取得的外国贷款。10月13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有关稳定本国金融市场形势的一揽子法案。4.对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和大型企业实施紧急救助俄罗斯政府在多次降低石油出口关税之后，又于10月14日宣布向四大油气公司提供90亿美元贷款帮助它们偿还外债，这4家公司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秋明英国石油公司。联邦能源部副部长西纽金10月15日表示，该部正在紧急制定政策建议，敦促政府向涉及国计民生的石油、电力等大型企业提供特殊支持。此外，俄政府还考虑修正2008年和未来3年的联邦预算，追加额外措施，对一系列经济领域给予具体的支持。普京总理12月15日宣布，国家将援助1500家大型企业，为它们提供优惠贷款、国家担保，保证国家定购，并在税务重组或税务贷款方面提供帮助。俄政府12月下旬公布了第一批295家受助企业名单。5.稳定民心，提高对自然人存款担保额度为维护居民金融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宣布提高对自然人存款担保额度，将上限由原来的40万卢布提高到70万卢布（约合25450美元），大约相当于居民平均月工资的40倍。普京总理11月20日表示，俄罗斯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不让以前发生过的经济危机在俄罗斯重演，将尽最大可能保护居民储蓄存款，包括那些投资住宅建设的公民的收益。6.减少资本外流，抑制通货膨胀俄罗斯中央银行11月28日宣布，为了减少资本外流和抑制通货膨胀，从12月1日起将再融资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至13%。这是2008年以来第六次提高再融资利率。俄罗斯政府一再提高央行再融资利率，但此举与其巨资救市的政策自相矛盾，实际上加剧了流动性不足。俄罗斯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7.降低赋税，减轻企业负担为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俄政府大规模降低赋税，下调海关关税、石油出口税等多种税收税率。11月21日，国家杜马二读通过了《税法典》修正案，将企业所得税下调17%。新税法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据联邦财政部综合测算，此次所得税调整，政府向企业合计让利将不少于5000亿卢布。8.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共度难关俄罗斯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寻求国际合作的愿望，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和磋商机制的相关对话和会晤，希望借此消除一部分金融危机的影响。10月8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法国总统萨科齐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共同寻找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次日，梅德韦杰夫在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会谈后宣布，两国将在克服金融危机方面进行合作。财政部长库德林在华盛顿参加“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先后与美国、英国、巴西等国的财政部长及美联储主席进行了会谈，重点讨论了稳定金融市场的问题。此后，梅德维杰夫总统和普京总理以及联邦政府各相关部长在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会晤时都反复强调国际合作抗击金融风暴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金融泡沫会爆掉,没人能在里面继续捞钱了,所以嘛,也就无所谓监管了.就像破产的工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