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文化研究生论文

中国玉文化研究生论文

一路发展。玉是从古到今大家最爱的宝物，十分受到欢迎。

是有关珠宝的历史，还是鉴定

资料参考： 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贯穿了玉文化，它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玉器中，良渚玉器及后来的战国玉器以其不可思议的精湛技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同时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在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史中，当推战国、汉、清三个历史时代为鼎盛期，其工艺水准为一个时代的颠峰，究其原因首先是玉器及玉文化融于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礼教及生活之中，从当朝的统治者到黎民百姓，对玉器有着一种崇拜，将玉器所具有的玉德融于社会的道德之中；其二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物质丰富、文化发达。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中，对现代玉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清代，它不但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是为后人留下大量艺术珍品的时期。这一时期宫廷玉作及皇家贵族完整的玉文化理念也对后人有着极深刻的影响。但清朝玉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顺治建立政权到康熙时代止（1644—1722），此阶段为清朝刚刚建立政权时期，根基未稳，而经济也处于恢复期，加之崇尚节俭，所以像玉器这样的奢侈品基本上在宫廷玉作中是没有的，据故宫博物院藏品统计，万余件玉器藏品中，未发现顺治到康熙年号的作品。雍正经乾隆至嘉庆（1723—1820）为清中期，经康熙这位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君主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乾隆酷爱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玉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乾隆24年之后至嘉庆初年，在约40年的时间里，出现中国琢玉史上新的高潮时期，遗存了众多丰富多彩的珍贵玉器，展现出琢玉史上的辉煌成就。道光至宣统（1821—1911）年，属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国力不振，列强入侵，玉文化日渐衰落，而玉雕技艺也日渐西落。 清代的玉文化鼎盛时期在乾隆盛世的后期。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界将乾隆盛世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宫廷玉器发展缓慢，主要琢治了一些仿古玉和时作玉，乾隆二十五年后，玉器制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回部每年两次向朝廷进贡玉料四千斤，玉料增多，促进了宫廷的玉业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繁荣，富有的商人、庶民都在购买各式玉器，扩大了玉器的供应量，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促使乾隆提出了一整套治玉理念：端正俗样、崇尚师古，提倡画意、推广痕玉。所谓"俗样"即玉肆在玉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顾玉质玉性，制作了大量的样式庸俗、做工粗糙的大路货，同时"华嚣"之风盛行，一些纹饰浅浮轻巧，有失庄重大度的玉器涌现，被乾隆称之为"玉厄"。 "崇尚师古"是乾隆为了扭转"俗样"的局面，同时也为表明其慕古意识而提出的，并且大批制作了仿古彝玉器，以推动玉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乾隆后期大量仿商周到秦汉青铜器的玉器，客观上带动了玉文化的发展。同时他还提倡"良材不雕"、"古尚简约"的艺术准则。"提倡画意"也是提升玉文化的一个重要措施，玉不但是一种珍稀物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其表现内容及手法与图画相似，故乾隆提倡画意，在制玉石山水时，将中国山水画精髓融入其中，写实写意相结合，如同画家追求笔墨情趣一般，如"关山行旅"、"大禹治水"都是以绘画为蓝本，雕制而成，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此种思想的推广，极大地带动了玉文化的提升，为后来玉雕山水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广痕玉"，痕玉即痕都斯坦玉的简称，即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作品，痕玉有着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其造型、图案都充满着异国情调；在做工上"莹薄如纸，纹饰细如毛发，器表圆混光滑，抚处不留手。"由于乾隆对痕玉的赞美及喜爱，仿痕玉的风潮波及扬州、江宁、北京等地，一时间仿制痕玉之风盛起，民间玉肆称痕都斯坦玉器为"蕃作"，称"仿痕玉"为"仿蕃作"，流传至今不衰，所以说"蕃作"的纹饰的工艺特征的十八世纪以来的玉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代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 此时的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明代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今天，在玉器商店里，人们会选购一件玉器佩挂在身上，他们有的是出于装饰的喜好，有的是为了寓意吉祥，还有一些人，他们佩戴玉器的目的却是基于一种驱灾辟邪的心理暗示。 在玉文化的传统中，驱灾避邪的理念非常奇特，而它的渊源，则是来自于汉代先人一种独特的玉器风尚。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古老中国的玉器文明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文化的内涵却愈显丰富和厚重。 李博生认为，玉作为我们民族来讲，被视为大地的舍利，佛教的一座庙得到一个佛指舍利，庙就有了核了，这个庙就站住了，就开始受香火了，因为它有那个舍利，玉，应该视同为大地的舍利，那是石头里面的精品，那是大地的骨架的精品。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学者试图做出解释，但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文化现象似乎也只能定格成一个无从考究的历史悬案了。 追溯并思索这段历史，学者们认为，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发祥到融合并走向文明的时候，对于文明的传承从来就不会间断过，一种伴随历史走来的古老传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们会悄然而又深刻的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

我觉得和田玉最好历史悠久而且参加了奥运

中国古代玉文化的研究现状论文

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而且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玉是华夏文明的基石，那么玉文化则是华夏文明的脊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玉与中华文明有着八千年历史的中国“玉文化”，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延续至今，是中华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代表，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都把玉看作是集天地灵气于一体的结晶，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它博大精深，寓意深刻。中国玉具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底蕴，其中之一就是成为宗教象征，存在于古代帝王皇宫的玉制品被看作是佩戴者地位身份等级的象征，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此外，把玉的外观特质等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中国玉是这一独特文化的物质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从各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具有温润莹泽、缜密坚韧的美感和实用功能。这个筛选过程极为漫长，可以说贯穿于石器时代的始终。在这个漫长的筛选过程中，“昆山之玉”也就是“和田玉”成为公认的“宝玉”、“真玉”。众所周知，中国是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玉石来源大约有一百余处，在中国历史上用玉制度方面早已体现出真玉、非真玉的界定。帝王是中国古代最高阶级，和田玉在成为真玉的同时，也就成为帝王用玉。此后，经过无数的岁月，和田玉方才走入民间，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说，和田玉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的“国石”，更是中华文明的显现，它与中华文明的渊源、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考古学者最新研究考证，并提出中国在石器和青铜器、铁器时代之间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玉器时代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代。早在新石器时代，昆仑山下的先民们就发现了和田玉，并作为瑰宝和友谊媒介向外运送和交流，形成了中国最古老的和田玉运输道——“玉石之路”，即后来的“丝绸之路”前身。和田玉七千多年的开发利用历史，证明了我国边疆与中原、东方以及西方的文化与商贸交流的第一个媒介，它既不是丝绸，也不是瓷器，而是和田玉。和田玉不仅在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还是中国各民族友谊的象征物，和田玉作为历史的鉴证，雄辩地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殷商时代，我国就创造了以和田玉为主体的玉器工艺美术新时代。和田玉登上了华夏民族的玉坛，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玉器史，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艺术史上的辉煌成就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的珍贵遗产。中国玉文化的辉煌不亚于伟大的长城和秦代兵马俑的奇迹，它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丝绸文化、茶文化、瓷文化和酒文化。玉文化的内涵“玉文化”体现着中国人的感情寄托，是中国人民对生活与生命意义的一种体悟，一种理解，一种智慧。玉文化是不同于世界其他各民族文明的，而是儒家文明的显现。而理论意义上的玉文化，其实是依托于玉石制作的各种工艺和产品，经鉴赏和审美而不断发展升华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它代表着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一种境界，随着时代更迭而不断发展，经久不衰，日臻完善。几千年来，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德”的代名词，这当然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例为证：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是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是非常伟大而严肃的问题。玉与君子的美德相连，有德之人就是君子，真正好玉之人就是好人，故以玉比德，敦品励行。“君子比德于玉”几千年来成为历代中国人修身养性的座佑铭。中国玉文化还包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洁气魄、“锐廉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由此可见，在中国玉文化中，玉代表“品德”，“品德”就物化为玉，玉文化可以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精神支柱。当今的人们应该继续继承和发扬“君子如玉”这个高贵的品质。而在过去人们还把玉作为信物来交换，这也是玉德的一种表现方式，体现出君子的承诺，君子一诺千金。君子如玉，玉的坚韧、温和、细腻和人性有着极大的一致性。“温润如玉”、“洁身如玉”在我们心目中成为最美的一种赞誉。玉者无声，玉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是纯洁之物，是赞美人性品德优秀的代名词。

原石玉器发展：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审美特点：“美、润、韧”玉器的三大特性“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者，玉器以它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润、韧等特性驰名中外，为世人所敬仰，也奠定了它在世界工艺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如此评价道。古方介绍说，中华民族素有爱玉、尚玉的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出土发掘的“玉珥”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玉就已经被先人发现使用。中华玉器这颗东方明珠(600832,股吧)，几千年来作为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其他艺术品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古玉，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礼仪、等级和审美观念有密切的联系，不论贵胄还是庶民阶层，无不爱之。“把玉器分为高古玉、明清玉、当代玉，”，古方表示，“高古玉经历了神权、王权、礼制三个时代，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在高古玉上，能够管窥某些历史时期的基本风貌。明清玉见证了市民社会兴起后的社会变化，玉器进入生活和审美领域。在明清玉身上，能看到明清之际的社会活力和充满生机的艺术气息。而在当代玉上，看到的是有着浓郁艺术气息、与当代思想和文化息息相关的艺术创造。”“君子比德于玉”，好玉、玩玉的人，首先能够感受的是玉所具有的人格与文化内涵，然后是玉质的美、造型之美、工艺之美。在每个时代，玉器都是优秀文化与艺术的结晶。“走近玉器，就能感受到它带给的深厚历史文化和华美艺术风韵。”古方说。

资料参考： 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贯穿了玉文化，它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玉器中，良渚玉器及后来的战国玉器以其不可思议的精湛技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同时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在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史中，当推战国、汉、清三个历史时代为鼎盛期，其工艺水准为一个时代的颠峰，究其原因首先是玉器及玉文化融于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礼教及生活之中，从当朝的统治者到黎民百姓，对玉器有着一种崇拜，将玉器所具有的玉德融于社会的道德之中；其二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物质丰富、文化发达。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中，对现代玉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清代，它不但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是为后人留下大量艺术珍品的时期。这一时期宫廷玉作及皇家贵族完整的玉文化理念也对后人有着极深刻的影响。但清朝玉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顺治建立政权到康熙时代止（1644—1722），此阶段为清朝刚刚建立政权时期，根基未稳，而经济也处于恢复期，加之崇尚节俭，所以像玉器这样的奢侈品基本上在宫廷玉作中是没有的，据故宫博物院藏品统计，万余件玉器藏品中，未发现顺治到康熙年号的作品。雍正经乾隆至嘉庆（1723—1820）为清中期，经康熙这位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君主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乾隆酷爱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玉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乾隆24年之后至嘉庆初年，在约40年的时间里，出现中国琢玉史上新的高潮时期，遗存了众多丰富多彩的珍贵玉器，展现出琢玉史上的辉煌成就。道光至宣统（1821—1911）年，属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国力不振，列强入侵，玉文化日渐衰落，而玉雕技艺也日渐西落。 清代的玉文化鼎盛时期在乾隆盛世的后期。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界将乾隆盛世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宫廷玉器发展缓慢，主要琢治了一些仿古玉和时作玉，乾隆二十五年后，玉器制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回部每年两次向朝廷进贡玉料四千斤，玉料增多，促进了宫廷的玉业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繁荣，富有的商人、庶民都在购买各式玉器，扩大了玉器的供应量，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促使乾隆提出了一整套治玉理念：端正俗样、崇尚师古，提倡画意、推广痕玉。所谓"俗样"即玉肆在玉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顾玉质玉性，制作了大量的样式庸俗、做工粗糙的大路货，同时"华嚣"之风盛行，一些纹饰浅浮轻巧，有失庄重大度的玉器涌现，被乾隆称之为"玉厄"。 "崇尚师古"是乾隆为了扭转"俗样"的局面，同时也为表明其慕古意识而提出的，并且大批制作了仿古彝玉器，以推动玉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乾隆后期大量仿商周到秦汉青铜器的玉器，客观上带动了玉文化的发展。同时他还提倡"良材不雕"、"古尚简约"的艺术准则。"提倡画意"也是提升玉文化的一个重要措施，玉不但是一种珍稀物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其表现内容及手法与图画相似，故乾隆提倡画意，在制玉石山水时，将中国山水画精髓融入其中，写实写意相结合，如同画家追求笔墨情趣一般，如"关山行旅"、"大禹治水"都是以绘画为蓝本，雕制而成，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此种思想的推广，极大地带动了玉文化的提升，为后来玉雕山水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广痕玉"，痕玉即痕都斯坦玉的简称，即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作品，痕玉有着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其造型、图案都充满着异国情调；在做工上"莹薄如纸，纹饰细如毛发，器表圆混光滑，抚处不留手。"由于乾隆对痕玉的赞美及喜爱，仿痕玉的风潮波及扬州、江宁、北京等地，一时间仿制痕玉之风盛起，民间玉肆称痕都斯坦玉器为"蕃作"，称"仿痕玉"为"仿蕃作"，流传至今不衰，所以说"蕃作"的纹饰的工艺特征的十八世纪以来的玉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代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 此时的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明代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今天，在玉器商店里，人们会选购一件玉器佩挂在身上，他们有的是出于装饰的喜好，有的是为了寓意吉祥，还有一些人，他们佩戴玉器的目的却是基于一种驱灾辟邪的心理暗示。 在玉文化的传统中，驱灾避邪的理念非常奇特，而它的渊源，则是来自于汉代先人一种独特的玉器风尚。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古老中国的玉器文明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文化的内涵却愈显丰富和厚重。 李博生认为，玉作为我们民族来讲，被视为大地的舍利，佛教的一座庙得到一个佛指舍利，庙就有了核了，这个庙就站住了，就开始受香火了，因为它有那个舍利，玉，应该视同为大地的舍利，那是石头里面的精品，那是大地的骨架的精品。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学者试图做出解释，但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文化现象似乎也只能定格成一个无从考究的历史悬案了。 追溯并思索这段历史，学者们认为，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发祥到融合并走向文明的时候，对于文明的传承从来就不会间断过，一种伴随历史走来的古老传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们会悄然而又深刻的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

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结果表明，玉材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角闪石亦称软玉，硬度为莫氏6－度，比重2. 55－，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属于角闪石的一种。角闪石的色泽较近于油脂的凝脂美，纯者色白，俗称羊脂玉，细腻温润，非常名贵，经济价值极高。又因角闪石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辉石类亦称硬玉，因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又有翡翠之雅称。硬度为－7度，比重－。辉石类则以硅酸钠和硅酸铝为主，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翠绿色、苹果绿、雪花白、娇嫩的淡紫色，都是辉石类的典型色泽。辉石类(硬玉，如翡翠)18世纪后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软玉，如和阗玉）制品。和田玉的矿物组成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并含蛇纹石、石墨、磁铁等矿物质，形成白色、青绿色、黑色黄色等不同色泽。多数为单色玉，少数有杂色。玉质为半透明，抛光后呈脂状光泽，硬度为度至度。这是矿物学上的玉。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好的玉器，钟林先生归纳为四要素：材质、造型、工艺、主题，这四要素使玉超越了其“山岳精英”的自然属性，而包蕴了人的精神：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必须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雕琢美和主题内容，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玉礼器是王权和等级的象征，用玉敛葬，是祈求永生的手段。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中国林黛玉国外研究现状论文

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迫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可惜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她的自尊叛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终以悲剧收场。本文将从林黛玉的气质个性、性格成因以及她的悲剧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关键词 ：林黛玉；人物形象；悲剧意义

引言

在《红楼梦》中，薛、史、林三位是描写较多的角色，其中林黛玉的个性使她从大观园的众姐妹中脱颖而出，“潇湘妃子”表现了曹雪芹想要描绘的不食尘世烟火、跳出人世间的仙子形象，又把竹子安排在潇湘馆以衬黛玉之品格。如此精心安排，黛玉的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林黛玉的魅力从何而来？她的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1.气质个性

容颜娇美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便是曹雪芹呈现的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娇俏柔弱，惹人怜爱。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即使是自小混在胭脂粉里的宝玉也动了情。作者借凤姐的赞扬和宝玉动情的痴态，侧面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使得多少后人对林妹妹心驰神往。

才华出众

黛玉的诗才不只是《红楼梦》众人知道，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之倾倒。

《红楼梦》动用大量笔墨、创造了大量诗词来显示黛玉才华横溢、颇具“咏絮才”的诗人气度。在贵妃省亲时，借元春对黛玉替宝玉所作的诗的另眼相看，侧面体现黛玉的才华在园中姐妹的超然地位。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一一体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高超的诗才。而且黛玉写诗往往是“一挥而就”。写诗时她信手拈来之作总能引来喝彩，这衬托出了她的才思敏捷，且高于大观园中众才女，也可见她积淀之深。黛玉的诗并不局限于伤春悲秋， 还会写出像“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潇洒的，像“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诗；也有“铁甲长戈死未忘”“驰城逐堑势狰狞”的铮铮之意， 也有“盛世无饥馁， 何需耕织忙”这样颂圣的。这些诗反映了她性格的多面性，使形象更立体，也表现了她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强大能力更可以从诗中看出她所具备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傲骨。因为这些，红学家赞她“才、情、性三者具备”，是一个作品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更有性情的诗人。

清高孤傲

林黛玉被许多人认为尖酸刻薄，实际上这只是她率真、不做作的表现。她不像赵姨娘一样，为了寻求在贾府中的一席之地，违背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瞧不起她了。她也瞧不起刘姥姥，将其称为“母蝗虫”，并不是因为对方身份低微，而是因为刘姥姥为了巴结贾府作践自己以逗趣取乐。她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所以对于香菱的请教，她能热枕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她给香菱耐心地讲解诗的做法以及要求，她还将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香菱，为她挑选出阅读篇目，乃至帮她批改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对香菱尚可如此，可见她的孤傲并不绝对。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应景，显示了她的洁身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多愁善感

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明白虽然自己作为贾母的外孙女，可以得到她的“呵护”，但毕竟不是其“孙女”，自己不可能享受到作为贾府人员的各种待遇，自己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在生活琐事中，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在爱情中，宝钗和宝玉的“金玉之说”使敏感的她更感威胁，一次次耍小性子也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心。后来贾府的一系列变故、封建家长们的一系列手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因敏感而多愁的性格放大得更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最终加重病情，吐血而亡。

2.性格成因

黛玉的美貌是她的先天优势，她的气质是后天培养的。首先，她的才华来自于父母对她的教养。林家因为“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且“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命中无子”，对唯一的后代黛玉“爱之如掌上明珠”，“使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充男孩养的办法让黛玉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也是她才华出众的原因。且年幼丧母，先生可以教他读书，却无法传播封建礼教，这样让她的思想与一般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顺从于封建思想，她要叛逆，要争取自由。

黛玉的清高是从父亲林如海那耳濡目染来的。林如海的身份是前科的探花，生前又是巡盐御史，林家更是书香世家，他的嫡妻是贾家人，但林如海与贾家的接触并不亲密。可见他对贾府的腐败奢靡是不屑的，他是清高的。黛玉作为他的女儿，对金银之物需要却并不上心。孤傲则来源于从小被捧在掌心上的她对逢源别人的不屑。另外，她对宝玉一心一意，宝玉虽对她也有情有义，但宝玉对众女儿是博爱的，黛玉的孤傲不失为小女儿吃醋的表现。

黛玉也是自卑的。从掌上明珠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是“外孙女”不是“正主儿”，背后缺少家族的支持，这些都是她自卑的根源。她将自己寄托在与宝玉的“木石情缘”上，这一寄托又被更让大家看好的“金玉良缘”打破。她的自卑使她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她的敏感又让她多愁，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3.悲剧意义

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点从全文开篇的“还泪之说”便可以看出。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贵族小姐，她的思想中却很少有封建的色彩。她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然逃不了被环境吞没的悲剧。黛玉象征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的死是用最决绝的方法来证明她与封建制度抗争的意志。她是封建家族文化的叛逆者和牺牲者，也代表了女性摆脱封建束缚的自我意识的开始。贾府的衰败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展开。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曹雪芹著

[2] 王瑜. 林黛玉形象摭谈

[3] 黄锦群.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现代解读

[4] 田爱兴.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5] 龙朔. 浅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陈诺楠（― ）女，浙江杭州，本科，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潘文彬（― ）男，浙江杭州，硕士，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试论林黛玉的爱情世界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要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在这奇缘的牵引下，与贾宝玉相识、相知、相恋，任由情感的浪潮将自己淹没。综观她的前世今生皆为一个情字：从前世的绛珠仙子还泪报恩，下凡于世，到今世在自家私塾也“不与今日女子相同”，再至后来与宝玉相爱的她，更是一往情深且至死不渝，她对于情的痴可谓世间难得。可以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在婚配命定的时代，“金玉之论”当然是公认的权威，黛玉哪能不畏惧?她常常旁敲侧击对宝玉说“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其实这更是黛玉心底的凄恻之声。偏巧史湘云又有个金麒麟，与宝玉在清虚观收藏打算送给湘云的那只相似。恋爱中的女子心思本就细密，何况黛玉生着七巧玲珑心，她怕宝玉和那些外传野史里的才子一样，皆因小玩物与他人结合，所以她来到窗外窥视，听到的却是宝玉推自己为唯一的知己，金玉良缘的宿命论在宝玉心中不值得一提。

觉得楼主的选题有些大了，红学研究这么多年，还这样写的话要么是拾人牙慧，要么无从入手，建议楼主可以将主题再缩小，例如类似：从黛玉诗词《秋窗风雨夕》看红楼梦诗词对人物命运的暗示 这样的选题，可能更好深入和写出成果。

内容提要 20世纪红学界对林黛玉形象的研究异彩纷呈，纵观上个世纪, 林黛玉评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2、文学的典型评论；3、文化与美学探索。这个时期,对黛玉的原型和曹雪芹佚稿中的黛玉之死也作了深入探讨。虽然评论的视角、评论的方法几经变化, 但至今仍无定论, 其原因在于这一典型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模糊性及其永恒魅力。关键词 世纪 红楼梦 林黛玉研究《红楼梦》自诞生至今已近两个半世纪, 人们对林黛玉的评论也进行了二百多年, 但林黛玉形象的本质特点至今仍无一致意见。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世纪林黛玉研究的专论就有三百多篇, 还不包括对这一形象有所涉及的著作。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成果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以期对林黛玉评论流变的主脉作一个大致的梳理。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史的一般流程为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文学的典型评论和文化与美学探索三个阶段。20世纪林黛玉评论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时间上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 50年代至70年代, 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现实的道德伦理评判20世纪前半期的林黛玉研究20世纪的前五十年论者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 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断。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光绪三十年）问世, 这是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发端之作。其中对林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悲剧进行了论述：“ 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 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 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 闻黛玉‘ 不是东风压西风, 就是西风压东风’之语（第八十一回）, 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 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 信誓旦旦, 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 则普遍之道德使然, 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 而金玉以之合, 木石以之离, 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 在王国维看来, 林黛玉的性格、出身及当时道德因素注定她的悲剧是无可避免的。民国初年,《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派别—索隐派。其代表人物有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等。他们的目的在于寻求小说所“ 隐去” 的“ 本事” 或“ 微义” , 而实质是穿凿附会地去求索《红楼梦》所影射的某些历史人物。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出版）认为《红楼梦》全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 林黛玉即董鄂妃董小宛。1917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 林黛玉, 影朱竹垞也, ” “ 绛珠影其氏也, 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生于秀水, 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1919年出版）赞成林黛玉即董小宛的说法。他说“ 书中之宝玉, 黛玉,皇帝与后妃也。”（ 《释真》二十二回）但他又说林黛玉写的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 曹氏之林黛玉非他, 乾隆之原配嫡后, 由正福晋进位, 后谥孝贤皇后富察氏也。” 《释真》二回紧接着又自相矛盾, 说林黛玉不是别人, 是方苞。“ 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 混之以方苞。苞也, 灵皋也；绛珠, 仙草也甘露也, 泪也。一而二, 二而一也。” （《释真》二回）林黛玉一下子变成了董小宛、孝贤皇后富察氏、方苞三个人。综观索隐派对林黛玉的研究, 不仅是牵强附会的, 而且本身往往是矛盾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于1923年刊行, 他在《作者底态度》一文中, 通过对原作的比勘, 提出了“ 书中钗黛每每并提, 若两峰对峙, 双水分流, 各极其妙莫能相下, 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 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的著名观点, 即“ 钗黛合一”论。尽管“ 钗黛合一”论早在《红楼梦》产生之际就已产生, 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总批即言“ 钗、玉名虽二个, 人却一身” , 但是, 俞平伯先生却是现代首先明确提出“ 合一” 说的学者。他对林黛玉的评价不再局限于单个人的范围之内, 也不再限于对人物进行伦理判断。此后, 林黛玉评论开始了文学评价、美学评价的历程。1935年5月24日的《北平晨报》刊发了李辰冬的《林黛玉》一文。李辰冬认为“ 林黛玉的人生观完全同宝玉一样, 只求一个爱。贫富贵贱, 兴衰际遇,也是不闻不问。”他说林黛玉“ 幼而失母, 继而丧父” ,寄居的生活环境“ 养成她的伤感性” , 而薛宝钗的出现所形成的这一特殊环境, 又引起了黛玉的“ 善妒” 。“ 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两位妒的典型人物, 一是潘金莲, 一是林黛玉；然将她二位对照, 就可发现前者为资产社会的, 言谈粗鲁, 后者为绅士阶级的, 辞调文雅。”李辰冬在分析中谈及了林黛玉某些性格特点形成的环境的原因, 是有道理的, 但他把林黛玉的性格形象, 集中概括为一个“ 妒”字, 却是十分片面的1944年第1期、第2期《现代妇女发表了太愚的《林黛玉的恋爱》和《黛玉之死》。他在《林黛玉的恋爱》中说“ 这个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 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 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 也可以说就是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姻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 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 宝玉的心在向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 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惟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戟敌人和伤害中立者, 以使得敌人戒备, 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 估计敌情越强, 地位越孤立, 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 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他又在《黛玉之死》中指出“ 黛玉为什么死？是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是完全背驰的。宝钗在做人, 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 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 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 黛玉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 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 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太愚可以说是开始读懂林黛玉形象的第一个学者, 他的精辟的观点为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所继承。周华的《林黛玉——从一个不健康的个人主义者看中国式的贵族生活》（天津《大公报》1947年12月16日）一文认为“ 林黛玉是一个接受了很多出世哲学的个人主义者, 她善良、‘ 率性’ , 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渴望平等自由, 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 她对封建势力主要采取妥协逃避的对策。她的源于贫乏的贵族生活的精神生活充满着脆弱, 温情主义使她不能反抗任何迫害, 只能到处乞求依靠, 由此可看出她的精神生活是不健康的。”这段时期, 索隐派完全把林黛玉看成了现实生活中某个实在人物, 没有把她作为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来对待, 是一种误读。有些论者对这一形象进行了一定的道德评价和判断。太愚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林黛玉的第一人, 其观点影响深远。文学的典型评论——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林黛玉研究1954年, 国内学术界对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进行了批判, 标志着《红楼梦》研究过程中的某种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李希凡发表了《红楼梦中两个对立的典型—林黛玉和薛宝钗》（《新观察》1954年第23期）。文章认为“ 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性格, 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力量。林黛玉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追求着美好生活的理想, 要求个性自由发展与封建势力之间形成矛盾, 最终造成她的悲剧命运。而薛宝钗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护者, 封建礼教所要求的‘ 德’与 ‘ 才’兼备。”据此, 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的“ 钗黛合一”论, 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美学观点。否定“ 钗黛合一”说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刘大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解放日报》1954年12月12日）。文章认为“ 林黛玉这一悲剧典型,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最优秀的妇女典型。” “ 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 清醒的哲学头脑, 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 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馅上骄下, 不贪图富贵, 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 不屈服不投降, 不同流合污, 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与幸福的爱情, 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 “ 这一典型形象, 是长期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才华与苦痛的总结。” 作者认为宝钗在思想性格上,与宝黛二人是对立的, “ 钗黛合一”说难以成立。李希凡、刘大杰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后几年间出现了舒芜的《林黛玉和薛宝钗》（《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1期）， 鞠盛的《从宝玉挨打看林黛玉与薛宝钗》（《文艺学习》1955年第1期）, 以及杨柳的《贾宝玉、林黛玉典型形象的社会意义》（《光明日报》1955年2月13日）和兰心的《曹雪芹笔下的黛玉和宝钗》（见1963年《散论红楼梦》一书）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李希凡、刘大杰等人基本保持了一致, 即把林黛玉定格在“ 封建叛逆者” , 她与薛宝钗是处在两个对立面的。当学术界、读书界对林黛玉的评论基本趋于一致的时候, 何其芳于1956年底完成了《论红楼梦》的长文, 并发表于次年的《文学研究集刊》第5辑。该文第四部分指出“ 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的特点,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 那就未免也过于笼统了、有些文章说她是‘ 具有浓厚解放思想的人物’ , 说她‘ 几乎兼有崔莺莺、杜丽娘的柔情和祝英台、白素贞的勇敢坚强’ , 这正是一种忽略了这个典型的个性和特点的结果。我们还是看在生活中, 人们是怎样用林黛玉这样一个共名。人们叫那种身体瘦弱、多愁善感、容易流泪的女孩子为林黛玉。这种理解虽然是简单的, 不完全的, 或者说比较表面的, 但也并不是没有根据。这也正是林黛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点在发生作用《红楼梦》也是反复地描写了这个特点的。” “ 自然, 人的性格总是复杂的。作者也曾写到了她的性格的其他方面。写她冰雪一样的聪明。写她孤高自许。写她有时候也心直口 快, 而且善于诙谐。写她对于爱情是那样执著, 那样痴心。写她并不只是‘ 好弄小性儿’ , 对于她所爱的人有时也是很温柔的。然而她的性格上的最强烈的色彩却是悲哀和愁苦、这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幸的女子的典型。”何其芳指出在她身集中了许多不幸。她首先是一个女子, 这就使得她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与贾宝玉有很大的区别。“ 林黛玉的叛逆性和反抗性主要是以这样一种痛苦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不幸已经快要压倒了她, 她却仍然没有屈服, 仍然在企图改变她的命运；尽管她并不能粉碎封建主义对于她的心灵的桎梏, 她却仍然在和它苦斗, 仍然在精神上表现出来了一种傲岸不驯的气概。”何其芳的观点打破林黛玉形象评析简单化的局面。它告诉人们“ 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的性格, 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蒋和森的《林黛玉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 既不是对林黛玉作道德上的判断, 也不是简单地给她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 而是非常详尽地分析了她生活的典型环境, 指出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 由于先天的体弱、母亲的早丧, 使林黛玉的童年生活迷蒙着一层不散的忧郁。” “ 她不安于依人为活的命运, 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 使她敏感、自尊、气量狭小, 率真。” “ 林黛玉的痛苦, 不是由于她的敏感和多疑, 更不是由于自尊, 而是由于造成这种敏感和多疑, 并压迫这种自尊的私有社会制度。” “ 阶级的影响, 在这个少女的身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优裕的剥削生活所培养出来那许多贵族小姐的清高、娇贵、脆弱、生活情调等等, 也像她的性格上其他许多闪射着光彩的东西一样, 自然地、纠缠在一起地从她的各种表现里流露出来。” “ 她所具有的那种属于‘ 艺术型’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致, 主要不是用来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诗意, 而是用来感受那一时代的阴冷和潮湿。才禀在这个少女身上, 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灾难, 使她比一般人遭受到更为繁多、更为深细的社会折磨。”她执著地追求着排他的真爱, ‘她为爱情而生, 又为爱情而死。她似乎除了爱情之外, 就不知道世间还有其他任何的哀乐。”但封建传统观念又时时威胁着她渴慕爱情的心, 以致她把封建家族的当权者看成自由婚姻的保护者, 这必然造成她悲剧的结局。“ 即使宝黛如愿以偿地结为终身伴侣, 这仍然还是一个悲剧, 这不可改变的悲剧的根源, 总是由于在世纪的中国土地上, 找不到一块可以容纳林黛玉和贾宝玉生活道路的国土。” “ 林黛玉的悲剧, 是性格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恩格斯）”。同时,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林黛玉的悲剧之中, 也包含着她所依附的那个封建没落阶级的悲剧, 金闺小姐的林黛玉所更加无力摆脱的悲剧。” 作者认为, 通过这一形象, 曹雪芹对既存制度、道德观念等提出了广泛的怀疑。何其芳和蒋和森的文章是他们运用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观得出的结论, 有别于李希凡等人的阶级典型论, 从而使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论日臻完善。综观这段林黛玉研究的历史,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论者摈弃了现实的人的伦理判断方法, 开始了对形象的文学思考, 把林黛玉与作者的创作思想甚至艺术手段结合起来, 着眼于人物的性格、思想、时代、阶级内涵这一文学形象层面。十年“ 文革”期间, 由于受四人帮“ 阴谋红学” 的影响, 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产生了一些荒谬的观点,那是一场非学术的喧闹, 此不赘述。文化与美学探索—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的林黛玉研究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 随着思想的解放, 研究方法发生了变革。对林黛玉形象的评论进入以文化与美学的探索为主流, 兼有哲学的、心理学的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阶段, 使20世纪林黛玉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需要指出的是, 从典型论到文化、美学探索经历了一个过渡时期。对林黛玉形象的认识总体上没有出现反复, 但在局部上存在正、反、合过程。林楠《论黛玉的觉醒和宝玉的蛰眠》（《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把过去一向认为的黛玉宝玉这对反封建礼教和叛逆的战友分了开来：“ 叛逆路上林黛玉找到正确的出路。” “ 而贾宝玉只是一个可以觉醒, 但尚未觉醒, 正处在觉醒边缘的形象。”张锦池的《论林黛玉性格及其爱情悲剧》（《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思想性格, 既有尊重自我、敏感、尖刻、孤高、脆弱的一面, 又有尊重别人、笃实、宽厚、谦和、坚强的一面。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 “ 二者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从人生哲学上说, 就是黛玉的谁尊重她, 她就尊重谁的处世原则, 这种处世原则包含着近代平等观念的萌芽。从政治思想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叛逆本阶级给青年一代所指定的人生道路。从婚姻观上说, 就是黛玉的坚持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前提, 而爱情又必须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这三者, 也就形成了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 何永康的《林黛玉性格世界透视》（《红楼梦研究集刊》1985年第12辑）则认为林黛玉的主导性格是叛逆精神, 但还有着“ 敏感多疑、傲岸不驯、贵族情调、诗人气质” 。周蕙的《林黛玉别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则认为“ 她是一个介于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 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 第三种人’ , 四十二回之前她是贾宝玉的同路人,四十二回之后, 她成为薛宝钗的同归者。”正当研究者在品格、道德、时代、阶级内涵等结构这一层面反反复复而无多大进展的时候, 有不少人试图由文学的思索转向文化和美学的思索, 开始探索这个形象的内在蕴涵和魅力。曾扬华的《论林黛玉的美》（《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就是这方面的较早尝试。他认为林黛玉“ 是一个可以与屈原形象实质相媲美的形象, 她是一个内外皆美, 而且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人物, 竹、莲芙蓉、菊象征其美好的品格—出污泥而不染, 心灵朴实而又纯净,豁达而气量恢宏, 心地善良, 不为俗屈。” “ 其思想性格亦具有时代特征, 即要求尊重人, 维护人的尊严,不能容忍对人格和自尊心的丝毫裹读。”吴颖的《红楼梦十二人物论之一林黛玉》（《花城》1983年第5期）中的《林黛玉》一文认为“ 林黛玉的家庭生活环境和‘ 半封闭’ 的贾府, 孕育、形成了她追求人性解放觉醒, 追求自由爱情的性格。” “ 林黛玉的性格美, 高尚而纯粹, 清丽而丰实, 含蓄而深沉, 而且是表里澄澈的。”继这两篇文章之后, 出现了大量以文化、美学为视角的研究, 形成林黛玉形象阐释中的主旋律。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艺境探微》（《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1期）认为“ 敏感的诗人气质是林黛玉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的重要因素, 诗的境界、诗的氛围培育了她的风神秀骨, 使她在十二钗‘ 群像’ 中, 始终荡漾着清新雅丽的特殊韵味, 博得读者的同情与爱怜。林黛玉艺术形象这一渗透着诗情的个性特征, 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辉煌的独特的创造。” 吕启祥的《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涵和造型特色》（《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期）指出“ 林黛玉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人公, 在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看做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女主人公。她是凝聚着本民族文化的华粹精英。”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明白昭示这是一部为闺阁传真的作品。如果说, 他把天地间灵秀之气所钟的女儿喻之为花, 那么, 林黛玉就是花的精魂如果说, 他把生活心灵化而流泻为诗, 创造了充满诗意的真正的艺术, 那么他所创造的林黛玉形象最富于诗人气质, 是诗的化身。” 同时他认为, 林黛玉形象所包含的文化蕴涵既包括承传的方面, 又包括新质的方面。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来看, 林黛玉形象超越群芳花的精魂之新质在于自主意识或个性意识的觉醒, 那些传统的东西同新的素质结合, 强化了人物性格的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徐子余《美及其向崇高的转化和两者的毁灭—论悲剧形象林黛玉的审美价值》（《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期）认为“ 林黛玉的生活和个性是‘ 诗化’ 的, 而宝钗的生活是‘ 散文化’的。”“ 人生悲剧的经历者林黛玉具有美, 因‘ 真’ 而美, 美在‘ 真’ 的基础上升华为‘ 崇高’等多种美。”邸瑞平的《“ 孤标傲世偕谁隐”——禀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之林黛玉》（《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1期）认为“ 曹雪芹用优选法, 把封建时代文人蔑视权贵、敢于抗争的精神光明磊落、率真坦荡的性格嫉恶如仇、救弱扶倾的作风聪颖俊逸、高雅调悦的气质等等, 甚至对虚伪造作的唾弃, 对自然纯真的追求这些为人所称道, 难能可贵的品格。集中起来, 把封建文人所擅长的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等艺术经验, 都调动起来, 完成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林黛玉。” 王忠《试论林黛玉的精神美》（《怀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提出林黛玉的吸引人乃在于她的“ 横溢才学美” 、“ 独立人格美” 、“ 坚贞情怀美” .李兰、杜敏的《冷月清窗话黛玉——关于林黛玉形象的情旨、意蕴的思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 林黛玉是曹雪芹笔下的一个艺术的精灵, 并非生活中的所有, 而是生她, 育她, 摧残她, 埋葬她的那个时代中、人鬼两域里均不曾有的情旨意蕴的升华。” “ 她身上的诗一般的气质、素养、格调、品性将与明月清光永存。” 杜景华的《黛钗性格与道德评估》（《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4期）指出“ 林黛玉和薛宝钗都具有传统道德, 薛宝钗思想中具有很深的封建道德观念, 而林黛玉身上体现着我国优秀文化的结晶。林黛玉是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俞平伯先生评价她的‘ 真’ 、‘ 刚’ 、‘ 热’ 、‘ 天真’ 等正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这和宝钗的‘ 曲’ 、‘ 冷’ 、‘ 世故’形成鲜明对比。她和宝玉一样, 追求一种合乎人生意义的新道德, 而抛弃另一种旧道德。”薛瑞生的《捧心西子玉为魂——林黛玉论》（《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指出林黛玉性格魅力在于其真率：“她只能在真中找到知己, 也只需在真中找到知己。谁也不会爱林黛玉的缺点, 但谁也不会因林黛玉身上的缺点而拉开与她的距离。这也正是真的魅力, 林黛玉的魅力” 。“ 贾宝玉是批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是感伤主义的代表者, 林黛玉则是用她的女性的深细与诗人的锐敏来感伤的。父母双亡与爱情受阻这两颗苦果所酿成的个人情绪与时代情绪的相互濡染, 才使得黛玉的忧郁感伤显得更加沉重与动人。” 曲沐的《红楼“ 骚” 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以‘ 死亡’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源于屈原之《离骚》,《红楼梦》则达到极致。曹雪芹潜意识中无时没有死。他笔下描写了许多妇女的死亡, 但最“ 惊采绝艳” 的莫过于林黛玉的自戕。曹雪芹借‘ 师楚’ 的写作方法, 将其理解到的‘ 楚人’之生死人性特征投射到他心爱的人物身上, 使之闪现出更多的‘ 楚人’风采。因之, 林黛玉的怨愤心态、生命人格和生死价值观念, 都带有屈原的一些特征。”刘相雨的《情的追求与爱的失落——论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结》（《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2期）认为“ 前世情缘—一悲剧命运与神话预警（绛珠草还泪报恩和娥皇、女英的传说）” 与“ 今世情缘”—“ 情情” 的黛玉以己执著、真诚之心赢得“ 情不情” 的宝玉的挚爱, 使林黛玉之“ 情” 具有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林黛玉之情所具有的时代性——她对情九死不悔的追求表现出一个觉醒了的女性对个体生命和青春的高度重视, 反映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的某种背叛和超越。”鲁小俊的《宝黛爱情悲剧新论》（《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2期）提出“ 二玉之恋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自由伦理下的爱情。没有了‘ 待月西厢下, 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式的冒险刺激, 没有了‘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式的惊心动魄, 一切都回归到日常生活。同样是刻骨铭心, 同样是叛逆世俗, 宝黛之恋却体现了自由伦理下爱情的脆弱——对两个个体在爱欲中完全契合的渴望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圆满实现。与此同时, 中国人以‘ 赤子崇拜’ 为核心的人格取向在宝黛爱情上得到了最为生动也最为残酷的体现, 这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悲剧, 也是一场关于纯洁, 关于崇爱,关于怜惜, 关于自卑, 关于真诚, 关于永恒的人格悲剧。自由伦理和传统人格关照下的宝黛爱情是一首理想的而非现实的、回归的而非进取的歌。”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 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

玉米白化苗研究论文

如果发现白化幼苗，应及时根除，移植健康的幼苗弥补最好，甜晕，甜玉米的播种时间，大概是3至5月份左右。

在玉米田管理中，农民经常发现玉米田里有个别玉米叶片出现白色，节间短、短、叶片中白色脉络较为明显，而整个白苗，这就是玉米白化病的病苗，那么玉米白化病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预防和治疗呢？如果整株玉米幼苗变白，这是遗传变异玉米幼苗在体内的症状，这种白化幼苗无法保存，最终由于光合作用的失败而干枯死亡，所以如果发现这种白化幼苗，应及时根除，移植健康的幼苗弥补最好。

)叶苗缺锌大多数白化苗是由于施肥不当，简单地在土壤中施肥，长期忽视农家肥的施用，导致土壤微量元素缺乏，造成病理苗，已被科学家证实，白化苗主要是由于土壤缺锌，造成玉米苗体内缺锌的病害，据自己多年排行,白化病苗在玉米幼苗生长到4叶期开始时，如果后期管理不善可以采取具体的预防措施，在白化苗的种子处理中经常发生在玉米田里，事先均匀用硫酸锌，一般用1公斤硫酸锌和30公斤玉米种子为宜，拌匀后，在阴凉处晾晒备用，播种，种子肥是由硫酸锌和细干土按1:30的比例混合制成，播种时与基肥一起施用，防治效果也很好。

种植玉米基肥，要以农用肥为主，每亩肥料超过2000公斤，尿素不宜超过20公斤为宜，因为施用尿素过多会抑制作物对微量元素锌的吸收，这一点要记住！当玉米幼苗长到3叶，即将进入4叶时，将 kg 硫酸锌与每亩100 kg 水混合配制成良好的溶液，并于下午2时至晚露时间间隔10天前全田喷洒。

效果更好。玉米幼苗白化，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也是玉米幼苗阶段的常见病害，玉米幼苗白化，导致玉米叶片黄化，植株不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而且不久以后，在玉米消耗种子养分时，没有新的养分输入就会死亡。事实上，白化苗也分为许多种，以判断一种，然后对症治疗。缺锌: 叶片呈浅白色条纹，逐渐扩大，中脉两侧有白化组织区，中脉和边缘仍为绿色，有时叶缘和叶鞘为棕色或红色，3-5叶阶段淡黄色至白色，从基部至2/3叶片明显，花斑或条带呈白色，半透明，风吹易撕裂。

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虫害，没有及时的喷杀虫剂，导致营养流失。

玉米有时会出现白化苗是一种变异，植物叶肉中有两种质体--绿色和白色，而植物叶片细胞质基因是由母本提供的，在母本形成卵细胞的过程中，绿色质体和白色质体会随机不均等分配，白化苗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由于质体随机不均等分配，导致白化苗中没有绿色质体，所以叶肉呈现白色，白化苗因缺少绿色质体中含有的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所以短期内就会死亡而白化苗不能存活，原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必须是在植物的叶绿体中，白化苗的叶绿体内不含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不能制造有机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研究生论文

毛泽东1938年在题为《论新阶段》通过所党委的动员大会和党支部会议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宣传，全支部党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性。“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更好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是这次教育活动的目的，也是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所在。党支部采取个人自学、集中研讨等多种形式，认真学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重点学习好党章。学习时间不得少于40小时。党支部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位党员至少要撰写两篇读书笔记，每篇要求1500字以上。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党支部总结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第一，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思想上的先进是其他各方面先进的根基，保持思想先进的关键在于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努力提高理论素养，提升思想境界，掌握先进文化，提高自身素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自觉运用科学理论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保持昂扬斗志和进取精神。第二，坚持推进社会发展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工作上保持先进性。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共产党员要保持工作上的先进性，一要积极投身到科技和经济建设中，站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身体力行，埋头苦干，特别要带领人民群众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 二要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倾听群众的呼声，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共产党员来说不单是个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是检验工作成效的基本准则。第三，坚持开拓创新、廉洁奉公和艰苦奋斗，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作风是共产党员党性的体现，优良的作风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有力保证。党的优良作风要靠每一名党员来保持和发扬。共产党员要有好的思想作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不搞弄虚作假、阳奉阴违那一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要有好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不懈进取，追求实效，去除花架子和形式主义；要有好的生活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廉洁自律，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廉的表率。在作风上保持先进性，要求共产党员务必正确对待名利、地位和权力，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夯实精神支柱，筑牢思想防线，真正是心胸开阔，无私奉献，避免政治上蜕化变质、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作为一名党员，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将党员先进性融入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是重要的问题。要树立立志科学、忠贞报国的责任意识，不怕吃苦、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不断增强科教兴国、创新为民、求索真理、攀登高峰的责任感和党性意识，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党性修养，为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要成为坚持科学严谨学风的带头人。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拥有科学严谨的学风至关重要，正确的理论方法与严谨的学风是相辅相成的。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克服浮躁情绪，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高尚的科学道德。科研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要自觉地将自然规律的探索与为国家的重大需求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个人研究兴趣和国家需要之间的关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个人兴趣和国家需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党员科研工作者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不是抽象概念、空洞说教，而应贯穿在党员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不仅通过日常工作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显现出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对党员的具体要求会有区别，但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那就是共产党员应成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模范。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注重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一旦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了冲突，不应斤斤计较小我的利益，而应服从全局的利益，把群众利益摆在前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而尽职尽责、不懈努力。要把保持先进性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把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化为一种压力、一种动力，时刻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要紧密联系改革发展稳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局，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目标和方向；要紧密联系党员队伍状况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好的种种问题，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和重点；要紧密联系自身工作情况和思想实际，进一步明确保持先进性的措施和方法。只要真正重视，认真对待，付诸行动，持之以恒，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保持好、发挥好、发展好，我们党和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能够长期保持、有效发挥、不断发展。总之，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学风上和行动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坚定正确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党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努力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多学习一些政治理论，应该把学习和实践联系起来，应该带头去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团结人民群众，搞好科研和各方面工作。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要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实现二者的融合，必须努力寻找二者的融合性要素，主要从世界观、方法论、社会理想、社会结构模式等方面来分析二者的融合。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对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起就已存在。长期以来，大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法各存己意。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属于东方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化，二者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二者是不能结合在一起的。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二者的区别，并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一种古老文化，但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必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所以，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为了使它们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把握好二者的融合性要素。 一、世界观——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相似性 朴素唯物主义又称“素朴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初形态，它把世界的本原归根为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试图从中找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早就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奥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如老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荀子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天行无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等等，这些观点都把世界本原归于某种具体的物质，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此种物质生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都是物质运动的不同表现形式。物质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精神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在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分析，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无论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力图从具体的实物寻找世界的本原，都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有着相似性的，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包含两层意思：（1）四时季节的变化。远古的人类对于“时”的最早认识应该是从“四时”开始的，“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人类从“四时”当中感受到了斗转星移，日出月落，草木枯荣，虫兽潜现，四季更替组合而形成了生命的周期；（2）时世的变化。如果统治者“暗昧而不明，道废而不行，德灭而不扬，举事戾于天，发号逆四时”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天道”、“四时”的惩罚，致使“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为此，中国古代很多思想家提出了要“顺时而动”，也就是说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时代进步的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因为时机、具体情况的不同，政策、方法、手段应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本身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唯物辩证法不断总结社会实践新的经验来完善和丰富自己，同时指导社会实践快速向前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包含着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的把握，要求人们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要注重对时机的把握，要“适可而止”等等，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发展以及矛盾等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三、社会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相似性 在《礼记·礼运》中有这样一段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的这段话，描绘了一个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没有争斗的和谐社会。这种“天下为公”、“选贤举能”的社会，是儒家学者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里没有私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相互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这种社会一直以来都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理想，老子、孔子为大家绘制了大同社会的画卷，洪秀全用实践去践行这一理想，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为了这一理想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科学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一种社会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作了这样的概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的“大同”理想是中国广大人民对美好社会生活模式的一种设想，在此种社会中，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大家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共同努力。在大同社会里人们热爱劳动，衣食无忧，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社会成员将尽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劳动和工作，社会将根据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需要，分配个人消费品。这与中国古代“有钱同使，有衣同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理想是有着很大相似性的。 四、社会结构模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相似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古朴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民都居住在农村，百姓的主要职业是务农，自耕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家族宗法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制度是根本的社会制度，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家就是整个世界。卢作孚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一书中曾经这样描述传统中国个人和家庭的关系：“家庭生活是中国第一看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看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得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在农业社会，家族是重要的社会单位，具有经济、教育、娱乐和宗教等多种功能，家族的声誉高于一切。 共同体作为一般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所讲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关系共同体。这里的关系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人和共同体与自然界的关系；其二，单个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其三，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里马克思明确指明了共同体对于个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古代社会是靠“家”来支撑的，一个一个的“家”便构成了一个“家族”，“家族”对家族中的成员有着重要影响，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誓死来扞卫自己家族的荣誉。马克思的“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中国古代“家族”的扩大，社会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共同体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家族成员对于其所在的家族一样，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的共同体负有责任和义务，要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利益。这方面的相似性也必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次两次就能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性要素，从多方面去促进二者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何继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陈雅颖.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刘晓虹.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几点思考[J].甘肃理论学刊，1999，（1）. 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探讨[J].社会主义研究，2009，（3）. 秦龙.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人的发展思想探析[J].求实，2007，（9）.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经验也就是基本规律。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基本规律，应是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中国人民只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历程。经过艰难而又漫长的探索，特别是经受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造成的许多挫折失败以至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分析中国的现状，展望中国的未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人民群众才会在对在各种政治力量比较中真正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这就是说，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最终作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以及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仍然如此。2. 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在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格下进行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开放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俱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最关键的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毛泽东思想首开马克思中国化的理论先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使中国站起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使中国富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使中国强起来；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新时期以胡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奋发有为的理论结晶，必将使中国壮大起来。3. 坚持中国特色与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相结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而外来文化只有和本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才能扎下根来，结出果实。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中国共产党要运用它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使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就一定要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形式、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都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反应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适应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把握我国社会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同样是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4. 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思想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指出，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总书记也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长期坚持、反复强调坚持人民利益这一思想，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同时，也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想问题、办事情始终首先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你自己再拼一拼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现在国民 教育 、精神文明和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因此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精心推荐的大学生活马克思主义2000字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在传统的观念里，民生就是单纯指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任何附加的社会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提升，民生这一概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政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生已经扩大到老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解决民生问题是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首要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民生问题的分析，就是要从思想理论层面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面，探究马克思主义对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指导。

一、民生的基本内涵

民生，简言之就是关系人民生活的问题。民生包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等。民生是所有生活细节的总和。民生问题是伴随着人类发展全过程的。只要有人存在，就必然有民生问题存在。民生一词自古有之，民生是各朝各代、各个国家的核心问题。国民生活的稳定进步是国家稳步前进的基础保障。民生既属于社会范畴，也属于历史范畴。民生代表着国家对人民生活的重视程度，代表着国家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民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民生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标准中，民生要素占据重要比重。正确认识民生概念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把民生问题放在政府工作的重心位置，也是我国促进民生问题提升的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对民生思想的认知和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中民生思想的体现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对民生概念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对"人"的概念给予了明确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核心，人处于社会整体活动的中心。人是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民生问题的中心要素就是人，人是民生问题的核心作用力。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唯物史观，认定了人的本质，人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物质生活资料与生产活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思想世界是一次重大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认定是公正客观的。民生问题就是要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达到概念范畴的统一。

(二)唯物史观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是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认知。唯物主义诞生以来，人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新时期，我国领导集体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创造历史的因素，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主宰历史的主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正确认知人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能够从现实角度分析人的主观能动性。唯物史观对于民生的重要理解就是能够正确认知人的作用。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与社会具有内在的统一。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主体。社会的一切活动都靠人的行为完成。人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性，人是 社会实践 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社会活动由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构成。社会要发展，必然要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关系的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人也会跟随着社会发展的角度进步。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协调者和参与者，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活动力有明确的认知。因此，可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民生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三、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提倡的思维模式。

民生问题是我国政府当前和今后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解决民生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是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性任务。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提倡的思维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科学经营。民生问题涉及的范围是广大的、具体的。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政府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举措上贴近现实，在保障工作上严谨。马克思主义对民生问题可以从思想上提供智慧源泉，可以为民生问题提供重要的思维提示。解决民生问题就要树立坚定的信念，从思想上、实践上统一，把民生问题当成党的中心工作对待，让民生问题不再没有明确的思想和统一的行动。

四、结语

社会越是快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就要越细化。人民是构成国家与社会的主体，民生是关系到国家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马克思主义中的民生思想是指导我们做好这一工作的基础性思想。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要采取中国式的方式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最好检验。

一、前言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方法 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律理论体系。马克思的主体法律不仅对整体的法律世界作出理论概括和解释，而且为理解法律的世界和实践主体提供了一套方法。为了正确而有效地指导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入探讨了法理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方法和前沿问题。它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法学方法论、法律方法论、法学范畴论、法律本体论、法律发展论、法律运行论、法律价值论、法律 文化 论、权利义务论、人权论、法治论、法律责任论、法律程序论、法律全球化。研究生理解和掌握法学的基本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将有助于扩大研究生的法律理论视野，也有助于引导学生研究法律理论的前沿问题以及运用法律学原理去解决重大现实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概念

(一)如何理解法理学

法理学被称为“法哲学”，指的是意识形态，又指法学的学术领域。在思想体系的意义方面，法学是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价值的概念、信仰、认知和评价体系，也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学术领域或学术意义上的法学概念指法律制度理论的涵盖性、抽象性和普遍性。[1]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

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它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一切利益，解释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法律的现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实践法律思想、想法和概念，也包括在广泛而深刻的知识。

(三)马克思主义法理学

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所有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揭示了法律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帮助人们正确理解法律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法律理论。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出现，使法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科学、最有活力的法理学。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诞生的重要标志。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是政治思想起源，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具有高度科学和强大的生命力的法律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法律本体论是任何法学理论建构其体系和学说的基石。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本体论又叫“本根论”，是指探究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依据的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法律本体论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包含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本质、法律的要素等。

第一，法律的定义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和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确定的定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属性也要求法律的定义要继续关注法律现象的变化，吸收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第二，关于法律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质是相对于现象的哲学范畴，其理论意义在于揭晓事物固有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内部联系。法律的本质是法律存在和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根据，也是构成法律的各必要要素的内在联系。法律的本质有三个内在联系的层次。一是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这是法律的本质形式，也是法律本质的外在表现。二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是法律的初级本质，法律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客观需要。三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律的内容。这三个层次的本质最终以国家意志这一法律的本质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法律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存在。

四、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法学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在发展问题上就是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发展的科学。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于其科学有效的方法。因此研究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法律，对法律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阐述、解决法理学中的问题。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法律思想武器，讨论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过程中具体的法律问题。否认曾在书中出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坚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观点分析和阶级，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功能和价值等。这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系统地说明了法律的主要问题，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第二，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坚持以社会主义法制实践为基础，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与国外进行横向比较。同时，也站在中国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待当时的法律，在发展社会的途径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种是建构论，即破旧立新。一种是进化论，即推陈出新。在法律发展的途径上，法学界也存在建构论和进化论两种理论。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作者认为更生动的方式剥削阶级的一个国家。

第三，关于法的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权利和义务是出现在人类社会和有法律的国家。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哲学的范畴，它是人类法律思想的本质。本书把权利和义务同法律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给予说明时论述了西方权利和义务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权利和义务范畴的生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对权利义务进行释义并提出了8种不同的学说，也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分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都有所不同，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应该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考虑，在日常的生活中亦是如此，站在特定环境下去看待问题，对有些事情了解得不全面或者非亲眼所见，就不要轻易下结论，这样容易出现错误的结论。

第四，对于移植和继承法律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正确处理同古代以及外国法文化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资产阶级法学则有批判的分析，吸收其中有价值的东西，抛弃无价值的东西，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起点，克服了那种对待古人和外国人的法律时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极端态度。

五、结语

学习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法律思想，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此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运用于研究和解决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深化改革，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实际难题，促进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并逐步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新思想，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发展，还需要中国法律制定者以及法律工作者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