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研究论文

中国诗歌研究论文

1 、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 《鲁迅研究月刊》 1994 年 1 期（独立）2 、物态化与意志化的消长 《学习与探索》 1994 年第 1 期（独立）3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1 期（独立）4 、“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 《东方丛刊》 1994 年第 1 辑（独立）5 、协畅与拗峭：中国现代新诗的音韵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4 年第 2 期（独立）6 、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2 期（独立）7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 3 期（独立）8 、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郭沫若学刊》 1994 年第 3 期（独立）9 、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3 期（独立）10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 《江海学刊》 1994 年第 4 期（独立）11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 《中州学刊》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2 、论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 《文艺研究》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3 、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 《青年思想家》 1994 年第 5 、 6 期（独立）14 、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5 、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新论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6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学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7 、传统心理结构的自我拆解 《贵州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8 、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9 、本体的召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东方丛刊》 1995 年第 2 辑（独立）20 、现代四川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 《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21 、火辣辣的川妹子：一个典型的巴蜀意象——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学之二 《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3 期 （独立）22 、鸦片·茶馆·川味——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三 《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3 、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独立）24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 《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5 、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 《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1 、 2 期（独立）26 、传统：误读中的生长 《诗探索》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7 、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 《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8 、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 《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29 、中国 / 西方：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三峡学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0 、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1 、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 《贵州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2 、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3 、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4 、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 《社会科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5 、锻造文学的筋骨 《渝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6 、“辨 / 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 《东方丛刊》 1996 年第 2 辑（独立）37 、穆旦研究评述 《诗探索》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8 、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 《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9 、王富仁与中国 20 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 《当代作家评论》 1997 年 4 期（独立）40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 《文学评论》 1997 年 5 期（独立）41 、鲁迅旧诗新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 年 2 期（独立）42 、中西交融的理想与现实 《江海学刊》 1997 年 2 期 （独立）43 、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输入与中国文学批评范畴论的确立 《中州学刊》 1997 年 1 期（第一）44 、地方志—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 年 2 期 （独立）45、 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 《赣南师院学报》 1997 年 1 期（独立）46、“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 6 期（独立）47、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新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48、 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 《贵州社会科学》 1998 年 5 期 （独立）49、 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 《郭沫若学刊》 1998 年 2 期（第一）50、 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2 期 （独立）51、 青春的诗情与年轻的文化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4 期 （独立）52、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 《东方丛刊》 1998 年 2 期 （独立）53、 田间新论 《赣南师院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4、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人大复印资料 文艺理论》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新华文摘》 、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对于“后新诗潮”的多种阐释 《天津社会科学》 、巴蜀文化的阐扬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 《社会科学研究》 、诗人穆旦的痛苦与中国读者的财富 《四川三峡学院学报》 、 后新诗潮：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定位 《淮北煤师学院学报》 、巴渝文化与诗人傅天琳 《涪陵师专学报》 、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 《涪陵师专学报》 、 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评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 《文学评论》 、 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 《海南师院学报》 、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西南师大学报》 、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无法圆满的悲剧 《西南师大学报》 、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消长 《诗探索》 辑70、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 《名作欣赏》 、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学习与探索》 、 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 《社会科学战线》 、 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刍议 《荆州师院学报》 、穆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诗学的艰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75 、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76 、“为人生”与新世纪鲁迅研究展望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 4 期77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 21 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若干问题《涪陵师专学报》 、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 11 期79 、 2000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年 4 期80 、时空的自由与郭沫若的感受方式 《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 2 期81 、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2 期82 、 21 世纪郭沫若研究的挑战与机遇 《郭沫若学刊》 2002 年 2 期83 、芜乱来自于真正的批评家的“缺席” 《诗刊》 2002 年 3 期84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二） 《名作欣赏》 2002 年 4 期（独立）85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三） 《名作欣赏》 2002 年 5 期（独立）86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 《文学评论》 2002 年 4 期87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中州学刊》 2002 年 5 期88 、鲁迅旧诗新论 收入《鲁迅其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标准与平台 《诗刊》 2003 年 2 期89 、《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年 4 期90 、从进化论到地理学 （香港）《新亚论丛》 2003 年 1 期91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 《唐都学刊》 2003 年 1 期92 、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1 期93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6 期94 、“民族”与“革命”：日本之于中国的关键词《理论与创作》 2003 年 4 期95 、关于“世界”的学说 《徐州师大学报》 2003 年 4 期96 、 王富仁的“九十年代” 《中国文学研究》 2003 年 2 期（独立）97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 1 期98 、历史的散失与当代的“新考据研究” 《学习与探索》 2004 年 1 期99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社会科学研究》 2004 年 1 期100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 《红岩》 2004 年 2 期101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年 3 期102 、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 3 期103 、“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 《南京大学学报》 2004 年 3 期104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江汉大学学报》 2004 年 4 期105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河北学刊》 2004 年 5 期106 、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 6 期107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 《文学评论》 2004 年 6 期108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 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1 期109 、 从起点处“正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1 期（合作，第一）110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 《江汉论坛》 2005 年 1 期（川）1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 《汕头大学学报》 2005 年 1 期112 、他山之石：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想重要资源的西方文论《兰州大学学报》 2005 年 2 期113 、中国现代诗歌与当代中国读者的需要《钦州师专学报》 2005 年 2 期（合作，第一，川）114 、“新民”与“心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15 、 “新民”与“心力”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05 年 4 期116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17 、 1907 ：鲁迅“入于自识”的选择 《中山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川）118 “问题”与“前沿” 《陕西师大学报》 2005 年 5 期（川）119 、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与郭沫若研究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 6 期120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年 4 期（川）121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 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4 期（川）122 、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9 期 （川）123 、巴金的愿望与我们的姿态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11 期124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25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讨论“文学感受” 《中国文学研究》 2005 年 3 期126 、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4 期127 、文学的阐释：从文化关联的发现到文学感受的发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28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社会科学研究》 2005 年 5 期（川）129 、 20 世纪 50 年代与“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5 期（川）130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 ？《社会科学战线》 2005 年 6 期（川）131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132 、 “Re-evaluation of Modernit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cerpts) Critical Zone 1,2005133 、心中的“海”——胡续冬《海魂衫》，《诗探索》 2005 年 2 期（独立）134 、国家主义的批判与个人主义的倡导 ——从《甲寅》到《新青年》的思想流变 《江汉论坛》 2006 年 1 期（独立）135 、文学博士谈《名作欣赏》的学术贡献，独立，《名作欣赏》 2006 年 1 期（独立）136 、论中国新诗的“传统” 《诗探索》 2006 年 1 期（独立）137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福建论坛》 2006 年 1 期（第一）138 、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涪陵师院学报》 2006 年 2 期（独立）139 、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 《当代文坛》 2006 年 2 期（第一）140 、“问题”与“前沿”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年 1 期（独立）141 、 传统 : 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年 2 期（ 独立）142 、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建构 《江汉论坛》 2006 年 4 期（第一）143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 《学术月刊》 2006 年 4 期，（第一）144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6 年 3 期（ 独立）145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 年 5 期，（独立）146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逝世？ 《钦州师专学报》 2006 年 5 期（独立）147 、 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第二）148 、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独立）149 、 自我体验、自我意识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福建论坛》 2006 年 7 期（独立）150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年 8 期（独立）151 、从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看郭沫若研究的新思路 独立， 收入《文化与抗战》，巴蜀书社 2006152 、 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 1 期（ 独立）153 、文学批评的本土意义：从自我的清理开始 《贵州社会科学》 2007 年 1 期（ 独立）154 、重庆文学史与普通话写作 《红岩》 2007 年 1 期（ 独立）155 、命题的意义 《红岩》 2007 年 2 期（ 独立）156 、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 《红岩》 2007 年 3 期（ 独立）157 、体制与生存 《红岩》 2007 年 4 期（ 独立）158 、《红岩》 2007 年 5 期（ 独立）159 、《红岩》 2007 年 6 期（ 独立）160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社会科学辑刊》 2007 年 1 期（独立）161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 2007 年 5 期162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7 年 4 期163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建设的三大内涵 《新华文摘》 2007 年 7 期164 、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第三辑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一篇论文就值这么点儿呀，谁肯干啊？除非他的那你什么人。

诗歌中爱情诗歌的研究论文

感受古典的爱情美内容摘要：如今的语文教学中已无法回避“爱情”这个词语，如果能引导学生正确解读，去领悟，去发现这一玫瑰色的最美的乐章，对学生形成健康的爱情观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是有益的。关键词：古诗 爱情 探讨 情感体验近日，听了大众工业学校韦琴老师的一堂内容丰富，教法新颖的探索课。韦老师在讲授过程中大胆挑战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通过让学生自由探讨有关的爱情诗歌，引导他们面对不同的感情和爱恋，如何去领悟真爱。这也是在学习古代诗词中关于爱情篇章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探索。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于语文二期课改，我们应投入不一样的元素呢？由此我从本篇《迢迢牵牛星》谈起。“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一首经典的爱情诗。读来令人感慨不已，虽然它是个神话故事，可是那何尝不是世间的百态人生呢？那浅浅的天河，定然不甚宽广。可是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却不能骑着牛儿来往。咫尺之间，却无法倾诉衷肠，只能无言凝望。唯一可做的只能用一年来守望一日的相聚。若是无法相见是因为隔了万水千山，那么这种悲伤总还有个理由来消释，但是明明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边，这种无奈才更加令人刻骨铭心。牛郎与织女惟有把爱深埋在心底，用无尽的泪水诉说着天上的悲情。泰戈尔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 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在牛郎与织女的眼中，那浅浅的天河，却要用两人的一生去渡过了。世间还有这样的苍凉么？我们一直感动着牛郎织女的爱情悲剧，但是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二人虽然历经重重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也正是这样的坚贞感动了王母，打破了神仙和凡人不能相爱的定论，争取到一年一次的相聚。谁能说这样的爱情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呢？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为追求自由的婚姻而双双殉情，他们的死是对世俗礼仪的抗争，更是对忠贞爱情的捍卫。爱情是生活的多层面反映，对一首诗歌的别样理解，也是让学生不拘泥于爱情本身，而是从中透视社会，更全面的了解自身的心理素质，更深刻的理解爱情的价值的一种非常有益的探讨。翻开开启我国现实主义之先河的《诗经》，其首篇便是一曲爱情咏叹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些诗句极细腻地展示了青年男子追求爱情的心理和为了得到爱情的淳朴可爱的行为。汉乐府《上邪》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和，乃敢与君绝！”青年女子对爱情的誓言为天地所动容。唐时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表达了青年恋人之间至上的爱情境界，不用言语却可以自由沟通。 宋时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都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相思之苦。当然透过秦观的《鹊桥仙》，可以看出这位士大夫全新的爱情观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一反常人都渴求的耳鬓厮磨，长相厮守的心态。苏轼的《水调歌头》也有诠释不同的爱情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讲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可见，诗人们用他们特殊的方式表达不同的爱情观和对情感不同的理解。爱情真是人间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有的人谈“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的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的人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翻阅爱情经卷，品味爱情百味，就连以豪放坦荡著称的苏东坡居士也有首《江城子》，写尽了伉俪之间生死不渝的人间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每次品读东坡追忆亡妻的这首词，总是肝肠寸断，潸然泪下。十年后的某夜忽然梦到妻子正在小轩窗前梳妆，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可是只能幽明相隔，“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似乎在倾诉生离死别后的无限哀痛，后三句设想亡妻长眠于地下的孤独与哀伤，实际上两心相通，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更是惓惓不已。李清照是南宋女词人，她的许多诗词秀丽中而略带几分悲凉，泪水漫溢词头诗尾，《武陵春》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夜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诈艋舟，载不走许多愁。”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避乱江南而死，到如今，时光流逝，景物依旧，可是亲人早已不在，忆往日夫妻恩爱，想日后孤单凄凉，欲哭无泪，欲语无言，如此心情，怎么不发出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慨呢？尽管作者想寄情双溪春水，以解惆怅，但那满腹忧愁，区区一叶扁舟，怎么能装得下？李清照的伤心泪不同于多情女的相思泪，多情女泪洒为情人，待到相遇之日，还可化悲为喜，了却相思之苦。而李清照是为亡夫流泪，就是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再见到丈夫，这番泪水，人世间的相思泪怎么能与之相提并论？可见，引导学生品读诗歌中的爱情篇章，使学生徜徉在情感的历程中，留下一次难忘的爱情体验，并从中到一次人文主义的熏陶，也为解读更复杂的人生打下基础。爱情是人间最美妙的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创作长盛不衰的主旋律，离开了爱情，许多文学作品就会黯然失色。对爱情题材的诗歌注意引导学生品读，带领他们了解不同时代的作品所揭示的爱的真谛。因此，在解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我们透过情感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接受更深刻的人文主义教育，最终形成健康的人格。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肩负着塑造人的神圣使命。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创设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去引导学生探讨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生和社会问题。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并使之最终发展健康个性，拥有健康心理，形成健康人格。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

论文诗经中的爱情的现代观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中国古代诗歌史研究论文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 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 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 《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三是汉乐府。 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

读完我国古代法律制度，使我不仅对古代的整个法律体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还了解到其产生的根源和社会背景。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体系。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先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的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感受完这一次古老的洗礼，我的受益良多。古代法律制度的背后承载了许多古老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只有我们更多地去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法法律制度。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分析论文

首先把中华文明扯一大堆，然后选一两篇典型诗歌分析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花非花》原文：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格律： 调见唐白居易《长庆集》，以白氏词中首句“花非花”为词调名。此本《长庆集》长短句诗，后人采入词中。盖其自度曲，因情生文者也。 此调为单调。六句，二十六字。第二、四、六句押韵，均用仄声韵。括号内可平可仄。 平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 赏析：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首二句应读作“花——非花，雾——非雾”，先就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非花”、“非雾”均系否定，却包含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雾。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个灵巧的比喻。苏东坡似从这里获得一丝灵感，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的名句。苏词所咏为杨花柳絮，而白诗所咏何物未尝显言。但是，从“夜半来，天明去”的叙写，可知这里取喻于花与雾，在于比方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 单看“夜半来，天明去”，颇使读者疑心是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春梦”四字，可见又不然了。“梦”原来也是一比。这里“来”、“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启下作用，由此生发出两个新鲜比喻。“夜半来”者春梦也，春梦虽美却短暂，于是引出一问：“来如春梦几多时？”“天明”见者朝霞也，云霞虽美却易幻灭，于是引出一叹：“去似朝云无觅处”。 评价：这是一首情诗。说花非花，说雾非雾，本不是花，本不是雾，花有所指，雾有所喻。欲言又止，但止不住又说出真情——夜半来，天明去，既非花，又非雾，说明确有人来。谁来谁去？隐而不吐。为什么来？春梦无多，回味无穷；朝云遽散，惋惜惆怅。春梦者，春情也；朝云者，“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事也。此诗由一连串的比喻构成，描述隐晦而又真实，于朦胧中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是情诗的一首佳作。后人曾谱为曲子，广为流传。 诗由一连串比喻构成，这叫博喻。它们环环紧扣，如云行水流，自然成文。反复以鲜明的形象突出一个未曾说明的喻意。诗词中善用博喻者不乏其例，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之“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贺铸《青玉案》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但这些博喻都不过是诗词中一个组成部分，象此诗通篇用博喻构成则甚罕见。再者，前一例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象作比，喻在“嘘名复何益”；后一例用烟草、风絮、梅雨等景象作比，喻在“借问闲悉都几许”，其喻本（被喻之物）都是明确的。而此诗只见喻体（用作比喻之物）而不知喻本，就象一个耐人寻思的谜。从而诗的意境也就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了。 虽说如此，但此诗诗意却并不完全隐晦到不可捉摸。它被作者编在集中“感伤”之部，同部还有情调接近的作品。一是《真娘墓》，诗中写道：“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另一是《简简吟》，诗中写到：“二月繁霜杀桃花，明年欲嫁今年死”，“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二诗均为悼亡之作，它们末句的比喻，尤其是那“易销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云”，与此诗末二句的比喻几乎一模一样，连音情都逼肖的，它们都同样表现出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逝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追念、惋惜之情。而《花非花》一诗在集中紧编在《简简吟》之后，更告诉读者关于此诗归趣的一个消息。此诗大约与《简简吟》同时为同一目的所作吧。 此诗运用三字句与七字句轮换的形式（这是当时民间歌谣三三七句式的活用），兼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极似后来的小令。所以后人竟采此诗句法为词调，而以“花非花”为调名。词对五七言诗在内容上的一大转关，就在于更倾向于人的内在心境的表现。在这点上，此诗也与词相近。这种“诗似小词”的现象，出现在唐代较早从事词体创作的诗人白居易笔下，原是很自然的。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古代诗歌鉴赏技巧 作者： 刘凯 凤凰出版社 古老的中国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由于社会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的变迁，普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鉴赏古代诗歌仍有一定的困难。作为每年的高考专项，古代诗歌的鉴赏正日益爱到大家的重视。不过从每年的高考成绩看，古代诗歌鉴赏得分不高。虽然花的时间不少，但收效甚微。究其所以，固然和中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人生阅历不足有关，但最为主要的还是方法不当。因此，掌握一定的鉴赏技巧也就显得益发重要。这也就是编纂此书的目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作者：万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为了积极配合高中新课程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教学要求，适应新课程高考的要求，参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方案》，特组织教学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编写《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和《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指南》两本配套用书。本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首家推出“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是考取第一层次（重点本科）必考内容，又属“史”无前例的新题型。我们参考部分高校自主招生试卷、台湾高考卷以及具有探索性质的海南等省高考卷，确定自主模块综合运用题以有一定限制性的开放性主观题为主，其难度略大于常规高考题，题目细分为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现代散文四个板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二、选文针对性强，试题原创性强我们根据近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省市高考卷所选诗文的特点与趋势编选诗文，注重选文质量，侧重名家文章。试题编制强调原创性、独创性，答案参照权威鉴赏辞典并经过学生实践后制定，确保试题与答案的准确性。另外试题、分值按照高考卷惯例设置，便于使用。~~~~~~~~~~~~~~~~~~~~~~~~~~~~~~~~~~~~~~~~~~~~~~~~~~~~~~~~~~~~~~~~~~~~古代诗歌与名句名篇(高中语文)/龙门专题作 者： 蒋念祖，陈国林 主编，孙国强 本册主编出 版 社： 龙门书局龙门专题》是针对中等程度及中等程度以上的学生研究开发的，尤其是对尖子生来讲，《龙门专题》是必备图书！这套书在设计上全面贯彻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中等程度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知识点精析与应用”部分侧重夯实学生基础，重点在把基础知识讲细、讲透，适合为中等程度的学生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力拓展”部分重点在于拓展学生思维，直接与中高考的难度、题型接轨，适合中等学生提高成绩。同步学习使用：《龙门专题》每一节内容都是按照教材的顺序编排的，因此可以随着教学进度同步使用，老师讲到哪里，就紧跟着做透哪一本专题。中高考复习：“基础篇”适用于第一轮全面复习，全面梳理知识点，从这一角度，专题比任何高考复习资料都要详细、全面：“综合应用篇”适用于第二轮专项复习，尤其是跟其他专题、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综合时，事半功倍。“万变不离其宗！”考试题目都是由基础知识演化而来的，因此基础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准确地理解、牢固地掌握基础知识，才能灵活、轻松地应用和解题！使用《龙门专题》打基础，重点注意每节的“知识点精析与应用”，它分为三个小部分：知识点精析：可帮助学生更全面的理解重点，突破难点；解题方法指导：通过经典和新颖的例题帮助学生掌握解题规律和技巧： 基础达标演练：可以即学即练，便于巩固。“能力拓展”栏目是在牢固掌握基础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应试能力的，它同样包括三个小部分：释疑解难：以综合性，关联所学知识，并作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典型例题导析：最具代表性的例题、全面的思路分析、有的放矢的总结和反思，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和方法：思维拓展训练：完美的拓展训练设计，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知识点精析与应用”用于梳理知识脉络，掌握基本知识点；复习时侧重使用“能力拓展”栏目，这部分立足于教材，对中高考必考内容进行拓展提升，也包括了一些难点和失分率较高的内容。此外，“本书知识结构”、“本讲知识网络图”能帮助学生迅速快捷地掌握全部知识体系，提高复习效率。在中高考的复习备考中，还要注意：近年本专题知识在高考（中考）中所占分数比例，紧跟第二轮专项复习节奏使用。~~~~~~~~~~~~~~~~~~~~~~~~~~~~~~~~~~~~~~~~~~~~~~~~~~~~~~~~~~~~~~~~~~~~~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作 者： 田福春，杜静卉 主编出 版 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决胜高考—古代诗歌阅读技巧》是《决胜高考》丛书中的一本，由北京海淀区中学语文专家精心打造。作者精心挑选了与知识方法相匹配的历届高考题及与高考有关的习题供读者练习。书中另附有2008年各地高考古代诗歌题，可以帮助考生提前进入备考状态，在考试中取胜。 本书从古代诗歌的分类、意象的分析、意境的分析、写作手法的分析、思想感情的分析、语言风格的分析六章节对诗歌鉴赏中所涉及的问题加以分类解说。每一分类中都包括三个环节：锦囊妙计、小马过河、恍然大悟。 本书侧重实用，可操作性强，省去了教师整理知识点、挑选习题的过程，可拿来即用。学生即便没有老师辅导也可以独立完成古诗鉴赏的复习。 本书可供中学生、职业高中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及语言文字工作者使用，也适合中学语文教师备课时参考。 ~~~~~~~~~~~~~~~~~~~~~~~~~~~~~~~~~~~~~~~~~~~~~~~~~~~~~~~~~~~~~~~~~~~~~中国古代歌诗与当代歌词鉴赏作 者： 赵飞 编著出 版 社：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书共十二讲。导言讲述了古代诗歌与当代歌词承上启下的渊源关系，旨在引导学生溯千年文化之流，饱览我国民族精神人文风光。第一讲至第十一讲，着重探讨了十个时下大学生至为关注亦为之困惑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进取不息的人格力量在时空坐标上的悲剧意义？女性至美的社会价值以及古代女性形象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坦然地做到笑对人生宠辱不惊？怎样处理对精神和生活有着重要支撑作用的亲情和翃？经得起时空跨度考验的爱情方为真爱、至爱；从伟人光彩中的瑕疵看人物个性的丰厚性；“大我”、“小我”完美集合于一体方为最高至善之境界……。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自学空间，教材在最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余光中诗歌研究论文

现代诗歌鉴赏论文现代诗歌鉴赏五步的浅议相对古体诗歌而言,现代诗歌以其手法之多样、表现力之丰富和意境之高远而似乎更难教学,这成了很多教师颇为棘手的难题。然而,我们也相信,百仞之山,取之有道,凡事都应有其行之有效的途径。本文中,笔者拟就现代诗歌教学的做法方面,谈几点自己的体会。我以为,现代诗歌教学应走好以下“五步”。第一步,以相关背景为依据,把握解读诗歌的切入点初中教材中所选编的现代诗歌大都是篇章不长,文词明白,学生比较容易看得懂,正因为这样而往往就容易只读到它的表层,而忽略它内涵的一些东西。要让学生能够解读诗歌的内涵,就必不可以少地对作品背景的了解——这是能否正确解读诗歌思想的关键。藏克家《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是一首优秀的现代短诗,诗中的对比是浅显易见的,诗中相对的两种人也是浅显易懂的,但对诗中两种人的行为和精神实质如果没有一定的“已知”来作为教学铺垫,就不是那么容易把握了。所以,课前就务必先让学生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关于鲁迅的一些情况,诸如其生平经历、作品解读、世人评价等等。于课间,尚未读文,即可集中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中激发起学生对鲁迅精神的景仰。有了这个情感铺垫,教师辅之讲述作者创作此诗文的背景,教学这首诗歌就有个良好的开端了,学生对了解诗中两种人对人民的态度、对人生的目标、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纪念鲁迅的意义就有了很好的依据。同样,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虽然充满浪漫色彩,但如果没有对中国“五四”过后那“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黑暗现实的了解,没有对郭沫若当时极大的愤怒、苦闷与感伤的了解,学生就很可能只读到诗中表层的美丽而很难从诗中解读出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对理想世界向往。“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有了有关背景作铺垫,对帮助学生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诗歌中形象及思想的把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这只是个开端。现代诗歌教学的重头戏还在于诗文的品读过程。( 文章阅读网： )第二步,以诵读为依托,欣赏诗歌的语言美诗歌是语言艺术的尖端。现代诗歌的语言精炼、形象、富有音乐美。余光中《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啊/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诗歌句式均匀整齐,回旋往复,一唱三叹。指导诵读时,非但要学生读准字音节奏,且要吐字清晰,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把作者用音乐般的语言表达的对祖国和祖先的深深眷恋之情“唱”出来。虽是此,由于每个学生的审美角度与表达方式都不尽相同,诗歌诵读就应允许个人对其节奏与韵律有不同的理解,应鼓励学生用自己最得意的方式来诵读,而不可“框”在一个规定的架子里遭受折腾,造就矫揉造作的“异口同声”和“整齐”,有折人性。贺敬之《回延安》中“杜甫川唱来/柳林铺子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肚子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其中的激动、喜悦,任由学生读得激昂强烈、一泻千里;《桂林山水歌》中“招手相问/老人山,云罩江山/几万年?——伏波山下/还环洞,宝珠久等/叩门声……”这仿佛道不尽的沧桑历史和漫长历史中的感慨,任由学生读得低沉舒缓,犹如山间潺潺溪流……诵读是赏析诗歌的重要依托,是诗歌意境解读的物质条件。《乡愁》中,那承载着诗人小时候依恋母亲安慰的“小小的邮票”、承载了诗人对爱人相思和依偎的一张“窄窄的船票”、割断了诗人和母亲相见的一抔黄土,和象征着中华古老民族深深伤痕的“浅浅的海湾”,以及“这头”与“那头”沉重的分离,都是在诵读的基础上显现出来的。有了这个基础上,再将学生引向诗歌的赏析。第三步,以情感为主线,体会诗歌深层的意蕴可以这么说:没有感情就没有诗歌。作者的感情体现在诗歌里,诗歌的感情包含在字里行间。还以余光中《乡愁》为例:那“小小的邮票”承载了诗人小时候的依恋,在互通音讯中诗人获得了母亲的安慰;那“窄窄的船票”承载了诗人对爱人的相思和依偎,在往来中,诗人填补了感情的缺口;那一抔黄土割断了诗人和母亲的相见,诗人的心灵将归往何处?……诗人的这些浓烈的情感,无不在诗中的“斜、“窄”、“矮”、“浅”之间得到反衬。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在诵读的基础上,体味作者从字里行间凸现的跌宕的情感波澜,体味诗词深层的意蕴。要指出的是,诗歌既是“言志”、“言情”的载体,其语言内涵必是丰富复杂的,所谓“诗无达诂”,那么在解读其中的“志”与“情”就应允许我们在“体情”上有主观的见地。清代的王夫之就说过:“诗人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现代诗歌教学的鉴赏品味应建立在学生自我思考的基础上,使“诗人心中之诗”最终成为“我心中之诗”。诗歌教学中,要特别重视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诗歌内涵的与众不同的独特体验,也许创造性的火花就此而迸发。贺敬之《桂林山水歌》开头这样写道: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诗中“神”、“仙”、“情”、“梦”等字眼神姿仙态,如情似梦,迷离奇妙,妙不可言。神仙谁都没有见过,但云雾中影影绰绰出现的仙女形象,唤起了人们那种捉摸不定的美感,而情和梦也是不确定的,在教学中就需要学生有自己独立的理解和想象,允许学生以自己的审美眼光来理解“神”、“仙”、“情”、“梦”。同样,在《乡愁》赏析中学生对诗人情感还会有怎样的体验,教师都应抓住学生瞬间的灵光,捕捉学生动情的联想与想象以达到教学目的。第四步,放飞思维的翅膀,品位诗歌的意境所谓“有意无境不成诗”。“境”即形象,毛泽东《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即是壮阔、豪迈之意境。引导学生走入诗歌的“意境”,才能真正意义上品味出作品的诗美,从而切切实实培养起他们的艺术鉴赏力。现代诗歌教学如何引导学生品味诗歌的“境”呢?最直接的做法是展示诗歌的直观形象和画面,启发学生进行联想和想象。就比如赏析毛泽东《沁园春?雪》时,辅之展现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图景,假定词人立于皑皑高原的一个至高点上,放眼四周、所见所想,由此品味出词人在“望”所包含上、下、内、外的空间里,和“惜”所包含秦、汉、唐、宋的时间里,所表现出来的一代伟人的气魄、胸怀和人格魅力。其次,从品味诗词语言入手,引导学生一点点地感悟到诗歌意韵之美,也是教学中能避免架空赏析的一个好方法。如赏析余光中的《乡愁》,引导学生紧扣诗人提取的几个单纯的意象: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将这些意象和“这”、“那”简单的词融合在一起,将彼此隔离的人、物、时间和空间紧紧联系在一起,品味那若有若无的距离和联系,使学生在心中产生对诗人在相思、别离和相聚间奔波的强烈的共鸣,感受作者那难以言表的哀愁和无尽的相思。诗歌品赏过程是需要思维的,而思维是允许开放性的、有个性的。但须注意,开放式的解读不等于随意的解读,而是切近原意的解读,所以应尽量减少曲解原意的误读。比如上文所述应把握其相关背景来解读便是避免曲解的关键依据。解读诗歌不可丧失标准任意而为,而是对于一些具有丰富复杂内涵的诗歌作“可能的”多重解释,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力求找到最符合原意的解读,而不是远离或僵化地就诗论诗。读诗、品文只是在“学”的层面上,而语文教学的根本,在于让学生能用语言表达生活。现代诗歌的教学亦应本着这个根本,由学至用。第五步,以生活为蓝本,展现心中的诗情画意应该说,我们过去的语文教学对现代诗歌的创作练习上是重视不足的,许多中考作文要求就有明显的限制——“文体不限(除诗歌外)”。在考试这指挥棒指引下,教师极少鼓励学生用“诗意”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生活,甚至是扼杀,不让写。初中阶段学生尝试诗歌的写作是可行的。首先,从理论上讲,应该鼓励我们的学生们“诗意”地生活着,对人间、社会、世界、生活的关怀怀有美好的愿望,让学生们懂得:我们的情感生活,是在生活中感触到意趣和美的存在的生活,是远离粗俗、鄙陋、愚昧,走向高雅、精致、聪慧的生活;其二,现代诗歌在文字理解的难度并不大,进入诗歌的状态也不是很困难,学生在大量的朗读,声情并茂的反复朗诵后,是很容易走进创作的氛围与诗意之中的;其三,引导学生尝试用“诗意”的眼光来观察体味生活,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联想和想象,抓住一些富有特征和富有意味的物象,构成美妙的图画,加以滋润灌注激-情,来表达出自己对某一事物某一事情某一对象的理解与情感。现代诗歌课堂教学的外延应和生活的内延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学会用诗歌的语言去感知生活、表现生活,哪怕是悲哀、无奈和叹息。从简单的地方开始,教师要去掉畏难情绪,大胆指导学生去尝试,自己带头去即兴写诗。开始,只要冲破思想的条条框框的限制,把自己想出来的很美的句子写出来,哪怕只有一句,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再要求依据音律节奏分行排列,最后才提出适当考虑双句或小节末的字的大致押韵的问题。

关于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方案研究论文，诗歌教学是语文课程里面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实施教学方案呢？一起学习一下！

一、诗歌教学的现状

余秋雨先生说：“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经典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历数中国历史中的伟大诗人，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到戴望舒、余光中等等，他们犹如中国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发出熠熠的光芒。他们的诗歌曾给多少人以精神的慰藉，为多少人构筑了一座宁静的精神家园。

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中语文教学曾走入一种误区。和考试有关的内容理所当然要作为教学重点，与考试关系不大的或者是无关的内容日渐被忽略，所以诗歌教学曾被边缘化。教师在讲授时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学生只要会背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学生对诗歌的学习提不起一丝兴趣，更不用说对学生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的培养。长此以往学生的语文能力很难得到提高，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也很难传承下去。诗歌学习同样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影响。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人心的日益浮躁，使人们很少有闲心有兴致静下心来去研读文学作品，去品味诗歌，去创作诗歌。读诗的人少得可怜，写诗歌的人更少，一些诗歌类报刊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诗歌正在日益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视野。是否真的有一天诗歌这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彻底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中？人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拯救？语文的诗歌教学应如何进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对于诗歌教学的现状应认真反思，并作出理性思考和积极实践。

二、对于诗歌教学的要求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依据这些要求，语文教材收录了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诗歌作品。既适合学生诵读，又给学生带来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如杜甫的《咏怀古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师在教授的时候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真正地理解诗歌，喜欢诗歌。

三、关于诗歌教学的几种方法

（一）反复诵读，思考品味

诗歌是语言艺术和情感艺术的融合，是最精纯美妙的文体。诗歌本身具有语言的象征性、隐喻性、多义性和非确定性等特点，同时又具有节奏、韵律的音乐美和语象、造型的画面美。这些都要求我们应当从诗歌本身的特点出发，在朗读背诵的基础上品味语言艺术和把握诗歌的情趣与韵味，真正实现诗歌教学中学语文与学做人的统一。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分诗，七分读。”诗歌与韵律、节奏密不可分，应在反复诵读中读出诗的节奏、韵律，感受音乐美，体味诗人的情感。应要求学生做到正确朗读，流利朗读，有感情地朗读。要求学生初步感知，通过反复诵读读出诗歌的语气和情感。这一阶段是诗歌鉴赏的起点和基础，是由诗歌的表层含义向深层含义的过渡。

更高层次的朗读称为情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情到深处自然表露于外。

在教学中除了指导学生正确诵读之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促使他们更好地朗读，激发他们读诗的兴趣。比如开展各种朗读比赛、诗歌竞赛等。通过朗读达到理解诗歌的目的。

（二）创设情境，变换教法

诗歌有高度凝练的语言，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还有着概括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的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介绍诗歌的相关知识，为他们理解诗歌和练习写作诗歌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同时也使学生在想象、联想，以及语感、语言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读诗使人灵秀”，在中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情感丰富，想象力强，可塑性强，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强化诗歌教育，让学生大量地积累背诵优秀诗歌，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诗歌的教学，传统的讲授方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依据具体情况改变教学方法，比如根据诗歌内容创设出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情境；比如在朗读阶段为学生进行范读，创造宽松愉悦的朗读环境；在讲解诗歌时，采用多种形式来引导学生，如用激情澎湃、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去感染学生，或用多媒体手段从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触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还可以通过课本剧等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既能深化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又培养了他们的写作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可谓一举多得。

（三）尝试练笔，创作诗歌

为了激发学生学诗的兴趣，教师应尽力营造读诗、写诗的氛围。在班级中开设赛诗会，让学生搜集积累诗歌，通过朗读培养兴趣和语感，积累语言。同时鼓励学生写律诗、绝句、现代诗等，在班级中进行评比，让学生选出优秀的作品，抄写到黑板报上或是张贴到班级展示栏中以供大家学习借鉴。这样既提高了学生读诗的兴致，又调动了学生写诗的兴趣，久而久之，学生诗歌品鉴水平与写作水平自然有所提高。不光是古诗文学习如此，在现代文教学中也可以涉及诗歌的练笔。

总之，诗歌教学对于教师甚至整个教育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好的教学方式，又要有所创新，让诗歌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优秀诗歌，发现并欣赏它的美，进而享受美感体验和挥洒才思的愉悦，让我们的民族更多一些诗意和智慧。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