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法学方向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7 08:40:27

热门法律专业论文参考文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的一门重要课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基础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慕课背景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改革，是在当前学生学习的平台的开放性、学习主体的自觉性以及学习途径多元性的背景下提出的。做好慕课背景下的课程改革，教师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充分挖掘慕课学习的平台的功能，注重加强学生专业基础，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学习模式，使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确立，在获得更丰富学习资源的同时，也充实着学习体验。

[关键词]慕课;学生主体;课程改革;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

慕课，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一种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它发展于过去的那种发布资源、学习管理系统以及将学习管理系统与更多的开放网络资源综合起来的新的课程开发模式。“慕课”建立的基础是学习者的大量参与，这些学习者可根据他们的学习目标、背景知识和技能以及兴趣爱好自由选择课程并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1]。慕课的现代新型学习方式，受到了学习者的欢迎，是值得推广和应用的。

一、慕课背景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习特质

(一)学习的平台的开放性

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主体，学习的平台的开放性，已经成为现代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人们的信息和资讯量大，传统的口授或者书本，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尤其是学习欲望强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思维活跃，喜欢尝试新事物，而良好的学习的平台就至关重要，人们对于资讯，喜欢上网搜集信息，已经成为网络化的生活环境，网络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因此，传统的课堂教学，以教材为主的学习方式，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而且学习方式单一，与信息量大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这已经成为教学上的弊端，也不能养成学生收集资讯，利用资讯，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因此，学习的平台的开放性，尤其要在教学中重点关注，紧跟时代潮流。

(二)学习主体的自觉性

21世纪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个体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主动和自觉学习是个人的一项优秀特质，主体的自觉性对于学习、对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高校教学中，教师要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树立现代学习理念，转变为探究和自主合作学习，这样学生的创造力可以最大限度的被激发，学生的能力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对于提升学生自身整体素质以及主体价值意义的追寻，对于学生从学习中领略乐趣，用学习完善自己的生命体验，对个人的价值和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学习途径的多元性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量日渐加大，学习途径也日渐多元、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途径的多元性对人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满足于传统的书本、教师，并从中汲取信息量，而且学习方式、途径也日渐多元。热门利用和借助信息平台，通过专门网站发布和信息的搜集与整理。网络成为人们学习、咨询的重要平台，而学习也不例外，学习途径多元化的发展，对于尝试新事物，喜欢电脑和网络的新时期大学生而言是很适合的，也是这个群体乐于并喜欢接受的重要传播媒介和平台。而这种学习方式的多元化，也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仅可以通过学习完善自身，也可以实现自身更好更快的发展，这点的价值和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多元化的学习方式也使个体在学习中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是良好的学习的平台。

二、当前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习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大学课程中，学生对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习，显现出明显的厌学情绪，兴趣度不高，对学习内容感到枯燥乏味，这些都成为学生真正体会这门课程乐趣和专业魅力的重大阻碍，学生在学习中不仅不能有所收获，对这门学科也带有偏见，影响了学习品质的培养以及教学效果的提高。这对于学生而言是危险的，也对于学习极其不利。学习方式为被动学习，学习中以消极和抵触的情绪去应对，对于整个高校学习氛围的塑造和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也同样是不利的。这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有学生自身认识的偏差，教师讲授的不到位，教材上缺乏灵活性，这些问题在慕课上都能有所解决。公众学习的平台，学生对于学习专业的魅力和基础有基本的正确认识，最新的课堂和优秀的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可以在快乐中实现学习的目的与意义。

(二)理论学习多于实践应用

传统意义上的思修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较多的注重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对于当前的热点缺乏解读的力度与深度，不注重与最前沿、最热门的社会焦点相联系，老师只注重对热点的简单解读，忽视了学习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用，这些对于学生学习是非常不利的，不仅对这门课产生厌学情绪，学生也不能发展自己的学习能力。有份调查报告显示，大学思修课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如何加强理论与学习实践的结合，是教好这门课程的关键所在。有些非常优秀的教师，他们结合最新时政热点的解读客观、全面、上课内容充实，赋予表现力，不仅学生可以用心学，对于教师而言，也是一种学习和借鉴，能够有效的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学习途径单一

我们高校教学中，存在着尽信书的一种理念，多读书这本是好事，但缺乏对学生理想信念方面的引导，这点对于思想与法律基础知识学习是有较大负面影响的，容易造成学生思维上的局限，轻于实践，只是在理论上不断苦学，影响学生思维的提升，创造力的发挥，解决问题能力的锻炼与提升，这对于学生的学习是百无一利，是值得关注的。现在的互联网迅速发展，移动手机传媒咨询的快捷发展，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接收，处理与应用能力，因此传统的单一式教学，靠老师、靠书本，是不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与需要的，这对于提升民族的创新能力是极为不利的，必须得以改进。而利用好新型平台学习，也成为学生学习关键重要的一部分，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

三、慕课背景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

(一)教师要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慕课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注重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激发。因为学生主动利用慕课平台，就是主动学习，主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平台上提供最优质、全面的教学资源，是对平时课堂的重要补充与发展。同时，慕课教学将完整的课程内容分解为若干细小的知识点，制作8～12分钟的微课程，学生可以就某一知识点反复学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学习的难度、提高了学习的趣味性[2]。学生在学习中享受到充分的学习乐趣，爱上学习，学习兴趣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也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是值得推广的新型学习模式。

(二)要充分挖掘慕课学习的平台功能

慕课依托互联网而生，开启了线上教学的新时代，借助互联网开展线上教学，这样既可以突破传统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模式的局限，又可以开展大规模教学，减轻线下教学的压力[3]。MOOC学院是最大的中文MOOC学习社区，收录了1500多门各大MOOC平台上的课程，有50万学习者在这里点评课程、分享笔记、讨论交流。在慕课的学习的平台上，有丰富的资源和信息，能够完全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对学习资源的需求。借助于慕课平台与其他学习者之间的心得体会和笔记交流，使学生在学习中可以交流，对于学生的学习也有重要的意义。这种融学习与交流为一体的学习的平台，也受到广泛的欢迎。

(三)要注重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新课标的要求，对于大学阶段的学生而言，学习已经成为一项自觉的活动，因此，主体地位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慕课以服务和方便学生学习为最终导向，同样也赋予了学生以自主学习选择权利[4]。慕课作为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平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融入了主观的学习体验，“我要学”成为学习的主要动力，学习成为学生喜欢自愿的自觉行动。同时，慕课丰富的资源和信息量，又使学生在学习中，不仅满足其求知欲，而且在学习中享受到学习的乐趣，爱上学习，学习成为其发展的重要一部分，在学习中成长。

(四)要注重加强学生专业基础

慕课平台，目前做的比较成功的有慕课网和酷学习网等，慕课网是目前国内慕课的先驱者之一，由北京慕课科技中心成立的，现设有:前端开发、PHP开发，JAVA开发、Android开发及职场计算机技能等课程。其中课程包含: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而酷学习，是上海首个推出基础教育慕课的公益免费视频网站。酷学习的价值观，就是免费、分享、合作。该网站创始人李旭辉表示，对视频的热爱驱动他去无偿做这个公益慕课网站，希望孩子们看了网站后能更加快乐地学习，尤其是边远地区教育资源贫乏的孩子也能得到优质的教学。而这些视频，注重针对目前出现的学习上的最新问题，并对此予以解决，使学生在不断学习中努力提升自己。而这些精品视频学习资源中，对于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以及对于其扎实与巩固，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的，是对于日常课程不足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是对于其学习的一个提升与发展，是学习重要的平台，对学生发展起着重要的意义。

(五)探索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学习模式

在学习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已经引起了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理论与应用型的人才，才是社会最终需要的，能给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在教学中必须要有所调整和改革，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知识的学习，充分利用慕课平台的便利，实现自身对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老师通过借鉴和学习最新的课程理念，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可以积极地查漏补缺，且针对最新发展的时事热点，对其进行解读，不仅培养学生分析的思维能力，还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与树立，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这也是时代对于教学，对于学习方式提出的最新要求，是课程改革与实践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值得关注与重视的。

四、结语

慕课背景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改革研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充分体现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而慕课，也已经影响了学生学习和发展，对于学生的学习实践是极为有利的，这也要求学生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在这一平台上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学习力，实践能力与创造力，实现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学生自觉主动、自愿的学习理念以及发展。学生的不断学习，学习能力的不断增强，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素质与水平，尤其是我国的创新水平与能力，有着显著地推进意义。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不仅是对教育最好的阐释，更是对慕课学习的平台的完美总结。这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学习力凝聚和发展的平台，将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身，是学生实践能力的重大提升，对学生和教育发展意义重大，因此，借助慕课平台学习，已经成为现代学习方式发展的一个重大提升，具有发展的空间与潜力，必将会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潘燕桃，廖昀赟.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慕课”化趋势[J].新视野，2014(4).

[2]汤俪瑾，黄金满.基于慕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混合式教学实践研究———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0).

[3]刘志山，李燕燕.慕课背景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对策[J].思想教育研究，2014(11).

[4]张鸷远.“慕课”(MOOCs)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3).

摘要：掌控课堂节奏。法律基础课是面向全校的公共课程，多是合班授课，学员众多。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掌握讨论节奏，注重课堂的整体运作。

关键词：法律基础;案例教学

一、教学案例的选取

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案例是案例教学法的核心。案例教学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例的选取是否恰当。真实性。案例要真实准确、注重细节，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不可由教师主观臆测。这样学员才会认真对待案例，仔细分析案情，才能学习知识、启迪智慧、训练能力。为此，教师要深入实践，采集真实案例，选择实际发生、社会反响强烈的案例。针对性。案例应该具有针对性，与所学理论知识直接相关，为教学目标服务。法律基础课教材是法律教学的依据，而案例就是原材料。教材规定了案例的选择方向，吃透教材才能选准案例。案例选择不可脱离教材，否则就失去了理论支撑，讨论分析只能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典型性。教学案例要贴近学生实际，才能引起情感共鸣。对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案例进行分析，学生就会感同身受、印象深刻。要注意选用一些与大学生违法犯罪、大学生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讨论、思考。

二、案例教学的实施

案例导入。法律基础课前，教师先将精心选好的案例向学生展示，设置问题，让学生思考，引出法律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依照案情繁简，确定时间，让学生阅读案例，积极思索，形成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分小组，以小组形式组织活动。分析讨论。在课堂讨论时，各小组派出代表，发表本小组对于案例的分析和处理意见，回答其他小组成员的询问。允许不同观点的学生辩驳，展开探讨，在不同观点的撞击、不同角度的论证中，达到对知识的理解。在讨论中，教师要统筹规划，引导学生围绕教学内容展开讨论。教师在讨论中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避免学生产生依赖情绪。如果学生分析有误，教师也不必立即纠正，通过针对性地提问，引导讨论继续下去，让学生作出判断，得出结论。归纳总结。在学生进行了充分的发言、讨论之后，教师要及时总结。总结要围绕教学目的，根据案例涉及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规定，进行细致分析。同时，对学生认识有偏差或遗漏的方面，教师要重点讲解，解答疑问。力求用案例说明法理，用法理剖析案例，使法理与案例有机结合。总结不一定讲出标准答案，有些案例没有标准答案，关键是看讨论思路是否对头、分析方法是否恰当、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否正确。转变教师角色。传统教学方式基本以灌输为主，教师在课堂上占据主动地位，即便在案例教学中，有些教师也不乏“主动”现象，从介绍案例、分析到得出结论，全部由教师包揽，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案例教学中真正的主体是学生，教师要想方设法调动学生参与，适时引导，使自己从“讲授者”转变为“倾听者”、“引导者”。

掌控课堂节奏。法律基础课是面向全校的公共课程，多是合班授课，学员众多。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掌握讨论节奏，注重课堂的整体运作。如果对讨论环节控制过紧，学生发言不踊跃，做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控制过松，又会出现讨论声不绝而话题却游离案例之外的现象。教师要根据课程进展，灵活处理课堂上出现的问题。出现“冷场”时，要及时“串场”;出现“顶牛”时，要引导同学辨析;出现偏题时，要及时拉回主题。做好准备工作。案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法，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学前，教师要大量收集资料，进行案例选择和教学设计。认真备课，分析讨论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准备。在讨论案例时，教师要做到思路清晰、思维缜密、分析有力、论证充分。案例教学法通过展现真实、典型的案例，让学生充分参与，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作为教师，还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提高驾驭案例教学法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研究——基于课程论的视角王卉华中科技大学2014-05-01

法律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最近我在写毕业论文，想得最多的就是参考文献不知道在哪找?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是问题呢?以下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法律思维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期刊论文类

1.鲁丽丽：《形式与非形式逻辑——论法律逻辑之定位》，《现代物业》2013年第5期。

2.成静：《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安康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杨娟：《法律思维研究综述——从语言的角度》，《经济管理者》2012年第24期。

4.庾晋鹏：《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内涵的逐渐丰富》，《经济师》2012年第11期。

5.李瑜青、张建：《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6.王利明：《论法律思维》，《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7.孙培福：《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8.王新娟、张斌：《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培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宪法案例教学》，《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1年第9期。

9.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与改良》，《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0.郭瑞昌：《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沧桑》2011年第2期。

11.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2.项庭庭：《浅议法律思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3.马玉波：《法律逻辑的思维模式选择——谈谈刑法案例分析的方法》，《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14.郭新杰、葛宇宁：《试论法律逻辑的品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5.周占生：《法律思维路径之辨——以规范结构为基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王萍：《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印大双：《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之博弈》，《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18.徐楠：《浅议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向》，《沧桑》2009年第1期。

19.聂小明：《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内在观察》，《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0.杨建军：《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1.孙光宁：《法律思维模式及其选择》，《长白学报》2008年第2期。

22.张瑞峰、巴尔：《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社会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第1期。

2、学位论文类

1.卞叶：《论法律类型及其类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2.黄笑君：《论法官的法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2年。

3.郎盛科：《论我国司法审判中的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

4.施榕娜：《法律规则与道德评价对法律推理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5.张林波：《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6.王建荣：《论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7.胡媛：《试论中国法律逻辑及其发展方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8.杨冠祥：《法律逻辑研究的新视角》，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

9.付云云：《法律推理之路》，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10.王萍：《论法律思维的概念》，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

11.胡桂哲：《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0年。

12.蔡勇：《论法律推理中的实质推导》，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

13.邢杰：《从法官裁判视角看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4.王亮亮：《法律逻辑的生命源》，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5.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

16.罗冰：《民法教学中法律思维的培养》，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

3、著作类

1.郑永流(译)：《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张斌峰著：《法律逻辑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李静著：《法律思维训练与法律文书写作——推理、结构与修辞》，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4.杨力著：《法律思维与法学经典阅读——以哈特〈法律的概念〉为样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范春莹著：《法律思维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6.缪四平著：《法律逻辑——关于法律逻辑理论与应用分析的思考与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关老健著：《法律逻辑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郑智航著：《法律内在逻辑的基调演变》，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9.陈瑞华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0.黄伟力著：《法律逻辑学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2.穆晓军著：《经理人必备的法律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焦宝乾著：《法律论证：思维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赵利、黄金华著：《法律逻辑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龙卫球著：《法学的日常思维》，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张大松主编：《法律逻辑学案例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经验到理论的法学方法》，《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教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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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保护我们安全的重要内容，存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法律8000字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法律8000字毕业论文篇1：《浅谈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基础》摘要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关键词法律信仰良法作用一、前言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六、结语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⑧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法律8000字毕业论文篇2：《浅谈保险法律道德风险的法律防范》摘要保险在我国社会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重视，在保险法律关系实践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司法案例。本文首先分析了保险活动中法律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并对我国《保险法》在防范保险道德风险上存在的缺陷分析，从法律人的角度，对我国保险法的制定和修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关键词保险道德风险保险道德一、保险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一)保险道德风险的基本概念道德风险是指与人的品德有关的无形因素，即是指由于个人不诚实、不正直或不轨企图，促使风险事故的发生或扩大，以致引起社会财富损毁和人身伤亡的原因和条件。道德风险以前主要存在于经济领域，但是近年来随着保险领域的不断扩大，加之保险制度自身特点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道德风险越来越广泛的存在于保险领域，保险道德风险成为保险业中一个特有的术语。 “保险道德风险”是指通过投保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即投保人为了谋取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而投保，通过促成或制造保险事故而取保险金的危险。本文认为保险道德风险的主体除了投保人外，还应该包括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道德风险同一般的风险相比，具有自身特点。一般情况下，实际危险是有形的，而保险道德风险是无形的，很难运用保险业的相关法则加以预测，因此比较难以加以识别。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但是人为的保险道德风险却造成保险机制的非正常运转，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角度寻求防范保险道德风险的具体措施，以求将其发生率尽量降到最低。 (二)保险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保险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常见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虚构保险标的;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故意违反告知和保证义务;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道德风险源于人的自利本性，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可能做出一些不法行为。加之保险机制的自身特点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就导致了保险道德风险的广泛存在。保险道德风险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信息的不对称指在交易双方之间或者所形成合作关系的双方中，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的信息，在相互对应的经济人之间不作对称分布的有关某些事件的知识或概率分布。在社会保险活动中，投保人所了解的保险商品信息都来源于保险人和中介人的介绍。保险人则通过投保人和中介人来掌握保险标的信息。彼此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2. 逆向选择的存在。所谓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是指事前隐藏信息的行为。保险人与投保人在保险过程中，必须要达到信息的完全对称与知晓，才能签订保险条约。但在现实中，这种绝对知晓与坦白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彼此都不能绝对知道对方的形象。因此，投保人在投保时，往往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性的投对自己有利的保险，而并不把这方面的所有情况让保险公司知晓。所以，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保险公司总是处于劣势。这样就导致了有些投保人不愿向保险人真实告之被保险人已存在的风险状况，保险人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为投保人的行为承担相应风险。 3. 立法对相关利益主体规制不足。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人就会做出一些不法行为，表现在保险活动中，就会引发保险道德风险。要想减少甚至消灭保险道德风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相关主体的规制。正是因为现有立法对保险道德风险的规制不足，对保、诈保等行为惩罚不够，才会造成保险道德风险的广泛存在。 4. 我国保险法仍不完善。我国现在的《保险法》及与其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十分健全。存在着保险利益不清晰、归责原则不合理、缺少近因原则的规定等一些立法缺陷。特别是在约束方面，对保险欺诈的惩罚力度不够，客观上纵容了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因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以及逆向选择而引发保险道德风险，主要还是由于保险法中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可以通过在保险法中设立和适用相关的原则和制度来加以解决。通过在保险法中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并且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适用过错责任推定制度来让投保人负担举证责任就对解决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问题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也可以通过加大对保行为的处惩罚力度来约束各个保险利益主体，防范保险道德风险。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从立法角度来防范保险道德风险。二、我国《保险法》在防范保险道德风险上的缺陷 (一)保险利益不清晰保险利益原则对防范保险道德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却并不清晰。特别是对保险利益应该存在于何人何时，并未作详细的规定。保险利益应该归于于何人，大多数国家规定为被保险人，而我国《保险法》规定为投保人。我认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具有更明确的保险利益。因为，假如被保险人与保险标间不存在保险利益，其又为合同受益人，那么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不仅不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反而为其带来利益。这样以来便容易引发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 (二) 缺少近因原则的规定我国《保险法》只是在相关条文中体现了近因原则的精神而无明文规定。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向保险人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证明资料。保险人应当及时予以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履行保险责任;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拒绝给付保险金的通知”。近因原则是确认保险人之保险责任的主要依据。正确认定近因，对防范保险道德风险有重要的意义。在《保险法》中增加关于近因原则及其适用标准的明确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三) 归责原则不妥当按照保险的一般规则，保险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错，或说行为人有无过错对民事责任的构成和承担不产生影响。就保险领域来说，就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发生该事故的原因属于承保范围内的原因，那么保险人就必须承担保险责任。而不必考虑该事故是否是由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过错造成。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能使因保险事故遭受的损失得到及时的赔偿，有利于保护投保人等的利益。但由于保险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并不能及时准确的获得事故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这样，对于保险人来说，证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难的。在此情况下，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适用客观上加重了保险人的负担，增加了保险道德风险发生的危险。 (四) 对保等相关行为的惩罚力度不足《保险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在实施了保等行为后，主要承担的是违约的合同责任。“利益与风险相当”是一句古老的法谚，它指的是获得一定的利益必须负担相当的风险，如果利益大于风险，则必然会导致不法行为的产生。实施保等行为后所承担的责任远远小于通过保行为所获取的利益，必然会引发道德风险。另外，如今保险道德风险在保险领域广泛存在的现实说明，仅让他们承担违约责任是不足以防范保险道德风险的。所以《保险法》有必要加大对保、诈保行为的惩罚力度。三、防范保险道德风险的立法建议 (一) 进一步明晰保险利益 “无利益者无保险”，保险利益对保险道德风险防范的意义自不待言。保险利益具体明确，可以避免投保人利用对保险利益的不同理解而利用保险道德风险。由《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看出，真正有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领取保险金的是被保险人，而非投标人。而《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可见，《保险法》第十二条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明显不一致。保险利益存在于何时，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可见与保险合同订立时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根据英美保险法通例，保险利益存在于何时因险种不同而不同。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分别具有补偿性和给付性特点，决定着保险利益原则在适用过程中的时间限制不尽相同。其中，对财产保险合同而言，一般要求从投保时至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当始终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与此不同，保险利益原则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时，仅要求明确一个时间点，至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则在所不论。因此，我国《保险法》应该借鉴英美法的规定，明确保险利益产生于何时。 (二)增加近因原则的相关规定由于我国《保险法》未明文规定近因原则。应在《保险法》中明确规定近因原则及其适用标准。根据近因原则的要求，认定近因的关键，在于寻找致损的因果关系。关于近因原则的适用标准，保险界普遍认可的是直接作用论，即将对于致损最直接起着决定作用的原因作为近因。如果保险事故是作为直接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保险事故并非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的直接原因，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 适用过错责任推定制度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对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保险合同签订前的逆向选择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保险合同订立后的道德风险该如何解决呢?则依赖于过错责任推定制度。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保险理赔过程中，对保险人来说，想要证明投保人等是否存在故意是十分困难的。而将举证责任的负担通过法律规定合理分配给投保人，可以使其自身受到相应的约束，对于弥补保险人的信息滞后性，防范保险道德风险无疑有所裨益。例如，对于常见的汽车保案件，由于经常存在投保人与汽修厂联手保，所以更具有隐蔽性，这无疑增加了保险人对案件事实调查的难度，造成联手保畅行无阻。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适用，将举证责任转移给投保人，给投保人增加了举证的负担，势必会增加联手保行为的难度，从而遏制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 (四) 设立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防范保险道德风险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通过对保人施加更重的经济赔偿责任来制裁他们的不法行为，更好达到惩罚的目的。同样，通过惩罚也达到了威慑的目的，可以防止道德风险再次发生。其次，这一制度具有补偿功能，在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足以补偿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时，惩罚性损害赔偿能更好的维护保险人切身利益。再次，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可以对保险交易起到鼓励作用。同样，这一制度在保险领域适用能够促进保险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它使潜在的保人等认识到遵守保险合同的约定比实施保行为更加合算。注释：程婧.保险道德风险的产生及规避.福建金融.2001(5).第37页. 尹田主编.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魏建文、邹国雄.论保险道德风险的法律防范.经济师.2002(3).第71页. 参考文献： [1]杨林.遏制保险欺诈.中国保险.2005(8). [2]张欢.中国社会保险逆向选择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6(2). [3]黄海骥.保险信息不对称的表现及影响.保险研究.2003(12). [4]卓志、熊海帆.保险领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经济分析.保险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律8000字毕业论文篇3：《浅谈法律服务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一、引言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军队的法制建设引人瞩目。其中，法律服务工作的蓬勃开展，直接促进了国家的政策法律在军队中得以更好的落实，这对贯彻中央军委依法治军的方针，保护国家军事利益，维护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益意义重大，但是，这只是法律服务工作显而易见的一些作用。其实，对军队来说，法律服务工作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内容，不仅有利于加强我军的政治建设，发挥我军的政治优势，也在落实依法治军方针、依法管理部队、拓展政治工作职能和形成政治工作合力等领域发挥着作用，从而全面提高战斗力和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二、法律服务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的相互作用 (一)军队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发展随着依法治军原则的提出和部队法治建设的需要，具有军队特色的法律服务工作在部队应运而生。199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将司法行政工作、军队保卫工作、军事审判工作和军事检察工作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法律服务工作就是其中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政治工作条例》把“领导司法行政工作、管理律师、公证和法律服务”作为总政治部的重要职责，把领导、负责法律服务工作作为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样，在《政治工作条例》这一军队政治工作的权威法规中确立了法律服务工作在政治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因此可以看出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发展，法律服务工作纳入军队政治工作体系中，在实践中有利于加强对法律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健康发展。 (二)法律服务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法律服务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共同任务是“打击军内违法犯罪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渗透破坏活动，从政治上、组织上纯洁和巩固部队，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国家利益和军事利益，维护军队和军人的合法权益”。这一任务的确定，是由法律服务工作本身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律师工作、公证工作和基层法律咨询工作，从法律角度为部队建设提供各项服务，适应部队建设需要，促进部队的全面建设。这些任务与政治工作中任务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军队政治工作中不能缺少法律服务工作，法律服务工作对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实现政治工作任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三、法律服务工作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作用机制 (一)开启法律服务工作，加强军队政治建设过去，我军的法律服务工作是潜在的，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的法律队伍，也没有明确的人员职责分工。出现了法律问题，有了法律服务需求，则由保卫、组织、干部、宣传等部门办理。这些法律问题体现在为首长和机关提供法律咨询，为官兵涉法问题提供解答官兵，协调处理军地纠纷，参与诉讼和调解以及法制宣传教育等。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军方针的贯彻，法律已经涉及国家和军队生活的方方面面。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和途径，单靠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等部门的工作已不能满足部队政治建设的需要。只有开启法律服务工作，满足日益增多的涉法问题解决的需求，提高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 (二)加强法律服务工作，落实依法治军方针依法治军，就是依据法律管理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依法治军是军队建设全局性、基础性、长期性工作，中国特色军事法规体系的形成，为依法治军提供了有力支撑。依法治军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才能找到依法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那就是通过法律服务工作。法律服务工作是贯彻实施军事法律法规的重要方面，在依法治军，有效地依法管理部队上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加强法律服务工作，形成政治工作合力军队法律服务工作具有独立的工作对象、工作任务和业务范围，相对于政治工作中的保卫、组织、干部、宣传、纪检等工作来说具有独特性。但是，法律服务工作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政治工作中的其他业务工作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开展得好可以和其他政治工作形成合力。首先，法律服务工作与政治工作中的其他工作存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形成合力的关系。对政治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充实，又促进了政治工作其他方面工作的开展，形成政治工作合力，更有利于完成政治任务。其次，法律服务工作对纪检、组织、干部、宣传、文化工作及群众工作等同样具有促进作用。法律服务工作与其他各项业务工作都能相得益彰，形成合力，将系统论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运用到政治工作中，定会更好地搞好政治工作，实现其任务和职能。 (四)做好法律服务工作，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中，政治工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基层部队的政治工作则是整个政治工作最基本、最具体体现，部队基层政治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生成，对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层政治工作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当前，基层政治工作主要依据《军队基层建没纲要》，那么在贯彻这一法规开展基层政治工作的过程中，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法律服务工作要做好《纲要》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基层官兵树立《纲要》就是法规的意识，从而增强贯彻落实纲要的自觉性。因此，法律服务工作应面向基层开展工作，帮助基层搞好依法管理、依法施训、依法理财、依法搞好教育和法律宣传、依法维权等。所以，法律服务工作在加强基层全面建设，加强基层政治工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四、结束语总之，军队政治工作的需求催生了法律服务工作的发展，法律服务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军队法律服务工作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猜你喜欢： 1. 法律毕业生论文 2.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大全 3. 法律毕业论文4000字 4. 浅谈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本 6. 法律毕业论文范本

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生效年份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五、结语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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