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轮市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邮轮市场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邮轮行业发展放缓

2019年中国邮轮市场处于波动性变化形势，2019年全国沿海邮轮共接待国际邮轮811艘次，邮轮出入境旅客合计4164599人次。其中母港邮轮735艘次，母港旅客3986028人次;访问港邮轮76艘次，访问旅客178571人次。

各大邮轮港中，上海、天津、广州邮轮港旅客接待量仍位于前三，上海、厦门、天津邮轮港邮轮接待量仍位于前三。2018和2019年全国邮轮靠泊艘次数与出入境人次数首次下跌，但可以看到出入境人次降幅远低于靠泊艘次数降幅，这是因各邮轮公司运力优化而来，意味着中国邮轮市场已经告别简单增长而进入理性发展阶段。

而港口游客接待量方面，2019年，我国邮轮出入境旅客合计万人次，同比下降。其中母港旅客万人次，同比减少;访问港旅客万人次，同比增长。

全国重点港口城市整体发展前景

1、上海港口整体发展趋势

上海正从上、中、下游整体推进邮轮产业建设。在产业链上游，上海积极推动邮轮设计建造，与中船、芬坎蒂尼、招商局等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船与嘉年华、芬坎蒂尼签订总价近50亿 美元 的“2+4”艘大型邮轮制造合同，国产大型邮轮制造正式启动。在产业链中游，上海推动邮轮总部基地建设，吸引占据全球82%市场份额的前四大邮轮公司--嘉年华集团、皇家加勒比集团、诺唯真集团、地中海邮轮先后在上海开启亚洲首航。在产业链下游，上海不断完善邮轮港购物休闲配套，近两年口岸出境免税店营业额年均亿元。

随着上海市加大对邮轮旅游产业的资金、人力投入，未来上海市发展前景广阔，且将持续是中国邮轮旅游行业的第一大市场。

2、厦门市邮轮旅游行业发展趋势

目前，厦门国际邮轮母港正在升级“版本”。未来几年，厦门将投入上百亿元建设全新的邮轮母港。其中，母港岸线长度超过1400米，可同时停靠3-4艘中大型邮轮，并可满足22万吨的世界大型豪华邮轮的靠泊;规划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实现"船、港、旅"三位一体发展。

伴随着丽星“双子星”号正式开卖，厦门打造出全国首个以“邮轮+”为主导的海铁联运、海空联运发展模式。2018年6月出台《关于促进厦门自贸试验区邮轮船供服务业发展的暂行办法》，进一步强化厦门邮轮产业邮轮物资供应链，吸引国际邮轮来厦常态化，推动国际邮轮在厦门就地采购或者中转直供，助力厦门邮轮产业加速发展。

3、天津市邮轮旅游业总体发展趋势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国际邮轮母港，拥有丰富的腹地旅游资源和较广的客源市场。2017年12月28日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正式对奥地利、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53个国家持有国际旅行证件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座位，前往第三国(地区)联程客票的外国人，实施过境免办签证政策。政策的带动下，未来以邮轮为出行方式来到天津旅游的游客量将会大幅提升。

4、深圳市邮轮旅游行业整体发展趋势

深圳具有发展邮轮产业的雄厚基础，发展邮轮经济是深圳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机遇、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水路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将对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旅游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深圳发展邮轮旅游产业前景良好。

新冠疫情对邮轮旅游行业的影响

2020年春节期间，本是邮轮旅游市场火爆之时，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作猛烈。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随着“世界梦”号邮轮和“钻石公主”号邮轮分别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疫情对邮轮业的影响已扩展到了全球，预计全球2021年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邮轮旅游行业才有望复苏。

在中国邮轮产业发展转向“提质增效”和邮轮全产业链实质性启动的关键时期，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邮轮旅游产业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的邮轮旅游产业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为控制疫情蔓延，政府宣布延长企业复工时间，邮轮航次何时重启仍是未知，疫情考验着邮轮企业面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应对能力和政府调控、部署、引导能力。邮轮行业各方应如何渡过此次难关，如何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如何重新“扬帆启航”，在行业复苏后快速实现中国邮轮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同频同步，这场全行业的战“疫”同样也是当前阶段中国邮轮旅游产业面临的艰辛历练。

——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邮轮旅游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邮轮产业是由交通运输、观光旅游、邮轮制造、邮轮港口服务、休闲娱乐等行业集合而成的综合性朝阳产业。邮轮产业拥有独特的多领域复合属性,使得邮轮产业发展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新常态下对推动供给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极大地助力。但由于邮轮产业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在进一步推动邮轮产业成熟升级时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因此本文从邮轮产业的邮轮制造、邮轮旅游、邮轮港口三大构成环节入手,借鉴美国邮轮产业的发展和规制经验,探讨出我国邮轮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从而提出我国邮轮产业发展的法律建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邮轮的法律定义、邮轮产业的法律概念及其法律属性。邮轮产业是以邮轮船舶为核心的综合性产业,具备复合性、公私共融性、秩序性和国际性的属性。第二部分介绍美国的邮轮产业发展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为我国邮轮产业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指引。第三部分剖析我国邮轮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法律问题。我国邮轮产业存在着管理机制存在漏洞、促进机制存在缺失、缺少邮轮产业的总体规划和有关邮轮产业发展缺乏立法规制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我国发展邮轮产业的法律建议。针对我国邮轮产业发展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四点建议。首先应创新邮轮产业的管理机制;其次应构建邮轮产业促进机制;再次应完善邮轮产业的总体规划;最后建议尽快编制邮轮产业促进法,满足我国邮轮产业发展的法制需求。……

全国重点港口城市整体发展前景

1、上海港口整体发展趋势

上海正从上、中、下游整体推进邮轮产业建设。在产业链上游，上海积极推动邮轮设计建造，与中船、芬坎蒂尼、招商局等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船与嘉年华、芬坎蒂尼签订总价近50亿 美元 的“2+4”艘大型邮轮制造合同，国产大型邮轮制造正式启动。在产业链中游，上海推动邮轮总部基地建设，吸引占据全球82%市场份额的前四大邮轮公司--嘉年华集团、皇家加勒比集团、诺唯真集团、地中海邮轮先后在上海开启亚洲首航。在产业链下游，上海不断完善邮轮港购物休闲配套，近两年口岸出境免税店营业额年均亿元。

随着上海市加大对邮轮旅游产业的资金、人力投入，未来上海市发展前景广阔，且将持续是中国邮轮旅游行业的第一大市场。

2、厦门市邮轮旅游行业发展趋势

目前，厦门国际邮轮母港正在升级“版本”。未来几年，厦门将投入上百亿元建设全新的邮轮母港。其中，母港岸线长度超过1400米，可同时停靠3-4艘中大型邮轮，并可满足22万吨的世界大型豪华邮轮的靠泊;规划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实现"船、港、旅"三位一体发展。

伴随着丽星“双子星”号正式开卖，厦门打造出全国首个以“邮轮+”为主导的海铁联运、海空联运发展模式。2018年6月出台《关于促进厦门自贸试验区邮轮船供服务业发展的暂行办法》，进一步强化厦门邮轮产业邮轮物资供应链，吸引国际邮轮来厦常态化，推动国际邮轮在厦门就地采购或者中转直供，助力厦门邮轮产业加速发展。

3、天津市邮轮旅游业总体发展趋势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国际邮轮母港，拥有丰富的腹地旅游资源和较广的客源市场。2017年12月28日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正式对奥地利、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53个国家持有国际旅行证件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座位，前往第三国(地区)联程客票的外国人，实施过境免办签证政策。政策的带动下，未来以邮轮为出行方式来到天津旅游的游客量将会大幅提升。

4、深圳市邮轮旅游行业整体发展趋势

深圳具有发展邮轮产业的雄厚基础，发展邮轮经济是深圳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机遇、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水路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将对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旅游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深圳发展邮轮旅游产业前景良好。

新冠疫情对邮轮旅游行业的影响

2020年春节期间，本是邮轮旅游市场火爆之时，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作猛烈。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随着“世界梦”号邮轮和“钻石公主”号邮轮分别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疫情对邮轮业的影响已扩展到了全球，预计全球2021年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邮轮旅游行业才有望复苏。

在中国邮轮产业发展转向“提质增效”和邮轮全产业链实质性启动的关键时期，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中国邮轮旅游产业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的邮轮旅游产业蒙上了厚重的阴影。为控制疫情蔓延，政府宣布延长企业复工时间，邮轮航次何时重启仍是未知，疫情考验着邮轮企业面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应对能力和政府调控、部署、引导能力。邮轮行业各方应如何度过此次难关，如何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如何重新“扬帆启航”，在行业复苏后快速实现中国邮轮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同频同步，这场全行业的战“疫”同样也是当前阶段中国邮轮旅游产业面临的艰辛历练。

——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邮轮旅游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论文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研究

证券投资策略研究论文现代金融理论由于忽略了对人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模式的研究，造成了理论与实证的背离。行为金融理论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社会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证券市场的现象和问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建立了行为投资决策模型。在对证券市场的大量统计研究基础之上，行为金融理论家们已获得了关于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大量实证研究结论，从而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证券投资策略。因此综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用行为金融理论深入探讨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策略，并对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一些初步研究已显得非常必要。一、行为金融理论与投资决策模型大量的事实证明，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及其深层次的心理特征对投资活动的结果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在研究复杂的金融市场时，我们必须考虑人类自身行为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特点。在借鉴行为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投资活动当事人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的行为金融理论体系。对应于现代投资理论的假设，行为金融理论给出自己的理论假设：（1）人是有限理性的；（2）非完全市场的存在；（3）投资者的投资具有群体行为特征。行为金融理论基础主要有：（1）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 1979）；（2）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3）行为金融资产组合理论（Behavioral Portfolio Theory 1999）。在此基础之上构造的行为金融投资决策模型有：（1）BSV模型与DHS模型；（2）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 Theory Model）；（3）羊群效应模型。二、行为金融对投资者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1.过度自信。人的心理中往往有过分高估自己能力和知识的倾向，表现为投资决策中过分相信自身的判断和决策，而忽视了客观情况变化造成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由上交所组织完成的《中国证券投资者行为研究》指出，我国股市6500万投资者中无业者占较大比例，有理由相信这些无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由于无事可做，也不考虑自己的能力，就想到股市赚钱，由此可见我国投资者过度自信之严重程度。2.抛锚性错误。人们在对某件商品的价值进行判断时，通常需要一定的信息锚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同样，投资者对于证券价格的变动预测也需要一定信息作为参照的锚。抛锚性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我国投资者往往是利用类似行业、板块、股本大小、经营业绩等的股票价格来衡量其投资股票的价格的。但是锚并不能长时间一直保持准确性和有效性，即锚会使投资者判断出错。3.羊群行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由于受其他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其关键是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并对他的决策结果造成影响。我国股市中存在的大量“跟风”、“跟庄”、投资基金的投资组合类同等都是典型的“羊群行为”。孙培源（2002）通过构造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绝对偏离和市场收益率的非线性检验，实证了中国股市羊群效应的存在。4.噪声交易。非理性投资者把与价值无关的信息认为是与价值有关，或者某些投资者人为地制造虚假信息，而其他投资者无法识别其真伪，这两种信息被认为是噪声，相应产生的交易称为噪声交易。我国股市近400%的年换手率中至少300%可以归因于噪声交易。施东晖（2001）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分析方法在上海股票市场被广泛使用，当某此技术信号显示“上升”或“下跌”趋势时，将引发大量的买卖行为，从而强化现有的股价趋势。5.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是由DeBondt和Thaler（1985）最早发现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不是做出正确的贝叶斯反应，而是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我国王永宏（2001）运用DT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现象证实了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现象。反应不足是指投资者对自身的判断过度自信，或是一味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作为判断的参照标准（犯抛锚性错误），对市场中出现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反应迟钝，丧失了获利的良好时机。我国股市中存在的“轮涨效应”就是一种“反应不足”。6.处置效应。“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长时期持有套牢的股票而过早抛出赢利的股票的现象。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赵学军（2001）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与国外相比，我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继续持有亏损股票。我国股市的处置效应在年末相对增强，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于机构投资者。7.动量效应。在一定持有期内，平均而言，如果某只股票或某些股票组合在前一段时期内涨幅较好，那么，下一段时期内，该股票或股票组合仍将有良好表现。通过对我国股市历年大盘及个股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大盘还是在个股上，我国股市都存在动量效应。大盘的动量效应以日为时间单位比较明显，而一些典型个股无论是以日、周还是以月为时间单位都非常显著。8.过度恐惧与政策依赖性心理。当股市虚假消息满天飞、股市暴跌时，投资者不计成本的大量抛出股票，表现出十足的恐惧。在股市暴跌时，我国投资者往往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救市政策上，这种对政策的依赖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9.遗憾。遗憾理论认为投资者为了回避曾经做出的错误决策的遗憾和报告损失带来的尴尬，可能避免卖掉价格已下跌的股票。还有，即使决策结果相同，如果某种决策方式能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对投资者而言，这种决策方式就优于其它决策方式。因此，投资者有从众心理，倾向于购买本周热门或受大家追涨的股票，因为当考虑到大量投资者也在同一投资上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可能降低其情绪反应或感觉。10.暴富心理与赌博心理。中小投资者短线频繁操作，其目的是为了快速致富。面值1元的股票炒到100多元还有人敢去追涨；公司亏损了几亿元，已经资不抵债还有人敢去接盘；ST现象是指那些被冠以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在特别处理消息公布后不跌反升的现象。明知上市公司巨额弄虚作假还有人敢去炒底，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国投资者实足的赌性。11.轮涨轮跃效应（补涨补跌效应）。在一次行情中，如果某些股票没有上涨（下跌），那么它们就具有补涨（补跌）的潜力。没涨的要无条件补涨，没跌要五条件补跌。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个股轮番炒作就是一例。12.小盘股、新股效应。我国股市对小盘股、新股独有情忠，逢小必炒、逢新必炒已是我国股市的惯例。我们统计分析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小盘股、新股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大盘股和老股。但自2001年6月中国股市长期下跌及证券投资基金大量发行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三、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的证券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意义在于确立了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行为以及市场定价中的作用和地位，否定了传统金融理论关于理性投资者的简单假设，更加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行为金融学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投资者可以采取针对非理性市场行为的投资策略来实现投资赢利目标。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目前有数家资产管理公司在实践着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其中有的基于行为金融的共同基金取得了复合年收益率25%的良好投资业绩。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行为特点，我们总结出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策略：1.针对过度反应的反向投资策略。反向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决策中，往往过分注重上市公司的近期表现，从而导致对公司近期业绩情况做出持续过度反应，形成对绩差公司股价的过分低估，最终为反向投资策略提供了套利的机会。2.动量交易策略。即预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票收益或股票收益和交易量同时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动量交易策略的提出，源于对股市中股票价格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3.成本平均策略。指投资者在将现金投资为股票时，通常总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地进行，以备不测时摊低成本，从而规避一次性投入可能带来的较大风险的策略。4.时间分散化策略。指根据投资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信念，建议投资者在年轻时将其资产组合中的较大比重投资于股票，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将此比例逐步减少的投资策略。5.小公司效应策略。小公司效应是指小盘股比大盘股的收益率高。Banz（1981）发现股票市值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而减少的趋势。Siegl（1998）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小盘股比大盘股的年收益率高出，而且小公司效应大部分集中在1月份。根据小公司效应而采用的投资策略称为小公司效应策略。6.组合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式有效，semlstrong efficient）。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7.针对羊群行为的相反策略。由于市场中广泛存在的羊群行为，证券价格的过度反应将是不可避免的，以致出现“涨过了头”或者“跌过了头”。投资者可以利用可以预期的股市价格反转，采取相反投资策略（contrarian strategy）来进行套利交易。中国的股票市场素有“政策市”之称。考察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走势，我们会发现在重要的顶部或底部区域，在消息面上总是伴随着一些重要的股市政策的出台。不同的投资者对政策的反应是不一的。针对个人投资者的行为反应模式，投资基金可以制定相应的行为投资策略——相反投资策略，进行积极的波段操作。8.购买并持有策略。个人和机构投资于股票应执行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方法是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要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购买并持有”策略。投资者在为组合购进一只股票时，应详细地记录购买理由，而且要制订一定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9.利用行为偏差。心理学和决策科学提出，在某种情形下，投资者并不是尽力使财富最大化，并且在某些情形下投资者还会在智力方面犯系统性判断错误，这些行为偏差将导致证券定价的错误，合理利用这些偏差将给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行为型投资人则尽力寻找由于行为因素而被市场错误定价的证券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可见，对人类行为偏差的正确把握是获取市场超额利润的来源之一。投资策略。上市公司被宣布为特别处理，意味着公司陷入严重困境。但同时，ST公司也成为潜在的并购目标。考虑到壳资源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稀缺性，ST公司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作为一种投资策略，ST公司是可以被纳入证券投资组合之中的。总之，行为金融理论寻求并确定投资者可能对新信息产生反应过度或反应迟钝而导致证券定价错误的市场情形。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的目标就是在大多数投资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前，投资那些定价错误的股票，并在股票价格正确定位之后抛出获利。四、应用行为金融理论指导证券投资要注意的问题行为金融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始于公理并寻求建立在公理上的理论能解释金融市场的行为。它试图理解和预测心理决策过程的系统的金融市场意义。如上所说，中国股票市场中存在着普遍的运用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金融现象，而用行为金融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之，并由此导致了许多有价值的行为投资策略，但在具体运用这些投资策略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1.行为金融理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行为金融理论的投资策略是：在大多数投资者尚未意识到错误时投资于某些证券，随后当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错误并投资于这些证券时卖出这些证券。一旦证券市场的绝对多数投资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同的策略，那么结果又会怎样？我们相信随着行为科学的深入研究、证券市场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会进一步发现更多的行为金融问题，并且一些已有的行为金融现象可能会淡化甚至消失。因此在应用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时，要防止教条化。2.要切忌对国外现有行为投资策略的简单模仿。现有的行为金融理论主要是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产生的。我国证券市场同成熟的证券市场比较，还是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历史短、不规范。中国金融市场与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共性与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在运用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时，不是对国外现有行为投资策略的简单模仿，而应当掌握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方法，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行为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适应我国证券市场运行特点的我们自己的行为金融学投资策略。3.行为投资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监管的深入及投资者结构的改善，我国金融市场行为金融现象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小公司效应现象就不如过去明显、庄股由于监管的加强从而动量效应也明显减弱。我们预言随着管理层对股市认识的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ST现象迟早会消失。4.不同投资者需要有不同的投资策略。将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践中，可以合理引导投资者的行为。对于广大中小投资者，要通过教育来使其趋于理性化，提高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能力和市场的运作效率。对于机构投资者，要提高其投资管理水平。投资者决策中的心理偏差是与生俱来，而这些认知偏差可以通过学习、训练等手段得到有效缓解，因此，不同投资者应该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只有呼吁所有各层次的投资者共同参与探讨我国行为金融问题，行为金融投资策略才能在我国有用武之地。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但是，与支撑中国经济起飞的战略目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把中国证券市场放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挑战则更为严峻。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强调于经济晴雨表的宏观意义，忽视了促进企业成长、发展壮大的微观意义，这种导向会使政策市长期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延误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步伐。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与定位进行重新思考。晴雨表还是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作为比较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美国股市的走势与其实体经济一直体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证券市场有着强“晴雨表”功效。但从我国的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关系来看,这一关联难以得到有效的实证。如果把证券市场的效率定义为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程度的话，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证券市场在此意义上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效率的市场。这种低效率集中体现为股市晴雨表功能的丧失，即中国股市目前还无法正确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这种功能定位会从两条渠道造成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第一，从监管层来说，中国证券市场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有所谓“政策市”之说。监管层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习惯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容易引起市场跳跃式波动，带来异常冲击，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干扰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造成股票市场无法按经济信号的指引运行；第二，证券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发展不同步，于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依赖”关系。市场（投资者）始终保持着对政策的警惕性，揣摩着政策意图，这样更加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发展缺乏整体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预期，增加了短期投机的程度。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来看，政策周期与证券市场周期高度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证券市场运行。在对中国证券市场“政策效应”具体表现的研究上，人们发现政策对股指的波动有显著影响，一个政策的发布导致的短期日平均超额指数收益为正常水平倍；政策对股指的影响幅度呈收敛趋势；股市效率低下，股市对利好、利空政策反应不一致并且存在明显的预期政策反应。中国证券市场角色定位、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缺陷是困扰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源。由于一直把证券市场定位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监管层承受救市之压，特别是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关注。使证券市场患上了“数据综合征”：每到相关经济、金融数据公布前，市场的运行往往会失去方向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而不敢出台紧缩政策，而且针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也迟迟不敢出台。如果管理层不把“晴雨表”的负担从肩上卸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很难顺利推进。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中国证券市场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我们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应该首先定位于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依靠证券市场着力培育一批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这样在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平台上，优质企业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高科技领域的追赶，并购和重组等市场筛选机制将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证券市场的制度化改革才更少地受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影响，走出困扰中国多年的“政策市”怪圈，这才是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定位。中国证券市场必须实现“价值发现”的功能回归证券市场的效率与功能紧密相连。包括投融资功能、资本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以及风险分担与管理功能：另一类则侧重于证券市场运行方面的内部功能，主要指公司治理功能。可见，证券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整体功能的实现效率，如果证券市场仅仅发挥了某一方面功能，比如筹集了大量资金，而并没有实现其整体功能，这样的市场仅仅在融资功能方面是有效的，但就证券市场整体而言，显然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错位所引发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造成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设立以来，一直主要担当着为国有企业改制、融资、脱困的服务功能，始终将支持国有经济作为其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在这种功能定位下会产生两个重大误区：一是把市场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越强，成绩越大。事实上，筹融资规模只具有表征意义，而不能说明更深层次的资本使用效率，反而恰恰是一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表现；二是把股价指数增幅作为一个衡量标志，认为股价指数增幅越大，市场的作用和成绩越大。股价指数与作为指数计算依据的采样股票的数量、价格等因素有关，并不直接反映上市公司手中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需要构建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元素就是发达的健康的资本证券市场。这个金融体系应该具有完善的价值发现、资源配置功能等。要达到这些功能，显然只有证券市场才能完成。如果构建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战略目标是确定的，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关于证券市场的有关政策就不应该反复波动。但目前这些政策经常在反复波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证券市场的功能目标还很模糊。尽快向质量提高型市场转变首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证券市场总体发展战略上，应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细胞生命力旺盛，证券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效益质量不高，美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概是7％左右，中国上市公司最低的时候是％、％，因此，引导大规模组织社会资金和引导资本有序流动；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形成对企业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次，中国证券市场定位的转变。目前是证券市场重新定位的最佳契机。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当前现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战场应该是证券市场。只有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基础上重构现代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才能进入到更高阶段。“十一五”时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时期，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机遇，要利用和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势，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使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流动。通过建立一整套新技术、新产品的发现和孵化、筛选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使宏观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再次，是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的转变。中国证券市场当前的重要功能应该是价值发现功能，但这也是证券市场最大的瓶颈。对于价值发现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估值标准紊乱。股票估值体系与定价机制的重大缺陷。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具备，并没有形成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上市公司估值标准不够规范和稳定。成熟市场上股票定价标准是比较明确的，市盈率在15～20倍左右，新兴市场高一点，市盈率在35倍左右。反观中国证券市场，对股票估值一直缺乏稳定而明确的标准，扭曲股价信号导致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低效配置。股价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指示器”。只有在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公正合理的股价，才能有效指导增量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存量金融资源的调整，使金融资源真正流向业绩优良，成长性好的公司。缺乏科学、自主的估值定价体系一方面造成了股市价值虚高、资产泡沫膨胀，另一方面又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标准的转嫁，这也是当前证券市场缺乏价值发现的基本制度缺陷。应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准确定位证券市场功能，淡化短期行为及融资功能，突出“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投资回报”的功能，要由单纯的筹融资功能，向培育蓝筹公司、价值发现、产权复合、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功能组合转变。只有坚定证券市场长期制度建设的信念，才不会被眼前的涨涨跌跌毁掉信心。

自己找资料自己写 建议你看看中国牛市这本书 好像是罗杰斯写的

中国股市健康吗?得去问我们白岩松..

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论文

这个数据意味着我们的市场主体的数量在变得越来越多，同时也意味着新冠疫情之后的体现出了复苏的态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新冠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全国上下的市场主体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很多中小型企业也会因为疫情的问题而破产倒闭。在此之后，因为很多城市已经有了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相关城市的新冠疫情已经被彻底隔绝，所以各行各业的经济开始逐渐恢复，我们的市场主体的总量也变得越来越多。

这个数据代表我们的经济体现出了复苏的态势。

你可以尝试这样理解：我们国内的市场主体的总量可以大致体现出经济的整体发展情况，当经济发展情况非常好的时候，我们的市场主体的数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多。相反，在新冠已经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市场主体会因为新冠疫情的问题而破产倒闭。因为我们的市场主体的总量已经呈现出了同比增长4%以上的态势，这个情况意味着很多中小型企业在逐渐复苏。

这个数据可以体现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情况。

虽然市场主体的总量并非意味着真正在经营的市场主体的数量，但这个数据依然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申请注册市场主体的难度进一步降低的时候，很多个体户会通过申请市场主体的方式经营相应的业务，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会随着经营方式的改变迸发出更强的活力。

最后，我个人觉得大家需要尽可能多去关注市场主体运营的总量，而不是市场主体的总量，毕竟很多中小型企业本身处在暂停经营的状态，市场主体的总量更新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数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失真。

《现代营销》（理论版）省级 综合性学术期刊 主要栏目：企业文化、经营与管理、改革与创新、政策与法规、市场调研、工程技术、商业科学、电子商务、经济纵横、财务天地、实践与探索等。还有其他问题私聊我

这个数据说明了，我国的市场发展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商业部分表现很好。

2022年8月12日，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息研究所发布了《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2022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主体总量超过了万户。这代表了我国的市场主体非常有活力，尤其是私营经济蓬勃发展。通过这一数据还能体现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市场主体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私营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之后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

我国市场主体总量超万亿户。这庞大的数据背后体现了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是非常有活力的。虽然2022年上半年经历了疫情的反复和国际形势的动荡。困难和挑战增多。但是随着国家一系列稳市场经济的措施的落地，帮助了困境中的市场主体。国内市场主体总量。还是不断稳中有升。这同时能够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增加进出口，促进经就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当然市场主体总量也并不是越多越好。我们既要有规模，又要又要有质量。要用创新来驱动发展，提高市场主体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走大而精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盲目的扩张。国家对市场主体进行支持鼓励帮助的同时，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一些行为。来约束一些不良现象。保证中国市场主体稳步健康的发展，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研究论文

十年发展初步形成了有效的监管与自律体系。在我国期货市场组织机制日趋完善的基础上,我国期货市场的正向功能亦得以发挥。 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交易品种不足 投机成分过重 市场参与者不够成熟

5月26日，由上期所主办的第十八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正式开幕，本次论坛在上海期货大厦以“线上+线下”形式举行。在5月26日上午的主题峰会上，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出席并以“期货法与期货市场制度建设”为主题发表演讲。屠光绍表示，基础制度供给是期货市场发展的基本保障，而期货法的制定和出台将是期货市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期货市场基础制度供给的里程碑。一直以来，期货立法都助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从最初的部门规则到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推出，制度并不能决定期货市场每时每刻的走势，但会有一个大趋势，期货市场的体量发展一直和制度的建设有相当的相关性。从中国十几年来的期货市场发展来看，期货法正式推出，中国期货市场定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另外他认为，当前国家所提出的新发展阶段需要推进期货市场新发展，要更好的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涉及到很多任务，但其中一个核心任务是制度供给。其中，期货法是期货市场基础制度供给的重大体现。他还表示，制度体系建设是健全期货市场功能建设的关键支撑。期货法的推出将为期货市场实现新发展提供顶层制度规范，期货法的实施效果又取决于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此外，市场制度开放是提升期货市场国际地位的重要动力。制度开放是深层次的开放，期货法的实施必将促进境内期货市场的更大开放。

什么是股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简称股指期货）是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的约定，同意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的股价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标准化协议。简言之，是一种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标的物”的金融期货合约。股市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面临的风险：一种是股市的整体风险，又称为系统风险，即所有或大多数股票的价格一起波动的风险；另一种是个股风险，又称为非系统风险，即持有单个股票所面临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即同时购买多种风险不同的股票，可以较好地规避非系统风险，但不能有效地规避整个股市下跌所带来的系统风险。而股票指数基本上能代表整个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幅度，于是，人们开始尝试着将股票指数改造成一种可交易的期货合约并利用它对所有股票进行套期保值，规避系统风险，于是股指期货应运而生。股指期货的实质就是将对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预期风险转移到期货市场的过程，其风险是通过对股市走势持不同判断的投资者的买卖操作相互抵消的。推出股指期货的意义股指期货作为基础性风险管理工具，具有价格发现、套期保值的功能，它的推出填补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缺乏卖空和融券功能，市场缺乏针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手段这一空白，将改变证券市场缺乏规避系统性风险工具的现状，为机构投资者提供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全新选择；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则丰富了投资手段，使价值投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股指期货推出的直接意义就是丰富了期货市场的交易品种，给投资者增加了新的投资品种和风险管理工具。对券商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既可以增加自营品种，也可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增加了新的利润来源；对基金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既增加了投资品种，也能提高其资产配置的效率；对保险公司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更为其资金管理提供了极为有力的风险管理工具。总之，股指期货的推出，促进了不同投资者投资模式的多元化。■股指期货的推出将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连接在了一起，改变了两个市场割裂的状态。同时股指期货的做空机制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只能做多的股市运作模式，给市场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价格发现、资产配置以及套期保值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短期内，期货和证券双方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可以优势互补，而从长远来说，基本市场交易制度的完善，使国内资本市场向本源意义上的国际发达的资本市场回归。■股指期货的推出为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规避与分散风险的工具。投资者可以通过期货和现货的组合投资来规避系统性风险，改变了过去只能以卖出现货股票的方式来规避风险的方式。投资者既可以利用股指期货的杠杆作用进行放大投资以获取高额利润；也可以通过买入看好的股票同时买空股指期货来回避系统风险并获取套期保值的收益。总之，通过股指期货，投资者既可以在牛市中持有股票获利，也可以在股市处于大幅波动时锁定风险而获取稳定收益。■股指期货的推出提高了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率。价格发现是股指期货一大功能，因而股指期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现货价格，从而引导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功能充分、有效的发挥。■股指期货的推出可以促进股价的合理波动，充分发挥经济晴雨表的作用。股指期货的交易能够凝聚各种信息，有利于提高股市的透明度。如果股市价格与股指期货市场间价差增大，将会引来两个市场间的大量套利行为，从而抑制股票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通过集合竞价可产生反映国民经济的未来变化不同到期日的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价格；同时，由于股指期货价格一般领先于股票现货市场的价格，也有利于提高股票市场价格的信息含量。■股指期货的推出，增加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在证券全球化的今天，股指期货的推出成为一个国家增强本地资本市场竞争力的突破口，并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而，这对促进我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增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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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产业市场化发展研究论文

养老产业的发展研究可以和完成我来写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男女合计为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岁，其中男性为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岁下降到每年提高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题目写好了吗？

(一)消费结构面临转变 老年人口的增加,对消费总的影响不大,但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消费支出,用于医疗方面的会大幅度上升。同时,旅游、老年服务消费、休闲等相应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将加大,大量资金转向老年人消费,将直接导致从事生产方面的投资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将放慢。 (二)科技创新遭遇浅滩 老年人口的增加,会降低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导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诱发采取贸易措施来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削弱了技术进步和灵活劳动力市场对长期增长的贡献作用。从科技方面来讲,目前提倡的创新型社会,中青年的创新能力较老年人要强,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正是劳动力人口中中青年比例下降。这非常不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 (三)劳动力比例下降 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劳动年龄人口决定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力供给又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设备的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从而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从欧洲发达国家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正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就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 (四)养老、医疗保障压力加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员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正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据统计,1980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变到3:1,预计到2020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l亿人,届时抚养比例将达到。老年人群是医疗卫生资源的主要消费对象。据卫生部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倍,可是我国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