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论文及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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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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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沟通、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的总称。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长期以来，如何创建一个能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都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单位制，到八九十年代采用的街居制，都是我国政府追求良好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繁出现，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失范”的风险。为了控制社会风险，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采取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成效不能低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单位制：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

(一)单位制的特征

单位制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以企事业组织为单位，承担政府的社会分工目标，并对其成员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企事业组织称为单位。[1]单位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单位制中的国家垄断控制资源的供给。单位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2]单位制下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的分配资源的功能，而政府本身则是一切资源的垄断者，是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

其次，单位制的组织机理是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双重的依附与庇护。单位依附于国家，国家为单位提供庇护。同时，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为个人提供庇护。美国学者Andrew. G. Walder曾提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崭新视角――单位和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短缺经济以及单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条件下，职工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3]

第三，单位制中的单位承担了无限的社会功能。“从单位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 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4]在这个意义上讲，单位成为社会的代名词，单位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无限重合。

(二)单位制的执行效用

首先，单位制的实施使得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后者付出的代价却是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最终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人格，限制了人性中的创造力。因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庇护，个人就是孤独的和无所依托的，根本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必要资源。同时，“单位所控制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 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5] 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如果个人希望从单位中获取这种制度性资源，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单位的束缚和控制。

其次，单位制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实现，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单位制下的个人必须做好单位所赋予的角色，遵循单位中的秩序而无法脱离单位自主行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化自由度极低，但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极端稳定，克服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结构性危机。

第三，单位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控制。“全国人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的整合。”[6]中央政府借由单位制运用行政权力塑造了一个“无缝隙”的政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国家经由单位对每一个体制内的人负责，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社会失范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控制。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运用地理编码技术、网络地图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使其部件、事件数字化，同时将部件、事件管理与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到指挥平台，通过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 (一)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行流程

图1网格化社会管理运行流程图1.信息收集。网格长对本网格区域内各类不稳定因素、治安隐患、事故隐患、居民矛盾进行随时排查，监督员在若干单元网格内巡视，在县级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社会公众的举报。上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领导批转的问题，由监督员进行核实。对于能在自然村(社区)解决的问题，解决后登记备案;需要上报处理的问题由自然村(社区)或监督员提交乡镇(居委会)处理并备案;需上报县级指挥中心处理的问题由乡镇(居委会)上报或监督员直接上报，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

2.案卷建立。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接收各乡镇(社区)或监督员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的处理预案进行立案，并报值班班长审核。

3.任务派遣。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值班班长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交由坐席人员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4.任务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联合答复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位协调各协办单位答复或解决，并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督促落实。

5.结果反馈。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之后，要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系统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

6.核查结案。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利用短信和网络等方式通知相应区域的监督员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理情况，并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经坐席人员核查、值班班长审核后，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协调服务中心将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将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立案督办。如督办未果将转交县效能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综合评价。在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平台系统中设置绩效评价模块，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同时，社会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发布问题处置情况和各责任单位的绩效评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配套机制

1.“网格化管理”问题流转机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领导组与部门、部门与乡镇(居委会)、部门与行政村(社区)之间建立问题流转办理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监督员汇报工作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每月底进行 经验 总结 和下月工作部署。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建立基础台账，统一登记、造册、分类，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对群众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行政村(社区)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再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通知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县直各部门要及时答复或解决乡镇(居委会)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的问题。

2.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于各部门、乡镇、行政村在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县级政府建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采取联合执法形式予以解决。

3.“五个每天”管理机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社会管理监督员即网格员上报案件为切入点，监督员在负责区域内不间断巡逻，对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五个每天”：责任主体“每天维护”;城市管理监督员“每天监督”;社区、乡镇等“每天管理”;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每天执法”;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五类主体(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每天评价”。通过“五个每天”管理体制，有效推进各方认真履行职责，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和常态化运作，提高城市(农村)问题的及时解决率，改善城市(农村)面貌和秩序。

4.建立量化绩效考评体制。将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打分，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在政府网站以及报纸等媒体和信息平台进行公示，逐步推进监督方式的社会化和公开化。

(三)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

1.组织架构特点：

打破部门区隔，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往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没有效率，原因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管理的问题却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远远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时候部门分立区隔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基本缺乏协调联动机制，出了问题之后互相扯皮，谁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处理问题。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实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分拣和处置平台，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这个平台统一把收集到的问题加以归类和分拣。这样不仅避免了各个横向的职能部门自己分类和处置问题所可能带来的不科学和不积极的情况，而且形成了一个处理问题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协调有关的部门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问题处理的最终结果形成监督和控制。

2.管理技术特点：

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业当中，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又一大特点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的广泛运用，可以说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就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政府社会管理之后的产物。社会管理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异质化的社会，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庞杂，而且我们社会管理的中心――政府也很难保证自身所有的政策都能覆盖到社会的边缘，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也并非那么强。不过，当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当中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社会的分散性和异质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政府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强自身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尤其是在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显著地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把社会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行政流程特点：

被动处理与主动吸纳并重，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双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问题的发现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和反映，而且问题的解决和处理还依赖于群众的反映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接受单位，并且相关单位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是热心尽责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具备。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则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收集和归纳平台，通过网格员的努力把社会问题发现和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单个的老百姓去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这样社会问题的收集就拥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网格员的主动吸纳和收集，另一种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网格员也需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群众也可以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社会控制思维的延续――单位制与网格化的相通之处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模式却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其中仍然包含着单位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基因，二者之间仍然有内在逻辑继承性。

(一)社会管理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单位制中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承担了社会管理职能，而这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由政府赋予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可以说是政府借由单位这只手实现了对单位中的个人的管理，虽然单位是个人的直接管理者，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才是最终的控制者，单位只是一个实现社会管理的中介工具。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虽然不是由单个的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却是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个大型“单位”的职能基本上是无限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由它去组织协调。这个网格化协调服务中心却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组织，而是由政府创建的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它的运行依赖行政资源，耗费公共财政。可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推动力还是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社会管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管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是行政对于社会管理的吸纳和化解。似乎社会管理工作只能通过行政化方式来进行。无论何种需求都必须被吸纳到行政运作机制中才能得到化解与解决。”[7]在单位制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单位负责职工的薪资、升迁、调动等一切管理活动，员工需求的回应也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到现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依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县级政府建立一个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推动网格化社会管理这项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事业，出发点无非是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依然是行政化的，不是通过社会自身和自发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再设立一个政府部门去统筹协调社会反馈的各种问题，而且对于反映的问题往往一股脑地通过网格化这一统筹平台加以分拣，然后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充当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整个运行流程就是一个收集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很少考虑 其它 利益主体的意见。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之前单位制下应对社会需求的 方法 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行政化路径依赖的结果。

(三)社会管理依赖“中介组织”：单位抑或网格

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单位的角色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国家如果直接面向个人提供和分配资源，会造成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所以国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其实是依赖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的。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个人也只能依附于单位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较良好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反过来讲，国家庇护单位，单位庇护个人，于是，单位就充当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中介组织。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再也不可能去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人也无需一定通过单位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于是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也就解体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力的下降，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增多。这时候国家就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来增强对社会状况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网格也充当了一个中介组织的作用，既要向政府部门反映社会的问题，也要帮助公民个人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控制导向重于社会发展导向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采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都可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标。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包办和控制一切的手段把个人牢牢地与单位连接在一起，单位成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托，个人必须通过单位才能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控制就实现了，国家可以通过单位来控制个人，进而控制社会秩序。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也是同样的目的，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把每一个公民个人都框到一个网格当中去，由网格员来负责向政府反映网格内民众的意见和问题，然后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协调处理社会问题，进而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简而言之，不管是单位制还是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社会控制的意味在其中都体现得较为明显，都强调运用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单位制和网格化则是两种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和活力，推动社会本身的良性发展并不是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目标。

四、超越单位制：网络化治理的生发

(一)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

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有一些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基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网格化社会管理就一点优点也没有，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社会管理模式。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内部横向的部门区隔，构建了一个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让它们联合起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但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和联合还是很难达到社会事务的良性治理，因为政府虽然强大却并不具有完全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的事务单靠社会中的某一组织――政府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各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协调和联合，于是，“网络化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 提出了 “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网络化治理是“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供应商网络的政府管理”，当“政府横向联合并纵向推行服务的时候”，[9]政府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供应服务问题。 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各种复杂的问题组合在一起，然后将需要提供的服务安排给各个组织，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广泛的、互相连接的、以顾客为导向的网状服务网络。“网络化管理主要表现是高程度的公私合作， 又意味着政府有效地管理公私合作网络。 网络化治理针对的是公共治理，除了传统的层级治理外， 还必须依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9]

(二)网络化治理对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补构和超越

1.治理主体的转变：从单主体到多主体。现在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主张政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社会信息然后加以整合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治理的主体依然局限在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而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则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只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是不够的，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具备独力建立良善社会的资源和能力，每个治理主体都只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内有比较优势。所以，社会的良好治理一定是各个治理主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结果。具体来说，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政府只是治理网络中的一个中心和节点，并不负有处理所有社会事务的无限责任。

2.治理工具的运用：从强力管控到平等沟通。现在所实施的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每个人公民个体都框到一个网格中去，由这个网格来收集和处理问题，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管控式的。这种管控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效用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而网络化治理则减少了这种管控手段的使用，着重采用沟通协商的手段来达成意见的整合。而且政府在其中依然需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政府作为在政策网络中具有‘驾驭’能力的主体，灵活地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影响和协调其他主体的行为，发挥‘领航’的作用，实现对目标群体行为的改变，达到预期目的。”[10]

3.治理流程的再造：从单向度推进到螺旋式上升。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治理的流程主要是单向度推进的，网格员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网络化治理则实现了政府的流程再造，“以业务过程为中心，摆脱传统组织分工理论的束缚，提倡公民导向、组织变通、向基层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的目的，以期政府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组织结构的优化。”[11]可见，网络化治理的流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向互动，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运行过程。

结论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情的反映和部门的协同。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基因，期望再次把公民个人固定到一个个政府划定的网格之中，由网格员来反馈网格内的问题，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归口和解决。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控制一切资源，所以要想通过网格化的手段再次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所以，超越这种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思维，采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种主张多元、协同、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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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概论>读书报告三、 认识 1、中国社会学理论渊源 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传统文化是起源于过去、融合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国传统文化新编》 从上面可以看到，最初的道德规范塑造了民众的心态，使民众进行着不同层面的社会化，最终成为一个民族中的人，一个大社会的人。如今，每个人都是现代人，又是传统人，又是涵蕴着传统意味的现代人。理解社会，就要从社会中的人出发。从根本上理解社会，莫过于去理解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去研究民众心态，从而将研究成果加以应用，促成更深层面的社会变革。 最初的社会改革家，在积极吸收西方社会学说的同时，毫无例外地向几千年前的儒家思想寻找理论根据。严复借用荀子的名言精辟地阐释了社会学的概念，并提出了贵民亲民的思想，这与儒家爱民的思想十分相似。康有为主张开民智，“养兵富国教民强兵”，这种社会教化思想可以从孔孟的学说中找到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认为，孔子是改革的先师，应立孔教为“国教”。谭翤同的“仁－通－平等”的社会观，体现了儒家的关怀――仁者爱人。他对于孔子的礼也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应实行的是“依仁而行”的礼，这一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扬弃与创新。章太炎的社会控制学说也体现除了荀子的“分”的思想，“合群明分“即是为了建立合乎道义的社会秩序。 那些传统的社会思想，传统的文化，具有朴素性。但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以穿透时空的热度温暖当世的人们，告诉人们究竟往何处去。对于今日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意义也十分重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要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要从过去汲取力量以应用于当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赋予它以现代的意义，指导与推动社会更好的发展，乃至让传统文化获得世界性话语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 1、 社会学家应具有的素质与精神。 纵观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必定曲折前进，迂回前行，接受一切怀疑、非难、指责，甚至要暂时推出历史舞台。但是学科的声音是不能被压制住的，社会学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它的声音。因此，社会学家应做好迂回前行的准备，在困难中成就一段研究，在不经意中深深浅浅地改变着整个世界。 基于此，不畏强权、敢于说真话，也成了社会学家一个重要的品质。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在他有生之年是否对历史、对天地良心有一种沉静的投入。这种投入必须诚恳，不加任何矫饰，发乎内心。社会学家体察民情，深知人世间的黑暗以及一切不平等，他们的责任告诉他们坐而等孰若起而行。为了改变世界，就得冲破一切藩篱，去将人世的惨淡揭露给世人看，将真实的东西剖析出来，从而才能达到疗效的目的，社会才有希望。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要在批判中发展的。社会学家应具有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这是社会学能否焕发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批判精神是指人们从科学和价值两个维度对人类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质疑和反思,这种反思表现为辩证的否定和对话.从根本上来说,批判精神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本性的理论表征”，只有而后反思，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某个事实、某个学说，这时创新思维便占主导地位，在创新中学说可以进步，从而有效地指导实践。 社会学是一门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它要求“以资料立论，以数据说话”。因此，社会学家在作调查研究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谨严，同时调查活动是集体活动，还需要善待别人、尊重他者的包容精神。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认为，这句话应该作为所有学术研究者的座右铭。它时刻提醒作为一个研究学术的人，根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社会学是改变世界的学术，社会学家要对人怀有终极关怀，为了民众而去治学。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素质，“为学之大，为国为民”。 3、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许可以用列宁的两句话作出概括：“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马克思主义引导时代前进又随着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从这部历史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社会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生动发展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将它放在当时时代的大框架中去考察、批判，不能停留在各种社会概念、理论的表面，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情与现实，深入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经济过程的层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批判的社会学分析，并开创新的学说，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态度。 4、当今社会问题与看待视角。 我国社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社会的畸形发展，经济一枝独秀，社会文化发展落后、道德堕落。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应试教育压倒一切，摧残孩子身心，消蚀青春年华。环境污染，竭泽而渔，国际环境压力和危机重重，如美日同盟的压迫，能源渠道问题，统一台湾问题等贪污腐败问题等等 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放在一个国际化的视角下来考察，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导致了问题的产生，一个关乎国民性，一个是现代科学技术畸形发展。 中国是个没有形而上信仰的国度，容易进入一个道德感缺失不知向何处去的境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说明的是基督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从文化角度考察社会变迁。中国的社会问题出现，很大程度是由于信仰缺失导致。 在古代，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不大。随着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迅速增大，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发强度。掠夺式开发的结果虽然满足了当代人的利益需求，但同时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地球。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使人欲望越来越高，让人心一些重要的情感流失，造成许多冲突与纷争。 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在于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如何培植信仰与道德观，如何避免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全球性问题，国际普遍行动与联合也十分重要。由此看来，社会学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西方社会思想史》 于海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思想史》 谢遐龄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西方社会哲学》 王守昌著 东方出版社

社会学研究报告论文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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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社会科学客观性 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它至今还带有人文学科的痕迹。但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鼓舞，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及人类行为也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由“科学”来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袁方，1995：14)。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项任务往往成为一个难题。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维过程，也是一种 文化 和意识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客观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始终萦绕的问题，问题纠缠的大部分源于对“客观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认识。 一、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研究对象上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中的现象，是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一种物态性的实体存在，客观实在性、可重复显现性和历史发展性是它的根本属性(李文华，2006)。社会科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社会世界的现象是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本身(王忠武，1999)。这个差异似乎一目了然，其实它隐藏着更深刻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 其它 方面呈现差异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在客观性方面呈现争论的源泉。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二者在客观性程度上的差别是显然的。有人否定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社会现象本身多系主观性所为，因而缺乏客观性。这种观点是把客观性的含义看做那种无人介入的、纯自然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客观性包括“那些存在于人活动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联系”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客观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其社会功能集中表现在改善社会管理和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自身的客观性。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程度可以说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键的中介地位上。且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均具有主导、规范、协调和控制作用。 二、基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实证主义和 经验 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因果决定论和普遍性等几个特性(袁方，1995：14-16)。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系指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系统地说明和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而这种说明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社会科学知识的因果决定论是指，社会科学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假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在它之前的某些事物所决定。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指，要从多种因素中找出最主要的、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因素，并把这种普通的、简化的因果说明应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下的人对同一种知识的理解和接受。 从以上罗列出的几个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像 自然科学知识 那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偶然性和独特性也更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而且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不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不严谨，往往难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准确和系统的认识，社会科学知识也更容易受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要反映的社会现象存在偏差。因此，从社会科学知识这个维度来说，目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准客观性”，亦或说是一种类客观性，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基于社会科学的 方法 论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早期社会科学由于受机械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科学的深度影响，坚持将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视作不同主张的分水岭，主观性与“心理的、有价值的”等同。“心理的”具有私人性(袁继红，2008)。孔德、迪尔凯姆等人推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排斥任何心理的因素，探索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追求普遍的唯一的本，即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因而，孔德等人将“心理的”对立面视为“客观的”，并主张用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方和比较法等研究社会现象。此外，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置于人类社会现象特有的价值上，人类自由意志赋予社会现象独有的价值。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课题具有私人性、独特性，只能采用“表意的”方法，把握主观的对象。“客观性”在此作为主观性的对立面被拒斥在外。然而，这两类主张由于都固守着明确的界限，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前者固守在价值无涉的自然领域，一味寻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不顾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后者则强调社会科学属于价值领域，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客观性，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实际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介于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韦伯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此外，韦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油研究。为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价值中立”两个核心概念，也确保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能很好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 四、 总结 ：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信仰哪一宗教，只要他们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就能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袁方，1995：16)。社会科学由于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机制，如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偶然性和独特性较大;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等，同时也难以摆脱与价值的亲和性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是在价值关联基础上获得的认识被价值立场下的人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社会事实。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没有与任何文化价值相关联，那么任何处于价值立场下的人对于研究认识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就因此取消了客观性的可能性实现，从这一点说价值关联是客观性的基础。 社会科学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在动态中近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从文化意义上对历史因果分析的不断认识，是一个追求知识对具体实在的经验有效性和对这种经验有效性不断在文化价值上重新界定的过程(赖金良，1996)。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表现是：这种研究由于实现了文化价值所界定的针对经验实在的有效性而被文化的人类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基础是文化价值和价值关联，这种研究的客观性来源则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获取的手段是被普遍理解和可接受到的，这种手段就是各种不同的理想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而这种手段的客观性基础是理想类型的开放性、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纵然如此，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被其他学科所认可，其道路还是很艰难，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袁继红，基于方法的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J]四川工农学报，2008(5) [3]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科学学研究,1999(3) [4]李文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五个差异――兼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J]科学学研究,2006(6) [5]赖金良，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J]哲学研究，1996(6)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2 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摘要：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让人们更具体地认识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这样提到：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哲学是起点，经济学是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终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践活动的一门首要科学，必须将其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新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满足中国今后长期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要求，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影响。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 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社会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新的理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发展，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念，这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它的提出推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解答了一个重大问题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探讨当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科学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人民。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的建设，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全局，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观点。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2.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 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以用16个字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这16个字中，最重要的就是“求真务实”，胡锦涛指出：求真务实，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P 3.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和理论”，?Q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4.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构 党的十七大 报告 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R14只有坚持了这几点，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实。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 (一)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研究的重点，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就是人们自身的力量。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坚持”，这是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反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方位开放、互通有无、互补互利从而使各种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话配置的经济，是一种以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世界不发生大的战争为前提的全球化的经济。这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支撑，为求稳定，不得不给社会劣势群体以福利保障，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扶贫助弱的政策，这并非完全处于富人的善心，而是处于发展的客观需要。 如今，想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重要第一条，就是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并且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理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标志着党在政治、思想路线、执政能力等方面已日趋成熟，也进一步补充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同志总结了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大大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延伸，又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把科学发展观付诸实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要义，表明我们党开始把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能等同也不能割裂，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在价值取向、目标任务、根本要求等方面是统一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二者在一定 社会实践 基础上还可以互相转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是以人为本，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力量源泉。 就当前我国的国情来看，生产力水平还有待提高。离开发展片面追求和谐，或者离开和谐片面追求发展，就无法协调，无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与和谐有机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要坚持的正确原则。 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宏伟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这要求领导干部联系实际、统筹兼顾、运用发展的观点、坚持创新的思路不断开拓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格局。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1.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是发展 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它使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在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所有国家都在谋求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及精神实质，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了指导作用。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正实现这一目的。 2.“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党的宗旨和使命。这就是要求我们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全面”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协调”就是指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即协调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走上全面提高的文明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的建设步入正轨，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注释： ?P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 读本.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Q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R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信息不详. [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信息不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猜你喜欢： 1. 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2. 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3. 哲学社会科学类论文范文 4. 哲学社会科学类论文格式范文 5. 社会科学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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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论文拼凑一个吧 这类的论文比较少，主要是学的人比较少。

即读后感。有趣的数学书，寓教于乐。为什么它很吸引人呢？《玩转几何》我多次读下来，认为它里面有很多诀窍、捷径的提示，而在课堂上却学不到这样的知识。它就是抓住了这种心理，把我一步一步地引进新奇的几何世界里。它的内容是怎么让我着迷的呢？怎么让我如登山运动员一样逐步攀上高峰呢？由一步一步的顺序结构让我逐渐懂得数学几何知识。首先，进入难度高的几何前，用自我评估来准备你所需要的工具，让你进入登山前的备战，比如比例和三角形的关系。然后用一些小故事帮我了解更深，继续用幽默的手法教我怎样画图，这时我已经不知不觉被它带上登山的曲折的路上。前面知识具备了，紧接着开始学公式的计算和运用，例如sin、cos和tan。了解简单的公式计算后，帮我很好应用几何难度高的公式，此时你一看就会觉得眼花，例如sinA\a=sinB\b=sinC\c,可爱的玩转几何像妈妈给摇篮的婴儿讲故事一样告诉我解决的思路和方法，让我的眼见顿时开阔。最后更深入的学习，给我一道综合性练习题，并带有讲解，测试我学到的几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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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文化系别：中文系 专业：08新闻 学号：200830161010 姓名：李西淳 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内容摘要：经济学需要很好的逻辑能力，数学培养了这种能力，经济学还要有计算等方面的能力，这也是数学需要并培养的。高等数学主要是侧重于掌握数学知识，及培养应用数学的能力，而数学分析却对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大有作用，数学可以是研究经济学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关键词：数学 经济学 关系 意义 局限性 一、 数学与经济学关系概述数学与经济的关系在今天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任何一项经济学的研究、决策，几乎都不能离开数学的应用。比如，在宏观经济中的综合指标控制、价格控制，都有数学问题，在微观经济中数理统计的“实验设计”、“质量控制(QC)”、“多元分析”等，对提高产品的质量往往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当代西方经济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经济模型，从中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进行决策和预测。 当今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领域越来越广泛。自从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创设以来，利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理论成果获奖不断。事实上，从1969年到1998年的30年中，有l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以数学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占总人数的％；而几乎所有的获奖者都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理论。在中国，最近几年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问题讨论比较热烈,数学的介入究竟是祸还是福，对此,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认为，数学使经济学由乌托邦上升为科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数学就像魔鬼一样，会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在经历大力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热潮后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思考和探索。二、数学对现代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学发展以及研究的深化，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在考虑和研究问题时，要求具有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模型和通过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需要完全弄清楚一个结论成立需要哪些具体条件。单纯依靠文字描述进行推理分、析，不能保证对所研究问题前提的规范性及推理逻辑的一致性和严密性，也不能保证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证实性和理论体系的严密。这样以数学和数理统计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就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每个学习现代经济学和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人必须掌握必要的数学和数理统计知识。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要用到数学、数理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且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自己做研究，给出结论时所需要的边界条件或约束条件。理解概念是学习一门学科，分析某一问题的前提。如果想要学好现代经济学，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就需要掌握必要的数学。二、 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意义 如果经济学没有采用数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许多经济学概念是需要用数学来定义，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也主要是通过运用数学语言来分析和研究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因此，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的作用是：(1)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炼，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2)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应范围，给出了一个理论结论成立的确切条件；(3)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4)它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四、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首先，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考虑或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数学作为工具和方法必须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中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能将之替代经济学。其次，经济理论的发展要从自身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去研究、分析现实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经济学中运用的任何数学方法，离不开一定的假设条件它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场所，而是有条件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再次，数学计量分析方法只是执行经济理论方法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工具。经济学过分对数学的依赖会导致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和经济研究向度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数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数学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用到数学、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因此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参考文献：田国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张真．投入产出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机理分析[J]． 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 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

当代社会读书问题研究论文

当今社会读书是否需要咬文嚼字:古人讲皓首穷经,也就是说做学问一途是没有尽头的,尤其是当下这个时代.而我们所谓的道理,往往又只是相对而言.就好比此时此刻行得通的规律,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又未必成为规律.所以,研究什么只要适合当下便已足矣.即研究也有个度,读书如果过于刻板,非要穷究道理,那就是死读书,要常常抬起头来看周围,因为至理是相通的,往往我们过于纠结于一点,就成为了一叶障目,成为蹲在井底的那只青蛙,眼里只有一线天而已.真正读书的人,不但要从书本上寻找道理,更要在实际中去证悟道理,如此方是读书之道.读书不是为了死记硬背哪些知识,而是为了增长智慧,成为自己的能力.如果固执于一点,那就成了舍本逐末,忘记了读书的本来目的了.不是你思想有问题,而是要在不懂的时候尝试换个角度,换个问题去观察.这个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看自己熟悉的汉字,忽然就看着不像是那个字了,其实变的不是那个字,而是我们过于执拗了.当你转过这个弯子,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又是一片新天地了……朋友哲学高,但是我平时应该更注意什么才能更易放下一些事情而不固执,还有怎么做到细心而不急躁?已经明确的道理不必深究,已经论证的道理不必深究,已经被普遍承认的道理不必深究……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搞科研的,你研究的再透彻也没用.比如开叉车的要是还得考职称英语,那就是坑爹……呵呵~开个玩笑.把眼光放在实处,放在生活之中,放在具体的事情上,你就能慢慢地将心平静下来,做到细心而不浮躁.浮躁往往就是因为失去了根基而产生的动摇,而我们的根基就在生活本身.

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名言是和读书息息相关的。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享受读书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酷爱读书，他的一个富翁朋友就与他打赌，让他住进自己的庄园，每日独守书房，时间为一年，如果能坚持下来，就将庄园输给他。一年过去了，当那个酷爱读书的人从容地走出来时，富翁履约将庄园送给他，可他却说，谢谢你让我读了那么多的书，了解了这么多的知识，我还要你的庄园干什么呢?说完飘然而去。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虽还懵懵懂懂，却也似懂非懂地明白了些什么：书居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它除了能净化人的思想，开启人的智慧，还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灵享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地理解了这个故事的含义，也爱上了读书。

我起初爱读神话、寓言。那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妙故事，像一块磁铁，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于今天，回想起那个在大年夜冻死街头的小女孩我仍心生怜惜;回想起那个自以为身着华丽衣饰，事实上却一丝不挂的愚笨皇帝我仍替他悲哀;回想起那只狡猾透顶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仍暗自发笑……

步入小学后我开始接触名著。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不屈于命运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不息的精神让我折服;读《爱的教育》，主人公安利柯周围那群可爱善良的小朋友以及这所处处充满爱的学校让我感动。

现在升入初中，我更懂得了该怎样享受读书。我爱在冬日闲暇的午间，坐在阳光下，泡一杯暖茶，在袅袅的茶香中，翻开书的扉页，用心品读。在《红楼梦》里，我与书中的林妹妹一起忧愁，与史湘云一起快乐，与贾母一起烦恼。从《水浒传》中，我了解了武松的勇猛，宋江的侠义，吴用的才干，鲁智深的豪爽……此时，分明感觉到，读书是一种情调，是一种享受，甚至是一种奢侈。而读这些我所热爱的书，更让我体悟文学的海洋是广袤无边的，它会在我们享受它的同时，启发我们对人生的思考。

如今，我深深地体会到，读一本好书，就像乘上了一列远行的列车，眼望着新奇的风景，心情会是多么舒畅。有时，又像面对着一位陌生而又亲切的朋友，听着他曲折动人的故事，被那娓娓叙说的气氛感动着，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没有书籍，那么，哪来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文明?如果世界上没有书籍，又何谈华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如果世界上没有书籍，我们也就看不到牛顿、爱迪生、居里夫人这一代伟人的辉煌成就。如果世界上没有书籍，人类也就失去了支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

托尔斯泰曾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那么就让我们握着这把理想的金钥匙，赶快去寻找智慧的大门吧!

谈读书

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似乎是一件苦差事，不然，为什么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呢?读书似乎又是一件快乐的事，否则，为什么有人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却不可以不读书呢?

有人说，读书好，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千钟粟，有车如簇。看，有权有势又有钱，更有一位“颜如玉”来“红袖添香夜读书”。你说，读书好不好?诚然，名利声色确实吸引了不少沽名钓誉之徒。但除此之外，读书一定还有别的什么魔力，吸引着那些虽然清贫却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莘莘学子吧?

我爱读书，既不是为了“黄金屋”，也不希望有“颜如玉”，只是从实践中体会到读书的无穷乐趣。

首先，读书的一大乐趣在于随心所欲。主人是你，是你去读书，而是书来管你。试想，一个大书架，塞满了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侦探、言情、武侠……看哪一种都可以，不着急。而它们对你，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么多古圣先贤，在静默地等着你，为你述说他们的思想。你可以向孙子请教兵法，跟海明威谈斗牛，还可以跟司马迁谈天下大事——总之，当家的是你。慢慢的，你会觉得，世界如此之大，生活如此之多彩，大自然如此奥妙无穷，仿佛所有的知识画卷在你的脑海中一一展现。而你也已超然物外地掌握着历史。久而久之，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愈演愈烈。不变为“书痴”者鲜矣。

书趣之二，在于可以大发议论。凡着书立说者，必为一时之俊才。虽是俊才，有时也会有疏漏，而这疏漏偏偏被你看出来了，你高兴不高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句是写李白的。但你想，如果把“臣”字写成“爷”字，不是更好地表达他的酩酊大醉之态么?一时间意得志满，好像杜甫都要来拜你为“一字师”。大发议论，使你与作者有并驾之感，精神上快乐无比。

书趣之三，当你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或是当你对某一个问题小有心得时，打开一本书，发现已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充分的论述。正好搔到你的痒处，正中下怀，喜乐不禁。于是一切都已明了，一切付出的辛劳都有了回报。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是什么也换不去的。

书趣之四，当你看了一本好书，被它的内容所征服，在你与朋友交流时侃侃而谈，书中的妙语一句句往外跳。朋友们瞪着钦羡的目光：“士别三日，可得刮目相看啊!”只有你知道，这是看了书的缘故。小小的虚荣心再次被满足。读书好不好?

书趣之五。在于藏书，鉴于大家都是中学生，没什么钱。这点，不谈也罢。

历数了这么多书的好处，那么你是不是觉得手痒痒，想翻开一本瞧瞧呢?书有很多种，有的要正襟危坐地钻研，有的只是一种消遣，还有一些会把人诱进死胡同里，再也出不来的。既然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把书当作敲门砖去扣开那名利之门，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读好书，读那些不光是为了消遣，更能提高我们的书。比如说《唐诗三百首》，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再比如《三国演义》，日本人从中学到了企业管理，用人之道，我们能学到什么?再比如《沙翁戏剧集》从中又能领会多少道理呢?不光只看纯文学作品，还应看看人物传记之类的，看看别人是怎样为了理想不屈不挠地奋斗至成功的。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辨。”总之，读书能造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但不读书，肯定是百害而无一利——让我们都来读书，读好书吧!

谈读书

也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整整活了一辈子，却没有读过一本书，因为他们不认识字，不会读，或者没有接触书的机会，无论如何这样的人生是令人遗憾的，苍白的。

书是前人文化的结晶，其中蕴含着无限的经验、知识与哲理，是人类的宝贵遗产。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品味高尚的人谈话，从中能领略到他的风采，感受到他的魅力，能使顿觉清爽，豁然开朗。

读一本好书，能改变你的一生，引导你走向成功，但读书要讲究方法：

一、有的书可以泛读，而有些书则必须细读、精读，必要时应该记笔记，有诗云：“万绿丛中一点红”，这里我们不妨借喻，把读书的泛览比做万绿之丛，把精读、细读看成一点之红，进而把“万绿”比作茂密的树叶，那么没有绿叶就育不出红花;没有红花，绿叶也徒有其茂，空有其绿。因此读书必须把泛览与精读的范围与内容选择好，结合巧，否则就是“学不善法”，引出的结果就是“事倍功半”。

二、读书我们不能只读它的表面意思，而要发掘其内涵，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这就要求我们反复读，“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嘛。

三、读书中遇到了难题，可以多读，研究研究，也可以向老师、家长请教，要勤查字典、查电脑，字典、电脑是你最好的老师。

四、读书要独立思考，注重观察，重视实践。读死书害人，要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要多思考、多观察，留心世事，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部活书。

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书，会得到不同的感受，这与读者的心态与人品有关，当然也与书本身有关。一本好书确实能反映生活的五光十色。

我们要三思而后读，书有好坏之分，读一本好书能够洗去心灵的污垢，读坏书能使人变得更加邪恶。读坏书还不如不读。所以，我们读书要有所选择。可见书也是一柄双刃剑，读得好越读越聪明，读得不好越读越愚蠢。

有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采用一目十行的方法进行阅读是会影响记忆效果的。”深入了解发现他们的认识是因为读完一行文字一定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快速阅读、一目十行使得很多文字都无法进入眼睛，更不要说是被大脑记住了。还有的人的观点是：快速阅读只能用来粗读，要想精读和记忆必须一个字一个词地阅读。对这些错误的认识和看法，我想从原理上和自身的经历介绍一下快速阅读优势。快速阅读其实也就是一目十行的阅读，说白了就是必须要“快看”。改变不了咬文嚼字的读，就不能奢谈快速阅读了。有的人不相信快速阅读的效果，因为他们阅读始终遵循逐字逐句逐段逐篇的传统方法。当我们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只有把一个个字、一个个词连在一起才能完整的理解作者的思，一段文字才能实现一个有效的表达。在阅读中，很多的语气词、语法词汇都是不重要的信息快速阅读的时候应该忽略掉，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是文章的关键词，比如记叙文阅读的时候要知道文章的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重要内容。同时文字和上下文之间也是有着大量信息关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几行或一页的文字内容中有着重要信息的词汇并不会太多，这就是快速阅读的最基本的原理。仅仅了解了原理并不能掌握快速阅读，还需要大家认真学习技巧并坚持训练。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首先要纠正自己先前一个字一个词阅读的习惯。我给大家讲讲自己的经验吧，一开始面对大量文字的时候，我就让自己迅速的用眼睛扫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回忆这些文字的主要意思。开始的时候是只能记住一个词或半段话，但是通过快速阅读软件训练一段时间后就发现以前记不住的现在变得记忆越来越清晰了。然后我就给自己增加了难度。前不久，我参加了同等学力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一本几十万字的大纲，我只用10个小时的时间就读完了，之后在考试中轻轻松松的就过关啦，心情真是很happy呀！不过，快速阅读从入门到熟练是一个既容易又不容易的过程。说容易，是因为快速阅读的原理其实很简单。说不容易，就是要掌握好阅读的技巧，同时运用到平时的阅读和练习中，并且坚持不懈。咱们中国的不是有一句老话叫：“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吗，一门功夫，不长练怎么能够熟练呢。快速阅读能够让我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在这个知识、科技大爆炸的时代里，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知识，速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社会研究方法论文读书笔记

社会学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学科，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一门现代学科。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研究方式的学科。社会学主要涉及科学主义实证论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它们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共同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社会福利为主要目标。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因此社会学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下。社会学在研究题材上或研究法则上均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传统研究对象包括了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越轨行为等，而采取的模式则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由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是由社会结构、个体机构的影响下塑造而成，所以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学进一步扩大其研究重点至其他相关科目，例如医疗、军事或刑事制度、互联网等，甚至是例如科学知识发展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一类的课题。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方法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在20世纪中叶以来多样化的语言、文化转变也同时产生了更多更具诠释性、哲学性的社会研究模式。

【这篇读书笔记是研一上学期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上老师让我们读涂尔干的时候写的~如今成绩已给出，就放到里作为我的第一篇文章吧，希望有个好的开头，以后能坚持写下去！】 -------------------以下正文----------------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是涂尔干晚年完成的一本书。可以说，涂尔干这一生所做的研究，一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二是他研究的主题总是与社会有关，或者说是站在社会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如果说孔德是社会学之父，提出了“社会学”这个概念，那么涂尔干才是第一个将社会学应用于实证研究、告诉学界对于现象的解释还可以存在社会学这样一种解释方法的人。涂尔干对社会学功不可没。因袭着《社会分工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自杀论》等以社会的视角解释现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以社会的视角解释宗教何以产生，宗教的基本形式是什么。 一、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什么？ 在导言中，涂尔干告诉读者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宗教社会学和知识理论。通过研究最原始、最简单的宗教了解宗教起源，本书总的结论是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源于社会，宗教所表现的是集体，仪式是集体产生的行为方式；对于知识理论方面，涂尔干演解决的问题是，范畴既不是先验论认为的先于事物产生的观念，也不是经验论所认为的产生于客观事物，范畴表现的是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最普遍的关系，范畴起源于社会生活。 除导言之外，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先导问题”，讲述了宗教现象并对宗教给出了定义，谈论了基本宗教的主导概念，并提出涂尔干自己的研究对象——图腾制度。第二卷是“基本信仰”，从图腾信仰及其起源、灵魂观念、精灵和神的观念展开论述。第三卷是“主要仪式态度”，阐释了消极膜拜、积极膜拜和其他仪式和神圣观念。最后阐述了本书的结论，即宗教根源于社会。 涂尔干这本书是社会学实证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研究脉络清晰，框架呈现非常自然，逻辑严谨。他在本书中所提到的部落、习俗均不是他亲自考察所见所闻，书里的材料均属于第二手资料，涂尔干运用自如，不但能从文献中找出支撑自己观点的材料，还能有理有据地批驳其他研究的不足之处，以上这些，不都是现今社会学研究仍需学习的地方吗？ 在第一卷里，他以非常严谨的方式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宗教）下了定义。他的严谨之处在于首先批判了已有研究将宗教定义为“超自然的”和“神秘的”，他认为，在原始人自己看来，借助仪式求雨、使土地肥沃、使自身兴旺繁盛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用高科技人工降雨一样自然，毫无“神秘”之处。他指出，在定义宗教的时候，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代替原始人思考。然后他又批判了将宗教定义为与神或精神观念相关的定义，实际上，在现存的很多宗教里，都没有对神的膜拜仪式，比如佛教教义就完全是无神论的，它强调的是自身的修为，认为人要苦行修道才能获得解脱，修成涅槃。因此将宗教定义为与神有关就不合理了。他通过例证指出，宗教的两个基本范畴是信仰和仪式，而最明显的特征则是将世上的事物分为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但是这样一来，巫术似乎也符合了宗教的定义，为了将巫术与宗教相区分，他提出了宗教的另一个必要特征，即教会。于是他给出了宗教的定义——“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 有了这个定义，涂尔干接下来就想要找出宗教的最基本要素了，而当时，对宗教基本要素的看法有两种，一种是泛灵论，另一种是自然崇拜。泛灵论的代表人物是泰勒，他认为宗教始于对灵魂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来源于原始人做梦，他们做梦发现自己身在一处，醒来却身在另一处，于是对此他们的解释是有灵魂存在，而由于原始人智识有限，不能区分有生命的个体和无生命的个体，因此他们认为万物皆有灵魂，这些灵魂既会害人又会助人，为了趋利避害，他们就产生了灵魂崇拜。斯宾塞反驳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即使在动物那里，对有无生命的区分也非常发达了，他认为是语言混淆导致了崇拜，如祖先名叫“老虎”，在祖先过世后，对祖先的崇拜就渐渐会变成对真的老虎的崇拜。对于泛灵论的批判，涂尔干是这样说的，原始人因为想象两个自我（一个身体，一个灵魂）而产生对灵魂的崇拜，但是为什么原始人会去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而不直接简单的认为人在睡着之后就可以看见远方的事物呢？何况他还可以与做梦梦见的人对质，一旦发现自己所梦之事与别人不符，泛灵论的基础就会很轻易的被推翻了。而对于斯宾塞的观点，涂尔干也进行了否定。他认为对于祖先死后的崇拜是宗教发展很完善之后才有的事，而原始人崇拜的对象在活着的时候神圣性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泛灵论实际上将宗教还原成了一种幻觉系统。 自然崇拜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斯·缪勒，他认为，宗教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从经验中获取权威的。宗教最原始的崇拜是自然力量，而其原因则是语言对思想的作用。他认为人们通过语言对现象命名，又将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进行类比，所以这些自然现象中的“某些事物”就被想象成具有人格特征的能动者的形象了，这到最后就演变为“神圣人格”。涂尔干却不这么认为。其一，自然崇拜的这套说法并没有客观基础，将宗教还原成“一个毫无客观价值的没有遮挡的比喻”，和泛灵论一样，将宗教变成了一个幻觉系统。其二，自然崇拜认为人们崇拜自然是因为人类畏惧自然，认为自身太过渺小想通过崇拜获取自然的保护，但事实恰恰相反，宗教分明告诉人们，信仰可以移山填海，支配自然。 在这里，涂尔干显然采取的是先破后立的方式行文，在破泛灵论和破自然崇拜关于宗教基本要素的看法后，涂尔干指出，最原始最基本的膜拜是图腾膜拜。 于是，在第二卷“基本信仰”里，他主要讨论了图腾信仰。图腾首先是一种名字和标记。它的形象既可以是动物、植物、非生命体（风、雨、日、月等），又可以是一个事物的一部分，还可以直接以祖先作为图腾（即图腾取自于神话）。在绝大多数部落里，子女生来就采用母亲的图腾，有些地方图腾则传自父系，还有的子女图腾来自于神话祖先。涂尔干指出，图腾所代表的事物的神圣性来源于图腾标记，不能将图腾制度看作是动物崇拜，因为人自身也有神圣性，比如人血和人的头发具有和图腾标记一样的神圣性，所以人对图腾动物不是崇拜，人和图腾动物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仅如此，一个氏族以一个物种作为图腾，那么他们对这个物种还具有所有权。图腾制度不仅论及了人与动物的关系，更提供了一种宇宙观。在澳洲部落里，原始人用图腾给万物分类，每一个物种都能在分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系统分类的方法是以社会组织为原型，以社会形式作为框架的，所以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是社会的产物。图腾不仅为宇宙万物分类，也把人的男女分成了不同的性别图腾；个体作为群体成员，除了拥有集体图腾，还可以拥有个体图腾。集体图腾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拥有，但个体图腾却是要通过特定的仪式才能获得，并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个人和个体图腾的关系要亲密与集体图腾。通常巫师、祖先等人由于有神圣性，都具有个体图腾。 那么，这些图腾信仰是怎么来的呢？以往学者有这样一些观点：泰勒和维尔肯认为图腾信仰源于祖先崇拜，杰文斯认为源于自然崇拜；弗雷泽等人认为集体图腾的产生来源于个体图腾等。这些学说在涂尔干看来，要么在解释宗教的时候会遇到难题，要么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总之，都是站在其他宗教制度先于图腾制度产生的前提下解释图腾制度的。但事实上，图腾制度才是最原始、最基本的。 涂尔干认为，图腾的本原是一种宗教力，正是对这种力的崇拜导致了图腾信仰。这种力是无处不在的，它既会规范物质，又能约束道德。那么，这种图腾力是怎么来的呢？他认为图腾里来源于氏族。对图腾的崇拜实际上是对氏族社会的崇拜。在第二卷第七章中，涂尔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集体欢腾”，即原始人在日常生活中劳作、生活，是很平静的，然而在集体膜拜仪式中却可以很兴奋、冲动、情绪激昂，他们不明白何以如此，就认为是“神”的力量导致的。但事实上确实因为社会的作用。凡俗世界的人通过集体欢腾进入神圣世界，有了平常感受不到的情绪体验，这些膜拜仪式表面上是在强化信徒与神之间的归附关系，但刚刚已述明，神是社会的化身，所以膜拜仪式实际上是强化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是宗教构建了两类完全不同事物（神圣和凡俗）之间的亲缘关系。 在基本信仰的最后，涂尔干又指出，对灵魂和精灵的崇拜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图腾崇拜。 既然宗教的两个基本范畴分别是信仰和仪式，说完信仰，涂尔干就在第三卷论述了“主要仪式态度”。 宗教仪式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一种是消极膜拜，一种是积极膜拜。 消极膜拜主要由禁忌构成。这些禁忌既有接触禁忌——凡俗事物绝不能接触神圣事物，也有交流禁忌——重大仪典不许说话，除此之外，某些场合，连看都是不允许的。总而言之，禁忌的原则就是神圣和凡俗必须严格区分开来。消极膜拜虽然是苦行的，但它对于培养个体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却具有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些仪轨施加的苦难可以培养和锻炼人类，使他们获得平淡和忍让的品质，激励人们发奋图强。而消极膜拜产生的原因就是神圣和凡俗之间的对抗，二者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使人们必须按特有的方式来对待神圣世界，所以它们的行为必须与在凡俗生活中不一样；其二是因为神圣具有传染性，凡俗对神圣的接触会使宗教力出离原来的范围。 积极膜拜是指人们相信他人与宗教力之间有一种积极的、双向的关系，积极膜拜就是对这种关系的规则和组织，他们举行仪式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证图腾物种繁衍的仪典，第二阶段是举行食用图腾仪式。而食用图腾是一种事物共享行为，原始人从食用图腾来维护和补充自己的能量使自己得到恢复和再生。人和神的膜拜是希望众神不死，维护万物生长平衡；而神也必须依靠人们相信才能存在。所以涂尔干说，“膜拜的作用确实是定期地再造一种精神存在，这种存在不仅依赖于我们，而且我们也赖以存在于它。而的确有这种存在：它就是社会。” 积极膜拜分为不同的仪式。包括模仿仪式和表现仪式。模仿仪式是人模仿图腾所代表动植物的外形或行为，通过相似传播神圣性，通过模仿仪式与神圣沟通，同时，模仿仪式也是为了确保图腾物种的繁衍。表现仪式是原始人通过戏剧表现神话传说，它的目的是把氏族的神秘过去重新唤回到人们心中。仪式是为维护信仰而存在的。这些仪式还向我们展现了宗教的娱乐要素和审美要素，因为娱乐也是精神再造的一种形式，而这正是积极膜拜的主要目的之一。 涂尔干单独分出一章讲述一个仪式——禳解仪式。禳解仪式是指那些在不安或悲伤状态下举行的仪式。最早也最重要的禳解仪式是哀悼仪式。涂尔干通过列出几个部落的哀悼仪式指出，哀悼并不是个体感情自发表达，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因为某个人死后，他的家族群体会发觉自身被消弱了，为了表现道德统一性和凝聚力，群体便出现了哀悼行为。 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看上去泾渭分明，但事实上，神圣观念是具有模糊性的。反神也是神，洁净和不洁可以相互转换，良善力量与邪恶力量有相同的性质（同样强烈、具有传染性、有所禁忌、同样神圣）。所以涂尔干指出，无论宗教生活外表多么复杂，本质上都是一元一体的。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涂尔干显然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总结道，宗教是源于社会的，宗教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集体理想。他对社会抱有非常大的期望，他说，“能够振奋我们精神力量的唯一生命之源，就是由我们的同类构成的社会；能够维持和增加我们自身力量的精神力量，只能是从他人那里获得的。”对于那些科学主义者，他认为科学本身也是一种信仰，科学也源于宗教。 二、我读完这本书思考了什么？ 1 、涂尔干的研究方法 可以看到，涂尔干这一生都在致力于将社会学变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本书中，他所使用的方法是比《自杀论》更为鲜明的社会研究方法。如果说，《自杀论》是将孔德所谓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付诸实践，让科学研究中从此有了社会学视野，使社会学实证研究从此不是一纸空谈；那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则是一本集大成者，向现代的研究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 涂尔干的这套方法，如今几乎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标准和模范。他首先是提出研究问题，阐明研究对象，然后给出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概念定义，接着进行文献回顾，在对前人研究所得的总结和研究不足的分析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最后给出研究结论，与导言相呼应。涂尔干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准则》中提出要“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因此对于前人将宗教解释为幻想体系他给出了批判，然后又用社会存在解释了宗教。因此他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反观现今的社会学研究，仿佛涂尔干所做的非常连贯非常有逻辑的那一套在现代社会学研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套“定”则，没有逻辑没有理由，就像八股文一样，它变成了一种要求、一种束缚，必须按照这个样本行文，不能“篡改”，因此现在做出来的很多研究是没有可读性的，因为它行文根本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块一块的。这样的研究做出来之后，又会变成后人研究时所要参考的文献，这样的文献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我觉得我们所缺乏的不是研究者，而是开放和包容的研究态度，以及让研究“从群众中来”最终能“到群众中去”，回归群众甚至是回报群众的行文思维。所以大量统计和模型的堆砌、板块式的毫无逻辑的文献作为研究成果，根本就不亲民，也不是好的研究。 说到文献，涂尔干对前人（主要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人类学家们）文献的研究已达到令人折服的程度。文献数量之广、内容之深刻，以及涂尔干本人的解读、运用之精妙，恐怕至今还在社会学界数一数二。可想而知他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之多。他所做的工作是真真切切将前人的研究精读吸收之后，概括出真正有意义的脉络。回想做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最怕的、改了最多次数的也是文献综述，那时候不过是非常随意地去知网找一些相关的文章，提炼主要内容，找出文章中一些不痛不痒的不足，有时候发现，做出来的文献综述根本对自己的研究起不到丝毫的指导作用，但是放在文中不尴不尬又不能删除。甚至有时候看别人发表的硕士毕业论文，在文献综述这一块也有这样的问题，这确实值得深刻思考和反思。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地方是对于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是指“把两个以上的民族进行对照研究”（闫钟，2002），包括历时性的比较和共时性的比较。历时性比较是为了看两个或多个社会同样的制度在历史中的演变，共时性比较是看在同一时间段两个或多个民族在制度、习俗等各方面的异同点，以求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通则。涂尔干这本书中，他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两个原始部落——澳洲的土著和美洲的印第安人，正是通过对这两个部落的比较研究，涂尔干才能发现以往研究可能的错误，比如认为个体图腾先于集体图腾存在，或者图腾起源于宗教等，从这些被他证伪的结论里他才能发现真实。 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是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和环境的不可控性。这就决定了研究社会科学很难采取纯粹的实验方法。多数时候，社会学家们只能比较两个较为相似的社会事实，将他们之间相同的部分作为控制变量，将不同的部分做比较，以此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涂尔干对比较历史方法的运用，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学不是一门单纯描述社会现象的“坐冷板凳”的无用的科学，而是一门通过考察社会现象、比较社会现象进而可以解释社会现象的科学。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环”，分为从现象到理论和由理论到现象两个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环，前者使用的是归纳的科学方法，后者使用的是演绎的科学方法。而科学环的前身，我认为就是以涂尔干的比较历史方法为蓝本的——涂尔干通过比较方法，发现了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的共性，因此，比较方法可以使我们从具体走向一般，从特殊走向普遍，最终探索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2 、涂尔干的社会关怀 社会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研究，社会学家们所考察的任何社会现象无不是根源于人的行为，所以社会学家们通常都是有自己的社会关怀的，这一点在涂尔干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涂尔干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只关注社会现象，事实上，他关注的焦点是人的本性问题。这一点根据他对宗教的解释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他认为宗教起源于社会，人们对宗教的崇拜实际上来自于对社会的崇拜。秉承着《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的脉络，即使是研究宗教，涂尔干所关注主题仍然是社会整合。他认为，宗教生活实际上表达的是整个集体生活或者说是社会生活——它使个体聚集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仪式）从而使集体情感和集体观念（如共同的信仰）产生。涂尔干说，“所有宗教的仪式并不是要对盲目的、偶然的和想像的力量施以物质的约束，而是要引导和训诫个体意识。”宗教具有把个体和集体联系起来的特点，对个体具有社会整合作用。 在最后的结论之中，他无不表达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希望，认为以后的社会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依靠，人们依靠社会获取资源、社会因为人的存在而不会消逝，人和社会也相互依赖的一番景象。相比韦伯对未来资本主义社会会发展成为理性牢笼的担忧，涂尔干绝对是一个具有乐观社会关怀的社会学家。 3 、此书的不足之处 其实单从逻辑推理来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逻辑推理和论证是非常严谨的，但正是因为逻辑推理严谨，所以反而让这本书的不足之处露出了“破绽”——没有经验研究。 可以说，一整本书都是涂尔干在论证、在推理，却缺乏经验事实的支撑，他所见所闻的，都是人类学家“告诉”他的。就像一个侦探，自己不去犯罪现场，单凭别人给的汇报破案，可是一旦“汇报人”遗漏了什么，侦探本人是发现不了的。涂尔干也是一样，虽然他一再强调社会现象是外在于意识的，社会生活的物质不能通过纯粹心理学的因素去解释，但是这本书他就是在以自己纯粹的理解去解释。 虽然有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毕竟今天我们的研究正是在他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我们不应该忘却他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商务印书馆 [2]闫钟.试析涂尔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例[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2，2 [3]汲喆.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J].社会学研究，2009，3 [4]周树华.神圣与凡俗:二分法建构的宗教生活[J].宗教学研究，2008，2 [5]周彦汐.从逻辑形式上解析“范畴起源于社会”基于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7

初读美国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给人的印象是关于一群贫民区的小混混们在街头巷尾的生活，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街角社会》读书笔记，希望大家喜欢!

《街角社会》读书笔记篇一

威廉·富特·怀特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1936 至1940 年间怀特通过对“科纳维尔”(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进行实地研究，撰写了《街角社会》一书。该书是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街角社会》是怀特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一、关于研究方法的体会

《街角社会》是从科纳维尔的街角帮写起的。怀特以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生活中，首次将参与观察法引入城市社区的研究。怀特对街角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1、新方法的尝试

怀特在附录中提到，通过颇有兴趣的阅读林德夫妇的《中城》和卡罗琳·韦尔的《格林威治村》，怀特很有收益。但是随着他研究的深入，却意识到他所从事的社区研究并不是按照上述书中的研究路子。“当时能读到的其他许多社会学文献往往是从社会问题方面来看待社区，所以根本不存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系统的社区》。”之后，怀特通过阅读社会人类学方面的文献——马林诺夫斯基关于原始部落的研究——发现虽然研究内容和领域不同，但是其中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借鉴并可以实施的。

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怀特得以真正的“进入”社区，并将这种方法从人类学领域扩大到了社会学领域。这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以往的研究是一张社区整体状况的照片，那怀特的街角就是一部社区动态历程的电影。正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怀特重视对科纳维尔特定人和特定群体的研究，通过特定人和特定群体的生活状况、互动模式以及规则等内容分析整个社区社会结构，而不是整体的描述街区概况。 怀特这种研究方法的尝试对我也很有启发。社会研究的方法仅限于书本上介绍的内容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引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在面对具体研究对象时，要灵活的选取方法。

2、研究设计小处着眼

愿望总是美好的，而现实却往往残酷。怀特在最开始想要自己的研究同时涉及到科纳维尔的历史、经济、政治(生活水平、住房、交易、分配和就业情况)、政治(政治组织的结构及其与非法团伙活动和警方的关系)、教育和娱乐模式、教会、公共卫生保健，以及——尤其是——社会态度。然而，这显然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 当怀特拿着这份计划书去寻求建议的时候，有人泼了一盆很好的冷水。“我这部巨作刚开始就被亨德森泼了冷水。他对我说，我在这个领域中几乎还什么也没做过，所以不应该只大牛股如此庞大的计划。更合理的做法是：先进入这个领域，然后随着工作的进展，再慢慢建立一只工作队伍。”幸运的是，怀特对他的研究设计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也是伴随着他的研究不断进行的。修改的研究计划更合乎社会学的研究，把重点主要放在对人们的友谊模式进行某种社会测量研究。然而，怀特最终的行动就更为简单而有效，他渐渐发现可以直接通过观察人们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

这对我的启发是研究设计时要从小处着眼，量力而为。我们在写论文、做研究的时候往往被宏观的各种理论蒙住了眼睛，以至于在研究设计上出现偏差，让研究变得空洞无物。我们想研究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流动，但是以目前大学阶段我们的时间、精力以及能力来看，要完成一项大规模的调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何不从简单处出发?怀特可以从观察人们的行动入手来研究社会结构，我们为什么不能简化我们的设计，从最直观而基层的角度分析社会呢?

3、找到深入的突破口

找到介入的突破口对于资料的收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者要进入研究环境，要了解环境，要和研究对象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环境中重要人物的支持就非常重要。怀特能够成功的“打入”科纳维尔内部，与多克的介绍密不可分。

怀特在开始研究时对如何进入科纳维尔也“心中无数”。科纳维尔就在眼前，而怀特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于是怀特试图通过与街坊文教馆联系而进入这个街区。但是，直到经介绍认识多克以后，怀特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多克是科纳维尔街角青年，也是诺顿帮的核心人物。多克广泛的人脉资源为怀特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多克了解科纳维尔的规则，并以此对怀特提出一些忠告， 并把他介绍给诺顿帮的其他成员。怀特通过多克认识了萨姆， 从诺顿帮认识了萨姆所在的米勒帮，后来又认识了科纳维尔著名的非法团伙成员托尼·卡塔尔多。在这一过程中，多克与怀特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开始时的担保人、重要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变成了怀特研究的合作者。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应该怎样进行调查，找哪些人，怎样获得材料。

可以说多克的支持对怀特顺利进入街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研究中，我们往往要找到一个重要人物，通过重要人物，我们才能真正的进入研究环境。以社区研究为例，与社区能人联系以及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获取有利的资料信息。社区能人不仅能成为我们与社区内其他人联系的担保，同时，由于社区能人本身能力很强，他们对社区的认识和观察比社区中其他人要清晰，社区能人的观点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是一种启发和指导。

4、研究者和研究环境的相互作用

我们总是说研究过程应当抱持着一种客观的态度，要中立，要价值无涉。然而研究中的状况可能复杂的多。以怀特进入街角为例。怀特为了收集资料就需要让诺顿帮和其他群体接受他，要尽量使自己能讨人喜欢，以便人们愿意和他在一起。同时，他又尽力避免影响研究群体，希望获得没有因为自己的出现而影响到群体的情况。这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者中全神投入的寻找一个平衡点。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们看到街角青年在与怀特交流时会注意尽量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总是试图美化自己的形象。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要进行的调查中也有可能发生。研究对象展示给你的状态，可能是一种加工过的，他所建构出来的希望的状态。我们在分析资料时，就要注意还原这种建构，尽力探寻事物的本来面貌。

二、对于科纳维尔小社会潜规则的体会

怀特提到中产阶级将科纳维尔视为一团糟，认为它没有组织，充满犯罪，呈现一种社会混乱状态。然而，了解科纳维尔真实情况的人却能发现“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完整的社会制度”。

吴思先生所著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提出，潜规则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者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特定环境影响、利益博弈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运行并不总是由正式规则支配。维持社会运行的实际上是各种势力平衡下的潜规则体系。

中产阶级认为科纳维尔秩序混乱，是由于支配科纳维尔运行的并不是中产阶级认可的正是规范。支配科纳维尔运行的是另一套规则，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潜规则。

(1)社会流动方面

中产阶级认为社会流动的正途就是劳动者从最下层起步，靠着智慧和勤奋爬上成功的阶梯。对于科纳维尔人来说，要爬上这个梯子甚至只爬到最下面的一级也是十分困难的。对于科纳维尔人和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让人们认为那是一个秩序混乱、无法无天的社会。意大利人很难靠社会流动得到发展，因此意大利人不得不建立他们自己行业的等级制度。当这种制度经过时间的发展逐渐完善时，人们就更难突破这种制度找到提升了。

(2)治安方面

怀特在书中提到对科纳维尔的形式所作的观察表明，警察部门的重要功能不是执法，而是对非法活动加以管理。这也是中产阶级观点所不能容忍的。中产阶级认为必须对非法组织加以打击治理违法必须施以惩罚，而在科纳维尔，人们和景观本人则认为，警察应该信任他这个地区的人民，从而能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解决许多难题，而不必逮捕人。科纳维尔的这种灰色规则是其环境、警察个人利益与科纳维尔人获益率相互作用的产物。是支配科纳维尔治安管理的真正规则。

怀特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同的街角社会——它并非人们惯常认为的混乱无序，非常有组织、有结构的一个社会。可以说，质性研究方法的选取在怀特成功的研究中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

《街角社会》读书笔记篇二

自从接触到社会工作这个专业后，我就对社会学所涉及的研究方法十分感兴趣，特别是实地研究。我好奇于要如何开展实地研究的计划，好奇于如何让当地人接纳自己并让自己融入当地并成为其中一份子，更好奇于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客观态度记录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我渴望能够更切身地接触到实地研究这种社会研究方式，然而却一直没有找到一本真正让我能够深入了解实地研究法实际情况的书，直到第一次接触到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撰写的《街角社会》，才让我对实地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街角社会》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大利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而这本书最独特之处是作者怀特是以被研究群体一一“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来进行他的研究的，即实地研究，而且怀特采取的是典型的参与观察法，就是通过亲身与被研究者接触，从而拿到最真实第一手数据。这也正是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