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编辑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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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史精华不建议看杂志，杂志毕竟是一种快餐式的东西，营养不高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历史系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当代中国史研究 北京 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档案学通讯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近代史研究 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考古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抗日战争研究 北京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史研究 北师大史学所 北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世界历史 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文献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社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农史 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科技史料 北京中科院自然学史研究所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百年潮 北京 中共党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出版发行研究 出版发行杂志社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档案学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档案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敦煌研究 甘肃敦煌 敦煌研究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故宫博物院院刊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胡适研究丛刊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学报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主要著作《当代中国思想探索中的“责任”观念》（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0万字。《咖啡：黑色的历史》，翻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3万字；《当代中国的“人——自然”观》（主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9万字；《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38万字；《明代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6万字 ；《全球文明史》，主译、校对，中华书局，2006年版，2010年再版，110万字(原著:Peter N. Stearns, Michael Adas, Stuart B. Schwartz, MarcJ. Gibert,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3rd edition. New York: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1.)；《当代文明的困惑与追求——解读<人类责任宪章>》 （主编），团结出版社2006年 ，25万字 ；《学史丛录》，中华书局，2005年，28万字 ；《李洵先生纪念文集》，与罗冬阳共同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2004年，40万字 ；《克林顿弹劾案与美国政治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33万字 ；《中国古代史》，（国家九五、十一五重点教材），与赵毅共同主编，高教出版社，2002年第1版，2010年第2版，94万字。《钦定八旗通志》，李洵等主校点，校点者，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共12册 ；《中国与印度：两个文明的对话》，主编，吉林摄影出版社，2001年，14万字 ；《历史理论基本问题》，主持合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3万字；《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蒋大椿主编，参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1307页 ；《千秋功罪:君主与中国政治》，与何宛英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18万字 ；主要论文史学理论《关于学术史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11年1期。《关于中国史学研究国际化语境建构的几点看法》，《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5期；《<全球文明史>的独特视角》，《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看法》，《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关于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设计方案的意见》，《李洵先生纪念文集》，东北师大出版社，2004年 ；《历史分期的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史学集刊》，2001年第4期；《东方与西方历史观的对话：与美国学者萨米尔·皮尔逊教授就历史观的探讨》,《东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科学哲学与历史学的观念》，与赵毅合撰，《长白论丛》，1993年第1期；《历史发展动因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与杜文君合撰，《时代论评》，1989年第1期；《卡尔·波普的科学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求是学刊》，1988年第2期；《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历史比较研究的观念》，《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评析》，《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关于史学方法论对象及其结构关系的探索》，《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史学理论”讨论》（张亦共、王和、赵轶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3期；明清史“Great Divergence or Great Convergence?A Civilizational View of the Historical Trend in Ming-Qing China”，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美国《中国历史研究》）,, , 2011.“Testamentary Edicts of the Ming Dynast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美国《中国历史研究》）,, , Spring, 2011.“The Historical Trend of Ming China: An Imperial Agric-mercantile Society”,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No. 1, 2008.《奢香的遗产——明初政治文化外缘区域秩序建构的一个案例》，《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古代文明》，2011年3期。《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求是学刊》，2011年1期。《明史以外看明史：明史研究范式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10年6期。《新华文摘》2010年18期转载。《明代的遗诏》，《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1期。《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初稿），《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度牒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变迁》，《求是学刊》，2008年第4期。《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对<明夷待访录>的一种新解读》，《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明代僧道度牒制度的变迁》，《古代文明》，2008年第2期。《明朝宗教政策合论》，《古代文明》，2007年第2期；《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1期；《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明太祖的国家宗教管理思想》，《暨南史学》第二辑，2004年；《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十七世纪前后中国北方宗教多元现象初论》，《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儒家思想与十七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明史研究》，2001年第7期；《儒家传统与晚明士子和妓女的交往》，《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山人与晚明社会》，《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悍妻”现象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与赵毅合撰，《明史研究》，1995年第4期；Concubin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Study of Xingshi yinyuan zhuan Past Imperfect,1995:4, 《太监魏忠贤与天启帝》，与Jennifer Jay合撰，《史学月刊》（台湾），1993(65)；《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李洵教授学术评介》，与赵毅合撰，《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明末清初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沉沦感》，《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黄宗羲思想三议：读留书札记》，《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论清统一的局限性》，《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通论《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对当代文明基本处境的一种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5期。《和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北华大学学报》，2010年6期。《责任文化的苏醒》，《文景》，第64期，2010年4月。“The Meaning of Peace in Chinese Culture”(和平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in Henri Bauer and Nathalie Cooren edited, Visages de Paix: Dans la Tourmente, Paris: Irenees Institut de Ressource pour la Paix, 2010.《寻找与自然平衡的生存方式》，《中国教育报》，2009年1月12日。《中欧论坛与中欧知识共同体》，《文景》，第41期，2007年12期。《荣辱观与当代中国伦理建设》，《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4期。“Le sol dans le confucianisme”(土德：儒家土地观念的现代诠释)，sols et societesregards pluriculturels，Paris: Edition Chales Leopold Mayer, 2001,；中文翻译版为《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土壤与社会》，[法]拉巴·拉马尔、让-皮埃尔·里博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介绍一部新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大学教育》，2003年第4期；《历史是生活：游学加拿大散记》，《文明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评任爽新著<唐代礼制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论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光明日报》，1984，7，11其他《克林顿弹劾案中的权力与权利冲突》，《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清史稿>勘误一则》，《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2期。《<清史稿>勘误》，《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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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宏，1978 年3 月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1982 年1 月毕业留校任教，1996 年10 月调入《史学月刊》编辑部工作至今。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月刊》主编，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参与拍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等课程。

一、主持和参与的科研项目1、主持的科研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研究”，2009，07（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以来武陵山区集市体系发展与多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研究”，2013，06（3）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族村寨保护、发展与乡土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基于武陵山区的调查”，2012，03（4）湖北省民宗委课题：“湖北省少数民族发展调查”，2011，07（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武陵民族地区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研究”，2011，42、参与的项目（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研究”，2012。（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2010-12。（3）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武陵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研究—基于民族学视角的分析”，2009-09。（4）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近三十年来湘西苗族国家认同变迁及新形势下的建构对策研究”，2010-08。（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资助项目：“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发展报告”，2011。（6）湖北省委统战部课题：新时期土家族及土家族地区科学发展研究，2012（7）国家民委课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与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研究”，2012（8）国家社科基金委托课题：《中国节日志·盘王节》，2012（9）国家民委项目：“现代化背景下中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2007-06。（10）国家民委项目：少数民族文化中团结和谐思想及其在当今的利用研究，2009-12。（11）国家民委项目：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经验研究，2010-12。（12）国家民委项目：《京族简史》修订，2006-10。（13）湖北省社科项目：“湖北省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研究——以咸丰县为例”，2009-10。（14）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项目：“湘西苗族文化现代性研究”，2009-10。（15）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项目：“中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体育的发展方略——湖北、贵州两省比较研究”，2009-12。二、科研成果1、《当代湘西民族文化互动探讨》，独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核心,CSSCI)。2、《当代多民族社区族群关系模式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独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核心,CSSCI)3、《吴泽霖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独撰，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核心,CSSCI)。4、《多民族联合自治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独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核心,CSSCI)。5《当代湘西土家苗族互化现象研究》，（1/2），《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核心,CSSCI)。6、《集市：集市：人类学透视社会整合新视野》独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2日。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历史与社会》（文摘）全文转载。7、《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独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民族学类核心）8、《京族简史》（修订本），参著，2008-10，民族出版社9、《中国少数民族·怒族》（修订本），2009-07，民族出版社。10、《民族社团与城市民族工作》，独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人文社科核心）。11、《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学术研讨会综述》，独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核心,CSSCI)12、《汉民族学会年会暨荆楚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独撰，《民族研究》，2012年第6期（权威，,CSSCI）13、《台湾布农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S1（CSSCI、民族学类核心）；14、《台湾邵族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S1（CSSCI、民族学类核心）；15、《唐代官员馆驿使用管理制度》，《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6期；16、《试论卜式与汉武帝的几项政治经济政策》，《琼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17、《高校科研基地建设与发展策略——以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为例》，《湖南农机》2007年第7期。18、《应用人类学教学改革探析》，文教资料，2011年第12期，(教改论文)三、获奖1、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调研报告类）：《湖北武陵山片区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调研报告》（第三作者），2012,12。2、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调研报告类）：《关于内地多民族联合自治地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调查与思考》（第三作者），2011，07。

文史编辑

文史资料书刊是文史资料的重要载体，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书刊是面向政协委员和广大读者的大众媒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因此，努力做好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向政协委员和广大读者提供优质的文史资料书刊，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者尤其是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者光荣的社会责任。文史资料书刊是指主要刊登文史资料内容的书刊。政协出的文史资料书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不定期出版的集纳式的选编；一种是专题性图书，或称专辑；一种是定期出版的期刊。近几年，各地还出了一些精选类套书，如全国政协文史委选编的《文史资料精华》、北京市政协与区县政协协作编选的十八卷本《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公开出版的文史资料书刊和其他公开出版的书刊等出版物一样，也是属于大众媒体，都是要和广大读者见面、具有一定的直接的社会影响的。因此，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政策、规定对它也是同样适用的。同时，政协文史资料书刊又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它的内容范围主要是反映我国近现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撰写方式要求体现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特色并遵循存真求实原则；它的作者主要是政协委员和统一战线内外的各界人士；读者群虽不宽但相对稳定，一般为喜爱中国近现代历史、关心文史资料工作的人士，等等。因此，对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也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二、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1.编辑要求文史资料书刊的编辑工作是一项思想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政协的文史编辑除了要做一般编辑都须做的选题策划，审读、挑选和加工作品，并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或一套作品外，还必须十分重视史料的征集工作。此外还需注意解决作品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对装帧设计、成本核算及宣传发行工作给予必要的关注和配合等。2.征集、策划与选稿征集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基础。政协文史委的征集与出版社的组稿目的不尽相同。出版社组稿主要是为了出书，而政协征集文史资料的主要目的在于存史，抢救历史。文史资料征集到以后，有的能发表，有的暂时不能发表，有的永远无法发表。但是，发表与否并不能说明史料的价值，不发表却很有价值的史料在工作中经常可以遇到。由于征集是另一个大题目，这里就不多讨论了。策划，主要指书稿的选题策划或选题构思。对于集纳式、期刊类的文史书刊，选题策划应把握住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活泼性，如果说专辑是一道道大菜或小菜，那么选编和刊物就是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拼盘。对于专辑的选题策划，根据政协文史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工作方针，以及北京文史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点：一是要注意选题的历史价值，二是要突出统战特色，三是要突出地方特色，四是要与文史委参政议政的选题尽量衔接，如北京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名人与老房子》，就是与我们保护名人故居的题目相呼应和配合的。需要强调的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提高书刊质量、出精品求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我们策划选题应遵循的原则。编辑在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资料、形成某类或某个选题的初步考虑后，应对该选题出版物的稿件性质、主要内容、读者对象、主要特色、定价、宣传发行、所需投入及预期效益等进行全面的策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组稿和选稿。此外，还需及时就以上工作要求，同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联络、沟通，及早达成共识并不断完善之。3.审稿和编辑加工审稿和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的工作中要着重把好三关。一是严格把好政治关。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对与党和国家现行政策相悖、内容明显失实以及其他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要注意严格把关。对可能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段落和语句要在不损伤原意的基础上作适当处理。涉及对人物的历史评价尤其是批评性的评价一定要十分慎重。对一些人政治运动中的结论，须核对是否已经更改或落实政策。二是认真把好史实关。对史料涉及的重大史实要有准确的把握。对时间、人名、地点等方面的问题要进行必要的考订，防止出现同一件事前后矛盾、人物张冠李戴等问题。对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做好事的尽量不要漏掉，做错事或坏事的尤其不要弄错。另外，对史料来源和作者的身份及相关经历要作必要的交代。三是注意把好文字关。为保持文史资料的原真性、准确性，原则上不对原稿作大的改动。对文字较长的篇目可适当节选。注意疏通语句，改正错字，核对引文，不可妄改成语和专用名词，不随意使用简称。注意删节空话、套话、罗嗦话以及节外生枝、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和重复的记述。大的和重要的改动一定要和作者进行沟通。4.发稿和装帧设计与版式要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进行齐、清、定发稿。发稿时除完成图文稿件的全部编辑加工工作外，还要对书稿的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等提出设想。由于种种原因，个别零件和项目稍后完成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必须及时抓紧完成，以免影响整部或整套书稿的有序运行和按期完成。5.校对工作校对工作对于保证图书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单纯的校对工作主要是对原稿负责，检查并消灭一切编排上的错误。文史资料书稿编辑不仅要依靠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有关校对人员进行校对，还要组织和督促作者对书稿校样进行校对，自己也要对书稿校样进行认真的通读、校对。在校对中要注意发现并纠正原稿中留下的一些错讹。在逐字、逐句的校对中，应注意防止对封面、书名、作者署名、大标题及各类标题等的忽略。6.宣传发行工作现在图书市场品种繁多，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老话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准确了。由于文史资料图书读者范围的局限性，如何做好宣传工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们的书，是文史编辑不能不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要努力配合出版单位，组织对所出图书的宣传评价，在政协系统的报刊上，在其他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上进行可能的必要的宣传。三、文史资料书刊编辑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要求编辑人员应具备多方面的素质，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史资料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做文史编辑不可忽视政治使命。要有政治头脑、政策水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以中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统战政策、国家的外事纪律和宣传出版纪律等，作为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尺度。同时，文史资料编辑人员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要有自觉的奉献精神。2.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客观是文史资料科学性的体现，也是文史资料的生命力所在。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作者或当事人个人的局限性，文史资料常会出现片面、误记甚至歪曲、臆造等情况，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做到不溢美、不贬损，并善于把伪史料和错误史料鉴别出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就是有的话、有的事可以不说或暂时不说，但决不能乱说和瞎说。3.要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文史资料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艺术等等各个方面，因此，编辑人员仅仅依靠已有的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注意加强学习，通过读书看报、学习文件和网上浏览等途径，不断丰富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尤其要多学点历史知识，包括近现代史、民国史、当代史、统一战线史等方面的知识。对其他文化知识、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也应多方汲取。要注意学习编辑出版方面的业务知识（包括版权、成本核算、装帧设计、出版印刷等），努力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和文字整理加工能力。还要注意多收集相关信息，比如当前文史研究的成果、图书出版的动态、政协委员及重要征集对象的经历和专长等。信息工作做得好，就会发现更多线索，征集到更多更好的文史资料，编辑出版就有了好的基础。4.要有善于团结、广交朋友的本领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各行各业的人，如政界要人、文人学者、艺坛名流、工商人士、宗教人士等，其中还有不少历史老人，要学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人。尊重，不仅仅是客气、礼貌，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他们的知识与经验。只有用真心、诚心、虚心和耐心与人交往，才能交到真友、诤友和挚友，才能较好地完成文史工作任务。作者工作单位及职务：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与《新建设》杂志合作创办了《文史》杂志，第一任编辑是沈玉成。第一辑《文史》出版时，编辑部原拟写一《编后记》，经齐燕铭、丁树奇(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何其芳、冯定、吴晗及中宣部科学处等多人审订，方才最后定稿。最后出版时，这篇《编后记》被改为《编者题记》。《编者题记》确立的办刊宗旨是：我们要求《文史》具有这样一种鲜明的性格：崇尚实学，去绝浮言。我们提倡朴学家的学风。乾嘉以来朴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如果剔除其逃避现实和释事忘义的一面，他们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治学方法，仍然是一份有益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重视资料，对资料作细心的考订，对于改进我们的学风，或有针砭和药石之效。正是这篇《编者题记》奠定了《文史》此后的风格与方向。在具体工作方面，《文史》自第一辑起就建立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至今保留的档案表明，每一篇来稿编辑部都曾认真审阅，并附详细的审稿意见。编辑部还拟定了“特约审稿人名单”，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学和其他共五类64人，学术界扛鼎人物基本上都在此名单中，审稿意见至今仍保留在档案中。有些文章，不但请社外专家审，还要请不同的编辑室的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初四辑《文史》中发表了很多重要学者的重要文章，比如段熙仲《礼经十论》、江世荣《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唐兰《〈刘宾客嘉语录〉的校辑与辨伪》等。张政烺在回忆文章中说：“《文史》是在这种气氛中出版的，保全了一部分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写出并印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可惜到第四辑在1965后6月出版的时候已经被纳入等待批判之列，‘文革’中齐燕铭被揪到中华书局来斗，设计并支持出版《文史》是大罪一条。”其实在1964年12月28日，第四辑发稿之后，沈玉成呈送金灿然、萧项平、徐调孚的一份《汇报》中，除请示了几个稿子的意见外，第五条就说：《文史》办不办的请示问题，一农同志说干脆开次编委会，请各位编委正式表示态度，友渔同志也必定要有正式意见。届时大家如觉得需要请示，再正式写报告。如大家觉得可以出，也可以在会上谈谈怎么出法。会拟在明年一月上旬开。这份汇报上几位领导均圈阅。看来《文史》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能否坚持编下去的难题。但第四辑还是正式出版了，第五辑也开始了审稿工作。第五辑第一批稿于1965年9月7日发稿，1966年2月18日，《新建设》杂志社编辑部给中华书局的专函称，《文史》第五辑的目录(初稿)已编出。档案中保存的最后两份发文稿，是1966年2月7日沈玉成拟，一份送冯家升的“请校《突厥文祝愿辞》”，另一份送黄品兰的“送《说话札丛》等校样四份”。送黄品兰文封发时间为1966年2月9日。此后，关于这份杂志便再没了声音，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文史》正式复刊，是复刊较早的一种杂志。“文革”前，《文史》是依附于《新建设》杂志社的。可是“文革”后，《新建设》杂志早已停办，中华书局就独立承担了编辑出版工作。《文史》一复刊，使得文史研究者又有了一个发表成果的阵地。陈高华在回忆文章中说：“《文史》复刊，仍然坚持‘崇尚实学’的精神，对于学术界的拨乱反正，起了有益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坚持自己的方针，不受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在中国的刊物、论丛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至于《文史》三十辑中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论文，对于古典文学、历史、哲学史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是有目共睹，就用不着多说了。《文史》对中青年作者的重视，也是有口皆碑的。今天活跃于古典文学、历史学界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在《文史》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文史》上开始自己的著作生涯的。”复刊之始，那些在“文革”期间承担点校“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工作的重要学者还都聚集中华，顾颉刚、罗尔纲、张政烺、启功等学者都给予《文史》以极大支持。顾颉刚积极倡导，带头赐稿，还热情帮忙组稿。先生去世后，他的助手王煦华秉承遗志，源源不断地将遗稿整理加工送给《文史》发表。罗尔纲也格外偏爱《文史》，八十多岁高龄时仍孜孜不倦地为《文史》撰稿。在这些大家带领下，学界许多学者，如谢国桢、俞平伯、林庚等先生都曾惠赐大作。后来成为学术中坚力量的裘锡圭、金开诚、李学勤、陈高华等等，都是《文史》的重要作者。《文史》选用稿件的唯一标准是稿件本身的质量，中青年学者的文章只要是有见解有质量也会受到青睐;名家的文章如果名不副实，也不会勉强录用。李零1979年在《文史》发表《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时只有31岁，接着第十七辑又发表了他的《〈孙子〉篇题木牍初论》。著名学者林悟殊1981年研究生刚刚毕业，其进行的古代摩尼教研究在当时是鲜有人进行深入系统探讨的研究课题。当他最初把自己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寄给国内一些刊物时，不是被默默退回就是被视为论题冷僻而不被采用。率先接受这些文章的便是《文史》。林悟殊在《文史》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刊在第十八辑，题为《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之后，有关摩尼教研究的若干篇考释性文章，亦相继在《文史》刊出。甚至，林悟殊的论文集《摩尼教及其东渐》一书也是由《文史》编辑部推荐，由中华书局出版。1988年《文史》复刊十年，出版三十辑之际，林悟殊曾撰文《我与〈文史〉》，深情怀念这段与《文史》的渊源。复刊初期的《文史》得益于老一辈学者的鼎力支持，也得益于中青年学者的支持。胡道静曾说：“复刊后的《文史》就明显地呈现三代人济济一堂共同耕耘、研讨的学术园地这一特色，它的重大意义在于藉此培养起继武的人材。”王素曾回忆说，1983年，自己与父亲王冀民联名、主要由父亲执笔的《文中子辨》发表在《文史》第20辑上。“这是一篇用文言文写成的两万多字的大文章，当时盘点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也只有《文史》有胆识、有版面刊发，于是投了过去，很快就刊出了。”此后到1992年间，王素另有三篇论文是在《文史》刊发的。可以说，《文史》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学术追求，也帮助一个时代的学者圆了学术梦。正因为顺应了时代潮流，杂志很受读者欢迎，这样一本专业范围很窄的杂志，每期的印数都在一万册以上。但是，作为纯学术杂志，《文史》也遭遇了市场经济的冷遇，后来印数直线下降，经营状况非常艰难。在这个时候，中华书局内部不曾动摇过继续办《文史》的决心，大家说：“《文史》是中华的一块牌子，不能丢。”赵守俨曾说“只要求《文史》保证学术质量，使它成为学术界了解中华书局的一个窗口”。所以，即使在中华书局最艰难的时候，《文史》也没有停办。从1978年复刊，到2002年《文史》成为季刊，24年的时间，共出刊54辑，其间经历了“文革”结束之初对学术的井喷需求，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对一份纯学术期刊的冲击。但是《文史》始终坚守的崇尚实学、注重考证的风格没有变，《文史》秉承的专家审稿、严格把关的要求没有变。 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巨变。怎样在越来越艰难的经营环境和浮躁的学术氛围中保持传统、保证高水准的学术质量，怎样在坚持《文史》独有的“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个性的同时有所创新，都是《文史》的后继者与作者、编者们所要面对的关乎生存的现实问题。2002年，《文史》恢复为季刊，每年四辑定期出版。经过一段时间酝酿，2004年，《文史》调整编委会成员，改变原先由本单位领导担任主编的做法，组建新的编委会，延请学者裘锡圭出任主编，王邦维、李家浩、辛德勇、陈来、葛兆光、荣新江、刘跃进、阎步克等担任编委，集中了当代中国古代文史哲各学科的中年骨干学者。裘锡圭表示，接受中华书局的邀请，一是出于对中华书局和《文史》的感情，一是希望通过《文史》这一学术园地，来提倡一种扎扎实实的学术风气。《文史》的主编与编委，并非只挂虚名，每一位都认真行使职责。主编裘锡圭在每期出刊前必审查刊发的文章，大到文章的立意主旨，小到一个字一个标点用的是否正确，都会提出严格的要求。出刊之后，裘先生又会认真阅读，一旦发现错误，就要求在下一期中刊登勘误，如是编校中造成的错误，更要求向读者与作者道歉。各位编委则主要承担了每年大量的外审工作。为了保证高水准的学术质量，《文史》继续坚持所有刊发的文章都严格执行编辑部三审与外审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各位外审专家每次的匿名评审都认真客观、直言不讳，无论是否建议刊用，外审专家都会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有的外审意见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篇高水准的学术论文。新时代的《文史》作者中涌现了大批中青年学者。此外，海外学者的论文也时有发表，既体现了“开放”的精神，也使得内容和阵容更加充实、扩大。《文史》不仅在香港、台湾学人，而且在日本、欧洲各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汉学家中也享有崇高的声望。

组织部是管人的，编辑部是做事的，你说为什么呢

党史文苑编辑

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共分六个展厅，即序室,坚实的基础；引兵井冈山；千里苦转战；井冈大会师；会师后的发展和一个肖像长廊。陈列内容主要是介绍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引兵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暴动农军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创建红四军的历史，以及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到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合的艰难过程。陈列室着重再现了当年红军在新城战斗、七溪岭战斗、黄洋界保卫战等大量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展出革命文物130余件，其中国家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1件，三级文物20件。遗址照片、纪念地照片、人物照片、文字照片、油画、国画等300余幅。井冈山会师纪念馆下设行政组、资料组、讲解组、安全保卫组，全馆上下能严格按照博物馆QE作业文件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的相关内容各负其责。为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馆主要领导亲自抓业务培训，聘请党史专家先后举办了“历史上的宁冈”文物保护单位基本情况、井冈山斗争史和井冈山精神等专题讲座，参与了《题解井冈山》和完成《井冈山会师文集》的相关编辑任务，同时在《党史文苑》、《摇篮》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每年馆里都选派部分讲解员参加各种培训和请有关专家前来授课。通过各种培训、学习，讲解员的综合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对井冈山斗争史和井冈山精神等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确保了日常接待讲解和大型活动的顺利进行。会师馆现已免费对外开放。我馆能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好服务接待工作为前提，不断提高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以观众游客的满意为标准；加强基础建设，做好日常维护工作，挖掘红色资源内涵，充实陈列展览内容。井冈山会师纪念馆馆藏文物十分丰富，除展厅陈列的百余件外，文物库房还保存着一、二、三级文物50余件，待定等级文物千余件。纪念馆还管理着“八角楼毛泽东旧居、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红军士兵委员会旧址(含陈毅旧居)、茅坪红军医院旧址、前委、特委旧址、朱毛会见旧址(含红军教导队旧址)、红军建军广场旧址、古城会议会址、柏露会议会址”等十余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洋桥湖红四军军部旧址、洋桥湖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等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60余处县级及其以下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革命文物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斗风采和光辉历史。井冈山会师纪念馆建成对外开放三十余年来，共接待中外游客近六百万人次，并且先后有国防大学、中国文联、浙江大学、上海宝钢集团、国防科技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中山医院、南昌陆军学院、江西医学院等二十余所军政院校和地方单位部门在馆挂牌建立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一九九四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公布“井冈山会师纪念馆”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九九七年六月中宣部公布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管辖的“八角楼”、“龙江书院”、“红军建军广场”等旧址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能，我馆每年都把馆舍的日常维护、安全管理等项目做好年初经费预算，确保了会师纪念馆正常对外开放。

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计算机软件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霍英东基金青年教师奖（研究类），1997年中创软件人才奖，1998年中国博士后基金会“国氏”博士后奖（现更名为中国优秀博士后奖），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软件研究所所长。同名的有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编辑处处长兼《党史文苑》杂志主编梅宏（）江西省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人。

党史博览总编辑

党史办与党史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的两个机构，它们在党史研究方面有着不同的职责和职能。党史办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编撰和编辑党史研究资料，宣传党史，推动党史研究工作，组织党史研究会议，组织党史研究论文的发表，组织党史研究的研讨会，发布党史研究的文献，推动党史研究的发展，指导党史研究的实施，组织党史研究的实践，组织党史研究的培训，组织党史研究的考察，组织党史研究的编辑，组织党史研究的报告，组织党史研究的出版，组织党史研究的指导，组织党史研究的推广，组织党史研究的研究，组织党史研究的报道，组织党史研究的评论，组织党史研究的宣传，组织党史研究的活动，组织党史研究的研讨会，组织党史研究的展览，组织党史研究的讲座，组织党史研究的讨论会，组织党史研究的论坛等。党史研究室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设立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研究党史，编撰党史资料，收集党史资料，编辑党史资料，编写党史资料，编纂党史资料，发表党史论文，发表党史书籍，发表党史论著，发表党史文章，发表党史报告，发表党史评论，发表党史研究论文，发表党史研究书籍，发表党史研究论著，发表党史研究文章，发表党史研究报告，发表党史研究评论，组织党史研究会议，组织党史研究论坛，组织党史研究讨论会，组织党史研究展览，组织党史研究考察，组织党史研究讲座，组织党史研究培训，组织党史研究实践，组织党史研究研讨会，组织党史研究编辑，组织党史研究出版，组织党史研究推广，组织党史研究报道，组织党史研究宣传等。总之，党史办主要负责党史研究的编撰、宣传、推动等工作，而党史研究室则主要负责党史研究的研究、收集、编辑、编写、编纂、发表、组织等工作。

1946年2月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4月8日，从重庆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王若飞、叶挺、邓发。

1946年4月8日，和国民党谈判的ZG代表回到沿延安的过程中，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坠毁。博古和叶挺、王若飞等人一起遇难。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