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古船修复方案研究论文

宋代古船修复方案研究论文

泉州入选“东亚文化之都”，本身已经证明泉州这座城市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比拟，说明泉州的文化价值得到国内外的认可。由于“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是由中

日韩三个国家主办，参选城市都是东亚三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入围的城市更是有西安、南京、北京、洛阳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都市，因此“东亚文化之都”花落

泉州，可以说是泉州无上的荣耀！！！东方第一港，多元文化城——泉州，闪耀全东亚！！！

泉州是无愧于“东亚文化之都”这一美誉的，理由有四个：

一是与其他几个城市相比，泉州拥有的历史文化具备较大的影响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古代泉州就与韩国、日本等国家保持着经济贸易往来，文化联系频繁，这是泉州的一个强项。

其次，泉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其他国家带去了物质财富，也带去精神财富，包括茶叶、瓷器、丝绸以及航海技术。泉州对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巨大， 这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

第三，泉州古城本身历史积淀深厚，海丝文化、华侨文化、宗教文化、闽台文化并存，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别的城市所不具备的，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全世界。

最后，泉州这座城市具有包容性，能够海纳百川，泉州文化影响别的国家，而外面的文化也能传播到这里来。正是这种独特魅力，才能让泉州顺利获得“东亚文化之都”这一殊荣。今后，这也将成为泉州又一个重要文化品牌，将激励人们更好地保护当地传统文化遗存。

泉州，中国东亚文化之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别名鲤城、刺桐城、温陵，是闻名海内外的国际花园城市，是福建省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三大金融

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一，海峡西岸经济区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泉州经济特别发达，素有“中国品牌之都”、“民营特区”之称。是国家级金融改革实验区之一、福建省

民营经济改革实验区。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港口城市，泉州港是我国重要的规模以上亿吨大港。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世界宗教博物馆，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台湾汉族同胞中约有一半的人口祖籍来自泉州，同时泉州也是

闽南文化的发源地与发祥地，闽南文化保护的核心区与富集区，历史文化深厚、名胜古迹众多，有“海滨邹鲁”、“光明之城”的美誉。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的起点，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被中世纪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克波罗誉为“世界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2013年8月26日泉州市被国家文化部

评为首届中国东亚文化之都，与日本横滨、韩国光州齐名。

去年4月，修缮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昭惠庙的施工队发现，古庙石板下竟有39枚完整可辨识的货币，其中还有4枚刻有“宽永通宝”的清乾隆至嘉庆年间的日本铜钱。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陈建中认为，这足以说明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海洋金融方面发挥的作用。

其实，早在公元9世纪前后，泉州与日本、韩国的贸易关系已非同寻常，泉州有大量从韩国和日本进口的货物，丰富的贸易史料留存印证了泉州在东

亚文化圈中长期以来的交流中心作用。在日本大宰府，保留有一份我国宋朝的官方证明文件——公凭，它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最完备的宋代贸易凭证。

海丝”泉州“不能忘却的历史 中国古港口众多，像广州、宁波等不但是古代知名港口，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对外通航的重镇。

泉州虽然在宋元时期辉煌一时，但之后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兴起，泉州以其历史地位备受世人关注，并且在国际上占尽无限风光。

在众古港中，泉州的成名是必然也是偶然，泉州海交馆馆长王连茂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泉州“成名”背后的故事。 大使作媒，泉州抓住历史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别走访了那些在古代世界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港口城市，泉州通过积极努力，成为本次考察活动的代表性港口，并从此成为国际上“海丝”研究的领跑者。

据介绍，当年，联合国在选择考察地点时，广州是中国惟一的港口，且被定为国际研讨活动的主办地。正是由于当时中国驻阿曼大使的热心推荐，改变了考察团原来的计划，使泉州一跃取代广州成为此次重点考察的中国古港。

在此次考察活动中，阿曼是重要的组织国，阿曼国王还借给联合国一艘万吨级豪华游轮，以供考察使用。在1988年的国庆节，原中国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先生应邀出席阿曼民族文化遗产部举行的宴会，阿部长告诉袁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考察海上丝绸之路，行程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其中，中国的考察点定在广州。

袁大使听了，随口便问阿部长：“你们怎么没有想到泉州呢？那里有你们 *** 民族的清净寺、圣墓，还有 *** 后裔……” 阿部长十分惊讶：“中国沿海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没听说过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材料看看？” 这次看似无意的谈话，袁大使一直记在心里，回国后，他立即给当时的泉州市市委书记和海交馆王馆长写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市委市 *** 立即批示海交馆在1个月内组织好相关材料，以便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大使，是如何知道泉州海交历史的呢？原来，袁大使与泉州还有一段不解的缘分。解放初，袁大使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任职，因为工作关系常来泉州，对泉州的“海丝”文化有一定了解。

之后不久，袁大使便调离福建，没想到几十年后，袁大使远在异国他乡还情牵泉州。正是袁大使的这份热情和细心，成就了今天的“海丝”泉州。

要不然，泉州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还一直被掩盖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为世人所知。 毛遂自荐，泉州感动国内外官员 袁大使的来信，对于泉州来说，无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喜讯。

海交馆立即组织了一批历史文化工作者，在20天内赶出了一本介绍“海丝”文化研究的书籍，对泉州的海上交通史作了详细的介绍。 当年，王馆长全程组织和参与了此事。

他说赶写的那本书书名很长、很特别，叫做《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的圆满成功》。研究者们在书中明确提出：联合国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如果没有泉州参与，就等于陆上丝绸之路没有西安一样，是令人遗憾的。

书中大量介绍了泉州丰富的海交文物，还附送了世界各国海交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资料。整理成册的书及录像等材料，被送到此次国际考察活动的“中国委员会”，即中国教科文组织手里。

王馆长说，不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安、兰州，还是海上的广州，没有一个是“自己找上门的”。泉州的“毛遂自荐”，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极大兴趣，也感动了许多专家。

时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陈高华先生，恰好是这次考察活动的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也被泉州人的热情所感动，为把泉州列为考察点积极奔走。 198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会议，确定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陈高华先生在会上提出中国 *** 要求增加一个考察点———泉州。

结果之好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但所有与会委员一致通过，而且还表示将所有活动及学术研讨会放在泉州举行。 1991年，泉州古港扬名国际 在确定了世界各国主要考察港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泉州由分管文教的副市长薛祖亮带队前往，抢尽了风头。

1991年，由世界各国参加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由意大利威尼斯起航，在泉州整整停留了6天，而本来作为主要考察点的广州只取得了2天的考察时间，宁波则完全失去了这个极好的机会。这年的考察，让泉州在国际上声名大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就让人想起泉州。

在离开泉州赴韩国考察的途中，所有联合国官员一致认为，在泉州的考察将是本次活动的最高峰。泉州市 *** 、海交馆、华侨大学都分别收到了考察团全体成员亲笔签名的答谢函，这是在此次考察活动中绝无仅有的。

之后的1994年、1997年，泉州又相继举办了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综合学术研讨会。作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

建馆设会，泉州扛起“海丝”大旗 1989年10月，为迎接联合国考察船的到来，泉州有关部门初步决定建一座专业的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在向上级部门汇报建馆的必要性时，王连茂馆长慷慨陈词：“这次考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中国的代表港口，泉州形象不好，就是中国不好！” 王馆长回忆说，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船带有大批展览品，。

海丝”泉州“不能忘却的历史 中国古港口众多，像广州、宁波等不但是古代知名港口，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对外通航的重镇。

泉州虽然在宋元时期辉煌一时，但之后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兴起，泉州以其历史地位备受世人关注，并且在国际上占尽无限风光。

在众古港中，泉州的成名是必然也是偶然，泉州海交馆馆长王连茂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泉州“成名”背后的故事。 大使作媒，泉州抓住历史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别走访了那些在古代世界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港口城市，泉州通过积极努力，成为本次考察活动的代表性港口，并从此成为国际上“海丝”研究的领跑者。

据介绍，当年，联合国在选择考察地点时，广州是中国惟一的港口，且被定为国际研讨活动的主办地。正是由于当时中国驻阿曼大使的热心推荐，改变了考察团原来的计划，使泉州一跃取代广州成为此次重点考察的中国古港。

在此次考察活动中，阿曼是重要的组织国，阿曼国王还借给联合国一艘万吨级豪华游轮，以供考察使用。在1988年的国庆节，原中国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先生应邀出席阿曼民族文化遗产部举行的宴会，阿部长告诉袁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考察海上丝绸之路，行程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其中，中国的考察点定在广州。

袁大使听了，随口便问阿部长：“你们怎么没有想到泉州呢？那里有你们 *** 民族的清净寺、圣墓，还有 *** 后裔……” 阿部长十分惊讶：“中国沿海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没听说过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材料看看？” 这次看似无意的谈话，袁大使一直记在心里，回国后，他立即给当时的泉州市市委书记和海交馆王馆长写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市委市 *** 立即批示海交馆在1个月内组织好相关材料，以便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大使，是如何知道泉州海交历史的呢？原来，袁大使与泉州还有一段不解的缘分。解放初，袁大使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任职，因为工作关系常来泉州，对泉州的“海丝”文化有一定了解。

之后不久，袁大使便调离福建，没想到几十年后，袁大使远在异国他乡还情牵泉州。正是袁大使的这份热情和细心，成就了今天的“海丝”泉州。

要不然，泉州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还一直被掩盖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为世人所知。 毛遂自荐，泉州感动国内外官员 袁大使的来信，对于泉州来说，无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喜讯。

海交馆立即组织了一批历史文化工作者，在20天内赶出了一本介绍“海丝”文化研究的书籍，对泉州的海上交通史作了详细的介绍。 当年，王馆长全程组织和参与了此事。

他说赶写的那本书书名很长、很特别，叫做《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的圆满成功》。研究者们在书中明确提出：联合国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如果没有泉州参与，就等于陆上丝绸之路没有西安一样，是令人遗憾的。

书中大量介绍了泉州丰富的海交文物，还附送了世界各国海交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资料。整理成册的书及录像等材料，被送到此次国际考察活动的“中国委员会”，即中国教科文组织手里。

王馆长说，不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安、兰州，还是海上的广州，没有一个是“自己找上门的”。泉州的“毛遂自荐”，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极大兴趣，也感动了许多专家。

时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陈高华先生，恰好是这次考察活动的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也被泉州人的热情所感动，为把泉州列为考察点积极奔走。 1989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会议，确定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陈高华先生在会上提出中国 *** 要求增加一个考察点———泉州。

结果之好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但所有与会委员一致通过，而且还表示将所有活动及学术研讨会放在泉州举行。 1991年，泉州古港扬名国际 在确定了世界各国主要考察港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泉州由分管文教的副市长薛祖亮带队前往，抢尽了风头。

1991年，由世界各国参加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由意大利威尼斯起航，在泉州整整停留了6天，而本来作为主要考察点的广州只取得了2天的考察时间，宁波则完全失去了这个极好的机会。这年的考察，让泉州在国际上声名大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就让人想起泉州。

在离开泉州赴韩国考察的途中，所有联合国官员一致认为，在泉州的考察将是本次活动的最高峰。泉州市 *** 、海交馆、华侨大学都分别收到了考察团全体成员亲笔签名的答谢函，这是在此次考察活动中绝无仅有的。

之后的1994年、1997年，泉州又相继举办了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综合学术研讨会。作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泉州在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

建馆设会，泉州扛起“海丝”大旗 1989年10月，为迎接联合国考察船的到来，泉州有关部门初步决定建一座专业的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在向上级部门汇报建馆的必要性时，王连茂馆长慷慨陈词：“这次考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作为中国的代表港口，泉州形象不好，就是中国不好！” 王馆长回忆说，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泉州入选“东亚文化之都”，本身已经证明泉州这座城市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比拟，说明泉州的文化价值得到国内外的认可。

由于“东亚文化之都”评选是由中日韩三个国家主办，参选城市都是东亚三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入围的城市更是有西安、南京、北京、洛阳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都市，因此“东亚文化之都”花落泉州，可以说是泉州无上的荣耀！！！东方第一港，多元文化城——泉州，闪耀全东亚！！！泉州是无愧于“东亚文化之都”这一美誉的，理由有四个：一是与其他几个城市相比，泉州拥有的历史文化具备较大的影响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古代泉州就与韩国、日本等国家保持着经济贸易往来，文化联系频繁，这是泉州的一个强项。其次，泉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其他国家带去了物质财富，也带去精神财富，包括茶叶、瓷器、丝绸以及航海技术。

泉州对世界人类文明的贡献巨大， 这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第三，泉州古城本身历史积淀深厚，海丝文化、华侨文化、宗教文化、闽台文化并存，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别的城市所不具备的，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文化深深地影响着全世界。

最后，泉州这座城市具有包容性，能够海纳百川，泉州文化影响别的国家，而外面的文化也能传播到这里来。正是这种独特魅力，才能让泉州顺利获得“东亚文化之都”这一殊荣。

今后，这也将成为泉州又一个重要文化品牌，将激励人们更好地保护当地传统文化遗存。泉州，中国东亚文化之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别名鲤城、刺桐城、温陵，是闻名海内外的国际花园城市，是福建省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国三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一，海峡西岸经济区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泉州经济特别发达，素有“中国品牌之都”、“民营特区”之称。

是国家级金融改革实验区之一、福建省民营经济改革实验区。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商贸港口城市，泉州港是我国重要的规模以上亿吨大港。

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馆，中国东亚文化之都，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台湾汉族同胞中约有一半的人口祖籍来自泉州，同时泉州也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与发祥地，闽南文化保护的核心区与富集区，历史文化深厚、名胜古迹众多，有“海滨邹鲁”、“光明之城”的美誉。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被中世纪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克波罗誉为“世界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2013年8月26日泉州市被国家文化部评为首届中国东亚文化之都，与日本横滨、韩国光州齐名。去年4月，修缮泉州台商投资区洛阳镇昭惠庙的施工队发现，古庙石板下竟有39枚完整可辨识的货币，其中还有4枚刻有“宽永通宝”的清乾隆至嘉庆年间的日本铜钱。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陈建中认为，这足以说明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海洋金融方面发挥的作用。其实，早在公元9世纪前后，泉州与日本、韩国的贸易关系已非同寻常，泉州有大量从韩国和日本进口的货物，丰富的贸易史料留存印证了泉州在东亚文化圈中长期以来的交流中心作用。

在日本大宰府，保留有一份我国宋朝的官方证明文件——公凭，它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最完备的宋代贸易凭证。

中国古港口众多，像广州、宁波等不但是古代知名港口，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对外通航的重镇.泉州虽然在宋元时期辉煌一时，但之后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兴起，泉州以其历史地位备受世人关注，并且在国际上占尽无限风光.在众古港中，泉州的成名是必然也是偶然，泉州海交馆馆长王连茂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泉州“成名”背后的故事.

大使作媒，泉州抓住历史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别走访了那些在古代世界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港口城市，泉州通过积极努力，成为本次考察活动的代表性港口，并从此成为国际上“海丝”研究的领跑者.

据介绍，当年，联合国在选择考察地点时，广州是中国惟一的港口，且被定为国际研讨活动的主办地.正是由于当时中国驻阿曼大使的热心推荐，改变了考察团原来的计划，使泉州一跃取代广州成为此次重点考察的中国古港.

在此次考察活动中，阿曼是重要的组织国，阿曼国王还借给联合国一艘万吨级豪华游轮，以供考察使用.在1988年的国庆节，原中国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先生应邀出席阿曼民族文化遗产部举行的宴会，阿部长告诉袁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考察海上丝绸之路，行程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其中，中国的考察点定在广州.

袁大使听了，随口便问阿部长：“你们怎么没有想到泉州呢？那里有你们 *** 民族的清净寺、圣墓，还有 *** 后裔……”

阿部长十分惊讶：“中国沿海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没听说过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材料看看？”

这次看似无意的谈话，袁大使一直记在心里，回国后，他立即给当时的泉州市市委书记和海交馆王馆长写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市委市 *** 立即批示海交馆在1个月内组织好相关材料，以便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大使，是如何知道泉州海交历史的呢？原来，袁大使与泉州还有一段不解的缘分.解放初，袁大使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任职，因为工作关系常来泉州，对泉州的“海丝”文化有一定了解.之后不久，袁大使便调离福建，没想到几十年后，袁大使远在异国他乡还情牵泉州.正是袁大使的这份热情和细心，成就了今天的“海丝”泉州.要不然，泉州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还一直被掩盖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为世人所知.

中国古港口众多，像广州、宁波等不但是古代知名港口，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对外通航的重镇.泉州虽然在宋元时期辉煌一时，但之后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兴起，泉州以其历史地位备受世人关注，并且在国际上占尽无限风光.在众古港中，泉州的成名是必然也是偶然，泉州海交馆馆长王连茂先生向记者讲述了泉州“成名”背后的故事. 大使作媒，泉州抓住历史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别走访了那些在古代世界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港口城市，泉州通过积极努力，成为本次考察活动的代表性港口，并从此成为国际上“海丝”研究的领跑者. 据介绍，当年，联合国在选择考察地点时，广州是中国惟一的港口，且被定为国际研讨活动的主办地.正是由于当时中国驻阿曼大使的热心推荐，改变了考察团原来的计划，使泉州一跃取代广州成为此次重点考察的中国古港. 在此次考察活动中，阿曼是重要的组织国，阿曼国王还借给联合国一艘万吨级豪华游轮，以供考察使用.在1988年的国庆节，原中国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先生应邀出席阿曼民族文化遗产部举行的宴会，阿部长告诉袁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考察海上丝绸之路，行程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到日本的大阪，其中，中国的考察点定在广州. 袁大使听了，随口便问阿部长：“你们怎么没有想到泉州呢？那里有你们 *** 民族的清净寺、圣墓，还有 *** 后裔……” 阿部长十分惊讶：“中国沿海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还没听说过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材料看看？” 这次看似无意的谈话，袁大使一直记在心里，回国后，他立即给当时的泉州市市委书记和海交馆王馆长写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市委市 *** 立即批示海交馆在1个月内组织好相关材料，以便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大使，是如何知道泉州海交历史的呢？原来，袁大使与泉州还有一段不解的缘分.解放初，袁大使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任职，因为工作关系常来泉州，对泉州的“海丝”文化有一定了解.之后不久，袁大使便调离福建，没想到几十年后，袁大使远在异国他乡还情牵泉州.正是袁大使的这份热情和细心，成就了今天的“海丝”泉州.要不然，泉州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还一直被掩盖在历史的长河里，不为世人所知。

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至今仍拥有众多十分珍贵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造就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海丝”文化。

泉州的东西双塔、洛阳桥、安平桥等古建筑，以其宏伟的外形和丰富的内涵展示了一个时代的灿烂文明。泉州的清净寺、圣墓、老君造像等宗教胜迹，都用无声而有形的语言述说了泉州文化的多元性。

泉州的宋代古船、九日祈风石刻、郑和下西洋的碑刻等古文物，又见证泉州曾经有过的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昌盛繁荣。所有这些，让人沐唐律宋韵之遗风，发思古之幽情。

还有泉州南音、木偶等。

可从“南海Ⅰ号”出土看到宋朝繁华的交通 梦回宋朝：繁华之都——“南海Ⅰ号”的那个年代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海I号”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恰好承载着宋高宗失落故国的叹息。她依然完好的巨大船身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数以万计的器物，从海底带出南宋王朝黎民生活的背影、工商百业的繁盛、海洋文明的兴盛与没落。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贸易刺激着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奢侈品进口，却也使金、银、铜钱流出海外。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战事挥霍引发苛捐杂税——尾大难掉，一个王朝因而没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贸易：广州曾是中国代称 “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形容广州城市形象如同一艘“大舶”。 据专家考证，“南海I号”满载着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专家推测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设立了市舶司，类似如今的海关，还开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线，只用3个月时间。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广最盛”；广州市舶司的海上贸易收入，仍然是“倍于他路”。毕衍《中书备对》里记载说，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口收购了一批乳香，共5376斤，广州则一次就收了348，673斤，占总数的98％强。 简单地说，广州那时就是一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广交会”。由于声名远播，盛极一时，唐宋来华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广州作为中国的代称。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支那国》条注曰“支那即广州也”；赞宁《高僧传》则说：“印度俗呼广府(广州)为‘支那’”。 当时的“广交会”都有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宋会要稿》记载，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铅、锡等五金原料和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消费品，香料、药物、镶牙、犀角、珊瑚。 总之，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而且进口奢侈品的数量，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官吏和有钱人一点也不把劳动人民的钱当钱，南宋时期，每年购入奢侈品花掉的钱，竟占去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 宋代广州的贪官也借这些买卖发了财。他们发财的手法，大部分跟现在的贪官差不多。一是“呈祥”，通俗说就是“收回扣”，外国货船一到，先得拿些好的送给官员。 再有就是在阅货时接受“馈赠”，亦即“受贿”。也就是在抽查检验商品时，你给我钱多，我给你定个一级品；给得少，定个合格；没给，对不起，不得销售。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说你这货不行，得低价卖给政府，甚至没收充公。 有的官员还不满足于“分利”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跟现在很多领导爱在煤矿参股一样，借助手里能批条子，自己开起公司，私营海外贸易。 私营海外贸易玩得最大的恐怕要数南宋初与岳飞一同被解除兵权的大将张俊。《鹤林玉露》记载，张俊有天看到一个退伍老兵睡在后院，就问他，懒成这样，干嘛呢，会不会干点什么？老兵说他会做生意。问，会做多大的生意呢？回答说是“百万不行，五十万是可以的”。于是他就造了一艘大船，买来一百多个能歌善舞的美女，再买些零落绸缎，奇珍古玩，出海而去。一年后，他回来了，说自己是冒充“大宋回易使”，用美女换名马，以绫锦奇玩换珠犀香药，获利几十倍。 要说宋朝没钱，他是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要说他有钱，他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不能维持其运转。海外贸易的兴衰，正是南宋矛盾的缩影。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总结的：“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瓷器：风靡世界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宁赋》魏明伦 “南海I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I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从“南海I号”上出水的胭脂盒和胭脂瓶。“南海I号”上出水的宋代青白瓷。 海船：世界之冠 “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专家告诉记者，“南海I号”之所以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大一个原因在“古沉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考古信息”。由于此前出土的宋代沉船大多破损、残缺，“南海I号”出水后，较为完整的船体将可能为专家破解大量宋代造船术、航海术的谜团。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船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面对北方好战民族的侵袭、围困，宋朝发展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 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南宋时期，中国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将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争夺过来。 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 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有这样的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据考证，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特别是广州地区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时间最晚不迟于11世纪末。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宋人还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宋钦宗时，徐竞奉使高丽，就曾将所经岛屿绘成了地图。 “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 宋船模型生活：有点奢华 “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围山。” ——宋·丘濬《赠五羊太守》 鎏金腰带、精美化妆盒，这些从南海I号出水的生活用品，将800多年前古人生活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 一千年前的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居民，一千年前的宋人，生活其实很奢华。 今天的人买辆“本田”基本就是高级白领。那时的林冲，放在今天，说不定还不爱坐高级写字楼，他买一把刀，就用了差不多20万元。 《水浒传》中写林冲买刀一段如下： 林冲接在手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 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 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贯成交。一贯为一千文铜钱，一文铜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毛5到2毛，一贯钱就是15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千贯可不就是15万元—20万元人民币。 宋朝商业高度发达，所以公务员工资也比较高。北宋时，国家财政收入中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计，则一年纳税商品交易额即达8亿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也就是说1041年至1048年，全国每人年商品贸易收入就超过了1000元人民币。 司马光在《训简示康》一文中叹道：“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做点小生意也穿名牌，农民也穿意大利皮鞋，这说明，宋人生活确实小资。 宋代的娱乐业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她们基本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造诣深的，又数“官妓”最为人仰慕，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出众超群，基本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广州当时虽然比不上首都汴京，但怎么说，也是大中城市，而且是一个异域风情浓厚的大中城市，一片中外文化交融的盛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丰富。 唐宋广州聚居大量外国人，唐时据说有10多万。岳飞的儿子岳霖曾任广州地方官，岳霖儿子岳珂到广州来旅游时，四处交游，经常去外国人聚居区泡。他得出一条经验，外国商人中以蒲姓商人为身价最高，生活奢华。绍兴元年(1131年)，大食商人蒲亚里进了一次货，全是象牙、犀牛角这样的奢侈品，结果广州市舶司一下子还买不起，还得分期付款，然后拍卖一半货物，才能把蒲亚里的本钱付清。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受番商影响，广州的官员和有钱人，就像现在香港人请一个菲佣一样，蓄养一个“鬼奴”(黑人)干家务活。南宋时浙江温州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卸职后写了一本《岭外代答》，里面说“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卷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朱彧《萍洲可谈》里也说“广(州)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不眨眼，谓之昆仑奴”。由此可见，黑奴买卖唐宋以来就很盛行。至于后世不断有论说广东人有黑人血统，大概也是据此捕风捉影，开开玩笑。 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瓷器碎片鎏金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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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天，一艘沉没在泉州后渚港的古代木帆船被发掘出来，立即在考古界引起轰动。沉船出土物和科学考证表明，这是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远洋商船，它运载着大量香料、药物及其他商品从东南亚归来。它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宋代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十分发达，而造船技术在同一时代领先世界的，就是泉州

宋代古诗艺术批评研究论文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易安词嘛，怎么答的苏轼额？

长沙码子遵命文学：浅 谈 杜 诗说起古典诗词，人们自然会想到唐诗；而说起唐诗，大家又会自然想到杜甫。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唐代诗人，汉族，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原籍襄阳），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艺精湛，忧国忧民；诗称“诗史”，人称“诗圣”。通过学习，我发现杜诗有如下特点：一、诗品卓越和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不同，杜诗跳出了吟花弄月和个人得失的小圈子。他大胆地针砭黑暗的时弊，积极地关怀无辜的百姓，敢为广大穷苦百姓“鼓与呼”。例如：“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中的诗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区区十个字，就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当权恶吏仗势欺人的憎恶和谴责；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深受压迫的同情和呼号。又如：公元759年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简直和1046年北宋名相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杜诗却比范文几乎要早上300年！二、格律圣手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例如：《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整篇四联，三联工对。不仅句间对仗，而且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如临仙乐。经过精心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难怪胡应麟《诗薮》将该诗推崇为“古今七律之冠”！三、体裁丰富杜甫不仅格律诗堪称圣手，而且乐府诗也写得出神入化。例如：《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首诗是讽世伤时之作，也是杜诗中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诗旨在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充满非战色彩。 全诗把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揭露得尽致淋漓。诗的开头，用不太多见的三字句，连用两个象声词，“辚辚”和“萧萧”，以蒙太奇的手法，迅速把读者带进一个悲惨的故事情节。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既井井有条，又曲折多变，真可谓 “新乐府”诗的典范，前呼后应也是这首诗的写作特色之一。该诗的成功固然决定于立意谋篇，但是和格律诗相比，更为活泼的形式，更为丰富的节奏，也是该诗的重要亮点。有理由相信，杜甫的新乐府中的长短句式，肯定对后世包括宋词在内的新兴文体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以上浅谈，纯属管见，失雅之处，深望斧正。学生XXX敬上另附五绝拙作两篇，拙联两幅：※◇※◇※◇※《五绝·叹孔明》祭风烧赤壁，妙计赚荆州。可叹隆中对，祁山恨未休。《五绝·咏范蠡》略施韬晦计，助越胜强吴。名利皆抛却，翩跹泛太湖。※◇※◇※◇※杜句：无边落木萧萧下拙对：不尽扬沙漫漫飞杜句：丛菊两开他日泪拙对：岭梅独放故人心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选修古代小说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1（1重视写人，尤其重视写人的思想性格，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 （2）受古典散文的影响，精于艺术构思。 （3）讲究语言精练，追求简约美。 （4）受民间传说和“说话“艺术的影响，形成了讲故事的传统。 （5）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形成纪传体的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6）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多在叙事中穿插诗词韵语。 （7）受古典绘画的影响，讲究传神写意，在人物塑造中追求神似。2、我国古代小说有如下特点： 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 ⑵情节曲折，故事完整，这是我国古代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 ⑶语言准确简练，生动流畅，富于个性化。这是古代小说吸收民间口语、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而形成的又一重要特点。 ⑷叙述方式明显带有说书人的印记。叙述是表述小说生活内容的一种方式。3、简述明代白话短篇小说反映了哪些时代特征? ⑴反映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新特点，主要是市民（特别是商人）的生活的思想感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中小手工业者依靠劳动发家致富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明代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繁荣情况，以及小手工业者如何依靠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的具体情景。 ⑵爱情婚姻小说中表现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主要有两类。一类从正面表现市民阶层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新观念、新追求，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另一类是描写情与礼的矛盾，或以悲剧结局来揭露和控诉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以喜剧结局来否定礼而肯定情，如《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⑶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也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描写恶霸压迫人民，如《灌园叟晚逢仙女》，另一类通过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揭露其凶残阴险的本性，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4、在确立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范围时，应该考虑的三个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是： ⑴必须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比较着意于刻画人物形象； ⑵必须有故事，有情节，反映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矛盾冲突 ⑶必须有非纪实性的特征，作品在反映生活时有选择、有提炼、有虚构，在艺术上概括和集中。5、古代的史传文学和寓言故事对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小说本身，它们和小说文体的异同主要是： ⑴寓言故事和小说都重视故事，但是寓言的目的在于说理，而小说则要通过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 ⑵史传文学和小说都重视叙事和人物描写，但史传文学要符合史实，不容夸饰、虚构，而小说则离不开夸饰和虚构。6、为什么说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真正走向成熟？ (1)传奇的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和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市美特征，这是古代小说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 (2)在内容上，由志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⑶在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提高。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种质的新变。7、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的基本特点： ⑴创作目的与唐传奇有很大的不同，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需要。 ⑵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听众的市民阶层的生活）的。 ⑶表达根据是在口语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⑷故事性很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关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⑸注意写人物，特别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人物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⑹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8、明清小说繁荣的三个标志是： ⑴中国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⑵作家辈出，名作如林。 ⑶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表现手法上，都已经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9、在明清长篇小说名著中有四部代表作，它们分别属于什么小说类型？如下： ⑴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 ⑵英雄传奇小说，如《水浒传》。 ⑶神魔小说，如《西游记》；⑷人情小说，如《金瓶梅》、《红楼梦》。 ⑸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⑹公案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10、简要谈谈中国古典小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古代论文研究方法论

哲学意义上的方法概念,是指研究主体在把握对象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工具、途径的总和.而研究方法的理论便是方法论.文学理论也有自己的方法体系,也有自己的方法论.文学理论的方法体系总的说来包括三个层面,即哲学方法的层面,科学方法的层面,专业方法的层面.（1）哲学方法的层面.哲学方法是在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具体学科都具有指导的意义,因此哲学方法是文学理论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也是这一体系的理论基础,它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等等；（2）科学方法的层面.这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逐渐形成的方法,以其横断性和交叉性而为文学理论所吸收和借鉴,它处于中间层次而对文学理论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它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模糊数学理论等方法；（3）专业方法的层面.这是适用于文艺学自身专业特点的特殊方法,其中既有从自身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传统方法,如赏析方法、考证方法、评点方法等,也有从其他学科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步固定下来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较具体,也最接近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如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这里对于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不准备作专门解释,只就几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作一些介绍：（一）经验方法经验方法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所采用的重要方法,其特点在于凭感受,凭体会,通过鉴赏、体验、玩味而悟出某些道理,在其结论之中包含着大量感悟和猜测的成分,而这一切大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因此我国许多古代文论家往往本身就是文学家和艺术家.这种经验方法十分注重提炼和遵循法式和规则,以相对固定的理论范式来规范和指导文学创作,并从而建立某种师承和学统,像王昌龄的《诗格》、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王骥德的《曲律》,直至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等,都表现出这一理论倾向.它在阐发文学理论时习惯采用具象性的说理方法,很少运用以逻辑性见长的推理和演绎方法,而是采用比喻、训诂、比附、类推、暗示等手法,如刘勰以人体比喻文章的“风骨”：“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又如《毛诗序》用训诂手法来说明文学的社会功能：“风者,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再有,经验方法在提炼和运用概念、范畴时往往体现出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它所使用的概念范畴许多是相互对应的,在事物内部不同矛盾方面的相互对立和联系之中揭示文学的本质、规律,像文与道、文与质、形与神、风与骨、意与境、情与理等都是如此,而且其运用的概念范畴常常表现一种浑整性,倾向于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结构”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作为形式因素的“结构”,而是既包括形式,又包括内容的一个浑整的概念.另外,我国古代文论常常采取感性化的叙述方式,其中有的方式是诗化的,如论诗诗,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陆游的《论诗诗》、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等；有的是散文化的,如随笔、序跋、书信、评点、注释等.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上述特点有明显的长处,它能够完整地、辩证地把握对象,而不至于在人为的分析解剖之中割裂和肢解对象,它能够从感性层面直接深化到理性的层面,在理解问题时充分发挥主体性,包括灵感、悟性、直觉和才情,避免了抽象的理论推演所造成的刻板和机械.当然它也存在着弱点,如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很难形成那种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它所提出的概念范畴的内涵也不太明确、不太确定,很难作定量分析和科学的验证；其特有的叙述形式也往往造成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总之这种经验方法的长处应当在今天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而其不足之处则有望在现代思维的帮助之下得到扭转和改进.（二）社会学方法文学的社会学方法的形成由来已久,但是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却是在近代的事.1800年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出版《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中译本名为《论文学》）一书是其标志.该书开了“以文学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文学”的先例,用斯达尔夫人的话来说,该书旨在“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斯达尔夫人：《论文学?绪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来法国学者丹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即以一定种族内在的遗传因素,地理、气候、政治、立法、战争、宗教等外在条件,以及作为后天因素的时代精神来解释文艺的产生和演变.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还有圣伯甫、居约、左拉等人就此提出过重要的见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文学社会学理论,但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有关论述却为文学社会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然不失其经典意义.其后学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在这条道路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基本要点在于确认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文学的两头关联着社会生活,一方面它来自社会生活,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通往社会生活,反过来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因此文学社会学主张将文学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大背景前来加以考察,考察社会生活对文学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而文学反过来对于社会生活又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目前文学社会学的发展极为迅猛,其学科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其学术成果也十分令人瞩目,例如在文艺生产、文艺传播、文艺消费、文艺政策、文艺管理、文艺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优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在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必须指出的是,在文学社会学发展史上经历过重大的曲折和失误,这就提醒我们,在文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要谨防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切忌将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作简单的比附,把物质经济生活对于文学的制约看成直接的决定作用,将文学简单地从属于政治和经济需要,而忽视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和艺术本性,否则将给文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殷鉴不远.而当代西方文学社会学将文学理论社会学化、自然科学化的苗头的出现则向我们提出了警示,使我们不能不对此引起重视,即文学理论在吸取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时必须守持自己的本位,社会学的研究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研究,社会学的方法也不能代替文学理论的方法,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社会属性的研究仍然需要与对其审美属性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三）心理学方法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心理学的诞生.此后,心理学渗透到各个学科,也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文学与心理学的交叉渗透为主要特点,它要借助心理学的原理、原则和范畴来研究文学现象,如心理学根据人的表象运动的规律来研究文学创作中想象和联想的特点和作用；它也要借助心理学所特有的方式、技术和手段来进行文学研究,如采用问卷调查、个案测试、数据统计等来研究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读者群体的价值取向.在运用心理学方法时也要避免机械地将心理学的理论搬用于文学研究之中,而忽视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内容的倾向,在现代学术思潮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就犯有这样的毛病,他将该学说中的重要范畴如“情结”、“本我”、“力比多”、“升华”等直接搬用于文学研究,得出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都是出于作者的“恋母情结”的结论.这显然是武断的、不符合事实的.可见文学心理学方法的运用最好还是要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达致合乎科学的结论.（四）形式主义方法这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盛行的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到英美新批评派,再到法国结构主义,再到嗣后的解构主义,乃是贯穿本世纪之始终的重要思潮.形式主义方法的要点在于强调文学以形式为本位,认为形式并不是内容的附庸,它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并不受到内容的限制,与社会、历史、文化、道德、宗教无关.这种方法以文本为中心,对文本以外的世界、作者和读者存而不论,认为主张从文本以外的因素出发去研究文本只是一种谬见.于是文学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内容、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发展的社会根源等等,都被排除在这种方法的视野之外.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和分析》第6页.莫斯科,1961年版.）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它强调文学应具有“文学性”,体现“陌生化”原则.所谓“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罗斯诗歌》第11页.布拉格,1921年版.）,它不在内容,而在语言技巧、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所谓“陌生化”,就是通过形式因素的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而使文学语言对日常语言产生疏远和变异,从而收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巧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四篇论文》第12页.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总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强调文学的本质在于形式,而文学的魅力在于形式的变化.另外,它还强调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阅读和赏析（也就是所谓“细读”）,从而体会出作品的文字形式的音韵、格律、节奏和意蕴.而新批评派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吸收了现象学文论的意见,将作品分为五个层面,即（1）声音层面；（2）意义单元；（3）意象和隐喻；（4）象征和象征系统；（5）形式与技巧.这对于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形式主义方法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坚持研究的客观性,重视对于作品形式因素的细致赏析等主张,都有可借鉴之处,但它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缺陷,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将它与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五）比较文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古罗马人强调摹仿古希腊人,罗马重要作家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大都是对于希腊文学的摹仿,因此在古罗马文论家贺拉斯、麦克罗皮斯的论著中,都主张将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与其希腊原作加以比较,揭示其摹仿之处和从属关系.这里已经包含着比较文学的萌芽.近代以来,受到其他一些学科比较方法（如“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的影响,比较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方法终于形成,法国人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于1816年出版了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题名为《比较文学教程》,这是“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比较文学旨在对于跨国家、跨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或类比研究,从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中界定出各自的特点,寻求共同发展的途径.在比较文学中影响较大的两个派别是注重影响研究（交叉研究）的法国学派和注重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比较严谨,同时也比较拘泥,它往往将研究范围限于同一文化系统之内,而且限于存在着直接接触和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现象,它在研究方法上崇尚实证和考据,带有较强的实证主义倾向.法国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的这一段话可以昭示其宗旨：“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家跨越语言或民族的界限,注视着两国或几国文学之间主题、书籍、情感之交流.”（基亚：《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79－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开启了影响研究的方法论.例如通过实证考据研究元人李行道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创作受到佛经、可兰经、圣经的影响,而该剧又影响了后来布莱希特的剧作《高加索灰阑记》,便是采用影响研究方法的一例.法国学派有时陷于对比较对象之间事实联系的烦琐考证,而忽视对于文学现象的美学分析,特别是囿于欧洲文化系统的狭小范围内讨论问题,并且将法国视为欧洲文学的中心和辐射源,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因此存在着局限性.美国学派就是在否定法国学派上述局限性的基础上,在二次大战以后异军突起的,它主张对于文学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注重对于无实际接触、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的研究.如果说法国学派是以比较对象之间的实际联系为研究的出发点的话,那么美国学派则以比较对象所包含的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正像奥尔德里奇所说,该学派注意的是“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比较文学论文选集》,《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寻找比较对象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且也寻找它们的不同之处.总之,这一派别强调平行和对照,以问题为中心,对众多的文学问题以及相关的知识和信仰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学派打破了法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论,力图勾划出一幅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特别是有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为只有把欧美文学与中国文学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和思考时,才能真正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无疑代表了比较文学的一种积极的方向.目前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正在蓬勃展开,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许多拓展和创新,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总之,在我国比较文学的前景是美好的.总之,上述几种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各自的理论背景和操作原则,在把握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时形成了特有的角度和途径,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之处,同时它们又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都值得重视,值得借鉴和吸取,而在具体操作中最佳的选择是对其加以融会贯通和综合利用.

论文的方法论主要是调查法、观察法、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

调查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

观察法是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

定量分析法是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定性分析法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

扩展资料：

论文中常用方法：

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模拟法（模型方法）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信息研究方法

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

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研究工作因得新的资料的发行而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研究人员的兴趣颇为广泛，而他们的研究理念和为学科做的建设引起了史学界的思考，这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在将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应该联合不同的领域，互帮互助，思考一些更深更专的学术研究问题，持续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此来触发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效率。【关键词】古代历史研究；继承；发展；创新；回归传统一、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研究趋势近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方面的论文大约发表了三万篇以上，相关著作和论文集大约出版了两千多部。不同断代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特点，但总归上来说有相同内容。近年来的许多新资料中，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创造条件。研究者通过甲骨文和殷周铭文，对其相关制度提出了新看法。通过战国秦汉的简，研究者对当时的各种行政制度展开讨论，也使得一些观点得到修正。清华大学藏简丰富，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献，比如《金縢》《顾命》等，这些文献对研究《尚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史书《楚居》也为研究楚国提供了相当宝贵的线索。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天圣令》等文献对于晋南北朝唐宋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使得研究者能够深入研究其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拓宽了研究范围和渠道。由于不断有新资料新文献问世，让许多新问题进入了讨论之中，也利于相关研究者来进行甄别判断。对于先秦史领域，研究者的兴趣点主要在国家起源，社会与文化方面，主要课题有（1）关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城址与文明、文明起源与进化、民族和地区的古代文明。（2）殷商的方国、地理和族属，商的统治制度。（3）周的礼乐制度等等。对于秦汉史的研究，研究者主要兴趣点在各种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还有各种礼制和社会生态等等问题。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研究者着力在土地制度与其独有的门阀制度和选官制度等等上，除此以外吗，还向基层社会和民族研究扩展。在隋唐五代史领域，研究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在宋元明清这段时间，研究范围更是扩大，对于政治和军事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对于清史，八旗世爵制度是一个饱受关注的课题。二、回归传统的历史学意义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大体都在走着西方人文主义社科的老路线，不过不能因此而否定我国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西方的人文主义社科的古典方法论的确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与此同时，将中国的古代史研究路径与领域大大地拓展了，成果喜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火热一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虽然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现实。这一理论结合了中国传统史学文献和实证分析，其根本还是脚踏实地的传统史学研究[1]。纵观古今中外，其实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历史学研究都有共通之处，基本的内涵原则都是相似的，虽然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但是这些是历史学研究过程中无法抹去的瑰丽宝藏。明清时期是中国的传统文献开拓性研究理念和独到的方法它的鼎盛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等学者所提出的“不求史料”等批评就显得不切实际了。三、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个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大致有三层含义。第一，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理解；第二，历史学家所处时代遭遇的问题引发了他对历史的疑问；因此，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言之，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有其独特的人文背景。这便给了我们思考的机会，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当思考并探索一些什么？这大概是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后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出了因不同时间段而出现的差异，但整体上而言，它体现了学理和逻辑上的不间断性。它既思考宏大问题又具体研究，而且它还将实证作为研究的根本，跟随着新史学建立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路径行进。因此它给予了我们学术自信，也使得我们在历史学的道路上不断思索探寻，是实证保证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而历史学绝不仅仅只有“科学”的层面。实证是研究的一种方式，它给予人的是认识历史的基本能力，但历史学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是探索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了解了我们从哪里来，如何来；我们向何处去，怎么去都是由历史研究而得到结果的。在大数据时代，我们能轻易获得很多的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且必须在研究方面有所创新，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寻找重点[2]。研究工作因得新的资料的发行而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研究人员的兴趣颇为广泛，而他们的研究理念和为学科做的建设引起了史学界的思考，这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方向。综上所述，我们需要联合不同研究领域，互帮互助，加强交流。在宏观上，研究者们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都有内在一致性。我们需要有勇气，一边具体研究工作，我们需要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审视不曾断裂的且具有不间断性的中古古代文明

古代史跟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有什么异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创新与回归传统作者：和丽霞来源：《资治文摘》2017年第06期 【摘要】研究工作因得新的资料的发行而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研究人员的兴趣颇为广泛，而他们的研究理念和为学科做的建设引起了史学界的思考，这些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在将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应该联合不同的领域，互帮互助，思考一些更深更专的学术研究问题，持续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此来触发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效率。 【关键词】古代历史研究；继承；发展；创新；回归传统第 1 页舒华健身器材 享受就瘦 广州舒华旗舰店全场特价优惠全场跑步机，动感单车，健身车，椭圆机，力量器材特价优惠，价比线上门店!广州仓直发!快人一步享瘦!点击立即咨询，了解更多详情咨询广州市舒华体育用品 广告 一、中国古代史的历史研究趋势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领域方面的论文大约发表了三万篇以上，相关著作和论文集大约出版了两千多部。不同断代的研究虽然有不同特点，但总归上来说有相同内容。近年来的许多新资料中，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创造条件。研究者通过甲骨文和殷周铭文，对其相关制度提出了新看法。通过战国秦汉的简，研究者对当时的各种行政制度展开讨论，也使得一些观点得到修正。清华大学藏简丰富，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献，比如《金縢》《顾命》等，这些文献对研究《尚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史书《楚居》也为研究楚国提供了相当宝贵的线索。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第 2 页城文献、《天圣令》等文献对于晋南北朝唐宋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使得研究者能够深入研究其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拓宽了研究范围和渠道。由于不断有新资料新文献问世，让许多新问题进入了讨论之中，也利于相关研究者来进行甄别判断。对于先秦史领域，研究者的兴趣点主要在国家起源，社会与文化方面，主要课题有（1）关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城址与文明、文明起源与进化、民族和地区的古代文明。（2）殷商的方国、地理和族属，商的统治制度。（3）周的礼乐制度等等。对于秦汉史的研究，研究者主要兴趣点在各种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还有各种礼制和社会生态等等问题。对于魏晋南第 3 页北朝的研究，研究者着力在土地制度与其独有的门阀制度和选官制度等等上，除此以外吗，还向基层社会和民族研究扩展。在隋唐五代史领域，研究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在宋元明清这段时间，研究范围更是扩大，对于政治和军事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对于清史，八旗世爵制度是一个饱受关注的课题。第 4 页百度文库 搜索

宋代散文研究论文

一,分析苏轼散文的形成原因 谈苏轼的散文,首先要了解苏轼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经历,(1):他从幼年时就受父母的指教,八岁拜师于眉山道士张益简.十岁做文章就能有过人之警策语,他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基础.(2)坎坷不平的仕途,他一生屡遭贬滴,在困苦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写作.从苏轼一生的思想与创作来看,旷达,乐观热爱现实生活的精神还是主导方向.(3)苏轼博采儒,道,释三家的思想较复杂,"入世"与"出世"两种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往往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他把众家思想为一体,形成了自己思想发展体系,为以后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二,苏轼的文学观念 他主张:(1)文贵在自然,反对做作.他认为,文学创作来自于社会实现生活的感受.是由客观事物作用于内心并触发创作的冲动而自然表现出来的.所以他说:"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2)他既主张内容的充实郁勃,又注意作品自身的美学价值.他强调:为文要做到"辞达"就是要求辞采的恰好达意.既不应"求深"更不能"务奇"针对文坛时弊.这是在文辞表达形式上,一个很高的艺术技巧.做到"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方可达到.(3)崇尚自由与解放的文艺指导思想,要求自由表达,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与限制.主张文要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从而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美学境地. 三,苏轼散文的艺术成就 苏轼继庄子之风,学识更加丰富,笔力更加挥洒自如.表现在:(1)汪洋姿势,豪迈奔放.(2)想像丰富,姿态横生.(3)自然流畅,行云流水.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苏轼的前后它标志着宋代文赋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当历代所传涌,今天读起来也仍然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是诗和散文高度的融合,充溢着诗情画意.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的"诗缘情而绮靡,赋物体而浏亮"的手法,把诗,赋,文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将情,景,韵交织在一起.创造出美妙的境界,这篇赋作者也把笔力着重在说理上.但,这是在优美的境界中说理.以水,月,清风作誓,富于形象性和感情色彩.再加上对偶和韵语使谈玄说理也清爽地融于诗情画意之中.并且以理胜情,展示了胸襟,深化了主题。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缝。《秋声赋》、《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生平简介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本校（指复旦大学——编者注）中文系任教。现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丘海诗词学会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

三十多年来，王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选注》、《苏轼传》、《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等专著及《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等，他还是文学研究所编着的《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专攻唐宋文学，尤精于唐宋诗词、散文和苏轼的研究，建树甚多，并形成了自己好学深思、辨疑祛难的治学风格。王教授注意研究课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尽可能选择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或难点，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杜甫研究的评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由于见解独到新颖、议论深刻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八十年代发表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是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最早为苏轼正名的文章，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在研究中，王教授还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他是国内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学者，曾发表系列论文十多篇。在词学研究方面，他的近作《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等文，尝试用比较方法或历史溯源方法来研究一些词学现象，曾获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近年来，他很重视宋代文学和宋人心态的综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议论更趋恢宏。

王教授的研究，扎根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他努力于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订。1984年出版的《苏轼选集》一书就是一部资料丰富、工力扎实、学术性极强的选本，被学术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

王水照教授在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近年来还积极从事中外学术交流。除指导国内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外，他还先后指导过日本等国高级进修生。1984年秋，王教授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聘，去该校讲学一年半。在日期间，他与海外学者切磋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讲演，并努力搜寻国内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资料及其它典籍。东瀛归来后，他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和《日本文话三种》两书，整理编辑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和《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三书，交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学术领域里，王水照教授从不满足，仍孜孜屹屹，潜心学海。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

（参见高克勤《博士生导师王水照教授》）

学术创获

苏轼研究

这是王先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教授的苏轼研究专着就多次称引王先生的研究成果。早在北大55级编写“红皮”《中国文学史》时，王先生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他还是明确地肯定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他写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轼研究的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

重新进行苏轼研究已到了1978年，王先生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这是第一篇针对“文革”中“评儒批法”运动对苏轼“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而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此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应当落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的探讨上，根据这种理解，王先生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00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有利于理解苏轼作品的相关材料，另立“附录”。是书被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曾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钱钟书先生高度赞扬此书，谓之“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

事实上，苏轼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成为后世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基于这种认识，王先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者揭示了苏轼的人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出处”、“生死”两大人生课题，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释、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精细的剖析，并进而分析了苏轼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认为涵泳着这种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文艺创造，才是苏轼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此文在苏轼研究学会第五次研讨会上宣读后，当即引起与会者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王先生概括出的“文化性格”一词，此后也被广泛运用。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作为政治家的苏轼，到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轼，王先生的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先生的研究与之同步。有关苏轼的论文集《苏轼论稿》（收文16篇）已在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24篇）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着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散文研究

王先生在“文革”前发表的《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确认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此后被广泛引用；在王先生以后的著述中，又谓之“群体风格”。1978年后，他对宋代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宋六大家，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系统地研究宋代散文。王先生指出，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北宋六大家中的曾巩，自“五四”以来一直受冷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王先生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中详细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审美因素，被誉为“目前研究曾文的一篇力作”。应当指出，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类型中，人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戏曲、小说理论批评资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相对说来，“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王先生认为，今天有必要从美感角度去界定古代散文，而这又首先要对前人已有的批评范畴和术语加以系统梳理，于是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王先生几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工作，终于编成了卷帙浩繁的《历代文话》。此书收录我国古代文章学专书、专卷共142种，约500万字，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修辞学史、语言学史等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可望近期出版。

王先生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注意将总体把握与个案分析结合起来，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

宋词研究

王先生重点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展开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豪放”“婉约”之争的历史公案，此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的格套，改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经过周密论证指出，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所以，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的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荣获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通过苏、秦词的比勘，揭示出宋代诗词的分合趋势。文章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别具手眼，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一组和词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三种不同的心态，而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映，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谪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以小见大，受到学术界重视。

专题性的综合研究

王先生近几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者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学士”集团。已发表的主要论文如《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等，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文人集团”这个视角已被众多研究者使用。在这项研究中，王先生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文词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形式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

《宋代文学通论》一书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此书有别于通常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而且开辟了许多新思路。兹举王先生单独发表的三篇论文作一说明。《“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是学术界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探讨宋代文学的较早论文。在吸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对举区界说的基础上，王先生进一步指出，“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而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因此，类型的划分比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在《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中，王先生再次探讨了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关系，透过宋人“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考察宋代文学的重理节情，从宋人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评价宋代文学的盛极而变，皆能新人耳目。《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一文，考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来由，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嬗变，皆富于启发性。在评价把宋词当作宋代文学的代表这一流行观点时，王先生在多方考察后指出，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即从中国文学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词体文学，宋代无疑已臻顶峰。元、明两代固无更多名家名作可以称述，清代的词学中兴，成就不应低估，但清词之于宋词，略与宋诗之于唐诗相埒，总落第二位。宋词以我国词体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并列才是当之无愧的。若认为宋词的成就超过同时代的宋诗、宋文，则就不很确当。”王先生对宋型文化及其与宋代文学的关系的论述已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2000年5月，60多万字的《王水照自选集》甫一出版即广受学界注意。十多年前，中文系著名的学术前辈朱东润先生对王先生的学术论着作过简要而精当的评价，曰：“语无支蔓，体亦纯洁，百尺竿头，不作第二人想。”今天，读过此自选集的人仍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