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论文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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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封建官僚将政府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往往将其作为支配社会的工具。因此，在专制制度下，官僚制的弊病（贪污、效率低下、繁文缛节）更为严重。封建官僚系统的官员选任机制由于其无法克服痼疾，必然造成弊端。从官员的质上讲，封建官僚制下的选举制度必然不能保证官员的质。察举制中选评权掌握在个人手中，容易成为官员营私结党的工具；科举制虽然客观，但是考试内容流于形式，与具体行政没有什么联系；恩荫、捐纳更是官员腐败、官商勾结的摇篮。从官员的量上讲，吐故有滞，纳新不止，必然造成冗官。吸收大量官员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皇室讲封官作为一种恩赐，大加使用；二是国库吃紧时卖官现象突出；三是中央为了牵制地方，不断设置新的制衡机构，官员职责重叠。在吐故方面，由于古时的退休依靠官员主动提请，贪恋权位者贪慕俸禄虚报年龄。这种本质是因为古代官职是集名、利、权一体的。如果官僚只是一种职位，就不会出现冗官的状况。官僚在职位之外，获得更多的是因身份的利益。由于不断把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作为一种俸禄分配给官员，冗官也就出现了。冗官一旦出现，削减官僚编制的改革都会损害既得利益集团，从而总是以失败告终。

一直以来,并存于封建统治下的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都在不断地相互作用。明代官员、思想家李卓吾说“二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二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现代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写道“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的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政治现象或政治体制虽然比较突出而显得重要,却不能无视其他社会事象和制度的作用,因为大凡一种政治制度如其对于环绕着它的其他社会体制不能适应、不能协调,它就会立即显出孤立无助的窄狭性来;反之,如其它能适应、能运用同时并存的其他社会文化事象,并且在各方面造出与它相配合的社会体制来,它的作用和影响就将视其包容性而相应增大。与外国官僚政治相比较,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性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这足以体现了,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统治、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它适应了官僚政治的需要。而官僚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又必将推动儒家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从汉代设立的察举制到隋唐起源延续至清朝末期的科举制,它们考试的内容都是儒家学说。然而这些制度又配合官僚政治系统的维持,它们始终相互作用。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作者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秦汉至中华民国的历史找出官僚政治的产生、形态和特征，及其与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并从与西方官僚制度的对比中，揭示出官僚政治发展和转化的一般规律，颇多卓越创见，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是六十多年前对国际友人李约瑟提问的李约瑟难题答卷。虽然作者很谦逊地说这是经济学研究之外的副产品，但正因为作为经济学家有能从上层建筑透视到经济基础底蕴的深邃目光，才能生动地把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官僚政治形态，一览无遗地突兀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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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王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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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1981-6

页数：200

中国官僚体制变迁的论文研究

一、官僚体系是国家中央对全国的管理做出核心决策和中央维系到地方管理的纽带的集合。在封建社会中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君主制度、无法以一己之力来维系整个国家机构的运转和日常事务的处理。这就出现了官僚。从中央到地方、任用了一定数量的官僚并成立了一系列完整的官僚制度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这就是官僚体系的建立。二、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1、宫僚制度的先声中国古代政治具有早熟性。三代政治社会中已经初备官僚制度的早期发展模式，尽管它们与后代官僚制度差异明显，但商周政治体制中的若干制度因素，其实已开中国古代宫僚制度的先声。2、官僚政治制度真正的产生时期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使早期官僚制度渐渐脱离了贵族政治的纠缠，在国家体制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后，全新意义上的官僚体制也得以逐步建立。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出现了郡县制、客卿制度，这些变革对新型官僚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所以，把战国时代视为官僚政治制度真正的产生时期。3、秦汉是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政治的各个要素都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4、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皇帝制度，国家的决策权、行政权以及军权、财权和司法权都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国家通过郡县对百姓实行最直接的统治和调发，对民力的调发可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5、到了近代、官僚体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相比在封建社会时更能体现出其落后的方式和效率。其出现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有命令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表现形式、即为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三、官僚体系过于庞大对国家的危害有如政府运转效率过低、国家开支庞大、浪费严重、对社会风气的严重影响等。

当前中国官僚体制的特点分析 谈起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阶级社会，其实不然。虽然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的确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从古至今，除了极短暂的军人执政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官僚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统治者是官僚集团，所谓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实际上都是依附于官僚集团而存在的。官僚集团本身既不代表任何阶级，也不为任何阶级支持，它只代表自己，它的产生和存在，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所谓“社会经济基础”毫不相干，并且不会因这些因素改变而改变。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初期的“奴隶社会”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再到民国时期和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根本特点始终都没有改变。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最重要的两种制度，民主制度的故乡是古代希腊，而中国则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官僚体制发展到如此复杂的形态，可以说，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度。 民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民主制度下的官吏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官员需对选民负责，各级官吏几乎都处于人民的有效监督之下，使得官僚很难形成利益集团。而官僚制度下的官吏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产生的，官员只需对任命他的上级官员负责，无需对人民负责，使得人民无法对官吏进行监督，由此使得各级官吏有条件形成利益集团。官僚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形成自己独立的集团利益，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使利益最大化，官僚集团往往会不择手段地去尽可能扩大控制社会资源。从社会管理效率上来说，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往往比民主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其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民主制度由于过于分权，容易造成互相扯皮，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导致社会发展机遇的丧失。因此在政权建立初期，官僚制度下的国家往往会比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能够更快速的稳定和更高效的运转。但是随着官僚集团自身的力量的逐步发展壮大，官僚集团会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和特权，从而逐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官僚制度下的政权由于受官僚集团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往往都是短命的，到官僚体制发展的中后期其对社会的危害会逐渐大于对社会的贡献，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衰败。而民主制度，虽然初期和官僚制度相比表现的效率低下，但从长远来看，社会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稳定，而且还可以避免官僚集团权力的危害，这一点本身就是其优点所在。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没有实行官僚制度的国家大部分都是灭亡于外敌入侵，而实行官僚制度的国家往往都是从内部土崩瓦解，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官僚制度本身发展的规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之时，开国统治者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了巩固政权，往往都会通过建立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而官僚体系本身则像一个吸在国家母体身上的瘤子，刚开始还是一个良性肿瘤，对国家、社会并没有多少危害，但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其本身也开始逐渐恶化成恶性肿瘤，并开始侵蚀着其国家、社会母体，直到最后广大人民对其忍无可忍，爆发革命，国家灭亡，然后又是一次新的循环，这就是中国历代王朝周而复始轮换的本质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通过建立官僚体系来稳定政权，官僚体系的建立，为国家的安定和迅速转入全面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随着其本身的发展逐渐开始危害社会，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并试图打破官僚体系对国家政权的挟持，是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也使中国陷入了动乱之中。为了修复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使国家稳定下来发展经济，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依靠官僚体系，1978年以后，邓小平迅速将中国造大严重破坏的官僚体系重新建立起来，依靠官僚体系将国家迅速转入经济建设中去。 随后的数年，官僚体系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迅速成长壮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将其势力像大树的根须一样迅速伸展，并尽一切手段去牢牢控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无处不见其庞杂的根须。而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而且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更为可怕的是，搭着城市经济改革的便车，官僚体系很快和资本结合在了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概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应当分成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两个概念来理解，同时又要注意二者之间的联系。 1、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2、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 3、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席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 二、实行原因 1、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2、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3、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三、基本内容 1、皇帝制；2、中央行使制度；3、地方行政制度，其核心是集一切权力于皇帝。 四、特点： 1、皇权至上原则；2、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3、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4、皇帝从决策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独断权力；5、宣扬“君权神授”；6、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 五、基本矛盾： 1、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 2、皇权与相权矛盾（中央政府内部矛盾）。 六、发展演变： 1、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 2、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 3、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4、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2 5、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 6、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 7、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 七、作用： 1、积极作用： ① 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2、消极作用：①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② 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③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我只找到课文，但没找到论文！ 它是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滴！ 这个文章或许有用： 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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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c刊。

思想教育研究》是C刊，也就是cssci，创刊于1985年1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原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北京科技大学主办的期刊。

据2018年10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期刊官网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编委会共有顾问8人，编委39人 。根据2018年10月25日中国知网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版文献共4533篇，总被下载1210866次、总被引29223次；（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综合影响因子为 。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设有“本刊专稿”、“书记论坛”、“博导论坛”、“博士园地”、“理论探讨”、“党建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想政治工作”、“德育研究”、“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研究”、“军队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等栏目。同时该刊针对相关理论热点、会议精神，结合时势不定期开设相关栏目。

据2018年10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期刊官网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编委会共有顾问8人，编委39人   。根据2018年10月25日中国知网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出版文献共4533篇，总被下载1210866次、总被引29223次；（2018版）复合影响因子为，（2018版）综合影响因子为 。

根据2018年10月25日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载文量为2702篇，被引量为14162、下载量为77500；根据2015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数据显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年影响因子为，在全部统计源期刊（6735种）中排第965名，在教育（346种）中排第46名

A.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专业怎么样 在教育部上一轮学科评估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以83分评估得分名列国内第7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该校哲学专业是非常不错的。 B. 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专业怎么样 学 院 简 介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研的重镇之一，目前已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到教师培训、本科函授、研究生课程班等系统的教学、科研体系，涵盖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一级学科，是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学院各专业均具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有些专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历史沿革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3年的政治教育系。1979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以原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逻辑教研室、中学思想政治课教育教研室为主体，整合相关部门，组建起了哲学系，这是新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的第一个哲学系。1988年，政教系并入哲学系。1994年，中学思想政治课研究中心及《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社并入哲学系。2003年，在原哲学系的基础上，整合相关学术资源，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机构设置 学院设有3个系：哲学系、思想政治教育系、社会学系；13个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外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美学与美育研究所、宗教与文化研究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辅仁国学研究所；两个实验室：社会数据调查实验室、科学技术与应用美学实验室；两个杂志社：教育部组织的《中国高等学校文摘：哲学》（英文版）、教育部委托的《思想政治课教学》。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7个跨学科交流的研究中心：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民意调查事务研究中心、过程哲学研究中心、企业管理文化研究中心、俄罗斯文化研究中心、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哲学社会科学传播与交流中心。 学科发展 学院拥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3个，自主设置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5个；3个本科专业：哲学、社会工作、思想政治教育。经过学科融合，学院获得了全国重点学科1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学科进入“211”二期建设，以学院为主要依托建设了“985”工程“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创新基地。 队伍建设 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涌现出齐振海、袁贵仁、韩震、杨耕、张曙光、周桂钿、郑万耕、李景林、杨寿堪、杨百顺、吴家国、董志铁、廖申白、刘清平、沈小峰、王德胜、贺允清等一大批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目前学院教职员工58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14人，副编审1人，讲师11人。专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44人（其中4人为欧美国家博士学位获得者），有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2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1人，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入选者2人，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1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2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6人，北京市“百人工程”入选5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1人，教育部“青年教师奖”1人。另外，学院还聘请了罗蒂、杜维明、安乐哲、池田大作等知名学者为客座教授。 人才培养 学院通过本科生课程体系改革，实现了本科生自主学习的新模式。学院从以本科生培养为主转向本科培养为基础，研究生培养为重点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约为2:1。研究生生源质量和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学院形成了系统有效、丰富多彩的学生工作模式，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学院在校学习的全日制本科生196人，硕士生298人，博士生114人，在站博士后9人；另有进修学者7人，教育专业硕士48人，函授生116人。 学术研究 学院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传统，在认识论、价值哲学、人的哲学、生存哲学、儒家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易学哲学、人本主义、西方历史哲学、普通逻辑、科学技术哲学等领域，获得了丰硕成果。“十五”期间，学院实现了我校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方面零的突破；并且还获得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项。学院教师获得的科研经费累计超过700万元，哲学学科的人均论文产出量在校内名列前茅。从2003年起，学院教师每年都有论文在SCI或SSCI和A&HCI系统刊物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华文摘》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迅猛。学院积极加强学术交流，多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派出多位教师到国际知名大学访问进修。国际知名学者理查德·罗蒂、约翰·培里、杜维明、约翰·柯布、戴维·格里芬等先后到学院开展了学术交流。 社会服务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拥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和人才资源，这为我们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是我院的重点，教师和研究团队的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则为党和 *** 的决策提供了参考。我院还整合各学科，举办丰富多样的课程研修班和学术讲座，做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我院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支持学校组织的各种支教活动，先后有数百人次参加，为贫困地区、偏远地区以及西部开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C. 考研北师大的难度大还是华东大哲学专业。 1、考研北师大的难度大，哲学专业。 2、考研北师大和华东大虽然都是985重点大学，但学专校排名和首都的关系会属略显北师大的竞争大一点。 3、北师大和华东大的考研难度不会相差很大，建议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将来打算选择地方，即选择北京或者上海。祝你成功！ D. 您好，我今年报考了 北师大的哲学专业，我想知道 “综合能力测试”考什么 我和楼上是一个班的复。制他说的基本就是这样。考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沉下心来。详细的内容可以再网络知道里面找到。//./question/81256341?an=0&si=9 祝你好运 E.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哲学专业的考研参考书是什么 基本就是赵敦华 张志伟的参考书. 没啥用，多看真题吧,可以在淘宝上找本<哲学考研1000题> 适合专业哲学考研使用. F. 北师大哲学 北师大的哲学整体还是不错的，李景林、李祥俊、江怡、张曙光等老师都是不错的老师。学哲学出来后工作在高校当老师、做学术，从政、当公务员，从商、到公司工作都有，只要你有心，哲学这个专业并不构成障碍。 G.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多少分录取 取决于你是哪个地区的，一般在650-660之间。 H. 哲学系出来能找到工作吗北师大的哲学系咋样该不该报哲学系 一江痕和说牧师那个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知道现在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以后不打算留在哲学界，那么读哲学就给你个文凭，而就国内这个教育水平和就业形势看，不如读别的，真的不如读别的！！ 如果……你真想报哲学系，首先你得弄清哲学研究的现状。王浩很早以前就说过，当代和哲学有关的研究道路就两条，从数理科学入手进行哲学研究，或者先读哲学进而转向文学等等专业。 哲学绝对不是文科，或者说不只是文科。国内的哲学院系里当然要做中西马、伦理、美学、逻辑、科哲，也许还有宗教等等二级学科的区分，但哲学研究的问题并不是按着这个框架走的。真想读哲学（马哲不算数，除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你懂的）从下面选个你喜欢研究领域，找几篇论文看看，看看现在哲学家们在做的事情： 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行动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应用伦理；美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史；生物哲学；物理哲学；数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哲学史；中国哲学…… 哲学家≠思想家，也没有人再去构造什么理论体系了，除非民哲。如果读西哲，必学数理逻辑，必读科学史。 学哲学是很容易的，从报考的准备到拿文凭都很简单，可是如果你不满足于混日子，那么要读的书就太多了。 人大哲学院做了一个叫“哲学在线”的网站，发布一些新闻也有论文，论坛也不错，可以看看。 最后说一下学校。北师大不是最好的，但是也不错，有实力的话考武大、中山，或者北大清华人大，复旦浙大南大也还好，首师大的哲学院才成立但是有很好的老师。 I. 北京师范大学的哪个专业最好北师大的哲学专业怎么样北师大在全国排名是多少 北师的哲学很好,排名也应该考前 J. 北师大考研哲学专业的公费比例是多少还是已经取消了 北师大抄设立“研究生基本奖助学金”，用于资助非定向培养硕士生的全部学费和部分生活费。一般来说，非定向硕士生均可获得基本奖助学金，除免交学费(每年8000元)外，还可获得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各院系所可以视经费筹措情况调高奖助学金额度。基本奖助学金实行动态评定，由各院系所根据其学习成绩、科研能力等综合确定。 定向培养硕士生、已获硕士博士学位人员及年龄超过40周岁人员不享受“研究生基本奖助学金”，且须缴纳学费，学费标准为三年共计万元。 住宿 硕士生新生第一年住大运村学生公寓，第二年迁回校内住宿。大运村学生公寓的住宿费为每人每年2300元，学校将补贴每人500元。定向培养的北京地区考生不解决住宿。 有全额奖学金，如果没有拿到全额的还有二等的和三等的，能减少不少的开支。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全面创新，欢迎广大师生积极投稿。 来稿应以思想政治课素质教育创新为核心和指导原则，围绕当前教改考改课改的进展情况，围绕当前教师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有关思想政治课教学理论、方法、艺术、经验的总结等方面积极撰写。 撰稿要求富有鲜活的时代特色，要求文章短小精悍、主题突出、层次清楚、逻辑严密、论证有力、文笔流畅，要体现出一定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要有创意、有创新精神、有超前性和导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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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要发论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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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论文

试论邓小平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他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新突破；在实践中，它推进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回顾和认真学习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一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地位，对于总结和吸取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和肯定邓小平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深入地分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区分为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这就突破了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的领导制度等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从而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两个部分，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一个社会形态阶级本质的内在反映，而具体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它包括机构和人事设置、决策程序和机制、各个权力机构之间职权的划分和相互关系以及权力运行的形式和机制。或者说，政治体制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称。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要受基本政治制度的制约，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日常实施。同基本政治制度相比，政治体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程度影响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形态的变更而发生根本的变革，一旦建立则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往往存在着不大适应或不协调的现象，尤其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的初期或者尚未巩固和健全的时期，政治体制往往弊病较多，使二者出现不适应的状态。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使之不断完善，以便与基本政治制度的要求相适应。对政治体制的弊端，如果长期不进行调整和改革，将最终导致基本政治制度的扭曲以至蜕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基本政治制度对政治体制的根本制约性，又要看到政治体制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巨大反作用。通过调整和改革，使二者基本相适应。 我国建国以后，基本上是照搬原苏联那一套由列宁始创、后又经斯大林进一步强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似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坚持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政治体制问题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尤其是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邓小平谙熟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联系和区别，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具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1]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不存在改革的问题，必须继续坚持，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基本性质。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3]。邓小平这里讲的“具体做法”和“具体制度”就是指政治体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可以改革而且必须要改革，否则会影响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邓小平提出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的观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一观点的理论贡献在于，既触动了以往在制度问题上形成的禁区，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理论前提。同时，明确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和联系，也为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既可以避免有人因思想僵化，借口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抵制改革的“左”的错误倾向，又可以避免有人以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弊端，进而趁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认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右的错误倾向，从而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邓小平深刻地分析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这就切中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突破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以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政治制度来保障和巩固，这些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法定规范，它对于保证领导核心决策科学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党在建国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制度建设并没有引起重视。十年动乱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制度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邓小平在制度建设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明确地肯定了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总结“文革”这一全局性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许多人偏重从个人责任方面进行总结，有此人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敏税地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因时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4]，“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制度总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因此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才是具有根本性的约束。邓小平以上这些重要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统一全党对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为此，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建设的根本内容，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设想。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和生活制度等。二是在实际操作中明确提出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容。如***的考核奖惩制度、离退休制度、选举聘任制度、回避制度、交流制度、财产申报制度等。并提出把注重实绩的平等竞争机制公开引入***人事制度，努力实现干***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三是重申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党内各项制度，指出党中央要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尤其是加强对党的领导人的制约和监督，“关键是形成集体领导”[8]。 邓小平把制度建设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他创造性地指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并把制度建设纳入改革开放系统工程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更为根本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三、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指出这两方面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和当前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有普遍借鉴意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总是同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总是要求政治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迟早要形成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体制，它涉及到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精辟的、前瞻性的论述。

纯扯淡~~~~~~~那天让我把选票放进投票箱的那天我就帮你写。

2000字的论文 搞起来很简单啊1、都是你自己的信息，不用我填了吧？2、字数和格式要求，按规范来就行3、所谓经济学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你的表达似乎有问题，应该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所谓经济基础，通俗的理解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谓上层建筑，通俗的理解就是“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劳资关系，以及更为重要的国家政治制度等。 一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 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这点在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后就提出来了，即“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句话你不用采用：窃以为，这是扯淡的话，既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怎么可能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所以中国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并非先进的，你们懂得。。。） 78年改革开发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一定范围内是成功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这就产生了问题，经济市场化，政治体制依旧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依照我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生产发展的需求，甚至在阻碍生产的发展，因此，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必要的，同时，也是迫切的。。。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具体的措施我就不给你写了。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相关的资料，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学者踊跃研究的一个题目，但是国内学者基本都是XXD的走狗了，狗嘴吐不出象牙，但是你写这么个小论文是足够的了。4 学过语文这就不是问题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