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动词分类研究论文

古汉语动词分类研究论文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论 语》 8 5 13《孟 子》 4 9 13《荀 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 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 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

12、1078页假借例六：“内”假借为“纳”，读nà。�〖HT〗 按：187页注［6］为“距关，毋内诸侯”（史记·陈涉起义）作注：“距：同‘拒’，抵御，挡住。内（nà）:‘纳’的本字，接纳，放进。”“内”字既是“纳”的本字，又怎么能假借为“纳”？王力《同源字典》收“内纳”，可知“内纳”是一组同源词，它们的意义间有引申关系。 二、措辞不当� 1、88页讲解“暂”：在表示时间范畴这一点上，古今义有联系，但是具体的范围却发生了转移。“暂”在汉以前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大概在许慎的时候，“暂”字的意义已经开始转移，由一下子、突然转为“不久也”，这是“暂”字在中古时代的常用意义。……中古以后，“暂”的意义又发生了新的转移，即现在“暂时的”意义。“暂时的”不仅与“突然”、“一下子”有明显的区别，与“短时的”也不同。“暂时的”是对将来而言，如“暂时出去，将来还回来”，而“短时的”只表示时间短暂，并不包含将来要做的意思。� 按：把“暂”的“暂时”义与“短时”义作这样辨析的除郭本以外，还有王力先生主编本。王力本常用词（十二）第874字是“暂”字，义项（三）为“短暂的时间”，引用书证后说：“注意：现代汉语的暂字由此发展而来，但是意义不完全相同。现代所谓‘暂’，指暂时 这样，将来不这样。古代所谓‘暂’，是指时间很短，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例如今人‘暂停’是指以后还要继续；古人说‘暂停’，是指停一个短暂的时间，不意味着今后还要继续。”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暂”条下特地加了个“［注意］”提醒人们注意“暂”的古今差别。然而郭本文选节录《三国志·华佗传》，其中有华佗向曹操请假的语句：“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教材251页注［6］把“暂”正注为“暂时”。这就产生了矛盾：文选注释和通论讲解不一致。是文选注释了，还是通论讲解错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暂”有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 从这一段语境看，华佗请假是必须含有“将来回到曹操左右”的意思，否则，“得病笃重”的曹操决不会批给他假期；而后来华佗“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以至于“太祖大怒，使人往检”，“传付许狱”。这些都说明，文选注释是正确的，应该是通论的讲解错了。也就是说，“暂”的现代汉语意义在《三国志》中就有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汉语史研究的艰巨性。� 2、296页讲解“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把“九设”译成“设了九回，“九距”译成“抵挡了九回。”� 按：这样翻译大概是便于讲解古今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差别，但最好在“九回”后面用括号加上“多次”，以免误把表虚数的“九”当成实数。� 3、297页：“判断句中的‘是’叫做判断词（也叫系词）。它是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也帮助表示判断。”� 按：“是”联系主语和谓语，那么“是”自身作什么句子成分？还是不作句子成份？按照50年代的“暂拟系统”，“是”与后面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构成判断合成谓语，“是”是谓语的一部分；按照80年代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北京”是主语，“是”是判断动词作谓语，“……首都”作宾语。编者可能是受古汉语语法的影响太深了，因为把这个例句翻译为文言，是“北京，吾邦之京师也”，“吾邦之京师”正是谓语。这样，在分析“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时，用古汉语的句法分析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的句子，就出现了古今汉语语法杂糅的表述。（郭锡良先生信示：教材采用的是王力先生的语法体系。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4、311－312页：“古代汉语的‘再’是数量词，一般专指两次。到了唐代，‘再’可以专指‘第二次’”。� 按：这段表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再”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还是一身二任的兼词（“数量词”：数词和量词）。从所举例子“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田忌一不胜而再胜”来看，“再”与“一”“三”并列使用，在词汇意义（都表示数目，“量”的意义是译为现代汉语补出来的）和句法功能（都作状语）上没有什么差别，似作数词为宜；如果考虑到它只修饰动词，不修饰名词，也可称作“特殊的数词”。王力先生主编本常用词（二）第109字“再”条：“注意：古人表示动作的量，于‘一次’到‘十次’，都用一般数目字，如‘一鼓作气’，‘三思而后行’，‘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等，唯独‘两’不用‘二’，而用‘再’。”但是王力本把“再”的词性定为副词，我们不赞成，因为状语不是副词的“专利”，把数词置于动词前作状语表示动量，是文言语法的常规。�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到了唐代，“再”才有表示“第二次”的用法，唐代以前就没有？还从所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来看，“一”“再”“三”显示是用基数的形式表达序数的内容，意思是“第一（二、三）次”。《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释“再”为“第二次”，书证正是“一鼓作气，……”而“两次”义前加上“又”字（“凡例”说“‘又’表示相近而又并列的意义”）。再举一例，《国语·齐语》：“一再则宥，三则不赦。”（第一次、第二次犯罪还可以原谅，第三次就不能饶恕。）� 5、333页：在“所谓”这类凝固格式的后面，也可以另带宾语。例如：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战国策·齐策）� 按：“所谓”是定语，“故国者”和“战胜于朝廷”是中心语。“所谓”等于“所说的”。两个例句都是判断句，“所谓故国者”是名词性短语作“非谓……”的主语，“所谓战胜于朝廷”是名词性短语作“此”的谓语。� 6、334页：古代汉语的“所以”是不能解释成现代汉语的“因此”的。（教材用“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为例）即使像前面所举的“君不此问而为问舜冠，所以不对也”，其中的“所以”也不能理解为“因此”，而应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 按：上引的第一个命题只适合于“所”的“表所用”的用法，并不适合于“表所因”的用法。“所以不对”属于“表所因”，译为“我因此不回答您”或“因此我不回答您”都不错。因为“因此”虽说是一个连词，但它是从短语“因为这个”虚化而来；作为“词”，它的构成语素也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词还是短语，其间也不容易划出确定的界限。上溯上去，“因为这个”＝“因此”＝“所以”（以＝因，所＝此）。因此，“所以不对”并不一定非得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至于说补出一个主语“我”，只能放在“所以”的前面，而不能放在“所以”的后面，那是文言的“所以”和白话的“所以”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并不是词汇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汉语中，“所以”在主语前面还是在主语后，位置是灵活的，“所以我不回答”也可以说成“我所以不回答”。“所以不对”正反映了“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状态。� 7、886页：例一至例五都是对皇帝“死”的委婉说法。� 按：例一是“放勋乃徂落”（孟子·万章上），例二是“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例一的“放勋”是的尧的号，例二省略的主语是赵太后。虽然新版《辞源》“皇帝”条下有“（二）尊称前代的帝王”、“（三）指三皇五帝”，但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提到“皇帝”都是指从秦始皇开始的封建王朝的君主。这句解说语中的“对皇帝”以改为“对帝王（”天子“）、王后”更为准确。� 8、1086页：事实上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或二百零六韵。� 按：这一句的前面刚刚讲过“北宋陈彭年编纂的《广韵》，在《切韵》基础上又细分为二百零六韵”，那么，“唐朝人做诗”哪有按照不按照“北宋……二百零六韵”的问题？这是求语句精炼而顾此失彼。尽管《唐韵》的两种本子之一——天宝本（残卷）增加到204或205韵，但课本并不涉及《唐韵》，解释起来也颇费事。这句话应该改成“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宋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二百零六韵”；后面“当时就有‘同用’的规定”一句，“当时”指代不明，应该明确点明是“唐朝”。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论文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34项）1. 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年/8项）王 力（一等奖）：工具书《同源字典》；徐通锵（一等奖）：著作《历史语言学》；林 庚（一等奖）：著作《天问论笺》；孙钦善（一等奖）：著作《中国古文献学史》；陈贻焮（二等奖）：著作《杜甫评传》；蒋绍愚（二等奖）：著作《古汉语词汇纲要》；乐黛云（二等奖）：著作《比较文学原理》；陈平原（二等奖）：著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 第二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8年/9项）何九盈（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语言学史》；王福堂（集体，二等奖）：著作《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裘锡圭（二等奖）：论文《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温儒敏（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袁行霈、孟二冬（二等奖）：著作《中国诗学通论》；陈保亚（三等奖）：著作《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沈 阳（三等奖）：著作《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陈平原（三等奖）：著作《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乐黛云（集体，三等奖）：著作《世界诗学大辞典》。3．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3年/2项）陈平原（一等奖）：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陈保亚（三等奖）：著作《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4．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年/6项）袁行霈（一等奖）：著作《陶渊明集笺注》；沈 阳（二等奖）：著作《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袁毓林（二等奖）：著作《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李 杨（三等奖）：著作《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孟二冬（三等奖）：著作《登科记考补正》；夏晓虹（三等奖）：著作《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5．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009年/9项）陈平原（一等奖）：著作《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严绍璗（一等奖）：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袁行霈（集体，二等奖）：著作《中华文明史（四卷）》；汪 锋（二等奖）：著作《Comparison of Languages in Contact-The Distillation Method and the Case of Bai》；孔江平（二等奖）：著作《Laryngeal Dynamics and Physiological Model》；刘勇强（三等奖）：著作《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陈泳超（三等奖）：著作《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陆俭明、沈阳（普及奖）：著作《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李 零（普及奖）：著作《兵以诈立——我读〈孙子〉》。■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67项）1. 第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7年/8项）王 瑶（荣誉奖）：论文《鲁迅〈故事新编〉散论》；朱德熙（一等奖）：论文《自指和转指》、《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裘锡圭（一等奖）：论文《战国货币考》；陈贻焮（一等奖）：著作《杜甫评传（上卷）》；严家炎（二等奖）：著作《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徐通锵（二等奖）：论文《宁波方言的‘鸭’[e]类词和儿化的残迹》；孙玉石（二等奖）：著作《〈野草〉研究》；葛晓音（二等奖）：论文《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2．第二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1年/7项）裘锡圭（特等奖）：著作《文字学概要》；袁行霈（一等奖）：《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褚斌杰（二等奖）：教材《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葛晓音（二等奖）：著作《八代诗史》；张少康（二等奖）：著作《古典文艺美学论稿》；吕德申（二等奖）：著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陆俭明（二等奖）：论文《“V来了”试析》、《“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3．第三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年/6项）徐通锵（一等奖）：著作《历史语言学》；孙钦善、倪其心（集体，一等奖）：古籍整理《全宋诗》；金开诚（一等奖）：著作《屈原辞研究》；钱志熙（一等奖）：著作《魏晋诗歌艺术原论》；方锡德（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张双棣（二等奖）：工具书《吕氏春秋词典》；4．第四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6年/5项）何九盈（一等奖）：著作《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商金林（一等奖）：著作《叶圣陶传论》；沈 阳（一等奖）：著作《现代汉语空语类研究》；蒋绍愚（二等奖）：著作《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夏晓虹（二等奖）：著作《晚清文人妇女观》。5．第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8年/9项）张双棣（一等奖）：著作《淮南子校释》；钱志熙（一等奖）：著作《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孟 华（罗芃等，集体，一等奖）：著作《法国文化史》；张联荣（二等奖）：著作《汉语词汇的流变》；徐通锵（二等奖）：著作《语言论》；佘树森（二等奖）：著作《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马 真（二等奖）：著作《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沈 阳（二等奖）：论文《汉语句法结构中名词短语部分成分移位现象初探》；郭 锐（二等奖）：论文《过程和非过程》。6．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0年/7项）袁行霈（集体，特等奖）：著作《中国文学史》；王洪君（一等奖）：著作《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张 健（二等奖）：著作《清代诗学研究》；袁毓林（二等奖）：著作《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张少康（二等奖）：著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孙玉石（二等奖）：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褚斌杰（二等奖）：著作《诗经全注》。7．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2年/7项）张少康（一等奖）：著作《文心雕龙研究史》；沈 阳（一等奖）：著作《生成语法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詹卫东（一等奖）：著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杜晓勤（张燕瑾等，集体，一等奖）：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张 健（二等奖）：著作《元代诗法校考》；傅 刚（二等奖）：著作《文选版本研究》；王岳川（二等奖）：著作《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8．第八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4年/7项）袁行霈（一等奖）：著作《陶渊明集笺注》；郭 锐（一等奖）：著作《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孟二冬（一等奖）：著作《登科记考补正》；董秀芳（二等奖）：著作《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胡敕瑞（二等奖）：著作《〈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李 杨（二等奖）：著作《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顾永新（二等奖）：著作《欧阳修学术研究》。9．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6年/4项）陈平原（一等奖）：著作《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韩毓海（二等奖）：论文《所谓无词的言语》；陆俭明、沈阳（二等奖）：著作《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杨荣祥（二等奖）：著作《近代汉语副词研究》。10．第十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8年/4项）袁行霈（集体，特等奖）：著作《中华文明史》；严绍璗（一等奖）：著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温儒敏（二等奖）：著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汪 锋（二等奖）：著作《Comparison of Language in Contact》。11．第十一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0年/3项）陈平原（二等奖）：著作《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陈晓明（二等奖）：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袁毓林（二等奖）：著作《基于认知的汉语计算语言学研究》。■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及指导教师（5项）孙玉文（导师郭锡良）：博士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1999年）；詹卫东 （导师陆俭明）：博士论文《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2000年）；张 赪（导师蒋绍愚）：博士论文《汉语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词序变化》（2001年）；陈 剑（导师裘锡圭）：博士论文《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2002年）；姜 涛（导师温儒敏）：博士论文《“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研究》（2003年）。2. 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3项）陆俭明：第一届国家教学名师（2003年）；蒋绍愚：第二届国家教学名师（2006年）；温儒敏：第四届国家教学名师（2008年）。3．国家级精品课程（7项）陆俭明等：《现代汉语》（2003年）；蒋绍愚等：《古代汉语》（2005年）；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2005年）；洪子诚等：《中国当代文学》（2006年）；袁行霈等：《中国古代文学史》（2006年）；商金林等：《中国现代名著导读》（网络课程/2008年）；陈保亚等：《理论语言学》（2009年）。4．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4项）陆俭明等（一等奖）：“现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理论与实践”（1996年）；王福堂等（二等奖）：“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2004年）；蒋绍愚等（一等奖）：“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新开拓”（2005年）；温儒敏等（二等奖）：“建立严格的博士生教育管理制度”（2005年）。5．国家级教学团队（1项）沈 阳等：“现代汉语”国家级教学团队（2008年）。

【论文主题词】 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

古代汉语之一词多义研究论文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

佩服老兄在这里照论文，要原创吗，来不及了，哈哈郭本《古代汉语》“通论”部分商兑 由郭锡良等五位专家编写的《古代汉语》（简称郭本）是广大任课教师乐意采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一部教材。这部教材继承了王力先生首创的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体例，而又有所创新，特别是“词义分析举例”六个单元的编写体现出明显的进步。我认为，这部教材是适合教学的一部高质量的教科书。当然，“高质量”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该教材作为教本，在历年的教学中陆续发现一些问题。对文选注释部分若干问题的讨论发表在山东省语言学会编辑的《语海新探》第四辑（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里对“通论”中的若干问题谈谈个人看法。如果我的认识当中有错误，欢迎编者和广大同行批评指正。我个人的意愿是希望这部教材更臻完善，在古汉语的教学中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 本文所指版本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的上下册修订本。为了便于查对，本文行文次第依照教材页码的顺序，1－597页在上册，599－1126页在下册。� 一、举例不合� 1、97页第三段－98页：“在考察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时，还要注意语音、字体的变化，这种变化容易掩盖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使人误以为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字形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代表本义的字形变了。如《诗经·曹凤·候人》：‘何戈与�’。这个‘何’字的本义是‘儋’的意思，因为假借作疑问代词，后来，用‘荷’字表示‘儋’的意义，‘何’字反而失去了本义。” 按：既然讲的是词的本义、引申义和由引申而产生的语音、字体的变化，那就不应该把“何荷”这种“因为假借”而造成的字形变化拿来作例子，因为“假借”是不存在引申关系的（是“假借”就不是“引申”，有“引申”就不能说是“假借”，二者是不相容概念），“假借”与“被假借”正是“毫无联系的两个词”。这个例子应换“原源”、“内纳”之类。� 2、285页，名词作状语例：“河渭不足，北饮大泽”。（山海经·夸父逐日）� 按：“北”是方位名词活用作动词，作谓语，“北”和“饮”是连谓结构。理由如下：（1）方位名词作状语的翻译只在前面加上介词就可以了（大江东去——向东流去，“东”前面加上介词“向”，谓语已经有了“去”），作谓语则还要补出适当的谓语（江水又东——向东流去，前添加介词“向”，后补出谓语“流去”），第7页注［3］对“北饮大泽”的翻译是“到北边去喝大湖的水”，“到北边去”也就是“向北走”。（2）后文有“未至”，可见夸父在“道渴而死”之前的确“北”（“到北方去”）了，只是“未至”而已。（3）“北”后可点断，“饮”前可加上能愿动词“欲”，变成“北，欲饮大泽”；如果“北”作状语，是不能点断和加上“欲”的。（4）《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对“连动句”下的定义是“相连的两个动词短语之间有目的、方式、先后等关系”，此例中的“北”与“饮”正具有这些关系。 3、281页对“名词的使动用法”下的定义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成为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例二举了“生死而肉骨”（左传·襄公二十二年）为例，解析说“例二是更典型的例子，……‘生死’相当于递系结构‘使死生’，即‘使死者复生’；‘肉骨’相当于递系结构‘使骨肉’，即‘使白骨生肉’，也就是‘使死者复生’的意思”。�〖HT〗按：例二恰恰是不典型的例子。“生死”应该是动词的使动用法，这里只是附带讲解；“肉骨”是名词的使动用发中比较复杂的例子，“使骨肉”的“肉”又活用作动词，是“生长出肉”的意思，这并不是定义中的“成为”所能概括的。要使定义与举例协调，要么修改定义，要么更换例句。� ４、２９7页讲“……者，……也”式的判断句，例二是“吾所欲者，土地也”（韩非子·五蠹）。� 按：331页讲“所……者”的格式和“所……”相同，“所食者”等于“所食”；那么，“所欲者”显然是“所”字短语的一种格式，是一个整体，指“想要的东西”，这个“者”字跟例一“南冥者”、例三“陈胜者”中“者”的语法性质是不一样的。� ５、３０9页：古代汉语“但”则主要是表示范围的副词，和现代的“只”意思相当。例二：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三国志·华佗传） 按：此例中的“但”是“只是”、“不过”之义，表示轻微的转折，应归连词。杨伯峻《古代汉语虚词》，还有其他工具书都把这种用法的“但”归入连词。“但”的“只是”“不过”义是从“只”义向“但是”义发展的过渡状态。这个例子不典型。�〖HTK〗 ６、３２3页讲“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不是代词”，例五“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按：“愚”表示自谦，但不是名词，性质与前四例中的“寡人”、“臣”、“妾”、“仆”不一样，而与３１9页上的“窃”等一样，同属表敬副词。“愚”在句中作状语，前面省掉了主语“臣”。 ７、３３6页讲介词“与”表示处所和时间，其中表示时间例三是“有志乎古者希矣”（答李翊书），讲解说“这种表示处所和时间的‘于’，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在’、‘到’、‘从’等”。�〖HT〗 按：此例中的“与”不能用“在”、“到”、“从”来替换，它相当于“对”、“对于，应该入第二种用法“介绍涉及的对象”（“有志乎古者”——“对古代的学问有兴趣”）。 ８、３４2页讲“而”用在偏正结构里，连接状语和谓语动词，例五是“为坛而盟，祭以尉首”（史记·陈涉起义）。� 按：“为坛而盟”是两种行为（教材１９9页注［１８］：筑起高台，在上面宣誓订约），两种行为之间有先后、目的等关系，这是连动句，而不是状谓式，“而”表示“两种行为的联系”。� 9、341页“则”的用法：第一，表示两事在时间上相承。例三：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论贵粟疏）� 按：此例当入第二种用法，“表示因果或情理上的联系”。� 10、350页：“用‘矣’表示将然，在表示假设和条件的复句中看得最清楚。”例二：“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战国策·燕昭王求士）例三：“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捕蛇者说）� 按：例二的前后两个分句之间并无“假设”和“条件”的关系，而应该是“顺承”的关系。例三中的“矣”不表将然，句中的“向”、“久”和“已”已经把“过去”说得明明白白。 11、351页“祈使句也可以用‘矣’字”，例一：“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公输）按:祈使句是用来要求对方或禁止对方行动的句子。此例中的“无攻宋”是楚王自己放弃自己计划的行为，“请”也不是表示“请求”的动词，而和319页“臣请完璧归赵”的“请”一样，是表敬副词。因此，这一例句应该属于陈述句，它表达了楚王自己的意愿。� （待续）

12、1078页假借例六：“内”假借为“纳”，读nà。�〖HT〗 按：187页注［6］为“距关，毋内诸侯”（史记·陈涉起义）作注：“距：同‘拒’，抵御，挡住。内（nà）:‘纳’的本字，接纳，放进。”“内”字既是“纳”的本字，又怎么能假借为“纳”？王力《同源字典》收“内纳”，可知“内纳”是一组同源词，它们的意义间有引申关系。 二、措辞不当� 1、88页讲解“暂”：在表示时间范畴这一点上，古今义有联系，但是具体的范围却发生了转移。“暂”在汉以前是突然、一下子的意思。……大概在许慎的时候，“暂”字的意义已经开始转移，由一下子、突然转为“不久也”，这是“暂”字在中古时代的常用意义。……中古以后，“暂”的意义又发生了新的转移，即现在“暂时的”意义。“暂时的”不仅与“突然”、“一下子”有明显的区别，与“短时的”也不同。“暂时的”是对将来而言，如“暂时出去，将来还回来”，而“短时的”只表示时间短暂，并不包含将来要做的意思。� 按：把“暂”的“暂时”义与“短时”义作这样辨析的除郭本以外，还有王力先生主编本。王力本常用词（十二）第874字是“暂”字，义项（三）为“短暂的时间”，引用书证后说：“注意：现代汉语的暂字由此发展而来，但是意义不完全相同。现代所谓‘暂’，指暂时 这样，将来不这样。古代所谓‘暂’，是指时间很短，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例如今人‘暂停’是指以后还要继续；古人说‘暂停’，是指停一个短暂的时间，不意味着今后还要继续。”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暂”条下特地加了个“［注意］”提醒人们注意“暂”的古今差别。然而郭本文选节录《三国志·华佗传》，其中有华佗向曹操请假的语句：“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教材251页注［6］把“暂”正注为“暂时”。这就产生了矛盾：文选注释和通论讲解不一致。是文选注释了，还是通论讲解错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看“暂”有没有“与将来对比”的意思。� 从这一段语境看，华佗请假是必须含有“将来回到曹操左右”的意思，否则，“得病笃重”的曹操决不会批给他假期；而后来华佗“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以至于“太祖大怒，使人往检”，“传付许狱”。这些都说明，文选注释是正确的，应该是通论的讲解错了。也就是说，“暂”的现代汉语意义在《三国志》中就有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汉语史研究的艰巨性。� 2、296页讲解“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把“九设”译成“设了九回，“九距”译成“抵挡了九回。”� 按：这样翻译大概是便于讲解古今汉语动量表示法的差别，但最好在“九回”后面用括号加上“多次”，以免误把表虚数的“九”当成实数。� 3、297页：“判断句中的‘是’叫做判断词（也叫系词）。它是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也帮助表示判断。”� 按：“是”联系主语和谓语，那么“是”自身作什么句子成分？还是不作句子成份？按照50年代的“暂拟系统”，“是”与后面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构成判断合成谓语，“是”是谓语的一部分；按照80年代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北京”是主语，“是”是判断动词作谓语，“……首都”作宾语。编者可能是受古汉语语法的影响太深了，因为把这个例句翻译为文言，是“北京，吾邦之京师也”，“吾邦之京师”正是谓语。这样，在分析“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时，用古汉语的句法分析模式来分析现代汉语的句子，就出现了古今汉语语法杂糅的表述。（郭锡良先生信示：教材采用的是王力先生的语法体系。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也说明了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4、311－312页：“古代汉语的‘再’是数量词，一般专指两次。到了唐代，‘再’可以专指‘第二次’”。� 按：这段表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再”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还是一身二任的兼词（“数量词”：数词和量词）。从所举例子“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田忌一不胜而再胜”来看，“再”与“一”“三”并列使用，在词汇意义（都表示数目，“量”的意义是译为现代汉语补出来的）和句法功能（都作状语）上没有什么差别，似作数词为宜；如果考虑到它只修饰动词，不修饰名词，也可称作“特殊的数词”。王力先生主编本常用词（二）第109字“再”条：“注意：古人表示动作的量，于‘一次’到‘十次’，都用一般数目字，如‘一鼓作气’，‘三思而后行’，‘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等，唯独‘两’不用‘二’，而用‘再’。”但是王力本把“再”的词性定为副词，我们不赞成，因为状语不是副词的“专利”，把数词置于动词前作状语表示动量，是文言语法的常规。�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到了唐代，“再”才有表示“第二次”的用法，唐代以前就没有？还从所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来看，“一”“再”“三”显示是用基数的形式表达序数的内容，意思是“第一（二、三）次”。《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释“再”为“第二次”，书证正是“一鼓作气，……”而“两次”义前加上“又”字（“凡例”说“‘又’表示相近而又并列的意义”）。再举一例，《国语·齐语》：“一再则宥，三则不赦。”（第一次、第二次犯罪还可以原谅，第三次就不能饶恕。）� 5、333页：在“所谓”这类凝固格式的后面，也可以另带宾语。例如：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此所谓战胜于朝廷。（战国策·齐策）� 按：“所谓”是定语，“故国者”和“战胜于朝廷”是中心语。“所谓”等于“所说的”。两个例句都是判断句，“所谓故国者”是名词性短语作“非谓……”的主语，“所谓战胜于朝廷”是名词性短语作“此”的谓语。� 6、334页：古代汉语的“所以”是不能解释成现代汉语的“因此”的。（教材用“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为例）即使像前面所举的“君不此问而为问舜冠，所以不对也”，其中的“所以”也不能理解为“因此”，而应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 按：上引的第一个命题只适合于“所”的“表所用”的用法，并不适合于“表所因”的用法。“所以不对”属于“表所因”，译为“我因此不回答您”或“因此我不回答您”都不错。因为“因此”虽说是一个连词，但它是从短语“因为这个”虚化而来；作为“词”，它的构成语素也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词还是短语，其间也不容易划出确定的界限。上溯上去，“因为这个”＝“因此”＝“所以”（以＝因，所＝此）。因此，“所以不对”并不一定非得理解为“导致我不对答的原因”。至于说补出一个主语“我”，只能放在“所以”的前面，而不能放在“所以”的后面，那是文言的“所以”和白话的“所以”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并不是词汇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在现代汉语中，“所以”在主语前面还是在主语后，位置是灵活的，“所以我不回答”也可以说成“我所以不回答”。“所以不对”正反映了“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的过渡状态。� 7、886页：例一至例五都是对皇帝“死”的委婉说法。� 按：例一是“放勋乃徂落”（孟子·万章上），例二是“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例一的“放勋”是的尧的号，例二省略的主语是赵太后。虽然新版《辞源》“皇帝”条下有“（二）尊称前代的帝王”、“（三）指三皇五帝”，但是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提到“皇帝”都是指从秦始皇开始的封建王朝的君主。这句解说语中的“对皇帝”以改为“对帝王（”天子“）、王后”更为准确。� 8、1086页：事实上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或二百零六韵。� 按：这一句的前面刚刚讲过“北宋陈彭年编纂的《广韵》，在《切韵》基础上又细分为二百零六韵”，那么，“唐朝人做诗”哪有按照不按照“北宋……二百零六韵”的问题？这是求语句精炼而顾此失彼。尽管《唐韵》的两种本子之一——天宝本（残卷）增加到204或205韵，但课本并不涉及《唐韵》，解释起来也颇费事。这句话应该改成“唐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一百九十三韵，宋朝人做诗也不完全按照二百零六韵”；后面“当时就有‘同用’的规定”一句，“当时”指代不明，应该明确点明是“唐朝”。

论文也要别人写？

汉语词语研究论文

毕业论文题目1.现代汉语语音研究2.汉语新词语研究3.汉语外来词语研究4.汉语字母词研究5.汉语媒体语言特点研究6.汉语修辞研究7.汉语多音字研究8.汉语复活词研究9.当代汉语科技词语研究10.现代汉语成语变化研究11.当代汉语词语语音形式的发展变化12.汉语惯用语研究13.当代汉语新谚语研究14.当代汉语青年流行语研究1.现代汉语同音误用研究2.谈谈副词“终于”的用法3.论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4.语用正误与语频统计5.因果关系与转折关系的上位义比较6.给病句一个理由1.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符号2.文化符号“道”和“道”族词汇的研究（说明：本题中的“道”也可换成“气”、“心”、“性”、“理”、“天”、“命”、“神”等字，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3.当前我国社会称谓的使用问题4.“女士、先生、小姐、太太”使用情况调查5.“同志”的尴尬6.文学语言研究7.汉语语气词研究8.书名和社会文化心理9.店名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店名”也可换成“人名”、“姓氏”、“地名”、“菜名”、“品牌名称”等等词语，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0.鬼神名称和宗教文化11.命名和艺术世界——谈小说《西游记》的人物、地点命名在艺术建构中的作用12.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3.汉语动物名称研究14.汉语植物名称研究15.新时期小说语言粗鄙化现象研究16.“X吧”类新生店名研究17.说“秀”（英show）18.汉语象声词研究19.泛义动词“整”与“搞”的比较研究20.汉语感叹词研究21.东北方言动词“造”的研究22.东北方言语气助词“呗”的研究23.东北方言后缀“——巴”的研究24.新时期以来新生句法现象研究25.话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1.字词误读研究、字词误用研究2.汉字形体演变及识记研究3.褒义词考查分析4.同义词辨析与运用5.贬义词考查分析6.汉英词语对比研究（包括对外汉语教学）7.成语运用研究、习语运用研究8.新闻语言研究9.广告用语研究10.法律、商贸语言研究11.社交用语研究、文艺用语研究（小品、歌词等）12.词类区分研究13.语境与语言表达研究14.新辞格研究或辞格发展研究15.语境对词义（句子结构）的影响16.有特点的句法结构考察分析1.现代汉语语法2.汉语应答句研究3.标题语法研究4.标题语用研究5.标题语义研究6.东北官话地点方言研究7.东北官话语音研究8.东北官话词汇研究9.东北官话语法研究10.东北官话语用研究11.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研究12.现代汉语修辞研究1.现代汉语主谓谓语句研究2.现代汉语补语研究3.程度副词与状态形容词的组合研究4.程度副词与特殊的动词性结构组合研究5.“副＋名”的社会运用考察6.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7.动词和名词的句法语义关系研究8.现代汉语歧义问题研究9.歧义现象和语境研究10.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式研究11.现代汉语程度副词重叠式研究12.成语和中国文化（说明：本题中的“成语”也可换成“歇后语”、“惯用语”、“俗语”等词，分别成为不同的题目）1. 当代作家语言研究（包括词汇、语法、修辞）2. 报刊语言研究3. 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考察4. 少儿节目语言特点考察5. 流行歌曲中的若干语言现象6. 法律语言研究7. 辩论、演讲语言的特点8. 对外汉语教材的对比研究9. 留学生汉语习得的语误研究10. 汉语各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研究11. 现代汉语插入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12. 现代汉语委婉语的个案或宏观研究13. 汉语口语中的话语标记研究（如：对了、嗯、好、得了、回头、然后、我说等）14. 代词“人”、“人家”使用情况考察15. 句末语气词使用状况调查16. 谈“俗话”17. 汉外对比研究（如：亲属称谓、外来词、具体语法现象）18. 状语的类型与状语的位置（是否可以前置）19.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情况分类考察20. 夫妻互称的历时、共时研究21.交际语言的若干问题研究1.对外汉语语音教学2.俄罗斯留学生汉语声调学习研究3.韩国留学生汉语单字音学习研究4.歧义格式的实验语音学研究5.哈尔滨方言单字音研究6.歧义结构的语音分化研究7.黑龙江方言语音研究8.“都”字歧义句的实验语音学研究9.哈尔滨方言声调研究10.实验语音学11.对外汉语单字音教学研究12.语音史研究13.语音的规范与发展毕业论文题目1.《审音表》与《现代汉语词典》定音比较研究2.第二语言教学流派研究3.对外汉语教学技巧研究4.对外汉语词汇教学5.对外汉语语法教学6.对外汉语汉字教学1.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与方法2.汉语中介语研究3.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4.对外汉语教材分析5.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听力训练6.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口语训练7.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技巧1.关于中国文化教学问题的宏观讨论2.语言课的文化教学3.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4.对外汉语口语课堂教学5.任务型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6.情景教学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7.对外汉语中的俗语教学8.交互式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9.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角色10.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近义词辨析1.惯用语与对外汉语教学2.对外汉语中的成语教学3.对外汉语写作教学4.对外汉语形容词教学5.对外汉语虚词教学6.程度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7.祈使句的对外汉语教学8.疑问句的对外汉语教学9.感叹句的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谚语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 本文主要是对近几年来对汉语谚语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内容主要涉及从本体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和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目前汉语谚语研究中仍旧存在的问题，哪些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

关键词 汉语谚语 综述 对外汉语教学

谚语是流传于群众之中的通俗易懂而含义深刻的现成语句，它用通俗、简练的语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并且含义深刻。谚语概括了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经验和客观真理，对他人和后人都有长久的莫大教益。汉语熟语数量极多，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极富有民族特色，所以，相关学者越来越重视汉语谚语的研究。本文基于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汉语谚语做一个综述，探讨目前汉语谚语的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

一、从本体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

钱玉莲在《现代汉语词汇讲义》中提到了汉语谚语的性质，并对谚语的内容作了归纳总结，谚语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除了谚语的性质和内容，书中还提到了谚语的结构特点和意义，作者在书中对汉语谚语做了总的概括，有利于后人在研究谚语时寻求理论依据。

在由浙江省温州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上，付乔的《浅析关键性语素的解释在谚语释义中的重要性》一文,从编写谚语辞书的实践中总结归纳出谚语语目中可能成为关键性语素的常见类型,并从不同角度剖析了解释好关键性语素在谚语释义中的重要性。大会中，史素芬的《谈谚语的变异问题》通过大量例证,对谚语的变异现象进行了概括和归纳，这对人们理解谚语的含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兵的《汉语熟语的民族特色研究》一文，主要从数量、内容、来源、形式上对汉语谚语的民族特色做了研究，作者指出在数目庞大的汉语熟语体系中，谚语占着很大的分量。

该文指出汉语谚语大都是来源于民族语言的历史遗存，是汉民族自己创造的。笔者从形式和内容上对汉语谚语作出总结，说明谚语是极富有民族特色的。

付平平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的解读》中介绍了如何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的意义构建进行动态分析，作者提出之前人们对汉语谚语的解读一般都是关于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很少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从一个全新的认知角度去解读汉语谚语，利用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谚语这一极具民族特色的语言现象进行阐释，这又开拓了汉语谚语研究的新空间。

刘微微、刘洪泉的《汉语谚语的文化含义及翻译》和王岩在《汉语熟语文化学研究的现状和框架》都是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汉语谚语，主要阐述了汉语谚语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文化特征，分析透视谚语中所蕴涵的文化，这些后者在研究汉语谚语的时候都是可以借鉴的。

王鸿雁在《汉语谚语的句法形式特点分析》中研究分析出了谚语在性质、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词,按学术界公认的一种说法即是“词的等价物”，指出谚语具有不同于一般词语的外显特征，同时又讲到了汉语谚语的功能。他的研究还分析出了谚语的形式：单句形式、紧缩句形式和复句形式，以及汉语谚语的省略形式，这体现了谚语的口语风格，形式上实现了谚语简约的价值。

二、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汉语谚语的研究

研究谚语对比的学者也比较多，在众多的研究中，英汉对比占大多数，主要是因为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有很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文化等因素的差异，汉英谚语还是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近几年来，学者的主要成果是分析两者的异同，探讨一些行之有效的翻译方法，以求更好地为跨文化交际服务。

刘微微、刘洪泉主要从宗教思想、人文思想、道德观念三个方面阐述了汉语和英语谚语的文化内涵，指出了两者的异同点。文中介绍了汉语谚语英译的四种方法：再现汉语谚语中的形象直译、转换汉语谚语中的形象套译、舍弃汉语谚语中的形象意译、借用英语谚语中的形象套译，强调谚语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谚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处理。

林安洪、姜诚指出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的主要区别表现在稳定性、地理位置、历史习俗及宗教方面，揭示出汉语谚语比英语谚语固性定强。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影响，汉语谚语与英语谚语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沈奇在《论英语谚语的汉语翻译方法》中通过对比提出了汉英谚语互译的几种方法：套用现成的汉语谚语、“客随主便”与“主随客便”、“直译”与“意译”。

杜金有指出谚语是语言文化世界里的奇葩，在各民族语言文化中担当着重要角色，文章从谚语的来源和修辞两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英汉谚语的异同，揭示出英语和汉语中有许多谚语来源或衍生于外来语。周玉亮在《英汉谚语对比研究》中指出汉语谚语和俗语的关系，分别从主要来源、句法特点和语体特点等方面对英汉谚语进行了对比研究，讨论了英汉谚语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对应、半对应与不对应情况，并且提出了文学作品中谚语翻译的主要原则，体现了英汉谚语对比研究的现实意义，即它对翻译活动的借鉴作用。同时作者还指出英汉谚语对比研究，仅有一些相关的论文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或论文集当中，专论性著作尚未问世，与英汉成语(或习语)对比研究相比显得尤为滞后。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待后者的研究。

薄鲜娥、冯建民、许丽红、高小燕、王清宁等学者也从汉英谚语对比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的，笔者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还有一些学者，如张宜波(《英汉植物词语的国俗语义对比研究》)、孙永红(《中英文动物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及差异》)、周昆翔(《从概念隐喻看英汉动物词语的文化异同》)等，从带有动植物词语等词语的谚语入手，对汉英谚语做了比较，分析了两者的文化差异。

三、有关对外汉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研究

谚语作为一种口承语言文化现象在语言学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可以深入了解汉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及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对提高汉语口语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汉语热的逐流，一些学者开始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试图从中找出汉语谚语教学的好方法。

赵现琦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谚语教学的重要作用》中揭示出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可以深入了解汉民族的独特文化以及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学习和掌握一些常用的谚语可以提高自身的口语交际能力，使自己的汉语说得更加地道。同时作者提出了谚语教学应注意的问题，如教学应该选择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谚语，语交际实践中学习和训练谚语等，笔者提出的观点和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在汉语教学中借鉴和注意的。

林安洪、姜诚在《英汉谚语的差异及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指出把民族谚语的差异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不仅能增加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还能提高他们的涵养，笔者的方法在对外汉语谚语教学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值得我们借鉴。

王振来的《熟语的文化附加义》指出初级留学生和谚语接触较少,中高级阶段与谚语的接触逐渐增多，留学生学习谚语难在文化附加义上。笔者就留学生学习汉语谚语难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留学生要想学好汉语谚语，就要了解谚语的文化附加义，正确使用谚语。笔者的见解对对外汉语谚语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对从事对外汉语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性。

四、结语

近几年来，相关学者对谚语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发现谚语研究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专门研究汉语谚语的论著还不多，很多都是随着汉语熟语的研究出现的，而且研究都是从大的方面入手，还不够细化。谚语的对比研究成果虽多，但是大部分都是汉英对比，汉语谚语与其他语言谚语对比的很少，而且很粗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研究汉语谚语起步比较晚，虽然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谚语找到了一些谚语教学的方法，也行之有效，但是不够系统化，比如说对外汉语教材中该选择什么样的谚语，专门的谚语教材如何编撰等问题涉及的很少。总之，汉语谚语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无论从哪些角度去思考去分析，我们都可以找到切入点，这些都有待学者们去研究.

其实学得课本并不重要，所有的现代汉语书说的也都差不多。我给你列几个题目吧。1、句法方面的A、定语的位置。这个参考资料比较好找，主要是有些人说定语可以后移，有些人说不可以，你可以谈一下你的看法。这个是我毕业论文写的，你可以简单说一下。参考资料：[1]王松茂.汉语语法研究参考资料[H].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13。[2]刘忠华.简论古代汉语“定语后置”问题－“定语后置”说质疑[H].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8月第21卷第4期.32－34。[3]朱德熙.说“的”.中国语文，1961年第1期.95－130。[4]转引自温锁林.定语的移位[H].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23卷第4期.74－78。[5]戚晓杰，卢正国.“中心语＋定语”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H].东方论坛，2005年第5期.83－87。[6]赵世举.关于“定语后置”问题的新思考[H].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21卷第1期.57－63。[7]吕淑湘，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266[8]王亚非，王媛.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思考[H].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12月第18卷第4期.82－86。[9]石硫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的反证——来自认识心理学的启示[H].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1月第28卷第1期.1－9。（这个不需要全看的，你自己选择）B、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探究这个主要是说，“AA的”后面是动词时是定语还是状语，我把他归为状位形容词重叠式。这个可以写个小论文。参考书目：李宇明1996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第1期。李宇明1996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潘晓东1981浅谈定语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第4期张敏1997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国外语言学》第2期。朱德熹1982《语法讲义》[M]商务印书馆。2、语用方面的（这个论文比较好写一些）可以写一下我们平时说话的一些用语，从修辞的角度去写，这也属于语法方面。如《雷人的山寨词》、《小议网络语言的构词手段》希望写这些对你有用。

现代汉语动词活用研究论文

其他回答：语法我就知道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他们的书你可以看看。

浅谈“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09级 中文系杨威学号：2094051973浅谈“副词修饰名词”现象【摘要】按照语法书规定，副词常修是动词、形容词性词语，表示程度范围时间等意义。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如“很中国”“很淑女”等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下面将从副词修饰名词的产生原因、语法及作用三方面分析这一语法现象。【关键词】副词 名词 特殊现象 词类活用 省略【正文】 一、产生原因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工具，是社会成员相互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语法则是人们总结的,语言中词、词组、句子的组织规律，就是说话人的规矩。它是研究如何把一个故孤立的词连成一个有意义的句子的规律。首先，语言是语法存在的基础。语言会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展变化，所以我们无法用硬性的语法规律约束语言的发展变化，这样就是舍本逐末了。其次，语法是从大多数词句中总结的规律，既是的多数则必有例外，名词修饰副词则就是一个例外。按照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副词用来做状语，而状语是谓词性短语中心语前面的修饰语，所以副词不用来修是名词。但一些谓词也可以用来修饰名词性成分，用来修饰名词性成分的副词不多，有“就，仅，仅仅，只，光，单，单单，几乎 ”等，表示限定人或事物的范围，例如：“只这几家商店开始营业｜今天就你一个淘气｜光书就有十箱｜ 单单这一点就够了”。刑福义在《关于副词修饰名词》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并归纳出四种副名结构。强调了这类说法产生的文化背景，即特定的文化修养的人对物体的“异质感受”，正是特定文化背景促使该说法的产生与发展。 二、语法角度1、词类活用 副词修饰名词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词类活用现象。即，副词加名词，名词被活用为形容词。如：“很淑女” 就可以被视为形容词。形容一些具有淑女气质和风范的女性。当一位女性在气质体现的优雅，谈吐举止和行为习惯上于一种独特的中国女性魅力，真正的表现出女人的纯洁与真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称此女很淑女’淑女原是名词，在这里就变成了形容词。 活用是临时的，必须凭借一定的语言环境，但某些词经常与程度副词连用，久而久之，人们就会直接把组合中的名词看作形容词了，这样，这个词在句中担当两种或几种不同的句法功能，就变为了兼类词。这通常都是持否定观的人的观点。名词活用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副词的语法特征的强制，使得原本单纯表指称的名词不得不临时加入形容词行列，以保证组合的成立。2．省略现象 陈一民认为“名词前的副词有一部分是修饰隐含的动词”。 很有气派——很气派、非常像绅士——非常绅士、越来越懂诗意——越来越诗意。在这里，副词“很、非常、越”被视为修饰动词“有、像、懂”。另外，“……化”也是表达动词概念的一种形式，一旦失去了词尾“化”，便有可能产生“程度副词 名词”。“毕业时，他已经变得十分城市了。”“他是一个极其家庭的男人。”“十分城市、极其家庭”实际为“十分城市化、极其家庭化”的省略。 其实，无论是词类活用还是动词省略，这种组合在客观形式上已经大量存在。在当今能够进入“程度副词 名词”组合的名词中，真正的名形兼类词还是占少数的，结构中动词省略，也完全可以独立清楚地传达信息。因此，我们无需硬要用传统的语法规则去为该组合的存在找一个说法。 3、副名结构构成规律 副词修饰名词具有一定的规律和适用范围，如所有的名词都可被副词修饰，则副词修饰名词就毫无特殊性可言了。⑴副词可直接接指人名词和处所名词，如:‘很淑女’‘很绅士’‘很阿Q’‘很香港’‘很西藏’‘很东北’。这些名词所带的人具有鲜明的特点，且谈话过程中非常容易传递这样的特征。如：淑女，大家都知道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绅士，是指男人言行非常有风度懂礼貌。“很西藏”之人外貌朴实，或指认的服饰很有特点。“很香港” 指此人说话有港台腔或者独特的行为方式。⑵副词接的名词往往是抽象名词，或具有一定抽象意味的名词。如：青春、现代、传统、淑女等词。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如：中国、西藏、香港、葛朗台、阿Q、唐吉珂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有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说“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具有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等一系列守财奴的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⑶程度副词后接时间名词如：这里所说的时间名词是指表时令的名词，如春天，中午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名词。“他是一个很春天的人，从来没有什么能够破灭他的希望。”“没想到消息传的这么快，够速度的。” 三、副名结构的作用1、言简意赅，为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认知现象，有一定文化底蕴的人在表达、交流时，往往希望能将表述对象所具有的特征简洁而完整地描述出来。如：“小王是个很阿Q的人。”这里说小王是一个像阿Q一样善用‘精神胜利法’宽慰自己、卑怯、保守、自私、健忘、自欺欺人、极度自卑又自大的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运用“很阿Q”这个词，我们将用多少词来描述小王的特点。这就充分展现了副名结构是表达更加简练的特点。于此同时，读者可以自己丰富心里小王的形象，这样就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是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般而言，“形容词 名词”在语义上具有单一性和明确性，而“副 名”的意义具有丰富性和模糊性，正是这种模糊性，于简单结构中扩大了信息量，也正体现出了中国人传统的意识和含蓄美。 .2 新奇、俏皮，增添了语言的活力和表现力。如：五个小时，走的时候觉得长啊，快结束了，又觉得短了，人是很蜡烛的东西，拥有的时候不感觉什么，失去才知珍贵，围城的道理嘛。 长大后为人妻子，我想要恩爱嘛，应该学会心疼自己的老公。可是说句很乌鸦的话，老公没病没灾，身体健康，心情开朗，工作顺利，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才算是心疼他，就这样，我的心很久不疼。两段引文都选择了“很加名”形式，不落俗套，生动形象：“很蜡烛”将作者那种没有及时欣赏美景，过后才知珍贵的后悔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很乌鸦”又极力渲染了女人想疼爱老公却不知如何去做的心境。语言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外来词、古词今用都说明了人们的创新意识，“副加名”的出现更让人耳目一新，这也是其使用数量日趋增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总论】副词修饰名词是一种不同于以往语法规律的语法现象，但不可否认的它的出现是语言更为简洁的同时，丰富了语言的内涵。【参考文献】 1.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2. 邢福义《关于副词修饰名词》.中国语文，1962,（5）3. 陈一民.《关于名词前的副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1）

【论文主题词】 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