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比我们现在开放，这也反映了唐朝的强盛。

唐代法定的婚姻年龄，唐太宗贞观元年定为：“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把结婚年龄又降低到“男15岁，女13岁”。 唐代确立婚姻关系第一步是立“婚书”。因唐代法律规定长辈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如果不服从，法律规定，丈责一百，因而，决定了唐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一般不能体现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 除了立“婚书”外，唐代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的影响，买卖婚姻非常普遍。据《新唐书--高俭传》记载：唐代的婚姻是：“嫁娶必多货，故人谓之卖婚”。 唐代对不同等级的人结婚是有限制的：《唐律疏议》里说：“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婚配”，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配偶，但必须门当户对，贵贱之间既然有差别，是不能结婚的。唐律还规定，如果下贱的人娶了良家女子为妻，就徒刑一年半。唐代禁止近亲结婚。唐代法律规定，禁止同姓和表亲结婚，如违反徒刑或杖刑。唐代允许寡妇再婚，唐太宗贞观元年下诏：“过了守孝期的妇女，可以再婚”。 唐代纳妾是合法的，唐律规定，婢女被主人宠爱并有了孩子，可以接纳为妾；妻子年过50以上没有生育子女，丈夫可以纳妾。

开放。但也是要遵守一些条件的，包括一：媒妁之约。二，同姓不婚。三，符合结婚年龄。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唐律�6�1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强制离婚一、官府强制离婚（一）违律为婚—“依律不许为婚，其有故知者”[1] 《唐律》规定：“诸违律为婚，当条称离之、正之者，虽会赦，犹离之。”[2]在《唐律�6�1户婚律》中关于违律为婚的规定共14条。将违律为婚的情况分为八种。 1、已有婚约的女子不得复嫁他人 《唐律》认为具备婚约是认定婚姻存在性、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条件。“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男女嫡庶，长幼，当时理有契约。”[3]故而，已有婚约的女子实际上已算做他人之妇，再嫁他人，这在德礼上是肯定不得允许的。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婚姻的缔结是男女双方的事，订婚后不许悔亲，理应双方共同遵守。可是唐律只是约束女方不许悔亲，否则要负法律责任，对男方却无此限制。反映了唐朝婚姻继承了儒家的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的思想。男方握有婚姻的主动权，女子婚姻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 2、不得妄冒为婚 《唐律》规定不得妄冒为婚。唐人认为妄冒为婚，建立于欺之上，故而此种婚姻不被认可。它的这一规定反映了唐朝婚姻继承了儒家的“信”。汉代许稹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是指人要言行一致，忠守诺言和义务。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诚实无欺是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一切道德修养的前提，是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礼记�6�1大学》中说：“所谓诚其义者，毋自欺也。”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都强调了信的重要性。唐以礼入律，反映在婚姻制度上就必然要求婚姻双方诚实无欺、不得妄冒为婚。 3、不得有妻更娶 《唐律》规定不得有妻更娶，即不得有违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即丈夫只许有一个嫡妻。《唐律疏议》的解释为“依礼，日见于甲，月见于庚，象夫妇之义。一与之齐中馈斯重。” “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4]在社会和法律层面上，都只认可一夫只有一妻，其他的配偶不能为妻。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它“由封建宗法制重视嫡庶之别所决定的。嫡庶无别，嫡长子继承宗姚和爵位的原则就无法维持，势必会导致整个宗法的混乱”。[5]但是包括唐朝在内的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不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社会和法律承认和允许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住在一个家庭并共同生活的权利，但只承认其中一人为其配偶即妻子，其余的则为滕妾。除非妻死或离异、原婚姻关系已经解除时，是不能另为婚姻。这种制度的出现也是为了宗法秩序的有效继承，一妻保持了宗法的有序、多妾确保了家庭的延续，也完成了“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婚姻目的。 4、不得有违封建等级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而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反映在婚姻家庭中除了强调丈夫拥有对妻子的统治权外，还要求婚姻双方的各自家庭所处的社会等级地位相当，即通常所说的“门当户对”。这种“门当户对” 的等级观念也是儒家等级思想在婚姻中的反映。“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儒家建立伦理纲常的封建等级关系的出发点与基本目的。婚姻中的等级观念也同样反映了社会政治集团以及家族、家庭相互间的利益关系。”[6]故《唐律》规定婚姻不得有违封建等级制度原则，并将之具体分类。即，不得以妻为妾，以婢为妻、以婢为妾；不得以妾及客女为妻；不得奴娶良人为妻；不得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唐律》认为“婢乃贱流，本非俦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约，便亏夫妇之正道，黩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7]也就是说妻妾间、主婢间地位分明，不可逾越。妻妾、主婢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非长次、主副的关系。妻妾之分是宗法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妻为妾有违封建礼制。 封建等级制度将人划为等级，这种不允许非同等级间通婚的实质与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上层统治集团、经济集团的利益。“儒家的伦理思想注重的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社会群体关系，而婚姻则是联结这种关系的直接方式之一。”[8]目的是企图通过联姻来拉拢、保持和巩固与婚双方家族关系，从而结成更为牢固的强大的政治、经济集团。5、不得同姓为婚 《唐律》认为同姓之人，不得为婚。它的解释为“同姓之人，即尝同祖。为妻为妾，乱法不诛”[9]《唐律》中还规定了同姓的具体范围，将同姓分为同宗、共姓。同宗者，就是同一祖先所繁衍的且“谱牒仍在，昭穆可知”的后代。共姓者，又包括同宗而共姓者、不同宗而共姓者和姓音同而字不同者。 同姓不得为婚的原则在西周时就已经开始实行。它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社会早期生活环境残酷，一个人群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生存发展下去，因此就必须和其他人群联合以壮大力量，而这种联合的最佳手段就是婚姻。于是就形成了最初的同姓不婚。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伦思想的确立，同姓不得为婚又有了另一实质性的原因，即规范血缘宗法的有序传承，确认和维护伦理等级关系。它是由于世人认为“同姓之人，即尝同祖”同姓的人是一个宗族的成员，而同一宗族成员中有严格的长幼尊卑之分，同宗族间通婚，势必会打乱原有的有序的宗法秩序。: F8 w2 |! N8 u 再者，古人还发现“男女同姓，其生不番”，即家族内部男女结婚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从自身家族的发展利益出发作出了同姓不婚的限制。因此在客观上为国民素质提高起了一定作用。同时它也是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一大进步。 6、不得亲属为婚 《唐律》规定亲属不得为婚，它的范围包括：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即与自己的外祖父母、姨、舅、妻之父母的婚姻关系；与同母异父的姊妹的婚姻关系；与自己妻子的前夫所生之女的婚姻关系，包括妻子与前夫所生和非妻亲生的前夫之女；与父母的姑、舅两姨姊妹及姨、堂姨，母亲的姑、堂姑的婚姻关系；与自己的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的婚姻关系；与曾为袒免亲之亲、缌麻亲之妻的婚姻关系；与舅甥之妻的婚姻关系。唐朝同姓不为婚限制的是父系亲属间的婚姻行为，而亲属不婚的限制的则是与异性之间的婚姻行为。 从唐朝禁婚的范围可以看出，它的禁婚范围较大而且严禁尊卑为婚，但又不禁止同辈近亲间通婚。这是由于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社会特别重视人伦秩序即长幼尊卑秩序。将异性亲属不得为婚的范围扩大，有利于维护这种秩序。再者唐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国家，从政府角度来看，婚姻可以用来加强和周边民族的关系，减轻或消除他们对中央的威胁，可以用来笼络大臣藩镇，加强其对唐朝的忠诚和向心力。7、不得娶逃亡妇女 《唐律》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者，离之”。这种逃亡并非背夫在逃，而是妇女本人因犯罪而逃亡。唐朝的户籍制度不甚完善，逃亡妇女极易利用这一漏洞以迷失之名义与收留其家庭之子结为婚姻，逃离刑罚制裁。故这一法律的制定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唐朝的安定。 8、监临官不得娶其监临女《唐律》规定的监临官包括监临之官和在官非监临者。“监临之官，谓职当临统案验者，在官非监临者，谓在所部任官而职非统摄案验者。”[10]所规定的不得娶所监临女，除了娶为己妻外还包括不得为亲属娶之。 这一规定，维护了官员的威严，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治了官员凭借权势欺凌百姓，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实质上仍是为了维护社会等级制度。 9、不得强嫁、强娶、恐喝娶 《唐律》的这条规定可看出唐朝继承了儒家重仁思想。女家有了选择继续守志及拒绝通婚的权利，体现了一定的尊重人权的人道主义。（二）嫁娶违律 嫁娶违律即因嫁娶时机不当被认为违律的情况。《唐律》将嫁娶违律的范围定为：居父母丧期而嫁娶，理由是“父母之丧，终身忧戚，三年从吉，自为达礼”；居夫丧期而嫁娶，理由是“夫为妇天，尚无再憔”；在祖父母、父母被囚禁时嫁娶，理由是“祖父母、父母被囚禁，陷身囹圄，子孙嫁娶，名教不容”[11]《唐律》的这条规定可看出唐朝继承了儒家的重孝思想，《中庸》里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儒家把家庭中的亲亲之爱看作是仁爱的出发点和根本。要求世人孝敬长辈、爱护长辈。因此在父母、祖父母的囚期或丧期嫁娶，违反了这一思想。再者妇为夫天，唐朝重视夫权，妇女在夫丧期再嫁在世人看来是违反礼数的行为。 （三）义绝 《唐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 。《唐律》“义绝”包括：丈夫殴打妻子的祖父母、父母;丈夫杀害妻子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丈夫同岳母有奸情；妻子殴詈丈夫的祖父母、父母；妻子杀伤丈夫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妻子同丈夫的缌麻以上亲有奸情；妻子欲杀害丈夫；夫妻双方的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残杀。“义绝”作为强制离婚的法律规定始见于唐代，但“义绝”一词最早见于《白虎通�6�1嫁娶》。丈夫“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也”。它规定妻子可以与杀死自己岳父母的丈夫脱离关系，并对以这种原因而选择离婚的妻子合于伦、礼及世俗观念的权力。“义绝”至唐朝更加完善化，它不再限于夫杀妻之父母，还包括了夫或妻对对方父母、兄弟、外祖父母、祖父母等亲属的侵犯，包括了伤害，殴打，甚至于责骂。“义绝”在实质上就是为反对亲属间的互相侵犯或乱伦。本义也就是维护正常的家庭亲属关系，巩固伦常观念和家族秩序。再者，“义绝”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就数量上来看，八条“义绝”条件，三条对丈夫，四条对妻子，一条夫妻共用。就具体内容来看，同样是配偶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只要责骂就为“义绝”，丈夫要殴打才为“义绝”；同样是配偶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妻子只要杀伤就为“义绝”，丈夫要杀害才为“义绝”；同样是奸情，妻子只要同丈夫五服之内亲有奸情就为“义绝”，而丈夫要同岳母有奸情才为“义绝”；妻子欲谋杀害丈夫就为“义绝”，而并未提及丈夫想要杀害妻子的情况。但从实践上来看，“义绝”还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妇女及其亲属人身安全等的作用。

唐朝婚姻法律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一、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二、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三、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五、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六、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第一，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第二，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第三，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第四，呈诉离婚制度。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法律分析：唐代法定的婚姻年龄，唐太宗贞观元年定为：“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把结婚年龄又降低到“男15岁，女13岁”。 唐代确立婚姻关系第一步是立“婚书”。因唐代法律规定长辈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如果不服从，法律规定，丈责一百，因而，决定了唐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一般不能体现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 除了立“婚书”外，唐代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的影响，买卖婚姻非常普遍。

法律依据：《中华人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朝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在此本文仅从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来看唐朝伦理道德思想渗入社会生活乃至婚姻关系的状况。《唐律•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

一、唐朝婚姻制度的概述（一）唐朝婚姻制度概况唐朝的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婚姻的缔结、婚姻的解除和婚姻的限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婚姻的缔结方面，《唐律》规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和传统的“六礼”程序是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并规定了“报婚书”、“有私约”等成立婚姻的具体条件。在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强制离婚与协议离婚。前者分为“断离”与“出妻”，协议离婚即“和离”。根据《唐律》规定，官府断离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二是出现“义绝”的情况，这些由官府强制解除其婚姻关系。在婚姻的限制方面，主要包括缔结婚姻的限制和解除婚姻的限制两方面的内容。《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是“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唐律》关于解除婚姻的限制任然是传统的“三不去”。另外唐律允许寡妇自愿再婚和纳妾。（二）唐朝婚姻制度的特点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时期社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法律健全，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唐朝的一派繁荣景象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即包容性和开放性。第一，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经历了南北朝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和民族同化，各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相互承认和接受，民族之间彼此通婚的现象也相对增多，唐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身关陇军事贵族，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是胡汉通婚的融合体，虽受儒家伦理纲常的熏陶，但在实际生活中受礼法的限制却不像后朝那样严密。其统治集团的重臣长孙无忌、宇文融等都是汉化很深的鲜卑族人，阿史那杜尔、李光弼等高级将领也都是其他少数民族，唐初的统治者具有远大的政治韬略，对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持开明、包容的政策，民族之间的包容性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民族间的通婚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对礼教形成一定的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开放。第二，唐朝婚姻制度的开放性在唐朝，由于受民族大融合的影响，关于婚姻的礼教相对松弛，人们的婚恋思想相对开放，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贞操观念相对淡薄。唐朝离婚较为常见、再嫁不为失节，正如有学者所言，唐人“似乎不懂得如何去掩饰和压抑自己的欲望和追求，相反，他们要让这种欲望正常的表现出来。”在唐朝，和离，寡妇改嫁，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择偶，纳妾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使唐朝的婚姻制度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性特点。二、唐朝缔结婚姻的制度（一）实质要件唐朝缔结婚姻的实质要件包括“一夫一妻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同姓不婚”等。第一， 缔结婚姻关系要遵循“一夫一妻制”。所谓一夫一妻制，也称“个体婚制”或“单偶婚制”，是由一男一女结成稳定配偶关系的婚姻形式，它是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世一直沿用。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一夫一妻制更多的表现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唐朝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唐令规定贵族官僚除正妻外，侧室也各分等级：凡亲王可有孺人2人（相当于正五品官阶）、媵10人（相当于正六品官阶）；郡王以及一品官可有媵10人（相当于从六品官阶）；以下递减，至五品官可有媵3人（相当于从八品官阶），六品官以下至庶人的侧室就只能称之为妾，没有官阶身份。《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有妻者不得重娶妻，违者徒一年”、“不得乱妻妾位，违者处徒刑”。第二，缔结婚姻关系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律》确认父母及尊长的主婚权。在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中“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男女无媒不交”。秦朝以后这些礼制规范被以法律形式确认父母意志是子女成立婚姻的必要条件。唐朝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又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唐朝，父母还可以强迫守寡的女儿改嫁。《唐律》也维护“媒妁之言”在缔结婚姻关系中的地位。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可见，媒妁就是成就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介，《豳风·伐柯》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唐律已正式将媒人规定为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疏议云：“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名例律》篇中也有“嫁娶有媒”的规定，可见媒人是成立婚姻关系不可缺少的条件。《唐律·户婚律》中“嫁娶违律条”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媒人各减首罪二等。”由此可见，媒人在成立婚姻关系中处于重要地位，需要承担仅次于主婚人的法律责任。第三，缔结婚姻关系须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中国自古同姓不为婚，这一原则同样为唐律所秉承，《唐律疏议》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但对于同宗异姓，因“祖宗迁易，年代浸远，疏源析本，罕能推详”，而“不在禁例”。另外，原本同姓，被皇家赐予他姓，众所共知者，属在禁之例；对音同字异之姓，如“杨”与“阳”之类，都不得为婚。唐朝禁止同姓为婚，是为防止辈份混乱，维护礼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二）形式要件唐朝缔结婚姻关系的形式要件主要有：“报婚书”、“有私约”和“六礼”程序等。所谓“婚书”是指双方尊长以书面形式提出和答应订立婚姻关系。《唐律疏议》卷13“许嫁女辄悔”条：“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辄悔者，杖六十”，并且“婚仍如约”。男家自悔无罪，仅不能追回聘财，可见婚书对男女双方的约束是不平等的。所谓“私约”是男女双方尊长缔结婚姻关系的口头协议，包括对对方生理或其他方面一些缺陷的认可，《唐律疏议》对私约作了解释：“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老幼，谓本约相校倍年者；残疾，谓状当三疾肢体不完；养，谓非己所生；庶，谓非嫡子及庶、孽之类。以其色目非一，故云‘之类’。皆谓宿相谙委，两情具惬，私有契约，或报婚书，如此之流，不得辄悔，悔者杖六十，婚仍如约。”唐朝缔结婚姻关系仍然遵循传统的“六礼”程序。《唐律疏议》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娶则二仪”，“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属合法婚姻，说明六礼仍是唐朝结婚的必经程序。所谓“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的第一个程序是“纳采”，传统的纳采是指男家委托媒妁以雁为礼物，向女家求婚，《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第二个程序是“问名”，指男家请媒妁求取女方姓名、生辰等情况，向宗庙卜问婚配吉凶。第三个程序是“纳吉”，即男家将卜问所得吉兆通知女家，《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人授。”唐朝的纳吉主要是将“报婚书”送达女家，女家答书许讫。第四个程序是“纳征”，即男家向女家送交聘财，正式订婚，《仪礼·士昏礼》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唐高宗时曾规定不同官品缴纳不同数量的聘财，庶人则以礼而行。第五个程序是“请期”，即请定婚期，择取吉日成婚，《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最后一个程序是“亲迎”，即成婚之日，男方亲自前往女家迎娶。《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天之妹，女有阙祥，亲迎于渭。”经过“六礼”程序，男女双方缔结的婚姻得以正式成立。（三）缔结婚姻的限制《唐律》禁止结婚的情形主要有两类，一是“嫁娶违律”，二是“违律为婚”。另外又有不得先奸后娶等规定。第一，嫁娶违律。唐律规定的嫁娶违律的情形主要包括居父母丧嫁娶，居夫丧嫁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嫁娶等三种。根据“礼”的规范，在为父母服丧期间嫁娶是“不孝”，为丈夫服丧期间自行改嫁是“不义”。《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夫丧嫁娶”条：“诸居父母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父母被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徒罪，杖一百。祖父母、父母命者，勿论。”《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3“居父母丧主婚”条：“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若与不应嫁娶人主婚，得罪重于杖一百。”很明显，唐律关于嫁娶违律的规定，体现了礼法的结合，是忠孝思想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第二，违律为婚。唐律规定的违律为婚的情形主要包括同姓为婚、五服以内亲属为婚、良贱为婚、与逃亡妇女为婚、监临官与监临女为婚，妄冒为婚以及恐吓、强娶为婚等。《唐律疏议》规定五服以内亲属不得为婚，“缌麻以上，以奸论。若外姻有服属而尊卑共为婚姻者，及娶同母异父妹妹，若妻前夫之女者，亦各以奸论。其父母之姑、舅、两姨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违者各杖一百，并离之。诸当为袒免亲之妻，而嫁娶者，各杖一百；缌麻及舅甥妻，徒一年；小功以上，以奸论。”唐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为婚，目的是为防止道德沦丧，维护礼制。为维护等级制度，唐律禁止良贱为婚。《唐律疏议》卷14《户婚下》说：“诸杂户不得与良为婚，违者杖一百；官户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杂户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户女者加两等。”唐朝实行“当色为婚”制度，即要求门当户对，《唐律疏议》卷14“杂户官户与良人为婚”条曰：“其工、乐、杂户、官户，依令‘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者，律无罪名，并当‘违令’。既乖本色，亦合正之。”《唐律疏议》卷14“娶逃亡女”条规定：“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离之。即无夫，会恩赦免罪者，不离。”《唐律疏议》卷14“监临娶所监临女”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若为亲属娶者，亦如之。其在官非监临者，减一等，女家不坐。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妄冒为婚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如身份、年龄等而为的婚姻，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卷13“为婚妄冒”条规定：“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恐吓、强娶为婚亦为唐律所禁止，《唐律疏议·户婚律》卷14“违律为婚”条规定：“诸违律为婚，虽有媒娉，而恐吓娶者，加本罪一等；强娶者，又加一等。被强者，止依未成法。即应为婚，虽已纳聘，期要未至而强娶，及期要至而女家故违者，各杖一百。”长孙无忌对“强娶者”解释曰：“谓以威若力而强娶之。”此外，唐令规定不得先奸后娶，“假令，先不由主婚，和合通奸，后由父母等立主婚已讫后，先奸通事发者，纵生子孙犹离之耳。常赦所不免，悉赦除者，不离。唐令犹离者非。”这一规定出于维护礼制的目的，对家庭和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三、唐朝解除婚姻的制度（一）强制离婚唐朝的强制离婚分为“断离”与“出妻”两种方式。所谓“断离”是指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唐律》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由官府断离，第一种情况是“嫁娶违律”或“违律为婚”，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义绝”的情形。有关“嫁娶违律”和“违律为婚”的情形上文已有详述，这里不作重复。所谓“义绝”是指夫妻双方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有杀伤、殴打、骂詈、通奸等情形，以及妻子谋害丈夫的情形。《唐律疏议·户婚》解释曰：“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并以此作为这项规定的根据。《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了“义绝”的具体情形：“（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或“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通奸及欲害夫者。”或“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者”。出现“义绝”的情形，由官府强制解除婚姻关系，并给予双方一定处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所谓“出妻”是指男方单方面休弃妻子的行为。唐朝仍然沿用传统的“七出”作为丈夫强制离婚理由，《大戴礼记·本命篇》中有“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妻子犯“七出”之条，男方即可提出休妻，无需官府判决，只要作成文书，由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唐律则规定凡妻子犯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嫉妒、恶疾之一者，由丈夫强制离异。（二）协议离婚协议离婚又称“和离”、“两愿离”，指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夫妻关系的行为。《唐律·户婚》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可见，唐朝法律是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但需要双方达成协议书，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凭证，敦煌文书中就有载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的和离协议书。在我国古代，唐律首创了“和离”制度，这是唐朝政治开明在法律上的一个体现，这对减轻妇女因婚姻关系造成的痛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三）解除婚姻的限制唐律对解除婚姻的限制主要也是传统的“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篇》中说：“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有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唐律疏议·户婚律》认为“三不去者”，谓“一经持姑舅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有七出，有三不去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可见如果妻子未犯“七出”或虽犯“七出”但有“三不去”情形之一的，不得随意休妻，否则要受到处罚，但如果妻子犯“恶疾”及“奸”则“虽有三不去，亦在出限”。“三不去”是对男子随意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限制，对于稳定婚姻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体现了儒家仁义精神和礼制对法律的影响。四、对唐朝婚姻制度的几点思考（一）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礼法关系是唐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唐律“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朝婚姻制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唐律中，婚姻的缔结、解除、惩治违律为婚和罪名的设立等都渗透了礼的因素。例如，在婚姻缔结过程中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循“六礼”程序、；婚姻解除中的“七出”、“三不去”；违律为婚中“同宗共姓，皆不得为婚”，“诸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期丧而嫁娶者，醉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诸有妻者，更娶妻者，徒一年，妾减一等”又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婢为妾者，各正还之。”以上这些规定或者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或者体现礼的精神，体现了唐朝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二）体现了妇女法律地位的提升在唐朝妇女的地位有所提升，这在整个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唐朝妇女受束缚较少，“一女不事二夫”等贞节观念较为淡薄，也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而且出现“男到女家成婚”和“夫从妻居”的现象。在婚姻制度上，唐律除规定“三不去”外，和离、改嫁、再婚均为法律所明文允许。以再婚为例，唐朝允许寡妇再嫁，贞观元年二月四日诏令：“孀居服纪已除，并需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其鳏夫年六十、女年五十以上，及妇虽尚少，而有男女，及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老抑以嫁娶……鳏寡数量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唐律疏议》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者，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女追还前家，娶者不坐”。唐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并鼓励寡妇再嫁，并把寡妇数量的减少作为地方官吏政绩考核标准的一个方面，其目的是促进人口的增长，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对正统妇女贞节观念也是一种冲击，有利于唐朝社会风气的开放，体现了妇女地位的提升。（三）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互化融合唐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的最高统治者李氏家族出生于关陇贵族，是胡汉融合的产物，既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又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因此在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上较为开明，各民族之间的习俗相互影响，反映在婚姻关系上，表现为民族间互通婚姻的现象增多，婚姻习俗相互影响，互相承认和接受，这些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融合；在此背景下，儒家的伦理纲常受到一定的冲击，礼教相对松弛，世风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互化融合的表现。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唐朝的婚姻制度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一些良法美制，有利于稳固封建家庭秩序。科学总结我国唐朝的婚姻制度，借鉴其合理之处，吸收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健全我国当代婚姻制度能有所启示。在建设我国当代婚姻制度的过程中，唐朝婚姻制度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启示我们不仅要借鉴我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合理成分，还要借鉴国外有关婚姻制度方面的先进立法经验，针对我国多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要注重婚姻制度的灵活性，允许一些变通性的规定；唐朝婚姻制度强调保护妇女权益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情和谐的传统美德，在当代对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和谐婚姻制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唐代监察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特点：

中央监察制度的成熟阶段—隋唐五代。

1、隋朝精简门下省机构，还增设了司隶台和谒者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负责监察事务。

2、唐初，废除了司隶台和谒者台，御史台监察百官，是国家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设置谏院，使谏官的独立性相对提高。

3、唐代创立了御史台三院制度，即台院、殿院和察院。正式确立了门下省掌审议封驳的制度。

4、五代时期，御史中丞演变为御史台长，后唐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向六察官汇报本部工作的方式进行监督，并明确规定了御史六察官监察六部的具体内容。

5、隋唐时期御史台三院制度的创设，谏官与封驳官从言谏系统中分离，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监察制度已有了质的飞跃。

地方监察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

1、地方监察机构和中央监察机构分离，置司隶台和谒者台监察地方官吏。

2、州郡刺史或太守虽保留持节之名，但不统领地方军事，只掌一州的行政与监察之权。

唐朝安史之乱前，地方监察体制主要由御史和使臣两大系统组成，后期除了御史监察体系外，使臣系统演变为度支转运使、出使郎官、巡院等多层面监察体系。

影响：

第一，就中央监察制度而言，中央监察官职能广泛，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打击贪污渎职，防范政治腐败，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制约君权，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维护最高统治者尊严。

第二，就地方监察制度而言，对于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

对缓和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弊端主要是地方监察权与行政权不分离，在监察体制上为地方监察官贪污受贿和勒索百姓提供了机会。

扩展资料：

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时二千多年，在古代国家的政治运行中，对于国家权力、政府权力、官僚权力的监察和约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始终与其历史局限形成二元对立，单线垂直的历史局限是监察制度的性质；

位高权重的历史局限是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结构；监察活动法律化的历史局限是传统的人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隋唐监察制度简介 隋代，隋文帝杨坚改北齐的御史中丞为治书侍御史，为御史大夫之副。御史直接由皇帝选用，对皇帝负责。隋炀帝即位后进一步改革，在御史台的基础上增加谒者、司隶二台：谒者台“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按，及受冤枉而申奏之”；司隶台以“六条”巡察京畿内外，监察官吏的奸隐与廉正。隋代的三台也成为唐朝御史台三院制的雏形。隋代的谏官言谏系统设于门下省，将北齐门下，集书二省职责合二为一，掌讽议、谏正，侍于皇帝左右省读奏案，驳君违失。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不仅是对前朝的总结与完善，更对后世的监察体系乃至世界各国监察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的御史台由台院、殿院和察院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台院设侍御史若干员，官位虽然只有六品，但权力显赫，其主要职责是纠举百官、参与审判，弹劾官员不必经御史台长官同意，有权直接向皇帝参奏；殿院设殿中侍御史若干员，从七品，其主要职责是纠察朝会时百官仪态行止、言行队列，以维护朝仪的秩序和尊严，并且负责推按狱讼、监察和巡视京城仓库及驻屯京师的诸卫和禁军；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员，正八品，主管巡按州县、监察百官和在京的中央机关的工作和检核文书簿册。唐代选任御史也相当严格，“御史府居朝廷之中，杰出他署，盖以圭表百吏，纠绳四方，故选其属者必在坚明劲削、临事而不挠，不独取谨厚温文修整之度而已”。其任期也较短，“侍御史十三月，殿中侍御史十八月，监察侍御史二十五月”。 除了监察系统的完善，唐代对御史台职责的范围作了较大规模的调整，或者说作了巨大的创新。首先，唐代御史台除了纠察百官，弹劾不法的职能外，还开始确立了对六部尚书的监察，这一变化说明唐朝监察制度除了对个人进行监督外，已经逐步开始注意对单位和部门的监督；在司法权方面，御史台开始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又以“三司推事”等形式取得了部分司法审判权。对大理寺、刑部的司法活动展开监督，如大理寺、刑部处理不当，御史台有权提出异议。就连皇帝处理的案件，御史台认为不合法也可以进谏。唐代御史台的司法监督还体现在复按囚徒、复勘旧狱、监决囚徒等许多方面。 在中央监察体制不断发展的同时，唐代地方检察制度也日趋完善，渐成体系。从时间上看：沿袭了隋朝以时巡按制度。即依时间规定巡查地方州县政令：从空间上看：采用“分道巡按”制度，即御史按监察区（道所划分区域）进行巡按。但由于察院的御史监察人员有限，很难包揽起对全国范围内的地方监察任务，因此，在中央派遣御史监察地方的同时，还以道为单位，派遣监察使臣出使巡按地方。担任监察使臣的人员除御史台的专职人员外，除要从中央和地方非检察人员中选择任用。这样就对地方监察薄弱的局面产生了良好的补充。 由于唐朝统治者政治清明，思想开放，谏官言谏系统也进入了鼎盛时期。设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拾遗、起居郎、起居舍人等谏官。总的来看，唐代的谏官地位都比较高，职权也增大，者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责。骑谏诤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皇帝的起居生活，无所不谏。贞观二年（638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方十六七，姿色绝代，唐太宗准备将她选聘入宫，封为充华。诏书已经发出，魏征获知次女子已许配个陆家，规谏太宗作罢。可女家说无定亲之事太宗任然采纳魏征意见，发出新诏令：“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由于谏官敢于言谏，皇帝也能够接受言谏，唐代的谏官言谏制度对朝政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唐朝还规定给事中具有封驳诏书权，可以封还皇帝失宜的诏书，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监察官员对皇帝的诏令可以拒受，通过御史台对皇帝的诏令“请不奉制”。唐以前，诏令是皇帝行使权力的具体体现，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皇帝的诏令一旦发出，职能执行照办，毫无商量的余地。而唐朝，御史台官吏却可以对皇帝的诏令提出异议，甚至拒受。这种做法看似挑战了君主权威，实际上却让法律得到了充分施展的空间。唐高祖时监察御史李素立就曾对高祖的命令“不敢奉旨”，理由就是“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发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遐荒尚阻，奈何辇毂之下，便弃刑书，臣恭法司，不敢奉旨。”如此一来，唐王朝虽然摆脱不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政治上较前朝却空前民主，法制得以有了发展的空间。监察制度在此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央监察机构 《台院》《殿院》《察院》 隋唐时期的中央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负责长官 是御史大夫，正三品，有副手二名，称御史中丞，正四品下。他们的职务是「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旧唐书．职官志》） 。御史台所属机构有三：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 御史和监察御史任职。三院监察官品阶不同、职掌分明，构成一个十 分严密的监察系统。高宗龙朔二年改御史台为宪台，御史大夫为大司 宪，御史中丞为司宪大夫。武后光宅元年又改左、右肃政台，睿宗景 云二年令并而为一，仍称御史台。至开元初年始定制。 台院 台院的侍御史在监察官中地位较高，从六品下，额定四员， 其职主要是纠举百僚及入阁承诏知推、弹、公廨杂事。 推即推鞫狱讼，唐代由御史台官员负责和参与的推鞫形式，有西推、 东推和三司推。西推、东推为台院将对中央及诸州的审讯事务划分为 东西两个部门。三司，本来指御史台、中书、门下三个机构。三司推 则是一种特别审判，遇有重大案件，则由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 一同审判，为三司推事（《通典．职官典》）。 弹即弹劾，弹劾违法的官吏是侍御史的基本职责，御史行弹 劾有一定的手续和仪式。对五品以上的大官的弹劾多采取仗弹的方式 ，即在皇帝坐朝时，御史服朝冠，对着仪仗宣读弹文。弹劾对那些犯 不法行为的大官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弹劾是「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 罪恶」，实质是在朝廷起诉，是把司法权拉入行政权的一种形式。 公廨杂事指台内的日常事务。侍御史知杂事，就是总判台事 ，相当于台院的负责人。 殿院 殿院的殿中侍御史地位仅次于侍御史，从七品下，定额六员 ，其职务是掌殿廷供奉的仪式。殿中侍御史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检查 朝班时百官的仪态行履，维护朝廷的秩序和尊严。此外也有推按狱讼 、监京城仓库和分巡两京的任务。 察院 察院的监察御史在监察官中品阶较低，正八品上，额定十员 ，但职掌范围却十分广泛，权限也大。巡按郡县，检查地方官吏，为 作为监察官的主要任务。监察御史出使在外，往往数月半年。从高宗 开始，监察权开始直属皇帝，监察官因直接受皇帝委派，气派很大。 另外，巡查馆驿、监仓库、监诸军，也属于监察御史的职掌范围。玄 宗时规定监察御史负责对尚书省六部实行监察。开始时，由一个监察 御史负责监察两个部，后来大约事务繁重，改为由六个监察御史分别 监察吏、礼、兵、工、户、刑各部，号称「六察官」，形成御史台对 尚书省的分察制度。 十道巡按 唐代地方官吏的监察，还以十道巡按的方式进行。御史出巡 制度的建立，对于由下而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使中央得以更全面化地了解各地的情况。出使御史要了解各地的吏治 好坏、经济状况、治安情形，发现人才。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为加 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御史的出使更为频繁，其检查了解的重点，也 逐渐转向财政方面。十道巡按和监察御史不同处是，监察御史出按州 县，主要是推鞫狱讼，一般多带着君主的敕命，或者是地方出了较大 的案件，需要中央派监察官前往处理，带有特使性质，而十道巡按则 是一种常态性的巡回检查制。另外十道巡按的官员不只监察御史可担 任，其它官员充任亦可。 言谏制度 唐代监察制度除御史台外，还有言谏制度，并设置了谏官组 织，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谏官 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家决定的政策、法令，以及某些重大政策和制度 ，如认为不妥，有权向皇帝规谏。唐代历代皇帝从长期的统治中总结 经验，认为这种规谏有助于皇权的行使和国家的统治，同时也是对宰 相的一种监督，因此设置专官执掌。谏议大夫和给事中，同称侍臣， 而御史则为法吏。

关于西周婚姻法律制度研究的论文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朝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在此本文仅从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来看唐朝伦理道德思想渗入社会生活乃至婚姻关系的状况。《唐律•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

恩格斯曾说,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生产,同时也包括人类自身 的生产、种族的繁衍。每个人,无论时间空间,都受劳动和婚姻 两种制约,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点。了解婚姻是了解各 种社会关系的窗口。西周的宗法制度构成西周社会的基本结 构,而婚姻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两 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现有的文献中,研究宗法制度的例 子不胜枚举,研究西周婚姻制度的也很多,但是研究二者关系的 很少,本文试图通过对西周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分析,进而对 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探讨。一、西周宗法制度分析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的家族组织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保证血缘贵族世袭统治的政 治形式,宗法制度是从原始社会后期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到 西周时才形成严密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 进一步突出兄权,确保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宗法制度实用于王、诸侯、卿、大夫、士内部。按照宗法制的 原则区分“大宗”和“小宗”,“大宗”和“小宗”是在嫡长子继承 制的前提下为处理嫡长子和他的嫡庶之间的关系而设的。具体 来讲,周王自称是上天的“元子”(长子),代表上帝统治人民,他 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 世代保持“大宗”地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是最形象的说明。“西周是一个天子为总族长的庞大的宗族 体系。异姓诸侯通过联姻与周人的宗族体系连为一体,周天子 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这样,国家 就宛如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形成族权与政权的结合。”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曾指出:“周人制度之 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父之制;并 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礼;三 曰同性不婚之制。”可见王国维在探究商周之间制度变革的问 题时,血缘关系规范上的种种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礼法和宗法 制度已经被认为是关系全局的事情。二、西周婚姻制度分析《礼记》有言:“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昏礼者,万世之始也”,在宗法制度的条件下, 婚礼和继承制度构成了西周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随着礼的成熟与完备,西周的婚姻制度相比夏商时期已经 相当系统和完善。西周统治者承袭了夏商王族的一夫一妻多妾 制,这也是西周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按照西周宗法制度的要 求,正妻只有一个,正妻所生的叫“嫡系”,其他妾所生的叫“庶 出”,正妻与其所生的子女在家庭的地位与妾以及妾所生的子 女的地位截然不同,而这种庶嫡之分,正是为了保证家族延续和 维持正常家庭关系的需要,对于维护和延续宗法制有重要意义。除了一夫一妻多妾制以外,西周的婚姻制度还有两个重要 原则,其一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同姓不婚”,其二是“父母之命, 煤妁之言”。同性不婚之原则我们将留在下一部分详细说,这 里着重分析一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说:“娶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贤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在宗法制度下,婚姻 并非建立在男女双方相爱的基础上,虽然《诗经》里也有“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绵绵情话,但是这毕竟不是普遍现象,大多 数妇女是被迫结婚,作为繁衍后代、维系宗族的工具,而她们的 婚约仅仅是“父母之命”,或者是媒人简单几句话语的产物。在 当时,没有经过家长同意的婚姻之事被称为“淫奔”,为礼法所 不容。这里的礼法指的就是《周礼》,西周时期没有成文法,《周 礼》在当时充当的就是法律的作用,完全具备法的性质,结婚也 要遵循礼法。三、宗法制与婚姻的关系西周的宗法观念渗透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婚姻制度是怎样反映宗法制度,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 样的呢?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从婚姻的内涵看。魏斯特马克(E. Westermark)在《婚姻》一书中这样说:“婚 姻即经过某种仪式之男女结合,为社会所许可者,此种制度必以 社会之许可为其特征,到处皆然。”这个定义被普遍认同,即它 必须经过法律的许可和承认,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婚姻法的情况 下,婚姻的社会性质属于礼制范围。所以西周时期,《周礼》实 际上充当着婚姻法的角色。“《周礼》蕴含的是一套在西周社会 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礼”可以分为抽象的精 神原则和具体的礼仪形式,精神原则方面礼的核心在于“亲亲” “尊尊”,在于强调等级差别;从具体的礼仪形式可分为“五礼”、 “六礼”、“九礼”,而不管那种分类方法,其中都包括冠婚之礼。 由此可见,礼在婚姻制度中发挥着莫大的作用,婚姻礼仪也是反 映周礼无处不在的一面镜子。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说,西周的宗 法制度构成西周社会的基本结构,而我们前面也提到,西周的礼 仪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礼记》说:“夫礼始于 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二者是怎样的关系?事实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宗法制 是属于一种政治制度,而礼制是保证国家机器和社会秩序正常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一、纳采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二、问名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三、纳吉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五、请期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六、亲迎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第一，出妻制度。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第二，和离制度。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第三，义绝制度。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第四，呈诉离婚制度。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

我刚才帮你查询了，根据资料显示，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

婚姻法律小论文题目

题目有： 浅析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弊端与法律对策 。论婚姻的成立《婚姻登记条例》利与弊中国妇女保护的立法不足 。浅析抚养制度的完善 。试论探望权的实现 。关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分析。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考 。关于离婚几个法律问题的思考 。

1.浅析我国无效婚姻制度 2.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弊端与法律对策 3.论婚姻的成立 4.《婚姻登记条例》利与弊等等

可选“同居关系的法律探讨”和“建立我国亲权制度的有关问题探讨”。前者虽然讨论的很多，但是一直没有定论，可是由于现在结婚成本越来越大，年轻情侣在结婚前同居的情况会越来越多，那对这方面的法律需求也会更加急迫，对这方面的法律进行完善势在必行，所以你找素材、谈对此的思考都比较容易；后一个在我国还属于相对较新的一个法律概念，你也可以找些国外的资料，整理一下写一篇论文。

其实婚姻法可写的东西并不太多,如家庭暴力\离婚的条件\婚姻法制度的改革等.我曾经写过离婚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