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利弊研究论文

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利弊研究论文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发展的人文精神的总和。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的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是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发展的人文精神的总和。 民族文化是一个不以时代划分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历史范畴。与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有其独特的区域性特点。少数民族多居住于荒僻偏远地区，很多地方没有公路，交通只能靠牲畜和步行，人们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因此，其传统文化也具有相对稳固的传承空间。在这样一种空间里，不同的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式。 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种类丰富，覆盖音乐、舞蹈、建筑、医学、历算、文学等许多方面，以物质文化、口头和非物质文化等形式存在。而这些文化基本上都源于生活，而融于生活。无论是舞蹈、音乐、或是建筑，服饰，文学，科技典籍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或农耕、或游牧，或捕鱼、或狩猎，或结婚生子、或养老送终……并且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不同文化间共享优秀的劳动成果。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绚丽多彩和鲜明特色，形成了中华五千年文化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国家的支持下，朝鲜族农乐舞成功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延边州的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资金投入，对项目的传承起到积极作用。由于很多民族地区地处边远和其他的原因，经济欠发达，专业人才缺乏，在文化发展方面投入的资金不够。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冲击，海量信息传播速度快，很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缺乏关注和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情况不够理想，有的甚至面临濒危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由于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核心区范围较小，存续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身能力较弱，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建筑、传统生产生活用品等整体性消失速度日益加快。 尽管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但是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服装、语言、音乐等文化呈现出逐步消逝的趋势。以京族为例，除了“喃字”以外，京族特有的民族乐器独弦琴也有待发掘、抢救、归纳、入库，并进一步分析、整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该地区是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走廊及中原通往西南边陆和东南亚、南亚的要道，相对封闭的居住环境以及历史的积淀和现实人文生存状态，决定了凉山民族文化的原生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但由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文化场馆建设欠账多，博物馆建设严重滞后。凉山彝族自治州全州博物馆馆藏文物有3万余件，其中国家三级以上珍贵文物达3924件，数量居四川省第三位，但凉山博物馆没有展厅的历史已有28年，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束之高阁。满族人能歌善舞，善于说唱，清代创有子弟书和八角鼓等艺术形式，对当今中国北方曲艺艺术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已将八角鼓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以八角鼓为代表的满族曲艺仍遭遇着传承危机，流传300余年的八角鼓艺术目前在北京、天津总共不足10名专业演员，如果对八角鼓艺术不加大投入进行保护和抢救，有失传的可能。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歌舞资源、工艺美术资源、民族服饰和节庆文化资源等都是少数民族精神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载体，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物质财富的一个源泉。国家和各级政府要切实把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展。加大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也可以拉动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造福一方。 （二）保护和利用相结合 对于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深入调查、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保护。要研究科学、有效的保护技术与方法，否则会因为保护不当而遭受损失。实施整体保护原则，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及生存空间两个层面实施全方位保护，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要实行多样性保护的原则，因为各民族传统文化种类多样，丰富多彩，应该根据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化种类，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法。 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代代相传，永世长存。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分两部分，一是要很好地、尽可能地保持民族文化的风貌，二是要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 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坚持保护和传承相结合，首先要确定哪些文化是必须进行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同时必须科学分析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要坚持保护和利用相结合，但利用的同时不能损害文化遗产。要坚持保护与创新相结合，文化创新的形式多样，其一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元素，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使传统文化升华为现代文明；其二是进行文化改良和再造，和时代结合，进行创新发展，使之更趋完美。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扩大本民族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营造一个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氛围。通过民族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等形式，使学校成为帮助青少年认知民族文化的重要阵地。尽快推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制化，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在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的地区，开设特色民族职业教育，培养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才。对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单位，要形成奖励制度。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承人，要给予必要的生活补贴，提供必要的活动空间。 此外，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过程中，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制定一套科学的规范的保护工作方法。 （三）多样性与同一性并重 博物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形象代表。民族博物馆是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提高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既具有建立民族博物馆的巨大优势，同时也承担着抢救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在民族地区建设博物馆势在必行。 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既要保护文化多样性，同时也要增强文化的共同性或同一性。文化多样性是各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的共同性或同一性是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如果只强调保护多样性，而不强调增强共同性，则多样性和差异性将会逐步扩大，同一性或共同性将会逐步削弱，中华民族也就将失去文化认同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意识也就会成为空话。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两者并重，不可偏废。三、保护传统文化的意义 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各民族只有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民族性，才能与其他民族平起平坐，否则将会成为其他民族的附庸，永远低人一等。 （一）少数民族文化拓展了受众与传播空间 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过去未被注意或重视的民族的文化之兴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得东西部之间、大中城市与贫困地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日益频繁。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多元文化思潮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过去未被注意或重视的民族的文化之兴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得东西部之间、大中城市与贫困地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许多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将逐步向外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并部分地被接受和认同。求异求新是人类发展的本性。在钢筋水泥堆积的现代化城市里，喧闹的环境、压抑的空间与飞快的生活节奏令现代都市人感到身心疲惫，回归自然的意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带给他们无尽的遐想，使其失落的心灵得到慰籍，让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少数民族风格的作品及少数民族演员的表演已得到了城市听众的接受与认可，在现代文化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为自身拓展了发展空间。 （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促进新文化的创造 作为原生态的传统文化，它在创建新文化的过程中，具有着其他文化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基因库，为新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服装设计师可以根据保存下来的少数民族桶裙，设计出最时髦的时装，艺术家可以用少数民族中最优秀的民歌民谣，创作出最赋现代气息的音乐歌曲。以乐曲为例，我们现代乐坛上的许多著名的乐曲，都是从这个基因库中调取资料，创作而成的。传统文化对于新文化的创造有着重要的意义。没了它，新文化的产生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人类文化多样性与自然环境多样性是一样重要的。多种文化就意味着多种智慧。少数民族‘汉化’唯一的利只是方便语言交流，且仅是汉族感到方便，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未必方便，却是不得已。目前文化多样性的破坏是个全球性难题。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将来都会造成国民文化创新能力的下降。这个恶化的过程就类似于自然环境破坏的过程，是缓慢渐进的崩溃，造成的恶果不会立即显现，但肯定会祸及子孙后代。目前中国本土民族文化的消失速度加快，很多民族文化因素转向娱乐或被人为编造留于形式丧失精髓。全盘西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应当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政治进程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民族问题和矛盾广泛存在,由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而引发的种族骚乱、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在我国，民族问题，民族差别、民族矛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承认、应该正视。民族问题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甚至造成国家分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谨慎处理，绝不能掉以轻心，酿成大祸。但是，另一方面，民族差别不过是不同人群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方面的不同，而且总是在不断变化融合的过程中，本与政治无关，不应该过度政治化。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别，比汉族内部不同地区的汉民比如客家人、潮汕人、福佬人与北方居民的差别还小。只要宽容、平等相待，是容易友好相处、处理好的。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当中，90％以上都是多民族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整个所谓的“新大陆”，基本都是移民国家。美国几乎拥有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各种民族，但却成为民族大熔炉，并没有所谓民族问题。全世界把民族身份政治化、民族矛盾政治化的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中国多民族互动的过程几千年来没有中断，始终进行。现在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更多的检讨中国自己的民族政策，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以求改进。 另一方面，其实，科学的讲，民族问题完全是一个伪问题。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所谓“民族”？一个人的种族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黄种人；是蒙古人种还是马来人种可能与生俱来，不能改变，而其下一代都不能保证不变。如黑人与白人通婚其下一代人种都会变。而民族就更是不断变化了的。民族是某一个时期某一特定人群的历史和文化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民族总是处于不断迁徒、融合、同化过程中。稳定是相对的，流动和变迁是绝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通过通婚、迁徒、出国改变自己的民族认同。譬如千百年来有不少少数民族加入了汉族，也有不少汉族同胞加入了其他少数民族，如满族中的汉八旗。还有几千万人出国成了华侨、华裔，甚至与外国人通婚，融入了国外民族。即使是现在闹得最凶的维吾尔族，历史上原来也并没有这个民族，而是古代蒙古草原上的北亚民族回鹘9世纪西迁到现在新疆地区，联和中亚中世纪各穆斯林民族的后裔由九姓乌古斯与十姓回纥组成，西迁后一部分回鹘人曾以吐鲁番为中心，联合当地操焉耆龟兹语的民族，以后又融进了古代中亚一些民族及吐蕃、契丹、室韦等民族成分，包括一部分从汉代即已迁到西域的汉人，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比新疆汉人的历史都短多了，哪里来的“新疆自古就是维吾尔族的土地”“在新疆居住的汉族等民族都是外来民族”之说？藏族也是其前身吐蕃、西羌族融合了藏区很多民族形成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很多满族人都改成了汉人，现在又有很多汉族人要改成少数民族。所以，民族身份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自己主观认定的结果。关于民族的定义向来极为复杂，没有定论。在此基础上，近些年来在西方又有新的思潮出现，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写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该书对民族的界定是：“它（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就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非常精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被想象为拥有主权。民族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成为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剧之一，多么可悲！著名学者王小强先生在他发表在《香港传真》《参阅文稿》上的巨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对此也有很多精辟论述。因此，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官方都从不介入民族身份的认定，更避免进行政治标签式的认定。今天中国大陆的民族概念、民族意识，民族政策及理论，完完全全是建国初期全盘学习苏联，受苏联民族理论和政策影响塑造的产物。历60年来，其影响大陆人的观念之深，甚至到了习而不察，认为理所当然的程度。然而，历史证明，苏联的民族政策是完全错误和失败的，直接造成了苏联和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解体。民族身份政治化，是前苏联阵营国家的特有现象。在此阵营之外的其他世界，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问题，其他国家官方都从不进行，因为官方介入民族身份的认定，即意味着民族身份的政治性固化。国家介入民族身份的认定，在人为强化了各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的同时，也阻碍了不同民族间的自然交融与流动，削弱了国家认同，后患无穷。今日中国大陆正值各种社会矛盾高发期，尤其在民族地区，任何社会矛盾都易上升变成民族矛盾。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矛盾和国际环境变化，中国局部地区民族问题较为突出。在中央继续加大帮扶政策和维稳措施时，亦应回过头来，从源头上重新审视检讨我们的民族政策。

民族传统文化认同研究论文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roken, from the original radio, newspapers to today's TV, circle of friends, mobile phone short video transmiss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users have continued to penetrate from more developed urban centers to rural areas.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joined the army of video creation, and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 new kind of network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 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 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 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 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 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 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 （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 试概括出几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 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 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 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 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 （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 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 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 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 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 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 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 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 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 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 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作国学，其实把自己变成了千古罪人。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论文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是不知道啦！嘿嘿，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最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我国民族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研究的重点从过去的社会形态理论转向了各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现象和现代化进程，涌现出了一批有关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应用性成果，但有关布依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稀少，缺乏较深入的调查和理论研究。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布依族人口为2971460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十位，是少数民族中较大的民族。布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贵州红水河、南北盘江沿岸，是贵州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变革，改革开放的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至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使得原本封闭落后的布依族社会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也在发生着显在或隐性的变迁，对这些文化变迁事项的描述和变迁深层原因的挖掘，以及对变迁所带来的对布依族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的分析探讨，成为当今布依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在对布依族聚居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研究成果及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主位和客位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试图总结出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特点，并反思其得失及何以得失，以期能对布依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和现代化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并期望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能对研究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 本论文共分为八章: 绪论部分阐明了本论文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与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动态，一及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主要思路。 第一章在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的基础上，对变迁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介绍了本文拟采用的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章介绍布依族的历史源流。布依族是旧石器时代水城人、穿洞人、猫猫洞人以及飞虎山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后裔，是建立群柯国的主体民族，经过夜郎时代与濮人、越人融合而突出地继承濮人和越人的文化特征，开始形成单一的民族濮越(布依)人。 第三章首先对布依族社会文化植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进行论述，并在此基础用文化模式的有关理论上分析布依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布依族文化的民族个性。 第四章通过展示田野调查的生动材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详细介绍布依族衣食住行方面变迁以及闲暇生活的变化，并进一步论述变迁的原因。 第五章重点介绍了布依族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即传统社会组织、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乡规民约、婚姻及家庭的特点和变迁的表现。 第六章对布依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沿革进行介绍，研究了现存的问题，分析了制约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理论分析，主要对变迁的阶段、表现形式和动因进行了总结。 第八章对布依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认为民族文化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应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的自我扬弃，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实现异质文化互动，从而形成新的进步的民族文化，真正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的全球化。 关键词: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发展 目录 绪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与选题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动态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 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 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理论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理论 第三节本文拟采用的变迁理论 第二章布依族历史源流 第一节布依族族源与族称 第二节远古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三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四节秦汉至宋朝时期的布依族先民 第五节元朝到明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六节清朝时期的布依族 第七节近代以来的布依族 第三章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环境和文化个性 第一节布依族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第三节布依族文化个性 第四章布依族物质文化变迁 第一节绚丽多彩的服饰的变迁 一、传统服饰特点 二、服饰的变迁 第二节厚重的饮食习俗的变迁 一、布依族的饮食习俗 二、饮食的变迁· 第三节体现农耕文化的建筑文化变迁 一、建筑的特点 二、居住的变迁 第四节交通与通讯方式的变迁 一、交通运输 二、邮电通讯· 第五章社会传承和整合系统及其变迁 第一节社会聚合的组织纽带 一、民间传统的社会组织 二、官方委任的行政系统 三、民族区域自治 四、习惯法与乡规民约 第二节婚姻与家庭的擅变 一、留传千古的婚恋习俗的变迁 二、婚姻的变迁 三、家庭的擅变 第六章喜忧参半的民族教育 第一节布依族教育概述 第二节双语教育 第三节存在的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 第四节制约教育发展的因素 第五节发展布依族教育的建议 第七章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变迁的阶段 第二节变迁的动因分析 第八章现代化进程中研究和发展布依族社会文化 第一节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的目的和意义 第二节布依族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一种新的选择

民族认同论文范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不仅激发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还为《毛概》课堂教学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毛概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旗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所以，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重要意义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举措。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涵;意义;举措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263-02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同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需要有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所谓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长期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的基本精神依托。

各个国家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及其所支撑的价值体系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社会制度下的价值体系的。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鲜明性。这个鲜明性就是在核心价值体系前面加“社会主义”4个字，这是带有定性的四个字，说明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不是其他社会制度所倡导的那种体系。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导向性。社会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多样性，或者称之为多元。今天在我们国家，由于改革开放搞了30多年，实际上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已经是多样化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今后继续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在意识形态多样化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推动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不可能替代所有的意识形态，但是，可以起引领、导向的作用。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包容性。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党的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论述当中，可以看出它的内涵包括4个层次、5个方面。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最低层次是基础层次，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层次性、广泛性来看，它也包含着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包容性很强。

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动力，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利益和共同愿望。

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体制。与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相适应，必然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在当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

1.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世人展现了我们党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内容作出清晰的界定越来越迫切。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不论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不能动摇的。

2.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党就会瓦解、社会就会动荡、国家就会分裂。对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清晰的界定，明确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使之容易为全党全社会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在今天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价值取向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明确揭示了我们共同思想基础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将会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地维护我们的共同思想基础。

3.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那么，用什么来引领人们在思想道德上不断提升和进步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广泛性要求;既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兼顾了不同层次群众的思想状况;既体现了一致的愿望和追求，又涵盖了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是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

4.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竞争，不同文化既相互借鉴又相互激荡。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既挑战着国家主权的内涵，又冲击着人们的国家观念、民族认同感。国家之间的竞争，既表现为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又越来越反映在软实力之间的较量。在软实力中，最关键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它直接反映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民心、鼓舞斗志，提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

5.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文化建设的根本。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在文化建设中，增加资金投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文化工程、项目的建设是完全必要的，舍此，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就不能充分地表现和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建设还只是文化载体的建设，还必须注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灵魂。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美国的约瑟夫·奈说过，不能把软实力与软实力资源或软实力载体相混淆，不能把美国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仅仅理解为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和牛仔裤，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对其他国家和人民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中。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不用担心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电视节目和思想观念”。这些话也提醒我们，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能仅仅满足于改进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和政绩，而必须要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要把文化的载体建设和灵魂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举措

1.加大研究和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古人说：论先后，知为先。正确的价值体系只有被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才能为人们所自觉遵守和奉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加大研究和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使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充分运用大众媒体的独特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内容，宣传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以更好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进一步丰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内涵，提高创建水平，使人们时刻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染和熏陶，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领导干部是关键。领导就是领路引导，干部应该先行一步。领导干部的行为及其体现出来的理论素养、理想信念、精神面貌、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起着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每个领导干部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镜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求老百姓去做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和人格力量为群众作出榜样。

3.坚持从青少年抓起。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和渗透其中，使之成为贯穿教育全过程的核心内容。根据青少年的认知水平、行为能力和心理特点，科学规划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式方法，使青少年从小就养成基本的德育素质。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师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教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学生。

4.重视引领好各种社会思潮。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重视引领好各种社会思潮。社会思潮是一定时期内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倾向，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气候的"晴雨表"。必须及时了解思想理论领域的各种倾向性问题，认真分析各类社会思潮的本质特征、主要内容、表现形式、现实影响、形成根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引导其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只有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才能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保持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参考文献：

[1] 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2] 陈新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3] 刘伯强，郑杰.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J].人民论坛，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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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政治学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随着教学改革研究的深入发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与政治学科整合势在必行。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 高一历史 论文 范文 ，欢迎浏览。

《 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培养 》

摘要：高中历史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学能促进学生情感态度培养及正确价值观树立。由于高中历史教学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现代历史发展，教学时在爱国主义情操的影响下，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

教育 不仅是培养知识和技能，而且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活动。教育目的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成为有尊严、有情感的人，帮助学生逐渐成为高情商的素质人才。基于新课程的要求，高中历史教学中在给学生传输历史知识，陶冶学生爱国情操方面要有所提升，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加大力度培养学生处理事务，应对各种关系的情商能力的发展。

一、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内涵

情感、态度、价值观指认识目标时产生的认知状态，这种认知状态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个性化的发展特征影响。所谓“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反馈是否符合自身认知，人对不同的客观事物会产生相对应的情感态度。例如：悲伤或喜悦、喜爱或厌烦、激动或压抑，等等。一定的情感认知倾向和情感反馈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也是情商的集中体现。“态度”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对客观事物进行的反馈，是相对持续性较长的内在反应，是哲学中提到的主观意识。“价值观”是情感与态度的内在评价标准，是对事物价值的评价准则。明辨是非对错，判断真善美、假恶丑的评价标准，对事物进行合理处理是提高情商的重要部分。人通过自身形成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指导自身行为。因此，在学生阶段通过历史人物的 事迹 、历史事件的发展分析培养学生建立正面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进而提高学生处理事务的情商。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

历史学科是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发展的学科，历史发展有客观存在性，在高中教学中通过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起因，提升学生的情感尊严、伦理道德、社会素质等人文素养，同时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及明辨是非能力的发展。由于历史人物会起到榜样或警示作用，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的变化，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智商与情商双向发展。

(一)创建情境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历史教学由于历史客观存在性及事物发展完整性，为创建情境教学提供了可能性，创建情境教学法，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将历史事实以视频形式或播放相关史实材料帮助学生回顾历史事件。让学生通过自身情感反馈和认知体验，达成情感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价值观。学生在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后通过消化理解历史事件，将历史事件中的很多关键要素转化成处事与待人的态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爱国主义情感，在此使用情境教学法，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提高综合素质，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在讲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课时，教师应为学生创设情境模式，如毛泽东答记者问，学生应站在历史角度进行回顾，这将有助于知识巩固。情境创设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使学生更能体会历史人物的心理，促进学生情感的转变，并让学生学习到历史人物处事的睿智和待人的智慧手段。

(二)教师要对学生的情感表现及行为进行观察。高中教学中，教师通过情境教学活动观察学生的表现，这种观察需将重点放到观察学生真情实感流露方面，观察时不能带有教师的个人感情及个人色彩。教师要全面对学生开展历史教学，并从中反馈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并将学生对历史的情感反馈及态度观察学生价值观及情感态度的内在表现，无论反馈的信息是消极或者积极的，教师都应进行观察、记录，以此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帮助学生进行相关的历史客观事实引导，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学习国际关系时，教师常会提起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部分学生会模仿这一观点，因此在学生的思维过程中，教师要进行思维的纠正，帮助学生真心待人，不以国际关系衡量朋友关系。通过教师的观察和记录，及时对学生的情感态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重视、挖掘教材素材在新课标背景下，要求教师灵活使用教材，不可一味进行教材的教授，但是由于教材是承载历史和知识点的主要来源，在历史教学中重视教材的挖掘，对学生的情感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教学时需要以教材为基础，但是不完全依赖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关键步骤。例如：在辛亥革命这一课中，林觉民在革命前留的话：“重新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教师对辛亥革命背后的材料的挖掘，使学生了解到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精神，使其为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树立爱国思想，学生在情感震撼的同时自然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四)合理选取素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由于史料繁多及素材多样，教师在选取过程中应根据课程的需要进行筛选，突出学习重点，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材用量上要适中，根据课堂进行有选择的素材筛选。同时选取的素材要迎合学生的学习好奇心及对历史的向往，部分教师在素材选取时过于关注知识点的涵盖而忽略素材的趣味点，而使学生失去兴趣。因此，教师选取素材时注重知识的涵盖同时注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另外，素材的呈现一般采取多媒体的形式，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教师可以将素材呈现转移到 课前预习 阶段给学生播放出来，缩短课堂时间的同时给学生的情感奠定基础。

三、结语

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在促进学生历史知识掌握、了解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都具有积极推动意义，并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上有积极推进意义，对学生形成的处事及待人的情商能力产生影响作用。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是教育的重要理念，建立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尤为重要，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作者:刘苏莲 单位:江西省吉水中学

参考文献：

[1]肖瑛.基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达成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探索[J].长春出版社，2013.

[2]李云霞.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评价[J].历史教学，2014.

《 高中历史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性探索 》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精神培养，既能够实现教学目标，同时也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文环境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偶尔出现道德缺失和自私自利的情况，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高素质人才，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一、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1.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文精神的首要内容就是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人文精神中，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的价值，而人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最近几年，有些高中学校出现了一些极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高中生人文精神培养缺失有着重要的关系。

2.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内容是介绍优秀的 传统 文化 和传统美德的。通过典型事例的讲解，能够培养高中生的责任感及奉献精神，传承、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3.培养团队精神

在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与周围的人和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文精神非常注重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树立合作观念，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当前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立的个体没有发展的优势，只有与他人进行合作，才能够增强整体的竞争力。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人文精神，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增强与他人合作的意识。

4.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才能够保证一定的平衡。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出现了一些生态问题，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部分地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如果不采取有效 措施 ，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通过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能够教会学生更好地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1.更好地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越来越重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即教学应该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理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契合国家的素质教育方针。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塑造学生健全的品格，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通过人文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人文教育，能够更好地塑造学生的个性，帮助其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只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二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有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在人文精神培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教师的人文素质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够更好地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才能够有效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策略

1.提升教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对于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需要教师不断积累人文科学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在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中 总结 经验 ，向优秀教师学习。

2.运用多种教育手段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学《伟大的抗日战争》时，应突出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激发。通过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来更好地感染学生，利用多媒体查找、播放一些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使学生受到更加深刻的影响。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通过合作探究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培养自身的人文精神。

4.组织丰富的学习活动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增强实践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使其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访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从他们讲述中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学生接受人文精神教育。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教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使学生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效增强学生的自身素质，为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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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工作总结八

以“民族团结，从我做起”为主题，结合正在开展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地区“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认真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现将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利用周三下午集中进行学习，使全体干部职工从内心深处重视民族团结，从思想上教育干部职工坚决反对_，维护稳定团结，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通过组织学习、召开座谈会、撰写 心得体会 等形式，使广大职工统一了思想，引导全体干部职工自觉把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懈追求，转化为建设哈密、报效祖国的自觉行动，让“我能行”和“只有努力才能改变，只要努力就能改变”的观念成为新疆的时代强音。

二、召开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会，总结推广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探索新形势下进一步创新和深化民族团结教育工作的措施办法，挖掘和宣传民族团结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中心结合实际，开展了座谈、讨论活动，使全体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凝聚力量，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三、根据地区要求，组织干部职工观看电影《真爱》，使大家再一次感受到了纯洁的人性之美，灵魂得到一次净化，对善良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四、坚持以月促年，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为载体，利用LED宣传标屏、宣传栏、道德讲堂等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结合中心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党员干部“三个带头”意识，使全体干部职工在寓教于乐中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民族团结教育。

五、结合“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驻村工作组深入天山乡榆树沟村大力开展“四讲四送”活动(讲民族团结、讲发展变化、讲惠民政策、讲勤劳致富，送政策法律、送科技知识、送文化体育、送医疗卫生)，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普及教育，大力宣传“三个离不开”、“四个认同”思想，大做民族团结实事好事，排查解决各种可能影响民族团结的热点问题，真正发挥“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作用。

六、在日常工作中重视“双语”使用工作。中心是窗口单位，面对的是多民族群众，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各族群众，特聘用二名少数民族同志在前台，减少了因语言不通而带来的麻烦，方便了办事群众。在选拔“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驻村工作组成员时，充分考虑到该村实际情况，在五名工作组成员中，有一名哈萨克族同志，三名同志懂“双语”，为驻村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加深了各民族干部职工之间的感情。

民族团结工作总结九

为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特别是自治区党委陈全国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实施方案要求，塔城地区师范学校结合地区实际，于20__年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通过本次活动，达成了预期的目的，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结对认亲”

通过“结对认亲”活动，通过我校“访惠聚”工作队提供沙湾县柳毛湾镇柳毛湾村村民信息，和我校教师一对一结对(民汉搭配)，汉族教师与本校民族教师一对一结对，校内民汉教师一一结对，切实保证了“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日常化、经常化和规范化、制度化。

通过共同学习，充分发挥教师优势，帮助村民收集提供有利于结对认亲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各类信息，通过微信或QQ的方式宣传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民汉结对教师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互动互助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就学、就医、就业等问题，让有困难的村民或教师更多地共享了改革发展成果，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通过每两周一次的语言学习交流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民族教师的汉语水平，搭建了相互沟通交流的桥梁。农忙时节利用节假日时间，组织教师主动参与结对认亲户生产经营活动，同吃同住同劳动，锻炼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意志品质，在共同的劳动中也增进了彼此的友谊。通过共建“朋友圈”，教师与结对户发挥现代即时通讯工具便捷、迅速等优势，与结对认亲户共同建立微信群、QQ群，有效克服了空间限制，畅通了沟通交流 渠道 ，通话聊天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随时随地提供有益的信息和帮助。通过共办家庭聚会，有利于彼此了解饮食和风俗习惯，融洽感情，增进亲情。通过共学民族歌舞。有利于双方在相互 学 唱歌 曲、相互学习舞蹈中增强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欣赏，在愉悦的活动中拉近心与心的距离。通过共同“走亲戚”，有利于激发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情感。通过共照“全家福”。有利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二、加大民族团结教育宣传

学校教职工通过政治学习活动，组织主题班会活动，深刻认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对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作用。通过黑板报、宣传栏加强宣传，营造“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良好校园氛围，有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有利于更好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和群众血肉联系，有利于更好地保障改善民生、凝聚争取人心，有利于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塔城各族人民长期团结和睦的优良传统。

通过举办以“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的情景画创作大赛，加深了其对民族团结的理解，以班主任老师和心理学专业老师为成员组建师生一对一心理咨询站，帮助其树立了正确的生活观念。各班设立“民族团结” 才艺展示 角，有利于促进班级之间的交流，为进一步构建和谐校园打下坚实的基础。举办校级“民族团结一家亲”精品团活观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示范效应，更好地起到思想引导作用。开展以“民族团结一家亲我爱师范大家庭”主题演讲、征文比赛，鼓通过语言和文字表达了对民族团结的重视以及爱国爱校的美好感情。举办民族风俗文化交流座谈会，有利于实现各民族同胞彼此了解、互相尊重、共同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的目的。组织学生利用假期或者周末进行民族美食制作分享的活动，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与交流。设置校园“民族团结一家亲”留言墙，有利于提高每个人对民族团结的领悟力，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推进民族团结。开设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道德大讲堂，通过授课教师讲解、心得总结让民族团结深入人心。

此外，工会还进行了学唱民族歌曲、举办民族团结为主题的舞会、学唱民族歌曲、《民族团结应知应会》有奖知识竞赛、教职工之间帮扶我校困难职工等活动，都加强了各民族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民族团结的进程。

三、领导重视，抓落实、求实效

塔城地区师范学校成立“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领导小组，校党委书记王爱英任组长，校长黄志国任副组长，教务科、学生科、工会等教职工广泛参与，充实工作力量。其他各科室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学校的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做到了“三个到位”：一是思想认识到位，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认真安排，精心组织。二是学习宣传到位，做到普及面广、了解的人多。三是活动落实到位，使师生参与面不断扩大，各项活动丰富多彩。

民族团结工作总结十

为落实好工作精神，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活动，贯彻落实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年大会精神，根据县委县政府、县统战部要求，结合发改局实际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八进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确定目标

一是在发改系统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民族知识、民族团结典型人物事迹的学习、宣传、教育;二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实现人人参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三是推进各民族群众共学、共事、共乐，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四是推动形成人人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人人争做民族团结模范的社会氛围。

二、主要内容

(一)深入开展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在全社会继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三个意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学习、宣传、教育，理直气壮地讲党的恩情、国家的支持，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纳入发改局全体职工学习的全过程。

(二)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差异、尊重风俗习惯。解决好执法领域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大力推进各民族互学语言。形成互帮、互学、团结和谐的氛围。

(三)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在发改系统大力传播现代文化理念，引导各民族同志在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坚持到人、管用、有效原则，通过文化认同，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加强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民族在生活和工作学习中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不断增进感情，形成各族群众感情相融、心灵相通、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社会环境。正确处理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系，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尊重规律，把握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方向，既不能无视共性而放弃引导，也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忽视民族差异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

(五)贯彻落实好《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依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作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年活动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发改局全体职工对贯彻执行《条例》重要性的认识，把遵守和执行《条例》变成各族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

(六)以民族团结进机关为抓手，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结合发改工作实际，突出行业特点，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引导各族干部职工广泛参与创建，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进机关”重点处理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本职业务工作的关系，以创建活动促业务工作，以业务工作带动创建活动，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凝聚各族群众的向心力，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七)引导各族干部职工自觉远离宗教极端，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的威胁，也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现实危险。要结合近年来的典型案例，讲清楚宗教极端思想的本质和危害，引导各族干部职工自觉抵制宗教极端思想侵蚀。主要领导要带头开展宣讲，每月至少一次，结合区情、州情、本单位实际，宣讲要言之有物。要加强对用好“五把钥匙”，坚持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科学普及“四管齐下”，切实增强各族群众明辨是非的能力，提高对宗教极端思想的辨别力和免疫力。

(八)精准脱贫攻坚，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民族团结进步的民心基础。继续开展好民生建设年活动，科学规划民生建设项目，把精准扶贫、脱贫与争取和凝聚人心相结合，要从群众呼声高、与百姓生活密切的具体事入手，从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做起，多办一些顺民意、惠民生的事，重点向基层倾斜，向“访惠聚”倾斜，向促进民族团结倾斜，在凝聚人心上更加见到实效。

三、重点工作

(一)发挥民生发改的功能，配合有关单位，部门，落实好自治区提出解决突出问题的27项举措和自治州提出的23项举措。要逐项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全面落实到位。

(二)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宣传活动。以《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以及民族团结进步典型人物事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为主要内容，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理论的专题辅导，加强对领导干部学习掌握《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讲透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和带来的巨大变化，讲明博州各族干部群众发挥主体作用取得的成绩，讲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法律法规，讲清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和现代文化的引领方向，讲好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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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哥们大学八成学文科的。我来写写看看能不能对你有所帮助。1.简介：广西地方风味名菜因地制宜，广采当地特产为原料，在配置上，突出主料，切配精细，讲究口味，注重节气时令变化及火候的把握。2.历史：广西风味名菜又称桂菜，起源于宋元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得以发展。3，特色：广西饮食特色为为：桂东南风味，桂北风味，桂西风味和少数民族风味。各色风味名菜：桂北地区：阳朔田螺酿，全州黄焖禾花鱼，荔浦扣肉，灵川狗肉，桂林荷叶鸭，龙城铁锅鱼桂南地区：南宁烧鸭，合浦珍珠螺肉汤，北海清蒸西施舌，龙州芝麻鸡，邕城脆皮鸡。桂东地区：梧州纸包鸡，陆川烤乳猪，玉林牛吧，容县红烧豆腐，西山乳泉鸡。桂西地区：环江腊香猪，魔芋豆腐，靖西腊鸭，油鱼，没六鱼。民族风味：侗家酸鱼，壮家三夹“红肠，猪肝，粉肠”，瑶族羊骨圆，毛南才牛肉，壮家五色糯米饭。

广西特色文化探究来源：24期中青班 作者：赖富强 点击数：519发布时间：2011/5/3 9:52:55广西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地质地貌、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多民族聚居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变迁和发展，孕育出广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丰富多彩。一是山水文化。美甲天下的广西山水，构筑了广西特色山水文化的灵魂。从历代文人墨客的山水诗词到纵览千年的各类石刻，从徐霞客的八桂足迹到现代人的广西游记，从千百年的传说到漓江画派的出现，都体现了广西山水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广西寻找山水文化的体验，让人身心愉悦，领悟倍升。经过历史的沉淀，广西有非常经典的山水文化。比如桂北山水文化，这一由桂林山水为主题的经典组合，除了三山两洞一条江（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芦笛岩、七星岩、漓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文化烙印和传奇故事外，还有桂林王府的独秀峰、兴安灵渠、桂海碑林等许多地方所沉淀的丰富山水文化，让人在山水中体验文化，在文化中领会山水，从而使心灵得到升华。体验到“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等许许多多的山水文化。而古今中外的名人在游漓江时兴奋和感受，更成为这条被誉为“天下最美的江”凝聚出山水文化的灵魂。又比如徐霞客广西足迹的山水文化。《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文学、地理学名著。在《徐霞客游记》的60多万字中，描述和记载广西部分就达到其三分之一还偏多的21万字，这给广西的山水文化留下了十分丰厚的一笔。1637年农历闰四月初，徐霞客由湖南入广西，历游全州、兴安、桂林、永福、柳州、柳城、融县、象州、武宣、桂平、陆川、玉林、北流、容县、贵县、横县、邕宁、南宁、隆安、天等、大新、崇左、扶绥、宾阳、上林、忻城、宜山、河池、南丹等地。1638年农历三月底，从南丹入贵州。徐霞客在广西整整一年，走遍广西大部分地区。《游记》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他是第一个系统地考察研究广西溶岩地貌的学者。通过细致的观察分析，他对岩洞、石钟乳、伏流、落水洞、漏斗洼地等的成因都作了科学的解释 。想要与古人进行对话式的山水文化体验，徐霞客在广西的足迹路线是理想的选择。红水河奇石文化是广西山水文化的精华之一。红水河是珠江水系西江上游的干流，因流经红色砂贝岩层水色红褐得名。沿途群峰夹谷，河床深邃。红水河石天下奇。近年来，红水河因产奇石而闻名于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叫绝。红水河奇石是被激流漩涡“啃咬”出来的，红水河仿佛一位才艺高超的雕刻大师，把一块块毫无生命的石头，雕刻成一块块百态千姿、晶莹坚硬、栩栩如生、饱含生命色彩、人见人爱的奇石。不管大小轻重，品位高低，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主题、情调和风格，且各领风骚，互不谦让，令人感叹。 红水河石造就了广西的奇石市场，造就了广西的奇石文化，使红水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奇石之河”。近年来，赏石成为一种时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奇石文化也越来越普及。奇石也成为许多收藏家的青睐之物。沿广西红水河出发，可作令人意想不到的奇石文化的深度体验。二是历史文化。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广西文化的精华所在。远古文化、史前文明、古镇古村、抗战文化等等，遍及八桂大地，在这茫茫史海中如何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必须根据出土文物、考古发现以及各地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遗产）的挖掘状况，才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广西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远古文化与史前文明在八桂大地星罗棋布，是广西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的地方就有许多。如“柳江人”遗址的白莲洞，位于柳州市南郊莲花山上，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提议筹办的我国第一座洞穴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的古人类和哺乳动物的化石。大约距今5万年以前“白莲洞人”已经会缝制衣服，用火和熟食，构成的白莲洞文化。白莲洞文化及附近的在人类学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白莲洞遗址已经成为中外人类学家关注的科研场所、科普课堂和旅游胜地。而在80万年前的地层发现的百色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址，有石器加工场、用火遗迹等，表明有一群晚于80万年前的古人类在百色盆地活动，这些古人类曾在这里制作工具，在寒冷的冬天燃起篝火取暖或者烧烤食物。如位于百色市右江区的大梅遗址、田东县的坡洪遗址、田阳县的那赖遗址。证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提出的所谓“两个文化圈”的理论是不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在来宾、柳州、柳城、桂林、荔浦、百色、灵山等地发现10多处重要的古人类及脊椎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广西已成为国内继北京周口店之后又一古人类研究的热点地区。其中重要的发现有麒麟山人、柳江人、白莲洞人和甑皮岩人4处古人类化石产地及百色古人类文化遗址、南宁顶蛳山遗址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左江远古文明”。 在连亘左江数百公里的悬崖峭壁上，一幅幅用赭红颜料平涂的人物、动物、器物画像。画面一般距离江面20-40米，最高的达120米左右。画像大小不一，有的3米，有的仅四五十厘米。据1985年的综合考察，左江流域崖壁画已发现79个地点、178处、280组。宁明花山崖壁画，以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图像众多而居左江崖壁画之冠，是左江崖壁画的代表，这里已建成较好的旅游景区。体验广西的历史文化，广西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场所，除出土文物及考古发现外，还有许许多多各类别的历史文化，如铜鼓文化、非物质文化等等。近年来，广西古镇古村的开发成为体验历史文化之旅的重要景点景区。素有“梦境家园”之美称的昭平黄姚古镇，保存着目前全国最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群之一。古镇按照九宫八卦图布局建筑，始建于宋朝开宝年间，明清时期得到大发展。现在的古镇保留了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透视出悠久的历史和昔日的繁华。钦州灵山的大芦村是广西目前较大的明清民居建筑群之一，房屋结构功能齐全，明末清初岭南豪宅的建筑风格明显，显露出强烈的宗法制度观念意识。古宅依山傍水，古静幽深，藏有文天祥手迹等大量的文物珍品，见证着历史的辉煌，最宝贵的是这里藏有三百多副明、清时期创作的传世楹联，有着珍贵的人文历史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所以又有“中国楹联第一村”之誉。南宁的扬美古镇建于宋代，是当时方圆近百公里的商品集散地，也是辛亥革命党人黄兴、梁列亚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有著名的魁星楼、清代一条街、明清古建筑群等景点。广西的古村古镇很多，如玉林的高山村、兴业的庞村、富川的秀水村、灵川的大圩镇、靖西的旧街等，各地都有较好的保护和开发，是体验广西历史文化的理想之地。在广西抗战文化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整理和挖掘，在此难以一一罗列。抗战时期，桂林作为国统区的文化之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他们当中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等。这些文化界著名人物来到桂林后，与桂林的同行们一起兴办各种社会团体，通过电台广播、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各种展览和文艺演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南宁昆仑关战役是中国国民政府发动反攻的决策与日本侵略军当局发动“一号作战”计划硬碰硬的结果，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此战为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光辉战例，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是确实值得后人敬仰的浓彩一笔。三是民族文化。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世居民族，此外还有25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并富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是广西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以“唱、跳、吹、斗、踩”五大特色为代表符号的广西民族文化，渗透到广西各地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也是人们体验广西民族文化的最重要方面。“唱”，即唱山歌，是岭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壮族传情达意的重要生活方式。“跳”，即跳舞，是广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中的重要表现形式，“跳”的内容十分丰富，如壮族、瑶族、彝族都跳铜鼓舞，侗族、苗族、彝族都跳芦笙舞等等。“吹”，即吹奏，如吹芦笙，甚至吹树叶。这是广西多个少数民族民俗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以广西的苗族与侗族最为典型。“斗”是广西多个少数民族传承的民俗活动中，“斗”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有斗马、斗牛、斗鸡、斗鸟、斗狗等。“踩”，即踩堂、踩高跷、踩火海刀山。 在对广西民族文化的体验中，刘三姐文化是其精华所在。在刘三姐的出生地宜州，在刘三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柳州、桂林，都有许多能够深度体验刘三姐文化的景点景区，如宜州的流河寨、柳州的鱼峰山、桂林的刘三姐风情园等等。桂北少数民族风情文化线路是对广西民族文化的经典体现。柳州—融水—三江—龙胜—桂林 ，集中了岭南地区民族文化的“风情四绝”。 “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桥”，构成了最经典的岭南“风情四绝”，叫人无比赞叹。当然，广西的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县、自治乡都是民族文化的蕴藏和体验之地。最能体现广西民族文化的是常年不断的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各地大大小小的节日就有330多个，平均下来几乎是天天都有节庆。四是宗教文化。广西的宗教文化可分为原始宗教文化和外来宗教文化两大部分。广西民间在每年固定时间举行的祭祀仪式，大多保留着原始宗教的形态。特别是一些世俗化的民间祭祀活动，主持人往往是公众推选出来的有权威的中老年人或是在当地有影响的所谓神职人员。如桂西南一带在每年的正月或八月间举行的“祭月请神”，通过祭祀月神，请月神以“神魂附体”，请月神下凡与人们对话等。这种仪式较多的保留着早期氏族社会宗教活动的遗风，即宗教活动是全民的，是由民族首领所主持的。在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南丹、天峨等地，每年的正月初一举行以青蛙为崇拜对象的宗教祭祀仪式。届时，全村的男女老少到四周寻找青蛙，最先找到青蛙者鸣炮报讯，这位第一个找到青蛙的人便是当然的祭祀主持人。而在靖西一带，每年举行祭祀鸡血藤和铜锣的活动，由村人推举出村中德高望重者主持向祖先神灵献祭，然后再长者的带领下，众人围绕着放在木桩上的一条粗大的鸡血藤，一边敲响铜锣，一边跳起粗狂的舞蹈，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历史上广西先民虽然没有统一和严密的宗教组织和教义，但民间对自然神、对祖先的祭祀包括对远祖以至故去的亲长的供奉、祭祀形式，各兄弟民族大同小异，按岁时祭祀之外，还举行一些各地自己世代相传的族群习俗活动。比较有影响的是梧州的龙母庙，是广西最大的原始宗教场所。广西的外来宗教主要有道教、佛教、天主教以及儒教等。桂东地区是体验广西宗教文化的最主要线路，从梧州—玉林—贵港，有影响的宗教旅游胜地很多。道教文化方面，中国有道教三十六洞天，其中，广西有三个洞天，占全国道教洞天总数的十二分之一，都在桂东地区。根据道教洞天的排位，广西的洞天分别排在第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位。它们分别是：容县的都峤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曰宝玄洞天，在容州普宁县，仙人刘根治之。桂平的白石山洞——周回七十里，名曰秀乐长真天，在郁林州南海之南也，又云和州含山县，是白真人治之。北流的勾漏山洞——周回四十里，名曰玉阙宝圭天，在容州北流县，属仙人钱真人治之。佛教文化方面，桂东地区在岭南一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桂平西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名山,又称思灵山。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更有浔城半边山”之称。这“半边山”就是指桂平西山。西山有水汽洗濯，又似天外之云，无尘埃污染，再有古树参天，清泉甘洌，怪石嶙峋，石径曲幽，有“人间仙境”之美誉。广西佛教协会的驻地就在桂平市的西山，这里虽然离桂平市城区不到两公里，却是一处非常幽静的修行之地。西山是广西最早的佛教传播地之一，早在唐朝时，就有人在山上的岩洞里出家修行；宋代时营建了上寺——南华古寺，清朝顺治年间修筑了下寺——洗石庵。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界的多位高僧曾在西山的寺庙中担任住持，他们当中有全国知名高僧、曾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巨赞法师和现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的释觉光法师；著名佛教大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释宽能法师自1949年来到下寺洗石庵主持佛事，一直到1989年圆寂，再也没有离开西山，1989年涅槃时，还留下了三颗舍利子，这不仅说明大师是有道高僧，还证明了西山是佛教的吉祥之地。“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是中国人对年长者过生日的祝福语，就出自贵港市的南山上，岩壁上尚留“不老松”摩崖石刻。座落于此地南山寺是千年古寺，岭南名刹。宋仁宗皇帝亲书“景祐禅寺”匾额赐给南山寺。因此，南山寺又名景祐禅寺，寺里还有非常珍贵的菩提树。梧州的四恩寺，是岭南现代第一寺，气势恢宏，以“报三宝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为寄托。除桂东地区外，广西较有影响的宗教文化场所还有上林的莲音寺、柳城的开山寺、柳州观音禅寺、桂林的栖霞寺、阳朔的鉴山寺以及被誉为“楚南第一名刹”的全州湘山寺等等。儒教文化方面，恭城文庙是广西保存最完整的孔庙，也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创建于明朝永乐八年，寺庙建筑飞檐高翘，重檐歇山式，琉璃瓦盖，金碧辉煌。历代以来，每年的春仲月（农历二、八月），都要在大成殿举行隆重的祭孔活动。南宁孔庙也是体验儒教文化的重要场所。在天主教文化影响方面，广西主要集中在北部湾的北海、钦州、防城等地，尤其是涠洲岛，岛上居民大部分信仰天主教，天主教是这里惟一的宗教。在1860年前后，法国传教士踏上了涠洲岛的土地，开始在这里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徒，建造了“涠洲天主教堂”，也传播了天主教的宗教文化。此外，伊斯兰教文化在广西也有零星的传播和影响。五是海洋文化。广西的海洋文化集中在北部湾沿海地区，对广西海洋文化的体验，主要在海上丝路文化和南珠文化方面。“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开辟的通往东南亚，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波斯等地的海运航道。从秦汉时期开始，我国中原及南方沿海地区的商贩就把陶瓷、布匹、丝绸等商品装船，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发往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转运至埃及、罗马等国，而东南亚及欧洲商人则通过这条航道带来毛织品、玻璃器皿等异域珍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与西北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起，成为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梁。在广西合浦县一个名为“古城头村”的地方发现了西汉时期的船步（即现在的码头），这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码头。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广西合浦一带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当时，这里是繁忙的国际贸易港口，中国南方出产的丝绸、瓷器从这里装船运往东南亚和波斯地区，而西域运来的毛织品、琉璃制品等在这里登岸，销往全国各地。南珠文化方面，北部湾所产的珍珠被历代的皇亲贵族所宠爱，《西厢记》、《红楼梦》等名著中关于贵妇人的描写，往往都离不开合浦珍珠。公元前100多年的汉代，合浦、钦州、防城一带就已盛产珍珠，历代皇帝都派人到此地采集，有“白龙珠城”、七池八寨之说。采集最盛期是明弘治12年，年产珍珠最高达28000多两。合浦珍珠曾几经兴衰，却一直以“西珠（欧洲）不如东珠（日本），东珠不如南珠（合浦）”的“南珠”闻名于世，其中“夜明珠”和当地所属营盘珠被誉为世界珠王，因而合浦有珠乡之美称。这里还流传着“珠还合浦”的故事。六是福寿文化。福寿文化在我国由来已久，追求长寿、福气和好远人皆有之。广西的福寿文化除了与全国的一致性外，又有其独特的地方福寿文化。广西作为一个生态大省和长寿福地，广西的福寿文化更多体现在养生体验方面。经过多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多届国际长寿养生研讨会的举办，广西的福寿文化具有更广的视野和更深的造诣。广西的福寿文化之旅，首推广西巴马县、凤山县一带的盘阳河流域，这是世界公认的长寿之乡，长寿人口比例高居世界著名长寿地区之首。巴马、凤山的长寿老人多生活居住在盘阳河一带。在这条河流两岸，你只要随便走走，就可以遇见百岁老人。百岁兄弟、百岁姐妹、百岁夫妻在这一带也不罕见，盘阳河也因此被世人誉为“世界长寿之河”。巴马也是至今唯一荣获《世界长寿之乡》国际证书的地方，每年慕名而至的国内外游客数以万计，他们在盘阳河畔休闲养生，使这里的福寿文化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传播，形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养生理念和福寿文化知识。在桂林的永福县，众多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中,福寿文化别具特色,被列为桂林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永福县素有“福寿之乡”的美誉，其深厚的福寿文化的底蕴中，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又有地方文化的个性。永福的福寿文化可分为福文化和寿文化。其代表便是县城凤山顶上的“福”字石刻和百寿镇百寿岩中的“百寿图”石刻，这是永福县福寿文化的标志。此外，还有沿海地区东兴一带的滨海福寿文化和位于北回归线上的南宁大明山的福寿养生文化，都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是体验广西福寿文化的好去处。七是饮食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文化作为大众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广西的饮食文化体现在其多元化、特色化、健康化和时尚流行化等方面。广西的饮食文化之旅可渗透到八桂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一些最偏远的地方，往往都有意想不到的美食和独特的饮食文化。从大体上分，广西的饮食文化可分成桂北饮食文化、桂南饮食文化、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和北部湾沿海饮食文化。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共存发展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餐饮文化，也有不同的饮食习俗。长期以来，广西各地不断创造和保存着各自原有的地方菜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口味独特的广西菜，也叫桂菜。不管到广西的哪个地方，甚至是某个县某个乡，都会有一两种美食或一两道名菜让人怦然心动，叫人永生难忘。广西菜的特别之处在于其绿色、保健、长寿，在于其土生土长的原生态。正所谓“健康美食，吃在广西”。但同时，广西人接纳外来的饮食文化也是不遗余力的。根据广西各地的居民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惯，粤菜、湘菜、川菜、东北菜、潮州菜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风味菜，在广西各城市都很有市场，首府南宁更是全国各地多路菜系和东南亚菜系荟萃融合的地方。但一般来说，桂北地区吃湘菜比较普遍；桂东桂南地区则比较流行粤菜。尤其是北部湾沿海地区，所吃菜系与广东粤菜相差无异。广西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时尚流行化，在南宁、柳州、桂林等较大城市，往往每年大家都喜欢集中吃一两个菜似的。

提要民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是顺应当今世界旅

游的发展趋势。

广西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只有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开发民俗文化

旅游,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与旅游业两

者更好地融合,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拉

动广西各民族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一、民俗文化、民俗旅游的概念、特征

(一)民俗文化与民俗旅游的概念。

民俗是

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历程中创造的民间文

化，包括民间习俗、信仰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

一切技术与文艺。

民俗文化，则是世间广泛流

传的各种风俗习尚的总称，包括存在于民间的

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

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

民俗文化内容丰富

多彩，有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居住

样式、节庆典礼、宗教信仰、传统服饰、民间艺

术、烹调技艺、工艺特产、音乐歌舞等，它以丰

富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广大

的海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是一种新型的、高层次的文化旅

游类型，它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为

背景，以各种民俗文化事项和民俗活动为资

源，并通过挖掘整理和再现或艺术加工的手

段，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服务的一种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现象。

它将成为

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

各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

风土人情、风韵别致的文物古迹、情趣怏然的

民间文娱活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国内外游

客。

(二)民俗旅游的特征“。

民俗旅游”有着自

身的特征，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1、质朴的民间性。

民俗源于民间生活，体

现民间生活，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与

语言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总显示出浅显不定

的功能作用，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所不可或

缺的基本手段。

民俗是伴随着生活的需要而自

然形成，历久传承的文化形态，而非朝廷的、官

府的、寺庙的等上层文化或宗教文化的简单代

表。

因此，民俗旅游应取材于民间风俗，才会显

示出其固有的特色。

2、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俗体现民族

的生活，并因各民族生存空间不同而各有差

异。

所“谓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正反映出

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民俗旅游的开发

应以本地资源为依托，不应胡乱建设、猎奇，这

样才使旅游产品具有当地特色和民族气息。

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3、情趣的乐观性。

民间生活追求向上的、

乐观的，应与悲观绝缘，民俗旅游的开发要以

娱乐、审美、认识、教化等功能的习俗为体裁，

让游客在旅行当中感受到生活与劳动的乐趣

与美感，杜绝以迷信、不健康的内容作为民俗

旅游产品去开发。

4、主体的对外性。

民俗源于本地民间生

活，是经过世代相传而存留下来的。

因此，民族

地区对自己的民族本身或当地群众没有太大

的吸引力。

在文化渊源上讲，与民俗旅游创办

主体的血缘关系越远越是具有吸引力，所以国

外或省外游客就成为民族地区最大的客源。

二、广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民俗文化村、园。

目前，广西建有许多

的民俗文化村（风情园），这是广西最主要的民

俗文化旅游产品。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西

各地先后建成了融水贝江苗寨、贺州瑶族风情

园、龙脊壮寨、三江侗寨、金秀瑶寨，还有正在

凌云县兴建的凌云土司民俗文化村等旅游项

目，使广西的民俗文化旅游更加丰富，更具吸

引力。

游客通过实地的旅游活动，能亲身体会

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

可以间接传播该地的民俗文化，对扩大该地的

旅游知名度，树立品牌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

(二)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含民族博

物馆）主要是对民族建筑或民俗实物的展示与

介绍。

这类产品以广西民族文物苑为代表，该

苑位于南宁市广西博物馆陈列大楼后面，1988

年建成开放，总投资280万元，占地万平方

米，是以广西民族建筑为主题，苑内有铜鼓巨

雕、镇边大炮，建有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

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

等，还建有榨油、碾米、造纸、制陶、榨糖等民间

手工作坊，均极富有民族乡土气息。

另外，靖西

县壮族博物馆、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博物馆和

金秀瑶族自治县瑶族博物馆，分别展出以介绍

壮族、苗族、瑶族历史和民俗风情为主的实物

和图片，特别的壮锦、苗锦和瑶族蜡染工艺品

更是这些民族民俗文化的精华。

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首座白裤瑶生态博物馆已于2004年

11月26日在广西南丹县正式对外开放。

(三)民俗旅游节庆活动。

广西有11个少

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

日，且场面盛大，别具民族风情。

如壮族的蚂拐

节、牛魂节，苗族的苗年、芦笙节、

补充：

节，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侗族的侗年、花炮

节、冬节，仡佬族的吃虫节、拜树节、春耕节，京

族的哈节，仫佬族的依饭节、牛马节，彝族的跳

公节，毛南族的分龙节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

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内

涵。

现已开发的南宁国际民歌节、桂林山水历

史文化节、柳州三月三歌节、阳朔的渔火节和

啤酒节、北海的珍珠节、凭祥的边关节等现代

节日活动，映托出浓厚的现代文化氛围，同时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的生活乐趣。

(四)服饰、饮食、建筑文化。

民族服饰是民

俗中最直观的东西，能够突出一个民族特有的

习俗，给身临其境的游客深刻强烈的印象。

广

西各民族人民着衣多姿多彩，给人耳目一新的

补充：

感觉。

例如，侗族妇女喜欢穿金戴银，其服饰多

为短衣长裙，衣服的各个部位都配上花边和飘

带，白褶裙层层叠，穿戴起来，显得绮丽多姿。

“吃”是旅游活动的六要素之一，也常常被人们

赋予审美、艺术、礼仪、禁忌等文化内涵。

广西

物产丰饶，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茶酒饭菜风味

独特。

壮、侗、苗、瑶居民多为干栏式建筑，一般

以木为原料，穿榫凿卯，很少用钉，却很牢固耐

用，苗族、彝族“的吊脚楼”就颇具特色，侗族的

三江程阳风雨桥和马胖鼓楼就是这种木结构

建筑体系的杰出代表，也是侗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

(五)民间歌舞、游艺与民族手工艺品。

广

西素“有歌海”之美誉，刘三姐就是壮族民歌的

杰出代表。

每年三月三举行的歌圩，场面盛大，

一片歌的海洋。

壮族的山歌、扁担舞，瑶族的长

补充：

鼓舞、瓦鼓舞，侗族大歌、情歌，彝族的阿细跳

月，京族的哈歌、花棍舞、毛南的罗海歌，苗族

的板凳舞，仡佬族的牛筋舞等，都千姿百态，风

情各异。

每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节令广西的山歌

走向了国际舞台，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

传唱，从某种程度上推广了广西的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的民间游艺和戏剧给各族人民增添

了不少生活乐趣，侗家斗牛、苗族斗马，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

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

织染、刺绣、编织、雕刻。

苗族的刺绣、瑶族的挑

绣，手工精巧，图案优美生动。

毛南族的编织和

雕刻，独具民族风格，此外，石雕、玉雕、木雕、

贝雕、竹编、藤编、珍珠、绣球等民间工艺品久

负盛名，深受游人喜爱。

三、调整思路,实施民俗文化旅游的整体

开发策略